锲而不舍地坚持写作
鲁迅于1906年春天重返东京。回到东京的鲁迅只是把学籍放在了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这时，鲁迅的身份依然是官费留学生，但他不再进正式学校了，只想学外语，用来敲开外国进步文学的大门。
回东京后，鲁迅将弃医从文之事告诉好友许寿裳。鲁迅以为，也就许寿裳能够理解他的决定，其余人大概只会暗笑他丢掉能谋生的专业、选择了不能赚钱的文学。鲁迅不管这一切，他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家人给鲁迅订婚时，鲁迅正在日本。得知后，鲁迅便写信表示反对，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嫁他人。家里人拘于旧俗，认为悔婚对两家名声都不好，姑娘更没人要了，便托族人周冠五写信去规劝。
鲁迅心情很是复杂矛盾。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和爱，认为她给找的女人大概不会错的，就勉强答应下来。但在回信的时候，提出两个要求，要娶朱姑娘也行，一要她放脚，二要她进学堂读书。朱安是个旧式妇女，思想保守，认为脚已经定型，放不大了；女人进学堂，也不合习俗，所以都没有实行。
鲁迅不愿违抗母命，不想让母亲难过，他想：“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鲁迅的婚姻不是为了对朱安的爱，而是对母亲的爱和顺从。
鲁迅在了却母亲心愿之后，立即带上弟弟周作人回到了东京。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深受革命家章太炎的影响，站在革命派立场，开始了对维新运动的批判。当时的东京，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尖锐的斗争。
鲁迅师从章太炎，与陶成章等革命派往来密切，并成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成员。
章太炎是国学大师。他在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的一间教室里。
1908年7月21日，鲁迅等人来到章太炎先生的寓所，开始向这位学识与胆识都超群的老师学习。在狭小的寓室里，师生席地而坐，中间是一张小矮桌。8时整，章先生准时开讲。讲的是音韵学，先讲36个字母和22部古音大略，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言辞深奥，但是没有一句空话。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每逢星期日，鲁迅和其他几位同学都要到民报社听讲。章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了《说文解字》、《尔雅义疏》，还讲了一些文学知识。
据说章太炎先生爱发脾气，可是对于青年学生，却和蔼可亲，随便谈笑，就像家人朋友一样。
鲁迅凝神谛听，很少发言。
有一次，章太炎问：“文学的定义是什么？”
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先生听后说：“这样区分虽略胜于前人，但仍有不当。比如郭璞的《江赋》虽然是文学作品，却没什么原因能让人哀乐呢？”
鲁迅沉默不语了，回去后，他对自己的朋友说：“先生解释的文学概念，范围过于宽泛了。实际上，文字与文学是应当有区别的。《江赋》这一类的作品，很难有什么文学价值。”
章太炎先生那时生活贫困，一天仅吃两餐素食，但是精神健旺，双目炯炯。他广博的见识，高超的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鲁迅。
当时，鲁迅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探索国民性问题成为鲁迅一生的思索，奠定了他的基本思想基础。
鲁迅在弃医从文后，渴望用文艺为武器追随革命派为祖国的新生而战斗。他确信文学艺术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进而使祖国赢得新生。因此，鲁迅决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商量办一个文艺性的杂志，以此来作为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理想，为祖国尽一点力量。
鲁迅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活力强劲的文学充满了好感，所以用但丁的一本诗集的名字《新生》作为这个刊物的名称，取“新的生命”的意思。
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不少学习法政、理化以及工业的，但学习文学和美术的却非常少。就在这冷淡的气氛中，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人，于是开始着手准备了。
鲁迅为这个刊物做了不少工作，约了一些稿子，连封面、插图都选好了，稿纸也印出来了，《新生》就要诞生了，鲁迅激动万分。
出版的日期快到了，但是走掉了一个作者，接着能给这个杂志拿钱的人也走了。
鲁迅返乡结婚之前，答应支持这个刊物的有许寿裳、陈师曾、袁文薮、苏曼殊等人。可是这次到东京后，虽然多了一个周作人，但袁文薮却到英国留学去了。袁文薮对于这个杂志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原来要由他垫付创办刊物的款项。袁文薮这一走，就只剩下一文不名的3个人了。
虽然刊物没办成，但鲁迅仍不放弃，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
为了唤醒民众，激励斗志，他更加认真地学习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作品。他当时最喜欢的作家是俄国的果戈理、日本的夏日漱石、匈牙利的裴多菲等。
因为当时日本很少翻译这类作品，鲁迅便经常去旧书摊，买来德国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及时搜求。有时，他开出书目托相识的人，向日本书店订购某种书——常常要等待两三个月后，才能由德国远道寄来。
当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得出手的时候，他开始投稿了。最初鲁迅把稿子投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稿子寄出去之后，他便焦急地等待着，期望有一天登载他的文章的刊物寄到自己的手中。
过了很久，上海给他寄来了邮件，但不是登着他的文章的刊物，而是他寄出的稿子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鲁迅没有灰心丧气，他一如既往地追求下去。
鲁迅把新写的稿子又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可是不久又照样被退回来了，而且附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来了，这很使鲁迅感到失望。
不过鲁迅还是继续写文章，然后寄出去，他以这种坚韧的性格，开始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段路程。正是这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胜利地走到了目的地。
为了革命的文学事业，鲁迅不辞辛劳地工作着，他不停地寻书、买书、学习、翻译……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
他读书的趣味很浓，每次从书店归来，钱袋总是空空的，他和许寿裳相对苦笑，说了一声：“又穷落了。”
但是鲁迅的生活过得相当简朴，他只有单的、夹的、棉的三套衣服。在东京的几年，他几乎没有添置什么东西。为了贴补生活的不足，他又为湖北留学生翻译的《支那经济》全书做校对工作。可是只要有点钱，又被他用到了买书上。
鲁迅坚持写作，他从1907年底至1908年，先后在《河南》杂志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
其中《人的历史》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1908年发表了《文化偏执论》、《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分析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存在的偏颇。
《摩罗诗力说》就是鼓吹敢于勇猛反抗强暴的拜伦式的精神战士，这是鲁迅弃医从文后所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标志着鲁迅更坚实地踏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是以一个勇猛的反抗者身份踏上这条道路的。
在日本留学的7年，鲁迅广泛涉猎外国的自然科学、社会学说、文学艺术和哲学，开始形成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并且确定了用文学作为自己为祖国的独立自由、为人民的思想解放而抗争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