鸦片战争后到《申报》的创办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重大事件”，洋务运动也在这期间发展起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客观形势，也推动了报刊的发展、变革。
外报迅速增加(仅指汉文报刊)，出版地点由广州、澳门和临近中国的南洋各地，扩展到香港、上海、宁波、北京等城市。报刊本身也起了重要变化。
1.商办报纸大量出现，并逐步取代宗教报刊，成为外国在华报纸的主干
这些报纸的出版地点，大都集中在外国商业侵略基地香港和上海。第一个商办报纸是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这是中国第一个汉文报纸(按：现经考证中国第一批汉文报纸是1857年末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它是最早的汉文日报)。接着，在1864年(按：现经考证，或在1872年4月)香港又出现了另一家著名的商业报纸《华字日报》。《上海新报》于1861年创办，它是上海第一张汉文报纸。
这些报纸是适应英国在华迅速发展的商业需要创办的，主要篇幅刊登商业行情、广告和船期等内容。《华字日报》在报眼上写明：“新闻一、三、五印发，行情每日派送”，可见对商业内容的重视。《上海新报》在发刊启事上说：“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观此新报，即可知某行现有某货，定于某日出售。”这种报纸为商业服务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商业情报必须及时，所以日报首先在商办报纸中产生。由于商业对报纸发展的重大影响，此后，行情、广告成为报纸必备的内容。
2.宗教报刊增加非宗教性内容，逐步向综合性方向发展
最早一批宗教报刊宗教色彩很浓，主要内容为宗教与科学，而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义”。在鸦片战争前后，情况开始变化。战后第一个宗教刊物《遐迩贯珍》则强调以增闻见、“格物致知”为主要任务。它大量刊载科学文化著作(如历史、地理、生理知识)和中外新闻，并开宗教刊物刊登商业广告之先河。随后在上海出版的《六合丛谈》《中外杂志》《教会新报》等宗教报刊，都是将科学、宗教、时事、商务等项内容兼收并举，有的还谈论政事和文学。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这些刊物是为英国在华的整个殖民事业服务的，比起国内宗教报刊，它们的任务要广泛得多。随着英国在华侵略活动的扩展，它们的宣传领域自然也更加广阔起来；再就是，适应读者共同兴趣，本是报刊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何况中国读者缺乏西方那样的宗教热情，如果满纸宗教教义，它所吸引的读者就一定有限了。
3.新闻逐渐占据报刊的重要地位并有了重要改进
最早的宗教报刊，新闻绝少，到鸦片战争前夕，新闻开始多起来，以后一直占宗教报刊的重要篇幅。至于商业报纸，可以没有言论，但新闻是必备的，内容日益广泛，原来只是刊载译自外报的国际新闻和转录京报上的材料。《遐迩贯珍》则刊有军事新闻(关于太平天国军事活动的报道)。商业报纸开始大登社会新闻，如《巡拿巨盗》《赌徒戒子》《卖女可怜》《深入险地》等(均见《上海新报》)，这与香港、上海等西方文化生活的输入、市民群的兴起有关。当时在西方是社会新闻流行的时代，也不会不影响到这些外国人办的报纸。当时的新闻来源除译报和转录京报材料外，主要由传教士、外商和编者的友人提供。《上海新报》开始派人采访太平天国的战事消息。再就是登报征稿。《中外新报》在启事中说：“又或里巷中有事欲载报内，可至敝处商酌补入，无非人求多闻，事求实迹之意。”这种应征稿件大都为社会新闻，又多半为道听途说之作。《上海新报》在征稿启事中公开讲明，作者可根据得自“传闻”的材料写稿。
在新闻写作方面也有了改进。举例如下：
四月初八日接到省信，内云：近日省垣人民困惫多端，而最关心者莫若绝粮一事。……闻此次来船除载米外，多载干柴并杂货云。(1854年《遐迩贯珍》)
25日申刻。吴淞探称：罗店之贼卡添贼把守，大股援匪屯于嘉太两城。浏河踞贼不少，声言先扑宝山，再图东窜之语。(1862年7月28日《上海新报》)
这两则消息所写的都是读者所关心的事实，文字简练，没有废话，所谓新闻五要素，大致具备，可说是比较符合新闻稿的要求。比起第一批宗教刊物上的新闻，有了显著的进步。当时好的新闻稿，最早差不多是在军事报道中出现的。军事新闻在新闻改革中起了先锋作用。
1872年上海《申报》的创办，把报纸的业务变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一个重要表现是，自《申报》开始，评论和文艺才成为报纸的必要的内容。在此以前，报纸(当时都为商业性)虽然都重视新闻和广告，可是对评论和文艺却并非都给予注意。例如，《上海新报》基本上不登评论，文艺稿更是偶尔一见。正是《申报》对这种状况进行了突破。它在创刊号的“条例”上，特别列出专门条文征求文艺稿和评论稿。每期报纸都有言论一至二篇，文艺(当时主要为竹枝词)也成为报纸不可缺少的内容，副刊的诞生实由此开端。可以这样说，由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四部分所组成的近代报纸模式，就是在这时确定下来的。
《申报》还对言论本身进行了改革。与宗教报刊上那些阐发教义、介绍知识之类的文章不同，《申报》强调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不断对当前中国的内政外交、上海市政建设和各种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表现出报纸加强言论时事性的努力。从《议建铁路引》《开矿论》《商贾论》《中国人宜亲出洋贸易论》《租界街道清洁论》《论西国贷银事》等题目中，大致可看出它言论的趋向。
新闻报道有所进步。比起《上海新报》，《申报》新闻稿的数量有了增加，报道面有所扩大。引人注意的是它对部分社会新闻所作的革新。社会新闻本是新闻报道中较为落后的领域。在《申报》上，那些谈狐说怪，记述男女琐事的社会新闻也是屡见不鲜的。重要的是，《申报》已开始运用社会新闻揭发社会黑幕，反映下层群众不平遭遇了。不管对这种现象应做如何解释，不能否认这是一种有意义的突破。新闻通讯文体的出现，是《申报》在新闻报道方面所取得的又一成果。诚然，这些所谓通讯，大多是采用中国小说(如《聊斋志异》)写作的手法，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写成的，作者还不懂得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区别。不过间或也出现反映作者现场采访，写得细致生动的好稿。可以看出，新闻文体是在一步步前进。
报纸的观念有了变化。《申报》批评京报只“见国家之意”，强调报纸应该表达民意。当然，我们很难期望这种外国人办的报纸，真正能够反映人民大众的意见；不过，从京报之达“君意”、传教士报刊之达“神意”到《申报》之主张达“民意”，毕竟是一重要进步。还应注意，当时其他报纸，大多把报纸看成介绍知识、传播消息的工具，而《申报》实进而主张报纸是社会舆论机关了。这种观念的变化，和上述业务变革有着某种联系。《申报》是一张以营利为目的的报纸。它公开声称：“若本报之开馆，余愿直言不讳焉，原因谋业所开者耳。”(《论本馆作报本意》)事实也是如此。报馆主人美查是因贩茶失败才转而办报的，他的办报活动是他原先商业活动的继续。申报馆也和燧昌火柴厂、江苏药水厂等一样，是他在华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办报人的政治观点当然会在报上反映出来，但他们并不是为宣传某种政治观点而办报，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宗教报刊不在谋利。商业报纸当然要为资本家赚钱服务，不过原先一般重在为推动商业发展效力，至于报纸本身的营利并非主要目的，很多商业报纸是受津贴的。《申报》与此不同，报纸本身是以营利为宗旨的。营利报纸的出现，是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现象。《申报》的很多业务改革，由此而来。既然以营利为目的，就必然把报纸的销售量作为生命线。因此，如何适应共同兴趣，满足官、商、学以至一般市民多方面的需要，就成为报纸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而为了见好于广大读者，又必须以为中国人民谋利的姿态出现。这点，报纸主人讲得很清楚。他说《申报》“所卖之报纸，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恃者惟华人”。认真研究一下不难了解：正是这种营利方针，推动了《申报》所进行的种种改革。美查还把商业经营的原则运用到报纸工作中来，与当时上海唯一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展开了激烈竞争。首先是售价上的竞争，《上海新报》每张售铜钱三十文，《申报》则不惜暂时蚀本，每张售价降为八文。它还针对《上海新报》不登言论和文艺稿的弱点，增加了这些内容(不全为此)，改革业务，增加竞争能力。老资格的《上海新报》终于为这报坛新手所击败(自行停刊)。以前在广州和香港出版的报纸，在贸易政策、政治倾向这些问题上曾不断相互斗争，但报纸之间开展这种商业性的竞争这还是第一次。以营利为目的的报纸所以能出现，必须具有报纸能够成为赚钱的企业这一前提。19世纪上半叶，中国还没有这个前提。70年代前后的上海为产生这种报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