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回退
时间：2001年12月
地点：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当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我算是一个逆行者，两年前开始阶段性地离开城市，大半时间定居中国南方一个偏僻山区——我在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当知识青年的地方，曾经进入过我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及其他作品。我在那里栽树，种菜，喂鸡；收获的瓜果和鸡蛋如果吃不完，就用来馈赠城市里的亲戚和朋友。这是一种中国古代读书人“睛耕雨读”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有一位报纸记者跑到这个地方找我，对我的选择表示了怀疑：你这是不是回避现实？我说什么是现实？难道只有都市的高楼里才有“现实”？而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和占中国土地百分之九十五的乡村就不是“现实”？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这是不是要对抗现代化？我问什么是“现代化”？我在这里比你在都市呼吸着更清新的空气，饮用更洁净的水，吃着品质更优良的粮食和瓜果，还享受着更多的闲适和自由，为什么这不是“现代化”而你被废气、脏水以及某些有害食品困扰并且在都市的大楼、地铁、公寓里一天天公式化的疲于奔命倒成了“现代化”？
问题很明显：这里有对“现代化”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回顾我们刚刚告别的二十世纪，从欧洲推向全球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浪潮，都以“现代化”为目标，甚至都曾用经济和技术的指标、甚至单纯用GDP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所谓“现代化”的程度。可惜的是，经济和技术只是我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实上，经济和技术的活动也并不都体现为GDP，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谈到过的家务劳动等等。在我这两年中的乡下生活里，优质的阳光、空气、水，这些生命体最重要的三大基本元素都不构成GDP。自产自给的各种绿色食品因为不进入市场交换，也无法进人GDP的统计。我所得到的心境的宁静、劳动的乐趣、人际关系的和睦、时间的自由安排等等，与GDP更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在我那位记者朋友看来，我是一个GDP竞赛中的落后者，一定生活得很痛苦，甚至已经脱离了“现实”。在中国当代主流媒体的话语中，一个作家是不应该这样自绝于“现实”的，而“现实”、“幸福”、“发展”、“文明”等等，都是繁华都市的代名词，仅仅与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相联系。显而易见，“现代”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发达经济和发达技术的代用符号。于是很多人以美国的曼哈顿为“现代”的图标，而把仅仅离都市十公里或二十公里之外的生活排除在“现代”之外，通常是耸耸肩，将这些明明是现代的事物、明明就存在于他们身边的事物，斥之为“传统”或者“古老”，并且在思想视野里予以完全的删除。
在一般语境之下，“现代”在中国是指十九世纪以后的岁月，在欧洲则是指十六世纪以后的岁月，可见这个概念不过是意指工业化、市场化、科学化乃至西方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带来了经济和技术的长足发展，无疑是人类极其值得自豪的伟大进步、依托这种伟大进步，我在乡下也可以用卫星天线和电脑网络来与外部世界沟通，可以获得抵抗洪水、干旱、野兽、疾病等然灾害的有效技术手段。这就是说，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都受益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因此我毫无理由对“进步’，心存偏见需要指出的只是：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在历史上并没有常胜的纪录，曾经“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被所谓蛮族摧毁，同样代表着“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在公兀二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游牧强敌，朝廷一次次南迁乃至覆灭。那时候并没有中国现在的流行说法落后就要挨打。”人们惨痛的教训恰恰可说是“进步就要挨打”甚至“进步就要灭亡”。一直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一直到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出现，世界历史的这一法则才得到改写。即便是这样，“进步”仍然只是国家强盛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充分证明经济的技术的进步仍存在极大局限性：全世界拥有最大GDP的国家仍然无法保护自己三千多位居民的安全。而且如果不消除这个世界很多地区日益严重的贫闲、环境破坏、教育危机等等积弊，即便我们有十个或二十个美国，恐怕也无法真正靠高科技战争来铲除恐怖主义，来产除所有的本·拉丹。事情很清楚，就在儿一*一这一天，就像每一天那样，这个世界的不发达地区有两万多儿童死于贫困下的饥饿和疾病，但没有人为他们点上蜡烛，没有人为他们献上鲜花，更没有人为他们组成国际战争同盟，没收了我们视线的现代传媒甚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死亡的存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暴力和恐怖？这种隐形的暴力与恐怖难道不是九一一袭击最为重要的全球性背景？
可以相信，很多不发达地区的这种被传媒漠视的绝望，正在演变成下一颗投向繁华都市的炸弹。—项调查表明，阿富汗极端势力的出现与该_的教育状况有直接联系。由于世俗的、西方化的学校收费太高，大部分青少年无法去这样的学校学习，而只能进入各种免费的伊斯兰宗教学校，接受一些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灌输。这正是本·拉丹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费日益增高从而使贫闲家庭子弟无法上学的现象，在阿富汗以外同样广泛存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些年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某种向美国式教育市场化的“国际惯例”急切接轨，由于很多地方管理部门官员腐败性地“搭车收费”，加上教育、出版等部门疯狂追求垄断性利润，中国的很多社会公益性事业也在受到损害，很多乡村学校的收费在近二十年来也猛增了五十倍左右，迫使很多孩子辍学。在我居住的乡村，初中綴学比例竟一度高达百分之四十。知识的阶层分化正在比经济的阶层分化更为急剧和尖锐地出现。可以想象，如果这种趋向得不到制止和纠正，当这么多青少年被抛出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当他们有朝一日发现自己永远无望分享所谓现代化成果，接受各种极端思潮难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包括恐怖主义袭击在内的各种犯罪难道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吗？当我们谴责这些本·拉丹这种“反现代化”逆流的时候，那个“现代化”的市场利润狂热追求，那个受益于贫富差距扩大并且由官员、商人、知识精英等等组成的社会主流，是否正在为自己埋下恐怖主义一类的隐患？是否知道一切“反现代化”的骚动正是所谓“现代化”进程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GDP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GDP至上的新意识形态正在掩盖这一类问题。包括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左派，他们能够看到跨国资本对发达国家内部弱势阶层带来的损害，却很难看到跨国资本正在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害，很难看到现代化繁荣与广大非受益地区各种极端思潮、专制暴君、宗教的原教旨化乃至邪教化等等之间的共生关系。利益正在使人与人之间相互盲视，正在使阶层与阶层、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肓视。因此，我们需要高GDP，更需要社会公正，需要理解的智慧和仁慈的胸怀，来促成旨在缓解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所谓公正等等，无疑是一些古老和永恒的话题，没有什么进步可言。这就是我欢迎进步但怀疑“进步主义”的原因，是我热爱现代但怀疑“现代主义”的原因3因为无论有多少伟大的现代进步，也只是改变了生活的某些形态和结构，却并不能取消生活中任何一个古老的道德难题或政治难题。现代的杀人与原始的杀人都是杀人，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现代的绝望与孤独同样是原始的绝望与孤独，难道有什么区别吗？中国古代一个大智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曰损”，就是说在学习知识方面要做加法，在道德精神方面要做减法；也就是说，不断的物质进步与不断的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经常减除物质欲望，减除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和迷信，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归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一座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有幸的是，我们的文学一直承担着这样的使命，相对于经济的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学不会像电脑286、386、486那样的换代升级；恰恰相反，文学永远像是一个回归者，一个逆行者，一个反动者，总是把任何时代都变成同一个时代，总是把我们的目光锁定于一些永恒的主题：比如良知，比如同情，比如知识的公共交流。莫言先生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本“大踏步地向民间文学后退”的书，其戏曲唱词般的叙事语言，使我们感受到无形的锣鼓节奏，感受到古代舞台上的温情和激情。余华先生的长篇小说《活着》，李锐先生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让我们关切一些中国当代下层贫民的伤痛，延续了中国从屈原到杜甫、到鲁迅的人道主义悲怀。我在这里还没有提到张承志的《心灵史》和张炜的《九月寓言》，这两部长篇小说在更早的时候，在中国九十年代卷人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就坚守着文学的民间品格和批判精神，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一个迷茫时期最早的思想闪电和美学突围。优秀的作品当然还不止这一些。作为“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的作品，它们都与争当都市高级白领的中国某种现代流行心理构成了紧张与对抗。对于很多中国的评论家来说，对于很多读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批评家来说，这些作品都是“现代主义”的，应该贴上一个286、386、486之类的现代标签。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在实现一种进步的回退，不过是古代《诗经》和《离骚》在今天的精神复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这顶流行的小帽子，无法恰当解释这些作品的功能和意义。
我一直是文学“现代主义”的拥护者，包括对法同尤奈斯库、普鲁斯特、加缪、罗伯葛里叶等等诸多现代作家的激进探索充满崇敬和感谢——感谢他们拓展了文学领域里想象、技巧、文体风格的广阔空间，并且率先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清理和批判。但他们波戴上一顶“现代主义”的小帽子，同样是出于一种程度不同的误解。我相信，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主义者，同时也必定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因为他或者她知道：生活是不断变化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生活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文学也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如此而已。因此当一个现代主义者还是当一个古典主义者，完全取决于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生活，比方取决于我们观察一次屠杀，是观察它的技术手段如飞机、炸弹、卫星定位系统呢？还是观察这些技术手段之下我们已经在历史上无数次重逢的鲜血、眼泪以及深夜的烛光？在离纽约十分遥远的一个中国南方乡村里，面对全世界悼念九一一遇难荇的闪闪烛光，我深深地相信：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伟大力量，与GDP所代表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潜藏在几千年历史中永远不会熄灭的良知和同情，是我们读到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时瞬间的感动。为了传承这样的感动，“现代主义”文学与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一样，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明白这一点，是现代主义的死亡，也是现代主义的永生。
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
时间：2002年11月20日
地点：苏州苏州大学文学院
中闺新时期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作两段来说。一段是从七十年代后期算起，到八十年代末的冷战结束。这一段的主要特点，一是“恢复”，即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学传统，包括同学们在课本上可能读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啊，革命现实主义啊，在那个时候都获得了禁令的解除。不仅大量一度查封的作品得到再版和重印，而且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等，也多是革命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伸和再生。二是“补课”，表现为文化上闭关锁国状态结束以后，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既补了西方启蒙主义文学之课，也补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之课。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那时我也曾经翻译过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这种补课是一种狼吞虎咽，对于后来中国作家与国外同行进人同一起跑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前提。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庞大而优秀的翻译队伍，是我们的幸运。所以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和美国的文学，还可以读到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学。一个中国的读者，稍有读书兴趣，很容易数出五十个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名字。大家不要小看这种现象，在很多的国家，读者就没有这种幸运。我前不久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他们书店里边一看，发现书架上只摆着一些诗歌。作为一个以游牧为传统的国家，马背上歌手多，诗人也就多，这非常自然。但他们那里外国小说非常之少，理论和学术的译介更少。他们全国人口至今只有两百多万，出版市场相当于我们这里三四个县，不可能有品种齐全的翻译队伍，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出版机构。所以说一个读者熟悉五十个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这种情况，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这是我顺便说到一点。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恢复”加上“补课”，有了内因与外因这两个推进器，于是有了文学的解冻和文学的繁荣。很多作家像井喷一样地抒发他们的情感，表达他们的思想，实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一个文学高潮。那个阶段，简单地概括一下，作家们大多以人性、人道为主要价值核心，这是一个层面；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要制度取向，这是第二个层面。两个层面构成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主要面貌和大体方位，构成了所谓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基本内容。交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进入今天演讲会的主题，即看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进入新时期文学的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的文学处境是不是有所变化？我们将遇到一些什么新的问题？而我们的作家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我将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感受，先向同学们做一个简要汇报，然后我还会留一些时间以便大家一起作进一步的讨论。
社会新型发展道路的探寻
九十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宣告结束。自那以后的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果，其推进速度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想象。今年三月，我到美国参加一个会议，顺便看望在那里就读的女儿。我和老婆到超市去购物，发现在美国比较低级的超市里，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货品都是中国制造。中、高档的超市里，Madein China所占的比重大概也达到了百分之六十。想想看，八十年代中国人出国，大多背着那种大“蛇皮袋”，见什么都买，见什么都想要，像鬼子进了村（众笑）。
也就是十多年，现在倒是有很多老外背着大袋子，到中国来大买特买了。我们在洛杉矶机场取行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因为这种运到美国的大货袋太多，也太大，常常卡死了行李传送带，让管理人员手忙脚乱。我老婆不愿在美国买中国货，但总得给亲友们带点小纪念品吧，于是小心翼翼地挑选，挑了什么皮夹子，什么衣架子，还有别的小玩意，满以为挑的是地道美国货。不料一回到住所，女儿一看就笑，说你们肯定又上当了。她比较有经验，帮我们找一一找出了藏在包装角落里的Madein Chma。这就是说，一个人要在美国超市里买到不是中国出产的货品，眼下还真不那么容易。这与我第一次看到的美国形成了大相径庭的比照。
我是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美国的，说实话，我当时确实给震了，几乎觉得中国快要完蛋了。美国怎么这么好呢？公路修得好，楼房建得好，程控电话一拨，就可以打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那时候程控电话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神了（众笑）。但是也就是十多年以后，中国数以万计的产品遍布全球，在美国超市里也开始横行霸道。有些老外在这种超市里一转，能不感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吗？当然，我们还没有理由牛皮哄哄，因为有些中国产品的利润大头还是外国投资者赚走了，生产这些东西的核心技术也多数不在中国人手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十多年的成果给予实事求是的回顾。
我们在看到这种成果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着的问题和闲难。比方说我们最近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就业。这与同学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现在不光是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还有很多城市人口下岗，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处于半失业或准失业的状态。有专家计算过，说有一亿五千万人在农村就足够了，就可以把全国的土地经营得很好了。那么多余的八亿农民干什么去？没事干就打麻将，没钱花也就可能犯罪。有一些年轻农民能到城里打工，算是很幸运了，但也是打着一些报酬非常低的丁。我住在海口，注意过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我们的公务员、教师、医生、警察、军人的工资都涨到了十倍到二十倍，比如我的工资从两百来块涨到三千多，涨幅够大了。但大多数打工仔的月薪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在三百至五百之间，几乎是零增长。还有很多农民连这种收入零增长的工也打不上！
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很多富人，很多准富人，叫做中产阶级吧，把各大商店常常挤得满满的，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却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贫困阶层，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学，家里也可能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由于贫闲而辍学的比例，近几年一直在令人心惊胆战地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贫闲问题也就是就业问题，而且是消费萎缩和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这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就业压力将长期困扰我们，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有障碍中最大的障碍。回顾历史，欧洲在工业化的时代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他们是怎样度过了这一难关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欧洲从十六世纪就开始向外移民，到十九世纪的前十年，每年还向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移民一百万左右！欧洲总共向外移民多少呢？据说是六千五百万。包括英国那些被“圈地运动”排挤出来的农民大多出国了，英语人口的三分之一都离开了欧洲，比方到美国去办农场，而且是那种奴隶制的农场，从非洲买些黑人来，种玉米，种棉花。美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后来才是汽车工业，才是罗斯福的改革等等。
他们还把一些犯罪分子、小流氓、“下三烂”一船一船地装着，送到澳大利亚去，一靠近海岸，把这些人赶下船，然后掉转船头打道回府。
几年前我到澳大利亚访问，那里的人告诉我，澳大利亚以前被叫作“海盗之国”。为什么？因为最先到达那里的白人移民，很大一部分就是从欧洲排挤出来的，而且很多是罪犯。显然，欧洲工业化时代的很多下岗人员是靠这种方式向外转移出去的。特殊的历史机遇和强权优势，使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包括日本也搭了个末班车。大家可能知道，秘鲁有个前总统滕森，是个日本人。日本人怎么跑到南美去当总统？这后面的故事，是日本在工业化时代曾经向南美移民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在那里形成了强大的社群，也就形成了滕森上台的基础和背景。同学们想一想，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发展机遇和转移压力的空间吗？我们下岗的工人，无业的农民，现在能够到北美、澳洲或者秘鲁去打天下吗？你要出去可以，要向蛇头交几万块钱，去被抓住了，还得当作“非法移民”给赶回来。当然，现在也有人出去。什么人？博士，硕士，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据说清华大学将近一半的学生都去了欧美。但老弱病残一个也出不去，全部留在中国，所有需要社会救济而且容易造成犯罪的沉重负担都留在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高压锅。各种压力都在内部积聚。
我们曾经犯过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权力过于集中，越来越集中，最后变成了集权社会，出现了官僚政治、官僚经济以及官僚文化，祸国殃民，贻害深远。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包括我在内，坦白地说，很多人都怀疑社会主义，抱着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想象，至少也是一个市场主义的现代化想象。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要发展，就得老老实实给欧美当小学生。“与国际接轨”呵，“按国际惯例办事”呵，等等，现在都成了我们报刊上的流行语。这里的“国际”，准确的解释就是“西方”，肯定不是指孟加拉或者尼日利亚。当然，我们需要吸收西方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成果，包括很多“国际惯例”。但是，我们在人口、资源、文化传统等条件上与欧美国家有极大的国情差异。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不米自己的油，专采别人的油，我们能接这个“轨”吗？日本不砍自己的树，只砍别人的树，连筷子都从中国进口，我们能按这个“惯例”办事吗？美国以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耗全球百分之三十二的能源，如果中国变成美国，中国人也是每人一辆小汽车，恐怕会是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一个大灾难吧？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也一味崇尚“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数以亿计的无业人口积聚起来，到时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片巨大泥潭或者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深层矛盾开始浮现了，使一些人不得不反思社会发展模式，而且在更高的层面，反思社会发展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曾经告别了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那么市场主义的教条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也正在接受更多的反思。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人力车又出现了。首先是出现在日本，出现在韩国，现在又出现在北京。不过现在不叫人力车了，叫“生态出租车”、“绿色出租车”（众笑）。人力车原来在八十年代是被我们大家所唾弃的，所批判的，说这个不人道，一个人拉，一个人坐，形象恶劣，而且多落后呵，多原始呵，多不现代化呵。不是要搞“高科技”吗？不是要搞“先进生产力”吗？摩托车当然比人力车先进，汽车当然比摩托车更先进，汽车多当然比汽车少更更先进。如此等等但这种理解恐怕是一个误区。发展生产力必须以人为本。如果考虑到环境保护，考虑到增加就业，汽车就不一定总是比人力车“先进”。北京市政府最近做出决议：重新疏通或者开通自行车的专用道，提倡市民们重新使用自行车。这是不是对抗先进的生产力？不是。这是要使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是更符合国情的生产力，更能惠及人民大众。
我们必须循着这样的思路，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们向外看，不但要向上看，还要向下看。不但要看欧美，还要看印度，看拉美、非洲、东南亚，要看看发展中国家，看他们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东南亚都曾经有过非常骄人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个“虎”那个“龙”的。拉美在六十年代多牛啊，我见到一些巴西作家和智利作家，当时他们看我们都像看乡下人似的。但是现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因为贫富分化得太厉害，市场需求疲软，暴力犯罪率直线上升，恐怖主义也出现了，经济上越来越玩不转。只有一些有权有势的独裁者、腐败官僚、少数商人以及知识精英发了财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的发展报告》说，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同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一直在发展市场经济。这对我们中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寻找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务必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关于社会新型发展道路的思考，当然也有文学界的参与。在这里，有两件事至少是可以提到的。一是九十年代前期的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持续的时间将近四五年，牵涉到很多学者与作家，中间还有一些比较没意思的插曲。这场讨论的焦点，是针对八十年代以来的“人性”论和“人道”论：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性解放？人性解放仅仅表现为物欲甚至贪欲？是不是还同时包含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人的精神自由和追求？这是从价值层面的介人。从制度层面介入，则有九十年代后期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或者说是“新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这场论争促进了更深入的知识清理，并且向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深入，比如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农村问题、中西部问题、失业问题、环保问题、权力腐败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并且成为冷战后全球性知识创新的一部分。问题太多，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那一段时期的报刊。了解这些思潮，对于我们了解文学写作新的处境，对于我们判断一些文学现象，比如“私人化写作”，比如有关鲁迅和左翼文学的争议，还有轰动一时的《切·格瓦拉》演剧等等，恐怕都是一个必要的广角视野。
第一个小题目就说到这里吧。
文化自我创新能力的再造
去年我和几个作家到法国，参加他们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读书周活动。会上聚集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汉学家。其中一个女教授，在演讲中把一个中国的女作家誉为“中国的卡夫卡”。另一个汉学家，则在演讲中把中国某作家说成是“中国的福克纳”。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作家李锐就生气，说你听听这是什么话，说你像洋人，仿制品，克隆，就是夸你（众笑）！
李锐后来上台发言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批评“中国的xxx”这-一类高帽子，说得有些汉学家一愣一愣的，大概不理解中国作家为何如此不领情。其实这不光是文学的现象。前不久我在北京与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打听某某教授的近况。对方说他退休了。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对方说：海德堡。我吓了一跳，乂打听另外一位教授。对方说，他也退休了，不来学校了。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对方说：曼哈顿东区。我说你们北京的教授真是有钱呵，一退休都住到国外去了。他们大笑，说你以为他们出国了？哪能呢！海德堡，曼哈顿东区，都是北京一些住宅小区的名字（众笑）。
我住在海南岛，知道海南岛广大革命人民有一个强烈的共同心愿，就是把海南岛建设成为“中国的夏威夷”。你们看看，还是洋名。这种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洋名现象，证明我们很多中国人是西方文明的崇拜者，发烧友：＞这当然可以理解。西方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做得好，我们得承认，得学，几千年文明古国的架子不能摆，也没资格摆。但是，模仿不是创造，甚至不是学习。一味模仿西方文化，恰恰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解和糟践，恰恰是没有学到西方文化中最可贵的创新态度和创新精神。
欧洲在历史上也曾经不发己的烧，专发人家的烧，从印度和阿拉伯学来了数学，所以至今还使用阿拉伯数字，不是用罗马数字。他们还从中东引入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中闺引入了纸张、印刷术以及火药。但他们只是把这些外来文化当作创造性发展的资源，是才有了他们独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工业化等等。欧洲在十八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叫做“中国风”的时期，中同的丝绸、中国的瓷器，在当时都是欧洲上流贵族的标志，了不得。就像我们现在戴手表要戴劳力士，喝酒要喝人头马。富人就得冇这种派！或是电视荧屏上刮“韩流”，新人类就得有这个派（众笑）！中国的科举制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出口到西方，被《拿破仑法典》加以吸收，于是有了后来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取代了他们历史上的贵族世袭制度。但欧洲人并没有照搬我们的科举，比方并没有考八股文，并没有搞“君君臣臣”，而是融合他们希腊、罗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度，科举与选举配套，创造了他们特有的政治文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是科举（或者说考举）产生的，是铁饭碗，是稳定的；部长以上官员则取决于选举，是轮替的，是政治任命。这一套制度设计倒是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被我们中国人看明白。“五四”运动时期，大家只注意到一个“德先生”，Democracy，只注意到选举制，基本上忽视了与之配套的其他制度，更没有注意到文官考举制度其实是中国的出产，本来是可以“出口转内销”的，结果出口了就不内销了（众笑），甚至在原产地被千夫所指，遗臭万年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放幵了眼界，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文化，但否定本土文化资源方面有过于简单化和偏执化的毛病，落下了一个文化卑的病根。胡适先生提倡“全盘西化”，鲁迅先生说不要读中国的书，对中医、京剧等等也差不多一棍子打死，也说了些过头的话。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加以检讨的。其实，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知识，是西方社会特定历史实践的产物，有些具有普适性，有些并不具有普适性，无法照搬到中国来的。我举个例子。马克思主义曾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不知道同学们现在的教材是不是还这样说。但苏州出来一个大学者，叫钱穆，前些年已经病故于台湾，青年时代代曾在你们这个苏州教过中学。据他的考证，在中国的历史上，奴隶最多的时候也不到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么可以说中国就有一个“奴隶社会”呢？为什么说西方有过奴隶社会我们中国就一定要有奴隶社会呢？没有一个我们也要给他编出一个，有这个必要吗？
我再举个例子。有个法国思想家，叫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奠基式的人物之一，以至有些学术圈子里谁不谈福柯，那就被人看成文盲啦。这位福柯老兄研究犯罪，认为监禁是欧洲现代社会的现象，是十六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到后来，学校的建筑，军营的建筑，其实都是按照监狱的原理建起来的，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内化的权利和制度，是对人的一种规限和训练。这种说法很有创意，很有启发性，但他说古代对待犯人不是杀头就是流放，说监禁到十六世纪后才出现，这些说法拿到我们中国来合适吗？我们中文中闪禁的“闪”字，很早就出现了，差不多是个象形字，一个框框把人关在里面，不是监禁是什么？我们的隶书，“隶”之“书”也，在汉代是监狱里通用的一种字体，因为那时监狱里干部和罪犯的文化都不高，写不了大篆小篆，就写这种比较简化的隶书，后来推广成了汉代的“今文”。隶书的普及，可以使我们想象当时的监狱是何其之多。二十四史里关于监禁和“徒刑”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怎么能说到十六世纪后才出现监禁呢？怎么能把监禁的账单单算在“现代性”的头上？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实践经验的表达，所以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的文化创新来解决，不能靠复制照搬走捷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想copy（复制）西方，非洲就有个“beento族”，因为这些人一开口就喜欢说：Ihavebeento……某个欧美国家，意思就是我去过哪个欧美国家，说得多了，人们就把这些人叫做“beento”。这些人算是精英，喝过洋水，或者还拿了洋文凭，或者恨不得把一身黑皮变成白皮。由于很多非洲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他们要接受高等教育，也只能到欧美去拿洋文凭。他们从小学开始也多是直接用欧洲教材，一开篇就读“我是高卢人”或者“我是英格兰人”。这应该是很西化了吧？多党制，市场化，基督教，等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学到非洲去了。也是很西化吧？听说最近有些中国学者提出要靠基督教救中国，其实这一点非洲早就做到了，只是没能够救非洲，基督教在那里的广泛传播，并没有使非洲很好地发展起来，也没有民主或自由起来。上帝也不是处处管用呵。
恰恰相反，正是这些beento搞乱了非洲，用洋教条窒息了非洲的自我文化创新能力。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beento有的。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还有其他各种教条主义，都有这些beento的影子。
中国人从先秦一直到盛唐，都表现出非常突出的文化创新能力，宋以后就不大行了，鸦片战争以来更是一个沉睡的时期、萎缩的时期，甚至是一些人恨不得把这种能力消灭的时期。八十年代有作家说“我从不看中国的书”，可以得到满堂喝彩，好呵，这才是真解放！才是真前卫！但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遭遇各种深层矛盾，这块土地上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不久前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中有一个叫温铁军，曾经以一篇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获得过“长江读书奖”中唯一的论文奖。还有黄平，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个副所长。他们与更多的人一起，长期在农村做调查研究，终于发现在中国农村既不能搞“公有化”，比方搞那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集体”；又不能搞“私有化”，比方搞土地兼并。为什么呢？表面上看，如果不容许自由兼并，就没有大农场化，就很难实现规模效益，是永远的“小农经济”。但一旦那样做了，可以预见，不要多久的时间，土地就会兼并到极少数土地所有者手里。照专家计算，为了实现最佳效益，雇用一亿多农民就够了，那么近八亿农民怎么办？到时候他们连一小块土地都没有了，就会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众笑）。社会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能不能消化这个庞大的无业、无地甚至无家的“三无”大军？
西方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姓“社”或者姓“资”的药方都不管用。倒是老祖宗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到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中国历史上任何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要反兼并。这些经验有个特点，就是“责任制”高于“所有制”。西方重“所有”，如果这个杯子是归我所有，那么我怎么处置都是我的权利，我砸掉它也行。中国重“责任”，如果这个杯子归我所有，那么我可以享用它，但没有权利随意处置，比方说砸掉是不行的。这样，中国的“所有”实际上只是“有限所有”，是“责任”制约“所有”。钱穆先生说：这就是中国文化。我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农民告诉我，清朝的土地制度很特殊：三寸表土是私人的，三寸以下的底子土是皇帝的，国家的。这是一种什么制度呢？这是一种又公又私的制度，用现在的政策语言来说，叫做“统分结合”。这个里面有中国文化精神，有“中和”之道。
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不是要转过来“全盘中化”，照搬老祖宗的成法。恰恰相反，事情往往是这样，只有通透而不是皮相地了解了西方文化，只有深人细致而不是走马观花地了解西方社会，才可能重新珍惜和利用中国经验。我有一个朋友叫陈嘉映，留美多年，翻译过《存在与时间》这本很著名的书。他最近提出要建立中国的汉语哲学，因为所有西方概念都加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我们现实所遭遇的问题，还因为每一个西方概念，都不能在汉语里找到完全对应的同。比方说“道理”这个词，是logic呢？是reason还是reasoning恐怕都不是。还有些做法学研究的，也是“海龟（归）派”，最近在清理我们的法与西方的法有什么不同，进而清理隐藏在法律里面的历史和文化区别，寻找新型的法治建设道路。比如“法”与“律”有什么不同？唐代的“律”是西方的law还是legality或者说是一种需要另外定义与描述的东西？这样，我们吃下了各种文化资源，吃下了西方的牛肉，还有本土的猪肉，结果长出了人肉，而不是把牛肉和猪肉直接贴满我们全身。
我这里当然应该提到一些作家的探索：比方说莫言，前不久出了一本小说叫《檀香刑》，采用了一种民间说唱和戏曲的文体。他在《后记》里说：我这本书就是要大踏步地向民间文学倒退。我们还可以看看张炜，好像上半年他也在做过演讲？我读过他发表在《现代作家评论》上面的演讲稿，好像他在这里跟我们的同学大谈儒家思想，谈读古书。我相信他是在深思熟虑以后，才有这种兴趣的。我还想提到张承志、史铁生、陈村等等。这几个作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概有六七年不写小说了，准确地说是不写欧化的小说了。其实他们以前都写过非常欧化的小说，什么意识流，什么荒诞派，都玩得轰动一时。但他们突然都金盆洗手，转而写散文，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文章”。“文章”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叫做“小说”的，明清“笔记小说”里大部分就是这种东西。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至今还很有力量，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有“副刊版”，大量发表这一类作品。这与欧美国家不一样，他们的报纸没有“副刊版”只有“书评版”，再不就是“娱乐版”，与我们中国的写作和阅读习惯有明显差异。我提到前面这些作家，他们探索的角度和力度并不相同，也不代表文学写作的唯一出路。我只是相信，上述这些作家这样做，不是要当国粹派，就像民俗旅游一样，专门做给外国人看。据我所知，汉学家对翻译这种“文章”刚好是不感兴趣的，是更愿翻译各种欧化小说的。作家们这样做，一定是出于他们真诚和自由表达内心的需要，是摆脱陈规以求爆发创造力的需要，是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方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带偏见地同时利用西方资源和本土资源，就是很肉然的事情了。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再被人们指认为“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或者“今天的司马迁”、“今天的苏东坡”。他们逐渐成为了他们己。我们可以说，只有当一大批中国作家都真正成为他们向己的吋候，中闺新文学的成熟期就真正到来了。
符号化人生的价值重建
我要讲的第三个小题目就是“符号化人生的价值重建”。我得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符号化？
举个例子来说：前几年我看到有些中学生也挂着BP机，其实也没什么用，只是觉得这东西挺时髦的。有时候觉得一定要用用才好，便跑到电话亭去把自己call—下（众笑）。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这里的BP机就是个符号，不实用，但有文化象征的意味。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到新加坡去，看到有些富婆家里挂着紹皮大衣，有的一挂十几件。你们想想，新加坡是一个热带国家，纬度接近赤道，她们买这个貂皮大衣干吗？根本就用不着、穿不上的。但是要买啊。这个貂皮大衣就是符号，与实用没关系，只表示她们的身份，表示我有钱、我体面，我趣味高雅。既然张太太有、李太太有，那我王太太也一定得有。
这种日常生活符号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我们今天在座的男女同学，有时候穿衣也是穿符号吧，不一定是为了暖身防寒，而是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好看。什么是好看？六十年代军装最好看，因为当时军人最有身份。七十年代工作服最好看，因为当时工人阶级吃国家饭又是领导阶级。到八十年代，可能是西装最好看了，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似乎就是西方人的那个“化”。我们还可以看看旅游。照理说，旅游是为了亲近自然，或者缅怀历史，但我看到一些老板，到了一个旅游点，包下一幢别墅就关起门来打麻将，打得天昏地暗，然后睡一觉起来，开着奔驰600走了。这是旅游吗？这里的山和水，草和木，他看都没有看，但他来过这里了，或者还留了影，表示到此一游，有照片为证。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的占有。
我也有过这样的旅游经验，那是在日本，一个日本朋友来导游，很热情，带着我到这个寺庙那个公园。到了就请韩先生站好，啪嗒照张相，然后说走吧。我说这不是还没看吗。他说没什么好看的，就这样了，走吧（众笑）。接下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是这样。但是傍晚回到宾馆，我稍稍休息一刻，他就把照片冲印出来了，编成一册，上面还详细注明拍照的时间和地点。日本人这种办事效率，还有严谨的风格，你一望可知。但问题是，这一天我没有旅游啊，只是伪造了照片册上一大堆旅游符号（众笑）。
旅游变成了一种符号，BP机、貂皮大衣、X0、劳力士手表、奔驰汽车等等，都是符号。这些文化的符号不断地重新改写、重新编定、重新批发，形成一种种潮流。潮流在压迫和推动着我们，规定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做什么。什么是体面的人生？什么是有趣的人生？什么是有个性的人生？这些都由符号系统规定好了，与我们的实用需求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小康现象。按照国际标准，年人均GDP八百美金就是脱贫，就是初步小康。我们国家大概今年可以达到年人均GDP—千美金了。这个时候，吃饭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降低了，所谓恩格尔系数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那么人们拿多余的钱干什么呢？按照报上的一个统计，现在大中城市居民的文化开支，广义的文化包括教育、旅游等等，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越来越大。这个开支用于打电话、看电视、看报纸、上网，主要是接受各种符号的传播与灌输。如果说在一个很穷的社会，像我现在经常居住的那个湖南偏僻山村，老百姓都活得非常实在。你要给他一瓶人头马，他一定不觉得怎么样；你要给他一个劳力士手表，他甚至会觉得一钱不值。要这些东西干吗？能填饱肚子吗？能遮风挡雨吗？但进入小康甚至大康的人们不一样，大量的钱会用在符号的消费上。我们不是要买一个表，是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表；不是要喝酒，是要喝什么样的酒。大量的社会冲突和文化冲突会从这个方面产生。这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正在向我们迎面走来。所以我首先要解释什么叫符号化的人生。
美国有个已故的大经济学家，叫凯因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为了子孙的经济》。他预言经济学将来会退出时代的聚光灯，经济学家将来会变得用处不大，就像牙医，偶尔用一用，他这样预见，是因为觉得经济的发展，很快就会满足人们的需求，衣食住行的问题一旦解决，还要经济学干什么？但这位老先生显然估计错了。现在反而是经济学最牛的时候，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出来讲课，开价就是一万，是文学教授的十多倍甚至几十倍。什么原因？很多人的温饱有了，小康甚至大康了，但经济发展得更快，什么原因？因为现在的商品和服务主要都是为了卖，forsale！卖就是一切。卖就是GDP和利润。为什么能卖出去？因为符号化的消费，占有化的消费，是个无底洞。顾客们可能也说不清他们为什么要买，只是文化潮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必须占有，就像一个中学生觉得BP机必须占有，一个新加坡富婆觉得貂皮大衣必须占有。广告、电视剧、报纸专栏文章等等，都在对他们做这种宣传。同学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已经变了，变成生产和消费符号的经济学了。
所以经济领域里的需求与满足，繁荣与危机，都变得虚幻莫测了，都有符号在兴风作浪。据报上简单的介绍，今年得诺尔奖的经济学家，其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我相信，人们还将进一步发现，心理学、民俗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等等人文学科，都是新经济学的重要支撑，是经济现象后面一只“更加看不见的手”。
正是符号的兴风作浪，使一些穷人不一定有穷闲感，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山区老百姓，不大知道外界的事情，说现在有饭吃，有肉吃，皇帝的日子也只是这样吧，毛主席以前也只能一个月吃两厂「酱油吧，我们现在也吃酱油，日子真是好到头了（众笑）。你觉得他应该有贫闲感，但是他没有。但我们有些人工资拿到两、5千，存款有了五万、十万，但穷闲感特别强，老认为自己是穷光蛋。南京作家苏童有一次碰到我说，他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有些老板不容许他说不穷。你必须承认自己穷、你还不穷呵？完全是不由分说在这里，贫困和贫困感开始分离，幸福和幸福感开始分离，成功和成功感幵始分离，孤独和孤独感开始分离……（众笑，鼓掌）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生活在出现。问题是：这些符号是怎么运作的？怎么生产乂是怎么消费的？是谁在制造这些符号？为什么制造这些符号？这些符号如何被读解和接受？可不可能被消解？权利、制度、组织，资本、习俗、文化传统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韩国政府一开始就着急，因为韩国人爱吃狗肉，被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报纸大加抨击，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妥协，下令所有的狗肉馆都搬到小巷里去。但是韩国老百姓不高兴，说欧美人还讲不讲道理，他们吃牛肉可以，我们吃狗肉就不可以，谁规定的（众笑）？这个就是一种符号的规定，规定者手中握有强权。又比方说麦当劳，据我所知，美国，特别是欧洲，很多有身份的人是不去麦当劳的，那种大众食品又增肥又乏味，有什么好吃？完全是垃圾食品。可这个符号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种高贵体面的象征，总是说：孩子，好好读书吧，期终考上双百分，爸爸就带你去麦当劳（众笑）。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麦当劳的符号，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来说说“民族”、“宗教”这些符号。作家张承志告诉我，他八十年代到新疆的时候，发现那里的穆斯林思想很开放，有的甚至在清真寺门前抽烟喝酒，唱流行歌，穿时尚服装，很平常的。但就是这样的人，到九十年代可能反而“原教旨”了，教规也严格甚至苛刻起来了，有的甚至跑到阿富汗参加塔利班或者到车臣参加“圣战”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当然还不是最严重的。同学们可以看看中东、南亚，车臣、波黑和科索沃，北爱尔兰、印尼和菲律宾，还有非洲，民族和宗教冲突到处冒烟，恐怖主义爆炸一个接一个，像放鞭炮（众笑）。想想看，不是说全球化吗？不是说自由、平等、博爱吗？从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民族和宗教突然成了易燃易爆物？民族和宗教意识极度强化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和很多地方的贫困化与这一切有没有关系？
“民族”与“宗教”，这两个原产于西方的概念，这两份西方重要的知识遗产，与眼下全球性的冲突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符号化社会的出现，大概得有几个特殊的条件：第一，这个社会是一个传媒社会。符号主要是靠传媒来传播的。在没有电视机以前，没有报纸以前，符号对我们的压力要小得多。我们会感受到物质性的压力，土地啊，野兽啊，灾害啊，贪官的剥夺啊，但符号的压力要小得多。眼下，至少对有些人来说，符号的压力可能大大地超过了土地一类物质性压力，经常让我们焦灼不宁，让我们感到孤独、痛苦、仇恨、绝望等等。传媒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的手机使用量今年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农村也在搞“村村通”工程，哪怕穷乡僻壤的居民，现在也在电视机面前接受关于人生的指导。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第二，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先生说过，现在信息是分等级的，知识也是分等级的。投资巨大而获取的信息，关系到巨大投资的信息，往往会占据报纸的头条、电视的黄金时段，而有些信息会被传媒管理者掐掉。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会没有人关注，尽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会被人过分密切地关注，尽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前不久我回到海口，海南省作家协会让我看几十篇小说，准备一个发言。我发现这些小说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偷情（众笑）。难道我们生活中就只有离婚和偷情吗？当然不是，但作家们为什么大多这样写？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有一条：这些写作者大多属于所谓白领阶层，是受过教育，有闲心、有小钱、有时间来写作小说的人，他们不像贫困农民和下岗工人，他们没有吃不饱饭的痛苦，也没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个人情感，包括离婚或偷情，确实就是他们的大事，成为他们的真实生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是怎样的面貌，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写作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至于其他人，就会成为文学之外所谓“沉默的多数”。
在另一方面，既然小说这样生产出来了，读小说的人就可能照着小说来理解生活，进而操作生活，于是不离婚的也离婚了，不偷情的也偷情了，生活照着这些人生蓝本进一步被改造。小说与生活就出现互相复制，循环复制，由实到虚，由虚到实，最后怨男怨女满天下，都是苦大仇深水深火热（众笑）。你说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吗？是的，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但很大程度上是符号运作的一种结果。
我想我的意思不会被大家误解。我不是说偷情和离婚不能写。我完全赞成写，而且相信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今天下午在这里演讲的方方就写过这些题材，称得上一个高手。但我们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最揪心的问题、最痛心的问题、最让我们感动和兴奋的事情就只有离婚和偷情？是什么东西在使文学写作的眼光变得狭隘和封闭起来？使一心求新的文学写作反而变得雷同和重复起来？
符号的生产和消费风云变幻，排山倒海，盘根错节，翻天覆地，形成一个绚丽而虚幻的旋涡，很可能使我们丧失一种价值清理和价值重建的定力。这是我们人生面临着的一场新考验。刚才主持人谈到了我的近作。简单地说，我写过一部小说叫《马桥词典》，主要是研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的。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暗示》，与《马桥词典》有点区别，是研究具象作为符号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两本书都是我对生活符号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欢迎同学们批评。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有不少优秀作家，但也有部分作家的状态不能让人满意。作家们现在房子越住越大了，钱拿得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人满足于在一种模式化的生活中，一种流行化的思维观念中，舒舒服服地搓搓麻将，泡泡妞，出出镜，幵幵会，保守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出现，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正在流失。我希望在更年轻的朋友中，出现一些更有生气和功底的作家和批评家，给整个中国文坛增进活力。
就说到这里吧。
附：答问（选）
问：韩先生你好，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大多了？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呢，有几部通俗的小说发表就是作家了吗？答：我觉得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暗示了一种态度，对作家有很高的标准。我很赞成把作家的标准抬高一点。发表几篇通俗小说就算作家吗？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才能做出不同的回答。比方说我曾经当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协会要团结广大作家，包括发表几篇通俗小说的作家，哪怕在报纸上发表几个“豆腐块”，也得承认和团结。但在我心目中一个好的作家，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问：你怎么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问题？
答：中国当代小说在八十年代后，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迅速提高，这对小说家来说是非常幸运的，甚至比诗人、评论家更幸运，比理论界更幸运。中国的理论著作要翻译出去，要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中国小说很容易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而且这个势头越来越强。当然，不能由此就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就很高，据实而论，还是偏低。为什么？因为作品的质量还有缺陷，翻译也有障碍，还需要有更多一流人才进入汉学界。西方评奖，比方说评诺贝尔奖，西方参评的很多是原本，但中国作家参评的是翻译本。这是一种不平等竞争。中国文学地位的真正提高，还须等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还须等待中国国势强大，等待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来学习中文。显然，我们离这一天还非常遥远。
问：韩老师，请您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您又是如何定位你在中国文坛的定位？
答：我怎么能定位？我只是很多作家中的一个吧，而且我的作品既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好。同学们大可不必读我的作品，可以读其他更优秀的作家的作品。
问：韩先生，有人说你在汨罗县隐居，但从你的报告看，你的思想不像在“隐居”。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居住呢？你的做法是否也有符号的意味？
答：这位同学活学活用呵？把我的下乡看作是一种行为艺术啊？我下乡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我在海口杂务很多，应酬很多，必须有一个办法逃避。第二，我从来认为人和自然的亲近很重要，古人说过，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文明和自然的一种平衡，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一^种结合，是我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也是最健康、最人性的生活方式。第三，我希望多接触一些文学圈子外的人，不愿意老待在这个圈子里，交往的人都是一些同类项，互相知根知底，感受和思想上近亲繁殖。我觉得农民很有智慧，看问题一针见血，很多时候远非有些知识分子能比，是一种直接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原生智慧。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我就选择了这种生活安排：半年城市，半年农村。当然有些青年朋友也可以说，这是老韩作秀，搞行为艺术。这样看也可以，无所谓。
问：韩老师，你在《完美的假定》中曾经说过真正的完美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甚至不在乎理解，那么您认为您是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吗？
答：我力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但常常做不好。我觉得一个作品里面一定要有感觉，最好要有感动。感动不是制造催泪弹，不是煽情，搞得眼泪哗哗流。感动是内心对内心的同情，是透明和温暖的东西，可以表现为高兴也可以表现为伤感。这个感动里面一定包含了理想的力量，：，不管社会演变到哪一步，理想的星光永远在我们头顶照耀。
问：韩老师，您一向是以比较先锋的姿态出现，曾经一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主流形态的政治小说模式，试图从文化角度使文学走向自身。九十年代，你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又试图打破传统的文体和传统理性视角。你认为在如今的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快餐消费而日益走向通俗和肤浅的今天，你的探索意义何在？在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的今天，您认为您的创作对文坛是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改变文坛的现状？
答：我实在是管不了别人，只能管管自己。我的写作能够改变世界吗？小一点说，能够改变文坛吗？我对此毫无奢望。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好也没好到哪儿去，坏也没坏到哪儿去，只是有一些波动起伏，只是受到文学有限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一个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只能说，追求我认定的真理，是我的快乐，哪怕文学现在不再有轰动的效应，哪怕我是一个少数派，甚至是一个孤独的人。这有什么不好吗？少数有时是一种优势啊，竞争压力小呵（众笑）。在黑暗中，一个萤火虫就闪闪发亮，到阳光灿烂的时候，萤火虫反倒不能闪光了。所以不要怕黑暗。倒是在当多数派的时候要提防着点。大家都炒股票的时候，股票可能就要狂泻了。大家都一味追求文凭的时候，这个文凭可能就离贬值不远了。
问：韩老师，“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是否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是否会导致文学审美性质的枯竭？
答：这个问题倒是有点意思。我们过去一般认为，理论或者思想是破坏感觉的，思想只对改造社会有用，对个人感觉没有用。但这个看法其实可以存疑。一个木匠对石头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一个渔民对草原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他们的这些感觉是训练出来的，离不开训练过程中的理性思考。所以感觉不是天然的、天生的、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思想可能会封闭你的感觉，“文革”中那些“假大空”的理论，把很多人都训练成革命的机器人。但是有的时候，思想可以解放我们的感觉，开拓新的感觉空间和新的感觉通道。一个人接受了民族理论，就有所谓民族感情了。一个人接受了阶级理论，就有所谓阶级感情了。这里的感情就是感觉。所以我们不能把思想与感觉、文学与理论，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东西。它们总是互相蕴含、渗透、制造、控制的。我这里说得理论化一点，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
问：你们这一代，因为特定经历，在写作的时候会自觉地取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视角，而我们这一代缺乏这种建立在个体经验上的历史关怀以及这种关怀上的文学理想，你希望新一代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如何朝这一方向努力？
答：我经常跟有些朋友说，即使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社会和历史，因为你不可能成天照镜子。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你能不关心我们生态环境的变化吗？能不关心空气和饮水的污染吗？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你能不关心你的教育和就业吗？能不关心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吗？特别是在精神上，比如说快乐吧，你一个人能快乐得起来吗？当你的父母、情人、孩子、朋友都不快乐，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能快乐吗？所以我说，即便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他人，再往前走小半步，就是关心社会和历史。
问：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今日湖南文坛的情况，湘军还成军吗？湖南的文学批评的情况怎样？毛泽东文学院的成绩怎样？
答：湖南文坛的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虽然经常住在湖南，但都在乡下，与作家们接触少。湖南这些年也冒出了一些新作家，宋元的作品你们读过吧？最近还有写《国画》和《梅次的故事》的王跃文，写《沧浪之水》的阎真，都是很年轻的，非常聪明灵动，书也都卖得很好。湖南文学还是后继有人。至于建毛泽东文学院，我觉得倡议者可能是一片好心，但完全是一个失误。我一开始就反对。因为这个项目主要是靠集资摊派建起来的，所以我曾给它列了三大“罪状一是违反市场经济的原则；二是违反企业法；三是违反艺术规律。盖个房子就能出作品吗？六千多万呵，如果设立一个基金，可以奖多少作家和评论家！这样钱才花在了实处。
*最初发表于2003年《当代文学评论》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
现代汉语再认识
时间：2004年3月
地点：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格非老师给我出的。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专深的研究，只有拉拉杂杂的一些感想与同学们交流。我想分三点来谈这个问题，讲得不对，请同学们批评。
走出弱势的汉语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在法国出版。我没有详细统计，但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翻译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在读者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双向交流可能还不够对等，但就翻译量而言，中国不一定有赤字。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以前我多次去过法国，知道这种情况来之不易。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韩少功等等。很边缘呵。但现在出现了变化3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有些法国朋友告诉我，一般来说，这样的专题书展一过，相关出版就会有个落潮。但他们估计，这次中国书展以后，中国文学可能还会持续升温。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中国文学在法同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语文，按通常习惯简称为“汉语”，在很多时候指涉汉文、华文或者中文，即中国最主要的文字。请你们注意这一点。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在不久以前，汉语是一个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语种。在我们东边，日本以前也是用中文的，后来他们文字独立了，与中文分道扬镳。在座的王中忱老师是日语专家，一定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同学们读日文，没有学过的大概也可以读懂一半，因为口文里大约一半是汉字，其读音大多接近汉语。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拼音文字。平假名的历史长一些，是对他们本土语的拼音和记录。片假名则是对西语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兰语的成分，也有后来英语、法语的音译。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日文就是一锅夹生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众笑）。当然，日本朋友曾告诉我：你不要以为日本的汉字就是你们中国的汉字，不对，有时候用字虽然一样，但在意义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细微而重要的差异。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们借用了很多汉字却是一个事实。日文逐渐与中文分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再看韩文。韩国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汉字，全面禁用汉字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们在十五世纪发明了韩文，叫“训民正音”，但推广得很慢，实际运用时也总是与汉语夹杂不清。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中韩双方的学者对话，发现我能听懂韩国朋友的一些话。比方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创作与批评”，发音差不多是chongzhu。gapeipeng（众笑）。你看，你们也听懂了，不用翻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韩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过书写形式还用方块字，没有拉丁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认，但发音完全是外文；韩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书写完全是外文。这就是说，它们或是在发音方面或是在书写方面，与汉语还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由法国传教士制汀方案，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拼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也同样坚持这个语言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你们也许都知道，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广了两批简体字。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中文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中文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学英语的同学可能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刚才徐葆耕老师说我英语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惭愧。五十万单词！谁还敢吹牛皮说自己的英语好？你们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每年都可以编出一本新增词典。你学得过来吗？记得过来吗？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联合国用五种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下五百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激光”，台湾译成“镭射”，就是旧字组新词。“基因”，“基”本的“因”，也是旧字组新词，对于英文gene来说，既是音译又是意译，译得非常好，小学生也可猜个大意。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high-tech，high-way，就是这样的。但是比较而H，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为很多其他语种所不及，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汉语也闹出个五十万的用字量，你们上大学可能要比现在辛苦好几倍。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中文的末曰来临，因为中文的键盘输人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中文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文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中文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太消耗人力和时间。在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先不说这一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中文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中文输入不但不比英文输入慢，反而更快。据说现在还有更好的输人软件，就是你们清华大学发明的，什么智能码，比五笔字型软件还好，使中文输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
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西文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刚才说到的曰文假名、韩文、越文等等也是向表咅文字靠拢，但中文至今是另走一路。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作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有日本朋友跟我说，日文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发音大致是denno；另一个是片假名，是用英语computer的首译。这个H本朋友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电的脑么，很聪明的机器么，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读出来倒是方便，但一个没有受到有关教育和训练的人，如何知道这个声音的意思？有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教师还说过，有一次，他让几个教授和大学生用英语说出“长方体”，结果大家都懵了，没人说得出来。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奇怪吗？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为什么最容易出现专家主义？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你连开口说话都没门，不崇拜行吗？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汉语是一个大语种，即便在美国，第一英语，第二西班牙语，第三就是汉语了。我曾到过蒙古。我们的内蒙用老蒙文，竖着写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写。你看他们的思路同我们也一样，西方好，我们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个俄国。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啦。蒙古总共两百多万人，首都乌兰巴托就住了一百万，是全国人口的一半。你们想一想，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出版者能干什么？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是诗歌，因为牧人很热情，很浪漫，喜欢唱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他们的作家都很高产，一见面，说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书，让我吓了一跳，惭愧万分。但我后来一看，那些书大多是薄薄的，印几首儿歌（众笑）。但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一套就一大堆，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谁会做这种傻事？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同学们生活在一个大语种里，对这一点不会有感觉，你们必须去一些小语种国家才会有比较。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冰岛语拒绝任何外来词。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爰。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怎么出版？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不是他们贪恋大锅饭，是实在没有办法。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综上所述，从用字的俭省、输人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中文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我们还可以说，中文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文字。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U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这更不谈中文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羡慕。远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杨雄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乃至数百万言，以至我们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惭愧呵。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资财富数量。我们在这第三点还牛不起来。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有时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购买力强，所以软件都用英文写。这就是钱在起作用。香港比较富，所以以前粤语很时髦，发了财的商人们都可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需要大陆“表叔”送银子来，开放旅游，开放购物，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这种时尚潮流的变化后面，也是钱在起作用。
以上这二个量的指标，在我来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从这二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我们对汉语最丧失向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肓S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来自文言的汉语
前面我们是展开汉语外部的比较角度，下面我们进人汉语内部的分析，着重回顾一下汉语的发展过程。
我们常常说，现代中文是内话文。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要说m舌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你们看过电视剧《孙中山》吗？孙中山跑到日本，不会说H本话，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不是言谈，是笔谈。那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来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〇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儿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欧洲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了中同的造纸技术，与我们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动起来都很闲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们看看地图：他们北边是日耳曼语系，包括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爱沙尼亚语、德语等等，原来是一家，随着人口的流动，你到了这里，我到了那里，说话的语音有变化，文字也跟着变化，互相就不认识字了，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他南边是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渎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有一个专家对我说过，阿拉伯文在这一点上类似汉语。比如伊拉克人与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个字时可能有不同的发音，但含义上相通。我在这方面只是听说。
中国有个研究历史的老先生叫钱穆，十多年前在台湾去世。他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欧洲就没有这个条件。语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应的分崩离析也就难免。现在他们成立欧盟，就是来还这一笔历史欠账。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据某些语言学家研究，一个“吃（喫）”字，上古音读qia，现保留在湘方言中；中古音读qi，现保留在西南官话中；现代音读chi，进入了北方话。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吃（喫）”。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喫）”。同学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英美人民就更没法懂了。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还有跨时间的多变，使古今难以沟通。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里。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
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七言诗，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碰上“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伊里奇”，你怎么缩写？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众笑）？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大家知道，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幵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就是说：内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国处在臣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新的阶级要出现，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像袁肚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当时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说起话来可能也真是这个样子，作者写都市题材，不这样“洋”可能还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周立波先生，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他们从老百姓的口语中汲取营养，运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语，更多地依托了民间资源。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白话文增添了虎虎生气和勃勃生力。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外来语运动与民间语运动，构成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使汉语文由此获得了一次新生，表达功能有了扩充和加强。我们以前没有“她”这个字，“她”是从英语中的she学来的。当时还出现过“妳”，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可能觉得，英语第二人称不分性别，那么我们也不用了吧（众笑）。当时就是这么亦步亦趋跟着西方走。包括很多词汇、语法、语气、句型结构等，都脱胎于西文。“观点”，pointofview；“立场”，position；都是外来语。“一方面……又一方面”，来自。nthissideonotherside；“一般地说”，“坦率地说”，“预备 走”等等，也都来自直译。同学们现在说这些习以为常：这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话么。但我们中国古人不是这样说的，这些话原本都是洋话。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取消这些移植到汉语里的洋话，现代汉语至少要瘫痪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学、新闻、文学都可能无法进行。
当然，大规模的群体运动都会出现病变，没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圆满。外来语丰富了汉语文，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对外来语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剥，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话。刚才徐老师说我现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农村。这是事实。我在农村，觉得很多农民的语言真是很生动，也很准确，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时间有限，没法给大家举很多例子。同学们可能有很多是从农村来的，或者是去过农村的，肯定有这种体验。
同农民相比，很多知识分子说话真是没意思，听起来头痛，烦人。中国现代社会有两大思想病毒，一是极左的原教旨共产主义，二是极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它们都是洋教条，其共同的语言特点就是“书生腔”，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与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因为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中文系请李陀先生来讲过课，是吧？李老师曾经研究“毛文体”，有人也将其称为“文革”时期的“党八股”，就是一种红色的“洋腔”和“书生腔”，一种极权时代的陈词滥调。“在党的十大精神光辉照耀之下，在全国人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热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大好时刻，我们清华大学今天开学了（众笑）！”这种绕来绕去的语言垃圾，就是当时常见的套话。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们经历了一个白话文非常黯淡的时期。有人可能说，那一个时期离我们比较远了，我们同学们都是新一代，说话也不会是党八股了，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恶化。这些年，我常常听到一些大人物说话，发现他们还是满嘴废话，哪怕是谈一个厕所卫生的问题，也要搭建一个“平台”，建立一个“机制”，来一个“系统工程”，完成一个“动态模型”，还要与WT。或者CEPA挂起钩来。这些大话都说完了，厕所问题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让听众如何不着急？这是不是一种新八股？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因此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口语人文一旦搞过了头，完全无视和破坏文字规范的积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肓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打仗首先要师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没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样。打得没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样。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皇上御驾亲“征”呵。打土匪，那个土匪太低级了，对他们不能叫“征”，只能叫“荡”，有本书不是叫《荡寇志》吗？就是这个用法。“征”、“伐”、“讨”、“平”、“荡”，是有等级的，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怛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打台“独”，是“打”；打美国，也是“打”。这是不对的（众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国应该口H“征”；打“台”独只能叫“平”，顶多只能叫“伐”，对不对（众笑）？又比如说，打仗打得轻松，叫做“取”。打得很艰难，叫做“克”。力克轻取么。虽然只是两个动词，但动词里隐含了形容词。但现在白话文经常不注意这个区别，一律都“打”。打石家庄打得艰难，打天津打得轻松，都是“打”。这同样是不对的。与“打”相类似的万能动词还有“搞”：“搞”革命，“搞”生产，“搞”教学，“搞”卫生，还有其他的“搞”，不说了（众笑）。总而言之，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这不是一件好事。
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文还可能分裂。这个情况在广东和香港已经出现了。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一个版或者两个版，用的是粤语文，是记录粤语发音的汉字，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看懂。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没有这种合法性，粵语中很多精神财富就可能无法表达和己录，普通话霸权可能就压抑了粤语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闹出几十个独立的语种？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有一个英国的语目学家对我说过：mandarinisthelanguageofarmy，意思是：“普通话是军队的语言”。确实，所有的普通话都具有暴力性、压迫性、统制性，不过是因偶然的机缘，把某一种方言上升为法定的官方语言，甚至变成了国语——而且它一定首先在军队中使用。普通话剥夺了很多方言书面化的权利，使很多方言词语有音无字。这就是很多粤语人士深感不满的原因，是他们忍不住要生造汉字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语都书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语种都要分崩离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统一，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英语就是这样的。有人估计：再过三十年，英语单词量可能是一百万。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学英语都只能学到沧海之一粟，各个地方的英语互不沟通或只有少许沟通，那还叫英语吗？再想一想，如果英语、汉语、西班牙语等等这些大语种解体了，人类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现新的困难？
看来，语言主导文字，或者文字主导语言，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语言与文字的两元并举，是两者的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这是我们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齐时的理论盲区。
创造优质的汉语
希腊语中有一个同：baA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文，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那么什么是优质的汉语文？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当过多年的编辑，最不喜欢编辑们在稿签上写大话和空话。“这一篇写得很好”，“这一篇写得很有时代感”，“这一篇写得很有先锋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时代感”或者“先锋性”？写这些大话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来；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来，只好随便找些大话来敷衍。一旦这样敷衍惯了，他的思想和感觉就会粗糙和混乱，就会钝化和退化。一旦某个民族这样敷衍惯了，这个民族的文明就会衰竭。我对一些编辑朋友说过：你们不是最讨厌某些官僚在台上讲空话吗？如果你们自己也习惯于讲空话，你们与官僚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原谅一个小孩讲话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因为小孩没有什么文明可言，还只是半个动物。但一个文明成熟的人，一个文明成熟的民族，应该善于表达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语文就是承担这个职能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个责任，使汉语文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兒了第一^步。
至少，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肓目欧化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创造。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西语语法。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汉语确实从英语以及其他西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着”就是进行时，“了”就是完成时，“过”就是过去时。这样一用，弥补了汉语的逻辑规制的不足，把西语的一些优点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西语语法这只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汉语研究还在削足适履的状态。我们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道：“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意思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也是中国队胜了。这一定让老外犯糊涂：“胜”与“败”明明是一对反义词，在你们这里怎么成了同义词（众笑）？其实，这种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在汉语里很多见。汉语常常是重语感而轻语法，或者说，是以语感代替语法3比如在这里，“大”一下，情绪上来了，语感上来了，那么不管是“胜”是“败”，都是胜了（众笑），意思不会被误解。
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你们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有些对联写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据说粤语里还有九声的变化，对我们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验。朦胧诗有一位代表性诗人多多。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曾经在英国伦敦图书馆朗诵诗，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听得非常激动，事后对他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语言。这位老先生是被汉语的声调变化迷住了，觉得汉语的抑扬顿挫简直就是音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鹦鹉学舌，在很多方面就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
还有成语典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成语典故之多是汉语的一大传统。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成语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众笑），根本没法译。应该说，其他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形成了成语典故的R大储存量，其他语种无法与之比肩。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浓缩。“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这些成语几乎都是讽刺主观主义的，但汉语不看重什么主义，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避开概念体系，只是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啰嗦？是不是过于文学化？也许是。但这样说照顾了生活实践的多样性和具体语境的差异性，不断把抽象还原为具象，把一般引向个别。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別时髦的前卫语言。
今天晚上，我们对汉语特性的讨论挂一漏万。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因此，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自己和发展自己。其实，《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西语语法的一部分。我读过一本英文版的语法书，是一本小辞典。我特別奇怪的是：在这本专业辞典里面，“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为词条。这也是一些语法概念吗？为什么不应该是呢？在语言活动中，语法，修辞，文体，三者之间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是融为一体的。语法就是修辞，就是文体，甚至是语言经验的总和。这种说法离我们的很多教科书的定义距离太远，可能让我们绝望，让很多恪守陈规的语法专家们绝望：这浩如烟海的语言经验总和从何说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忽视。
瑞士是个小国，但有四种官方语言，差不多每个人都得习惯多语种的交际。这个地方是最应该出语言学家的，后来果然就出了一个，叫索绪尔，Saussure。此人写了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西方现代语言学有开创性贡献，包括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汉语，虽然提到过汉语，但搁置不论，留有余地，所以在谈到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他着重谈语言；在谈的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时候，他主要是谈共时性。他认为“语言易变，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文字是什么？当然是中文。如果中文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不能成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块空白。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多人说起索绪尔的时候，常常不注意这个空内。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后，中国人最应该写一本《普通文字学教程》，但至今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索绪尔有个特点，在文章中很会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盘来比喻语境。他认为每一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是由棋盘上其他的棋子决定的，是由棋子之间的关系总和来决定的。“他”在“它”；现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样，“他”在“她”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这就是棋子随着其他棋子的增减而发生意义和功能的改变。在这里，棋局体现共时性关系，棋局的不断变化则体现历时性关系。这是个非常精彩的比喻，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么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棋局？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白话文运动以后，在经过了近一个多世纪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后，这三种资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优化的组合与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
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话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昨天听到有人说“我好好幵心呵”，“我好好感动呵”。这是从港台电视片里学来的话吧？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实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做爱”眼下也流行很广，实在让我不以为然。这还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众笑）。做工作，做销售，做物流，做面包，“爱”也是这样端着上岗证忙忙碌碌make出来的（众笑）？
我有一个朋友，中年男人，是个有钱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在办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场。他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不但没有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开始就没有语言来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绪纷纷之际，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m，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事实上，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附录：对金立鑫批评的简要回应
朋友传来网上一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金立鑫先生对拙说《现代汉语再认识》的批评。我很高兴又一场关于汉语的讨论可以展开。看得出来，金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专业知识给我启发，但很多问题可能还需心平气和的讨论：
约定任何对话都需要基本语义约定，否就会打乱仗。比如我介]说人是能劳动的，就一定暂时排除了重残者、婴儿等等；我们说人是高智能生物，就一定暂时排除了植物人、病呆者等等，所以大家说到“人”，才不会说岔。同样的道理，我们说“语言”，有时独指口语，有时兼指语言与文字，而且以后种情况为多。“汉语写作”、“汉语阅读”、“华语文学”、“华语媒体”、“语言学家”、“语言学界”等通行说法即为其例。我的演讲从此例，恐听众大意，还特别在开始处约定：“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囯最主要的文字。”金先生无视这一约定，批评我多处混淆了汉语与汉字的区别，我只能感到无奈。其实就在他自己短短的文章里，他也大量使用“日语”、“韩国语”、“英语”、“语言学家”、“汉语的发展”一*演讲整理稿最初发表于2005年《天涯》杂志，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
类，几乎俯拾皆是，也都是以语代文，或者以语兼文的，岂不是自己也在参与“混淆”？比如照他自己定下的规矩，“日语”怎么可以借用汉字？应该是“日文”吧？两种语言之间字同音异的现象是不是被说反了？
全文金先生批评我演讲的“全文”，这不是事实。他所提到的《文汇报》刊栽部分，只是编辑做的演讲摘要。演讲的全文发表在二〇〇五年的《天涯》杂志，收入我的《大题小作》（二〇〇五年）一书，并在很多网站刊栽。如果金先生看过全文，有些问题可能就不会提出来了。比如他有一大段强调英语中也有成语，这其实是我早已说过的。我在演讲全文中只提到汉语（再次约定：指汉语文，主要指汉文）历史悠久，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成语的存量特别巨大，形成了汉语的相对特色之一。其实这是译员和译家们大多能感受到的事实。
否定汉语金先生断言：“从来没有人说过汉语不好。”意思是我说很多中国人对汉语失去自信心纯属事实编造。可是，知名语言学家潘文国先生证明：“在中国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举国上下对本民族文字（往往还波及本民族的语言）大张挞伐，非欲去之而后快，以‘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这种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的现象。”（二〇〇二，括号内为原文——引者注）直到几年前，读书界知名的《书屋》杂志还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长文，宣布汉语是一种腐朽的、落后的、愚昧的语言。如此等等，金先生莫非有所不知？
欧化与半欧化金先生说：“韩少功说他们（指东亚各民族国家的文字）‘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不是事实。”那么事实是什么？我说的欧化与半欧化，意思很明显，是指那种向欧洲表音文字靠拢的拼音化与拉丁化。这有越文的拉丁化为证，韩文的拼音化为证，日文的拼音化成分大增为证，汉字改革一直尊奉的“拼音化、拉丁化”方向为证——这里还暂不说词汇、语法等方面援欧入亚的大量现象。难道这一系列变化不是变化？不是“欧化或半欧化”？而是非洲化？中东化？抑或本土化？
喫的读音金先生说：“‘喫’在历史上是后起的，没有上古音，只有中古音……”这一说法也许有据D但上古人一定是要吃的，一定是要用语音表示吃的。既然“喫”的读音在中古以后有变，为什么变化之前就一定无变？上古人诚然可以说“食”，但北人南人是否都说“食”？……这些至少可以存疑。笔者在大学时代师从的知名语言学家吴启主先生等根据湘方言的田野调查，发现读音为qia2的“喫”在南方民间大量分布（即很多写作人书录的“呷”），曾推论“喫”有上古音，为qia2，到中古才书面化。这一说可能有点大胆，但至少不是完全无稽。金先生只是依据至今不无争议的拟音成案，断定上古人不言“喫”，可能稍缺学术容异之量。更重要的是，我举“喫”为例，只是要证明音变字不变的汉语一大特色，证明“文字不一定跟着语音走”的另类规律，那么有中古和现代的两音为证已经足够。这才是不应避开的讨论重点。
语言霸权金先生搬出了索绪尔，强调口语先于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等等。这可说是部分的真实。但据我这个行外人所知，索绪尔只是针对欧洲的语言状况做出理论总结，曾明智地指出汉字是另一码事，“这个符号（指汉字）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一九一六）从那以后，著名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著名语言学家哈里斯（RHams）等等，都对索绪尔的语言中心论进行过激烈批评，更反对仅仅把文字当作语言的书面符号。我国的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的作者胡以鲁先生，对中西文字的区别也有清醒看法广（汉字）缘何而自然发生乎？曰绘画也而适于用，习用之而形态简略，遂发达而为文字耳故吾国文字发生之当时，代表事物之本体，非直接代表声音也。”（一九二三）再举个日常语言的身边例子，就说一、二、三、四吧，这些字在全中囯各方言区范围内一字数音，一字数十音，那么这些字是对哪一种语音的记录？能记录得过来吗？中国人常见的读“别字”现象，难道不也是知字不一定知音的“文字主导”法则（笔者语）在显现？
语法霸权金先生称：“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社团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语言中会存在非语法或反语法的结构存在！”（似删除最后两字才较为通顺——笔者注）这种语法中心论的强硬传统立场，虽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但他仍有坚持的权利。不过，“不容忍”的标准是什么？谁是语法的最高立法者？仅就汉语语法而言，马建忠、王力、吕叔湘、赵元任、高名凯等语言学权威从来意见有异，各法不一。力求达成共识的努力也一再受挫，一九五〇年代的全国“暂拟系统”，一九八〇年代的全国“试用提要”，都遭到较为广泛的怀疑和争议合此法者，可能“非”彼法和“反”彼法也。合彼法者，可能“非”此法和“反”此法也。金先生要依据哪门哪派之法来裁决“不容忍”的对象？包括裁决上述他那句话最后两个字的是否合理、应否删除？即便今后有某种绝对统一之法（其实永不可能），从动态和发展的辩证观点来看，成法也并非一成不变，不可一劳永逸，总是被各种“超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笔者语）的语言实践所推动，得到一再的调整和改写。那么在新法达成之前，所有为旧法不容的语言新现象（不包括无谓的胡言乱语），不就是“超语法、非语法、反语法”的创新有理吗？没有这种创新，不断发展的语法何来？天上掉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