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Ⅰ ESSAY 随笔

在烈日和暴雨下

叶三

前年我去新疆旅行，认识了吐尔逊，他是哈萨克族乐器制作和演奏大师。“大师”这个词看着重，其实对我来说，他就是那个住在土房子里的乐呵呵的老头。我们语言不通，但我听得懂他的乐曲。我也记得在新疆的艳阳下，他笑眯眯地把哈密瓜递给我的样子。

去年，我在舟山的东海音乐节上又遇见了吐尔逊。我们拥抱了一下，没交谈。后来朋友给我看他的照片，这个一辈子极少旅行的老头第一次来到了陆地的尽头，看到了大海。照片上是他的背影，他在大海边木讷地站着，像是惊呆了。那张照片让我非常感动，而且有点伤心。

今年，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吐尔逊已经去世半年了。从舟山回到新疆不久，他就被确诊了癌症。因为通讯不利，他过世很久我们才知道。

我又翻出吐尔逊在大海边的照片，我注视着他和大海。将那些旅行记录下来的时候，谁能料得到之后发生的事情。我想，对我来说，这就是旅行文学的意义，它给了我机会将这些偶遇固定，“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在我遗忘的时候，它会提醒我：你曾经心动。

额济纳—麦盖提—舟山—莆田—厦门—海丰—潮州—京都—动物园

在烈日和暴雨下

一 “完爆美国66号公路”

驾驶台上的红灯已经亮了很长时间。数据显示，我们还能继续行驶5公里。手机里的导航适时插话：“您距离纳林湖服务站还有5公里。”

稀薄的阳光照在G7京新高速公路上。天是一种上古的浅蓝色。

这条路上车很少，从哪个方向极目远眺，都能看到地平线。我们关上空调，将车速降了一点儿，驾车的朋友说这样省油。偶尔有车超过我们，呼啸着，御风而去。那风是纤尘不染的，外面的空气干净得像真空。好长的5公里啊。我们会在这条路上抛锚么？我有点担忧，还有点向往。

结果并没有。到达服务站时我们像四个傻瓜一样齐声欢呼了起来——随即呆住了。服务站是崭新的，崭新的加油站还未投入使用，巨大的油罐车卧在地上，像一条疲惫的母狗。穿着蒙古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握着仅有的一个油枪，排队加油的车排成两列长队，绵延数里。

我们将车开到队尾，终于山穷水尽。跟着缓缓前行的队伍，四个傻瓜一边推车，一边接受各种口音的慰问。“真没油啦？”——“一滴不剩。”“嘿！卡得真准！”

车队停滞了，油罐车前人头攒动。我把车丢给朋友们，自己走到前面去看热闹。原来是两列车队发生了纠纷，加塞的那一列受到了旅行团大爷大妈的声讨。“撞我！你撞我啊！想过去你就撞我！”魁梧的老者张开双臂挡在一辆越野车前。越野车毫不示弱，以15码时速悍然冲向老者，群众一片惊呼，齐刷刷后退两步，让出空间。我津津有味地看着，正打算掏出手机拍摄，工作人员冲出重围，迅速将双方制住。人群散去，我眯着眼看阳光，缓缓踱步而归。“我家老高啊，”旁边一位大妈对我抱怨道，“就是爱管闲事儿！”

两个小时后，我们满油再出发。工作人员叮嘱我们，此地距离下一个有油罐车的服务站180公里。他从车窗塞进一张G7公路的宣传单，“完爆美国66号公路！”宣传单上印着这样一行大字，大字下面压着瑰丽的风光照。

美国66号公路什么样？我没亲眼见过。可G7确实是一条好路，隔离带又高又直，车道宽阔，平滑的柏油上画着耀眼的白线，像是刚展开的报纸，还带着油墨香。在G7高速上我们会行驶近一千公里，目的地额济纳——我的朋友们将在那里参与办一场晚会。而我，久居城市，又逢国庆佳节，能离北京远一点儿我就很满足了。

从呼和浩特出发，我们一直在内蒙古境内飞驰，却没有看到想象中的草原。车窗的左边是戈壁和大漠，右边也是。每次转过一个大弯，迎面撞见远山白云和一整片天空，朋友们都会惊呼一下“确实，完爆”。虽然我们谁都没见过66号公路。

西北风景荒蛮又孤寂，空空如也，却什么都有。但是，最初的刺激过去，几个小时后大家也就厌倦了惊讶。他们睡着了。我开着车，循环播放IZ的Mountain Wind（）：

没有马匹 徒步前行

双脚麻木 步履蹒跚

仿佛已经走了十五天

就要抵达下一个战场

惠风山 挚爱的家乡 有明镜般的湖泊

被强征去当兵 剩下望得见的日子 会怎样度过

历历在目 挥之不去

浣洗衣裳 剪下我脐带的这片土地

没有马匹 徒步前行

双脚麻木 步履蹒跚

仿佛已经走了十五天

就要抵达下一个战场

两季轮回 二十四载 我是牛年生的

命运将我放逐到这苍凉之地

惠风山 挚爱的土地 留在了身后

我们就像走失的马匹 找不到马群

没有马匹 徒步前行

双脚麻木 步履蹒跚

仿佛已经走了十五天

就要抵达下一个战场

合影

吐尔逊的羊

在黄昏我们进入额济纳。政府大楼对面空旷的广场上，露天舞台已经搭起来了。先到的工作人员在调试音响，沉重陌生的声场和黄昏一起笼罩广场，太阳正在降落，但广场上一个当地人没有。无人围观。这个地方像是一个小型的人造戈壁。

第二天，朋友找了个小文具店，将晚会节目单打印了出来。“民族舞《额济纳的祝福》”“配乐诗朗诵《金秋观赏胡杨林》”“独唱《乌兰巴托的夜》”“舞蹈《鸿雁》”“二胡演奏《赛马》”……“电子音乐”“乐队说唱”——嗯？然后是“乐队演唱——馕乐队”。我忍不住笑了，心中充满期待。

二 吐尔逊的热瓦普

如果从额济纳出发，沿着G7高速继续往西行驶一千两百多公里，就到达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稍微转南，再向西一千多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小县城麦盖提。去年夏天我走过这条路。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16年7月4日。

麦盖提的气候是块状分布的，阴影下清凉，日照下就是爆热。那天伊朗导演阿巴斯去世，网络上文艺青年们一片悼念。我蹲在麦盖提一条热闹的小街边，矮房子的阴影里，啃着半个馕，划手机。穿着传统服饰的人们在街上走来走去，火一样的阳光下，一帧帧黄红色调的画面像极了阿巴斯的电影。

吐尔逊的院子在小街里面幽静的地方。小小的两间土房，一间住人，另一间住他的羊。小房子马上就要倒掉的样子，院里充满羊粪味儿。灰扑扑的屋里泥墙土地，家具是破旧到几乎不忍看，民族乐器制作和演奏大师吐尔逊麦提亚，就住在这里。他那年66岁。

吐尔逊做的各种乐器放在小院里他的棚子中。我看了会儿，除了热瓦普和冬不拉，都不认识。院里站满了来拍摄纪录片的朋友，人人汗出如浆，几乎无处立足。我挤出去，摸了摸吐尔逊的羊。那也是一只老羊了，饱经沧桑的脸上一派天真，像主人。

我从小院转出去，钻到吐尔逊的邻居家里看人家做馕。刚出炉的馕太香了，人家送了我一个，说什么都不肯要钱。我举着馕回到小院，又吃了吐尔逊切开的哈密瓜。无法形容的甘美。吐尔逊看我吃得手舞足蹈，张开嘴冲我笑了，露出七零八落的牙。

吐尔逊把他四处演出的照片贴在床边的墙上，几张和年轻姑娘合照的，他特别喜欢。我笑了半天。我又试着弹了一会儿他做的热瓦普，音色有点像琵琶，只是更硬更苍凉。吐尔逊不会说汉语，他又张开嘴傻笑，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我心里就很爱他。

吐尔逊是被哈萨克音乐大师马木尔介绍给我们的。马木尔沉稳阴郁，平常不爱说话。

2017年10月14日下午五点，舟山朱家尖东海音乐节的“书与可乐”舞台，马木尔、吐尔逊和鼓手张东马上要开始演出了。马木尔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大海。

帐篷外下着雨，我站在舞台前的第一排，脚下是潮湿的沙子。两个穿着雨衣的小孩挤到前面，挥起铲子挖坑。然后，马木尔的电吉他弹起来了，张东的鼓敲起来了，吐尔逊的热瓦普在铿锵而细密地唱，他也在唱。刀郎热瓦普。我听着。

演出完，吐尔逊穿着雨衣缩在书架后面的后台。我绕过沙地上的方便面盒子和矿泉水瓶，找出手机里去年夏天在麦盖提我抱着馕跟他拍的合影，给他看。他想起来了，他站起来跟我拥抱，又张开嘴笑了。

野孩子开演的时候雨更大了，旁边的海静静地在咆哮。据说第二天将有台风和暴雨。人们肩并肩站着，仰脸，痴迷地看着灯光闪烁的大舞台。夜色下穿着雨衣的人群就像一大堆垃圾袋，饱满又温情。

那天晚上，马木尔喝着威士忌，说了好多话。说到一个我们都很喜欢的愤怒的摇滚诗人，马木尔说，怎么能抬着头唱歌呢？“把头低下去，低下去，压抑一点。”我们想了想，大笑。

夜雨击窗，我们围着小圆桌喝酒聊天，留到很晚。旁边的房间里，吐尔逊已经睡熟了。

三 “我想，我已经是一棵胡杨了”

2017年10月2日，额济纳胡杨林生态旅游节开幕晚会的前一天。北京来的调音师大音量放起来平克·弗洛伊德，一辆平板三轮停在舞台下，司机独自在围观。

额济纳旗总面积114606平方公里，比浙江省略大一点，但常住人口只有3万多。第二天就要演出了，可是，没有演员和乐队来参加彩排。朋友充满想象力地跟我说，他们可能平日里就在大草原上牧羊喝酒，“现正拍马赶来”。

——我也想象了一下这画面。太浪漫了。

我们无事可做，便去参观大漠胡杨林生态公园。公园董事长送我们进去，他是晚会的赞助人之一，一张当地人的黑红的脸，满脸疲惫。进了门，董事长不见了，我们在清冷的风里乱走。这里的气候跟麦盖提一样，晒着太阳就热，晒不到便冷，没有中间地带。我戴上太阳镜，再围上大围巾。身边一队一队的外地游客大都穿着颜色鲜艳的户外防风衣。他们会去看明晚的演出吗？

胡杨如草原上的牧民和牛羊一样逐水而居，耐寒又耐旱，长相遒劲明丽。它们站在水里，水很凉。它们站在沙地里，沙子很热。它们的姿态很美，也很浪漫。它们自顾自美丽地站着，我停下脚步不往前去，怕惊扰了它们。很多歌在心里唱了起来。

额济纳的天空极蓝，那种蓝是不由分说的，印刷品一样的蓝，让人想躺在上面，破坏它。太阳是真正的艳阳，光芒万丈。正午时分走在街上，人很快沁出了汗，昏昏沉沉地睁不开眼。好像天上有很多太阳一起烤着大地。但风还是冷的，像一个个小耳光。不能脱衣也不能添衣。只有胡杨，我想，只有胡杨，能在这里怡然地站着。

晚会开始在八点半。再来到广场上的时候，我惊呆了。舞台前红的蓝的塑料椅子已经被占满了，人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几天除了游客，我几乎没见过什么人。他们都穿着蒙古族的传统袍子，呼朋唤友拖儿带女，嗑着瓜子，剥着橘子。一个老奶奶站在导演台的前面，手里抱着的小孩儿穿一条开裆裤，露出白花花的胖屁股。

胡杨林

当时，户外零上6度。

先是领导讲话。然后“金秋十月，大雁南飞，额济纳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哗哗哗鼓掌。然后，拍马赶到的演员们上台了。民族舞蹈。二胡独奏。又一个什么领导上去唱了一首韩磊老师的《等待》。稀稀拉拉的掌声。独唱《乌兰巴托的夜》，一把蒙古族浑厚的嗓音。我手脚冰凉，拉紧围巾。舞蹈。哗哗哗鼓掌。

配乐诗朗诵。配乐钢琴师是推车的朋友中的一个，她弹着周云蓬演唱海子的那首《九月》。“我想，”台上的主持人深情地说，“我已经是一棵胡杨了。”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赶紧捂住嘴。

画风突变！舞台上搬来两台合成器，大屏幕上忽现一大堆抽象线条，两个电子青年随着音乐忘情地晃着身体，台下的老百姓好像有点懵了。随后，电子乐队下去，说唱乐队上来。观众席里有年轻粉丝兴奋地蹿了起来。我拉开围巾，把脸暴露在冰凉的夜风中，兴致盎然地随着鼓点蠕动，“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两个大叔上台，为正在“药！药！药！”的小伙子们献上了洁白的哈达。他们一边狰狞地喷着Flow，一边接过哈达披在身上，还不忘对大叔们礼貌地点点头。

我乐不可支。

终于等来了“馕”乐队。他们的风格，自称“heavy fusion”——确实是又heavy又fusion，集funky、死亡、雷鬼和重金属于……同一首歌内！黑嗓加呼麦！冬不拉solo！我目瞪口呆片刻，马上疯狂鼓掌。“馕”下台，新金属乐队“猎鹰”上台。“我们是，猎！鹰！乐！队！”我又疯狂鼓掌。台下的观众开始陆续散去。“Bravo！安可！”我拼命起哄。但是谁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演出马上就要结束了。

“完了吗？”大屏幕黑下来的时候，年轻的保安吸着鼻子，问我。他穿着制服，很单薄。“完了。”我意犹未尽地点点头。“呵呵，真闹腾。”他蹦着，跺着脚。忽然之间我发现，广场上那些盛装的当地人已经全不见了。就像被大地吸走了一般，他们像出现时一样神秘地消失了。

四 琼英卓玛和大喇叭

10月15日，舟山大雨倾盆，台风九级。

雨像是从无数个不同的方向，以无数个不同的力度在下，防不胜防。我们从汽车里蹿出来，钻进饭馆里，身上已经完全湿了。

围坐在大圆桌旁，前一晚演出的张玮玮回忆着雨。“手风琴键盘上全是水，滑得呀……”他还说，上台后，野孩子们磨蹭了一会儿，“调音？不是不是，我们在商量逃生路线”。窗外海边，渔船荡在起伏的海上，鲜艳的旗帜在桅杆上飘着。“葡萄枝嫩叶般的家。”“但是，气氛真好。观众真热情。”然后他把眼光丢在满桌的海鲜上。舟山的梭子蟹真鲜啊！带鱼真嫩啊！我们聊起一位共同的朋友，他是个诗人，生长在舟山，他的舟山口音金句是“朋克哇噻！（朋克万岁！）”

我们举起杯，“祖国哇噻！哇噻哇噻哇哇噻！”

酒足饭饱，要不要再去音乐节现场，当一会儿热情的观众？看看窗外的雨，再看看彼此的年纪，我们一致同意“算了”。

找了个咖啡馆，我们坐了下来，叫了咖啡和茶点，点起烟。像一帮正经的中年人一样，我们划着各自的手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种直面寿终正寝的祥和。手机此起彼伏地震动着，奋战在现场一线的朋友纷纷发来实况：

主舞台停演了，所有演出挪到了帐篷里。

涨潮了！帐篷里进水，椅子漂起来了！

风太大，保安们抱着柱子，人肉沙包，舞台不能倒！摇滚不死（魔鬼角）！

天黑了下去，我们续杯。一名主办方的朋友仍在实时报道：

主舞台又开演了！乐队问我有没有后台，我说没后台，车里就是后台。

许巍上台了，没有调音时间，直接演，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主舞台灯光断电了。

调来两辆越野车，打远光灯为主舞台照明！

观众很热情！海滩上浪很大！

许巍唱完了，很兴奋，他问我露营区还有没有帐篷，我说有，不过现在是风筝！

我们有点坐不住了。

干燥温暖的咖啡馆里，我们遇到一位台湾来的朋友。聊了一会儿每年都会下雨的Fuji Rock（富士摇滚音乐节），他说正穿着的高筒雨靴就是那里买的。日本的音乐节井然，舒服……他抬起脚给我们看。

线报：“有一个小伙子cosplay皮卡丘，带着一条大金毛在海浪里蹦来蹦去！”

我们彻底坐不住了。许巍之后，该登台的是尼泊尔咏者琼英卓玛。我们想象了一下她在大风大雨中吟唱。真的坐不住了，现在开车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我们告别台湾朋友，冲向汽车。

二十公里的车程迎着大风雨，一路畅游。雨刷器疯狂地甩着头，前路漆黑，大灯照着枪林弹雨，能见度不过五米。我们相约，如果琼英卓玛开唱时雨停了，我们马上就地跪拜，集体皈依密宗。

每人穿了两件雨披，又从当地人手中买了鞋套，迎着退场的人群，我们全副武装奔赴主舞台。

南方的雨，哪怕是暴雨，也是温存的。露在外面的牛仔裤已经湿透了，但是并不冷。主舞台一片黑暗，影影绰绰地有人晃动。越野车的灯光拉出一条光带，我望着光带中被风吹成一丛斜线的雨，在光里雨活着，风也活着，它们义无反顾地年轻着。“谁给我一条裤子！”一个只穿了条沙滩短裤的赤脚男孩从我身边跳进了光带。他连雨衣都没穿。他又跳走了。姑娘们裸着小腿，在大风中保持袅袅婷婷，嬉笑着走远。一个棚子下，我看见那条大金毛正在摇头晃脑地抖水。

年轻真好。

我转头望着海。海浪声心潮起伏，漆黑的海，伟大的海，海浪扑向海滩，留下转瞬即逝的一条白边，无穷无尽。我贪婪地看着它，真想走近去，再走进去。

那夜琼英卓玛并没有唱。她穿一袭红色僧袍，拿着一个城管常用的大喇叭，笑容可掬地对拥在海边等待她的人们说“谢谢，对不起”。主舞台彻底断电了，音响灯光一片死寂。

但是，非常值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夜的风雨和大海。

五 大海与阳光

我在舟山的大海边想起额济纳的阳光。

离开额济纳的那个清晨，我又经过广场。广场前停着巨大的运输车，舞台已经拆了一半，在晨光中裸着。仍然没有人，一个也没有。剩下的一半舞台披着金色。这场景有一点惊悚，非常后现代。我想象着，昨夜歌舞的人们醉后打马向草原，身体在马背上歪歪斜斜，唱起真正的歌。那个清晨的阳光失去了温度，有一点凄怆。但我的心里充满欢愉。

吐尔逊

我还想起第一次我爱上大海。那是十五年前，我初到大洋彼岸的时候。我跟一帮朋友去夜钓，走下石阶，走上沙滩，我们走向大海。先是断断续续地聊着天，后来就没人说话了。然后我们把手电也关了。在一点点星光里，海的气息越来越近，但是它在哪儿呢？它在哪儿呢？我看不见。四面八方都是海浪漆黑的巨响。我们默然地恐惧地在黑暗中往前走，走向不知身在何处的大海，走在一个溺毙的好梦里。

我抬起头，看见一整条完美的银河挂在夜空中。

第一次看到大海时，吐尔逊在想什么？好想问问他，但是他已经走了。从舟山的风雨中坐车，搭飞机，再转机，然后再坐车，他就会回到麦盖提的艳阳下。张东从机场给我们发来短信：“吐尔逊说：我的朋友开台了，我的肚子涨了。”翻译过来，就是“朋友们走了，我很不高兴”。

吐尔逊第一次见到大海。

莆田表哥和椰子鞋

表哥请我们喝很贵的金骏眉，在莆田的茶馆。茶叶是他存在这里的。他放下洁白的小茶杯，忧心忡忡地说，大家都知道假鞋在莆田，可是没人知道，最好的运动鞋也在莆田。

其实，表哥比我小上好几岁，我跟着我的朋友一起叫他表哥。表哥生在莆田，长在莆田，从来也没离开过。莆田的年轻人，大多数在做生意——不是运动鞋，就是医疗。表哥做鞋。家里的工厂原先是大品牌的代工厂，实际上，好多大品牌的代工厂都在莆田，所以最好的运动鞋也都在莆田。可是，代工一双鞋才挣几块钱，太少了。将近十年前，淘宝的黄金时期，生意头脑灵光的莆田人大批暴富，大都靠做运动鞋，利用原本代工厂的生产线做电商，售价比正品便宜许多倍，利润非常之高。

表哥说，那时候淘宝监管不严，可以直接告诉买家，这是高仿，心理上没有负担。后来，管得严了，他没法像其他人那样堂而皇之地撒谎，他干不出来。

表哥的眉眼有典型的闽人的秀气，脸庞轮廓是干净的，细细的，架一副黑框眼镜。表哥穿蓝色牛仔裤，白T恤，脚上一双自家工厂代工的西班牙品牌运动鞋，走在路上，他步子方正，上半身挺直，手臂摆动幅度很小，看着温文尔雅，又老实，又文艺。我觉得表哥不像莆田人——只有右手提个装手机和钱包的男用手袋，有点南方的生意人模样。

在阴天的午后，莆田就是一个南方小城。前一天的暴雨余威尚在，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街上没什么人。我们去著名的安福电商城。表哥一路给我讲着A货、山寨、淘宝店的掌故和段子，像作为注解，进入电商城范围，沿途无数的某运动鞋品牌山寨店，看得我目瞪口呆。表哥苦笑。

白天的安福电商城恹恹地，不爱理人。它在睡觉。摆着鞋子的店面并不揽客，只用来展示产品。表哥说，我们晚上再来。

几年前，表哥过不了心理关，没法卖假货，于是和朋友合伙，想闯出个自主品牌，结果失败了。运动鞋市场早已是红海，打出一个新品牌谈何容易，何况莆田人并没有做市场推广的概念。大多数人都在挣快钱。

现在表哥在几个电商平台上做童鞋生意。他说他在同龄人中算混得很差。

有次，我和一个演员朋友吃饭，一见面他就跷起脚给我看他脚上的限量版红“椰子”（Kanye West为某品牌设计的系列运动鞋），告诉我三万多买的。那一阵我正对之梦寐以求——气得我半死。想起这事，我问表哥，莆田有没有椰子。有啊，所有潮牌，明星穿过的，只要你见到的，都有。大概多少钱？——什么价位都有。表哥说，仿得最逼真的椰子，在莆田卖八百块。

表哥说，要不要来一双。我说算了。买到假货是一回事，主动买高仿是另一回事。“能买到真的么？”“那莆田没有。”

一边跟表哥聊天，我一边瞄着路上行人脚上的运动鞋，心里嘀嘀咕咕。

晚上十一点，我们又来到安福电商城。这时候，它醒了。

满街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白日里冷清的街道充斥着小货车和不计其数的电动车，车后座高高地摞满箱子。白天忙着接单的卖家现在集体来上货，货都是事先订好的，到了便验货，验完直接交给街边定好的快递收取点。电商城周边的居民区大多是拆迁安置房，都被出租做库房和发货点。楼房下密密麻麻的电动车，人们像各司其职的工蚁群，有序地忙碌着。路边的快递点挂着大瓦数的灯泡，一般是外地来的两夫妻，坐在灯下填写快递单，包装，封箱上车。

为夜晚忙碌的卖家们服务的夜宵摊子也推了出来，人声车声、烧烤的香气，我的眼睛耳朵鼻子瞬间过载。

我跟着表哥钻进一个黑暗的小区，上二楼，熟门熟户地敲开一扇门，取来一块手表。表哥查给我看，电商平台上，这块表的正品售价1200元。现在只用一百块。因为是自己戴，就不用发票了，表哥说。不然，再花15块，就能买到全套的包装和正品发票，银行卡刷卡的收款单。小区里还有连接几排的摊位，可以给鞋子衣服改换商标，加卖各种正品防伪标识，鞋带、鞋垫、鞋盒……小区门口的老人守着一个小板凳卖手机卡，这是为开淘宝店绑定用的。卖淘宝店的广告牌拴在行车道的绿化带上，甚至还有“开店培训”的广告。

表哥说，最近管得严了，快递摊子上不敢贴“异地上线”的字眼。

我看着满街的忙碌热闹，叹为观止。活生生的一条庞大的全产业链就在眼前。

我们离开电商城，往莆田安静的那部分去。表哥请我们夜宵，清口鲜香的扁食汤。碧绿的青菜烫熟了，入嘴甘甜。表哥白皙的脸上生出一层汗珠，他笑得很憨。

前几天，外地有个假货市场被取缔，起获出大批的假运动鞋。表哥上网，看到许多网友的评论是“这些都是莆田鞋吧？”表哥说，他身边的莆田朋友见到这些，甚至觉得很“自豪”。“他们不觉得做假货卖假货，是不对的。”我看了他一会儿，忍不住问，表哥，你想过离开莆田吗？

跟莆田大部分年轻人一样，表哥结婚挺早，孩子刚出生不到两年。是个男孩。表哥说，读书读不好，走不开呀。又隔了一会儿，他看着别处，认真地回答，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离开这里。

深夜，回酒店，我脚上三千多块的运动鞋踏在莆田湿润的街道上。幸好是专卖店买的。我心想。我又想，下次见到那个演员朋友，我要问问他，他的椰子是哪里买的。

我没有登上鼓浪屿

在厦门，我住在思明区一座老别墅改造的酒店里，三楼。三楼之上还有平台，楼梯窄窄，我摸黑上去，在平台上开了洗衣机洗衣服，抽烟。一只猫暗中咪咪叫，我找了它一会儿。在厦门的第一个夜，深巷中传来笑闹声，我扶着栏杆往下望，看到路灯下一群年轻人在拍照，女孩子一转身，裙子如花，十分的浪漫。

远远地是厦门夜晚的灯火。玉兰花香不绝如缕，在洗衣机卖力甩干的轰鸣中。我忽然意识到，厦门是一个岛，它正漂浮在黑暗的海面上。

第二天我见到那只猫，它下巴尖尖，腰身修长，是只居然不胖的橘猫，令我诧异。

当天响晴，阳光掷地铿锵，人站在地上五分钟就要熟了。街市懒懒地睡着午觉，没有北方夏天惯见的蝉声，但那寂静是滚烫的、亮晃晃的。我刚出门，就一身大汗，马上想转身回房——我的房间有空调，还有投影仪呐。我原地犹豫，随后想起那句毁了无数旅行的老话：“……来都来了”。于是架上太阳镜鼓足勇气往前走。

随后，我看见一对儿拍婚纱照的新人。女的好些，白花花的膀子露着，男的可惨，一身燕尾服扣子直扣到脖颈。摄影师举着相机指挥他俩摆出相亲相爱的姿态。我看看他们，觉得自己凉快了不少。继续走。又是一对儿，全套唐装打扮，从头到脚就脸露在外面，还化了浓妆，头上顶着花。

酒店到停车场的几百米路上，我见到不下十对儿新人，白的红的粉的各类婚纱。树荫下三个新娘并排坐着，一起提着大裙子给小腿透气，脚上穿着运动鞋。其中一个闭着眼，满脸的油汗反光，化妆师正把新颜料一层层补上去。婚庆公司的面包车停在路边，后备厢掀着，一团换下来的婚纱乱七八糟地塞在摄影器材箱子边，白上镶了黄边，像某种花的尸首。

我心头浮上四个大字：“众生皆苦”。随后化身李卓吾，给自己加个眉批：“佛”。

本来我平生最讨厌之事，婚纱照要数头一号。然而在厦门的骄阳下，我感动了，我不禁认为这些都是真爱。

——在厦门，美具有形而上的合法性。

我进入厦门时，著名的花市溪岸路正在收市时分，灯亮着，沿街摆放着的大捧鲜花已经怒放了一天，红红白白黄黄粉粉，像选美比赛的后台，疲惫的浓香从车窗外挣扎着冲进来，一种大型的美人迟暮。我在寂寞的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下午和半个晚上，初识厦门是这样一个画面，好不震撼。

后来，我跟一个朋友吃饭。饭馆在鹭江饭馆顶层，隔着水就是鼓浪屿。我与这朋友心中亲近，但现实里不熟，这才是见第二面。他在厦门住了二十余年，一顿饭的辰光讲了好多旧闻与故事。他说，刚到厦门时，他在鼓浪屿住了四五年，那时候岛上没有游人，晚饭后，他常常在鼓浪屿的老街巷里散步。他让我一定要去鼓浪屿看一看。

朋友喝着酒，我没有。饭局散了，我们握手道别，他下楼时绊了一步，我们一起笑了。我想起另一个朋友酒后写的流氓诗：“踉跄拾阶×白云”。心里跟这朋友又亲近了三分。

那夜云清月朗，没有星星。我沿着海边公路开了三分之二的厦门岛，摸索着看海滩和出名美丽的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是要排队才能进去的。环城公路路况极好，路边的棕榈树整齐又精神，路灯是优雅的弧线，空气润极了，干净极了。整个厦门给我的感觉是漂亮、健康，像那种一点负面新闻都没有的、特别努力的女明星，也像打光打得恰到好处的标准像。

我在这样的厦门有一点自卑了，甚至不敢蔑视婚纱照，和一切漂亮又健康的东西。

这一趟旅途，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是，凡人多之处一概不去。因此鼓浪屿本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可我的朋友建议我去看一看，况且“……来都来了”。

在厦门的最后一天，我磨磨蹭蹭地，让过正午，在四点多钟出发去鼓浪屿（正午时分我在一家“朴实经营”的茶馆喝了个懒洋洋的茶）。

五点钟，我来到嵩屿码头（我的朋友说这个码头游客少）。停车场的大叔将我拦下，聊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没必要花这个钱，路边随便停没人管”。依他。买好票（游客船票30元，本地人2元），在检票处又被拦下，又聊了一会儿，我明白了，这是嵩屿码头最后一班登鼓浪屿的轮渡，我若上了船，想回来取车则必须从鼓浪屿乘轮渡到另一个码头，再兜回来。

我决定赶去另一个码头。半小时后，我来到厦鼓码头。候船大厅冷冷清清，我感到不妙。果然。这个码头五点半钟关闭，我又一次错过了鼓浪屿。工作人员还告诉我，因为夏令时，明天就是六点半关闭。

那个时候，我仍然有夜游鼓浪屿的可能，如果我再赶去最后一个码头。不过，算了。

婚纱照和鼓浪屿，如果我是一个专栏作家，可能就此能扯上许多感悟，譬如爱情与偶然，譬如在人生中制订计划和追求想获取之物的必要性。而我只是一个怕热、懒，且不屑做旅游攻略的家伙。我只是没有登上鼓浪屿，仅此而已。

厦门的最后一夜，在我美丽的暂居之地、被婚纱照包围的三层小楼上，我打开空调和投影仪，心满意足地连看了三集刚刚更新的《纸牌屋》。

游潮汕：生活要像海里的鱼

一 海轰噢

有些地方如果不是机缘巧合，我可能一辈子也想不起来去一次，比如海丰，这个广东小县城，若非“五条人”，我根本不会知道它的存在。

但我也没料到我会来第二次。

上个夏天，我从广州坐高铁，换出租车，最后坐上当地朋友的车，来到海丰。我看了红场、陈炯明“将军府”和“五条人”“回到海丰”演出旧址（一个户外的破棚子）；吃了当地名食“小米”（蒸制的馄饨），又在朋友家里喝了咸茶，见识了满街乱跑的三蹦子“耐克西”（Naxi，Taxi的戏仿，Na在方言里意“踩”）；我就走了，总共逗留了半天。一些碎片印象被我写到了“五条人”的稿子里。

海丰并不靠海，靠海的是汕尾和海丰之间的红海湾，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了旅游区。上个夏天，在从汕尾高铁站开往海丰的车上，我看到窗外巨大的广告牌。它说，拐个弯朝另一个方向去，我就会看到沙滩和大海。但旅程不是这样安排的。“五条人”在《海风》里唱：“海风噢，海风噢，它吹到哪儿，哪儿就有人在唱歌”，用海丰口音，是“海轰噢，海轰噢……”

夏天南中国的风啊，轰噢，熏熏然。

遂到了春节，每年我最烦闷的时候。听说“五条人”又要“回到海丰”，我迅速纠集队伍，订了机票。然而消息传来，演出因故取消。我正计划放弃海丰直奔汕头，又接到阿茂的电话，他说来嘛。很神秘。

于是大年初二，我又来到了海丰。

这一次我自己驾车。跟夏天比，街上的“耐克西”多了好几倍，不仅“耐克西”，还有摩托车和行人，所有这些都认为自己等于汽车，堂而皇之地穿行在机动车道中，各种喇叭轰鸣。我们刚从寂静黑暗的高速路上下来，立刻头昏脑涨，便把车丢在旅馆路边，步行去吃牛肉火锅。

夜空澄明，空气湿漉漉，是南方绵软的冬天。走在街上，我刚想说点诗意的什么，没有任何征兆，大雨浇了下来。我们浑身透湿地在一个路牌下站住，绝望地看着几百米开外的目的地，霓虹招牌上两个大字：“牛店”。

两辆“耐克西”载我们到了牛店。牛肉丸火锅滚起来的时候，大雨浇在铁皮屋顶上，声如擂鼓，对面不能语。我埋头吃啊吃啊，蓦然一抬头，四周一片安静，雨就像被谁挥掌收走一样，停了。

海轰噢真是铿锵。街上各种车各种喇叭叫个不停，旅馆楼道里，有台电话“铃铃铃”，平均每半小时响一次。年轻的女服务员“啪嗒啪嗒”跑过来接起，掷地有声地聊上半天。我整夜睡不好。

大年初三，“回到海丰”专场演出本该举行的时间，在海丰郊外一所中学的礼堂——演出本该举行的场地，我来看“五条人”彩排。演出照常举行，仁科和阿茂说，“全套！”从内蒙古赶来的鼓手和从广州赶来的贝司手站在一边憨笑。

礼堂中，红绒面椅子一排排几乎全空着，前面两排坐着纪录片团队、零星几个混进来的歌迷，和我们。我溜出去吃晚饭的时候，阿茂正在化妆。搞全套嘛，他说。仁科的红衬衫笔笔挺。

演出很好看，虽然没有观众，没有掌声和喝彩，依然很好看。我坐在观众席看着“五条人”在台上一本正经地唱，想象往年盛况。虽然我很享受坐着听演唱会，但一支乐队在家乡是应该有POGO的呀。

为纪录片效果，安可的时候，我们被导演轰了出去。站在舞台一侧，我看着台上一条五彩斑斓的龙在舞，“阿兄呀，你拜啊老祖公是哪个朝代的啊？唐元宋明清，民国，共和国，都有！都有！”最后一首，他们玩得兴高采烈。演完鞠躬，大摇臂一扫，镜头里，观众席空空。我偷偷笑了。

看完演出，我在黑暗的校园里走了一会儿。这所私立中学在海丰算是颇昂贵，各种设施都很齐全。我站在塑胶跑道上深呼吸，现在安静，海丰的喧闹很远，更远处有海的意识。

当晚我们在当地一个泰国饭馆吃老板赞助的庆功宴。饭馆设小舞台，一名花臂摇滚中年抱着吉他，唱八九十年代流行的粤语歌。我们鼓掌，他笑笑，眼神犹疑。他有多大岁数了呢，我想。在“五条人”喝多之前，我离开了那里。听说后来舞台被“五条人”攻占，他们把当晚的演出曲目又唱了一遍。

那晚我睡得不错。早上起来发现，楼道里的电话机不知被谁拔起，剩下电话线徒然垂着。真是简短节说，粗暴高效。

当地朋友说，因为过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了海丰。街上各种车编筐一样交错穿梭，我看着全是千钧一发，却也纷纷脱险。一种极难掌握的自发秩序。我只好频频踩刹车，频频出冷汗。一辆摩托车擦过我，在路中间调了个头，喷一口黑烟，跑了。连同司机，车上一共四个人。骑车的小伙子戴蛤蟆镜，叼着烟，表情肃穆，好像随时能掏出一把刀，或者一把吉他。

小雨飘了一会儿又无声无息地止了。

我们在海丰最大的粤菜馆“隆隆金大酒楼”吃午饭。这是我平生进过的最大的酒楼，曲曲折折地分很多区，平铺的话，我猜面积应该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去一次洗手间要靠导航找回饭桌。

每个大圆桌几乎都是家宴。黑黄又矍铄的老人怡然吸着烟，男人们把车钥匙和手机摆在桌上，女人抱着最小的娃喂奶，大些的孩子们攀着椅子上上下下。桌上杯盘空了，一家人还围坐着，不走，也不说什么话。茶又暖又香。这个酒楼是一大堆热腾腾活生生的宗祠。

酒楼老板却是个年轻人，在他的办公室，我翻看了一会儿布列松影集。“五条人”的无观众演出就由这个年轻人赞助。他掏出手机，让我说几句话，用在纪录片中。我想了好一会儿，说这场演出可以被看作一个作品，去满足各种热爱阐述的当代艺术解读家。我说我大概明白了为什么仁科和阿茂会在海丰长出来，又必须离开这里。我还说，第二次来海丰，我对“五条人”的了解似乎更深了一些，如果现在写他们，也许我会写得好一点。

驱出海丰走上高速路时，我松了一口气。也许是惯性，我在车里继续放着“五条人”的歌。直到现在，如果不看歌词，我能听懂的海丰话也只有“海轰噢”这么一句。我想着我是怎样来到海丰，试图寻找他们吸引我的那种充满野性的自由和灵气，我找得浅尝辄止，写得笨拙不堪。这块土地对我而言太陌生太奇异，我没法从血脉中亲近，我只能尝试去触摸歌里的温存与隐痛。就像我自己的故乡，我拒绝它，我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想离开它，但是走到哪里，我都随身带着它。

二 老爷游街

“糖葱薄饼——！”糖字拉得长长，葱字顿一顿，薄，一个轻微的爆破，然后“饼——”音发成BIANG，压向鼻腔，先扬后抑，扁扁的一声娇憨。午后，一个老人在糖葱薄饼摊子后面叫卖，摊子在南澳大桥的澄海入口处。我堵在车流里，听叫卖，午后阳光暖洋洋。

南澳大桥历时五年建造，在2015年元旦通车，将汕头和南澳岛连在了一起。糖葱薄饼的历史可要长得多，据说它流传于潮汕民间已超过四百年。薄饼是小小的白色面饼，糖葱其实是葱状的糖，由白糖和麦芽糖蒸煮提炼而成。三张薄饼卷几块糖葱，再撒上碎花生米、黑白芝麻，加上一根香菜，包起来，脆，韧，甜。

我刚打算下车去光顾老人的摊子，前面的车窜了出去。自南澳大桥通车之后，南澳岛便成了汕头人民的度假胜地，每逢假日，这座大桥便堵车，譬如现在。

最终开上南澳岛已是晚饭时分。我在环岛山路上飞驰，想着这一晚，除了海鲜大餐之外再无盼头，后座的朋友挂了电话，兴奋地说，吃完饭，去营老爷！（营：潮汕方言词；古义“回绕”）

潮汕人民称神仙为老爷，我特别喜欢。天宫各位都成了自家亲戚一样。潮汕的神仙尤其多，我听说过的城隍、关帝、妈祖、南极大帝、吕洞宾……我闻所未闻的三山国王、安济圣王、双忠圣王、雨仙爷、水仙爷、龙尾爷、珍珠娘……各种老爷共聚一堂，一起嗑瓜子看春晚。每逢节日，老爷们受过祭祀，被请出来上轿，抬着在领地巡视一番：“老爷您看看，这一年干得不错吧？”“嗯，不错，不错”。一一看完，再回庙里，放心坐着，等下一年。这是营老爷。

吃过饭，我们往深澳镇的深处走。两位警察抽着烟，给我们指明方向，慢慢走咯，他们说，会闹到早上四点钟咯。夜色深了下去，经过一片幽暗的湖，人烟稠密起来，家家户户开着门，门口挂一辫粗粗的爆竹，阖家老小在堂屋内坐着喝茶。

我们冲最热闹的地方去。走几步，就遇到庙或宗祠，门口摆着肥大的粉馒头和各式鱼鲜果品，小孩子兴奋地奔跑欢叫，门里的老奶奶挥手招呼我们进去喝甜茶。

何处爆竹炸响，老爷就到了何处。以村为单位，老爷分好几队，在镇子里分头转悠。我在镇中央的政府广场看到最为雄壮的一条。几千响的鞭炮砰砰砰，广场层层叠叠站满了人，一直堆到旗杆下，中间分出一条窄巷给老爷。最前面一名玄衣鼓手，队伍停下，鼓手郑重地擂起鼓，男孩子们金黄的狮子和龙就舞起来了！烟花蹿上天，一大朵一大朵花团锦簇。队伍动了，鼓手将鼓槌交给助手，傲然走在大鼓后面。他长得很英俊。我猜他一定是经过民主选举才上任的。各种老爷，面孔粉嘟嘟地坐在花车里，花车用彩灯装饰着，连着电线，后面三蹦子拉着小型发电机。又一辆三蹦子专门拉音箱，大声唱歌。老爷们颤巍巍地、威严地走过去，一副想笑又憋着的模样。后面是七彩花灯，一人多长的龙虾、石斑鱼、大螃蟹。螃蟹摇头晃脑。鞭炮放完了，又挂上一辫，砰砰砰！一队五六岁的小女娃挑着双花篮，穿红彩衣，头顶双髻，脸上涂胭脂，架副太阳镜（这是怎么回事？）。

队伍最后，一面国旗护航。

广场站不下，年轻人爬到房顶上坐成一排。女孩子都精心打扮过，凑在一起笑语晏晏，男孩子在另一边，一脸木然，假装不在意。他们互相瞟着。砰！天上绽放一大朵烟花，少男少女们一起仰起头看天。

我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看花车里各种奇怪的老爷。舞狮舞龙的小男孩英气，挑花篮的小女娃稚气，都非常可爱。拉花车的壮年男子呼喝着，让老爷们坐稳当。队伍走到一座尼姑庵前，我也站住了。一个中年尼姑，蓝衣蓝帽地，笑眯眯地，快步奔出来，点燃门口的爆竹。尼姑庵的门也大开，里面雕梁画栋，烟雾燎烧。小女娃挑着花篮对着尼姑一齐鞠躬，尼姑合十还礼，从怀里掏出红包，放在花车上。

小女娃踏着地上的爆竹走向另一家。尼姑再挂上一辫鞭炮，等下一队。

我们离开镇子的时候，爆竹还在响，烟花还在开。我在黑暗的湖边回头，看见一大朵完整的蓝色烟花开在村庄上空。

我想老爷们应该也很开心吧。

三 寨亭三炷香

旅行中我总结出一条定律，要门票的古迹，十有八九是不好看的古迹。

到揭阳榕城，我们本是为找进贤门边的乒乓粿，结果乒乓粿没找到，找到一条老街。绕过进贤门，老街边骑楼陈旧，灰白的墙壁上挂着“潮男”、“时尚”的店牌。随便穿进一道门，宽仅一臂的小巷七拐八拐走不到头，两旁是住家，门一开，飘出饭菜香，女主人拿着扫帚，狐疑地看着我。

我们顺着老街走，老街幽暗，偶有灯火通明，便是宗祠。这家祖上，是当时的大学生，朋友说。这家厉害，祖上是国防部长。朋友仔细读过宗祠牌匾又说。拐过几个弯，老街尽头是河，河对岸老房子上一块匾“手写春联”。我要过桥去写春联，右转，呆了。一片黑乎乎的民房中看到一道花灯门，如梦似幻。茫然走入，又是一条花灯装点的小巷，巷口趴一头金狮，贴几张公示布告。大略一读，某公某伯的大名由毛笔行楷写着，是集资铸金狮真身的明细账和元宵灯会的明细账。

花灯下，我在巷子里隔窗听壁脚，什么也没听到。待我过河去，春联店也关了门。

进贤门修复得美轮美奂，让我不想走近去。宁可从此考试不及格。

澄海的陈慈黉故居是要门票的，我进去了，因为同来的朋友说它是“大富豪的豪宅”。豪宅半中半西，富丽堂皇，通廊天桥，萦回曲折，我走上一圈便彻底迷了路。此宅子共有厅房几百间，由富商陈慈黉几代共建，我在天台往下看，庭院深深，总觉得过一会儿就会走出一个曹七巧，虽然那故事被放在上海。这宅子有那种气息。

汕头小公园的骑楼比榕城的更破更旧，所幸无钱修缮。我在小公园的深处发现一座当年的夜总会，如今破壁残垣，满楼野猫尿骚。但是二楼仍住着人——窗外搭根竹竿，晾着秋衣秋裤。旁边的旧楼上，古朴的字体写着“百货”，街对面的铺子挂着李嘉诚大幅照片。旧巷内，昔日的富家院落破败不堪，滴水观音肥大的叶子探出屋脊，而旁边院门一开，走出一条黄狗，一对小夫妻。小公园的美妙之处便是这家常的烟火，一股这都不算啥，埋头过日子的气质。这也是潮汕给我的抚慰。

那个下午，小公园发生了一起小型火灾。我坐在骑楼二层抽烟，看着一架消防车呜呜开进去，黑烟灭了。下楼去寻踪，一个老太太拎着一袋青菜，穿过消防员，施施然走进火灾现场，回家烧饭去。

我在老妈庙边的“老熟地”喝了山葡萄，又去拜了老妈庙旁边的关帝，暗祝关二哥与妈祖娘娘睦邻友好。

韩江边的三元塔和龙湖古寨则完全是碰上的。我把潮安做潮州，订错了旅馆，赶往潮州的路上看到路标，便去了。

三元塔建于明代，1918年南澳岛大地震，塔身震裂，塔顶三千余斤的生铁葫芦被抛入江中，塔顶砖块脱，第七层塔身坍塌一大角。后来塔砖不断被村民挖走砌猪圈。如今，三元塔只剩大半边，独自站在郁郁青青的鲤鱼山顶，塔门石刻对联“霞标插汉三千界，砥柱当潮九万程”，看上去又倔又丧。

我们顺着旧石阶爬到第六层，俯瞰韩江。虽然此处算不上官方古迹，塔内壁仍满布留言。第四层有一句“×××到此一游”刻在两米多高处。到底是怎么刻上去的？我想了好久。

三元塔附近的龙湖古寨是这一程中我最喜欢的古迹。古寨中央一条直街，石板铺砌，横贯南北，笔直通透。直街两侧门第、府第、宗祠无数。读了介绍才知道，潮汕的阿凡提夏雨来也是龙湖古寨人。

古寨仍有居民，但几乎全是老人。这里慢悠悠，安静极了，时间仿佛是凝固的。大榕树舒展地呼吸着，街边的小食店、文具店和小卖铺完全是八十年代的风貌。偶尔有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也很快就不见了。他们不会留在这样的地方。

龙湖古寨有石头寨墙，寨门之上还有寨亭，寨门边立个牌子“售票处”。进来时门边无人，出去时见一老伯，我走过去掏钱，老伯摆摆手不收，指示我登寨亭，见关老爷，“烧三炷香”。

烧完香，我走了。老伯独自在寨门边坐着。

四 半路遇到来去

来去在路边等我。听说我们要去看道韵楼，他来凑个热闹。

来去本来是江浙人，大学里学的是媒体，大学毕业没找工作，跑来潮州，喜欢这里，就留了下来，如今已六年。

一上车，来去掏出一盒美国大樱桃，几个苹果，一袋饼干，分给我们。又掏出一盒柠檬茶，插上吸管，喝。

来去长得小相，笑起来眼睛一眯，招人喜欢。他健谈，也善谈，谈吐殊为不俗。我说陈慈黉故居和曹七巧，他跟我聊了一会儿张爱玲。来去还是“五条人”和白水的歌迷。白水都不演出了啊，他喟叹。然后说他最喜欢“五条人”的《道山靓仔》。又讲去印度旅行。还说跟商界大佬去KTV，大佬给他点了一首《女儿情》，说小师傅啊，你要放开一点。然后呢？然后我就唱了呀，来去说。我说我也来给你放一遍《女儿情》，来去说等等，等我打开朋友圈，好久没发小视频了呢。

你不怕领导看见骂你？不怕。我们领导，晚上喝多了经常找我谈心。你们那里有WIFI？有啊。你看我衣服都是淘宝的，统一发的，质量太差。

来去喜欢潮汕，他说，这里最好，自由。他不喜欢赚钱，攒够一点钱他就跑出去旅游。潮汕周边他早走遍了。

我们穿过潮州市区，往三饶镇去。来去沿途为我们讲解，这里有什么古迹，那边又是什么典故。你平常怎么出行，我问。来去说，坐公交，班车，或者网约车。这边的网约车是潮汕自己的网约车，很贵。大企业进不来的，共享单车，也进不来的，单车放进来，都被当地人丢到河里去。跟三蹦子抢生意啊！这边的宗族意识太强大，外面的企业很难进来。

那就是不讲规矩喽，我说，譬如，你看这车，变线也不打转向灯，路口也没有红绿灯，有也没用，没人看。大企业都不敢来，这样下去，潮汕怎么发展呢。来去说，我就是喜欢这里自由。到了大城市，我就窒息了。

来去指点我加油。说这一家的油不好，是“假”油站——不过你的车是租的，加吧。

我称呼来去“大师”，来去不称呼我什么。道韵楼比我想象中小很多。开车两个小时来看一座楼，还行，来去说。他看出我的失望，便掏出手机，给我看他在其他地方拍的八角土楼，又讲给我楼寨的故事。道韵楼的二层关闭了，一层仍有人住。来去凑到人家门口，跟一个小男孩花言巧语，想让他带路领我们登二楼，小男孩不上当，转身就跑。

来去漫步踱了过来，笑而不语。

我们放弃道韵楼，钻到镇里乱逛。一处古迹如今是镇政府。我们也放弃它。眼前忽然一座巨大的城隍庙，我正在想，来去跟城隍是不是一个系统，他已经进去了。

城隍庙里供了城隍和城隍奶奶，城隍奶奶对面一副观音立像，一尊唐僧坐像。城隍背后是关帝，关帝旁边是韩愈——这个河南人被贬至潮州，做了八个月的官，被潮汕人民爱戴至今。

偏殿才是精华。一圈偏殿，分部门展示着各种地狱的长官和刑罚，其分类之精细，令我叹为观止。如：“怨天怨地，辱骂太阳，讨厌风，咒骂雷，喜欢晴，厌恶雨”，押入“大叫唤大地狱”，由“卞城王”看押惩罚；“将他人最爱的亲人、朋友予以拆散，以致两地思念，相见不得，痛苦万分”则入“热恼大地狱”，归“泰山王”管……细细地浏览过一遍，我放心了。待我百年，不愁没地方去，我跟来去说。

来去还是笑而不语。

出了城隍庙，我们去逛菜市场。三饶镇依山不傍水，本地物产不算丰富。青菜水果蔫蔫的样子，笼子里却关着活的野鸡、鸭、鹅、蛇、兔。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来去忽然说。

我实在忍不住了，转头盯着他。我是周迅的脑残粉，来去解释。

在凤凰吃过美味的浮豆腐，我们回潮州。晚饭潮州的朋友请我们吃牛肉，为来去点了一盘青菜粿——他又掏出一盒柠檬茶。

吃过晚饭，我们去当地朋友的茶馆喝工夫茶。茶馆幽静，内室人头攒攒，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聚到桌边聊天。潮汕规矩，无论多少人喝，茶杯只设三枚，摆作品字形，喝过一轮，再洗再斟。朋友的单枞很香，人多，大家都忙着抢茶喝。来去喝过一杯，起身负手到门外看花。喝着喝着，一个专门写鬼故事的朋友忽然怔怔地问：“刚才，是只有我，还是你们也看见，有一个长袍人影飘了过去？”

五 生活要像海里的鱼

周作人说“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潮汕算南方，潮汕的吃食在我看来却是常闲兼备，又精致，又剽悍。

潮汕归来，三个月内不吃牛。一是吃够了，二是除却巫山不是云。汕头的第一顿牛，是牛肉丸加沙茶酱干拌粿，结结实实一拳打进胃里。第二次吃牛肉，一行人专门在海记总店门口蹲守了四十分钟，结果非常值得。牛肉片得飞薄，下锅即熟，入口鲜滑细腻，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牛肉火锅。第三次，在潮州吃山牛肉，肉味凶悍得我一哆嗦。

后来再开车经过官塘镇——潮汕人描述为“一头牛走进去，一副牛架子走出来”的地方，看见满街的牛肉招牌，我就怕了，一脚油门踩到了底。

在榕城，没找到乒乓粿，吃了蚝仔烙，很大一盘，沾鱼露，香。汕头的无米粿和炒粿，炒粿是酱油海鲜炒，炒好，却加白糖。这是什么吃法？我看了担忧，壮胆试了试，居然美味。菜脯蛋是腌萝卜炒鸡蛋，有一点古怪的臭味，臭得非常香。

在澄海专门去最有名的、上过某美食节目的那一家吃鹅肉，我在墙上找朋友的照片，居然没找到——照片太多了。鹅肉是卤的，很简单的做法，但好吃。鹅掌、翅膀、肝和脖子，质感各不同，都很好吃。

南澳岛，我们出海到当地人经营的“深海渔屋”去吃了一顿海鲜。浮在海面的船屋上，各种海产现捕现做，只经过最基本的处理，非常鲜美。吃完了菜，我们又到厨房，讨了一碗老板自家吃的紫菜炒饭，实在太香了。

甚至，普普通通的一个外卖的白粥也好吃，不知为何，就是与别处不同。

潮汕的美食太多了，写不完。来潮汕之前我就喜欢潮汕菜，来了之后更喜欢。同去的一个朋友是美食爱好者，认真地记了好多菜谱，但我担心离了潮汕，哪怕步骤一致，也做不出这些味道。食材和水土比技术重要。

我觉得潮汕菜的气质就像这个地方，有传承，不装，务实，圆融，有事说事，又很活泼，有个性，没什么界限，生命力旺盛——也像这个地方的人。相对而言，这里遭受的蹂躏程度轻一些，历史完整一些，有趣的人也多一些。

来去说他喜欢潮汕的自由，我是同意的。我想如果在别的地方，来去也许不会是这样的来去。但是，这里也有我不喜欢的地方，比如开车不讲规矩。外地人在潮汕开车需要高度集中精神，非常累。开车风格也很能代表一个地方的民风。

我想我非常愿意再来潮汕旅游，但如果长期定居，我需要认真考虑。是潮汕的规矩不够，还是我身上的自由不够？这是个很深的问题。

离开之后，回忆这次潮汕游，我经常想起“五条人”的一句歌词——“生活要像海里的鱼”。上半句应该是个否定，但是，我忘记了。

在日本

一 路口

日本路口交通灯的提示音有两种，一种嘀嘀嗒嗒，一种啾啾，分别代表不同方向，为方便盲人使用。

我喜欢实事求是的功利态度。在我的揣测中，这两种声响的分别纯为美学考虑。满大街都是一种声音岂不是太单调了吗。其实，如果让我设计，我会把南北走向的声音设成Beatles，绿灯一亮，人们在“she loves you，yeath，yeath，yeath”中过马路。东西走向我没有想好，也许就保持嘀嘀嗒嗒，或者啾啾。凡事求全不祥。

我甚至想交通灯是有生命的。人们需要像教儿童唱歌一样教会它们发出声响。交通灯的保养工人会在早晨敲醒它，然后清清嗓子，唱起Beatles。日本需要很多羞涩而有耐心的交通灯保养工。

我认识一个盲人歌手，他在九岁那年慢慢失去了视力，他说“命运是对我开放的独一无二的门，我得爱它”。这爱是否心不甘情不愿，我没有问过。他走路用手杖，点烟时，右手举着打火机摸索着凑到嘴边，这个姿态真让人心碎。每次看到这个姿态我就想象他在黑暗中抚摸着爱人皮肤细腻的脸，这会让我好过一点——让我，不是让他。

我还认识一个盲人诗人。他对自己的残疾的乐观态度让身边的朋友不舍得不用此开玩笑。他写过“坐就坐在悬崖边”。一个盲人坐在悬崖边，这个画面其实很有力度。但每个人读到这首诗时，坐在悬崖边的那个人可能都只是自己。

盲诗人的正职是按摩师，现在他的日常工作是帮我们的另一个朋友从中风里康复。那个倒霉的家伙今年四十岁，一天早上醒来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体瘫了半边。我认识他超过十年了。医生给他的诊断结果是“脑梗死”。把我吓坏了。去医院探望他回来的路上我简直走不了直线。我经常想到死，但从来没想过死是以何种方式降临。缓慢、痛苦是我熟悉的词，但需要被人扶着走进厕所，被人脱下裤子再安放在马桶上，真是尴尬肮脏。能自己控制大小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也得有人愿意扶你走进厕所。那一天我不得不承认婚姻有意义。或者：一，挣足够的钱，买一个人来干这事。二，在还能动手的时候把自己了断。但我怎么知道医生的诊断结果何时会出现？我这个朋友他前一天还搂着老婆睡觉，睡前也许还抽了烟，做了爱，出了很多健康的汗。他的视力非常好，但现在他看最多的是天花板。

我们到底要为多少还未发生的事做准备？是不是为了“脑梗死”人们才结婚，才在身边早早备下一个人，以便某天早晨发现自己的半边身体不能动时，不至于溺死在大小便里？

在日本的路口我尝试想象自己是一个健康的盲人，在黑暗和种种音响中分辨出嘀嘀嗒嗒和啾啾，然后决定我是向南走，碰到放学的花季女生；还是向东走，碰到送葬归来的黑衣男子。这当然没有听上去那么浪漫。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害怕自己忽然瞎掉。这种恐惧也许来自人们的集体记忆，在远古时代，火还没有被人类收为己用的时候，黑暗代表着危险。多少天敌藏在黑暗中虎视眈眈。

如果我是一个盲人，我想我可能会感激日本路口的交通灯，它为不同的方向设定了不同的声响，虽然并非Beatle。但如果我用不到它，我会更加感激。在我的身边无穷无尽的黑暗中，多少巨兽正在呼吸。我跟着嘀嘀嗒嗒或者啾啾走过悬崖边。汽车停在白线后友善地看着我，少年们经过我，葬礼归来的人经过我。这是为我设定的独一无二的音响，我必须爱它。

二 庭院

从三十三间堂出来，在京都渔网般的巷道中我遇到一个小酒吧。

《孤独星球》说京都是一个“毫无特色的城市”，确实如此。那个午后，那个小酒吧也毫无特色。时光像是一张工业生产的白纸，就被耽搁在那里，然后过去了。一杯冰淇淋，两瓶啤酒，直至夕阳西下时分，这般平凡的一个下午却这般奢侈。这让我伤感。

与我隔着一张桌子的桌子边独自坐着一位中年男子，他喝了一瓶啤酒，读了一张报纸，看上去那么怡然。京都到处可见怡然的人。譬如在饭馆里为我做英文翻译的那个老人，他带着一本口袋书独自吃完一碗乌冬面，临别的时候还说“祝愉快”，离开时他反手轻轻带上门。

还有京都大街上的人，他们穿着自己的衣服很满意，讲话、走路都很满意，就像他们对自己的样子满意。我只能从他们舒缓的表情下判断。我从地铁站走出来时是最显眼的，因为我的表情。我焦虑、不舍、疲劳。我总是。京都的温柔和平凡并没有沁入我的心。如那个奢侈的下午，室外的阳光将时代隔离开，我在阴影里喝啤酒，老板娘坐在店门口包饺子。我将小相机立在桌子上，按下快门，后来我发现那是一张不错的照片。盲拍。尽管如此，因为奢侈，所以不能怡然。

这毫无特色的时光，如佛经般漫长，谁也不能修改一个字，谁也不能写错一个字。

中年男子的旁边，玻璃窗外，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庭院。大概只有五六平方米，三面墙，一面玻璃窗，小小的门可以让人走进去。这个庭院如一个放大的盆景，青苔古树和怪石，各自怡然。

谁能走进去呢，走进这样一个庭院。它像我童年时的梦。那时候父亲还年轻，周末他经常带我去公园收集青苔，装饰他的盆景。那时候他还有很多心思，对生活。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很拥挤但温暖的院子里，一个父亲和他的女儿。院子里有丁香树。

在童年我从未梦到过日本。在童年我睡前会盯着墙上的裂缝，把它们想象成各种动物和人，以此为主题给自己编故事。那时候我不相信我也会长大，变老，再遇到爱情。

京都的铺子都那么小，我在里面深觉自己庞大碍事。我甚至不敢转身，举手投足都小心翼翼，生怕砸碎了珍贵的东西。我在一个小铺子里买下一个茶壶，“手工做的”，老板告诉我。我动作缓慢地将它收入背包。抬眼时我又看到庭院。在铺子的后身，青苔古树和怪石。门楣上挂着小巧的铜风铃。京都的毫无特色在这里被颠覆了，庭院是京都人刻给自己的闲章。工业生产的白纸和画工拙劣的图案因为它而有了归属，如掌心的一枚朱砂痣，摊开手来，千言万语隐忍不发。

齐白石有一枚闲章，“梨花小院思君”。六个字，为我终身所爱。

我凝望庭院的时间也许太久。于是我凝望时光，比凝望庭院的时间还要久。冰淇淋融化，啤酒温暖，夕阳降落到京都。我看见时光走向庭院，它跨过那道门，留下脚印在青苔上。它的衣角擦过桌子，唤醒了我。

三 拉面

鹫田清一在《京都人生》中乘着206路公车上上下下，沿途拜访他童年时熟悉的人事物。读这本书时，我觉得京都是个停滞的地方，好像除了鹫田清一什么都不会长大。

真正身处京都的街头时，我总是迷路。无数次我看见206公车从我身边擦过，就饿了。每天走着同一条路，鹫田清一在《京都人生》中写到的种种吃食我却一个也没有吃到。我的京都与鹫田清一的合辙但不押韵。

后来我发现了一兰拉面。

一兰拉面出生于1960年的福冈，从那时起，它就是一家加盟连锁店，迄今全日本已有五十余家分店。这样的拉面馆，当然不会出现在《京都人生》中。

你来到一兰拉面，你进门，你看到一架蛮复杂的机器。鹫田清一在搓手了，我猜。你投入硬币，机器吐出收据给你。你拿好服务生给你的单子，在单人座位坐下。这是个卡座，你左右都是隔板。你拿起笔开始填单子：种类，软硬程度，汤底，汤浓汤厚，加蒜免蒜，葱多葱少，辣椒？要加点肉吗？或者来个鸡蛋？配菜，小食呢？……有点复杂，你兴致盎然。这时候你已经把鹫田清一忘了。有人掀开你面前的竹帘，拿走收据和填好的单子。竹帘放下，你又是一个人了。冷水龙头和杯子在左手边，餐具在右手。你左右端详，觉得自在。竹帘再次掀起，你就有了面。你吃完了面，还有汤剩着，你可以添饭，可以添面——被称为“替玉”的东西。你也可以什么都不添，就这么坐着。坐到想走，你就走了。出去的路上也许看到排队等候的顾客，也许看不到。你不会为自己多坐了一会儿而内疚，也不会为少坐了一会儿而遗憾。你想的是，你吃饱了，你看到了人，但一句话也不用说。你跟自己一起完成了一顿非常舒服的饭。

这简直是为独自进餐者谱写的赞美诗，第一次来一兰拉面的时候我这样想。一直以来我被大肚量的豆浆机、榨汁机、电饭煲等各类厨房用具气坏了。世界一直这样冷眼对待独居者，更不要提前后左右都不设防护的餐馆桌椅。

第二次来一兰拉面时，我发现隔板是可以打开的。这个设计让我悲辛交集。

在香港，人们讨论着一兰拉面分店里该不该供应热水。热爱拉面文化的人士说冷水与浓汤更为相配，而我固执地认为冷水是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包括那必须用力上掀的小笼头，这其中有着一种冰凉的当代速食主义，一种工业设计的无情。它并不给单身者在独酌温酒中咀嚼寂寞的暗示。如果真在一兰拉面这么干了，它会让你自觉尴尬。这里提供的是有事说事的解决方案，你会被它笼罩住，记住你的口舌，忘记自怨自艾。

我期待着一兰拉面出现在我家附近。一家24小时开放、WIFI通畅的孤独者天堂，多么令人向往。一兰拉面没有故事，只提供故事的可能性。这便是我喜欢它的原因。迷住我的不是味道而是那气质。它以一种稚气的、煞有介事的热忱厌弃着这个世界。

这个冬天的动物园

这个冬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动物园。想来上次去动物园应该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拒绝去动物园，并且要求自己对它抱有中年朋克的愤怒。打倒凶残的人类，打倒不自由！这当然是我将生活过于文学化的结果，某种自毁型的矫情。

在这个冬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了。

游历一个动物园，线路很重要。我深深怀疑动物园的设计者工于心计——总是从爬虫类开始。一些趴在玻璃后面，几乎与假岩石混为一体的两栖类动物。要站很久，才看到鳄鱼的眼皮微弱地动了一下，或者尾巴。它们像一些白痴满怀心事地瞪着空气。它们在思考啥呢？我尝试去感受玻璃另一面的气氛，宁静而厚重。我想起大部头的俄罗斯小说，然后我又想起名牌手袋。

冷血动物实在让我没法移情，小时候去动物园，总以为它们是假的，动物园做来骗我的。村上春树跑去悉尼写奥运会，也去动物园，他饶有兴趣地记下澳洲人叫咸水鳄“小咸”，淡水鳄“小淡”，思及至此，我觉得自己不配写小说。

一条粗壮的蟒蛇被饲养员握着，另一个饲养员用粗棍子将一只小白鼠捅入它嘴里，再继续捅下去。握着它的手不胜怜惜地轻轻揉搓脖子假设在的部位，让白鼠顺利通过。蟒大概不觉得自己有脖子。小白鼠的尾巴在蟒蛇嘴边很不情愿地消失掉。人们举着手机，惊叹着拍摄这难得的一幕。

我从来没在动物园里见过白鼠、苍蝇和蟑螂。从来没有一本正经的牌子告诉我它们的来历出身和习性。这不公平啊。

禽类令我愉快。不会游的在地上啄啄走走，歪头看看，再啄啄走走，唠叨忙碌的样子。会游的优雅地浮在水面上。一群火烈鸟聚在一起，一大团一大团的肉红色，乍一看，像内脏被翻了出来。我远远地看了一会儿。不开屏的孔雀拖着大尾巴走过去。各种号码的鹦鹉，颜色极鲜艳，分门别类站在枝条上，像几群不同党派的议员集合开会。看起来很好吃的肥肥的珍珠鸡。看起来不太好吃的倔强的野雉。

我觉得应该把禽们和两栖爬虫类放在一起，以某种当代艺术的设计思想隔离着混搭。也许鳄鱼们会活泼一些，而禽们会深沉一些。

极大的一间露天笼子，外罩铁丝网，里面，本该生活在高原上的鹰和鹫，认命地与窜访的麻雀飞在同一个高度。这就很折堕了。我很快地离开那里。

据查，动物园里的猛禽有罚没的，有来自社会救助组织的，还有自己飞来留下的。“我们有苦衷啊。”我想它们会这样告诉我。

一头长颈鹿的生平。“1978年生于日本横滨，1980年被赠予上海动物园，1993年7月12日早晨突然腹部剧痛，犄角抵墙，惨不忍睹。虽经全力抢救，终告不治，于上午九时半而亡，留下出生仅28天的第六胎幼鹿，哀叫不已，令人唏嘘……”这头名叫“海滨”的长颈鹿被做成了标本，现在站在玻璃箱里，警醒人类，它死于“误食游客抛掷之食品塑料袋”。

“海滨”四足孤苦伶仃，毛已半褪。它还活着的同类们伸长脖子，去够树上的叶子。所有食草动物的眼睛都是毛茸茸水汪汪的。五岁那年我摸过一头老牛的鼻子，它转过头来慈祥地看着我，我记得它的眼睛。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写，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总之，在全世界作为驯化候补者的148种陆生食草类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中，只有14种通过了试验。”他举了斑马的例子，来论述这条安娜卡列尼娜定律。不曾被驯化的动物，要么拒绝在众目睽睽下做爱，要么对人类而言利用价值太低。

作为贾雷德的旁证，斑马用屁股朝着我，大象用屁股朝着我，驴也是，野牛和牦牛也是。

六年前我第一次去青藏高原，也是冬天，看到枯黄的草原上一大群一大群悲壮的牦牛，惊呆了。同去的摄影师跑下车，对着吃草的牦牛拍了又拍，牦牛静默着反刍，天长地久地站着。我鸣笛催摄影师上路，一大群牦牛听到，一同缓缓地庄严地抬起头，几百对牦牛角转过来，吓坏了摄影师。

不知不觉，我已置身于哺乳动物之中。大象臭得敦实，狐狸臭得阴险。土狼焦躁地在斗室里一圈圈小跑，夹着一泡尿的样子，也像丢了什么东西在找。更像我有稿要交又写不出的状态。不禁百爪挠心。

猎豹冷漠地趴在树根下，我看见它周身无懈可击的线条。1960年，人类第一次成功在动物园中使一头猎豹出生。这是人类特别有兴趣驯化的物种之一，因为它们跑得比最快的猎犬还要快得多。但谁又见过猎豹在动物园里奔跑。我猜我正看着的这头豹从来不曾在草原上奔跑过。

当今动物园里的动物，野外捕捉已经很少。小部分是友情交换（好多换来的动物因水土不服而死去），大部分靠人工繁育（所有动物园里都有一大群人专门忙这个）。贾雷德认为，在人工环境中繁育是被驯化的一条重要特征——贾老师你看，动物园便是人类从动物驯化史上生生挖下来的一块墙皮。

经过企鹅馆，我没进去。企鹅属于特别难繁育的野生动物——“中国的动物园和动物保护研究所可以向中国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以‘用于极地科普教育’名义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由南极科考队负责捕获。”好好地在冰上走着，一不小心就被捉来，放在玻璃房里供人看，再怎么豁达，也会觉得自己命运多舛吧。我宁可所有企鹅都生活在好莱坞的动画片里，能歌又善舞。

孩子们站在老虎和狮子的雕像前供父母拍照。雕像比真的老虎狮子好看很多。动物园里，这两种动物永远在它们的地盘上躺着，有没有太阳都在晒太阳。老虎的肚皮一起一伏，一起一伏。一个男子大声叫它：“老虎！过来！”老虎不为所动。这是对的。

黑熊站起来，对着高墙外的人们作揖，然后一偏头，熟练地张口接住一个橘子。人们遂开心了。人们在远远的熊猫前自拍。成年大熊猫总让我有打扫卫生的冲动，想用刷子在它身上使劲刷，刷出许多肥白的泡沫。它们脏死了。人们脸贴脸地看着猩猩。大猩猩的表情太像人类，猩猩馆太像人类的精神病院，让我害怕。我快速地走过这些地方。

我在狒狒山停留了很久。领头大哥带着夫人坐在高台上捉虱子。母狒狒喂奶，公狒狒打架，幼崽们追逐打闹。这里又热闹又安详，我可以看很久很久不腻。也许是因为狒狒山完整地呈现了一个多层次的种群生活，而又生气勃勃，我觉得整个动物园最合理的地方就是这儿。

一只成年狒狒坐在离狒狒群稍远的地方，专心致志地玩弄自己的阴茎，它把它拉出半尺长，仔细地端详。它的阴茎是鲜红的。我看着它，觉得它很像我熟悉的某个人。到底是谁呢。

这个冬天的动物园不再让我悲伤或愤怒。走出大门的时候，我思考着为什么。也许是没精力再矫情，也许是麻木。我觉得无趣，干笑着冻到了牙床的那种无趣。在那里我没有与任何一只动物对视过，除了“海滨”。我不打算追问它们来自何方，死后又会到哪里；更不打算追问动物园存在的意义，以及如果可以选择，动物们会不会自愿生活在动物园里。

有人告诉我，应该在春天的夜晚去动物园，据说那时，大型猛兽会露出它们的原始面目，整夜整夜地奔突和咆哮。在想象中的一个春夜，我翻过高墙，面对一头猛虎，而它面对一杆枪——这不是危险，而是卑劣。

我想我再也不会去动物园了。

有围墙的城邦

刘子超

旅行如同进入一座有围墙的城邦。你偶然打开围墙上的一道缺口，得以进入城邦内部。突然之间，那个此前一直存在于想象中的事物，变成了有形世界的一部分——就像旅行作家芙瑞雅·斯塔克（Freya Stark）所说——从此以后，不管你和它相隔多远，它都会永远属于你。我想，那正是旅行最好的馈赠。

写作则是一种更为艰苦的劳动。那意味着你必须以文字的形式，将旅行生动地表达出来——勾勒出现实的细节，呈现出历史的轮廓。很多时候，旅行有多美好，写作就有多艰难。作为一名旅行作家，我就在这甜蜜与苦涩之间漫游。

杭州—富阳—桐庐—松阳—千岛湖—婺源—碧山—努库斯—咸海

梅雨江南：从杭州到皖南

一 启程

6月，我在江南度过了梅雨季节的最初几天。虽然算不上豪雨，却整日整夜地下个没完。天空永远阴沉，像一块不动声色的生铁盘，经过的溪川河流全都水位大涨。山路雾重，不时遭遇落石，公路湿滑，常碰上凶悍的卡车。

这样的天气就适合待在家里，喝茶，看书，用音响放一放《雨滴前奏曲》——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波里尼弹的。累了就抬起头，望望窗外的绿色，路边大丛盛开的绣球花，看着雨点打在窗玻璃上，滑出形态各异的线条……我时常觉得，能这样把玩坏天气的人，头上肯定会散发出圣徒的光环。

然而，我却要旅行，在江南旅行，在梅雨中的江南旅行。和所有没经历过梅雨的北方人一样，我最初也把梅雨不当雨，把豆包不当干粮。

我以为江南很热，就只带了一双透气的运动鞋。这双运动鞋不仅表面透气，鞋底还暗藏透气孔！于是，在雨中走上几步，雨水就会顺着透气孔浸透脚底。到了旅馆，脱下捂了一天的鞋子，沤过的运动鞋味开始在房间四下弥漫，就像从麻袋里钻出一堆蛇，是杀伤力最强的生化武器。

我以为十天时间用不着带多少衣服，况且每天可以换洗。然而，在这样的天气里，洗过的衣服永远不会干。每天出发前，我都必须光着身子，用酒店的吹风机狂吹T恤或者内裤。好几次，吹风机线路过热熄火，就像偷了朝鲜宣传画的美国大学生，再也无法醒来。我只好一边咒骂着梅雨，一边穿上半湿的内裤上路，如鸡饮水，干湿自知。

我低估了梅雨，也高估了自己。我自认为经验老到，有过不少次租车自驾的经历，但这一次却失手了。首先，我不应该在杭州机场提车。机场的车，使用的人最多，车况最差。其次，我应该租一辆普通轿车，那种车价格便宜，租的人多，因此供应量大，多为新车。可是为了走山路，为了体验所谓的“推背感”，我租了一辆四驱的三菱帕杰罗。第一眼看到它，我就心知不妙：车像人到中年的校草，挡风玻璃上贴满了褪色的年检标……

车里没有导航，车载音响也无法连接USB。更可怕的是，由于不是私家车，原本应该加95号以上的汽油，却一直加的是92号汽油。

如你所知（不知也没关系），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汽油的辛烷值，标号越高辛烷值越高，汽油的抗爆性就越好。一台出厂规定加高标号汽油的汽车，如果长期使用低标号汽油，行驶中就会产生爆震，发动机积碳过多，性能大大受损。

一踩油门，我就感觉到这辆车动力不足。我从一个自负的老司机，瞬间变成了新手。不仅痛失了钻空当的能力，更丧失了不被别人钻空当的本领。在市区里，我不断被人加塞儿。在公路上，我时常被人超越。我花了很高的价钱，租来的却是一辆不好开且油耗高的老爷车。开着这辆车，我行驶在梅雨纷飞的江南。

二 外桐坞村

我们先去了杭州郊外的外桐坞村。

外桐坞村是龙井茶的产地，家家户户种茶。我之前一直以为，产茶的地方大都远离城市，但是龙井茶的产地几乎与杭州市区连在一起。经过城区，穿过几座隧道，梯田似的茶山已近在眼前。公路边停放着共享单车，周围有超市和餐馆，完全是城市的样子。龙井茶就产在这里？

我驶入外桐坞村气派的大门。相比进村，更像是进入某个郊外的别墅区。停车场上的豪车更加深了我这样的印象。村子的东侧面山，茶园从云雾缭绕的半山一直蔓延到山脚。茶树低矮起伏，嫩芽已经在明前采摘完毕，只剩下那些深绿色的老叶在灰蒙蒙的雾中泛着幽光。茶园中间有修葺一新的徒步小径，有供人休息的凉亭（元帅亭）。我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朱德同志曾在这片茶园劳动，随后在凉亭中小憩。”

朱德四次到访外桐坞村，分别是1954年、1958年、1962年和1966年。

村中有一座朱德纪念馆，不收门票。墙上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和村里儿童的蜡笔画。一台老旧的农具摆在画像下面，写着硕大的“犁”字，不知道和朱德同志产生过何种瓜葛。

外桐坞村里有几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有一座美术馆，不过有人说这里是中国版的“枫丹白露”显然有些言过其实。在外桐坞村，我看到的更像是一幅现代化的农村图景：村民大都住着四五层高的小楼，门口停着好车。街道既干净又整洁，路边散落着咖啡馆或茶楼。傍晚时分，有人沿着茶园外的小路慢跑，戴着白色棒球帽，露出微微摇晃的马尾辫。我不由得琢磨跑步的人是不是村民？如果是，那么她与我们对村民的刻板印象相比，实在已经大相径庭。

暮色中，外桐坞村非常静谧，山峦渐渐蜕变成沉默的背影。因为不是周末，吃饭的农家乐只有另外一桌客人。从露台上望出去，有点像日本的农村。

遗憾的是，在龙井茶的故乡，我却没有喝到上等的龙井茶。穿着格子衬衫的农家乐老板，将一个小号扎啤杯放到我面前，“咕嘟咕嘟”地注入开水，杯里小心翼翼地漂着几片干瘪的茶叶。

“免费的龙井茶，”他对我说。

三 富阳文村

离开外桐坞村，向西进入富阳区。富春江支流的身影不时出现在窗外。正午时分，我们开过大溪大桥，在文村村口的一家餐馆停下来。餐馆里一个人都没有，留着短发的老板娘正坐在门口剥毛豆，金戒指闪闪发光。这里没有菜单，食材放在门口的冷藏柜里，想吃什么用手指。

“丝瓜怎么做？”

“和笋干一起炒。”

“多少钱？”

“20元。”

“霉干菜呢？”

“扣肉、烧毛豆都好吃。”

“烧毛豆吧，多少钱？”

“你们从外地来的吧？”老板娘说，“不用每个菜都问，我们不坑外地人。”

文村背靠形似笔架的文笔峰，溪水从山间流出。这是一个地处山区和平原过渡地带的村落。村中有四十多幢明清和民国时代的老房子，大都破败，中间则夹杂着富起来的村民新建的小楼。小楼的外墙铺着难看的白瓷砖，屋顶结着蛛网般的电线。

老村尽头处，十四幢外观各异但风格协调的新民居沿溪而建。设计者是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新民居以灰、黄、白三色为基调，使用的是富阳传统民居普遍用到的杭灰石、黄黏土和楠竹。这是政府主导的“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试验点。据说，2017年底前，浙江要完成4000个中心村村庄设计，1000个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建成一大批“浙派民居”建筑群落。

一位老婆婆经营着村中的一家小卖部。两个缺牙的老头正坐在小卖部的屋檐下乘凉。我买了一根冰棍，顺便问他们喜不喜欢王澍的建筑。

“盖得好看，”老婆婆说。两个老头则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眼神和嘴巴一样空洞。

我又问，房子能买吗？老婆婆告诉我，只有本村人才能买，回购价是“1500块一平”。

我沿着青石板路走过去，逐一观看每栋建筑。其中几栋新居还是毛坯房，几栋已经住进人家。一对母女正在新居吃午饭，院子里堆满农具。还有一家想改为民宿，门口挂着招牌，大门敞开着。我探头进去，看到厅里摆着一张破旧的八仙桌，墙上挂着开国领袖的画像。

溪边有灌溉地，地里种着玉米、豆角和丝瓜，还有长着杨梅和扁桃的果树。沿溪的河岸敲掉了原来的花岗岩，改用古朴的杭灰石，几丛水草从石缝间冒出来，在风浪中滚动。

一位农妇在溪边浣衣，几只白色的鸭子把脑袋扎入碧绿的溪水，然后仰头，扭几下身子，“呱呱”叫着游走。溪边的石栏杆上晾晒着解放牌胶鞋和豆角。阳光已经蒸发掉豆角的水分和色泽，看上去白花花的一片。

四 桐庐夏塘村

离开文村，我们继续上路，去桐庐县治下的夏塘村。此村号称“中国民营快递业的发源地”。

1993年，在杭州打工的夏塘村村民聂腾飞和朋友詹际盛创办了申通快递。他们最初的业务是将杭州贸易公司的报关单送达上海。当时，邮局寄送需要三四天，而为了赶船期，贸易商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这无意中成了中国民营快递业的开端。

第一批快递员都是以亲戚带亲戚的方式从夏塘村招来的。对于重视宗族观念的浙江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乡里乡亲更可靠。因为一旦发生偷盗，就意味着那位快递员没办法再回老家了——这比任何规章制度都管用。

1994年，聂腾飞安排妻子陈小英的哥哥陈德军接替詹际盛在上海的业务。詹际盛离开申通，创办天天快递。五年后，聂腾飞车祸去世，陈小英兄妹接管申通，弟弟聂腾云则创办韵达快递。2000年，陈德军的小学同学张小娟劝做木材生意亏损的丈夫创办了圆通快递。两年后，与他们一起长大的赖海松又成立了中通快递。

“三通一达”基本都来自桐庐县。除了夏塘村，周围的歌舞村、子胥村也都发展成了快递村。这里自古以来就交通不便，最初只是因为伍子胥出逃至此得名。

夏塘村有高大的牌楼，沿溪建着仿古的亭台楼阁。溪上有一座十米长的“腾飞桥”，是为了纪念快递“鼻祖”聂腾飞。村民的住宅大都是两三层的小别墅，一家的大门上镶着展翅的金色大鹏。村里还停着两辆路虎。

村里还有一座长长的浮雕墙，记载了夏塘村快递业的历史。浮雕墙所在的夏塘公园里有供村民聊天、纳凉的仿古回廊，旁边的厕所出奇干净。一块红色的条幅挂在两棵树之间，上面写着“反邪教主题公园”。

村里非常安静，只看得到老人和孩子。一个戴着草帽的老头正用自制的小高炉蒸馏玉米酒，酒糟味随风飘荡。还有一个穿着海魂衫的老婆婆，摇摇晃晃地走回家，手里拿着一把刚从菜地里采摘的苋菜。老头的脸上有刀刻般的皱纹，脚边堆满玉米粒，门口立着几只黑色的大酒缸。他说村里有600多人，其中400多人在外面做快递生意——他的主营业务则是酿酒。

从夏塘村到桐庐县城全是山路。县城位于富春江畔，遍地是高楼，没有一点县城之感。我沿着富春江漫步，江水宽阔、干净，对岸的山峦笼罩在一层薄纱般的雾中。江边公园里开满了淡蓝色的绣球花。一对情侣在花丛的掩映下接吻，健身老人目不斜视，匆匆走过。

我们在一家叫“同路人”的餐馆吃饭。“同路人”与“桐庐人”谐音，英文名则翻译成fellow traveller。在苏联文学中，这个词专指那些“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情共产党的人”。

我们点了霉干菜烧仔排、豆干炒马兰头和清炒苋菜。坐在邻桌的女孩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背着新款的Marni牌包包。

五 松阳大木山

我们的旅行运开始变差始于松阳。

那是梅雨季节即将拉开序幕的傍晚，车的左后胎突然被扎。当时我刚在松阳的大木山茶园看完徐甜甜设计的茶室，离县城还有30公里。

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原本打算从桐庐前往千岛湖，然后经开化，进入婺源。不过临时起意决定去丽水的松阳看看。一来，松阳有很多保存完好的传统村落，被称为“最后的江南秘境”；二来，那里也不乏一些著名建筑师设计的新建筑。

徐甜甜的茶室位于遍植白茶的茶山上，门前是一片青色的水泊。在空无一人的露台上，我坐下来，喝了一杯味道寡淡的咖啡。天空阴沉，呈现一种铁青色，风拂过水面，吹起一朵朵涟漪。喝完咖啡，我们决定在下雨前赶到松阳县城。

下山后，一辆比亚迪SUV超过了我，在平行的瞬间减慢车速，窗玻璃缓缓下降。在俗套的电影里，这时候会伸出一支枪，但是坐在副驾上的男人，只是朝我做起乡村放映员摇动电影放映机的手势。

我在路边停下车，发现左后的轮胎瘪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个轮胎的花纹，磨损得相当厉害，可能是扎了钉子，也可能是更棘手的问题。不过，无论是什么问题，我都不想开着一辆爆胎的车行驶在不认识的路上。

周围很荒凉，我拿出手机，给租车行打电话。从区号上看，号码属于天津。电话那头，一个身在天津的小姑娘，开始倾听来自松阳的控诉。穿过手机信号，她的声音显得非常沉着镇定，又不失天真。她很好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仿佛经过充分的排练。她一针见血地向我指出：我已经远离任何营救点。然后又给我指出一条明路：自己换上备胎，尽可能开到最近的修车行，检查轮胎是否彻底报废了。

“您上了全险，修车费由保险公司承担，”她安慰道，继而加重语气，“但是记得开好发票，否则可能无法报销。”

“好的，”我嘟囔着挂上电话，一点都不气馁，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石头落地感。不是因为我买了全险，用不着自己花一分钱，而是因为我再次确认了自己“远离任何营救点”的现实。

“怎么回事？”同伴下车问。

“没事，就是要换车胎。”

“你以前换过吗？”

“没有。”

“会吗？”

“不知道。”

一阵风吹来了，带来这个梅雨季节的第一批雨点，空气中充满了水汽和泥土味。

我打开后备厢，拿出扳手和千斤顶，试图用扳手拧松轮胎的螺丝。螺丝很紧，根本无法扳动。我扶着车身，双脚站在扳手上，轻轻地跳着，像疯子在雨中做着某种古怪的运动。螺丝终于跳松了，我又把它拧松几圈。就这样，我逐一拧松了每个螺丝，然后跪到地上，摸索千斤顶的卡槽。我把千斤顶抵在卡槽里，把汽车抬起了10厘米。

我从地上爬起来，有那么一会儿，只想站在那里，好好地欣赏一番自己的杰作。我甚至开始想象有个摄制组一直在暗中拍摄我。但是越来越急的雨势，像掐灭烟头那样浇灭了我。我卸下轮子，拿出小一号的备胎——这辆车的轮胎肯定不止爆过一次，因为即便是备胎也已经用得残旧不堪。我试着把备胎与车轴对齐，但千斤顶把车顶得太高。

“喂，来搭把手，”我敲着车窗喊。

备胎在雨中沾满了泥浆，我们的身上和脸上全都一片狼藉。我把备胎的螺丝拧紧，手扳不动时就用脚踩。二十分钟后，备胎终于换上了，而雨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我在雨水积起的水洼里洗了洗手，钻进车厢。

我沿着公路慢慢行驶，寻找能够修车的地方，最后终于发现一家。显然，那里不可能有发票，不过无所谓——补胎只花了30块钱。

六 陈家铺

从那晚开始，雨几乎一直不停。到达松阳老街时，天色已相当暗。佰仙面馆的老板娘正往灶膛里添柴，木柴在火中噼啪作响。老板娘戴着眼镜，梳着马尾辫，汗珠从额发间渗出来。

面馆外的青石板路已被黑暗吞没，只有这间厨房兼客堂里，两盏灯泡撒下白色的光，照亮微微剥落的墙皮。墙壁上挂着当地摄影师拍摄的面馆照片，另一面墙上是一张全家福——这家松阳老街上的面馆已经传承了三代。

“我的祖父名佰仙，”老板娘说，“所以店名就叫佰仙面馆。”

老人做面不辍，最后活到了100岁。

我要了红彤彤的酒糟大肠面，加煎蛋，加大排，又饮了冰镇啤酒。

从店里出来时，老街两旁点起了红灯笼，积水的石板路一片迷离。我经过草药铺、打铁铺、裁缝铺、烧酒铺、理发铺、杂货铺，经过一座礼堂，里面正演松阳高腔。八仙桌旁黑压压地坐满了听得入迷的当地人。

在松阳老街一家小学校舍改建的旅馆里度过一夜后，我们开车去了平田村，距县城大约15公里。旅馆的伙计跟我说，平田村有很多奇妙的建筑，都是有名的建筑师设计的。他还说，我去了不会后悔。

松阳的特点是，几乎一出县城就要进山。那些村子全都藏在云雾缭绕的山里。山上长满樟树、红枫、柳杉、红豆杉、香榧、毛栗和柿子树，也有大片竹林。在去平田村的路上，我们几乎没看到别的车。只有一辆空荡荡的小巴超过我们，很快消失在雨中。

到达平田村前，我们先经过一个叫陈家铺的村子。此时，大雾已经完全从天地的包袱里钻出来，把这座半山上的小村子修饰成一副《寂静岭》的样子。一个戴着蓑笠的农夫，扛着锄头，慢慢走上来。他盯着我们看，最后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回头问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玩的。

“这里有什么玩的？”看得出他真的搞不大懂。不过，他咧开嘴笑了，露出被烟叶熏黄的牙齿。

陈家铺全是石块和黄土搭的房子，狭窄的青石路是明清时期的商道。雨、雾或者干脆是云，混合在一起，把村子完全淹没了，空气简直能拧出水来。我们经过一座鲍氏祠堂，看到一棵茂盛的栗子树。很显然，栗子树是陈家铺的风水树，而陈家铺人姓鲍不姓陈。

“我们是从金华的武义县搬来的。”后来我们再次碰到那位农夫，他正蹲在屋顶上铺瓦。“最开始，是陈姓人在这里放鸭子。”

“现在陈家铺的人都姓鲍？”

农夫颔首。“鲍叔牙你知道吗？姓鲍的都是鲍叔牙的后人。”

不知为什么，我想到的却是鲍国安饰演的曹操和那段鬼畜视频。

“为什么陈家铺要建在悬崖上？山下就是松古平原啊！”

农夫大概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琢磨了一下：“老祖宗就是要住在这里。这里风水好。你看我们鲍姓，在《百家姓》里排89，全国只有80万人。陈家铺一个村就有600多人。”

天空落下灰色的雨柱，农夫依旧在铺瓦，我们虽然打着伞，可仍然站不住了。

“我们去平田村了，”我和农夫告别。

“慢走，”农夫说，“有时间再来。”

七 云上平田村

平田村村口有一棵参天古树，足有40米高，云雾在树梢间缭绕。村里有28栋民房，被来自哈佛、清华、香港大学等地的建筑师，改造成了民宿、青旅、茶室、餐厅和展览馆。

故事是这样的：

平田村的老支书叫江根法，搬到县城居住已有十多年。和他一样，村里的一半农民都离开了平田村的黄泥房，住进了县城。人一走，房子无人修缮，就逐渐开始残破倒塌。

江根法不时回到村里维修自家老宅。他认为，老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那是家，不能没了。他怀着一颗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决定要把村里的老宅全部整修起来。他给松阳县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县长读信后颇为重视，认为江根法的想法恰与政府正在力推的保护古村建筑的政策不谋而合。他找来住建部的官员来松阳实地考察，后者又邀请到一批知名的建筑师，共同参与平田村的规划设计。与此同时，江根法的小儿子租赁下亲戚们空置的十来栋老房子，准备改造。

建筑师们领到了各自的项目，根据房屋的特点和状况，设计出相应的改造方案。随后，村里人请来夯黄泥墙的老匠人，请回本村在外打工的木匠、泥水匠，普通村民也加入到挑泥搬砖的行列，每人每天能拿到80至100元的补助。

江根法家的老房子被香港大学建筑系主任王维仁改造成了“山家清供”餐厅。餐厅用竹子搭出一个天井，雨水从天而降，打在天井正下方的青石花池里，溢出的水则通过石砌凹槽流走。餐厅里摆着原木桌椅，菜单是毛笔写成的，供应当地土菜。

附近是慢点茶室，正对着一条村中小路。茶室只有一张桌，四面通风，不装玻璃，一男一女正坐在那里喝茶。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那是不可能的。男人一边“嗞嗞”喝茶，一边摸着女人的手。作为路人的我们，只有眼巴巴干看的份儿。

徐甜甜设计的平田农耕馆里空空荡荡。当然，这里原本也只是荒废的牛栏。终于可以暂时放下雨伞了，我们兴冲冲地走进去，四处乱逛。一排书架上插着与松阳有关的书籍，墙上有外国学生来这里的照片。窗棂是木质的，推开就可以看到村口的古树。一个披着蓑衣的农人，正扛着锄头走过去。

村里还有一家叫“爷爷家”的青年旅社，由建筑师何崴改造。一楼拆除了原来的隔板，形成一个通透的公共空间，摆着沙发、茶几和桌上足球机。墙上的幕布展开着，正放国产电影，偌大的空间里，只有店员孤身一人，楼上还有14张空置的床位。如果不是已经订好了当晚的旅馆，我倒是很想顺势住下来。

傍晚时分，雨暂时性地停了。我们来到西坑村，在一家农家乐吃晚饭。老板的女儿18岁，前一天刚参加完高考。冰箱里除了腊肉，没有别的肉类。最后，我让老板下厨做了三道素菜：豆腐、番茄、小扁豆。菜全是屋后的地里种的。

“喝土烧吗？”老板问。

“土烧？”

“我们自己酿的土烧酒。”

记忆中，我在平田农耕馆的书架上，似乎看到一位诗人写道：“松阳土烧的味道不逊于茅台”。我估计是胡扯的。

“来半斤吧，”我却说。

过了会儿，土烧上来了，盛在大玻璃杯里，无色，味道当然逊于茅台。

村里的大喇叭放着新闻联播，山谷里雾气弥漫，后来慢慢散开。两座山的夹缝中，松阳县城隐隐可见。一阵风忽地吹亮了县城的灯火。

土烧很快把我喝得晕晕乎乎。

八 千岛湖

第二天一早，我们要掉头往千岛湖方向走。首先，去吃一吃著名的千岛湖大鱼头；然后，沿着千岛湖北岸开，穿过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进入江西婺源。为了节省时间，去千岛湖全程走高速，抵达时正好是午饭时间。

如果说每到一个地方时旅行者总会发现某些征兆的话，那么到达千岛湖镇的征兆就是路边开始出现一家家鱼头馆。

鱼头馆的店面和招牌全都大同小异，每家门前都站着一位戴着草帽和白手套的妇女。妇女们向过往行人不停招手，仿佛在拍打一只看不见的皮球。她们眼中放光，我称之为“揽客之光”。面对这样的目光，也许你能够狠心地开过去，反正我把车停下来了。

根据我的经验，当一只蚯蚓被扔进鸡笼后，鸡群随即会出现骚动。其实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我还没来得及蠕动下车，数家鱼头馆的妇女就向我冲过来，想把我这只蚯蚓吞下口。不过人类到底比母鸡的文明程度高，因为人类不会上来就啄，而是先开口说话。

“来我家，来我家！”

“我家是有机鱼头！”

“我家的鱼头最大！”

“我家的鱼头又大又便宜！”

“我家买鱼头送精品凉菜！”

我一向患有选择困难症，尤其是在面对这么多戴草帽的妇女时。不过这一次，我当机立断地去了送精品凉菜那家。结果那是一小碟瓜子。我只好一边嗑瓜子，一边等鱼头。

周围有两大桌。一桌是长者旅行团，全都穿着统一的白T恤，戴着小红帽。导游是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圆圆脸，麦克风都忘了摘。看得出，照顾这群老人已经令她心力交瘁。因为某种程度上，老人和婴儿在旅行中没什么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一桌是一个骑行俱乐部，成员皆是热火朝天的年轻人，穿着运动型紧身裤。桌子中央是鱼头，周围环绕着杯盘和酒瓶。我数了一下，一共14个酒瓶。好几个人已经喝得面色红润，从他们的喧哗声中，我听出这群人正在进行“环湖骑行比赛”。

我注意到，四周都是为了团餐而设的大圆桌，像我们这样的单干户几乎没有。气氛与其说像餐厅，毋宁说更像鱼头车间，追求的是流水线的速度，奉行的是“尽快吃完尽快走”的理念。

服务员个个都是久经考验的女战士，表情既严肃又利落。厨房里的烹饪声、大厅中的吵闹声，使得一切必要或不必要的交谈，全都需要靠喊。

我听到一位白面长者大声质问空气：“洗手间在哪里？”一位喝得红彤彤的骑行者则振臂高呼：“再来一箱千岛湖，冰的！”。

每桌点的菜全都一模一样。白汤有机鱼头自然必不可少，此外还有盐水河虾、红烧划水、深水螺丝、椒盐小溪鱼、锅仔鱼肚和农家老豆腐——以上7道菜共同构成大众点评上的优惠套餐，每个大桌点的都是同样的套餐。

在游人如织的佛罗伦萨，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走进一家T骨牛排餐厅，我发现里面坐满了游客，“嗡嗡嗡——嗡嗡嗡”，来自世界各国的花丛。尽管窗外的世界纷繁复杂，让人操碎了心，可是在那家餐厅里，各国游客们却近乎奇迹地点了相同的“特色套餐”：前菜番茄奶酪沙拉，主菜T骨牛排，甜点提拉米苏。每桌都有一瓶圣培露矿泉水，饭后则是小杯蒸馏咖啡。我真希望人类在更严肃的问题上也能达成这样的共识。

这种“游客的共识”支配着游客。每当游客来到一座旅游城市，往往就会被那些“特色项目”吸引。就算你一直极力避免，还是不免像铁屑一样，被磁石吸过去。那家佛罗伦萨餐厅的味道很差，但我仍然记得自己走出餐厅时的心情：一种事后烟般的满足感——如果说T骨牛排是佛罗伦萨的一大特色，那么这个大坑我已经填上。我已成功晋级为一名尽职的游客，既没有任何遗憾，也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追求。正是这种心态，使得游客在旅行中知足常乐，能够忍受那些原本无法忍受的东西，甚至还心满意足、津津乐道。

来千岛湖旅行，必定要吃千岛湖鱼头，而在千岛湖吃千岛湖鱼头这一行为本身，远比鱼头的味道更重要。于是，我们吃着味道寡淡的鱼头，心里却一点脾气都没有。这鱼头不仅做得敷衍，配菜也潦草，但我始终燃不起任何抱怨的冲动。看看周围的每桌，大家似乎也都吃得很开心。结账时，服务员还送上一盘免费的西瓜，我甚至有些感动了。

更多的旅行团涌了进来，来体验千岛湖特色。所有人都点了同样的鱼头，选择同样的做法。只有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女游客想点红汤鱼头，但被服务员熟练地劝阻了。

“98％的客人点白汤，”服务员精确地宣称，“你来我们千岛湖，就要吃我们特色的白汤鱼头！”

女游客瞬间回心转意。鱼头流水线继续隆隆开工。

九 姜家镇

吃罢鱼头，我们开上天清岛。在一个隐秘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潜艇，艇身上部漆成白色，水下部分隐约露出锈迹。实际上，潜艇废弃在一块布满砾石和沙土的平台上，冬天水位下降就会全部露出水面。如今，四周丛生的杂草和植被遮住了通往平台的小径，造成一种“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意。

潜艇名为“天清号”，由武昌船舶厂制造，是国内第一艘民用潜艇。它废弃于此的故事，颇有隐喻色彩地反映出这个国家令人啧啧称奇的一面。

2002年，杭州一家公司买断了千岛湖水下的经营权，随后斥资3000万元建造了“天清号”观光潜艇。未来五年内，这家公司将独家拥有对千岛湖水下古城的开发权。

和三峡一样，千岛湖其实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大“杰作”。1959年，为了建造新安江水电站，贺城、狮城两座古城以及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一起沉入湖底。

据村民回忆，在新安江水库蓄水前，县政府曾要求对所有住房进行拆毁和消毒，贺城因此几乎完全被毁。狮城由于离水库较远，村民没想到水会来得这么快。整座古城还没来得及拆毁就被大水淹没……

2001年，新安江水电站已经沦为备用电站。在淳安县旅游局的邀请下，北京一家潜水俱乐部的潜水员对湖底进行了一次水下勘查。潜水员在水下30米处，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城墙，还捡到了刻有“民国二十三年”、“县长张宝琛”的砖块。由于水下常年保持在20℃，狮城内很多民房仍然没有腐烂，甚至连西面的拱门都可以任意开关。推开这扇城门，潜水员看到了清晰的铆钉和铁环，以及雕刻着“光绪十五年制”的瓦片。通过GPS定位、声呐等手段，过去狮城内知名的建筑物，如状元台、新安会馆、方氏宗祠等，也被一一定位。

对水下古城的探秘一直没有间断。2005年，淳安旅游部门发现，千岛湖水底除了狮城和贺城两座千年古城外，还有威坪、港口、茶园三个大型古集镇。千岛湖底有一个完整的古建筑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部门卖出了千岛湖的水下经营权，“天清号”观光潜艇得以建造。

不过，国内此前从来没有潜水艇出现在内河的先例，国家对民用潜艇的管理也缺乏相应细则。没人敢承担后果破例让潜艇下水。政府也担心，一旦潜艇和游客下水，有可能破坏水下古城的原貌。

在论证会上，有专家提出，鉴于新安江水电站已经基本废弃，可以把千岛湖水位降低30米，让水下古城重见天日。但是这一方案随即遭到否决。原因是古城已经在湖底浸泡了几十年，一旦浮出水面，很可能会因为环境突变而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水位下降30米后，千岛湖的生态环境怎么办？大鱼头怎么办？此外，辖区内的大量基础设施也得重建。

后来，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提出了一个建造“阿基米德桥”的设想。根据这个设想，游客可以进入悬浮在水中的隧道参观古城。2010年10月，首届国际阿基米德桥学术研讨会在千岛湖召开。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然而方案在会后一直搁置。原因很简单，阿基米德桥的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离开被遗弃的“天清号”，我们回到千岛湖北岸，向姜家镇方向行驶。姜家镇是一座移民小镇，曾经的狮城就沉没在如今姜家镇的湖底。

小镇非常安静，甚至有点缺乏活力。街上餐馆寥寥，生意清淡。除了一家哗啦哗啦的麻将馆，也看不到太多当地人。令我稍微惊奇的是，镇上竟有好几家打字店，虽然大门紧闭，但是招牌都是新的。

路边的街灯上挂着“文渊狮城”的锦旗。在潜水艇和阿基米德桥相继流产后，政府选择在姜家镇复刻狮城。“文渊狮城”就是这个旅游项目的广告。

那是一片崭新的仿古建筑，亭台楼阁，宗祠戏台，穿插着正等待招商的店铺。空旷的停车场上只有一辆旅游大巴，吐出一位拿着小旗的导游和一群面容疲惫的游客。除此之外，我在“文渊狮城”没看到什么人。那些黑洞洞的底商张着大嘴，好像被狼掏空了内脏，让我想到开墙破洞后的北京胡同。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时间积淀下来的烟火气，重现的只是古老狮城的躯壳。

我站在千岛湖岸边。天上刮着南风。平静的水面上泛起涟漪。真正的狮城将永远沉没在这里。或许这样也好。

十 开化

第二天，我们在雨中经过芹川古村，顺便进村一看。昔日，这座小村落默默无闻，如今则出现了一些商业化的迹象，但还维持着古朴。

芹川溪从碧绿的山间流下，将村子一分为二。房屋沿溪而建，受徽派文化影响，皆为白墙黛瓦。村里流水潺潺，被雨点打出一个个水泡。溪上建有不少柏木桥，走上去嘎嘎作响。房子多为明清时代的遗物，看不到太多舒适却丑陋的当代建筑。在一棵大樟树下，一位穿着蓝布衣裳的老婆婆拦住我，非要我买一点煮鸡蛋和蒸玉米。我们早饭吃得很饱，但还是买了两枚煮鸡蛋，一边剥鸡蛋壳，一边望着土墙上褪色的大字：“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20世纪60年代“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典型，当年曾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说法。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这句话概括中国当代史简直再合适不过。不过这一切和芹川村看上去没什么关系。实际上，除了墙上的标语，芹川村好像还是很久以前的样子。

从芹川村出来，继续向西，不久便进入开化县。此地又称“钱江源”，顾名思义，是钱塘江的发源之地。我们开始翻山越岭，不时经过村庄。我慢慢发现，村庄全都临水而建，建在源头处的是只有数户人家的小村子。随着河水壮大，下游村子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上一个村子种瓜，下一个村子养蚕，油菜花则是整片地区的支柱产业。

经过台回山时，山势陡然上升，云雾间遍布梯田。我把车停在山脚，冒雨爬了会儿山。地里种的全是油菜花，春季时想必漫山遍野，只是现在花期已过，在雨中显得有些萧条。

经过一户农家，几个农妇正坐在小板凳上闲聊。我问她们上山怎么走，其中一个农妇把手一扬。我又问车子能不能开上去，她的手又往另一个方向一扬。

除了油菜花开的季节，这里看不到什么游客。尤其是我这样在梅雨天出现的操北方口音的游客，多少让农妇们有点怀疑。

从山上下来，我们开车经过一条溪流。只见一个人正打着雨伞，坐在溪中的大青石上垂钓。雨势很大，至少大到暴雨，可他似乎不为所动。我停下车，摇下玻璃，冲着他的背影狂呼大喊——我想问问他为什么在这里钓鱼。雨声吞没了我的声音，或者他听到了，但选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在他身后停了足足半个多小时，最后终于看到他的身子一抖，好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他钓上来了一条8厘米长的银色小鱼。

这里已距江西婺源不远。那边的雨下得更加如痴如醉，三天后酿成了洪水。

十一 婺源

婺源是一个老牌景区。这句话的另一层涵义是说，凡是可供旅游开发的地方都已经开发了，甚至过度开发了。

走进晓起村，必须先穿过一道U形回廊。这段后建的仿古回廊里全是摆摊的村民，贩卖一模一样的廉价工艺品，包括印有“晓起村留念”的樟木梳、玉石、手串、痒痒挠、《清明上河图》、《推背图》、绘有徽派村落的樟木折扇以及木头蛇玩具。

空气中飘荡着早期旅游景区的那种不择手段的气息，只是如今，连大众旅游团都对此厌倦了。一个背着韩式细带双肩包的中年女游客抱怨道，“明明可以直接进村，却偏让人绕一圈”，这样的设计“过于商业化”，而且“毫无必要”。

对此，当地导游的解释是，面对游客和商机，当地村民很难控制住自己摆摊的冲动。

“可谁还会买这些东西呢？”女游客反唇相讥。她随手抄起一把樟木折扇，打开来，扇了扇，又一脸嫌弃地扔回去。

晓起村里面更接近皇菊批发市场。导游说，樟木和皇菊是这里的两大特产。于是，为了方便做生意，家家户户搭起雨棚，屋里堆满大包小包的皇菊。每家门前的长案上都摆着一只葡萄酒杯，里面放着一朵皇菊，用水泡着。经过玻璃和水的折射，皇菊被古怪地放大了，仿佛正在杯中怒放。真不知道谁先想出的这个点子。

离开晓起村，我们前往几公里外的思溪村。收费停车场被刻意改到了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这样游客就必须乘坐一家私营公司的摆渡车，单程收费10元。

在村口外，一个穿着胶鞋的思溪村妇女跑过来，要做我的导游。她告诉我，虽然婺源景区的门票价格不菲，但村民每人每年只能拿到一两百块的分红。所以，为了养家糊口，她才利用农闲时间来做导游。

“如果你认为我讲得不好，可以不给钱。”她说。

和村里人一样，女人也姓俞。思溪村就是取“溪水可以养鱼”的意思。

女人的丈夫英年早逝，女儿今年18岁，由她一人拉扯大。我们一路闲扯着家常，然而一旦开始讲解景点，女人的说话方式就瞬间变得拿腔拿调，用的是那种小学生背诵课文时的语气。

我又问了她一些私人问题，她随即又变回了日常聊天的说话方式。她指给我村外的一栋新房，那是她哥哥家，守寡后她和哥哥住在一起。

新房是二层小楼，外墙铺着瓷砖，围着发亮的不锈钢栏杆，是那种典型的新农村建筑。当我问她为什么不住在老宅时，她告诉我，老宅住着不舒服。按照徽派建筑的规矩，外墙不能开窗，唯一的采光来自天井。这样做是因为当年的男人们在外经商，不想让留在家里的女人红杏出墙。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女人特意举了潘金莲打开临街的窗户砸到西门庆的例子，来说明徽派设计的本意。

我们在村中走街串巷，后来经过她的老宅。这里已被一个杭州的画家租下，改造成了一家精品民宿，每晚的住宿费超过500元。

“租金是多少？”

“每年1万年，租期30年，从第5年开始算钱。”她告诉我。

“为什么从第5年才开始算钱？”

“因为画家改造房子投入了费用。”

思溪村不大，很快就逛完了。她问我要不要去她哥哥开的餐馆吃饭。我婉言谢绝。她送我到村口，接过导游费，突然听到身后有游客的动静。我们还没来得及告别，她就掉转胶鞋，跑了过去。

十二 碧山村

沿着浙岭古道，我们在大雨中翻过当年吴国和楚国的分界线，进入皖南地区。

所有的山都湿漉漉的，青色的积雨云在空中堆积。徽派村落的白墙生满斑斑点点的青苔，在雨中闷声不响。地里种着包菜，叶子绽裂开来。木柴上盖着油毡，堆在潮乎乎的墙角。

在碧山村，雨滴重重地砸在马路上。戴着草帽的农人正赶着一大群鸭子回家。鸭子在雨中“嘎嘎”乱叫，鸭掌拍在水洼里，发出“啪叽啪叽”的声响。雨实在太大，我们躲进一家杂货铺，里面一股子尘土和霉干菜味。女店主和两个老头坐在小马扎上看电视，身后的货架锈迹斑斑，上面摆着各种闻所未闻的白酒盒子，看样子已经很久无人问津。

我向女店主打听狗窝酒吧在哪儿。几年前，几个艺术家搬到碧山村定居，在这里开了一家书店、一家酒吧、两家乡村客栈。我打算在其中一家客栈过夜。不过，先去酒吧消磨一下时间似乎更好。

女店主闷闷不乐，因为我的鞋子全湿的，在地上踩出了一摊积水。为了抚慰她的心，我费劲地从货架上拿了一瓶白酒。

狗窝酒吧在一条小溪旁边，正对着曾经的榨油厂，装修很像英国乡村的小酒馆。门口有一只黄狗，瘸了一条腿，但一见到我们就殷勤地摇起尾巴。酒吧里没有顾客，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皮沙发上。瘸狗也拖着腿进来，对着我的运动鞋嗅来嗅去，好像很喜欢那味道。

酒吧的女招待告诉我，狗的腿是前两天在门口被车撞的。我摸了摸它的脑袋，让它不要再闻我的鞋。结果女招待直接揪着它的耳朵，把它丢了出去。听着狗“吱吱哇哇”的惨叫声，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不过也没任何办法。在这里，人们就是这么对待狗的。

女招待问我要喝什么，我看了一下吧台，发现这里竟然有水猴子IPA。那是安徽芜湖产的一种精酿啤酒，直接从啤酒桶里打出来。我问水猴子IPA多少钱？女招待说，45元一杯。我来了两杯。看着诱人的棕色液体从龙头流出来，流进玻璃杯里，上面渐渐浮起一层白色泡沫。

碧山村所在的黟县是古徽州六县之一。明清时代，在外发家致富的徽商回到家乡，修建大宅、书院和宗祠。如今，这些徽派建筑成为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仅黟县附近就有三个全国著名景区，分别是黄山、西递和宏村。还有另外几个古建筑保存较好的村子相继开发成了旅游村。

和婺源类似，这些村子被外来资本运营，村口修起了售票厅和停车场，索要高价的门票，景点也都配有导游。对地方政府来说，旅游村意味着巨额财政收入。比如宏村每年的旅游收入高达8亿元，但大头要分给县政府。这也是国内旅游开发的基本模式。

我很早就去过西递和宏村，所以这次来到碧山村。我听说碧山村，完全是因为以前认识的一位艺术家在这里搞过一场“碧山计划”。

用这位艺术家的话说，“碧山计划”是关于“知识分子回归乡村，接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事业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重新激活农村地区的公共生活的构思”。

有批评者认为，“碧山计划”的乡建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区隔”，难以使村民产生参与感。不过，这似乎也正是艺术家的初衷。他们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西递宏村模式”。在艺术家看来，这些原本有机的乡村完全变成了迪士尼一样的主题公园，生活成了表演，邻里关系也变成了抢生意。

在碧山村，艺术家们组织了两届大型文化节，邀请南京先锋书店在废弃的祠堂里开设了一家分店。他们倡导复兴传统手工艺，创办了面向城市知识分子、关注传统文化再生的《碧山》杂志。

某种程度上，经过他们的努力，碧山村的知名度确实大大提高。但是碧山村的未来如何发展，政府与艺术家的想法、村民与艺术家的想法，显然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政府最终还是希望借助碧山村鹊起的名气招商引资——这是立竿见影的政绩。据说，曾有一家香港的投资公司有意买下碧山村222亩的土地，兴建大型酒店。在另一块政府急需转让的建设用地上，则邀请有兴趣的买家自建别墅。然而艺术家们根本无法想象一抬头就看到各种古怪别墅的碧山村。

艺术家们也反对乡村的“士绅化”。他们不希望农民离开土地，大批涌进城市，而让农村变成有钱人的后花园。他们希望通过改善农村的状况，使一部分农民愿意留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批评者们则认为，艺术家们只是为了满足一小撮人能在农村看见农民的愿望而强迫农民留下来。

如今看来，艺术家们的愿望显然落空了。不久前，原本已经定居村中的“碧山计划”的发起人，因为与政府和村民的关系紧张，不得不彻底搬离这里，宅院也挂牌出售。曾经的“碧山计划”偃旗息鼓。

从狗窝酒吧出来，我去了碧山书局。书局建在一个大祠堂里，我们是唯一的参观者。书的品位颇高，并非普通村民喜闻乐见的，但是作为一个吸引游客的“景点”，还是发挥了作用。

艺术家们离开后，碧山村终于沉寂了下来。那天，我们在村里没有看到任何游客，就连下榻的猪栏旅馆也没有其他客人——我们拥有了整座大宅。

略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旦“碧山计划”告吹，碧山村也就失去了吸引资本的最大动力。政府和村民们或许认为，是艺术家阻挡了西递宏村式的旅游开发，然而一旦作为协调人角色的“碧山计划”失败，碧山村也就真的泯为众村了。

那天晚上，我们决定结束这次江南自驾之旅。或者说，这篇写自驾的文章，写到这里该结束了。

为了庆祝，我们又去一趟了狗窝酒吧，喝水猴子IPA。作为游客，我很开心能在这样的地方喝到这样的啤酒——你说这是“文化区隔”，我也没办法。

困守咸海的人

一

北上咸海，沿途经过的最后一座城市是卡拉卡尔帕克斯坦（Karakalpakstan）共和国的首府努库斯（Nukus）。在这座被人遗忘的边城，我找了一辆看起来最坚固的三菱四驱车和一位长相硬邦邦的卡拉卡尔帕克司机。司机留着两撇小胡子，镶着金牙，讲一口卡拉卡尔帕克方言。与乌兹别克语相比，倒是更接近哈萨克语。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最西部，大部分土地荒无人烟，显示在地图上的定居点少得可怜。离开花拉子模绿洲后，阿姆河进入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它像地图上的一条裂纹，蜿蜒向北，最终消失不见。我发现，从阿姆河消失的地方一直到咸海的大片土地，在地图上是一块干净的空白。我很想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那片空白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费尔干纳山谷（Fergana Valley）来到这里，我几乎已经穿越了整个中亚腹地。然而，在努库斯，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当三菱车驶出努库斯时，我的目光无法离开那些苏联时代的住宅楼和街巷。那意味着我所熟悉的一套美学和生活方式，正被渐渐地甩在身后，即将化为乌有。等我缓过神来，我已经进入空旷的公路，两边是中亚的最后一片棉田。

两个小时后，道路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三菱车驶入一片荒漠草原。黄褐色的平坦大地漫天铺展，除了干枯的荆棘丛，没有任何遮挡，也不知道通向何方。我突然意识到，我正行驶在曾经的湖床上。几百年前，这里是一片湖泊，如今已经干涸，退化成荒漠。天空是泛白的淡蓝色，在目光的尽头处，与荒原连成一条淡白的细缝。

顺着汽车压过的车辙，我经过一排土坯房和两个蒙古包。它们散落在荒野上，如同遗落的棋子。不远处，一位卡拉卡尔帕克牧民正赶着羊群转场。羊群由一头毛驴引导着，由一只牧羊犬殿后。它们向着三菱车来时的方向走去，身后腾起一串尘烟。经过牧民身边时，他咧嘴笑了，脸上带着泥土。在后视镜中，我的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直到那背影变成一枚面值越来越小的硬币。烟尘柱也越来越矮，最终隐没在微微隆起的地平线上。大地就像大海，瞬间又恢复了它的荒凉与寂静。我未曾料到，此后的一百公里，我再也没有见到任何人迹。

三菱车的后备厢里载着几只塑料大桶，最初我以为里面装的是汽油。随着车轮的颠簸，塑料桶中的液体随之摇晃，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让我感到致命的危险可能随时会降临。然而，那里面装的不是汽油，而是淡水——司机后来告诉我。

我们经过一片无名无姓的湖泊，岸边长着近三米高的芦苇丛。三菱车拐进湖滩，停在岸边的一座土坯房前。房子看上去歪歪扭扭，已经被遗弃的样子，然而听到汽车的声音，一对父子推门走了出来。

每月一次，司机带来淡水。

渔民的蔬菜

父亲的脸上布满刀刻般的皱纹，把眼睛挤成了一条缝。儿子的面孔已被太阳晒得黑红。他们和司机打了声招呼，就开始面无表情地把塑料桶抬进屋里。司机告诉我，父子俩是他老婆那边的亲戚，在这里养殖鲤鱼。几年前，湖边还有几户渔民聚居。如今人们差不多都走光了，他们是留下来的最后一户。

司机掀开冰柜，想拿走几条鱼。突然，他的手像触电一样地缩了回来。

“有蛇！”他干燥地喊了一声。

老渔民赶了过来。我也凑近观看。只见在冰柜黑乎乎的角落里，一条小青蛇正盘踞在那里，半仰着脑袋。没人知道它是怎么钻进去的。老渔民抄起一根木棍，嘴里一边发出“嘶嘶”的声音，一边把蛇挑了出来。那蛇已经冻僵了，几乎无法动弹。老渔民用棍子，把它甩到了阳光底下。

“它暖和过来就会溜走了，”老渔民说。然后，他和司机聊起了家常。

我向着房子走去。透过洞开的木板门，看到老渔民的儿子正把塑料桶里的淡水注入一只大水缸。墙上挂着旧棉袄，垂下来半掩着一双双沾满泥巴的胶鞋。另一侧的墙角堆着一袋土豆，脸盆里放着洋葱和胡萝卜。一只又瘦又小的黄猫从卧室里走出来。即便是它，表情中也透着一丝坚毅。

渔民父子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很难理解。司机后来告诉我，每隔半个月，他会过来送一次水，顺便拿走一些鱼。渔民父子从夏天开始在这里养鱼，过了秋天就回到努库斯。此刻，他们站在阳光下，用卡拉卡尔帕克语聊着天。我注视着眼前的湖泊，发现水面平静得如同一面灰色的镜子。从暴露的湖床看，这片湖水的面积也在日益缩减。大概，用不了多久，这对渔民父子也将最终离开这里。

二

离开湖泊，三菱车爬上一望无际的荒漠高原。我从未见过如此浩瀚的地表。没有树木，没有山脉，只有一成不变的大地，向着四面八方蔓延。一度，我试图记住我们走过的道路，但仅仅几分钟后就失去了方向感。放眼望去，这里没有任何参照物，更没有所谓的“路”。

三菱车以80公里/小时的速度奔驰，但是无论怎么开，周围的景色都看不出任何变化。那感觉不像是在陆上开车，而更像是在海上行船。然而，司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时调整方向，转弯，斜穿过去，明确地选择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方向感来自何方？那大概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天赋。昔日，游牧民族的大军，正是从这里南下，袭击花拉子模的绿洲。

前方，几只棕色的鸟正在地上啄食。它们的一生中大概很少见到汽车这样巨大的钢铁机器，所以还来不及飞走，就被卷进了车轮。司机嘬着牙花子嘟囔了一声，朝后视镜看了一眼。那块死亡墓场被迅速抛在了身后，大地上只是徒增了几具尸体。我看了看手机，它早已丧失信号，而车上也没有卫星电话。这意味着一旦陷车，我们将被困在方圆百里之内的无人区，像那些死鸟一样无人问津。我的手心渐渐渗出了汗珠。

这样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尽头处隐隐出现了几棵树，在地平线上流水般地波动着。最初，我以为那是海市蜃楼，但是20分钟后，树木的形象变得更加清晰。那的确是一排树。在这样的荒漠，意味着地下有井水，有人家。司机告诉我，那是乌兹别克最偏远的一个村子。

又花了半个小时，我们才真正进入这座与世隔绝的村子。村里种着杨树，几排砖石房子看上去非常整洁。村子里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听不到一点噪音。司机轻车熟路地开到一户人家的院子前。他关闭引擎，跳下车，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推开院门。

这是一户三代同堂的卡拉卡尔帕克人家。男主人又高又瘦，女主人穿着粉色的连衣裙。他们的父亲穿着粗针毛衣，一口牙全都掉光了，然而身板依然硬朗。

房间里像蒙古包一样铺着地毯，暖气烧得很足。我们围着小桌，席地而坐。女主人端上可乐瓶装的乳白色饮料。那是自酿的骆驼奶酒，叫作“库米思”。有着游牧民族喜欢的口感，非常酸，带着轻微的酒精度。

我一边喝着“库米思”，一边听司机和老者聊天。电视打开着，正在播放俄语的MTV。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坐在酒吧里，因失恋而买醉。老者的小孙子，躲在帘子后面，始终盯着电视屏幕，仿佛入魔一般。

“我的儿媳有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卡拉卡尔帕克人，”老者看着电视，哈哈大笑，“还没有俄罗斯人！”

他们是最强悍的一批卡拉卡尔帕克牧民，在逐水草而居的路上，慢慢定居在这里。我走出房门，看到院子里种着杏树，树下还有一个露天浴缸。夏季时，一家人可以坐在树下吃饭，沐浴，然后看着银河。这里的银河一定无比灿烂，就像地球另一侧，那些大城市的灯火。

现在是午后，天上没有一丝云。阳光洒在庭院里，洒在墙上，摇曳着树影，有一种普世感的光辉。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清冽、干燥、带着点牛屎味的空气。

咸海，还在更远的地方。

三

两个小时后，太阳终于开始变得有心无力。在失焦一般的日光中，三菱车冲下高原，进入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细软的沙地上，散落着破碎的贝壳，植被全都干枯了，仿佛远古时代的遗骸。这里曾经是咸海，如今已经干涸，却依然保留着海底的样貌，有一种令人畏惧的荒凉感。日复一日，咸海缩减着自己的疆域。现在，它终于出现在了丘陵的尽头处。

司机停下车，指着远处的咸海。尽管距离海边尚有一段距离，但汽车已经无法开过去。我跳下车，徒步走向海边。阳光明亮，但气温极低。天空是一片混沌的白。海风吹在脸上，有一种咸咸的黏稠感。

海面是灰黑色的，平静得仿佛静止住了，就连海浪也如同电影中的慢镜头，能够分辨出波动的褶皱和线条。我的目光无法看到更远的地方，因为远处的海面被一团雾气弥漫的虚空吞噬，仿佛刻意想隐藏什么。

咸海边采集虫卵的工人

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远处的海边有几个人影在晃动。我踩着泥沙走过去，渐渐看出那是几个正在挖泥的工人。他们穿着防风大衣，戴着棉帽子，围巾围在脸上，只露出眼睛，脚下踩着沾满湿泥的雨鞋。一共四个工人，看样子都是卡拉卡尔帕克人，其中一个明显是巨人。他的阴影很长，正在徒手把一袋湿泥搬走。

看到我后，他们的眼中露出短暂的惊讶之色，全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正在收集泥中的一种虫卵。然而，我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虫卵，只有成群的蚊子，在紧贴地面的空气中滚动。

那个巨人突然开口了，用的是蹩脚的中文：“我们的老板，中国人，他住在这里。”

“你们老板是中国人？”

他伸出一只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简易帐篷。此时，太阳已经涣散成一片刺眼的白光，仿佛给大地蒙上了一层迷雾。透过那层淡淡的雾霭，我看到一个男人站在帐篷前，正望着大海。

“他的名字，王。”巨人说。

四

咸海王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牙齿已经被烟草熏黑了。他身材消瘦，有点驼背，说话有山东口音。后来他告诉我，他是淄博人。

“听工人们说，你在收集一种虫卵？”寒暄过后，我问。

“那其实是一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经过深加工后，可以作为虾的饲料。”他说。

为了开采这种虫卵，咸海王已经在荒无人烟的咸海边生活了七年。每年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他独自住在身后的帐篷里。

走进帐篷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在这里没有女人，因为帐篷里有一种单身已久的混乱。墙角堆放着中国运来的食品箱子，案板上躺着菜刀。一只觅食的小猫，正小心翼翼地穿过锅碗瓢盆，四处吸着鼻子。帐篷的大部分空间被一张堆满杂物的木板床占据。床脚处支着一张小矮桌，上面垂下一只油腻的灯泡。一个中国北方农村的小煤炉，把帐篷里烤得又干又热。这几乎就是帐篷里的全部家当，有一种建筑工地里临时住处的感觉，而不是一个人长达七年的居所。

我们围着炉子坐下来。已经很久没见到中国人的咸海王，提出泡点中国茶。他抓了把茶叶，把熏得乌黑的水壶放在炉子上。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住在这么简陋的帐篷里。他说，他曾经让工人搭了个蒙古包，但是一场罕见的风暴把蒙古包的龙骨都吹弯了，于是他决定改住这种便于修理的帐篷。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离最近的WIFI也有160公里。那是厂房的所在地，原来是苏联的鱼罐头厂。所有的补给，包括淡水，都要从厂房运过来。他两个月去一次厂房，收发邮件，向中国总部汇报工作，再驾车返回这里。

一个工人走进来，用简单的俄语交谈几句后，又转身走了。但依然能看出，工人对他非常尊重。咸海王讲起他的治理之道。他时常对工人们说，来到这里，只有挣钱一个目的，那就一门心思地挣钱。他禁止工人喝酒，但也知道，私下里人人都会喝。只要不闹出事来，就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管这叫“中国人的智慧”。

白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夜晚则无比漫长。去海边转转，看看虫卵的情况，检查一下工人的工作，白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会简单做点饭。因为吃不惯工人做的菜，他从来都自己做饭。他兴奋地告诉我，前几天弄到了一点大白菜，还没吃完。那种口气，仿佛谈论的不是大白菜，而是大闸蟹。

长时间的与世隔绝，令他的烟瘾大增。谈话中，他几乎一刻不停地抽烟。“天黑以后，还要有酒，没有酒是很难熬的。”他吐了口烟说。

有时候，感到实在太寂寞，他会叫上一个工人，到帐篷里陪他喝酒。中国带来的白酒很快就喝完了，现在他喝更容易弄到的伏特加。尽管如此，每到一个临界点，他还是会感到濒临崩溃。

“在这种地方待久了，都会有崩溃的时候。”他把烟狠狠地咽进肺里又吐出来，仿佛那是一种掩饰内心的方式，“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心慌得难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瞒你说，昨天我就差点崩溃。”

于是，他骑上四轮摩托，在无人的丘陵上狂奔。冲上高原，再冲下来，让飙升的肾上腺素麻痹自己。路上，他与一只母狼狭路相逢。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仿佛也在看着自己。然后他突然加大油门，冲向母狼。母狼吓得转身逃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脸已被风吹得麻木，心里才终于好受一些。

五

夜幕降临了。我们走出帐篷，发现一轮弯月正挂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

在我们聊天时，三菱车的司机已经在附近搭好了蒙古包，并拿出了从努库斯带来的羊肉、土豆和胡萝卜。他在寒风中生起火，用带来的铁锅做起卡拉卡尔帕克乱炖。木柴“噼噼啪啪”地响着，溅起的火星好像闪烁的萤火虫。

我邀请咸海王一起到蒙古包里晚餐。他带上了伏特加和珍贵的炒白菜。我们一边吃着白菜和乱炖，一边喝着伏特加。

他向我讲起以前来过这里的人，不时掏出手机，给我看当时的照片。几年前的往事，他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在谈论昨天的事。对他来说，每一次来客都像是节日。

卡拉卡尔帕克巨人的手

“去年是两个马来西亚人。欧美人有，但很少。中国人少之又少，”他想了想，继而纠正道，“前年来过两个香港人。”

除了旅行者，这里也来过荷枪实弹的边防士兵，意欲索贿的政府官员，考察咸海沙漠化的联合国官员——两男一女。

“他们打算在这里种树，后来发现实在太过荒凉。晚上，他们在我这里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之后竟然……”他笑起来，“哎，这个可不能说！”

那天晚上，我们喝干了一瓶伏特加。他几次说要走，却总是主动挑起新的话题。他说，几年前，他的帐篷就在海边，如今距离海边已有一百多米了。这只是短短几年的事情。他说，咸海中有一座小岛，传说中有恶龙守护着宝藏。实际上，那是苏联进行秘密生化试验的地方。小岛原本沉没在海底，但因为咸海消退，已经浮出水面。

“这些没人说过，”他在香烟中眯缝着眼睛，“但我都知道。”

后来，他终于踉跄地走了。我钻进睡袋，却感到无比清醒。我听着蒙古包外的风声，呼啸着，刮过海面，好像某种生命的哀鸣。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那里面写了一个名叫库尔兹的白人。他独自生活在刚果的热带雨林中，为大英帝国搜罗了不计其数的钻石和象牙。刚果河流域的每一个人，都听说过他的威名，甚至谈其而色变。然而，当小说的主人公最终找到库尔兹时，却发现他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生活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小木屋里。

咸海王当然与库尔兹不同，但是他们都甘愿生活在某种极端的环境里。他们的生命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即便是如此恶劣的环境，也无法摧毁它的内核。

六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咸海。当我和咸海王告别时，我们只能相约中国再见。透过后视镜中飞舞的尘土，我看到他一直站在那里，直到汽车爬上高原，他才从镜中消失不见。

返回努库斯的路上，我去了咸海王厂房的所在地——一个叫作穆伊纳克（Muynak）的小镇。穆伊纳克曾是咸海最大的港口，典型的鱼米之乡。1921年，苏联发生饥荒，列宁还向穆伊纳克请求帮助。短短数日之内，21000吨的咸海鱼罐头，便抵达了伏尔加河流域，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

然而，经过四个小时的颠簸，当三菱车驶入穆伊纳克时，我看到的却是一个贫瘠而荒凉的小镇。到处是黄土和荒地，灰尘扑扑的石头房子，人们的脸上带着困居已久的木讷神色。

由于咸海的消退，这座港口距离海边已经超过160公里。咸海水量减少后，盐分是过去的十几倍，鱼类已经无法生存。穆伊纳克的一万名渔民，因此失去了工作。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成为环境灾难最令人震撼的注脚。

我来到曾经的码头，发现这里早已没有一滴水。干涸的海床一望无际，上面还搁浅着一排生锈的渔船。我顺着台阶，下到海床，走到渔船跟前。锈迹斑斑的船身上，依然能够分辨出当年的喷涂。船舱里，散落着酒瓶子和旧报纸，还有破碎的渔网。

海洋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渔船四周长出了一丛丛耐旱的荆棘。曾经，我的眼前遍布着渔船，如今大部分渔船都已被失业的渔民当作废铁变卖了。剩下的这十几条，成为沧海桑田的唯一证据。

我摸了一下船身。在红色铁锈之下，那些钢铁的肌理似乎仍在喘息。置身于这样的场景里，我不能不感到哑口无言。从费尔干纳山谷到卡拉卡尔帕克共和国，我一路上看到了那么多的棉田。它们养育着这个国度，却也让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由于咸海的荒漠化，那些沉积在土壤表层的有毒盐性物质，可以顺风吹遍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甚至远至格鲁吉亚和俄罗斯。

早在苏联时代，政府就曾考虑从西伯利亚引水，救助咸海。但那是苏联时代的末期，庞大的帝国已经无力支撑如此宏大的工程。计划最终在1987年正式搁浅。

曾经的渔民之乡穆伊纳克，只剩下干涸的海床和搁浅的渔船

1994年，五个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达成协议，每年动用1％的政府预算，治理咸海。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主动削减棉花产量，承受由此带来的阵痛。那意味着让本已脆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治理实际上沦为空谈，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咸海的面积仍在加速缩减。1987年，咸海断流为南北两部分。2003年，乌兹别克境内的南咸海，又断流为东西两部分。也许，用不了多久，世界三大内陆海之一的咸海，就会从地球表面上彻底消失。

我站在港口旁的展示牌前，看着咸海近百年的变化图，回想着我在地图上看到的那片巨大的空白。周围荒无人烟，只有被遗弃的房子。很多人已经举家搬迁，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留在这里。

卡拉卡尔帕克司机告诉我，他原来就是穆伊纳克的渔民。十几年前，他咬牙变卖了渔船和家当，搬到努库斯，重新开始，后来才成为一名司机。他总结着自己的一生：他一辈子经历过两次巨变。第一次是苏联解体，那意味着国家和身份的转变；第二次则是咸海的消失，那意味着过去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就此终结。

那天中午，他带我去当年的邻居家吃饭。戴着头巾的女主人端出饭菜，然后悄悄退出了房间。她的丈夫也离开了这里，在别的城市打工挣钱。

午饭后，我们一起走到庭院。那是秋天最后的时光。一排排西伯利亚大雁，正在空中变换着队列，准备飞往南方过冬。我们静静地看着大雁，想象着它们一路的飞行。然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机，开始对着天空拍照。

——因为，在这里，如此生机勃勃的场景并不多见。

所有可能的世界

杨潇

2012年夏天，作为“中德媒体使者”，我在中欧旅行学习了三个月，其中有两周是在德国著名的周报Die Zeit（《时代》）实习，说是实习，因为我不通德语，部门例会也不可能因为我一个老外就改用英文（他们讨论的可都是君特·格拉斯和哈贝马斯），很快我就不再去开会，改为去各个办公室串门，跟不同版块的主编、编辑单独聊天。我记得旅行版主编跟我吐槽说（大意），大部分旅行都是平淡无奇甚至是无聊乏味的，所以旅行文学特别需要警惕的一点就是编造：编造对话，编造偶遇，编造奇闻，重点还不是编造，重点是，编造会上瘾，你一开始编造就停不下来了。我问他，那么你有什么办法杜绝这种编造吗？他说，没有办法，我只能选择信任作者。

确实，如果拿新闻业的高标准（譬如，事实核查）去度量旅行文学的写作，有点古怪，也不太可行——你该如何去核查作家在灰狗巴士上偷听到的一个家族故事，你又该如何核查作家在某个酒吧里与酒保的一段深沉的对话呢？而且，这些故事或者对话通常也不像调查报道那样直接关乎公众利益，而且，在一段旅行之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真的那么明显吗？假如我在一场宿醉之后就是认为这事儿发生过而且可以清晰地描述出细节呢？就连新闻业不也有所谓的Gonzo journalism吗（去读读亨特·S．汤普森的《俱恨拉斯维加斯》）？

芝加哥—盖尔斯堡—奥塔姆瓦—丹佛—盐湖城—爱莫利维尔

很大程度上，旅行文学之真实性的维系，仅在作者一人，但这不代表着你明明没有读过一本书，却可以在某地适时“想起了”它，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告诉读者我想起了什么，我一定是当时真的想起了什么。想起点儿什么是每个人的自由，但一个旅行文学作者，在任何时候不应该虚构他（她）明知不存在的事情。

有时候我会想，有人假装“想起了”什么，无非是对叙事技巧探索的懒惰，你明明有其他办法可以编织材料，让故事交汇的啊。而有意编造，大约也是因为简单化地理解了故事和戏剧性？我甚至还会天真地想，假如我们对旅行理解得更丰富一些——譬如，在出发之前多做些功课，发现叠加在旅行线路之上更多的线索，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是不是可以淡化对于编造的需求？旅行是对“所有可能的世界”的探索，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写作也会变得更加诚恳吧。

坐火车横越美国

一

我最近一次读到富有美感的关于长途旅行的论述，来自费正清回忆录。1932年，他的妻子威尔玛搭乘轮船从美国前往中国与他会合，那次旅行绕过大半个地球，威尔玛沿途探访了在温哥华、檀香山、横滨、东京以及神户的亲戚朋友，“这是一次与陆地、海洋以及当地人接触的旅行经历，就像读一部长篇小说”。比较起来，“如今乘坐飞机旅行就像不停地更换电视画面，走马观花，支离破碎”。

四天前，我从波士顿飞到芝加哥，准备搭乘美铁（Amtrak）的长途列车，继续前往旧金山，然后从西海岸回国。以此标准，一趟自东向西穿越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内布拉斯加州、犹他州、内华达州和加州，行驶3924公里，按计划需要50小时10分的火车之旅，大约可算一次纪录长片的观影？它有某种内在完整性，又不过于漫长。你坐下来，窗外窗内风景滚动播出，无法倒带，不能换台，喜欢不喜欢，也只能线性前进。

美铁手册上的线路图

夏天的芝加哥阳光猛烈，照得密歇根湖像一块沸腾的巨大蓝色玛瑙，联合车站站台可能是这座城市唯一不太明亮的角落。我们在地库的感觉里走向那趟银色列车，试图把这高大的双层车厢和它的名字联系起来：加州轻风号（California Zephyr）。

我买的是坐票（coach），一排四个座位，比想象的宽敞，椅背可以后仰到半躺角度，舒适度好于中国高铁的一等座，毕竟，要在车上度过两天两夜。“在铁路出行的早期阶段，乘客无论坐在哪个等级的车厢，感觉到的都是同样的颠簸崎岖。”全世界最懂铁路的作家、英国人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Christian Wolmar）曾经这么写。在欧洲，早期火车车厢之间由链子相连，每当火车启动或减速时，车厢里的乘客都被甩得东倒西歪。由于车厢之间没有硬联结，车厢与车厢还会发生碰撞，而连接链断裂的情况时有发生，后来，人们不得不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安装上红色信号灯，方便信号员判断整列火车是否完整。

和欧洲火车相比，早期的美式列车取消了隔间，采用开放式设计，也不设一二等车厢，多少反映了美利坚的平等精神（虽然很长一段时间这平等只针对白人男性），开放式布局吸引了大量兜售商品的小贩，也引来了骗子，最常见的骗术是将原本只值25美分的小说以两倍价格捆绑销售，然后谎称其中一本藏有一张10元美钞——记录下这一骗术的是位英国作家，听起来简直是完美的受害者。1842年，另一位英国作家也在波士顿搭乘了美国火车，他最不满的是美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与他同行的一位英国人说这趟火车简直就是“加长版痰盂”，而美国人主动与陌生人攀谈的热情（他们甚至会谈起政治！）也让他感到为难和烦恼。这位作家名叫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列车从芝加哥缓缓开出，穿过伊利诺伊州一望无际的平原，眼前是连片的玉米田和大豆田，偶有几排树木，像是保护庄稼的防风林。“现在我们所在的中部，就是美国的面包篮子。”邻座的大妈主动与我攀谈。她来自密尔沃基，我对这个城市的唯一了解就是冬天很冷，中国球员易建联曾在那里的NBA球队（很孤独地）打球，“密尔沃基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镇。”她说，“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谁分手啦，谁离婚啦，很快全城尽知。”

大平原上阴云低回，令人昏昏欲睡。走道另一边的女人上车后就一直在睡觉。我们驶过一些看上去了无生气的小镇（小到什么程度呢？坐在后排来自小镇的老爷子说，“甚至没有stop sign。”），云和房屋一样低矮，有些房屋矮得像一座坟墓，那么小镇看着就像墓地了——没办法，读完卡波特的《冷血》后，所有的美国中部小镇闻起来都是一样的。下一站盖尔斯堡（Galesburg），伊利诺伊州的最后一站，我们继续往西，另一条线路在此折向西南，驶往堪萨斯州，会经过《冷血》中谋杀案发生的霍尔科姆村，“铁路的主干线从中间经过，将小村一分为二……火车站的黄绿色油漆正在剥落，车站本身也显得同样凄凉……除了偶尔有一辆货车停靠外，所有的客车都不会停在这里。”列车经过时偶尔鸣笛，因为太过空旷，和夜里的狼叫一样能传得很远。在那里，两个凶手车前的大灯照亮了一条两边种着中国榆树的公路，一丛丛被风吹动的风滚草急速地从路边闪过。他们关掉大灯，减速，停车，直到眼镜适应了月夜的环境，才继续悄悄前行。

二

到盖尔斯堡前，我们经过一个风车农场，密尔沃基大妈说她的哥哥就住在这里，每年春天，墨西哥湾暖流和北方寒流在美国中部平原相遇，恶劣天气伴着大风一路侵袭到德州北部，这片土地龙卷风高发，“我哥从他家去医院的避难所只用三分钟，比我去地下室还快！对了，你听说了吗，昨天好像内布拉斯加有一列火车遇到了龙卷风。”“我们也要经过内布拉斯加州对吧？”“别担心，哈哈哈。”

盖尔斯堡到了，这是沿途第一个吸烟站点，那个睡着的女人一下子坐起来，下车吞云吐雾去了。从火车上看，这个有着绿色尖顶的火车站可能是全镇最好看的建筑，车站没有道路硬化，旅客进站后踩着碎白石铺着的路面，走过一片开满白色伞状小花的草地排队上车。

我在kindle上读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革命的年代》，他对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描述非常吸引人，那是“一个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既要小得多，也要大得多的世界”，小得多是因为除了小部分商人、探险家，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不会离开他们的村子，大得多是因为，交通的极端困难和不稳定。在铁路革命之前，虽然马车和道路系统已大为改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每天能够行进的路程也只有几十公里，比较起来，水路交通反而更加快速，其结果就是两个相距遥远的都市之间的联系，比城市与农村的联系要更方便。不难理解，巴黎与波士顿、纽约的联系，比它与中东欧乡下的联系都要紧密得多；攻占巴士底狱的新闻在13天内已在马德里家喻户晓，而在皮隆尼这个离首都只有133公里的地方，人们直到28天后才获知消息。

改变这一切的是铁路。蒸汽机车“拖着一条条长蛇般的烟尾，风驰电掣地跨越乡村，跨越大陆。铁路的路堑、桥梁和车站，已形成了公共建筑群，相比之下，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引水道，甚至中国的长城也显得黯然失色”。铁路、火车和车站连接了这个世界，是19世纪工业化最为显著的象征，也是唯一被大规模吸收到文学和艺术中的硕果。我曾经在英国国家美术馆久久凝视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1844年的作品《雨、蒸汽和速度——开往西部的铁路》，它从周围几十幅风景画里跳脱出来，画尽了那个年代的力量和速度，以及这速度力量带来的惊险。

停在山中小站的加州轻风号

1830年，全世界只有几十英里的铁路线，到1850年，铁路线已经超过2.35万英里——从一开始，投资铁路就并非利润率很高的选择，许多线路更是无利可图——但人们仍然疯狂地把钱砸在修铁路上。霍布斯鲍姆的解释是，工业革命催生了两代小康与富裕阶层，他们累积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投资和花钱机会，他甚至得出结论：“从经济观点来看，铁路所需的巨大开支就是它的主要优势。”在美国，东海岸大城市（巴尔的摩、费城、纽约、波士顿）之间的竞争推动了铁路建设的狂潮，每个城市都想取得通往中西部城镇快速发展地区的廉价通路，为本地农产品创造市场。1869年5月10日，两家分头修建的铁路公司在犹他州的海角峰各自顶入一颗金道钉，两轨合龙，这标志着第一次有一条铁路横穿了美国，这条线路将在日后引发西部大迁徙和移民淘金潮。

人们用各种方式庆祝线路的完工，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Christian Wolmar）在《钢铁之路》（The Iron Rood）里写，在纽约，人们鸣响了100门礼炮，在芝加哥，11公里的游行队伍把大街挤得水泄不通。不过要等到1872年密苏里河（密西西比河上源）大桥完工后，这条铁路才算彻底贯通。

密西西比河是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的州界，跨越这条美国的母亲河之前，平地冒出一大片密林，里面有几个漂亮的林中小屋。列车过桥时，前方开来一列长得无穷无尽的运煤货车，把我这一侧的密西西比河挡得干干净净。我隔着走道拍了几张照片，此处河床挺宽，水流和缓，密尔沃基大妈陷入了回忆。好多年前，她和前夫租了一个船屋，和另外两对夫妇一起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想要在河中找一个沙滩露营，漂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还差点困在激流之中。她问我长江的样子，三峡水库的情况，“是不是淹掉了许多农田？”

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有了5条跨洲铁路，1916年，美国境内铁轨总长已经超过40万公里（为了理解这个数字，我查了一下，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铁路营业总里程为12.5万公里，排名世界第二），几乎所有铁路都归七大公司所有。去过纽约中央车站的人，多多少少能感受到那个逝去的“镀金时代”。1934年5月，一台新式柴油机车以破纪录的“夕发朝至”式服务从丹佛直达芝加哥，平均时速达到126公里，铁路公司老板巴德将其命名为“先锋者轻风号”（Pioneer Zephyr）——我们乘坐的“加州轻风号”的缘起。Zephyr这个冷僻字眼来自英国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西风甜美的气息，洒落在树林和荒地（When also Zephyrus with his sweet breath，Exhalesan air in every grove and heath）”——对于英国人来说，来自北大西洋暖流的西风就是温暖的轻风。

那可能是美国客运铁路最后的高光时刻，二战以后，随着汽车工业的崛起和民用航空的成熟，欧美主要国家都经历了铁路关线风潮。在美国，客运铁路的客源被汽车和飞机大量蚕食，铁路公司意识到货运才是利润来源，1960年代，联邦机构“洲际商务委员会”收到了所有主要铁路公司的停运申请，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在他的书中写道，“为了得到委员会的批准，各大公司使岀浑身解数让铁路看上去濒临倒闭，有的故意使用老式火车，有的减少服务班次，更有甚者直接将沿途火车站拆除。一旦批复到手，铁路公司立刻将其关停，毫不考虑善后事宜。关线批准的当天，搭乘芝加哥（Chicago）—奥罗拉（Aurora）—埃尔金（Elgin）铁路上班的乘客下班时就已经无车可乘”。

三

列车离开盖尔斯堡后在爱荷华州依次停靠了三个小站，伯灵顿（Burlington）、芒特普莱森（Mount Pleasant，不如干脆叫“快活岭”）和奥塔姆瓦（Ottumwa），奥塔姆瓦（Ottumwa）是沿途第二个吸烟站，那个睡着的女人再一次准时醒了过来，下车抽烟去了。这个站的站台倒是硬化的水泥地面，可是遮阳棚只剩下了铁架，锈迹斑斑，看上去真像是从关线风潮中幸存下来的。天放晴了，夕阳给那些铁架镀上了一层均匀的白黄色。

我穿过几个车厢去餐车吃晚饭，餐车在已经很大的车窗之上又设计了一排窗户，更适合观景。四人一卡座，和我拼桌的是两个英国中年男人和来自一位加州的老太太。老太太叫鲁丝，哈佛大学1949届学生，这次重回母校参加毕业65周年聚会和2014届（我旅行的年份）新生毕业典礼，“顺便续一下我的COOP卡”。

COOP是哈佛最有名的书店之一，也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书店。1882年，一群学生不满于哈佛广场上各家商店对柴火、书本等学生必需品的高价售卖，自己在宿舍成立了一个名为COOP的合作组织，每人缴两美元入会，即可享受平价购买（售价不高于成本的5％，利润用于COOP的发展），这家合作组织发展得很快，1903年完成了接近股份公司形态的重组，1906年搬到了哈佛广场并屹立至今。鲁丝上学的时候，对心理学很感兴趣，选修了不少相关课程，后来又尝试了人类学和哲学，最后才选定英语文学专业。如今大学教育越来越“专门化”与实用化——2014年，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两门课是计算机入门与经济学基础，“现在大家都在说博雅教育的危机”。鲁丝耸耸肩。

她告诉我，因为是1945年入学，所以她有许多二战退伍军人同学，我忘了问她，他们是否也对心理学感兴趣？是否间接促进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和发现？因为上学时购买过很多心理学图书，过去六十多年，COOP书店一直给鲁丝定期邮寄心理学方面的书单，“太厚了！”她笑着抱怨。

邻座的两个英国人结伴火车旅行，他们打算坐到旧金山后，沿西海岸铁路北上西雅图，再搭乘美国最北边的跨洲铁路穿越西北部的雪山回到芝加哥。两人一直在数与我们会车的运煤车的数量——美国仍然是全世界货运铁路最发达的国家，40％的货物由火车运输——并不时发出欢呼，“煤车！第八辆！”英国男人有孩子的天真，虽然嘴上对人毫不留情。“法国人活该。”“top gear英德大战那一集你看了吗？”“不要跟德国人谈战争，他们不想听。”“苏格兰要独立，随它去吧。”

加州轻风号的双层车厢

餐车的菜单和装在篮子里的十多包沙拉酱

点菜时，殷勤的美铁服务员半开玩笑地管老太太叫“young lady”，“What would you like，young lady？”老太太有教养地微笑以对。我们都点了牛排，自然，只有我一个人要求九成熟。开胃沙拉分量不大，却端上来十多包不同的沙拉酱，盛满了一个篮子，真是物产丰富呢。

我们就着吃的聊吃的，那个叫理查德的英国人说，五年前他没去过中国时，以为中国就是中国，去了才知道各地食物如此不同。“你印象最深的食物是什么？”“麻辣牛蛙……”他说，英国有一种香酥狗肉，属于British Chinese food，除了英国哪儿也没有。“中国人适应能力真强啊……”他感叹。又问我该如何在中国推广板球（cricket），“是不是只要当地政府支持就行？”另一个英国人跟我们讲了半天如何猎鹿，他的语速太快了，我听得似懂非懂。

天色渐晚，列车行驶在爱荷华州的田野上，有时穿过一大片绿得如同windows桌面的草坡，十几匹马儿点缀其间。鲁丝请我吃了甜点，她说这次回哈佛，最感动的时刻就是她们这群老校友从Harvard Yard（哈佛庭院）走过时，年轻毕业生给他们的掌声。她也喜欢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演讲，在那场不太常规的演讲里，这位纽约前市长批评说，如今，在许多大学校园尤其是常春藤校园里，自由派企图打压保守派思想，保守派教员已经成了濒危物种（在这一段他只得到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晚上很有些冷，我的厚衣服都托运了，只好把风衣和帽子裹成一团御寒，半夜停在内布拉斯加（Nebraska）某个小站，正对着明晃晃的大灯，没有龙卷风，一个静止的白夜。六点多醒了，上洗手间，用美铁自带的消毒泡沫把马桶盖擦了好多遍，看到说明书强调能杀死HIV，皱着眉头擦得更认真了。

四

吃早餐时又碰到了鲁丝，这回服务员对她的称呼从young lady变成了little lady，她依旧报以礼貌的微笑。老太太说她昨晚手机没信号，怕丈夫担心她，到有信号的地方给他打，却忘了时差，丈夫在电话那头说：“你知道现在几点吗？”她丈夫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1970年代驻过南美，她从秘鲁首都利马南下去看他，受阻于智利，那时阿连德政府刚刚被暴力推翻，“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独裁统治的滋味。”

窗外已是稀树的科罗拉多州，长达百米、一字形的灌溉车在旱田里缓缓地横向滑行，喷出水柱和气雾。经过一个养牛场，黑的棕的白的牛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背景却是银色的工厂。和我们同座的换成了一对举止优雅的荷兰老夫妇，男士是白人，女士非洲裔，他们去过三次中国，1959年从莫斯科坐了七天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到达北京，第二次从中亚进入新疆，又旅行到西藏，最后出境去了加德满都，最后一次是1994年6月初。

科罗拉多州的灌溉车。

接近丹佛，落基山脉开始在车窗外出没，远远地浮在青色空中的一条长长雪线，田野里小水塘上有一只鹤低低飞过。而看到BLVD（大道）的字样你就知道要进城了。我们在丹佛停了很久，先是加车头——翻越前面的落基山脉需要更大的马力，然后是给各路货车让行，无休无止地等。

1971年，为了应对关线潮，美国政府成立了国有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也就是“美铁”来保障客运服务，但美铁只对人口密集的“东北走廊”（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到达首都华盛顿）的铁路拥有所有权，这个区域之外的广大国土，美铁只能见缝插针在繁忙的货运线路上行驶，其结果就是一旦错过了某个窗口，就只好让行，无休止地让行，并且再无“追回”的可能性。

火车在丹佛车站趴窝时，我和一位刚上车的背包客大叔聊天，他要回到几站之外的Grand Junction去，听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铁路枢纽，他说其实是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我们交换了彼此的背包经历，他告诉我附近有一个很棒的徒步点，名字也很吸引人，“lost garden”（失落的花园），我向他推荐了虎跳峡的徒步线路，他郑重其事地记下了“横断山脉”这个名字，说要回去好好查查。

1988年到1990年，背包客大叔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西非利比里亚待了两年，那是一个穷国，同时又是一个“富国”——热带地区的“先天条件”太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地文化就没有花时间和精力照看牲口一说，随便放养就能长得膘肥体壮，许多农作物也是，几乎撒到地里就能丰收……”他说起“棕榈树啤酒”时咂吧着嘴，“纯天然，热天里的绝佳饮料啊！”

然而热带丰饶资源对许多非洲国家的发展也是一个诅咒，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当地人照料好他们的鱼塘，而不是放养了事。我能够想象这位善良的志愿者可以给利比里亚农民带去什么，先进的技术、翻倍的利润、扩大的市场？相伴而来也许还有化肥、饲料、农药？在更大的图景下他带去的其实是一种观念与生活，这种观念与生活并不长久，确切说只是诞生在工业革命之后，但它撬动了几千年的传统，就像《革命的年代》里写的，“劳动者必须学会工业化的工作方式，每日不断有规律工作，同时还得学会对于金钱刺激做出敏锐的反应……经济和社会苦难是最有效的鞭子，更高的货币工资和城市生活更大的自由度，这些只是附加的胡萝卜”。

不无巧合，后来，在和平队下车后，又上来一位教育咨询师，他对工业革命带来的这种标准化不以为然，我们就着已经晚点的加州轻风号，继续那场关于热带国家的谈话，“你认为不守时是不好的，从经济竞争的角度说的确如此。就像热带国家的人被我们认为是懒惰的，但我们没想过那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传统生活方式”。“现实情况是西方的，或者说现代的观念越来越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你希望全世界的的文化都一样吗？”我没有答案。如果我对传统有些乡愁，那也很可能是审美意义上的，因为我知道，让别人放弃现代生活的便利（更重要的是机会），去保持某种你所珍视的“多样性”，多多少少有点伪善。

五

列车开进落基山脉时已经晚点了5个小时，爬坡时沿着铁路展线甩开巨大的漂亮的弧度，车头一会儿在左前方，一会儿在右上方。草地也渐渐被针叶林取代，远处是雪山和博尔德河（boulder creek）河上高高的水库。此时我们仍在落基山脉东侧，万水归大西洋，过了垭口后就进入了太平洋的流域。对于火车来说，这个垭口是条要走上十分钟的隧道，出来后是有着漂亮山间别墅和杉树尖顶的冬季公园（Winter Park），滑雪胜地，列车短暂地在此停车，这里海拔超过2000米，背阳坡上还有大片积雪，我下车呼吸了几口冷冽的空气，仿佛已经闻到了太平洋乃至亚洲的气味。

刚拍了个车头就被鸣笛要求上车，晚点这么多，列车员也很无奈，在广播里说“这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肮脏真相”。我们沿着一条清澈的溪流在山间穿行，我戴上耳机开始听歌，第一首是教人心情愉悦的Travel light，第二首居然蹦出《卓玛》，窗外景色还真有几分藏区的样子，一时间不知身处何方，第三首是《没有烟抽的日子》，我在手机上写：感觉三首歌已经把全部心情唱完了。

科罗拉多州的田园风光非常养眼，我过了半天才意识到那条慢慢长大、变得浑浊的溪流就是科罗拉多河，随着水量的增大，河岸被侵蚀得越来越厉害，经过的列车员提醒说，再往前就是这趟列车最大的卖点之一：一系列不通公路、只能在火车上或者漂流艇上观赏的峡谷。河水越来越急，也越来越浑，但有的时候它又漾开一大片湿地，芦苇和红色不知名的灌木点缀其中，在某一处静水，大鸭子带着一只小鸭子渡河，下水那一瞬间，在母亲扭头注视下，小鸭子摇摇晃晃总算没有失去平衡。到了这一大片水面的尽头，又像扎紧的巨大口袋破了一个小口，河水从这里挤出来，加速冲进下一个峡谷。这一段峡谷河水下切得非常厉害，几乎全程都是沸腾的白水，不知漂流难度几何。旅行指南说，在这条不通公路的寂寞峡谷里，漂流者的一个传统是，对着偶尔经过的客运火车露出光腚。可惜全程我只看到一艘小艇，而艇上的人正在垂钓，根本没搭理我们。倒有一只强壮的大黄蜂，隔着玻璃，很是与列车并排飞了一阵。

小溪会慢慢长大，变成塑造著名大峡谷的科罗拉多河

黄昏前列车再次在一个峡谷里临时停车，这次是因为这一班美铁司机的工作时间到了，其实换班的司机就在几十公里外的车站，但显然，比起列车准时，司机们按时下班的权利更重要。于是我们被晾在那里，等待换班司机想办法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把火车重新开动。

美国铁路平均每年的客运量是3100万人次，英国和法国的这个数字分别是12亿和11亿，津巴布韦铁路在2011年的客运量是1.08亿人次。《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探讨“为什么美国人不喜欢坐火车”，重要原因就是美铁太容易延误了。而且它还很贵，我提前半年买的单程票，160美金，和机票相比毫无优势，这还是坐票；它还很慢，甚至比半个世纪前还慢，1964年，披头士乐队第一次来美国，他们先飞到纽约，然后搭乘火车前往华盛顿，在那里开始巡演，那趟火车之旅花了他们2小时15分。同样的路线，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从纽约到华盛顿，美铁旗下的“阿西乐特快”（Acela Express）要走上2小时40分钟甚至更长——这还是在美铁效率最高、最能赚钱的“东北走廊”——因为列车仍在使用19世纪铺就的轨道，随着轨道的老化，一些路段不得不一再限速行驶。

在波士顿生活时，我有时会问美国人，你不觉得如果有一条真正的高铁，时速200公里甚至300公里从波士顿往南经过纽约和费城到达华盛顿，会让城际旅行方便许多吗？美国地广人稀，可是这条东北走廊高度城市化，且人口密集，与欧洲和日本的情况非常相像，其实非常适合高铁出行。被我问到的美国人，反应惊人的一致：修铁路非常昂贵，而美铁是国有的，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开车的纳税人去承担呢？

《纽约客》记者、作家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在一篇《针对铁路的阴谋》的文章里说，“对相当大数量的美国人来说，反感乃至恐惧一个中央政府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我理解这种恐惧，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美国自由的基石，但是当这种恐惧延伸开来，让“美国人一直不能充分理解任何形式的公共资金的概念”（托尼·朱特语），确实让人有点难过。

从它诞生伊始，铁路就不完全是市场行为的产物，工业革命后那钱多得花不完的两代人不会再有了，铁路的巨大开支，决定了它很难不依赖国家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说，铁路本身就孕育着某种公共精神（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的死忠派大概会说，铁路本身就孕育着某种极权意志），或许也因为如此，过去几十年，关于铁路乃至高铁的争论部分变成了两种意识形态之争。

托尼·朱特（TonyJudt）热爱公共生活，并非偶然地，他也热爱火车（比较之下，致力于消灭福利国家的撒切尔夫人，决意永不乘坐火车出行），在《事实改变之后》一书里，他说，现代生活真正独特之处既不是独立的个体，也不是不受约束的国家，而是两者之间的社会。火车提供了体面和理想的公共交通方式（而马车和汽车都是私人化的），火车站更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之一，“如果我们不能在火车上投入我们的集体资源，不能心满意足地乘坐火车出行……我们只需要乘坐私家车在这些社区之间往来……我们已经成为封闭的个人，因为我们失去了为所有人共同的利益共享公共空间的能力。它意味着我们的现代生活的终结”。

六

第二个晚上我睡得很沉，只是偶尔会被干涩的喉咙弄醒，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停在犹他州的盐湖城车站，此时已经晚点了9个小时，看起来已经很难避免要在列车上度过创纪录的两天三夜了。虽然承受晚点损失的是乘客，但美铁的员工好像比谁都要生气，餐车的黑人小伙子在广播解释自己之前犯了一个错误时岂止理直气壮，“我也是人，我也会犯错！”

列车从盐湖城站开出后，一直在大大小小的盐湖边行驶，多数盐湖是白色的，也有湖水清亮接近天空之镜的，还有血红色一大摊看起来有点吓人的，晚点也不都是坏事，至少它让我又多看了一种地貌，按正点我们应该夜间经过盐湖城的，这么想我又高兴起来，想到接下来要在白天穿越内华达州，我开始在头脑里编织一个阴谋论的故事：长久以来，美国一直在内华达州的荒漠进行核试验，那里的生态系统早已发生变异，所以美铁的客运火车被安排在夜间通过，通过时必须车窗紧闭，窗帘拉下，确保每位乘客都安然入睡，以免他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现在因为晚点，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白天通过了，前方为了应对这趟“睁眼列车”，已经忙成了一团……瞎编到这里，我居然真的有了某种偷窥的兴奋感。

在我开始这趟长途旅行之前几个月，美国媒体正热切讨论美铁推出的一项“驻车作家”计划。事情缘于一则推特：纽约作家杰西卡·格罗斯（Jessica Gross）看到另一个作家的访谈，说火车是最让他舒服的写作场所，希望美铁有一天能给作家们留些席位。Gross深有同感，顺手在推特上提了一句，并且@了美铁的官方账号。美铁账号当天就转发了她的推特，并且说，我们需要试验一把，你们准备好了一趟纽约往返芝加哥的长途火车旅行了吗。

很快，Gross就和美铁的社交媒体总监确定了行程，美铁免费提供一张纽约往返芝加哥的卧铺车票（价格在900美金左右），作为回报，Gross会在旅行结束后接受美铁博客的访谈，同时如果她在旅行中想要写点什么，可以随时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随后美铁借势推出了它的“驻车作家”计划，向全国的写作者发出邀请，获得热烈回应（最终申请者超过了16000人），以及同样音量不小的批评声——对美铁的批评来自共和党的参议员，“考虑到纳税人每年给美铁的巨额补贴，这种赠票是一种危险信号”，对作家们的批评则是，你们为了一张免费车票就把自己变成了美铁的公关写手。

英年早逝的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在他的非虚构名篇《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描述了参加“七夜加勒比游”豪华游轮的种种体验，其中，好几页都在研究游轮公司小册子上一篇优美的散文，散文由一位著名作家写就，通篇都在催眠读者，强调豪华游轮服务的专业和旅行的治愈功能，但没有任何“广告”或者“某某受雇于此项活动”的提醒。邮轮公司的公关承认是他们付钱让这位作家来写这篇文章，而这位作家在接受华莱士询问时，“小小地叹了一口气，显现出某种疲惫的坦诚”，然后说，“我把自己给卖了（I prostituted myself）。”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阐述了为什么这种障眼法是“真正道德范畴的出轨之举”，倘若你看过电影《旅程终点》，一定会对他的拧巴犹豫印象深刻，而这基于内心道德感的拧巴犹豫在我们今天这个年代已经成了稀缺品：“一则广告充当艺术作品——并且是最好的艺术作品——就好比某人对你热情地微笑只是因为他有求于你。这是不真诚的表现，而真正危险的地方则在于这种不真诚会不断累积，从而对我们产生作用……让我们即便在面对真诚的微笑、真正的艺术品和真正的善意时，也会提高警惕。它让我们感到迷茫、孤独、无力、愤怒和惊恐，让人感到失望。”

有人跟Gross提起华莱士的这篇文章，Gross为自己辩解说，她是一位铁路迷，哪怕没有美铁的赞助很可能也会有这么一趟旅行，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是透明的，读者都知道她接受了这一赞助，并且，她在出发之前特地向美铁确认，“写点什么”不是硬性条件——只有当她真的想写点什么时才会动笔，“我不想把它变成为了美铁的免费车票而进行的一桩写作买卖”。最终她还是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巴黎评论》上，“我一直喜欢幽闭的环境，这部分解释了火车对我的吸引力——它沿固定线路前进，内部分成一个个舒服的小隔间，就像大学图书馆的小单间一样。一切各归其位……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被运走，任何阅读或者写作皆属课外活动。那种被期望的压力得以消解。而一列火车有节奏的行驶可以调动起我们身上那种终极的被保护感——就像婴儿躺在摇篮里一般”。当然，她没有回避如下事实：这个摇篮最终晚点了五个小时。

“加州轻风号”进入内华达州荒漠时什么也没发生，甚至没有继续晚点，远处光秃秃的山脚下有几处冒着奇怪的烟尘，像是几个微型龙卷风。第三天黄昏到来时，列车正在翻越内华达山脉，加州的森林公园有清澈的溪流，人们就站在溪流正中央钓鱼，天黑前我看到了著名的太浩湖（Lake Tahoe），硅谷的创客和码农们消夏和滑雪时都会想起它，列车隔着宝塔状的杉树林驶过，湖水泛着一种幽幽的蓝，它的最深处超过了500米。

晚点的美铁给乘客提供了免费晚餐，餐车里一下子涌进来一些我过去两天没见过的人，和我拼桌的三个人没有笑容，说话惜字如金，我默默喝完饮料，吃完那一小碟土豆牛肉，逃回自己的坐席车厢。当公共空间不够友好时，有一个可以做白日梦的私人空间也挺棒的。最后几个小时我忽然有一种强烈想要蹦迪的愿望，美铁会考虑加挂一节party车厢吗？我回头得在推特上@一下他们。列车抵达终点站爱莫利维尔（Emeryville）的时间是凌晨1点，它本该在下午4点到达的。我下车后去一个类似仓库的地方取了行李，然后站在路边等朋友开车从伯克利过来，和我一起下车的乘客都已不见踪影，他们好像一下子就蒸发在黑夜里了。

昨日的世界秩序

郭玉洁

小时候看三毛，心想怪不得她会这么多种语言，原来不只是因为她走了许多地方，更是因为在每一个地方，她都会交一个男朋友。

这就是最好的旅行。恋爱是最好的了解一个人、了解一块土地的方式，爱过、吵过架、伤心过，从此这个地方就文在了身体上。

可是恋爱并不容易谈，那么，去采访吧。无论如何，了解一个地方，人比风景重要。有些旅行是在回来之后很久才完成的，查阅资料，回忆旅途中的故事，历史与现实，时代与个人交相印证，完成游记，才恍然大悟。

旅行文学在欧美已有传统，与殖民的历史相关，也有很强的西方中心意识。今天中国的旅行者如何书写世界？起点在哪里？这是我所关心的。

西安—永生岭—兰州—武威—敦煌—安达卢西亚

秦腔、卖蜂蜜的记者，和被困的僧人

……这是象牙般可雕的

土地啊！

——昌耀

一

在有的地方，现实太活泼了，历史可以暂放一边。比如杭州，阿里巴巴足以使人忘记临安暖风。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历史无处不在。比如西安。城墙在上班的路上，墓穴在农田里，要想象一千年前的生活，似乎并不困难。不只是想象，人们正与一千年、两千年前的历史共处。明显不属于现代汉语的地名：未央区，凤鸣路，曲江路，下马陵……唐代建筑古朴大气，更多的仿唐建筑，尺寸又大了很多。火车站上的游览车，把你拉到秦始皇兵马俑（有可能是假的），仔细端详秦俑的面孔，你会发现和路上的行人酷似。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西安，城墙很厚，穿过城门时，总觉得步子好慢啊。同行的采访对象在城门的阴影里吼起秦腔。另一个人悄悄跟我说，他进过jail，jail你知道吧？（后来有人跟我说，西安之所以出了很多摇滚音乐人，跟秦腔很有关系，都是嘶吼嘛）采访结束后，我去网吧上网，左右环伺的两个男人偷走了我的新手机。一个城市向陌生人同时展现了历史的魅力，和现实的危险。

再去西安，好像才真正进入城门。对熟人、自己人，城市总是更安全的。（我也听到别的说法，小偷来自邻省，或是小偷少了，因为都去放贷款了。）我得以放松地站在地铁里，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男孩站起来，拍拍老人的肩膀，示意他坐下。他们以目光进行了对话。年轻人把座位让给一对带小孩的外国夫妇，外国夫妇下车前，又让给了一对带孙子的老夫妻。老夫妻坐定，笑眯眯地指挥孙子和外国小孩对起话来。虽然是城市，却不是努力在个人身边画下疆界的现代标准。这种陌生人之间亲切的善意，是历史、传统存活于日常的另一例证。

建筑师、作家唐克扬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长安的烟火》，像卡尔维诺写《看不见的城市》一样，哲学性地将长安写作一个永恒的城市。“这四季不是四个分明的时节，它们其实是一座城市里的一年，这一年不是浩渺光阴中的转瞬，它们其实是古老生活永远停住的一刻。”贾平凹的《废都》，则具体地、工笔写出了（他想象中的）90年代西安文人的生活。很多人评论说，《废都》是20世纪的《金瓶梅》。

参照不同的文学，作家想象着自己的城市。

二

出发前，我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视频，是秦腔《金沙滩·舍子》片段。

我点开这段视频。在我的印象里，秦腔太吵了，直扎耳膜，但是这段表演没有唱，伴奏像河水一样淌着，舞台上有两个装扮一模一样的人，一坐一站，白胡子的杨令公先后走近二人，摸摸帽子，又拉起袖子，比较长短，情感慢慢积累，老人先是抹泪，最后放声大哭。

《金沙滩》是杨家将故事里最惨烈的一幕，辽国约宋太宗到金沙滩谈判，杨业（杨令公）知道那是一个圈套，于是让大儿子假扮太宗，前去赴约。在这次埋伏中，杨家父子几乎覆灭。视频前，po主“芦笛说戏”写了一段文字：“杨大郎换上王帽蟒袍之后，老杨业上前量衣，发现不长不短正合体。这才知道自己的儿女，生来就是为了给皇帝送命，忍不住老泪纵横。”

这秦腔的另一面让我触动，或者说，这可能才是秦腔的内涵。往前翻“芦笛说戏”的主页，显示他在西安，而且，在他微博和同名的公号里，已经写过了很多有关秦腔的文章。去西安前，我发私信给芦笛，约他在西安见面，聊聊秦腔。

那天下着小雨，芦笛打了一把折叠伞，他穿着深色牛仔衬衣，头发修得短而干净，戴着眼镜，很斯文，也很年轻。他说自己是84年的，33岁，还是很年轻——研究戏曲的人，总让人觉得是个老头。

芦笛出生在靖宁，虽属甘肃，但是在黄河以东，和陕西文化更近，所以秦腔很兴盛。他说，小时候每个村开春都会唱一次庙会，祈祷风调雨顺，有的地方在收割之后，会再唱一次。庙会上请来秦腔戏班，一唱四天四夜。

只要村子离得不是特别远，芦笛的爷爷就一定会去看。芦笛往爷爷怀里一坐，一同看戏。庙会上通常演什么？毕竟是研究者，芦笛讲述得非常清楚：

第一场戏更像仪式，叫《天官赐福》。拜福禄寿三星，吹唢呐，念几句对子。念对子的过程中，一定要带上这个村庄的名字，比如甘肃省靖宁府——它不叫县——XX村，巫神到这里，看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其实我们那里一点都不山清水秀。

第二场戏一定是折子戏，叫《香山寺还愿》。这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编的佛经故事。说妙善王有三个女儿，三女儿是妙善公主，从小喜欢修行，但是妙善王不让她修行，还用火烧了寺院，烧死了很多和尚。和尚就到阎王那里告状，妙善王因此生病了。医生说，要亲人的一只手和一只眼睛，才能治好。妙善公主就舍了自己的一手、一眼——最后变成了千手千眼观音。这一折就是妙善王去拜菩萨，发现上面坐的是自己的女儿。这个戏是还愿戏，就是你给神许下了愿，你要还，所以是必唱的。

然后就开始唱本戏了。甘肃那边鬼神戏比较多，会撒烟火，做功戏比较多，像陕西就是唱功戏比较多。常演的有《伍员逃国》，伍子胥的故事，跟京剧的《文昭关》有点像，但是演出风格完全不一样。另外就是《乾坤带》，京剧叫《金水桥》，银屏公主的故事。还有一些戏我不太清楚了，但是最后一个晚场的戏，就是散台戏，一定会唱《刘海撒金钱》。唱到最后一折，刘海成仙了，要往台下撒金钱，过去不是有几分钱的硬币，就往台下撒。一看到要出来了，底下小孩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都抢过。那时候五分钱都能买一个冰棍，一毛钱能买一个小小的小玩具。

高中之后，芦笛搬到了县城。看不了庙会，只能看中央11频道。但是，11频道播的京剧多，其他戏种少。一开始听京剧，芦笛觉得怪怪的，用假嗓，唱得好慢好慢。他听张火丁，也觉得好奇怪：这是个男的吗？嗓子沙哑沙哑的，怎么这样？后来一看是女的。他慢慢听听听，就入迷了。

京剧进过宫廷，又有文人参与创作，所以特别讲究，一招一式，稳重，大方。坐在酒店的大堂里，芦笛说，“哎呀，可惜我不会，否则可以演示一下，”一边又慢慢舞着胳膊，“上场的时候慢悠悠地，水袖这么轻轻一挥坐在那儿。京剧给人感觉就是一个特别矜持的人，坐在那里，跟你慢慢地聊，不会发怒，很少动气，也很少伤心。”

秦腔不一样，秦腔诞生在乡野，谈不到讲究。有时候行头没有了，随便穿一个别的就上去了，演员都不一定知道自己穿的是什么行头。“艺人唱错的特别特别多，唱错了也不知道。”那时候，芦笛不喜欢秦腔，觉得秦腔不规范、野。

直到大学毕业，芦笛到西安工作。他听到一些老艺人的秦腔，比如他转发的那段《金沙滩·舍子》，是生于1915年的甘肃平凉秦腔名家王超民所唱。芦笛发现，秦腔还是有“自己的东西”，只是继承得太差——王超民的那段表演，在今天的舞台上，竟然大多都删掉了。

2017年2月2日，甘肃省陇南市刘山村

正好是自媒体年代，芦笛做了公号，说戏。他介绍传统戏，析辨其中的文字和音韵，这样的话题，阅读量一定不高，他也批评梅花奖，所谓的“戏曲改革”——这样的阅读量稍高一点，但也有限，戏曲终归是冷门，即使秦腔这样的大剧种。《金沙滩·舍子》的那段视频在微博上转发九百多，是他最火的一条了。

芦笛的正职是大学老师，但是他说，如果有机会，他想整理几出老戏。

三

芦笛还叫来了另一个朋友，古洋州是一个软件开发的工程师，二十多岁——也很年轻。他和一些朋友同在一个志愿组织，“秦剧学社”，业余时间访谈秦腔老艺人，横跨陕甘两省，自费采访，编辑整理后发布在学社的公号上。

要做这样的事，自然是秦腔已经衰落了。但是，在古洋州的印象里，衰落不过是这二三十年的事情——就是他成长的过程。他出生在汉中，陕西南部，那里秦腔的氛围没有那么浓厚，但是80年代之后，出了很多秦腔的磁带，在陕甘一带发行得非常好。再偏远的农村，集里一定会卖秦腔磁带。芦笛说，名角的，可能卖得比毛阿敏还好。

古洋州读中学的时候，买复读机听英语，英语没听上几回，倒买了几盘秦腔磁带，听完就着迷了。2006年，他到西安上学，从广播里听了好多戏，后来又进剧院。

在网上，他认识了好多秦腔迷，其中有一位“陇上一痴”，后来是秦剧学社的核心人物。“陇”，是甘肃的简称（如果你还记得地理课本里的知识），所以带“陇”的别名，基本都是甘肃人。“陇上一痴”也是，他现在在山东工作。古洋州每次打电话过去，电话那头都放着戏，从来没有一次背景是安静的。

“陇上一痴”花了一年时间，把易俗社（历史最长的秦腔社团）在民国时期的戏报整理出书。这些戏报里，有很多一手资料，比如有人去世、有人演出的具体信息。芦笛又以京剧作比较，京剧的历史很清楚，“你像梅兰芳到上海演了一个月的戏，这一天演了什么，有大量的文字资料。秦腔的历史是一塌糊涂”。

另一个问题是，秦腔遍及西北的乡野，很多老演员在县市剧团，他们受到的待遇不如西安的名角，也很少有人采访。但他们身上，有更多秦腔的历史。古洋州和秦剧学社的朋友们所做的，也是在挽救记忆。

有时难以想象，真的有一个时代，人人都喜欢戏曲，那个时代并不远，但感觉上已经很古老了。芦笛在大学教书，他问学生，有没有喜欢戏曲的？有时一两个举手，有时一个也没有。他问，为什么不喜欢？学生说不上来。芦笛问，你们看过吗？他们说，没看过。没看过为什么不喜欢？学生说，那都是老人看的。芦笛就会放一段戏曲，通常是越剧的《梁祝·十八相送》。这段戏是经典的喜剧手段，观众和祝英台都知道真相，但是呆书生梁山伯怎么都点不穿。看完这段，学生都觉得很好玩。

芦笛说：“戏曲回不到那个人人都喜欢的时代了，但是能有百分之十的人喜欢，就比今天好多了。”

除了一些特殊的剧种（比如昆曲始终是文人戏，越剧则是城市的产物），秦腔和大部分戏曲一样，诞生在乡村生活中。要在露天的戏台上，唱给观众上万人，所以特别的喧闹。剧情也要生动，戏剧性强，合乎当地的伦理道德。戏曲的没落，其实是农村的没落。古洋州在采访中发现，陕西的农村已经没人了，反而是甘肃东部，大概是因为经济落后，农村外出打工的人不多，有演出下乡，还能维持上万的观众——天水人说，他们养活了陕甘的秦腔剧团。

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现代生活的变化，使得戏曲很多内容都不太对劲了。它的程式、忠孝节义的价值观，都受到了挑战。但更要命的，是我们将现代/传统、城市/乡村截然对立起来，戏曲被不假思索地判定为老旧的、保守的，人们都懒得去理解，就像芦笛的学生以为戏曲都是老人看的，或是我以为芦笛是个老头。这加速了戏曲的老化和衰亡。

只有很难得的机会，我们才会恍然醒悟戏曲的魅力，以及戏曲里也有非常“现代”的成分。比如白先勇制作青春版《牡丹亭》，比如芦笛转发的《金沙滩·舍子》，他在课堂上放的《梁祝·十八相送》。爱、恨、幽默和痛苦贯穿了人类的生活。我们也并非和传统拦腰斩断，以半截躯体存活在世上。

最后，我问芦笛和古洋州，你们觉得秦腔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他们各举了一段戏。芦笛举的是《斩单童》，隋唐演义里的一段故事。单童（单雄信）在瓦岗寨占山为王，他仗义疏财，济弱扶贫，是个英雄好汉。在和唐营的战争中，他被李世民俘获。当年在瓦岗寨结拜的兄弟都已经在李世民帐下，他们来劝降，单雄信誓死不愿。李世民下令斩首，在受斩前，单雄信大骂李世民，骂徐茂，骂罗成……一个一个骂下去，每个兄弟交情不同，骂得也不同，最后，他跟程咬金交代后事。大家还在劝，你降了吧！人家说降！单雄信说杀！降！杀！降！杀！最后杀了。就是这么强的设定，大段唱腔，情感层层递进。“很好的一出戏，秦腔的悲壮慷慨，是胜过京剧的。”芦笛赞叹。

“说到这，咱再说一说《葫芦峪》里边儿，《托印》这个戏。”在人们来来往往的酒店大堂，古洋州戴着黑框眼镜，很瘦，个子不高，却坐得很直，双腿叉到最开，双手拄在膝上，挺像个武将。这是诸葛亮归天的一段戏，北伐失利，诸葛亮病重，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部下。在《空城计》里，诸葛亮穿八卦衣，像个神仙，这场穿上了丞相的蟒袍，要交代后事了。古洋州推荐女须生焦晓春的版本，他说，只听开头几句道白，就听得人心酸了。“那句诗怎么说的来着？壮志未酬身先死。”

听完这两段戏，外面的雨差不多停了。

四

在陕西待得有点久了。

起点么，应该是发射装置的底座，就位之后，立刻弹出。但我在起点彷徨一周了，仍然没走出陕西。东边装货，西边装货，一直没能启程。这毕竟是一个想象中的旅程。没进沙漠，就像没上丝绸之路。

今年春节，我在西安。除夕夜在街上，看到有人卖烧纸。我问多少钱。男人说三块。一张么？——曾经在西安丢过手机、也听过各种吓人传闻的我，有点疑心。男人搓起一刀，递给我。这么便宜？跟我一起散步的表妹说，其实陕西本地人还是老实呢。她又说，当然比起甘肃人，陕西人还算是尖的。尖，也可能是“奸”，机敏、有心眼的意思。我有一个挺尖的表妹。

三月策划这次自驾活动时，我们想找个赞助，入以敷出。看过方案之后，客户提出，希望在每条线路上补充一个长寿村，沿路拜访，将“健康理念”植入行程。在这五条线路中，只有我认真地搜索（原来真的各地都有长寿村）、修改了方案。于是，幸或不幸地，我要走的“丝绸之路”被冠名了。我真是太不尖了，在这一路上，这是熟悉的气质。

从西安出发，到达宝鸡，然后翻过秦岭，地道的南方景象。

清晨上山，太阳已起来，山尖亮了。月亮薄薄的，仍在山尖上蓝色的天空。山的大部仍在阴影中，郁郁的绿色。鸟的声音在山谷里，总听见人在说话，却也看不见人在哪里。很近的地方有脚步声，回头却是露水滴落在树叶上。

永生村在秦岭的两臂之间，一条铁路从山谷里经过，夹成了一个三角形。

永生村原名长桥村，60年代嘉陵江发洪水时，一个军人救出村里两个溺水的孩子，自己却牺牲了。于是村子改名永生村，纪念这个军人。现在很少人真的知道村名的来历，它字面上的含义，意外地成了旅游的卖点。

永生村里最长寿的老人叫张芝桂，辛亥革命那年出生，2017年106岁了。她的小儿子告诉我们，前几年，老人身体还好得很，能割十几亩地的草，院子里的一棵小草，她也要拔干净。但是这两年，她耳朵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了。要说话，就得在她耳朵旁边大喊。同事说，她可能脑子也有点糊涂了。

老奶奶黑瘦，牙齿掉光了，白发却硬硬的都在，左眼似乎总闭着，右眼里有些浑浊的水。

我在她耳朵边喊：您老家哪里的？

扶风！

您怎么来的这里？

要饭着么，没有吃的，要饭着么。坐在一边的小儿子补充说，要饭来的这里。

您知道您有多少孩子吗？

哎呀知不道咧，有两个来看俄，认不清咧。

您喜欢吃啥？

啥都行，有啥吃啥。

那早上起来都干吗啊？

啥也不干，混日子么。

问到这里，我觉得老人并不糊涂，还有点朋克。对这些诱导性的问题，她一个也没有上钩。

您还记得老家的什么亲戚么？

啥？老奶奶没听见，左右望望。小儿子在她耳朵边大叫了一遍，你说说我二舅！

老奶奶突然转头看着他，你二舅还在呢？

在呢！

哦，那俄就不知道了。

小儿子张国保，也是一位老人了，他同样矮小黑瘦，穿上了深蓝色中山装，戴着深蓝色的帽子。我记得我爷爷也有这样一身衣服。

我问他，您多少岁了？

七十…他伸出三个手指。

七十三？

他点点头。

您身体挺好的？

不好。老人摇头。我有气管炎。

我很意外，别的病也罢了，这么好的空气，有气管炎？

老人说，前些年在铁路上打工，住棚子里，生炉子的时候一屋子烟，“七年下来，就这么个”。出去打工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老人又说，划得着么？他看着我，轻轻地摇头，划不着。他把五个手指捏起来，说，七年。

这个尖锐的问题，让我有点触动。

去打工之前，老人种着十几亩的地。现在这些地都被征收了，每年每亩补偿五百块，可是原来种苞谷、菜花、辣子，每亩最少也能收入七八百块。土地征收之后，不好好种，只为了拿国家的补贴。“那边有七八分地，肥料洒了，地膜铺了，种的什么呢？草。”老人说，他们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

我说，您都看得很透啊。

老人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有点得意，说，我就是命不好。

的确，出生在农村……

农村只有空气好，别的什么都不好。

村里的空气的确很好。一条小溪穿过村子，两边都用石头砌了起来，河床也是，用砖砌起，造成一叠一叠的效果，自从旁边的部队开了隧道，水变薄了。河中间放着一盆一盆浮萍，秋天时，这里可看“荷塘月色”——旅游攻略上这么说。溪边栏杆是水泥做的，却故意涂上很多疤痕，造成树皮的感觉，颜色泛着粉色。新修的房子都是徽派建筑，白墙涂灰了，两边竖起防火墙。如果不是天生有山水，那这些拙劣的装修也太可怕了。

即使村子开始发展旅游，做饭、开宾馆的，也还是老人。年轻人在外面打工、读书，不愿回来。再往山上走，一家破旧的瓦屋，只有三个老人，和一条狗。山里的路，是以前放牛时踩出来的，现在没有牛可放，路渐渐不见，山要变成荒野了。

老人的院子旁边，是一颗很大的核桃树，据说一百多年了。老人坐在树下，一条腿叠在另一条上，坐得很端正。他开始关心我了：你成家了没有？

……没有。

本单位没有合适的？

呃……

找对象，我跟你说，有一条道理，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比如你是100分，你不要也找100分的，你找个90分。为什么呢？你看那武林高手，两个人武功都很高，能分出个胜负来吗？

一定要分出个胜负来？

要分出个胜负啊，不然日子怎么过？天天打架？

我无言以对了。

老人又说，还比如，一朵鲜花，插在这水泥地上，是好看了，能活吗？不能活。插在牛粪上，是不好看，但它能活啊！

我点点头，觉得老人说得有道理——就鲜花而言。

老人又说，在本单位考虑一下吧，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如果你不嫌弃，你带着男朋友路过这个地方，只要路过就行，我帮你看一下，只要看一下，我就知道他这个人好不好。

我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路过这里——不过这好像也不是重点。

我说，假如一朵花，本来长得挺好的，也不需要拔出来，再插到别的地方去啊。

老人想了一下，说，如果你要这么想，也是可以的。

我们两个坐在核桃树下，好像爷孙。

五

到兰州后，在理想国度书店，我和作家韩松落一起做沙龙。活动开始前，当地的媒体朋友说，马金瑜也要来。

哪个马金瑜？我问。

就是那个马金瑜啊。

是啊，还有哪个马金瑜。

沙龙开始后，小马来了。她早上从贵德坐了一个多小时汽车到西宁，又坐了两个小时高铁到兰州，然后打车到书店。大约十年前，我在博客上写，小马像一头温顺的牛。壮壮的，一双圆圆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你。现在她还是那样。

晚上，书店老板招待我们吃饭。小马笑着，猛灌白酒。我说小马你慢点喝。小马说没事，藏区经常喝青稞酒。一会儿就仰在椅背上了。我只好把她带回了酒店。

十年前，我是一本杂志的主编，小马是我的作者。小马喜欢写底层人的生活，我尤其记得，她去煤矿写一个为遇难矿工收敛尸体的人。

采访中，小马在深夜打电话来，像个嚎叫的动物一样诉说：嗷哟大头，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觉得……嗷哟。她所见到的人事吞没了她。她说不清楚，于是在电话里读了一段孙犁的小说——小马是我身边的文艺青年里，唯一一个喜欢孙犁的。经过一段令人崩溃的拖延，小马交稿了。那些她说不出来的苦难、苦难生活中偶尔的诗意，都在文字里。

她写：“月光下，他总觉得他们都睡着了，有的还很年轻、很帅，有的从表情看得出去世时很害怕，有的很伤心，有的眼睛还睁着，他用手掌轻轻给他们合上。”

后来我离开了那本杂志，小马也重回了报纸。她原本就是业界有名的记者，此后更有名了。但真正让她变成“网红”、也让我们这些朋友震惊的，是另一件事。八年前，她去青海采访一个养蜂人，和养蜂的藏族汉子扎西好了。第二年，小马和扎西结婚，搬到了藏区，黄河边的一个县城。

到青海后，小马和昔日的朋友很少联络了。小马消失了，朋友说。但我们又在微博上、朋友圈的转发里看到她的消息。她逐渐退出媒体，开始经营藏区的蜂蜜、牦牛肉、黄菇。因为解决了当地农牧产品的销路、带动了妇女就业，又有保护生态的理念，小马和她们的网店“草原珍珠”成了社区支持农业（CSA）的典型，也是公平贸易之一种。在这中间，很多人迷恋她和扎西的爱情。

但我想，“草原珍珠”之所以能做成，最重要的是小马把写作才能全部用在文案创作上。我惋惜她的才华。沙龙中，吃饭中，小马总拿着手机，双手打字，像在掰馍。家里女工的老公又来打架了，又有人订货了。更多的时候，是在发朋友圈。我们终于加了微信，往前翻，小马每天发十五六条朋友圈，图片都加了滤镜，都是黄色的暖光——她成了朋友圈作家。

我也佩服她的勇敢，瞎闯乱闯，居然也闯出了一条路来。记者做得久了，会觉得无力，那些权力感都只是幻觉而已。小马做到了，她真的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

第二天醒来，兰州下雨了。我和小马去吃了马子禄牛肉面，又去酒店楼下的咖啡馆。咖啡馆还没开。小马说，我真是好多年没有去过咖啡馆了，不是喝咖啡，就是和朋友在咖啡馆聊天、写东西，空气里有咖啡的那种味道。我们去黄河边走了一会儿，买了一斤樱桃，到十一点，又去咖啡馆。——一定要让小马喝上咖啡。

小马是那种被直觉、感性主宰的写作者，不擅长分析，但非常会讲故事。前一天的饭桌上，她突然说，我在灾区采访的时候，碰到的最有意思的是几个小姐……大家都被震住了。

这天的咖啡馆，只有我们一桌。小马给我讲在藏区发生的事情。被熊扒烂了脸的老牧民，又让18岁的女儿去放牧。那女儿碰到熊咋办？老牧民说，再不会的吧。

老人就这么说的，再不会的吧。小马重复了一遍，圆圆的眼睛一眨不眨。

还有熊进到了牧民家里，喝醉了躺在床上，惊醒了从窗子里逃出来，又从窗子里掏出来栽到缸里，牧民们抓住熊，扒了皮卖去格尔木，结果四个牧民被抓了。这是什么故事啊！我惊叹。

从西安往西走，越来越感觉不是中原。游客看到这一点，是因为满街的清真饭馆，戴白帽的男人，戴头巾的女人，更有眼力的，能看出黑黑的、脸像刀削一样的藏人。仅此而已。但是小马不一样，她出自穆斯林家庭，在汉人的城市生活多年，现在又进入了藏区。她跟我谈起藏族小说，其中的想象力令我震撼。小马一再提醒了我，丝绸之路，其实是一条多民族、多文化的道路，只是我太无知了。

我说，小马你成网红了。小马说，你知道吗，《知音》还派了一个人来采访我——关键是那人还是个聋哑人！我说我不接受采访，结果《知音》还是发了一篇文章，都是乱写的，我气死了！但我又想，我跟一个聋哑人计较什么呢！

小马逐一问起老朋友。我说，大部分都去做生意了吧，还在写的人很少了。

小马大大叹了一口气，我这七年过的什么日子啊。她说，朋友圈里有几个朋友喜欢晒娃，今天在法国，明天在美国，我回头看看自己的娃，都在泥里滚……真是天上地下啊！然后我们哈哈大笑。我说，在青海长大很好啊，不用羡慕他们。

小马终于讲起这七年的经历，村里的矛盾，婚姻生活，女人的辛苦……我早觉得小马写的草原生活太温情，太美好，现实必然不止于此，我也并不相信传奇的爱情，但听了仍不免一惊一乍。我说，小马，要写下来啊。小马说，我会写的，我终于可以开始写了，所以我才来找你，我可以见老朋友了。

她又瞪着牛一样的眼睛说，这七年，真的是文学让我支撑了下来。我默然无语。

第三天早晨，我们又去吃马子禄。人很多，我排队端了两碗面。小马要的二细，筷子粗的面条——实际上应该叫二粗。

吃完，我说走吧，小马说，走。

我该离开兰州，继续往西了。小马说，她也要回家了。家里的三个儿子，每天都哭。女工在微信里问她，你是不是个假妈妈？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没人。再看，小马还在店里，站在桌子前面，把两个碗排在一起拍照。又停下，把醋壶放在中间，把两双筷子摆向同一个方向，又拍。我又好气又好笑，又有点难过。

给小马的书上，我写下了：“小马，还是要写啊！”

六

过乌鞘岭，快到武威时，天骤然凉了。空气干燥，鼻子像两个空荡荡的风筒。有一种说法是，武威古称“凉州”，就是天气凉爽的意思。而敦煌曾称“沙洲”，还有另一地名，叫瓜州。就像民间给小孩取名，看见燕子则叫燕，看见梅花则叫梅花，是非常可爱的命名方式。

在地图上，黄河从青海发源，细细的一支往东流，经兰州而突然往北，再回来往东时，已拐成了“几”字形。因此黄河不仅有河北、河南，也有河东，河西。过了兰州，就是河西了。汉武帝时，设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后来又称“河西走廊”，这一串城市，像串得过于稀松的珠链。每两颗珠子之间都是数百公里，天苍地黄，四野戈壁，往往开车在单调的高速公路上度过大半天。曾经人们骑骆驼在沙漠、戈壁中穿行，一来一回，就是一年时间。直到上个世纪初，骆驼仍是这条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

四年前，我在乌兰巴托见到美国人类学家魏泽福。他以写蒙古历史出名，导游说，每个美国人来到蒙古，都带着他的著作《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在书里，魏泽福为成吉思汗正名：他不是一个野蛮的征服者，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大陆，使东西方的商业、文化流通，建立了那个时代的全球秩序。

魏泽福每年都到乌兰巴托消夏，他是一个和善的、声音很轻的老人，温柔地照顾着全身瘫痪的妻子。我和同行的朋友逐一介绍自己，我说我来自中国，甘肃。他说，啊，甘肃非常重要。哇，真的吗？我想。他又说，甘肃是一个通道。

我一直怀疑，魏泽福当时是不是说出了中文，通道。好像不太可能，我们好像只能用英文交流，但是我又清楚地觉得这个词在脑子里“当当”敲了两声，并回响至今。通道，没错啊，之所以甘肃是一根骨头，就是因为它的主体是一条路。这条路连接了中原和西域、中亚、印度，甚至欧洲，因此它的文化就是通道的特质。它不像某些地域，具有“源头”的自信，在道路上，人们来来去去，各民族杂处，充满异质，斑斓，也常常互相残杀。

在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观里，总是特别喜欢讲述那些强大的、辽阔的王朝，而弱化王朝裂解、割据的年代，或是把后者当成汉人王朝积弱的暂时阶段。在这样的历史叙述里，就很难完整地理解河西走廊，因为在很多时候，这条路都不在汉人王朝治下，比如唐后期，吐蕃占领了河西，宋代，这里是西夏，更不要说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在武威文庙旁边，是新建的西夏博物馆，其中最重要的藏品，是一座西夏文与汉文对照的石碑。西夏享国一百九十九年，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你若仔细想想，会知道这是一个不短的王朝。

“丝绸之路”，只是近代汉学家的命名。这条路上流通的不仅是货物，还有宗教。佛教从印度传入西域，又传入中原。因此这一路有很多石窟，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石梯山石窟，天水麦积山……路上有取经的和尚，也有送经的和尚。鸠摩罗什，就是这条路上一个重要的客人。他出生在西域的龟兹，传说母亲怀他时，对佛经的理解突飞猛进，还通了天竺语。高僧说，她怀的必是神童。我想，大概鸠摩罗什就是有一个异常聪明、深有佛性的母亲（日后她真的出家了），并因此受到很好的教养，只是在男权叙事中，母只能以子显贵了。总而言之，鸠摩罗什七岁就出家，随母亲在西域各国游历，学习流派不同的佛法，年纪轻轻就“道流西域，名被东川”。

当时是南北朝时期，苻坚的前秦政权占据关中（就是淝水之战的发动者）。龟兹人来朝，献上的珍奇宝贝苻坚都不要，他希望鸠摩罗什到中原辅佐他。数请不到，苻坚竟然派大将吕光发了七万大兵，长途讨伐龟兹。吕光攻下龟兹，挟持鸠摩罗什往回走，到凉州时，得知主公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给东晋，又被属下姚苌杀害。于是吕光令三军全部换上白衣，就地称王，史称“后凉”（自然还有前凉，还有南凉，北凉）。

鸠摩罗什也被吕光扣留，在凉州生活了十七年。学者龚斌在《鸠摩罗什传》里写道，在凉州的十七年，是鸠摩罗什最艰难困苦的岁月，在粗莽、好杀戮的吕氏政权，他无从宣扬佛学，但是他在这里通晓了汉语，遍读中原的典籍。当他终于到达长安（苻坚之后的后秦政权，为他又起了一场战争），翻译了大量佛经，梁启超称他是“译界第一流宗匠”。直到今天，汉传佛教界念诵的《金刚经》、《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都是他的译本。

鸠摩罗什在长安去世，去世之前他说，若自己所传没有谬误，则火化时舌头不烂。——当然没有烂，他的舌头埋在了武威，其上建起了一座罗什塔。那是一座古朴浑厚的砖塔，塔角的风铃轻轻作响，天是欲雨的灰色，燕子绕着塔飞行。旁边的大殿里，僧人正在诵经。

七

我家就在武威旁边，九十公里外的一个小城。

应该是高一，或是高二，有一天老师宣布不上课了——学校来了一个美国人。小城向来以沙尘暴闻名，很少有游客经过，更没有见过外国人。那天全校停课，所有师生聚集到开会的广场上。几千个学生围上去，一直往前涌。我站在教学楼的台阶上，远远看着人潮，旋涡的中心，那个美国人是一个胖胖的、长着胡子的男人，他被包围着，不停倒退，脸上有尴尬的笑容。语文老师问我，你怎么不去？我摇摇头，心想，以后我会见到很多外国人的。

好多年过去，我第一次以旅行者的身份，从西安往西，到敦煌停止。我在路上读了很多关于丝绸之路的游记，其中一本是比尔·波特（Red Pine）的。看着封面上白胡子的胖老头，我突然想，他是不是我在中学见到的那个美国人？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西方游客。

比尔·波特从敦煌继续往西走，穿越新疆，到巴基斯坦。有野心的旅行者都是如此。几年前我读过另一本书，作者骑马穿越了欧亚草原。

我从敦煌返回上海，结束了这次充满遗憾的旅行，它有另一个名字，叫作第一次。

陈忠实的沉默

在西安，正午办了一次沙龙。来的七八十人，都很年轻。一个女孩说，你们终于来西安了，西安终于也有这样的活动了！很多人拼命点头。又一个女孩问，这么多年了，人们提起陕西，提的还是陈忠实、贾平凹，为什么没有年轻的文学上的代表？

同样在西北，陕西人的骄傲和失落是很特别的。西安号称十三朝古都，这十三朝里，有一些不大想得起的王朝，比如前赵、前秦、后秦、新莽，但毕竟有汉有唐，中国历史想象中最重要的两个王朝。

两年前，我和堂弟去陕西省博物馆。青春期的男孩故意要反叛知识：姐，要是偷了这个金盆，我就发了。我说，满屋子的青铜器，你就偷一个金盆？表弟哦哦哦地，不再说话了。毕竟还是很乖的、反叛手段不多的男孩。青铜器、唐三彩……展览结束于宋瓷——在西安，宋以后已不算文物了。

宋以后，政治文化的重心也就真正往东、往南了。随着航海的兴起，另一条“路”——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重要，而陆上的丝绸之路逐渐废弃。敦煌没落，千佛洞没了香火，坍塌失修，只有一个看守的王道士，等着西方的探险家到来。整个西北都在历史的倾斜中滑落到边缘，西安不再是变化的中心了，所有震动中国的事情，都不发生在这里——除了西安事变和延安的崛起。

对于一般人——比如阿Q，祖上阔过的感觉已经足够了，但是对有志气、有责任感的人，这种历史负担也太沉重。写过《创业史》的作家柳青（并不是滴滴打车的柳青），曾对路遥说，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一天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题材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代的。柳青觉得，他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他对路遥说，“这个担子你应该挑起来”。路遥写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路遥写得辛苦，大家都知道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完成后，他因病去世，才43岁。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报道中，作家肖云儒回忆起一件事。有一天，他们正在新闻出版局开会，陈忠实、路遥都在。“出版社有个人就过来了：路遥，祝贺你啊，你得茅盾文学奖了！陈忠实那个表情就是愣一下，像是被电击了一下，两秒钟以后才反应过来：祝贺你！他下决心就要回去写小说。”

1992年，《白鹿原》发表。那年陈忠实50岁。后来，《白鹿原》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在《白鹿原》的写作中，陈忠实对来访的年轻人说，他想写一本死后垫棺作枕的书。年轻人有点意外，竟无言。两人一阵沉寂。陈忠实在回忆里说，其实这是他最真实的心态。《白鹿原》宏大的史诗激情、试图成为民族寓言的野心，不仅陈忠实之前的中短篇无法相比，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中也已不多见。

同时代很多文学作品都被遗忘了，或成为少数人的读物，但《白鹿原》仍然健在于我们的生活。它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仍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顺便说一句，小说里从未出现油泼面，吃得最多的是馍馍和小米粥）。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在陈忠实的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他写到1985年的一次创作研讨会，“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那次大会上，路遥也发言了，结束语是，“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当时，澳大利亚羊在中国牧区和农村大面积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是推广的重点地区。路遥借此隐喻现代派和先锋派的热潮，他崇尚的仍是现实主义，陕北农村一贯养育的山羊。

陈忠实坐在听众席上看他说话，“沉稳的语调里显示着自信不疑的坚定，甚至可以感到有几分固执。我更钦佩他的勇气，敢于在现代派先锋派的热门话语氛围里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我对他发言中的这句比喻记忆不忘，更在于暗合着我的写作实际，我也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坚定的遵循者……”

晚些时候，陈忠实在《世界文学》上读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王国》（原文如此，应为《人间王国》——作者注）。小说读得迷迷糊糊，但他对介绍作者卡朋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如获至宝”。当时，拉美地区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许多年轻作家学习和仿效的是欧洲文学，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派。卡朋铁尔专程到法国定居，学习现代派文学。几年之后，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小说，却几乎无声无响，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之极，离开法国，留下一句话：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

陈忠实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噢哟”了一声，“我当时还在认真阅读多种流派的作品。我尽管不想成为完全的现代派，却总想着可以借鉴某些乃至一两点艺术手法。卡朋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用所有作家。”更富于启示意义的，是卡朋铁尔之后的选择。他去了海地，那是拉美地区唯一保存着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他要“寻根”，寻拉美移民历史的根。他一蹲几年，写出了一部《王国》。这本书开启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

陈忠实被卡朋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震惊了，他觉得，必须立即了解他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于是他住到西安附近的长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在历史和想象中搭起白鹿原上的时空结构。

80年代，有一种文学叫“寻根文学”。作家们回到原乡，从乡土故事中挖掘传统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但是这些作品中，原乡通常都成为奇观，“挖掘”出的是愚昧麻木的“国民性”。陈忠实不是，在对关中平原的回溯中，他扎扎实实地认同了过去——以儒家文明为中心的乡村生活。白嘉轩和姐夫朱先生，就代表了这种秩序和秩序赖以存在的道德。小说开始时，陈忠实描写朱先生到南方游历：

所到之处，无非小桥流水，楼台亭阁，古刹名寺，看去大同小异。整日吃酒游玩的生活，使他多年来形成的早读午习的生活习惯完全被打乱……他一身布衣，青衫青裤青袍黑鞋布袜，皆出自贤妻的双手，棉花自种自纺自织自裁自缝，从头到脚不见一根洋线一缕丝绸。妻子用面汤浆过再用棒槌打得硬邦邦的衣服使他们觉得式样古笨得可笑；秦地浑重的口语与南方轻俏的声调无异于异族语言，往往也被他们讪笑取乐。他渐渐不悦他们的轻浮。

朱先生不仅自身严格遵循道德行事（所谓“慎独”），还制定了白鹿村的《乡约》。他是白鹿原上的圣人，道德象征，白嘉轩是把道德贯彻到村里的世俗之王。陈忠实如此坚定地相信他们，以至于参加革命的下一代都只能是不孝子——年轻人是不孝的，南方是轻浮的，女性是隐藏的威胁。他们无法获得作者公平的理解。

当代中国文化的确是不自信的，充满了自我否定，破碎、分裂。陈忠实却如此确定地“相信”某些东西，像他的文学同乡路遥一样，并为此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对于同样处在分裂、自我否定的中国人，那个不无美化的传统乡土社会，是有吸引力的，所以会被再三地召唤而来。

在这个层面，另一个陕西作家贾平凹不一样。他是更好的诗人，语言的创造者，但他不“相信”，他的商州、清风街有丰富而暧昧的细节，他的西京是颓丧的、猥琐的。他是农民，是文人，但不是理想世界的立法者。

2006年，话剧《白鹿原》在北京上演，陈忠实也来了。在北京西四环边的一个宾馆，我见到了他。陈忠实穿着短裤，赤脚盘腿坐在椅子上，他说自己已经不写小说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主要是散文和序。

我们的谈话很不愉快。我问他写《白鹿原》之前的心情，是不是很着急。他说：“谁不着急？谁希望自己写的小说只有一个乡的人知道？谁不想传播到另一个乡去？”他瞥了我一眼，“你问这个，不是说废话呢吗？”

几次对话之后，陈忠实沉默了，他侧过头看着地面，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真是难以置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采访对象。我讪讪地离开，回家之后，拖稿到死线的悬崖，才把这次失败的采访写了出来。此后每次回想，我都为自己的愚蠢而面红耳热，但又忍不住觉得，陈忠实的沉默太有趣了。

是的，我可以想象，《白鹿原》出版后，陈忠实已经接受了无数次采访，再懒于回答重复的问题。我也可以理解，他是陕西省作协主席，教训一个小记者算什么。我更加可以理解，一个西北人是擅长沉默的，不情愿的时候，会不惜难堪地沉默下去，用沉默打败世界。但是，回想起来，我们的对话出现分歧，是从一个提问开始。我以为《白鹿原》和中篇《蓝袍先生》中所写的，是我所熟悉的西北生活，西北性格。陈忠实却觉得，那是整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他一再说：“南北东西，生活习性上有小差异，精神传承上没有大差异，都是儒家文明熏陶下的。”

对话无法在同一个层面进行，往更深处，我就像那个提问的女孩一样，尽管是熟悉的生活，却感到无法被完全纳入这个“民族心理结构”和白鹿原的世界。而白鹿原的世界是不容置疑的，正是陈忠实的确定和固执，才会有这部小说。

同样像那个提问的女孩一样，一个当代的、生活在城市的女性（一定也有很多男性）希望有新的文学代表。然而要理解现代生活，同时不简单抛弃传统的重负，写出新的心灵，是新一代的难题。陈忠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因病去世。贾平凹的悼文里引用了一句词：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

从旅行中回来，我才想到，应该去陈忠实故居看看。我重读了《白鹿原》，作为纪念。

这就是个活儿

一

西北有什么好吃的？有啊，拉面，手擀面，油泼面，臊子面……南方人要疯了：有什么不同？而且都是主食？与南方人不可以谈面，他们不懂，西北的面食真好吃。

在陕西，以及同属于秦文化的天水，正是春天，野菜很多，过水一烫，很嫩，拌上盐、醋、蒜末，中和了微苦的味道。春天还有一道时令菜/主食，摘了一串一串槐花，将白花从枝上捋下来，清洗干净，跟面和在一起，面粉包裹住粒粒槐花，上蒸笼蒸。盛出来之后，碎碎的一盘，不怎么好看，但又有小麦香，又有槐花香。陕西、天水叫“槐花擦擦”。兰州以西叫“槐花卟拉”，大概取制作特点——卟拉就是和、搅拌的意思。

进了甘肃，面更好吃了。每到一个地方，面总有点说法，兰州拉面、武威行面、敦煌黄面……这样说来，的确食材单一，只能在做法、形状上玩花样。也有一种蝌蚪一样的搓鱼儿，甘陕都有，但我不大喜欢。我喜欢长长的面。

如果还能吃得下，我会点一份酿皮。在北京上海，都叫凉皮，但是从小我所见的，都是“酿皮”二字，念作“嚷皮子”，这个读写不一的名词，我至今都不理解。字形的所谓“酿皮”，有人说是表示制作方法——蒸出来的。也许在流传过程中，改成了普通话里更顺、也符合时令的“凉皮”。

在北京上海吃的凉皮，呈白色，薄，宽，有时加麻酱，这是陕西特色；而甘肃的酿皮，是黄色的，略厚，质感柔韧。通常店家清晨蒸好，一大张一大张的，黄澄澄的，一摞柔软的金子。有人坐下，老板拿出一大张，切成细条，抓到浅平的碗里，颤颤地发亮，像是肉食里的红烧肉，素食里的老豆腐。

之所以呈黄色，是面里加了碱的缘故。甘肃的面里，习惯加碱，不光是酿皮，手擀面也是，有一种厚厚的咸味，并不锐利，到舌根才会尝到。早期没有食用碱，兰州的牛肉面放蓬灰，是一种含碱的植物灰烬。小时候听到蓬灰，以为是和石灰相近的东西，觉得奇怪。后来知道，是荒野里一种蓬草，秋天拔了晒干，放在灶坑里烧，冷却之后结成块，以充作碱。知道这个来历，就觉得十分对了，碱的味道，的确很有草木灰的感觉。据说，现在很少真正的蓬灰，都是化学配制——似乎任何味道都可以分解合成了。

酿皮的浇头，除了油泼辣子、蒜末、店家自制的醋卤（西北特重酸辣），还有芥末。这种芥末不是日本料理里那种绿色的酱，是黄色的颗粒，苦辛都是微微的。又因为呈糊状，拌匀了增加一层口感。

挑剔的人家会把酿皮带回家，自己制卤。比如我二姑做的卤汁，用西红柿代替了醋的酸味，合家都认为是最好的。我试做过几次，很难达到较好的分寸，也就放弃了。

西北还有什么好吃的？唔，羊肉。快到初夏了，吃羊肉总觉得十分不对。但如今，时令都乱了，羊也不得善终，不能在冬天肥肥地死去。

小时候看小人书《岳飞传》，金国侵入宋朝，在城下相持，金军的军师哈密蚩决定扮作宋朝百姓，混入城中打探。宋军把坐在筐里的哈密蚩吊上城墙，刚放下来，就有聪明的士兵说，这人是奸细！别人问，你怎么知道？聪明的士兵说，金人惯吃羊肉，身上有羊膻味。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宋人，长大之后才明白，原来我是哈密蚩。

二

有一阵，自助游、背包游刚刚兴起——时间嘛，大概和房价开始上涨、媒体开始市场化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年轻人，没什么钱，也开始学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背包游，当然要住青年旅馆。后来想想，有点像进了大学，分配到学生宿舍，不过，只有culture shock，还未深入，就撤了。

我最难忘的一个青年旅馆，是在德国科隆。在前台拿了门卡和白色的床单被套，上楼刷卡，进了一个很大的房间。当时我已住过不少店，心得之一就是，在青年旅馆很少真的认识新朋友，旅行太累，就算认识了，用肤浅的英文聊两句，也蛮无聊的。推开房门——那是个最便宜的20人间，高低床沿墙摆了一圈，中间又摆了四张或是六张。所有人都很安静。我直奔某个上铺。在青年旅馆，只有床位是自己的，即使门快掉了的储物柜，也要自己带锁才能用。在旅行中，我小心翼翼地学习西方人的规矩。

关了台灯，躺平，声音出现了。有人开门进来，她背着包，刚刚到达这个城市，一阵窸窸窣窣，铺床单，打开包拿东西，洗漱。好不容易她上床了，又有人进来。有人来，又有人要走。两个女孩白天一直在睡觉，此刻起来化妆，穿上短裙出门了。有人开始打鼾——在这样的环境！所有来的人走的人，差不多消停了，隔壁传来了嗯嗯啊啊的声音。从声音判断，这个女的演技浮夸，这个男的在唱劳动号子。我们的房间突然变得很安静，连打鼾的声音也停了。隔壁继续嗯嗯啊啊，我们的寂静很短暂，有人开始翻身，有人在叹气。睡在墙边的女孩砰砰捶墙，但没有用。我觉得不可思议，墙是有多薄呢？那个事又有多爽呢？明天我还要乘夜车去巴黎啊！

那次之后，我再也不住青年旅馆了。青年旅馆，属于青年人。我老老实实花钱住酒店。在国内，我更退一步，住以前鄙视的老宾馆、招待所。门、桌子都是深色的爸妈款，但墙壁和门窗用料结实，地毯虽然褪了色，但是能陷进去半只脚。更重要的是，吸音。乏味是乏味了点，再也没有科隆那样的奇遇，但是，奇遇最好在白天——对我而言。

西北物价低，三百多就能住四星级酒店了。一路上我们住了各种“大酒店”。天水的滨河大酒店，所谓“河”是渭河。天水虽然行政上在甘肃，但是地理、文化上属于渭河流域，更接近陕西、秦文化。晚上出门到渭河河滨，很多人在跳舞。我看了一会儿，交谊舞居多，很奔放。跳华尔兹的时候，舞步之大，像在飞跃水沟。有意思的是，各地的交谊舞，有男女跳的，有女女跳的，有独舞的，但没有男男跳的。

第二天退房时，开发票的是一个好看的短发女孩。她一边低头输入，一边跟同事闲话，大概是现在还没有吃饭，饿死了。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由于多民族混居，甘肃人的脸部轮廓很深。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清楚得很。小说家严歌苓说，甘肃没有难看的人。

在兰州，我们住了一家连锁酒店，宜必思。房间很小，墙壁是红色的——我心想，又不是在伯格曼的电影里。推荐这家酒店的作家韩松落说，这个大院原来是《兰州晚报》，一些媒体人来兰州，一定要住这家酒店，也许某个房间，就是曾经的采编办公室。我没有特别的媒体情结，但是我喜欢这家酒店，因为楼下就是大众巷，兰州著名的小吃街（当然，兰州人认为这是给游客吃的）。

早上起来，去吃马子禄牛肉面。中午在杜记甜食馆吃灰豆子、酿皮、甜醅子，从一个戴头巾的大姐那里买个馍——这里的馍加一种叫作“苦豆子”的香料，有异香。晚上去吃烤羊肉串，十串起。我一天在这条街走了四五趟，想吃的东西还有很多。——又说到吃了。

三

说是自驾，但我不会开车，专门找了一个朋友来开车。又因为有赞助，路上得拍一个五分钟的视频。就这五分钟的视频，出动了一个摄制组。一个导演，一个制片人，两个摄影师，租了一辆七人座别克，自然要再加一个司机，李师傅。旅行的前一个礼拜，都是这么兴师动众。

李师傅是个胖老头，头发不多，眼泡有点肿，笑眯眯的，不怎么说话。别克是李师傅自己的，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车开得稳，又稳又快。七点出发，李师傅从来都是提前到，在楼下等着。一问，早饭已经吃过了，连孙子的早饭都伺候吃过了。

吃午饭的时候，李师傅不动筷子，双手横拿着手机，举在面前。

李师傅您吃啊。我们招呼。

李师傅眼睛不离手机，没事，你们先吃。

您看什么呢，那么投入？

我玩游戏呢，它就这会儿发武器，我先把武器领了。

我们七八个人边吃边聊，说到了陕西的名人，比如张艺谋……李师傅突然眼睛一抬，张艺谋，我拉过他。真的嘛李师傅，什么时候？拍《古今大战秦俑情》的时候，巩俐我也见过。然后是顾长卫，陈凯歌……司机李师傅，经历了西影厂、第五代的黄金时期。当然了，今天的娱乐圈他也没落下。说起这些，李师傅话就多了。他放下手机，从包里拿出一个影集，是他和各个明星的合影。最近的，大约是黄晓明。

第一个礼拜的行程，和李师傅聊天是最愉快的时候了。其他时间，我做了各种做作的表演。比如，摄影师要求我摸着一溜黑色的门钉，走进城门。我走了三次城墙的台阶，变速、匀速，摄影师跟在后面，专拍我的脚，和我红色的球鞋。我在城墙上走来走去，45度角仰望天空，又45度角俯视护城河。两个多小时，走了不到四百米。

一个礼拜后，拍摄基本结束，摄制组回北京了。但留下一个摄影师，跟我往西走，补一些镜头。留谁呢？同事说，两个摄影师，一个80后，一个90后，我们想了想，给你留一个80后。

于是80后摄影师龙哥、司机老杨，和我，三个陌生人一起旅行了两个礼拜。

老杨和我同龄，经历了媒体最生猛的阶段，现在转型了，是环游世界的旅游达人，也在说脱口秀。出发前，他一直在健身，吃色拉和鸡胸肉。龙哥是80后的尾巴，二十多岁，看起来却不年轻。小个子，黑红脸庞，皮肤粗糙，头发和胡子都是没有修剪过的，长得乱（老杨精心给自己修了一圈胡子）。话不多，也不叫累，可见是野外工作惯了的。

龙哥也是甘肃人，老家会宁。会宁在甘肃东部，和西部的戈壁、沙漠不同，东部多山，山上没有植物，一块一块土黄的、裸露的大山。冬天下了雪，山就变成了银色。进入甘肃，龙哥说，待会我们拍点山。过一会儿又说，我们拍点山，甘肃的山还是很有特点的。显然，他爱这土黄的大山。

我跟龙哥说，同事谢丁曾经去会宁采访，那里是著名的高考县，年轻人只有考出去才有希望。后来写成的文章叫《绝望的山》。龙哥有点激动，声音高了：绝望不绝望，这就是外面人看的，你要去问当地的人，他们肯定不绝望，他们一样是过日子啊。

甘肃人的性格，是太老实（当然有例外，例外的不说），嘴也笨。心是个大土豆，不开窍，也没有曲折，就那么实实的一块。琢磨半天蹦出一句话，还是一个土豆，能砸人。想什么，说什么。说的话，就是字面意思，里外一致，不懂弦外还可以有音。这种性格让我非常苦恼，做事费力，也无意中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毕竟在南方生活了几年，我的心也开了一窍，再碰见其他的甘肃人，竟觉得比我更老实，也更轴得多。

龙哥就是一个。他买了一大袋爆米花棒子，在电梯口撑开袋子说，杨哥要不要。老杨看了一眼，说谢谢我不吃。龙哥把袋子又往前送，表情非常诚挚而客气，没事，尝一点。老杨说，我不吃膨化食品。龙哥说，啊，尝一点吧。老杨怒了，我说了我不吃。龙哥还要把袋子往前伸，我赶紧拦住了。

虽然龙哥的任务，只是“补拍”，但是后方剪辑师给出了详细的脚本，要有山的背景，要有农田，要有圣洁的感觉，要产品常常露出……龙哥在车上翻着手机上的指示，一一对照，一一执行。我和老杨都怀疑，大量镜头都是重复的，真有必要吗？每个景区都要拍我走来走去吗？但龙哥都是要拍的。他带着三脚架上了麦积山，在石窟下面被拦住了——栈道由窄窄的木板搭建，仅容一人通过，木板与木板的间隙，露出空荡荡的山谷。

在莫高窟，每个导游带大约五十人，逐个洞窟讲解。洞窟里很暗，导游嘱咐，为了保护壁画，禁止拍摄。我心想，龙哥怎么办？——反正他是拿着相机进来了。我从耳机里听着导游的讲解，专业、亲切，又没有无聊的笑话。感叹莫高窟可能是这一路上、也可能是中国管理最好的旅游景点了。一回头，看到黑森森的洞里，龙哥举着相机对着我。我赶快转头看窟顶，装作不认识他。这时听到有人斥责，这里不许拍照！洞窟里有了小小的骚动，从好几处传来了指责的声音。八个洞窟逛出来，看见龙哥站在大太阳底下，靠着栏杆，手里的相机向下垂，一脸怒气。

其实镜头很单调，西北的道路很长，我做得最多的，不过是在车后座里发呆而已。即使这样单调的镜头，也拍了很多。只要后窗的景色变换，坐在副驾驶的龙哥就回头转身，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郭老师，我要拍一会儿你。

不是拍了很多了吗？我说。

没办法，他们要求的。

这些镜头都是一样的，最后能用得上吗？

没办法，我尽量多拍一点，剪辑师可选择的材料就多。

我也没什么办法，继续面无表情地坐着，装作并没有一个黑漆漆的镜头逼近我。正在开车的老杨大叫，龙哥，你坐好，这样很不安全！

这一路，尽管行程都由我决定，我却觉得很不自由。每天一出门，就有一个镜头对准了我，我的身体立刻像被捆住了，变成了一具走动的尸体。龙哥是个老实人，我不能欺负老实人，但我太不喜欢他手里的相机了，那是一种有所要求的观看。是的，我知道有人喜欢暴露在镜头下，在生活里表演，但我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也许只有忽略了“自己正被观看”，才能自在地活下去。

又一次，龙哥回头，郭老师。他做了一个喝的动作，示意我拿起酸奶，给客户的产品做个露出。

我叹了一声。这几箱酸奶在后车厢放了好多天，也不知道坏了没有。只好插上吸管，看着窗外，做出吸的样子。

龙哥拍了几秒，放下相机说，郭老师，你别那么刻意，自然点，就像你正常的样子。

我说，我正常的样子根本就不会喝的！什么正常的样子？

哎哎，可是……龙哥尴尬了，慢慢退回到座位上。

老杨插话了，龙哥，你这样不对，不能他们说什么你做什么，你才是那个最了解现场的人，你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啊。

龙哥说，没办法，这是工作，工作就是这样，工作就是这样……他很喜欢重复最后一句话，声音越说越小，又不绝如缕。

老杨说，你想想，你要把这当成自己的创作，你来设计镜头，不要按照他们说的做，这样没有意义。

龙哥说，这不是我的创作，这就是个活儿，就是个活儿。

没错，谁不是呢。

西班牙笔记

郭玉洁

一

西班牙女人喜欢画一种眉毛：细细地往上吊，吊到离眼睛很远的地方，再往下一钩。又细又黑，摘下来就能杀人。

我喜欢这黑色。前段时间看丹麦电视剧《桥》，也喜欢，但总觉得哪里不对，终于明白，这电视剧太“白”了。没有一个有色人种。女主苍白得好像患病的皮肤，浅黄的头发——全片的主色调是灰，金色里掺了灰，蓝色里掺了灰，女主漂亮的跑车，是绿色里掺了灰。所有的色彩都不饱满，所有的欲望都洗冷，人与人之间一堵透明的墙，个人是如此的孤独。一个黑人，亚洲人，拉美人，大概会破坏这种统一的美学吧。想到有人批评说，北欧的社会福利，是凭借严厉的移民制度而维持的。

但是西班牙不一样，地铁里大部分是黑发、黑眼睛（和我们一样），还有黑度不一的皮肤，让人想到，海峡南边就是非洲，而六七百年前，这里还是摩尔人的领地。黑色，才有丰富的维度，而不是白色。

圣家族教堂“受难立面”的雕像

西班牙人不怕触碰陌生的来客。我们在地铁站茫然张望时，有人从后面轻拍我的肩膀，一个老头示意我跟他走。折行几段楼梯，老头不时偏过脑袋，确认我在后面，然后微微一笑，并不说一句话。爬出地面，他往后一指，我们回头，街对面就是浑身疤痕、刺入蓝天的圣家族大教堂。这么近，几乎要倒下来了。我用临时学会的西班牙语说，谢谢！老头已经走了，偏过脑袋微微一笑，没有停留。

凌晨的街头，看到一对吵架的情侣。女孩在哭泣，男人低头看着她，上下嘴唇极快地开合，双手舞在空中，像抱着一锅沸腾的水。女孩仍在哭泣。男人继续说着，双手捧住了女孩的脸。——难以相信，他们真的这么戏剧化。

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是不是西班牙谣曲里唱的：

把你的爱给我，否则我就杀你，

一对黑眼睛这样发誓。

可是一对蓝眼睛却说，

把你的爱给我，否则我就死。

二

出发前，我从书架上翻看和西班牙有关的书。其中一本《赭城》，买了已有十一年了，却从未看过。作者田晓菲，出生于1971年，曾经是有名的“天才少女”，十岁出版诗集，十三岁进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一篇《十三岁的际遇》还选进了语文课本。对于90年代中国的中学生，这一成绩也相当于高迪之于20世纪初叶的巴塞罗那了。

1989年田晓菲去美国读书，之后很少听闻。再出现，已经是21世纪，新的身份是哈佛大学教授——她一路读书，竟走上了正统的学术道路。她出书算勤吧，论《金瓶梅》，论陶渊明，论南朝宫体诗，都是扎实又清新的学术散文。在《秋水堂论〈红楼梦〉》中，田晓菲说少年时喜欢《红楼梦》，成年之后才读懂了《金瓶梅》，明白那是现实的成人世界。——读者似乎也终于见到一个“天才”并未夭折，而进入了“中年写作”。

《赭城》是一本游记。记述的是田晓菲和丈夫宇文所安，以及另一对学者夫妻包弼德、佐登美到西班牙南部的旅行。

在书的开始，田晓菲记述了旅行的起源。2001年10月的一天，田晓菲和宇文所安在家里宴请包弼德夫妇。他们做的是土耳其菜，话题从土耳其转到了穆斯林。当时“9·11”事件刚刚过去，对恐怖分子的痛恨演变成了对整个穆斯林社会的敌意，但是，四位学者都认为，阿拉伯文明曾经对欧亚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容抹杀，“从八世纪到十五世纪，阿拉伯人在安达卢西亚平原，在一种相对宽容的宗教精神的统治下，和基督徒、犹太人一起，共同创造出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

那年12月，他们去了安达卢西亚。确切地说，是塞维拉（通译为塞维利亚，此节从田译）、科尔多巴（通译为科尔多瓦，此节从田译）、格拉纳达，安达卢西亚最重要的三座城市。去这三座城市，也就是回到那段历史。

在离开马德里、即将进入安达卢西亚的章节，田晓菲引用了一首洛尔迦的诗，作为行程的开始：

树，树，

干又绿。

脸庞美丽的姑娘

去采摘橄榄。

风，塔楼上的荡子，

把她拦腰抱住。

四个骑手经过，

骑着安达露西亚的小马，

穿着天青和碧绿的外套，

披着长长的黑大衣。

“到柯尔多巴来吧，姑娘。”

姑娘置之不理。

三个年轻的斗牛士经过，

他们腰肢纤细，

穿着橘红色外套，

佩戴着古银剑器。

“到赛维拉来吧，姑娘。”

姑娘置之不理。

夜色渐渐发紫，

光线渐渐分散，

一个年轻人经过，

手拿玫瑰长春藤。

“到格拉纳达来吧，姑娘。”

姑娘置之不理。

美丽脸庞的姑娘

继续采摘橄榄，

风的灰色手臂

围抱住她的腰肢。

树，树，

干又绿。

安达卢西亚平原上遍种橄榄树，这是一种耐寒耐旱的植物，深绿的叶子如蒙沙尘。骑手、斗牛士、手拿玫瑰长春藤的年轻人，分别象征了三座城市。“姑娘不为诱惑者所动，却屈服于大自然的力量。就像许多洛尔迦的诗一样，这首诗暗示了某种悲剧，也具有强烈的宿命意味。”田晓菲写道。

洛尔迦就出生在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小村庄。他的诗歌受益于伟大的西班牙歌谣传统，尤其是《深歌集》。深歌是安达卢西亚民歌，糅合了阿拉伯、犹太和吉卜赛传统。19世纪后期，一部分深歌从地方小酒馆进入了城市音乐厅，和弗拉明戈、吉他成套演出，似乎成了弗拉明戈的伴唱。只有借助诗人，深歌才又成为主角。田晓菲说：“在深歌背后，是洛尔迦终其一生所极力试图表现的‘安达卢西亚的灵魂’。”

田晓菲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诗歌进入了安达卢西亚。这也是《赭城》的特点。如今游记变成了指南性的吃住行流水账，或是各种肤浅的际遇，《赭城》的作者却对这薄薄的现实不感兴趣，在她的记述中，很少有西班牙人，除了签证官，就是马德里地铁里的小偷。那是他们刚刚到达西班牙的那天，去马德里火车站买火车票，然后返回旅馆的途中。田晓菲想坐出租车，但是在包弼德的提议下，他们坐了地铁。在车厢里，田晓菲发现“两个身材不高但十分结实的年轻人”挤在自己和宇文所安之间，一个不断挤在宇文所安身上，“另一个则肆无忌惮地盯着我，即使我报以反感的目光，他也不肯挪开眼睛。我留神打量，他们的脸相中，有一种粗硬的神情”。嫌疑中的小偷没有得手，移到了别处。但是回到旅馆之后，佐登美发现，她的钱包丢了。——关于今日西班牙，这是书中仅有的细节了。

在前言里，田晓菲说，因为揿错了数码相机的按钮，她丢失了西班牙之行拍摄的六十多张照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对照片的遗失所作的补偿”。她用写作复活旅行的细节——城市、建筑、花纹、舞蹈、刻在墙壁上的文字。都是一个文明无声的记忆。

《赭城》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是田晓菲从英文翻译了大量诗歌，有洛尔迦，也有古代阿拉伯诗歌，吉卜赛谣曲。有王族极盛时的筵饮欢爱，也有国破家亡时的悔恨。阅读，想象，对于一个逝去的文明，大概是最好的进入方式了。

书中还节译了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散文《大食故宫纪闻》。19世纪上半叶，华盛顿·欧文来到格拉纳达，发现昔日的摩尔王城已经荒芜，于是写成此书。（有多少失落的文明在19世纪被西方的探险家“发现”啊，柬埔寨的高棉王朝，中国的敦煌莫高窟……）这个王城，就是14世纪建成的摩尔王朝的宫城阿尔罕布拉，意思是“红色的城堡”，因为建筑材料使用了红泥，所以呈现红色。很多地方取音译，或直译为“红堡”，“红宫”。田晓菲写作“赭城”，是一个雅正的翻译。

田晓菲在旅行即将结束时，在格拉纳达机场看到了《大食故宫纪闻》，她意识到，真正的旅程其实才刚刚开始。两年后，她写出了《赭城》。她的旅行，是在记忆、想象，和写作中完成的。

三

我从书架上抽出的另一本安达卢西亚游记，是张承志的《鲜花的废墟》。

田晓菲的旅行，是从美国波士顿起飞，经过西班牙的权力中心马德里，来到安达卢西亚，张承志写的却是另一条路线。《鲜花的废墟》第一章，他写了直布罗陀海峡。张承志从语言上拆解，直布罗陀（Gibraltar）来源于阿拉伯语al-Jabal al-Tarig，意思是陀里格之山。公元710年，摩尔人的先锋陀里格从北非渡过海峡，登上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一座石头山，从此摩尔人的领地推进到了欧洲。这座石头山以及山所在的海峡，就以陀里格命名了。

接下来的一章，张承志退回非洲，写了摩洛哥北部山区的一处罗马古迹。罗马帝国曾经在这里设置了一座重镇，“恐怕我没见过第二个比这里更令人叹服的地点——仔细看去，它街市井然，大道和小巷交叉，次第是坍塌的大厅，半存的竞技场，还有一座虽然残破，但巍然矗立的凯旋门”。坐在凯旋门的石阶上，张承志看到山峰间一片白房子，是一座现代的阿拉伯城。

他说，“一座名城，必须要同时拥有罗马、阿拉伯、天主教三种遗迹和文化。只有那样的地方，才值得为它奔波”。

毫无疑问，安达卢西亚的三座城市就是那样的名城——那也是张承志旅行的重点，但是他往南撤一步，让灯光首先照亮北非，让读者看到，欧洲之外也有如此丰富的地方，而且，那里就是阿拉伯文化进入欧洲的通道。在这个意义上，张承志把北非（摩洛哥）和安达卢西亚连成了一片，视作同一个文化区域。

“三座方塔”就是这一文化区域的象征。塔，是清真寺唤礼塔（也译宣礼塔），每到傍晚，唤礼员登上高塔，用阿拉伯语吟诵，呼唤人们礼拜。各地的穆斯林都建有唤礼塔，形状圆方不一。在书里，张承志用一章写了地中海南北的三座方塔，一座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另外两座在摩洛哥。

张承志1975年毕业于北大考古学系，自称“老考古队员”。20世纪80年代，张承志以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成名，但是在《鲜花的废墟》中，他自述道：“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摈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

在有的章节（比如《甲马与斗牛》），仍然能够看出小说家的技巧。而另一则小故事，则见了张承志的文字功力。那是11世纪的一桩轶事，当时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穆耳台米德和一位大臣在河边散步，见风吹过河面，便即兴吟出一句诗：

风拂去河水烁烁如锁连环

他要大臣对诗，大臣还在迟疑，河边一位洗衣的少女突然出声：

若揭来凛凛如冰恰是铁衣

故事的结尾是，这位才思敏捷（且美丽）的洗衣少女后来成了穆耳台米德的王后。

这则故事、这两句诗也在《赭城》里出现过，田晓菲译为：

风在河面吹出涟漪，造就一副铠甲……

待结冰以后，该是怎样的一面盾牌！

菲利普·希提著、马坚翻译的《阿拉伯通史》中，这两句是：

在河面上微风织成铁衣；

但愿能揭下来做战士的武器。

从字面看，当然是张承志译的更像诗。

虽然如此，但在《鲜花的废墟》中，更难忽视的是张承志的学养和强大的研究能力。这次旅行长达六个月，他几乎跑遍了每一个历史地点，行踪涉及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三国。他自称这本书是“学习笔记”，这也是他近年来散文的特点，他阅读大量书籍论文，亲身到达现场（作为一个老考古队员），并常常渴望与人交谈，进入当地文化的内部。

张承志熟读英文、日文，也懂得蒙古语、哈萨克语。掌握多种语言，不仅让他便于交谈和研究，也能理解语言、文化内部的权力关系。在《鲜花的废墟》中，他坚持使用安达卢斯（阿拉伯人的称谓），而不是西班牙语、英语的安达卢西亚。

他努力地寻找着过去的时代在今日西班牙的遗迹。比如，西班牙语被摩尔时代濡染浸透，有超过百分之十的词语是从阿拉伯语借来。比如，西班牙瓷砖也是来自阿拉伯文明……更令他惊喜地发现在巴伦西亚（通译为瓦伦西亚）。他从当地朋友那里听说了“水法庭”，那是10世纪摩尔人设立的法庭，并非官方，而是由不同灌溉区的民间代表组成，专为调解用水纠纷。在张承志旅行的21世纪初，水法庭仍在运行。

那个周四，巴伦西亚的雕塑广场上，水法庭开庭。张承志看到一队黑衫银发的老绅士鱼贯而出，在一个手执钩镰枪的“差役”的指引下，走向主教堂台阶上的皮椅子——据说这些皮椅子从17世纪使用至今。当天的确有一场纠纷，只可惜一方没有到场，法庭宣布休庭，下周再议。

在这段讲述中，张承志就像一个好记者——到达现场，与人交谈（他拉住“法官”中的一位，询问“水法庭”的由来），并感叹交谈得不够。“水法庭”让他想到新疆的绿洲，同样是干旱中成长起来的文明，以渠坝灌溉为命脉。他引用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的话：“农业是穆斯林赠给西班牙的永恒礼物”。

他如此努力地想要证明阿拉伯文明对西班牙的影响，大概也正是由于他在旅途中的另一个发现，“在西班牙，穆斯林时代的文明贡献的话题，似乎在被有意地回避”。13世纪以来，北方的天主教政权向南征服，到15世纪，完成了西班牙的统一，并建立了宗教法庭。在摩尔人的统治下，各宗教信徒虽不平等，却能共存，而天主教政权先是强迫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徒改宗，后来干脆把所有的穆斯林和犹太人驱逐出了西班牙。清真寺改建为天主教堂，安达卢斯成了安达卢西亚，西班牙的一部分，也是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在今天，一些纪录片和书本里，仍然不假思索地运用“赶走了摩尔人”、“摩尔人的入侵”这样的叙述。

张承志从来不掩饰他的宗教身份，并常常在写作中引爆自己的热情，但要把他当作一个单纯的宗教狂热分子，那也太小看他了。在书里，他写到了两位基督教徒的雕像。一位是维托里亚修士，1539年，他发表《论神学》，认为教皇把美洲赠送给西班牙国王的诏书是不合法的。他说，耶稣从未把世俗权力赐予个人，教皇也无权处理他人的财产土地，美洲是有人居住的土地，当地居民拥有对土地的一切自然权利。张承志在书中引用了维托里亚修士的名言：“如果臣民意识到战争的非正义性就不该前去打仗，哪怕受遣于君主的命令。”以及，“一切民族都有权自我管理，选择他们喜欢的政治制度”。

另一座雕像是苦修的圣徒圣方济各。张承志说，现今人们都说朋友越来越少，他却觉得朋友越来越多，只不过都变成了雕像，比如这两位基督教徒，他们“似乎在给我描绘着一个粗粗线条，这个轮廓里似乎充斥着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不是中国智识阶级装点嘴巴的‘人啊人’，它随时准备牺牲——从抛弃财产到反抗皇帝，从受歧视的思想到被判为异端。”

这种反对霸权的理念（无论是对历史、还是现实）贯穿了张承志的写作。在《鲜花的废墟》前言里，他写道，这本书和流行书市的境外旅游书毫不相干。“因为它的举意，首先是对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的批判。其次则是对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的追究、考证和注释。”

和田晓菲一样，张承志旅行在一个关键的年份。2003年3月，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这次战争是“9·11”的后续，也是一系列灾难的开始。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2月15日，张承志记述说，全世界有600座城市爆发了反战大游行，马德里上街的人数200万，全国共有400万人，是“正义之夜的冠军”。

那天，张承志在马德里，他在一群青年的口号里学会了他的第一句西班牙语：“No a la guerra（不许战争）！”

四

夜里到达格拉纳达，清晨醒来，看到对面房子的窗户，一弯密密的薄砖顶出圆拱——所谓马蹄形，心里觉得奇特。连四处可见高迪的脑洞、童话一样的巴塞罗那，都不及这扇窗户。我立刻理解了华盛顿·欧文、田晓菲的惊叹，那是在西方的内部看见了东方。

阿尔罕布拉宫内部的桃金娘中庭

格拉纳达的尺寸仍是古代的，道路细而曲折，上山的巴士也是特制的瘦形。几次急转又陡上，车停在阿尔罕布拉宫门口。已经过了旺季，游人不多，门口租语音讲解器的工作人员，她有着卷曲的长发，鼻尖已冷得通红了，仍然亲切、不厌其烦地向每个人重复使用规则。

阿尔罕布拉宫的美，似乎要亲身抵达，才能真正体会。各个庭院楼阁，多的是繁复华美的花纹，中间的腰砖雕刻着阿拉伯文，像花纹一样的文字。阿拉伯庭院善用水，中庭总有水池，以沟渠相通，是活水。在长春藤院，长方形的水池像明镜一般，倒映出蓝天、白墙、绿色的灌木、金色拱门的城堡。连通水池的小小沟渠，就在中轴线上。两边对称，几重幻境。窗户是另一重幻境的制造者，室内外明暗对比鲜明，从八角分割、缀满星星的屋顶移下目光，金色窗框里的女孩到底是真，是幻？

狮子园里一地洁白的大理石，一定是避暑的好地方，但此时是深秋，一夜下来，墙与地面都冰透了，要等中午，太阳要耗时五小时，才能把它们捂暖。

一个中国女孩在几何形的阴影里哭泣。

我最喜欢的是金庭，一个小小的，金色的院落。华盛顿·欧文来到这里时，这个庭院还被当成羊圈。如今就像田晓菲在《赭城》里写的：“好像一张静静飘落的金页子。”一堵墙上，有五扇窗子，两扇门，分别通往不同的地方。墙壁上阿拉伯诗人伊贲·赞拉克的诗句是：

道路在此一分为二，

西方的魅力吸引了东方。

田晓菲说，相对于当时的伊斯兰教圣城巴格达，安达卢西亚就在西方。阿尔罕布拉宫的美，连巴格达都要嫉妒了。

田晓菲和张承志都把格拉纳达作为安达卢西亚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因为阿尔罕布拉宫最华美，它象征了西班牙摩尔文明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象征了摩尔人的失败。11世纪，摩尔人裂解成许多小国，后来逐一被天主教政权歼灭，格拉纳达是最后一个被征服的王国。1492年1月2日，北方的卡斯蒂利亚人进入格拉纳达，所有尖塔上的新月被十字架所代替。末代君主带着王后，穿着盛装，骑马离开了红色城堡。行到山间的一处高台，他回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王宫。这个高台后来被称为“摩尔人最后的叹息”。（1995年，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以此为名写成了长篇小说，不过重心仍然是在印度近代史。）

在天空和大理石之间，过去的时间层像红外线一样，密密麻麻张开。我得感谢阅读，感谢这些前辈的作家、史学家，帮我戴上特殊的眼镜，超越了眼前。

我又想起中国的一出昆剧《千忠戮》，讲的是建文帝，另一个亡国之君。建文帝的叔父朱棣从燕京攻入南京，建文帝势将有杀身之祸，他在宫中剃了发，与随从逃出宫中，一路往南流亡。有一首著名的《倾杯玉芙蓉》，是他快到襄阳城时所唱：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如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清初昆剧极盛时，传说苏州“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是说每家都会唱两支曲子，一首就是这曲《倾杯玉芙蓉》，另一首是《长生殿》中的《弹词·一枝花》。后者是在安史之乱后，原来的宫廷乐师李龟年流落街头，同样是战乱中的颠沛流离。这两首曲子的传唱，正是因为刚刚完成的朝代更替，人们对天降的灾祸记忆犹新。摩尔人的叹息也好，建文帝的寒云惨雾也好，帝王的没落，背后都是累累白骨。诗词曲文寄托的，是某些隐隐的威胁。战争和流亡从未走远。

五

退了房，在格拉纳达街头等公共汽车，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一个卷发的女子，似乎认得。她也对着我叫了起来，原来是上午在阿尔罕布拉宫租讲解器的女人。

你下班了？我们用简单的英语，简单地聊了起来。

是啊，我要回家休息了。她歪了一下脑袋，我太累了。

哦哦。那你现在是去哪里？

长途汽车站，我住在那附近。

算一算，从阿尔罕布拉宫到汽车站至少要一个小时，而格拉纳达不过是一个小城。

你们呢？要走了吗？

是啊。我们要去塞维利亚。

啊，她说，那你们可以去……（这里是一串西班牙语）

什么？

她拿出手机，点了几下，又划了几下，然后给我们看，手机上的图片是塞维利亚的皇宫。又一座摩尔人时代的皇宫。

看过了阿尔罕布拉宫之后，塞维利亚的皇宫也不过如此了。出了皇宫，却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游行。一队穿着红色T恤的队伍，在鼓声中走到了市政厅门口。那里正有许多盛装打扮的人们，在举行婚礼。游行队伍停了下来，然而继续打鼓，拿在手里的标语大致是说，抗议解雇超市营业员——每一个人后面都是一个家庭。

此时，在西班牙的北部正在面临另一个危机。加泰罗尼亚公投独立，但马德里的中央政府否决了公投的结果。巴塞罗那爆发了几次大游行，抗议中央政府的决定。（朋友的妈妈当时在巴塞罗那，因此没能大采购，空手而归。）我们去时，街市太平，很多大楼的窗外垂挂着加泰罗尼亚旗，旁边并列着空白的旗子，简单地印着两个字母“Si”（是）。可以想象，公投选票上的问题是：你同意加泰罗尼亚独立吗？有时遇到冷淡到完全漠视的年轻服务员，揣测是否本土主义的兴起必然意味着排外？

塞维利亚的街道

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运动由来已久，这一次的背景是西班牙经济危机，马德里政府不仅不能解决，还加强了中央集权。种种不满，都倾注进了民族主义。一种最容易的思维方式。除此之外，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富裕的省份。有条件、也有底气。而南部的安达卢西亚，最富有的是历史。今天有的是，疲倦的讲解器租借者，即将被解雇的超市营业员。

1. 原曲为哈萨克语，翻译歌词出自网易云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