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冬妮的婚姻
女儿在给父亲的信中，述说自己爱上了家境一般的大学生莫尔顿，准备放弃富裕的家庭生活，同莫尔顿结婚，与他共建未来：“我虽然年轻，但我从别人的生活中已看出来，只有财富并不一定幸福。”（144）一个家庭叛逆的故事，似乎就要展开。不过小说中接下来发生的却是一个快速的转变，作者从中凸现出的历史意识，具有如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资本主义“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那样的审美穿透力。
父亲回复女儿：“我们生到世界上不是为了那些我们短浅的目光所看到的个人的狭隘的幸福，因为我们不是分散、独立、各不相属的一群生物。我们是一个链条的许多环节”，又警告道，“我认为你的道路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界限分明地摆在你的眼前，如果你当真想单枪匹马、固执轻率地走你自己选择的歧途，那你就不能再当我的女儿，不能再当你那在天国安息的祖父的孙女，而且根本不能在成为我们家的一名可敬的成员。”（145）“市民”功利思维的家庭伦理观念被用在了女儿身上，成为对付偏离的有效手段。在父亲的引导和明里暗里的压力下，冬妮温顺就范，舍弃了自己的热切初恋，服从了家庭要求她通过联姻来增加家族公司经济实力的考虑。
我们看到，冬妮决定放弃对莫尔顿的爱情，没有出现过内心的矛盾，也没有产生过父女关系上的对立，反而还亲手在那本家族记事簿上添写了自己要嫁人了的话，似乎所要步入的那个婚姻对她来说是她自己赏心乐事的一笔。显然，作者无意演绎“个人爱情”与“家族利益”的冲突，对冬妮的人物性格设计是让她继续停留在只是个想法单纯、简单的、被“市民”功利思维的家庭伦理观念左右的、继承了她母亲的爱虚荣思想的富家小姐形象上。当年在读寄宿学校的时候，在与同伴的交谈中冬妮就曾将自己的人生未来与对家庭的“义务”连接了起来：“我要嫁一个商人。他一定得非常有钱，我们好阔绰漂亮地布置一个家；这是我对家庭和公司的责任。”[1]表白得非常明确。如今，在父亲的安排下成为了“格伦利希太太”的她，出嫁离家临行时还是突然抢了个机会跑到父亲的跟前，悄声问道：“再见了，爸爸……您对我满意吗？”（163）传达出一种复杂的情绪，让当父亲的无言以对。
整个来讲，冬妮的生活是小说叙事的一条让人看到历史社会侧影侧面的副线。她当年上寄宿学校、与莫尔顿的恋爱和后来的婚姻故事在小说的内容结构上打破了布家“家庭”的空间限制，让更多的时代和社会信息由此进入小说，同时也把这个人物那想法简单的性格描述得愈加深化。我们看到，“市民”功利思维的“家庭”观念进入了冬妮的机体，她把它作为了约束自己行为和评价自己生活的尺度，结婚出嫁后从此因袭重负，与悲剧性的命运结下不解之缘。她的命运的悲剧性就在于她是“市民”功利性和交换性思想意识的牺牲品，她对这个命运虽有所认识，却未带来个性上的觉醒，走上反叛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冬妮这个托马斯·曼的笔下人物对于我们中国读者而言让人联想巴金《家》中的那两个大家闺秀瑞珏和梅[2]。不过冬妮的泯灭自我意识的家族附属精神显然又大大超过了巴金笔下的两个女性，因为她不仅不思反抗，更还形成了一条以家族利益来考虑和安排一切的处世立身准则，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自己的家族使命，悉数将个人情感和个人命运以及还有自己女儿的命运全都交给了对家族的义务感，一直在恪守和维持这个义务意识，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在试图完成这个意识交给的使命。重振家族、光耀门楣的想法几乎成了她为之生活、为之存在的一个可悲又滑稽的怪癖。她的两次婚姻，还有给女儿安排的婚姻，都是建立在为了维护或增强家族利益的义务感上，从来就没有成立过相互爱慕、相互尊重的根本性基础，因此都没有得到幸福。当年与莫尔顿相爱时，冬妮曾从莫尔顿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自由、平等和反对特权的新思想，也曾将莫尔顿的一些话时常挂在嘴边，但她的行为最终却形成一个矛盾的相反。可以说，托马斯·曼对“市民”功利思维的家庭伦理心态是相当警醒的，在对冬妮性格的观照中融入了对它的批判。
作者用了不少篇幅叙述的安冬妮第一次婚姻的故事，意蕴层次很丰厚，既凸现了这个人物那没有个人自我主见，且好天真幻想的简单性格，又丰富了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那唯实唯利、冷漠无情的商人肖像，还进一步折射了社会失序、道德失衡的时代嬗变对“市民”家庭的不择手段的冲击。不失狡黠、自持老练的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还是“老道失算”，不得不接受女婿是个投机商加财产骗子的事实。当初软硬兼施，硬要女儿出嫁与他，现在看来真是市怨结祸，自寻苦头，既破坏了女儿的生活幸福，又让家庭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回想起来怎不叫人噬脐莫及，追悔无穷。不过，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现在追悔的并不是当年没有顾及女儿的爱情，而只是当初未能识破骗子的真实面目。他的后悔里包含的真正悲哀，也在于此。
面临破产，女婿向岳父求救，做岳父的实际上也有挽救女婿免于破产的能力。他是否伸出援救之手，他是如何思考此事，又是怎样先以父亲和基督徒的身份询问女儿结婚四年，是否对丈夫产生了爱情，然后又是怎样以商人的立场处理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也表明颇有认识价值。
听女儿回答说结婚四年来一直是在讨厌丈夫并从未爱过他时，我们看到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面部上呈现出“紧紧闭着嘴唇，弄得嘴角和两腮紧皱在一起”（215）的表情。这个表情意义特殊，是作为商人的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作了一笔赚钱的生意”（215）后的一个惯常表情，现在表示的不是当父亲的对由自己一手制造的女儿命运终于感到了自责和内疚，而是对女儿的回答感到非常满意。女儿的回答如父亲所愿，不必花钱帮助女婿渡过难关也就等于如同为自己赚了一笔钱——托马斯·曼的幽默笔触没有将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写得铜臭熏天，却纤毫入微地将他的金钱品位展示得丝丝入扣。“家族”和“公司”二字压到了生活中的一切的女儿，再一次“深明事理”，与父亲的商人属性默契配合，留给格伦利希的也就只有冷漠和无情。当然，对这个骗子也无人怜悯。父亲领着女儿走出女婿家门，走投无路的格伦利希气急败坏，对冬妮喊出了大骗子的内心：“去你的吧！你以为我是在为你哭丧吗？你这笨鹅？才不是呢，你弄错了，我的最亲爱的！我只是为了你的钱才跟你结婚，可是因为你的钱太不够了，你尽管回家去好了！我已经厌烦你了……厌烦了……厌烦了……”（228）如此声嘶力竭只是一种好笑的自我精神胜利法，无论怎样叫喊都无济于事。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警告格伦利希不要妄动，喝叫他：“克制着自己一点！向上帝祷告吧！”（228），也让人哑然失笑。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和格伦利希两人在冬妮第一次婚姻上的动机和行为应该是与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想到要向上帝祷告，是因为当女儿父亲的也要为自己寻找内心的一个安稳。虚伪的当然不是这两个人，而是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思维、习惯、伦理和道德。
骗子女婿破产事件，是小说中布登勃洛克家族朝着衰败方向下滑的一个明显点，是小说提示的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最近以来不得不遭遇的，为之“耗尽了心血”的“一连串不如意的事”（208）其中之一。尽管作为小说艺术结构的一个特点，作者把叙事视点主要是聚焦在了布登勃洛克家族家庭生活之内，对布家在公司经营上遇到的困难、麻烦、挑战和打击往往只是寥寥一笔作个简单的提及，低沉地限于点到为止，譬如只是提供一句：“参议刚刚到家，就受到这个一时震撼了他家业基础的打击，这就是使他一下子损失掉八万马克的不来梅破产案。”（203）或只是写道：“由于法兰克福市一家大公司的破产，却连累了约翰·布登勃洛克家一下子损失了大约两万泰勒的一笔巨款。”（437）仅此而已，但作者冷峻的笔调，还是让我们感觉到了“市民”家庭的社会生态正在不断遭遇恶化的情形。
我们看到，面对新的形势和新崛起的竞争对手，旧式商人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没有能力应对，所能拿出的对策是恪守前人留下的“白日精心于事务，但勿做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间能坦然就寝”的告诫之辞。诚然，这个布家人近百年来一直在操守的公司经营准则本身无可厚非，不劳指责；勤勉和诚信任何时候都该是商业场上出奇制胜、傲事群伦的法宝。不过，小说写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在这个时候能够想到的只是袭人故智，其意义更在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那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内向性稳定和守成的心态，守既成之业，按传统之道，视动为乱，衡变为害，对社会的变化既无思想上的准备，也不能随机应变主动适应，显然是已经僵化和板结，不可能有什么调适而更新。因此，我们看到习惯于生活在恒稳态思维方式中的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自然是不能够解释为何自家的公司业务“平稳得几乎停滞不前”（173）的时候，竞争对手的却能够蒸蒸日上这个问题，看到烦恼又无奈的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干脆放弃了对答案的寻求，听天由命，时常把“上帝”的名字叨念嘴里。对上帝的祈祷，此时已是死抱方制成规因循守旧的“市民”对现实生活无力把握和无力驾驭的表征。
[1] 傅惟慈先生译本中这句引语的后半句为“我想这件事靠我这样的家庭和家里开的公司一定能办得到”。托马斯·曼著作中原文是“das bin ich meiner Familie und der Firma schuldig”，意即“这是我对家庭和公司的责任”。
[2] 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和巴金《家》写的都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家族的兴衰史，基于这一点，有论者对这两部小说进行了比较角度研究，譬如，邵思婵著《<布登勃洛克一家>与巴金的<家>》，载《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第28-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