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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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着重了后来人的述说,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着重原书。诸君假如仅仅细心的读完了一部书,如《诗经》,或《左传》,或《史记》,或一大家的诗,都比读完一切近年来文学史的著作好;又如把楚词的章句故训详细校读一遍,自己会有一种见解,便也用不着别人的教科书。所以文学史之用,断不是以此代替读专书,恰恰反面,乃是刺激人们去分读专书的。不过,我们虽知道专书的研究是根本工夫,而但能分读专书不知联络的人,也常常免不了“鄙陋”,把这个名词翻成近代话,“乡下人气”。所见不广,不知道文学因时因地的变迁和联络,就要“坐井观天”了。讲文学史一科之意就是这样。

我们写文学史时,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诸史《文苑传》及其他文人传集起来,加上些别的材料,整理成一部郑夹漈所谓通志中之一志,这样子的一个“点鬼簿”,不是不可以做的,也可以做得很精细的。或者把各时代的文学评论集起,依时排列,也可成一部很好的记载。不过,我们觉得文学之任务当不止于这样编辑的工夫,我们现在的要求是以讲说引人作学问,不是修书。一时想到,作文学史应该注意下列三项工作。

第一,因为文学史是史,他和史之别的部分之分别,乃因材料不同类而分开题目去作工:要求只是一般史学的要求,方法只是一般史料的方法。考定一书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一个事件之实在,一种议论的根据,虽是文学史中的问题,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若是我们把时代弄错,作者弄错,一件事之原委弄错,无限的误谬观念可以凭借发生,便把文学史最根本的职务遗弃了。近代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开创于赵宋(说详后),近三百年来成绩很大,最近二十年中,尤有若干新观点,供我们这一项的考定知识之开拓。这一类的工夫是最根本的工夫,即是我们谈文学史的第一个要求,若这一条任务举不起来,其他的工作没有附丽的所在。

第二,我们看,若干文体的生命仿佛像是有机体。所谓有机体的生命,乃是由生而少,而壮,而老,而死。以四言诗论,为什么只限于春秋之末,汉朝以来的四言诗做不好,只有一个陶潜以天才做成一个绝无对偶的例外?为什么五言起于东汉的民间,曹氏父子三人才把他促成文学上的大体制,独霸了六朝的诗体,唐朝以后竟退居后列,只能翻个小花样呢?为什么七言造胎于八代,只是不显,到了李杜才成大章法,宋朝以后,大的流变,又穷了呢?为什么词成于唐,五季北宋那样天真,南宋初年那样开展,吴梦窗以后只剩了雕虫小技呢?为什么元曲俗而真,粗而有力,盛明以来的剧,精工上远比前人高,而竟“文饰化”的过了度,成了尾大不掉的大传奇,满洲朝康熙以后又大衰,以至于死呢?为什么屈宋词赋变到成了汉朝的大篇章之赋遂没有了精神呢?就是这些大文体,也都不像有千年以上的真寿命,都是开头来自田间,文人借用了,遂上台面,更有些文人继续的修整扩张,弄得范围极大,技术极精,而原有之动荡力遂衰,以至于但剩了一个躯壳,为后人抄了又抄,失去了扩张的力气:只剩了文字上的生命,没有了语言上的生命。韵文这样,散文也一般,详细的疏证,待“文体”一章说。这诚是文学史中的大问题,这层道理明白了,文学史或者可和生物史有同样的大节目可观。“把发生学引进文学史来!”是我们工作中的口号。

第三,文学不是一件独立的东西,而是时代中的政治、思想、艺术、生活等等一切物事之印迹。世上有限于一时代之文学,假如他里面的质料和感觉是只属于这一时的;有超于一时代之文学,假如他里面的质料和感觉是超于这一时代的;但断断没有脱离了时代的文学还能站得住。古文有脱离时代的要求,古文便没有生命。所以文学不能离其他事物,独立研究,文学史上的事件,不能离其他事件,单独推想而得。“灵魂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之全即是灵魂”。文辞中的情感,仿佛像大海上层的波花,无论他平如镜子时,或者高涛巨浪时,都有下层的深海在流动,上面的风云又造成这些色相,我们必须超过于文学之外,才可以认识到文学之中,例如屈宋文辞,出产于楚国的世代,汉朝词赋只是吴梁武帝诸朝廷的产品,齐梁间的文华形成俪体,北地的壮风振作唐代的文学。唐诗宋诗题目不同,唐诗的题目到北宋中期后进到词里面,而所谓宋诗者,另是一套题目;正因为唐代文人多是中朝闲散之人,或是持节大夫之客,所以除杜韩若干大家自己为自己作诗以外,多是寄托于卿相的华贵生活中之装饰艺术家。宋代文人的生活独立些,于是题目因生活而不同,感觉之界,因题目之不同而又不同了。又若很小的事,如读一首小诗,每觉映射世代之远大,即如唐人绝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唐时安西万里,征戍者有此情感,这诗自是最真的诗。设若在现在人作来,便全无意义了。又如初唐律诗,“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这诗正基于隋唐东征的事实,府兵家庭的情景,俨然画出初唐人的情感,题曰“古意”,实是今文。诸如此类,文情流变,与时代推移,是我们了解文学与欣赏文学中之要事。这是我们的第三要求。

现在不是著一部文学史,乃是把一部文学史事之卮言写下来,作我们后来回想的资料。中国古代文学史所包含的时代恰恰有无限的困难问题,非我们现在的能力所能解决,且现在我们所及见的材料正也不够供我们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我的“卮言日出”,非供诸君以结论,乃赠诸君以问题,有时或觉说的话仿佛徘徊歧路,毫无定见样的,这正因为我们不便“今日适越而昔至”。且把一切可能的设定存在心中,随时推端引绪,证实证虚。假如这些问题刺激得诸君心上不安宁,而愿工作,以求解决,便达到这讲义的目的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愿同勉之。

十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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