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明天

我家以前住在五楼,后来搬家,还是住在五楼。

在南方,六七十年代留下的老式住宅楼,多数都建到七八层。虽然没有决定权,但我总在心里暗暗谋划,住在三楼最好。一楼二楼太吵,看上去容易招贼,顶楼太高,又没有电梯,每天数着台阶爬楼,太辛苦。住在五楼,好像还凑合?在小区里占据一个中间偏上的位置,发呆的时候能盯着对面的楼,看看谁也趴在窗台看外面,数一数有多少人家在夜里亮着灯。

后来搬去另一个五楼,对面没有楼房,小区铁门外有一条小溪,被垃圾砌成了水沟,旁边有几户很旧的农舍没有拆掉,几乎就要倾塌的几根漆黑的木柱子撑着,里面早就没人住。于是窗外的风景便只有它们,看久了几乎像是在等待,等着有人来收拾这几间屋子,收拾那条水沟。

小时候住在小地方,却总盼着大事发生,从五楼搬到五楼,这种小事让我感到无趣,生活怎么一点变化也没有。

后来在北京,搬了几次家之后,竟然还是住在五楼。我很晚才意识到这个巧合,其实也没真的把它当作巧合,因为在巨型城市里生活,就像在远洋的深海里游泳,人没什么选择。五楼在这里根本算不上高处,绝大多数楼房都装电梯,每层之间的差距不过几秒钟。窗外也没什么景色,没人会在窗台上探出头,外面有人吵架、发酒疯,有狗乱叫,只需要在屋里咒骂。人变得迟钝、懒惰。我也不再像过去的我,一层一层去计较,去想象自己要在几楼。

再有清晰的楼层意识,是到《单读》工作以后。这座四层小楼躲在一个大院,一个国有单位的大院里,外墙覆满一层爬山虎,大门开在草丛深处,被一排海棠和一丛竹子挡着,初次来根本找不到,仿佛它真的在躲避什么。一楼是书店和咖啡厅,二楼是开放空间,做沙龙和展览,以前我来,通常匆匆就走,觉得这种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不适合逗留。直到后来,走上了“参观止步”的三楼四楼,坐进了这里的办公室,我才真正走入它的结构中。

一道楼梯贯穿了这座房子。一楼二楼的楼梯铺着木地板,到了三楼就换成了水磨石,墙面的颜色也有变化,楼下水泥的颜色裸在外面,楼上挂着海报和照片,把墙刷成了白色。楼道狭窄,只够两人过身,窄到不能像在电梯里那样对遇到的人无动于衷。也没有别的风景了,只有每层开一扇小小的窗户,在窗外攀爬的植物总是把天光拖拽到那点有限的空间里,交缠出各种出人意料的画面,天晴的时候比烈日诗意,雾霾的时候又比雾霾温柔。每天上班,我都穿过它们,走上四楼。

想事的时候,我就慢慢走,慢到足够看清墙上凸出的钉子,跨上每节台阶都像跨过一个难题。着急或者振奋了,就快走几步,甚至跑起来,别看只有矮矮四层楼,夏天时也能走得大汗临头。有时会突然被自己陷入这种旷日持久的重复吓到,有时又侥幸于在喧哗的巨变中,还始终拥有这上楼下楼的几分钟。

小时候的挑剔,对于变化、成就、一个更庞大的未来的渴求,好像直到这个新的常态的建立,才渐渐平息下来。四楼之外的生活如火如荼,我也投身进去,而楼里这条僻静的通道,日夜奔流,竟已过去四年了。

现在,我即将告别这段走楼梯上下班的时光。在《单读19》出版的时候,我们的编辑部应该已经搬离花家地,去往东风乡。这是我们在这座楼里制作完成的最后一辑《单读》。同事做了一张告别海报,我看他们用的照片拍的就是四层楼道里唯一的那扇窗户,那是我最喜欢的风景,我才想到应该在这本书里,为它、为这四年的生活写点什么。

《单读》是在这座楼里获得新生的。一开始参与进来,就像以前住在五楼向外看,它完全外在于我,好像一个更大更远的传统,需要去靠近,小心地揣摩。因为能力和经验的限制,以及对出版的敬畏,我和它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害怕冒进和犯错,很多想法都长久停在想象中。后来发现,这种安全感是虚妄的,它阻碍了真正的热情。在今天做出版物,如果不能提供独特的视角,不能提供人的温度,也就不再具有价值。自我必须作为原材料,投入进去,才能把楼道里穿过玻璃和植物到达我们身上的光影,传递给读者,让彼此感受到对方的感受。

我努力回忆这个过程里真正宝贵的、激发过我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些精致、浪漫的情绪,而是看起来难以忍耐的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是对价值观、风格、纸张、字词、标点符号等等事物的重复。一篇文章写完,就开始写另一篇,一本书做完,再做一本,这个夜晚过去了,明早起床会再迎接一个。就像爬楼。重复成了最好的镇静剂,推动着我,更准确地分辨出那些个人的、作者式的敏感,让它们沉默,而留下那些更能与人通约的部分,与人交换,被人说服,既妥协又顽强地,留在这栋房子、这个世界的内部。

这次我们以“未来”为题,也是从内部进入的。它不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预言,好像用些刺激的、炫目的、烟花般的句子,就能自带科幻片的效果,自动照亮人的前路,而是在想象未来之前,首先打破对未来的想象。

未来是一种幻觉,我们不因整体上的悲观而放弃它,也不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正活在兴头上就必须对它充满期待。更真实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处在同等的迷茫中。对未来失去追踪,某种意义上让人如释重负。那就更加热烈地了解过去吧。去反省,现在自己该做点什么。

我们在海边组织演讲,在文体上不拘一格,发表实验形态的小说,寻找新的写作者。捕捉那些不确定、未完成、新出现的事物,原本就是《单读》最迷恋的工作。它困难而易逝,琐碎又宽阔。它可能通向许多方向,而不只有未来一种。在那些模糊的、非线性的进步和实践中,未必会有某种新的价值横空出世,但有一些准则会被再次证明是不可放弃的,它们将穿越时空,被文学、伦理和人的情感所保留。

以前,我觉得自己面对不了离别这种煽情时刻,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接受它。成长带来的一个变化是,我们开始能够分清楚哪些是真正的离别,哪些是真正的痛苦。流浪的书店训练我们的敏感,而一次又一次重建《单读》的工作,让我们健康起来。能在这里工作四年,秘诀可能首先是忍耐,而不是什么坚持。也不是一段多么长的时间不是吗?走楼梯的故事,并没有让我从此相信人往高处走,它带来的真正的教育,是人不应该那么害怕爬楼。小时候的构想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不需要自己付出实际的努力,而未来之所以令人苦恼,在于我们并不舍得真正为之改变,世界的结构似乎已经闭合,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突破。其实未来也是一段可以度量的时间,到未来去的路程,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走更远的路,持续地做,来回地走,没那么容易看到终点罢了。如此一来,就不必再神秘化任何关于未来的讨论,未来并不遥远,明天就是未来。


撰文: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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