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队的同龄女孩
想起写这个题目，与最近一次住医院有关。春节期间，在报社健身房，没注意到跑步机开着而且速度很快，贸然一脚踏上去，重重地栽倒在水泥地上，伤了左肩。拖了近四个月，敷药和理疗都无效，便接受医生建议，去做了关节镜下的微创修复手术。
术前照例要签“生死合同”。就像西药惯于把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写一大串，手术呀、麻醉呀，也都先告诉你可能出现一大串危险。我知道，通常不会有事，但天意难料，谁也不能给你打包票，说不定清醒地进手术室，无知无觉中就转太平间了。我做的是骨科手术。当年罗瑞卿大将也是做骨科手术，经邓小平批准，特意跑到西德（联邦德国）去做，找了顶级专家，据称有99%的把握，结果却命丧异国。手术前那一晚，我不由得像跟人世告别一般，过电影似的想起了很多熟人，其中就包括我们生产队里的那些同龄女孩子。
说“我们队”是习惯，是搞人民公社制度时的叫法，现在我们家乡的人还这么叫。“队”通常指“生产队”（如今官方的说法叫“组”），而不是指“生产大队”（官方叫“村”），相当于民国时的“甲”而不是“保”。
一个“队”，在我们江汉平原那一带，通常有四五十户人家。我们队有40多户，是杂姓，因为我们是移民村落，迁到这里都不过三四代人。我们队连地主、富农都还没有形成，只有几家“富裕中农”。
我们那里的人不兴讲什么十二生肖，更不会讲什么星座，都是讲天干地支。我是“辛卯的”（这个辛卯年换成公历，绝大多数是1951年，我是辛卯年腊月底出生，所以是公历1952年1月）。我们队这一年出生的，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而说“同龄人”，则是指庚寅、辛卯，乃至再往前戊子、己丑和往后壬申、癸巳年出生的——看是否一起玩、一起干活、一起上学等因素，自然形成“同龄人”圈子。这样算，我们队与我“同龄”的女孩，有七个，三个大于辛卯年，一个小于辛卯年。
1966年冬季，从上海串联回来后，我就回乡参加劳动，并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记工员的工作是，每天到田间统计每个作业组，哪些人出工了，哪些人没有来，或者迟到早退了。如果有必要，还要“分任务”、验收劳动进度（比如丈量插秧、割谷的面积和挖土的体积）。因此，肯定要与这些女孩子打交道的。
奇怪，虽说在一个队里长大，在下学回乡劳动之前，我对她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好像她们根本就不存在！到现在，也怎么都想不起，在1966年冬季之前，她们七人中的哪怕一丁点儿事。她们是怎么长大的？仿佛都像七人里年龄最小的许家凤子，是突然从外地来的（凤子的爸爸与我大伯父同年，解放前一起被抓了壮丁；他很幸运地从部队里逃跑成功，不能回乡便在外地结婚成家，20世纪60年代才带了子女回老家）。
为什么是这样呢？一来，这些同龄女孩都没有上学。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同班的女同学，本队的都比我大三四岁，与我二姐、三姐（堂姐）是同龄圈子。与我同龄的女孩子为什么不上学呢？说起来与“工作队”关系很大。土改与合作化，我们大队一直是沔阳县也是湖北省的重点，上级派的工作队就驻在我们队。得政治运动中心之益，我二姐、三姐这一般大的女孩子，如果父母不是特别“落后”的，都进了学堂念书。所以，我二姐念到初小毕业，三姐（堂姐）念到小学毕业（后来得以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到了比我大一岁的四姐，只念了一年书。1956年出生的大妹妹就无书可念了，因为工作队撤离了我们队。
二来，我们的乡风，“男有男一群，女有女一党”。我们男孩子放学回家，要玩也是与男孩子一起玩，与女孩子基本不搭界。我们游水、捉鱼，经常脱得赤条条的，与邻村、河对岸的男孩子打架，也与女孩儿无关。
到了我回乡劳动时，男孩女孩都长大“醒世”了。这时候，免不了男女一起干活，比如在水利工地挑土方，在同一块田里扯秧苗、插秧。但是，这时候也有了男女分际。结了婚的嫂子们可以说荤话，乃至与同辈男子打打闹闹调情，但未婚的女孩子一般都很规矩，男子是不能轻易冒犯的。
对这些同龄女孩，我记得有两件事。一是我刚下学时挖土方，挖土和挑担的人要按比例搭配，我学着她们的腔调说，我们这边差一个，你们那边“卖”一个过来吧！她们当中年纪较长的一位，马上拉下脸训斥我：“亏你还是读过书的！”我脸一红，明白了，她们对男孩子可以说“卖”，但你对女孩子是绝对不能用“卖”这个字眼的。
另一件事是，夏天乘凉的时候，一般是各人在自家门前，也有趿着拖鞋摇着扇子在村里逛一逛，找同伴好友聊会天的。同龄女孩中姓朱的那位，她妈妈总喜欢扯着嗓子喊她的名字，催她回家，其实那离吃罢晚饭还不到半个时辰，早得很！
我下学参加劳动的三年，这些同龄女孩从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正是所谓“铁姑娘”班。“铁姑娘”是大寨大队团支书、妇女队长郭凤莲创造的说法，特指那些未嫁的女青年。“铁姑娘”是生产队里最惨的劳动主力。男劳力会派些技术活，比如耕田、垒垛、挖泥等，人比较分散，偷懒的机会多一些；有家有老少要照顾的中年妇女，可以找的借口多，干部一般也不会派她们出远门干修堤之类的活。只有这些“铁姑娘”，栽秧、割谷、挑提、挖渠，什么活都得干，真是“没有任何借口”，所谓“眼睛一睁，忙死一生”。湖南作家叶蔚林写过一篇小说《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讲农村苦命的女孩子集体自杀的。我们那些年，常听说哪个公社哪个大队“铁姑娘”一起喝农药的。我理解她们的绝望和厌世。好在，我们队没有出现这种事。
1970年3月，我到大队民办小学当老师，住校，很少回家。1973年9月，我到县城读书，从那以后春节才回村。
到如今，一晃40年过去，我早已年过花甲。而我们队的这些同龄女孩，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中的任何人一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按说，她们出嫁都不会太远，至少出嫁后的前十年，逢年过节都要回娘家，在村里走亲戚。可是，我却没有碰到任何一个。她们于我似夏夜的流星，我于她们亦复如是。
想起杜甫的那首《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与本队里的同龄女孩，连杜甫与卫八的关系也比不上。我不知道她们现在何处，也不可能找上门去再见一面。
本队的七个同龄女孩，说起来是这么淡淡的，淡淡的往事，淡淡的感伤。其实，有一个同岁的女孩与我的交道要多一点，我有时想起她，不禁为她的命运叹息。有时想，她应该是一部好小说的女主角，可惜我没有写小说的才能。
模仿广东人，叫她阿真吧，写出她的真姓实名觉得不妥。
她、她的堂叔（我喊“长春叔”）和我都是辛卯年生人。我回乡时，长春叔的父亲已去世，哥哥去外村做上门女婿，他与失明的老母亲相依为命。阿真就经常到她堂叔家帮他们母子料理些家务。而长春叔家因为管束少、人少，是我们男孩们玩乐的据点，有时太晚了我们还在那里挤着过夜。就这样，阿真算是同龄女孩子中我最熟悉的。
在我还没有记事的时候，想来阿真也是懵然无知的年纪，她妈妈就抛下她改嫁了。解放后制定了新婚姻法，鼓励打破“封建包办婚姻”，那年头有正当理由的离婚，是得到政府支持的光荣行动。她父亲是个哑巴，虽然人很精明能干，长相也不错，但毕竟只能啊啊噢噢、比比画画地与人交流，而从她的相貌推测，她母亲应该长得不错，于是毅然另择夫婿。
她没有了娘，奶奶早已不在人间，好像也没有爷爷，反正我对她爷爷一点印象也没有。可想而知，命苦如她是怎么在孤独贫贱中长大的。
1966年春夏期间，我还在外边念中学的时候，有个星期天回家，听说她参加了大队文艺宣传队的节目表演。她是什么时候认识字的呢？应该是跟我大妹一样，上“耕读班”脱盲的吧。再往后，我已回乡劳动，大队文艺宣传队演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她出演女一号李铁梅。那大段大段的台词全靠强记，可见她是很聪明的。事实上，不止她，像我们队的许四秀，与我大妹同年，也没有上什么学，整出戏背下来，演出，颇有评剧名角新凤霞的本领，只是没有新凤霞的好命好运。
再往后，我到大队民办小学教书后，听说阿真订婚了（这在我们乡下同龄人中是例外，一般情况是父母得力、家境稍好的女孩子，在摇篮里就被定亲），未婚夫就是邻村的L，恰巧是我沔城中学的“同学”——与我是同一个小学毕业的，高我一个年级。
阿真与L同学的感情很好。不幸的是，L同学参军入伍了，而且正是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所在的大城市；L同学又特别优秀，提干留部队，于是提出与阿真解除婚约。对L同学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文化差距、身份鸿沟不是爱情能填平的。阿真也认为这就是命，估计只有饮泣吞声。队里人告诉我，L同学的妈妈曾亲自到我们队，代儿子向阿真道歉。据说，阿真反过来宽慰自觉良心有愧的前准婆母，还送了她一双自纳的鞋底（纳鞋底是与我们同龄和更大一些的妇女的基本功，为谁做鞋子则是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
再往后，听说她嫁给了她母亲所在那个村的一个下放的镇上青年。在那个年代，县区小镇下放的人家，一定是最受体制排斥的，政府连“商品粮”也不想给他们一家人吃了！这样的人家跟农村的“黑五类”一样，是最没有希望的。阿真嫁给这样的家庭，那是别无选择，其内心的隐痛不言而喻。
再往后，“文革”结束，阿真家落实政策，恢复城镇居民身份。但是，回城镇了，能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等着呢？听说，她在县砖瓦厂上班。
长春叔常来广州，他女儿女婿一家在广州开服装厂。他到我家来，不大愿意说起阿真的近况。听他支支吾吾的口气，要么是亲戚间没有来往，要么是阿真日子过得很不如意。
唉，我也是病中有那么点人生感慨，现在写文章写到她罢了；各人过各人的日子，人生不过如此。
（原载于2013年8月27日腾讯网“大家”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