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靠什么走出千难万险的逆境，而且越挫越奋？
毛泽东靠什么凝聚人心，使各路精英汇集在他的旗下？
他有一面心灵的旗帜！
一、“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1974年，81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离京巡视，深秋季节来到长沙。这位看见风浪就忍不住激动的革命老人，已无法到橘子洲头去浪遏飞舟了。他来到了长沙市游泳馆。
他先是坐在藤椅上，鼓励警卫人员从10米高的跳台上往下鱼跃，他的眼睛事实上已看不见什么，给他带来满足的是人和水撞击的声音。渐渐地，他站了起来，摸索着走向下水扶梯。一游就是40分钟。卫士长王祖培上前扶托他上岸，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吐出五个字：“自—力—更—生嘛！”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下水游泳。
这里是他扬帆起锚开始搏击生涯的港湾。
革命家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起点——反抗！
从乡村的浅池绿水到革命的洪涛巨浪，毛泽东的起点，就是他出生的上场屋坪下的那个莲塘。
13岁那年，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这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他顶撞后跑到莲塘跟前，声称如果再逼近他就跳下去。父亲无奈，只好同他谈判。“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位少年获得一个直观的真理：“如果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儿子同父亲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社会主题。家庭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胚胎。群山环抱的韶山冲浓缩着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矛盾死结，重复孕育着一个永恒的真理。
毛泽东从小与父亲的矛盾和斗争，培养锻炼了他，对毛泽东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懈的“造反”精神和“叛逆”行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在社会的浪潮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毛泽东与父亲的关系并非不正常，恰恰相反，这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凡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青少年，特别是那些后来成为革命者的一批人，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关系何尝不掀起这类风浪呢？这种特征不是个人的，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毛泽东同代的很多人都是把家庭革命当作是社会革命和反对孔教传统的第一步，它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探索新准则、形成新秩序的初步组成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并不是坏人，他是属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几乎具有天生的斗争性格，但这种“天性”中也有他的社会潜因——中国的历史发生巨变的一刻，需要并培育出了拥有叛逆性格的一批精英！
在少年毛泽东和《水浒传》里的造反英雄心心相印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姓彭的铁匠率领输了官司的哥老会弟兄，揭竿而起，被逼进了浏山。官军说他们是暴徒，围剿捕杀。彭铁匠那高高挂起的带血头颅，给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神往的梁山故事正在家乡重演。这位少年做出了判断：谁说暴民不是英雄侠士。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这是他最早的“政治意识”。
这是个了不起的伏笔。遥远的梁山，眼前的浏山，在一个少年的心脉里绵延起伏，竟通向了未来的井冈山。
在“五四”运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感受到“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他站在了历史潮头，创办《湘江评论》，去打开冰冻千年的洞庭闸门。他告诉世人一个秘密：“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造反者宽阔而特殊的胸怀品格，被毛泽东浓缩成一个警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红楼梦》里凤辣子一句赌气的“如果张扬出去，肯定会引来杀身之祸”的话，经毛泽东反复宣传，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
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他的这个性格特点，甚至是越到晚年，他越是向人们有意地展示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并把它同自己要做的“政治文章”，把它同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理想，紧紧地拧在一起。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南方阅读一本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意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可他忘不了政治，他说：“看到革命两个字就高兴。”
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同外宾谈到中苏论争，谈到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时，特别说了这样一句话：“一斗争就高兴了，他们一骂，特别是公开骂了以后，就高兴了……到处都有斗争，充满矛盾。”
半年以后，他到南方巡视，在湖南，对省委的三位主要负责人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接着叮嘱：“不管对先生、对家庭也好，要斗争。”
迟暮之年，70年代著名的“最新指示”中，人们自然还记得这样一句话：“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1964年，一位叫坂田昌一的日本科学家肯定想不到，当他为一篇讲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高深论文画上句号的时候，会引起大海这边的政治领袖的强烈共鸣。毛泽东找来这篇科学论文，细细阅读，还推荐给人看，并专门接见了这位日本科学家，讲述自己对物质构成的看法。于是，他在政治和物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再小的物质元素都可以一分为二，何况靠阴阳上下构成的大千世界！
支撑他的历史观、世界观的，就是这样一个把世界劈成两半的思维习惯：
20年代，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50年代，他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60年代，他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
从早年到晚年，他都坚信，被劈成两半的世界，很难和平相处。于是，人们只能在斗争的风浪中实现自我的价值，接近群体的理想。
1919年在《民众大联合》里，他让读者注意：“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换了红旗，就可觉得这中间有很深的思想了。”什么思想呢？——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革命。
受尊敬的传统文人，他们细长的手指习惯翻别人写的史书，时间长了，他们的脊背开始富于幻想地弯曲，还教出一代又一代同他们一样的学生。
毛泽东改变了教师的形象。他从史书里翻出了宝剑。这是一个残酷的真理：历史不同于传说，那里没有禅让，弯曲的不是脊背，而是武器。毛泽东说：“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于是，他提倡一种“不怕”、“不信邪”的人格。这是挑战者的心理前提，是一个革命者最起码的素质。这种素质同中国人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于是，他立志要改造这种传统。
1959年4月5日，在中央的一次全会上，他告诫党的干部，列宁提出反潮流，有许多时候是这样的，要反潮流。要把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马克思讲的，共产党员不要隐瞒自己的政治态度，而我们的中国人是个中庸之道，学孔夫子学得太多了，生怕穿小鞋，撤职，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老婆离婚，甚至于砍头等。那么怕。受这些痛苦有什么要紧。
在毛泽东前进的道路上，他所寻求的挑战对象，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在革命年代，他号召人们、鼓舞人们满怀信心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挑战，众志成城地掀翻这三座大山。在建设时代，他号召人们向自然开战，向地球开战，向不尽人意的哪怕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体制挑战，甚至向党中央“进攻”——因为有了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因为有变修的危险。最后，他还自始至终强调自我精神的革新，向自我的灵魂深处挑战。早年是“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明日之我向今日之我挑战”；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始终强调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驱逐自我身上残留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斗私批修”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当毛泽东做出挑战和接受挑战时，当他选择目标和实现战略时，他不谈怀疑，只谈坚信。他的挑战方式与他的目标理想一样豪迈、壮丽，他的顽强与他的任性一样执著惊人。这种坚韧的挑战精神成为他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气馁并能图谋再进的巨大动力。
1930年新年伊始，刚刚分兵部署完抗击蒋介石“三省会剿”的毛泽东，读到一封从前线写给他的“新年贺信”，提出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使毛泽东很犯踌躇。因为它反映了一些将士的悲观情绪，写信人正是自己的爱将林彪。一股激情在他胸中升腾。他决心借此解决长期以来萦绕人们心头的疑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古田镇赖家坊一间小屋的油灯，彻夜通亮。通过敌强我弱的迷雾，他看到一种必然，在寒冷的冬夜，他看见了并非海市蜃楼的中国革命的未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是天才的宣传家。他把希望化为泉水流进红军战士的心田。革命者就是靠这样的信念完成二万五千里旷古未有的长征壮举。西方人惊叹这一杰作，说毛泽东是带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寻求圣地的中国摩西。
荒凉贫穷的黄土高坡，果然成了革命的圣地。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人民在敌后抗击着日寇的一次次“三光政策”的清剿，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次次反共高潮，在重重经济封锁中还要靠双手从黄土疙瘩里刨出粮食来维持生存，终于迎来了一个民族的胜利。
和平建国成为时代主旋律。可重庆那边却传来不和谐音调，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据说还是孟夫子的真理。根据这个“真理”，就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一党一人独裁的“真理”。听听毛泽东在延安怎么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他似乎坚信，托起天空的山川大地，托起领袖的亿万民众，最终会对争艳的太阳做出自己的选择！
仍然是疆场弯弓才能做出历史的决断。内战爆发，国内外许多朋友为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共产党捏一把汗，因为对方有美国支持，武装到了牙齿。在两周前才落下过炸弹的窑洞里，斯特朗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得到这样的回答：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样子吓人，可一遇潮就软了。
毕竟是敌强我弱。胡宗南攻占延安。毛泽东毅然留在陕北，牵制一心要捉拿他的几十万敌兵。举世瞩目着他的安危。
任弼时是位勇士。1927年在党的“五大”上，这位年轻的团中央书记激烈地批评党的总书记，恼怒的陈独秀竟跑到讲台上撕碎了他的讲稿。如今，他又同党的主席发生了争论。刘戡率大军从西北方向扑来，离中央机关只隔几里路，而中央纵队司令任弼时手下只有200多位战士。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理所当然要求向北行军，避开敌人，万一摆脱不了追击，还可以东渡黄河。毛泽东却决定：迎敌而进，向西穿插，绝不过黄河！甚至不让一心为他的安全着想的任弼时再当“司令”，随后又在身后留下一块牌子：毛泽东由此上山。
挑战者所带来的，是危险的乃至冒险的人生，这恰恰是毛泽东习惯的并乐于奉行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只要毛泽东在陕北，其他战场就好打；只要毛泽东在陕北，对扭转陕北战局就是巨大的感召，就是希望。
1948年3月23日，当他从吴堡县悠闲地坐在筏子里渡过黄河的时候，冰雪消融，春天来啦！
大革命时期，一代文豪郭沫若在广州初次见到毛泽东，投笔从戎，做起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在南昌见到路过的毛泽东，一起吃了一顿饭，觉得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文弱，目光谦逊而潜沉，长得像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他把这个印象写进了书里。
毛泽东长得温文尔雅。他有罕见的同情心。他见不得小人物受压，他一生钟情于青年人，他一生为身处逆境遭际维艰的人鸣冤不平。那双搅动历史风云的手，会停下来替身边工作人员写情书。他为之奋斗的，正是这种人与人的和谐平等。
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同小弟弟红军师长毛泽覃讨论一个问题，争吵起来。哥哥说服不了弟弟，就要动手打他。弟弟甩出一句：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挥在半空中的手戛然停住。毛泽东一直为这件事后悔，后来多次讲起，以告诫党内同志要讲民主，切不要以势压人。
目标毕竟不能代替手段。毛泽东对伟大目标的无限忠诚和绝对坚定的立场，使他常常体现出无所顾忌、铁面无私的逼人气势。当温和妨碍他的原则时，他毫不迟疑把它放到一边去，对人的关心隐藏在目标价值背后。在他挑战和进击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明枪、暗箭、鲜血和死亡。他的对手们从来没向他发过慈悲，他也绝不宽恕那些拒不放下武器甘为敌手的人。先秦空讲仁爱的宋襄公，被他视为坐守待毙的滑稽角色。
石头城摇摇欲坠。国民党政府打出和平牌，毛泽东没有拒绝。对方提出“划江而治”，但主动权已经转移。毛泽东给人们讲起西方童话里《农夫和蛇》的故事，还想到那位因妇人之仁、功败垂成的楚霸王。“宜将剩勇追究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的言辞像勇往直前的解放军刺刀一样锋利。
西方的列强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自信和勇气。就在1949年4月20日渡江这天，四艘挂着米字旗的护航舰像往常那样进入我军防区挑衅。陶勇将军下令开炮，“紫石英号”像死鱼一样躺在了江面。毛泽东为这样的勇士自豪。后来他高兴地握着陶勇的手说：好家伙，你敢打外国军舰，就去干海军吧！
1949年10月1日，当一个民族等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声音，在那座皇宫城楼响起的时候，九州大地的上空，果然只剩下了一个太阳。
在延安的窑洞里，斯特朗以女性记者特有的眼光发现一个差别：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学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像是长征，而毛泽东则常常按自己的节奏跳舞，还能和鼓点合拍，不过，击鼓手有时也抗议他干涉了自己的工作。
毛泽东的舞步旋转到历史的新舞台。
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没有惊涛骇浪的搏击，革命似乎就失去了壮丽，社会似乎就失去了生机。遥想当年隐约的炮声，他感到黄洋界的鲜花，可以转瞬枯萎，只有不老的战士心灵，才永葆共和国的青春。
这是一种永恒的激情。他对自己的事业，有一种近于艺术家追求完美的苛求。
太阳有喷薄升起的壮丽，也有中天放射的炎热。当我们以为加速奔向革命的终点的时候，却不幸发现又站在了革命的起点。常常处于冲刺状态的斗争激情，把毛泽东也把中国引向了迷误……
二、要干到底：“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叛逆、挑战和造反，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胜利，是把主体的理想化为现实，把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但历史上达到这种目的的挑战者，毕竟是绝无仅有，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失败以及失败时的不同选择。
怎样处理，怎样对待斗争生活中的逆境，在毛泽东看来，是验证他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
他欣赏一种人：有骨头的人。
他最看不起一种人：中途变节的人。
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工作总结大会上做演讲时，毛泽东说：参加共产党，我们就要为抗日干到底，不管多大的困难都要干下去，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一直达到共产主义的胜利，每个人在政治上不要开小差，将来在其他地方见面的时候，可以见得面，就是可以见得江东父老……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接着又说：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还是威武不能屈。但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杀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所以平素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
西路军血染黄沙西域，是红军战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也是极其悲惨的一幕。革命者的不屈意志，获得辉煌的展现。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特别称赞当时任西路军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说他在西征失败后，不换军装，即使要饭，也坚定地带了几百人回到延安——他就喜欢这样的人！
这，是不是也透露出毛泽东的人格选择呢？
经历过60年代的中国人，不会忘记赫鲁晓夫雪上加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往事；不会忘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向中国讨债，周恩来伸出一个指头“一年还清”的往事；更不会忘记周恩来率代表团退出苏共“二十二”大提前回国时，毛泽东驱车到机场亲自迎接的往事。这在毛泽东是绝无仅有，那是怎样的一种自信和骨气啊！
同过去一样，中国的事只能靠中国人来办，依赖别人，迷信异国，腰杆总是弯的；而弯下的腰杆，则永远走不出笔直的路！中国人必须根除奴隶性，毛泽东再次发出切肤之痛的号召。
倒霉的贾桂成了毛泽东眼中的奴才典型。这个在京剧《法门寺》里随侍大太监刘瑾左右，极不起眼的小角色，别人给他让座，他说：“您倒甭让，我站惯啦。”就是这么一句台词，激起毛泽东的义愤。他在大会上呼吁：“要割掉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作风！”甚至在文件批示中也要来上一笔：“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中苏论争拉开序幕。1964年，他告诉带来苏共中央批评中国信件的特使：“别着急，笔墨之战是死不了人的。起码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们，天照样下雨，女人照样生孩子，草木照样生长，鱼照样在河里游。”这正是他自己说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人们所面临的，无非是生与死这两个选择。而毛泽东推崇和倡导的是以身殉志，并总是那样溢于言表。
《新唐书》卷113《徐有功传》记载，徐有功刚直重法，“民服其恩”。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由于酷吏周兴的诬陷，被罢了官。后来女皇武则天重新启用他为左肃政召侍御史。召书下来，鉴于宦海凶险，徐有功辞让说：“臣闻鹿走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以死矣。”意思是，自由欢快的野鹿虽然在山林里奔走，但终究难免成为厨子们案板上的肉，我太鲠直，皇上却让我去执法，这等于是让我坐着等死呀！
对这消极的人生观和宿命论观点，毛泽东是不同意的。他批注道：“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这个批注，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仁人志士们为正义事业和伟大志向奋斗终生的事迹，表示了由衷的敬佩，高度评价他们“以身殉志”的崇高精神。哪怕“命系包厨”，如果为了自己的理想，也“何足惜哉”？毛泽东为自己，也为民族画出一面心灵的旗帜！
于是，一个“革命者的寓言”开始流传。
人们熟知，在1945年“七大”闭幕词上，毛泽东专门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后来，他干脆就把自己的闭幕词取题为《愚公移山》。毛泽东一生似乎都把他的事业视为挖山，而他就是那个带领家人挖山不止的愚公。因此，这则寓言时常成为他教育人们树立必胜信念的语言素材。仅据有文字记录可查的材料看，1938年、1939年，在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他就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明确说：“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
到晚年，他也津津乐道这则寓言。五六十年代，接见外宾时，他经常讲述这个故事。1964年3月24日，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他又提起：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刨平的一天。
“干到底”的心理气势，挥发出一种自信、顽强和高傲的人格力量，透露出近乎执拗和任性的血性品质。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毛泽东的政治思维中，存在着一个奇妙的逻辑：被他认为是反动的人和事，他越有兴趣；越是敌人反对的，他越坚持；越是顽固和强大的对手，越能激起他挑战的欲望。
1958年3月，在接见美国来访者时，他出其不意地开着玩笑说，希望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他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为什么呢？因为杜勒斯作为国务卿，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对我们很有用处”。因此，毛泽东说自己“很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还有杜勒斯及其同伙“正做着他所能做的灭亡自己的一切。这也是我如此欣赏他的原因”。
发生在1958年8月的金门炮战，被称为台湾海峡危机，是一场智慧的较量。国外的反应异常强烈。特别是美国。
10月2日，毛泽东同苏联东欧六国代表团谈话时，谈到金门炮击，说：“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蒋总统打。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总统’叫蒋介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这个仗可打得久了……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希特勒曾经尽过这样的历史责任，还有墨索里尼……可惜现在没有希特勒了，墨索里尼也不见了……但是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最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
毛泽东对这场炮战，看得似乎比较轻松。对蒋介石，是不在话下。对西方的反映，毛泽东把他们的攻击，看成是一种“教员”行为，甚至还“感谢”他们。
1960年6月，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为了说明帝国主义压迫各族人民，不见得是坏事，还是好事，他谈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说：“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64年3月17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宣称：对于那些反对者，我经常感谢他们帮助我。他们给了我许多封号……这些封号我一听就高兴，原来我还值得人家骂。
1965年1月，在接见斯诺时，他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还表现出遗憾来，他说：这个世界需要赫鲁晓夫。喜欢他的人肯定还有。他作为反面教员，中国是惦记他的。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又爽朗地笑着对尼克松说，在你们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因为“我喜欢右派”。然后，又开心地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英国的首相希思是右派，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恰恰相反，“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总之，越硬的骨头，越是要啃；越是反动的事物，越有刺激；越是强硬顽固的敌手，越能激发战斗意志；越是窘迫的逆境，越发进取抗争；越是黑暗，光明的前景到来得越快……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以他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观念和非凡的自信为基调的，即：两极相通，物极必反，在一极向另一极的转化中，毛泽东始终相信自己代表的一方和从事的事业，终会胜利。
三、用四个字支撑一条路
历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选择了毛泽东，换一句话说，历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选择了一种思想。
其实，那只是只有四个字的思想。
开始，五四运动的精英们也是选择一个只有四个字的思想聚集在一起的。
在1921年一个盛夏的夜晚，当毛泽东和其他12个人握手互称“同志”的时候，或西装革履，或长衫过膝，清一色的白面书生。手无寸铁，只握着从书本里读来的四个字——“阶级斗争”，即使是这样，还得由蓝眼睛的革命家来教他们使用。
这四个字掀起了革命的洪涛巨浪。可除了从城市散向农村，谁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流向。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道路，使它转瞬失落在中国的崇山峻岭、沟沟洼洼之中。
彭湃和毛泽东较早把目光投向贫瘠广袤的农村和衣衫褴褛的农民。
1926年6月在广州主办农民讲习所时，毛泽东曾主持拟定地主来源、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有的列出提纲，引导学员调查，要求他们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另外，他又在农讲所讲授地理课，强调地理环境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外，尤其要了解和熟悉本省的山川形貌、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环境所给予政治的影响等。
1927年1月，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一头扎回湖南，作了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的调查。他的行程大致是：1月4日至8日，深入到湘潭县的县城、银田寺、清溪寺、韶山；1月9日至13日，到湘乡县的唐家坨、县城、萧家冲；1月15日至23日，至衡山县的白果、福田铺、采桥、县城；1月27日至2月3日，至醴陵县的县城、东富寺；2月4日到长沙县郊区。原计划还要到湖南的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因时间关系未能成行。正是这样走了32天，行程1400余里的考察，形成了他的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2月16日给中央写的报告中，他说：“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
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地回忆这次农村调查的情况。在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说：“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个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要的。因为农民太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从此，毛泽东获得了“农民运动大王”的称号，西方人则形容：卡尔·马克思降临亚洲的稻田。
但是，离开“稻田”的国共合作大革命凋谢了。被断送在1927年的夏天。
到何处去寻找耕耘的土地？
当然还是大城市——南昌、长沙、武汉。
毛泽东第一次领兵要去攻打长沙了。
可不到半月，他改变了主意。把目光投向了他一直钟情的偏僻乡村，还有那里的农民。走一路，他调查一路。
1930年5月，红四军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毛泽东利用红四军一、二、四纵队分兵寻乌、安远和广东平远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时机，在寻乌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以制定在农村对待富农的政策和在城镇中对待小商业者的政策。因为党内此前的“左”倾经济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
毛泽东一来到寻乌，就住在县城的一所天主教堂，深入实际，进行了20天的调查，弄清了当地的基本情况。但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于是他和县委书记古柏商量，召开了50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共同探讨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说：我来寻乌调查了近20天，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核对材料，叫做集思广益。接着，他把没有把握或者不够清楚的问题，一一提了出来，让大家议论，广泛地征询大家的意见。这次调查会开了两天，集中大家的好意见，这样，寻乌调查基本结束。
稍后，毛泽东在马蹄河畔召开过一次宣传会。在会上，他开头第一句就问大家：“同志们，你们来寻乌做调查没有？”大家回答说：“调查了！”他又问：“那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中间，哪一类最多？”有人根据寻乌县城人最爱吃豆腐、喝水酒（糯米甜酒）的习惯，回答说：“大概是做豆腐、水酒的多。”毛泽东笑笑说：“就算说对了，那么再说说，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这下子可把那位同志难住了。于是，毛泽东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告诉了大家，并说：大家到一个地方做调查研究是好的，但调查要深入细致，走马观花，到处只问一下，是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的。
1931年2月，他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间隙，在宁都小市整理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并一直珍藏着，经过长征，带到延安。
这篇文章第一章便是“寻乌的政治区划”，分述其七区四厢十二堡的地理位置。第二章则为“寻乌的交通”，分述寻乌的水路、陆路特征及其周边所达要衢，又叙及电报、邮政及交通器具。此后再深入论及寻乌的商业、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经济政治内容。在这篇文章的前言里，毛泽东还写道：“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蒋介石曾说，谁控制了北京、广东、上海和武汉，谁就控制了全中国。而毛泽东则说：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得到农民的拥护，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
正是在毛泽东倾力调查的农村，大革命失败后散落各处的力量开始重新聚集。毛泽东、朱德等在赣南、闽西的山区里，闹起了红火的革命。
可是，好景不长，王明和一群啃惯洋面包的年轻人，从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纷纷走来。他们了解中国吗？
王明从1925年入党，到1935年1月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10年间，在国内只待了3年；如果从他1931年3月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算起，还不足10个月。据说，这位隔雾看山的理论家宣称：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读了这么多马列著作，还不能统治中国？
但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统治中国，还丢失了一个当时已存在三个年头的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
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却使中国共产党几乎走上绝境。毛病出在哪里呢？
本来，说到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思想家最喜欢用的是“务实”两个字。大史学家班固称道汉景帝的儿子刘德学问做得好，不经意写出了一句“实事求是”。
谁能想到，就是这四个字，两千年后竟救了一个民族！
谁能想到，就是这四个字，支撑起一条历史的路！
谁能想到，20世纪中国在这条路上的两次飞跃，都依靠这四个字作了支点！
捡起这四个字的，就是毛泽东这位酷爱读书、学问做得好的农民儿子。不过，他有自己特殊的见解：不光要读“有字之书”，更需要读中国社会国情这部气象万千的“无字之书”。早在青年时代，他便宣称：“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务实的精神，使毛泽东坚信一点：改造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这是一条和啃洋面包的理论家根本不同的思路。
了解中国的法子，就是调查研究。
从此以后，调查研究成为毛泽东最喜欢用的政治术语之一。
实事求是来自调查研究。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情有独钟。遇到困难，需要做出决策来解决的时候，他总是想到这四个字。1961年初，为纠正“大跃进”导致的严重失误，他号召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事有凑巧，在八届九中全会要闭幕的前一天，一篇题为《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在福建龙岩发现了，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那是他30年前写的，后来丢失了。毛泽东说：我一直“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想念和寻找着它。
这是在枪炮声中诞生的“孩子”。1930年11月，蒋介石军队逼近江西吉安的罗坊，毛泽东率红军后撤途中，在木口村，利用中午时间仍召集农民搞调查。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0年后，毛泽东重读旧文时，索性把文章的题目改成了《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经过10年的痛苦孕育，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分娩。
到了延安，随之而来的全党整风，也是由“实事求是”这几个字引发了一场罕见的哲学革命，使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根本基础，牢牢地构筑在人们的心田里——
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运动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它。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我们行动的向导。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一位干部从外地来到陕北洛川，他对当地的情况根本不熟悉，对红军在陕甘边区的经济政策也不了解，第二天就下命令要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问他：一切苛捐杂税你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问得这个同志答不上话来。不了解实际情况，当然也没有发言权。这就需要调查研究。
1941年冬天，延安中央党校请毛泽东题写校训。他毫不犹豫地写下“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无疑为他的著述，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落下了画龙点睛的一笔。
连普通的老百姓也读懂了它的分量。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老乡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用汉白玉刻的这四个字埋藏起来，直到收复延安才重新嵌回原处。
这时的毛泽东，已到了西柏坡，住在了新中国门槛前的驿站。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挥起手臂划出一道箭头：中国历史进程的下一站，将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
过渡的途径，毛泽东采用中国的思路，和平地、温和地、逐步地过渡，实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有效地实行了对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
一个强大而进步的政权，一个先进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这个新生的政权，在1949年终于出现了！
毛泽东深深懂得，一场人民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变幻城头的大旗，而是要解决好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终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曾同来华访问的两位巴西客人风趣地说：“中国人口这么多，要发展起来后我才好去报告上帝。上帝问我，你们的人民怎么样，如果我说还很穷，上帝就会骂我，要给我严重处罚，派我再回到中国。”毛泽东的这一特有讲话方式，使人感到很轻松、幽默，但它却沉甸甸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
尽管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预言过：社会主义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一经建立，人们还是未曾想到，这个社会的体制需要改革，更不曾想到，需要对其为时尚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显著的形态进行改革。
在中国，毛泽东开始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1956年，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欢呼声中，他没有陶醉；在“一五”经济计划捷报频传的喜庆气氛里，他开始冷静地思考，立志探索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以改变因过分集中而制约了经济活力，因片面发展重工业而牺牲了轻工业和农业的经济运行体制。
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革命过程中，都曾有过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构想。这就是列宁批判过的民粹派社会主义。对此，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有了警觉，他曾对一些民主人士明确表示过：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它能帮助将来的社会主义前进。10年后，他再次重申，且语出惊人：允许雇工，开办私营大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苏联怀疑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中国，很多人也接受不了。
毛泽东的回答还是那四个字：实事求是；还是那个原则：中国国情；还是那个方法：调查研究。
启动的专列，似乎唱着毛泽东心中新的进行曲。
1955年12月21日至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沿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返回北京。一路找地方干部谈话，调查研究。
回到北京，他连续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汇报，安排极其紧张。几乎每天起床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上床休息，十分疲惫。他戏称，这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他在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1956年和1957年，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部建国后的代表作。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勾勒出社会主义前进的导航图。
一生探索的毛泽东，靠实事求是，了解国情，领导人民创造了两个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他还要再造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
但越往前走，是前无古人的荒原大漠。
而毛泽东，却没有了几十年前那种深入调查的方便了。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他和社会，也和实事求是隔开了。
1953年，毛泽东春游黄鹤楼。就在他与一位个体商贩交谈的时候，被旁边一个孩子认出。瞬间人涌如潮，围得水泄不通。保安人员心中不安，毛泽东却幽默了一句：“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1956年到杭州龙井村去的时候，有关部门出于安全需要，事先把老百姓们集中到乡里开会，毛泽东进村的时候，只有几只闲散的大公鸡在村道上徘徊。他只好说：看来大公鸡还是欢迎我的。
1958年，类似的事在天津正阳春饭馆重演。事后打扫现场，挤丢的鞋帽钢笔竟收了七筐半。
尽管毛泽东外出愿意轻车简从，但越来越细的保卫措施，使毛泽东的活动半径也越来越小了……
此时此刻，毛泽东一定想起了他在江西苏区的那些个不眠之夜。当他点一盏马灯独自走进村寨低矮的草棚，他看到的是许多人无法看到的真实世界。
在失却实事求是支撑的“大跃进”遭受严重挫折之后，毛泽东决定再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的重点是中国农村“大跃进”之后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就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段他在作战中间做调查的故事。他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第二次反“围剿”敌我悬殊很大的时候，很不好办。那个时候，我跟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山上一看，看到了左平，看到了很多地方。我说，彭德怀，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一军团打正面，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
也是在这次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把他刚从福建龙岩找到的《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印发给大家。
“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毛泽东无法忘怀30年代所作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对他个人命运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旧文重读，心有灵犀。毛泽东真诚地检讨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期望着通过这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使他重新获得把握现实与未来的信心。
然而，他终于没能做到。
一年后，他捡起1921年夏天的那四个字——“阶级斗争”，还说要年年讲，月月讲。
离开实事求是的阶级斗争，历史的路就偏了。
实事求是的分量，也就有了另一种计算方式。
哲人们说过，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掀动地球。可在似乎用自己的热情就能熔炼钢铁，单凭意志就能移山填海，依靠豪言壮语就能震撼世界，单靠阶级斗争就能实现理想的思路中，走在历史之路上的时候，脚下，恰恰少了实事求是这个支点！
于是，历史的车轮开始倾斜了。
四、什么能使他变得年轻？
毛泽东为人，很重一个“气”字：志气、热气、生气、豪气、朝气。
“热气高，干劲大”，是他始终向往和赞誉的精神状态。“鼓气”成为他对新闻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要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给一师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他说：“兄为一师之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调，尚有生气。”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称道李逵的豪气和列宁的热情磅礴，反复强调：“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为也。”
对自己，他也是这样要求的。哪怕是写文章。
毛泽东是文章家。他经常爱说的两句话，是“高屋建瓴”和“势如破竹”。他喜欢这样的神气和文气。
政治和军事的成功，常常激活、深化他的文气才华。有人曾问过邓小平，你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解放战争。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说过打败国民党他并不高兴，1955年看到农民开始走集体化的道路时才高兴。但我想这或许是事过境迁的一种说法。其实，完全可以想象出他当时愉悦的心境。毛泽东对自己这个时期痛快无比的文章，后来也是特别的喜欢。后来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时候，他亲自审定，读到《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几篇驳美国白皮书的文章，越读越高兴，以至敞怀哈哈大笑。
相反，他觉得自己的《矛盾论》太像教科书，50年代初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时候，目录都列上了，在审定时，他还是把它删去了，原因是“词意不畅”，以后经过修改，才收入第二卷，1952年重印才收回到第一卷。
俗话说：人活一口气。毛泽东对这股气看得格外的重，把它视为人生进取的心灵动力。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亲友的。
该说到毛泽东的亲情了。
那是个很小范围的事。却可以见出他的大风格。
为理想，为党和国家的大业，他在对待自己的亲友问题上，显得比一般人洒脱得多。他一贯反对假公济私，从来没有因为照顾自己的亲属而破坏原则。有时候却也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
抗战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基本上就是说话算数了。1937年，表兄文运昌（八舅的儿子）来信，说想来延安工作。或许信中说到是想挣点钱养家，毛泽东在回信中告诉他，延安上自总司令下自伙夫，待遇都是相同的，而且没有薪水，“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还特别解释，此前公家曾给烈士毛泽覃的妻子周润芳寄去了20元旅费，也不是因为我私人的面子。
建国后，他成了一国之主，家乡来找他的人或来信的人很多，不少是要求帮助的。1954年3月，他在一封信里表示：“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事情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
这些，说的都是事实。他把自己唯一的健康的儿子送到前线，结果牺牲了。这是至今让人感念不已的动人事迹。
出于大事业的追求，他很少考虑私事或特别地接济亲友。
他有一个信念：一切都是要靠自己来奋斗。
东汉有个叫梁鸿的文学家、经学家，写过有名的小赋《五噫歌》，因讽刺权贵的奢靡生活，让汉章帝读了后很不舒服。梁鸿只得改名换姓，跑到南方的无锡，靠给人做工舂米过日子，在穷困的环境中竟在经学上颇有建树。
关于他的故事，有两个广为流传。一个是和夫人孟光一生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还有一个就是“不因人热”。据说他父母死得早，小时候穷得只有借用邻居的灶做饭。一次，邻居做完饭后，招呼他：趁锅和灶都还是热的，你快来做饭吧。言下之意，是让他省点柴火。他却回答：我虽然还小，但绝不靠别人的余热过日子。于是把灶灭了，重新点火做饭。
毛泽东大概是从《东观汉记》里读到这个故事的，印象很深。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给干部们讲过这个故事，称梁鸿是条“硬汉子”，有“穷棒子精神”。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更清楚地记得，1959年6月3日一大早，毛泽东刚起床又给他讲了这个故事，还说：“我过去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要自己的孩子自强、有志气，不要沾他的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对待亲属的基本态度。
毛泽东的子女曾说过，父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物质上的财产，但留下的精神遗产却很多。这当中，无疑包括要自强、有志气这样的做人信念。
毛泽东并不是不渴望亲情，不看重亲情。
1960年12月25日，67岁生日前夕搞了一个在北京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聚餐会。在亲近的身边人面前，自然容易谈出一些很细微的心里话。
毛泽东讲起了他对自己的孩子的看法和感情。当时，正在读书的女儿李敏、李讷和侄儿毛远新也都在场。他说：
我这几个孩子，发烧回来，我见了就心软了，叫他们在我的灶上吃饭。李讷，你在学校发了烧，我们的医生、护士去看你，你还发脾气，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愿意见他们。实际上你心里高兴，家里有人来看你，你还不高兴？！你们系里有七八百人，如果有一百来人生病，都有家里人来看吗？你们学校里的同学，有多少人有家在北京？百分之十、二十，百分之三十吧！那么，至少还有百分之七十同学的家在外地。他们这些人病了怎么办？一有病统统都回家？不可能，还不是在学校的医院里住，在学校里看病，还不是都要医好的？这次学校里总支书记还去看了李讷，她就高兴得很嘛。你们病了回家来，还不是想吃两天好的？吃两天就吃两天吧。我听到发烧到三十八度，心就软了。
谈到孩子们的学业，毛泽东表示了他的期望：
“在我们毛家，我这一代以前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我就没有上过大学。毛岸英、毛岸青他们在苏联上的是军事学校、东方大学，还不是正规大学。”说着，用手指着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毛泽民之子），“现在你们三个”，又转向江青的侄子王博文，“你和我也有关系，算四个，都要读成功，一下子就是四个大学毕业生了”。
最终，还是希望儿女们靠自己的“志气”成才。
有“志气”，就有朝气。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追求和实践着一种有声有色的人生风格。1925年，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回长沙，独立橘子洲头，极目“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景象，触景生情，回想青年时代“峥嵘岁月”、“携来百侣曾游”的新生活气象，和那“指点江山”的新人格境界。
如此充满朝气的人格，使毛泽东的心永远年轻，永远偏向暂时受压却预示着未来的社会群体。
后来尽管他早已过了“风华正茂”的年龄，他的地位已远不是遭受压抑的处境，他的职责也不允许他无所顾忌地驰骋想象了，但是，他对需要努力奋斗进取才能维系生存、发展自我的底层人，受压抑的人，仍是那样感同身受的共鸣，对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仍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有人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干部与群众之间，他向着群众；在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他向着非党员；在男人与妇女之间，他向着妇女；在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他向着小人物；在长辈与晚辈之间，他向着晚辈。毛泽东对于周围的工作人员，绝少假以词色，而对待党内高级干部，有时却不惜大发雷霆。延安的农民曾口出怨言，要雷公劈死毛泽东，四方面军的战士说毛泽东没有张国焘学问大，他不但没有追究，而是反躬自省。上流社会廉价的捧场，他从来不屑一顾，但农民发自内心的“救星”、“万岁”的呼声却使他激动不已。
这种心态，甚至反映到他对人种的看法中。1959年3月3日，接见拉美15国兄弟党领导人时，话题转向黑人和白人的高下。毛泽东说：黑人和我们完全不同，黑得很厉害。我从前一个也不认识，但是见了面觉得很亲热。
因为他坚信这些人代表着未来，充满着想象，有着无穷的创造力，有活脱脱的生命力。人生一世，最可怕的，就是失去这些，而人老了，就容易失去这些。用他1964年1月12日对外宾的话来说：老了不革命的人多着呢，好多人越老越糊涂，马克思不在内。老了，摆架子，老气横秋，就不好办了。顺理成章，只有青年，才配称得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毛泽东是怎样表达对青年人的称赞和信任的呢？
他要表达自己这种心情时，总要想到赤壁之战中的“群英会”，想到乱世之中青年俊杰脱颖而出的喜人景象。
1953年6月30日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他强调：“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接着宣布：“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六分之一多一点。三十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1957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党委要提拔年轻干部时，他又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这以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64年3月2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以紧迫的口吻提出：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才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36岁，那时也不过30岁左右。曹操53岁。可见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1965年1月23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又说：“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
赤壁之战里孙权、周瑜、诸葛亮这些“二三十岁”的青年人，都是政治家和军事家。成为毛泽东宣传和奖掖青年人的语言素材的，还有一批作为非凡的文化人。
50年代末读《王子安（王勃）集》，在《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旁写的一大段批语中，毛泽东把他面向青年的热切期待之情，一览无余地流泻了出来。
这个一千多字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
（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代表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
这段批语，无疑是由此及彼的借题发挥了。
毛泽东由唐代青年文学家王勃的创作成就而联想到的其他“英俊天才”中，贾谊、李贺，是我们熟知的文学家、诗人。
批语中提到的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女族后代。王弼幼年聪慧，十几岁就爱好《老子》，通辩能言，对答如流。官至尚书郎，但事功非他所长。得病而亡，年仅24岁。他的著作现在流传下来的较多，除《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以及《老子指略》的佚文外，还有《论语释疑》一书的片断，保存在梁人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正义注疏》中。王弼是魏晋玄学开风气的哲学家。
批语中提到的夏完淳（1631—1647），明末诗人，抗清将领。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胥）。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夏允彝是江南名士，老师陈子龙在当时文坛上声望很高，他们二人创立“几社”。夏完淳从小受到他们的学识、文章和气节的熏陶，加之天资过人，聪明早熟，5岁知书史，7岁能诗文，受到前辈赏识，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江南抗清义师蜂起，他仅14岁，便随父亲及老师在太湖起兵抗清复明。上书南明鲁王，鲁王授他为中书舍人。不久兵败，只身流离。顺治四年（1647）在家乡被捕，押解南京。当面痛骂洪承畴，被杀时，年仅17岁。他一生虽然十分短暂，但却生得可歌，死得可泣，著作也很有成就。著有赋12篇、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作品风格高亢激越，慷慨悲歌。特别是被捕后写的诗《南冠草》、文《狱中上母书》等，皆为血泪浇成的正气篇。后人编刻有《夏节愍集》。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感叹过一些早夭的英俊天才。1916年12月4日致黎锦熙信中，为说明强身健体的重要性，毛泽东说：“颜子则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在50年代末，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再次抒发一大堆感慨，反映了他一生的一个重要主张：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朝气，最有创造力，他们是事业的希望所在。基于这个认识，他一生都反感压制青年人，反感瞧不起低贱者的人。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说的，他在1958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曾吐了一次”，是指他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破除迷信》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举了古今中外29个年轻有为的人发明创造的例子。其中也谈道：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27岁，作《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也是一个年轻人，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18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24岁。又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文件上指示：“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1958年的讲话和指示，自然具有“大跃进”的热情想象成分。但在“大跃进”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主张，仍然不遗余力地鼓励青年人，贫贱的人，他似乎坚信，这不仅是政策问题，也是认识问题，并且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问题。这样，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中，他又说：“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青年人、贫贱的人为什么有充沛的创造力？毛泽东的批语里包含了明显的政治伦理哲学。他十分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赋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揭示的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屈原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曹雪芹家境不衰败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深情地瞩目于年轻人？因为他们总是畅想着未来，追求着未来。甚至说，他们就是未来。
而毛泽东是个不满意现状，不陶醉于过去的人。他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情人。
他坚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他是为中国画图的人，他的箭头始终描向未来。
在畅想未来的时候，他总有些忧患。
195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举行了。开这样的会，当然要讨论宪法。11日这天，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毛泽东也来了。
黄炎培发言说：有人觉得现在的国歌是一个抗日战争的歌曲，已经过时了。有一个人还作了一首国歌，寄给我，要我送到中央来。我个人觉得还是现在的国歌好。在讨论中，没有人提出要改国歌。毛泽东接着黄炎培的发言发挥道：国歌是必须规定在宪法上。不喜欢现在的国歌的人，主要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但如果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太平无事的时候”，那也不好了。苏联采用《国际歌》作为国歌，也有那么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苏联人民从十月革命起一直唱到1941年，唱了24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的国歌有一句“最危险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舒服，不过现在帝国主义包围得还很厉害呢，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吧。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说过：1949年那样的大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这大概可以知道毛泽东所极力追求的目标了：不光是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它是未来的。
这个未来，是什么样子，怎样去建设它？谁也没做过，谁也没看过。唯其如此，对毛泽东这个“未来世界的情人”来说，也就越加充满诱惑。
在追求中，自然就不能循规蹈矩。
要做一个不仅献身于解释历史，而且献身于改造历史——这关系到人类四分之一的民族的命运——这一重任的领袖，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超越自己的思想“祖宗”的气魄，是达不到目标的。
在毛泽东看来，许多问题，只要换一个角度来认识，便会冲破常理，打破常规。变革现实的实践，尤其需要这种热情和想象。因为他坚信，新的比旧的好，年轻的比年老的强，未来总比现在美好。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就认为这是“破除迷信的一年”。在上半年，许多人认为“三年合作化”的提法“不过是幻想”，而一到下半年，他们只好相信新鲜事物了，因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犹如“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但现在，“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这是毛泽东1955年夏天的描述。
鸡毛上天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仍在继续高涨。毛泽东充满感情地关注着这个令人高兴的势头：正在向前奋进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1958年4月在广州读到一篇题为《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的文章，毛泽东欣然提笔赞扬，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争昂扬，意气风发”。他坚信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一张白纸，正好驰骋想象不守陈规俗套的束缚，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去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去实现最新最美的理想。这种景象的落实和展开，在毛泽东看来，是同解放思想分不开的，是同“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分不开的。为此，他欣赏大字报这种向陈旧思想进击的“新式武器”。对现实中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的不满，对扫除这些障碍的渴望和礼赞，使他想起清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晚清着意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志士们所呼唤的景象，只有在新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毛泽东说：“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的实践产物，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后来就是越过“暮气沉沉”、“不愿继续革命”的大批党内领导干部，直接到天安门城楼上向几百万热血青年挥手，同红卫兵小将直接对话。
毛泽东是怎样看待他自己的一生奋斗，包括他超越一切的想象感知，在这无穷变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居于什么位置呢？
1965年1月，他的老朋友斯诺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说“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的时候，毛泽东回答：他也不可能知道。他不相信有谁能够确有把握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后代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将起决定作用。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的工作。
问题又回到了青年。
朝气——青年——未来，是毛泽东力求保持不老心灵、试图永远年轻的三个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