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大家
白石老人衰年变法
为纪念白石老人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北京于1984年初举办了白石老人藏画展览。孔圣云：“三十而立”，白石老人却从二十八岁起开始学画。孔圣又云：“五十而知天命”，而白石老人却是衰年变法，五十八岁后方称誉画坛。
白石老人是1917年五十五岁时到北京的。初在琉璃厂南纸铺挂卖画刻印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两元银币，比一般画家价码便宜。大概是白石老人所学八大山人冷逸风格，不为时人所贵，因而问津者稀，生活也很落寞。后来大画师陈师曾看他的画，特意到他住地法源寺访晤，劝他自出新意，变通技法，还题了一首勉励诗：
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业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君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我后来从《槐堂诗抄》里读过此诗。白石老人画梅原是取法宋人杨补之工笔技法，听陈师曾劝告后，才用写意笔法。待有长进，陈师曾又携带白石老人的画到日本举办二人合展，始而一举轰动中外，两人展品一销而空。法国也选了两人作品，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记得当时北京报纸披载，说日本人想拍摄两人作品及生活状况电影云云。
从此，白石老人享誉京华，外国人到北京指名买画，北京人也纷纷购买，卖画生意日益兴盛。白石老人因诗感歌：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来争夸。
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外都知老画家。
二人遂成莫逆之交。陈师曾对白石老人的画多有指正；白石老人亦无不接受，且常到陈师曾的书斋“槐堂”去谈论诗画，以至白石老人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之句。
1923年夏，陈师曾以四十八岁之壮年病逝于北京，中外咸为震悼。梁启超曾云：“师曾之死系中国文化界之大地震。”可谓入木之语。当时北京文艺界特在江西会馆举行追悼会，并展览遗作。会场上还悬挂着数百件挽诗挽联，我至今对白石老人的挽诗记忆颇深，如“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友寥寥心益伤”“此后苦心谁识得，黄泥岭上数株松”，大有再无知己之叹。及至后来读过《白石老人自传》，才知他对于陈师曾之死确是莫可名状、“异常空虚”的。鲁迅编《北京笺谱》收师曾作品颇多，在序言中亦力加推崇。足见大画师当年的地位和影响。
张大千二三事
国画大师张大千，四川内江人。其母曾友贞是一位能画剪花样的民间艺人，张大千九岁便随母亲学习花鸟鱼虫白描，后到日本专攻绘画，回国后在上海拜清道人李梅庵和曾熙为师，20世纪30年代曾在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授，与溥心畲齐名，有“南张北溥”之称。他擅长山水、花鸟、人物画。喜临石涛、八大山人、刘石溪、渐江的作品，并得其精髓。
抗日战争中，张大千一家为躲避战乱，曾在四川郫县太和场场口钟雨秋家大院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周围向他索画的人很多，他一般都婉言拒绝。只有一些和他较好的乡医和学校教员可以得到他的翰墨之宝。当地的恶霸势力很厉害，他不敢惹，大凡这些人开口要画，他都用一些翻印的画来应付。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当地一个叫钟向琼的舵把子养了一只鸦，深得张大千喜爱，因为这只鸦与众不同，一般的鸦都是黑色，而这只鸦却是白的，堪为稀世之珍品，于是张大千专门绘了一幅画，与钟交换这只白鸦。张大千得此白鸦，十分珍爱，经常拿它来写生。
距郫县大约几十里，有一个名叫邛崃的县城。有一天，张大千和一位朋友相约来到邛崃，路上把钱包给丢了，当时已是黄昏时分，一道去的朋友急得团团转，张大千却一点儿也不着急，他信步走进一家茶馆，找了空位坐下，要了两碗茶。又叫茶馆的伙计在炉灶旁边撮了一簸箕黄泥巴，端到他脚下。只见他抓起一小块泥团，在桌上来回地搓揉，继而又放在手里反复地捏，不一会儿，一个活灵活现的黄泥猪八戒呈现于眼前，遂引来不少围观者。这时，张大千对围观的人群自我介绍道：“我是张大千，在这里喝茶，手痒了，随便玩儿玩儿，哪位想捏自己的尊容，收费一元。”茶馆里的人一听说眼前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大画家张大千，又亲眼见到他当场表演的杰作，而且要价又不高，于是大家争着请张大千给他们捏像，不大一会儿，张大千就挣了几十块大洋，终于解决了食宿所需的费用。真是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天旱饿不死手艺人啊。
张大千在上海居住期间，为了生计一边作画，一边卖画，有时不得已，还要应市造些假画卖。有一次一个有钱人家装饰客厅，想在中堂布置一幅石涛的古画。这事被张大千得知，他暗地里打听到这家人中堂正墙的尺寸，于是连夜构思创作，经过几天几夜苦战，只见空蒙山色、烟云缭绕、水天一色，其笔墨雄健纵姿，又淋漓酣畅，一幅足以以假乱真的石涛山水画跃然纸上。经过精心装裱，便成了一幅待价而沽的艺术精品。
“某人手里有一张石涛山水画”的消息很快传到那个有钱人耳朵里，他几经转折终于找到了这张画，富人一见便爱不释手，拿回家一挂，长短大小真是服帖到家了，但是真伪难辨。他听说张大千对石涛画模仿逼真且很有研究，于是辗转找到张大千，请他鉴定真伪。张大千见了画后告诉他：“这画是假的。”富人怏怏。不几日，富人又听说，只因张大千想要，才谎说是假的，于是富人赶紧付款，将画买下。
“旧王孙”溥心畲
国画北派青绿山水正宗首座溥心畲已在台湾过世多年，偶于友人处见其画幅，想起曩昔他在京华时的一些逸事。
他名儒，心畲是字，别号西山逸士，书画常用“旧王孙”署名和印章。
何以号西山逸士？因其曾在北京西山戒台寺苦学十年，奠定了他一生诗、书、画的根基。其诗抑扬顿挫，真隶唐音；其画曾与张大千齐名，有“南张北溥”之誉；其书则行云流水，秀色可餐。如说诗书画三绝，可谓名副其实。
溥心畲祖父恭忠亲王奕黋，是清宣宗（道光）第六子。亲王有二子，皆封贝勒，次子载滢即是溥心畲的父亲。溥心畲与溥仪是同辈，不但第一个字都是“溥”字，而且后一个字都是“单立人”边，这叫带偏旁的亲贵，是近支皇族。他有一方图章，篆文是“旧王孙”三字。
溥心畲生母项氏，广东南海人，太医院官某女，邃于儒学，亲课心畲甚严。从溥心畲《自述》中可窥见一斑：“十七岁后，先师南归，先母项太夫人亲教读书习字。时居清河乡间，旧邸书籍皆荡然无存，身边只有听读之书数卷、《阁帖》一部、唐宋元明书画数卷而已。先母太夫人尽典卖簪珥，向书肆租书，命余诵读抄写，期满归还，再租他书。稍有积蓄，则买书命读。应用之书，先母自写一目录、次第购求。”最后写道：“余虽不才，而不知废学者，皆先母教诲也。”
宣统三年（1911），溥心畲入贵胄法政学堂，民国元年（1912）归并清河大学，嗣又并入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后，入德国之柏林大学。返国省亲，举行婚礼，再赴德读研究院，获天文学博士学位归。这时候溥心畲已经二十七岁了。按理说，学业有成，已成家该立业了，但是他的母亲却说：“汝以为今日读书已有成耶？须知此初步耳，更须积学博闻，多了利物济人工夫，或立言以垂诸世。”
到哪里去学？溥心畲毕章是“旧王孙”，自然想到戒台寺是最好的去处。戒台寺是大禅林中专门给和尚受戒的庙。光绪十七年（1891），恭亲王曾出资重修，作为他避暑修养的地方。奕黋爱听戏，当时之名优如谭鑫培、程长庚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奕黋死后，他的神主就供在庙中，等于他家的家庙。直到后来，溥心畲还经常怀念那里，其《南游集》中有《画戒台寺慧聚堂前古松》诗云：
踏月松坛迹已陈，白云一别几经春。
图成慧聚堂前树，似向青山忆故人。
据说戒台寺有一位湖南和尚永光法师（字海印），对溥心畲影响极大。该法师出于王闿运之门，专作六朝体诗，写一笔相当洒脱的字。“七七”事变前夕，溥心畲还将保存的法师诗集手稿，交琉璃厂文楷刻印，书名为“碧湖集”。另外，在其诗集《西山集》中，亦有《送海印上人归沩山》和《怀海印上人》等诗。
溥家住什刹海恭王府多年，20世纪30年代末，将府第售与天主教堂，迁居西郊颐和园介寿堂。
心畲事母至孝，“七七”事变前后，项太夫人病逝，为了表达哀思，他在项太夫人棺盖及前后左右四周用蝇头小楷精心写满金书经文。当时有外人前往吊唁，叹为稀有之文化珍品。
40年代前后，心畲居颐和园时，一心写画，很少外出。当时北京第一中学校长杨荫庆之女曾从他学画，两家有些过从。据说心畲喜食海参、熊掌等山珍海味，很少吃粮食。平日理发由当年北京绰号“烫发杨”之杨凌风专理，每次理发都派车进城接杨到颐和园。
家有侍妾李雀屏，聪颖秀丽，颇得他喜爱，常教以诗画。40年代中期，心畲的夫人病故，即以雀屏为继室。后来外间多知溥的继室崔屏，实为雀屏之改称。
日伪时期，他曾为友人写条幅，文为：
云散西寒月，清秋万里情。
桑干飞百练，不见范阳城。
大漠殊风雨，神州尚甲兵。
望山连易水，慷慨吊荆卿。
当时百姓处于敌寇铁蹄下，心畲有此诗句，亦属有心人矣。
1947年，心畲偕雀屏及女儿共三人南下宁杭等地游览。后来据说他在杭居住处的一名交际人员偕雀屏母女潜逃去香港。这一家庭巨变，对年将花甲的心畲来说，确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只好跟踪追找，求得珠还合浦。据说临行前，赠给友人诗句，有“孤云飞不定，落叶去无踪”，隐藏他无可奈何的彷徨心情。
黄宾虹铮铮铁骨
旧时上海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横行霸道。黄宾虹一日上街，见一外国流氓欺侮一老伯。他虽为文人、画家，但平日运腕之余亦习武，练就一身好拳脚及剑术。此时他挺身相救，抡起铁拳怒斥外国流氓。围观的同胞亦齐声喊打来助威。外国流氓见势不妙，抱头鼠窜。事后，黄宾虹撰《自强救国论》一文即是有感于此而发的。
他看到，有的打着“学者”招牌的外国盗宝者趁中国贫弱内乱、法纪不张、惧怕洋人等积弊，肆无忌惮地剽掠中华古文物，以至于龙门、敦煌等地的宝藏无不遭毁损，黄宾虹忧伤不已，作漫画描绘这帮窃贼的无耻嘴脸，投寄高奇峰、高剑父主办的《真相画报》发表。
黄宾虹一向痛恨弄虚作假的坏风气。他后来任上海著名出版社“神州国光社”美术编辑。当时不少伪造名家字画的古董商，常利用报刊吹捧炒作，弄虚作假，牟取暴利。一次，日本某“学者”托人送来两幅伪造的明代山水画（李在的《桃源图》、杜堇的《溪山烟霭图卷》），并以优厚的报酬引诱编辑人员，以求发表。编辑部有人见利忘义，竟一口允诺。黄宾虹板下面孔说：“此事有伤国体，不能去做。朋友们若生我的气，只好忍痛割席！”由于他义正辞严，日本人的阴谋终未得逞。
抗日战争中，黄宾虹全家困居沦陷了的北京。尽管生活窘迫，他也绝不事日伪。伪文物研究会推举他为美术馆馆长，他坚辞不就。日伪操纵的美术界为他举办八十大寿庆寿会，他也拒不赴会。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醉心于明代忠臣黄道周的爱国诗歌和南宋人的爱国山水画之中，不禁神游粤、桂、荆、楚的壮丽河山，以寄托对抗战大后方的思念和希望。他还常对家人吟咏陆游的诗句：“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坚信中华民族不会亡！并以画家的口吻发出“青山则无衰老可忧”的心声。
一次，他经过长安街，目睹日军在新华门耀武扬威，不禁心中如噎，归家即挥笔作《黍离图》，画中玉黍一枝独秀，坚石、梨花以作陪衬，并题诗道：“玉黍离离旧宫阙，不堪斜阳伴铜驼。”此作借用《诗经·黍离》之典故，寄托了触景伤情、怀念故国的情思。后来被收入近年出版的图文并茂的大型图书《中国名画鉴赏辞典》，足见其不朽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何香凝的绘画生涯
何香凝，原名何谏，又名何瑞谏，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她与廖仲恺结婚，后赴日本留学。光绪三十一年，加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目白女子大学求学期间，她求知若渴，课余时间每每向朱执信学数学，向胡汉民学《史记》，向廖仲恺学《汉书》。
半年之后，她因胃病休学。一天，闲来无事，便信笔画了窗外风景。凑巧，孙中山来到她跟前，发现她的绘画天分，便对她说：“要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需要起义的军旗、安民布告和军用票证的图案，这些都需要把它画出来。”
由于孙中山的启发引导，此后，她改学美术，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转入日本东京本乡美术专科学校。既学山水花鸟，又学狮虎鹰隼。由于刻苦习练，绘画水平迅速提高。她画的狮虎斑斓彪壮，气吞山河，她画的梅树冰姿玉骨，傲雪凌霜。
这期间，她的作品《雄师西顾图》，曾受到朱执信赞赏。还有一幅《猛虎咆哮图》，是绘赠黄兴的作品。辛亥革命爆发后，她为革命军设计了军旗图样。民国十六年（1927），她出国赴巴黎，以卖画自娱，“亦以备将来为换米之资”。
“九一八”事变后，她从法国返回上海，为抗日战争筹集军费而作画，并与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组成“寒三友社”。这一年12月，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她不但捐出了早年赴南洋群岛及菲律宾时靠卖画为广州仲恺农工学校筹集的全部资金，还将自己历年留存及友人捐赠的画和墨宝也全部变卖出售。此外，她还向北京、广州等地书画家征集书画一万五千余件，与郑洪年、叶恭绰等二十余人共捐款项近一万八千元。本人为中国抗战捐款总额共有数万元之巨。
20世纪30年代初，她画古梅，经亨颐画雄松，陈树人画翠竹，于右任作诗题款，遂成《岁寒三友图》。三十年后，时届八十岁高龄的于右任偶得该画，不胜慨叹，欣赏之余，发现诗中一句漏写一个“时”字，因而补书，并赋诗二首：
三十余年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
于今回念寒三友，泉下经陈知不知？
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
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于右任辞世后，唯一健在的何香凝见到于右任的诗，回忆往事，亦感慨万端，遂用原韵作奉和诗三首：
青山能助亦能界，二十余年忆此诗。
岁寒松柏河山柱，零落台湾知未知？
锦绣河山无限好，碧云寺畔乐同游。
驱除美寇同仇忾，何事哀伤叹白头？
遥望台湾感慨忧，追忆往事念同游。
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渡白头。
画坛寿星朱屺瞻
一代画坛寿星朱屺瞻于1996年4月20日在上海华东医院辞世，享年一百零五岁。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称赞屺老的人品是“为人率直、做事顾人、图画从己”。
屺老，原名朱增钧，生于清末光绪十八年（1892），江苏省太仓县浏河镇人。祖父两代，均为当地著名儒商。光绪二十六年，母亲病逝，他不思饮食，终日伏在母亲遗像前恸哭，家人解劝不能止。塾师童颂禹为自己学生的孝心所感动，不禁即兴诵读《诗经·卫风》：“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遂为他改名为屺瞻，以寓恋母孝情。数年后，其父亦去世，屺瞻哀从中来，含泪复诵《卫风》：“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因又取号“二瞻”。他深深怀念父母双亲，说：“父生我兮，母育我兮，老当由我赡养，现今两老驾鹤飞去，我惟能终身瞻望远天，永瞻在心！”
他幼时读过五年私塾，塾师童颂禹教学之外，喜画兰竹，暇时他亦模仿作画，偶被发现，常常受到称赞。十七岁时，考入上海实业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学工程课外，仍致力作画，该校学监唐文治是其表叔，精小学通画艺。偶见其作画，非但不批评，还指点道：“写字作画，点画皆须着力，切忌浮滑。”成名之后，每谈及成因，他常对人说：“我一生以画为乐，皆因发蒙时侥幸，幼时受父亲影响，少时得到塾师勉励，青年时受表叔指点，没有这种种良机，我无法成为画人。”
民国元年（1912），他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发愤以笔作枪，描绘战场烽烟，创作了不少揭露日军暴行、歌颂抗日爱国志士功绩的油画。并在美专同事、学生的支持下，举办了《朱屺瞻淞沪战迹油画展览》，观者问及展出感想，他义愤地说：“我一直以画作乐，这回是用画解恨！”
其时，他的故乡江苏太仓浏河镇，远离都市喧嚣；他常在故居书斋以画会友，或愤议时事，或论艺作画，互相砥砺，以示节操。“八一三”事变后，浏河镇成为日军登陆处，其故居被毁，遂清理瓦砾围成一个园子，将日寇炸弹坑拓展为池，名为“铁卵池”，以记日寇罪行。
当时，他还在园内种梅树百余株，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梅花草堂”，画友来聚，他皆索画梅花，并说：“我爱梅花，由于它有傲骨，隆冬腊月，它对冰雪笑颜冷对。人就应有梅之骨气，越是艰难，越要坚贞。”借梅喻志之举，深得友人响应，不少画友从外地寄来题梅画幅——齐白石、汤完之、吴湖帆、白龙山人、黄宾虹、丁辅之、沈尹默、陆俨少、应野平、谢稚柳、贺天健、唐云、程十发、亚明、宋文治、赖少其、刘旦宅等都先后以其梅花草堂为题绘出精品寄奉。
抗战胜利后，他对达官显贵的宴请一概回避，却热心参加画友组织的画社。潘天寿、诸闻韵召集的“白社画会”，徐悲鸿、江亚尘组织的“默社画会”，陈树人、何香凝、黄宾虹组织的“力社书社”，都时常有他的身影。
国画大师潘天寿
在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浙江宁海、杭州和北京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还特意参观了遗作展。
潘天寿出生在宁海一个偏僻山村里，幼年只读到高小毕业，祖父就因为负担不起学费，要他回家种田。幸好有老师与亲友的说情和接济，祖父才同意他报考免费的浙江第一师范。两年后，他的同乡柔石（当时名赵平复）亦入学。这两位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青年意趣相投，交情甚笃。他追随李叔同、姜丹书研究书画，柔石加入潘漠华、冯雪峰组织的进步文学团体“晨光社”学习写作。1920年，潘天寿就要毕业了，两位学友依依难舍。潘天寿为柔石作焦墨山水两帧，一帧为《疏林寒鸦图》，画的是三丛疏林，寂寞而荒寥，几点寒鸦远近遁飞，抬头题款为：“疏林烟光点寒鸦，已属凉秋时矣”；另一帧为《高山古寺图》，画中高峰突兀，烟树迷离，歪斜古寺隐于山坳，左边题款为：“晚山闲打一疏钟。民国九年，天授作于杭州”。画中所署“天授”即潘天寿。他在1922年以前所画作品均署此名。据考查，这两帧画是潘天寿现存最早的两幅作品。
在浙江一师求学期间，目睹才华横溢的李叔同避世出家，又看到深孚众望的经亨颐校长因支持新文化运动而被免职，更由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过后中国仍处在一个“夜正长，路也正长”的黑暗时代中，年轻的潘天寿心境十分凄凉。这两幅画中表现出的迷茫、寂寥境界，正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反映。
1923年，潘天寿先后结识了王一亭、黄宾虹、吴昌硕等著名画家。吴昌硕曾以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相赠，并作长古《读潘阿寿山水障子》诗，对他特别器重并给以勉励。
潘天寿的大作，特别是他晚年造诣极高的一些代表作，一般都以“雷婆头峰寿者”落款。原来，雷婆头峰是潘天寿宁海家乡村庄附近的一座小山。此山源自天台山脉，距村约五六公里，海拔四百六十多米，相传雷婆婆曾在此降妖伏怪而得名。潘天寿在家乡度过青少年时代，他和伙伴常去雷婆头峰踏青游玩，家乡的青山秀水哺育、熏陶了他的艺术灵性，他曾风趣地说，他就是雷婆头峰的一块石头，不言而喻，以“雷婆头峰寿者”自号，寄托着他热爱故乡的深挚感情。潘天寿的这一大号，也体现了他山一般的坦荡胸怀。画坛师友都赞赏他的画具有一种别人无法相比的“气”，许多一流画家在潘天寿的作品面前总觉得自己的“气”不如潘先生足。有一次，一位学生作一张画，平平板板，大家都认为不行，他自己也画不下去了。潘先生一到，大家让潘先生看看，他提起笔从右上到左下拉出一条枯湿浓淡变化丰富又极为老辣的线条，一根老藤上下贯串。顿时这幅画就救活了，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潘天寿作画就是大胆泼辣，而且特别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绘画艺术的特色。
忆半丁老人
誉满海内外的大画家陈半丁已过世多年，他的作品迄今犹为人们所珍视。20世纪40年代，我曾与他有过交往，当时他住北京地安门米粮库胡同。记得他的住所，一进门迎面是山子石，院落松林成行，清幽雅静；地面除种植花草外，还种了一些老玉米、白菜、萝卜等；红砖砌成的小楼，为半丁老人安憩及作画之处，据说以前胡适之曾住过这里。
半丁老人喜戴小帽头，穿坎肩。他虽离开原籍浙江绍兴多年，但仍有故乡口音，与人谈话诚恳亲切，待客从不虚伪。1906年，陈半丁定居北京。翌年，经画家金北楼介绍，赴肃忠亲王善耆府中为吴柳堂侍御史画像。善耆以陈半丁言近旨远、才识卓异故，待之为上宾，且许以官职。面对王爷的封官许愿，陈半丁莞尔辞谢，其视乌纱如粪土，对艺术事业无限忠诚的情愫和清贫自守的精神，令人钦仰！值得一叙的是国人画展系由他开始的，那还是肃亲王在旅顺生病时，他在大连开第一次画展。当时盛况空前，报纸刊登，不少人喜看半丁老人作品，终日在展室盘桓不去。
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适老人正对两位弟子张爱林、尤元曲讲授书画。老人曾对两徒说，孔子教子路收，教颜回放，即所谓因人施教。爱林没临过帖，写出字来居然有意思，这是有天分，但今后须收，不可再放。元曲临帖时间太长，写出字来，无时不在自拘自谨，所以今后须放，不可再收了。老人说，作品拿出来，即使不比人家强，至少自己也要不惭愧，才可以谈得到开画展。老人坐在一张古老大沙发上，对两个弟子越讲越精神；谈一阵话，喝一阵茶，走到墙边看一阵悬挂着的明清名画。这两位弟子当时年约二三十岁。听说元曲画展，多半是半丁老人在画上为之题字。开画展事先必须征得半丁老人的同意。
还记得和老人谈到艺术时，老人说，随便抹两笔的，哪里就算得上艺术？艺术范围太大了，就连建筑制造乃至枪炮子弹，全是艺术。绘画不过是文人余兴，课余爱好，往清高里说，也不过是一种高尚的玩意儿而已，像我这简直谈不到艺术。当初，学画的人没有现在这样多；那时印刷品缺乏，轻易见不到参考资料，向人借用完了一还，仍然莫名其妙。因此为了学画方便，就成立个社会团体，此即艺专的前身。老人还说，一群学生学画，叫他们都学我，这个不妥当，就如同唱戏，他是旦角的嗓子，绝不能因为和我学而唱老生，所以与我不相近的我不教，不能让人家费力不讨好。
半丁老人还说过，三年出个状元，可是三年出不了名画家。有天分也要用功，我的男孩女孩都能画几笔，但不用功就不能成功，这可不是世袭，我绝不勉强他们。
许多人不知道半丁老人原来的名字，他原名陈年，字静山。因是孪生，故以“半丁”为号。他不但能书会画，而且还长于治印。
半老性情耿介，从不屈服于邪恶势力。北京沦陷期间，日伪政府多次聘请他任职，均遭拒绝，宁可受穷吃“混合面”，也不失民族气节。1947年，某官僚登门求画，他以树林为背景，在其下画了个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物，并题词曰“上有魔王下有麺”，对当局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半老的傲骨，亦每用石印形式表现出来。其一印刻有“不使孽钱”四字，言其拒收不义之财。另一印曰“清风明月是家传”，堪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的高人雅士。
半老的傲骨，最终要了他的命。“文革”前夜，他因未在康生面前胁肩谄笑而得罪了这个阴谋家，于是被打成了“黑画家”，天天挨批斗，每月仅领二十六元生活费。病危时，家人用婴儿坐的小竹车送他去人民医院抢救，因医院拒绝治疗遂含冤而死！
百身何赎一少梅
世界著名收藏家、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曾收藏过陈少梅的画，听说在他访华时还曾专门向周恩来总理询问过陈少梅。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巨型画册《陈少梅画集》，由赵朴初题签，启功作序。陈少梅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代巨匠，有人把他与张大千、溥心畲、金北楼并誉为“民国四大画家”，可见他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不同凡响。
陈少梅系湖南衡山人，名云彰，字少梅，别署升湖。少梅幼承庭训。其父陈嘉言先生为光绪己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晚年归故里主持衡阳书院（船山学社），曾支持何叔衡、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嘉言先生为湘省名士，少梅垂髫时从习诗文书法。少梅画品高标古雅，傥然不群，盖得于家学风范、诗画书香。十五岁时知遇于清末民初画坛巨擘金北楼，为金关门弟子，并入金所主持之“中国画学研究会”，因其年龄最小而画品最高，故被会中名流耆宿誉为“神童”。金北楼称其“前程无限”而为其取号“升湖”。次年入名噪一时的“湖社”。1930年陈少梅画作参加比利时建国百年纪念国际博览会，并荣膺银奖，斯时年仅二十一岁。同年主持湖社天津分会。
陈少梅弱冠出道，壮年大成，以其独具风神、智睿超凡的画风彪炳于中国画坛，堪称不朽画笔，今犹以其流风遗韵享誉后人。书画大家启功先生曾云：“我比少梅先生仅小两岁，但学画时，望先生的作品，已如前辈名家，可见他的成就之早。”（《陈少梅画集·序》）启功先生还云：“其纸不过三十年，其笔则三百年……所著者音徽往矣，百身何赎！”董寿平盛赞其“艺显千秋”。其他画坛大师前辈则以“当代唐伯虎”“唐寅以后第一人”“马夏再世”盛赞之。
陈少梅擅人物、山水，工写兼能，是近百年画坛上继承和发展北派画风取得最高成就的画家。从陈少梅的画品中可窥唐伯虎、仇十洲的清俊秀逸；亦含浙派吴小仙、戴进等人的生动滂沛；溯源而观的则是南宋马远、夏圭的风骨。陈少梅的《西园雅集图》堪称工笔山水人物中的罕见精品。他的老友王颂余教授曾云：
陈少梅以用色淡雅见称，即使画重彩青绿山水，也显得那么清灵透亮，一点火气也没有，这是很难做到的。他是怎样画的，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如果能把他这一技法弄清楚，对于画界无
疑是很大的贡献。
陈少梅不仅堪称画坛巨匠，亦为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的夫人、学生冯忠莲女士是当今著名的临摹专家。另一弟子邵英（现居美国）曾以《说佛图》荣获国际美术大奖。其他当代著名国画家王叔晖，刘继卣、黄均等，皆曾入其门墙。
惜乎天公忌才，陈少梅于1954年以四十五岁之华年猝逝。诚如古人江淹所叹：
自古皆有死，
莫不饮恨而吞声。
少梅之早凋每令知者扼腕。启功先生“音徽往矣，百身何赎”之叹，道出诸多画坛前辈的心境。至今颇多画坛前辈谈到少梅英年早逝，仍摇首叹息。倘天假以年，少梅当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画像大家蒋兆和
蒋兆和先生是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的画家，他长于画人像，是写生的妙手。尤善于随地取材，随时着墨，只用一枝笔，一方砚，在一张素纸上，一小时之内，便可绘成一幅生动感人的画像。在四十年前，曾看到他的不少作品，出现在笔下的，都是一些旧日京师社会底层的人物，如街头的洋车夫，换“取灯”（即火柴）的老妇，拾煤核的幼童，还有《旗人末路》《小家碧玉》等。有的还在画上题诗两句，如《小家碧玉》画的是一个少女低头刺绣，蒋先生画毕题诗两句：“对门女儿才十五，日日学绣嫁时花。”从他的笔下画出的人物可以看出，他不仅画得姿态酷似，而且画出了人物的内心境界。当年有人看了蒋先生的画，很受感动，并且赞美他说：“这是天下人画天下画。”
蒋先生早年并不卖画，所以也一直没有“润格”。还记得有一次，三五知己在东城竹杆巷三十四号蒋先生的寓所相聚，席间征得蒋氏同意，为他定了一纸普通“润格”：每速写一张五十元，精绘加倍。
蒋先生当年曾有过一次惊险的遭遇，那时他与青年会干事舒又谦等人常相往来。在蒋先生三十九岁那年的春天，应舒又谦的邀请，连同友人杨轶厂、赵希孟、蒋汉澄、李进之以及青年会会员赵梅痕女士等，同往颐和园春游。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几个人来到颐和园，且谈且游，信步来到石舫，举目远望，碧波荡漾，春意盎然。在昆明湖里，扁舟几叶，荡漾其中，颇增游人豪兴。于是舒又谦倡议，七人购票登舟，向湖中小岛上的龙王庙划去。不料刚到十七孔桥下，陡然狂风大作，船身左右摇动。蒋氏笑着说：“现在有两蒋（指蒋兆和与蒋汉澄，谐音桨）在此，不要怕。”舒又谦说：“古诗有云：‘双桨风横人不渡，翠楼依梦可怜霄。’”但话音未落，猛一个巨浪打来，舟覆人坠。附近游人即时抢救，将蒋兆和先生及蒋汉澄、李进之、赵梅痕等四人救护上岸，舒又谦等其余三人则未救上来，直到晚间，才打捞到他们的尸体。蒋先生遇险迄今已有四十年，每一回忆，犹有余悸。
晚年蒋先生的画笔更加苍劲，有人自北京来，谈及两三年前，见到蒋先生所画曹雪芹像一幅，在历史博物馆展出，备受称道。
养虎画虎张善孖
正如徐悲鸿爱画马，齐白石爱画虾，李可染爱画牛一样，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孖一生中最爱画虎。因此他自号“虎痴”，时人皆称为“虎公”。
说起张善孖画虎来，曾经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那是1922年，他画了一张虎图，标明售价一千二百元，这在当时是笔了不得的巨款，因而引起轰动。但人们观后，大失所望，有人毫不客气地说，他画的不是虎，而是猫。此话流传开来，遂有人戏谑地称他为“张猫猫”。此事给张善孖极大的刺激与启发，他决心下功苦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张善孖的画虎艺技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在阆中县锦屏山画了两块虎碑，系单线白描，线条刚劲，气势雄伟，分别命名为“上山虎”与“下山虎”，并各题一首诗。前者写道：“眈眈虎视遍东西，瓜豆河山在眼中。狮睡至今犹未醒，将来谁是主人翁？”后者写道：“天地英雄气，只在此山中。循环不可测，林暗草惊风。”画下镌有张善孖的名言：“一钱不值，万金不卖。”这两幅虎画与诗作，应该说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地步。然而张善孖认为单线白描，还不能反映出国画的笔墨层次和用色丰富。以后他在研究古人画艺中，受五代画虎名家厉归真遁入深山观察活虎之事的启发，决心养老虎，以入画图。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张善孖曾卜居于苏州网师园。就在他网师园的居所，他养了一只斑斓猛虎。提起这网师园非比寻常。苏州本来就是个美丽的水乡，李绅曾有诗云：
烟水吴都郡，阊门驾碧流。
缘杨浅深巷，青翰往来舟。
那里著名的园林很多，是一些著名园艺家的精心杰作，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说。网师园正是苏州的一座名园。
该园始建于南宋，初名渔隐园，到了清初，一位姓宋的退休官员成了此园主人，改名网师园。园的面积不大，但布局精巧，结构疏密得当，亭台楼阁，花木山水分布独具匠心，在苏州园林中堪称上选。
张氏豢养的虎，来自江西。一位军官到山中狩猎时，发现了一只小乳虎，就把它带回来。善孖听说以后，把这只小虎讨来，带到了南京。那时，善孖正住在苏州网师园。从南京到苏州有火车可达，可是，火车可运马、牛、猪、鸡等，却从没有运载过老虎。幸而乳虎尚小，于是，制作了一个小笼，把小虎当作小犬带到了苏州。
有了这只虎，张如获至宝，每天观赏临摹，他把为虎写照的十二幅画题名为“十二金钗图”，请他的老师曾农髯为该图题诗，之前，曾说，我从来不喜欢给闺中小姐们题写什么诗词。张善孖说，哪里是什么闺中小姐，是老虎啊！及至打开图画一看，果然是十二幅兽中之王，赫然在目，于是援笔题之。
善孖不仅善于画虎，且善于画伏虎。在网师园中，本来备有关虎的笼子，但那虎却经常漫步于园中。当善孖眠于床时，虎则蹲卧榻侧，守候在善孖身旁。如有客人来访，善孖也带着老虎去迎候客人。客人可以用手去抚摸虎，虎也如一只小猫一样，去接受客人的爱抚。有一次叶恭绰氏来访，善孖携同老虎接待，并同拍了一张照片，张氏称此照为“三虎图”。
一次，张善孖带着老虎去苏州的北寺拜佛，该寺门槛特高，老虎出门时跌跤伤足，从此不良于行，半年左右，老虎死了，张善孖为之悲痛过甚，大病一场。但是通过对虎的观察，使他画艺大增。在中国画界中，张善孖称得上是驯养活虎以作画本的第一人。
1934年，张善孖与张大千在北京举行画展。张善孖展出一幅丈二巨虎，名《黄山神虎》，为非卖品，经多方说合，最后被宋哲元以二千块银圆购去，此事震动了全国艺坛。江东杨云史曾有诗赞张善孖之虎画曰：
画虎先从养虎看，张髯意态托毫端。
点睛掷笔纸飞去，月黑风高草木寒。
自此画界中不少人称他为“张老虎”。
1935年，友人吴宗信在贵州捕得乳虎相赠，张氏兄弟从此常在网师园内，命“虎儿”做出各种姿态，对虎写生。张善孖通过长期的观摩与苦练，虎画已烂熟于胸，信笔涂去，即能将山大王的各种雄风表现得惟妙惟肖，形神兼备。陈三立曾有诗赞张善孖《养虎图》曰：
二张画笔冠时名，画虎兼资养虎成，
视以善心无异类，愿推仁术问苍生。
虚怀若谷丰子恺
丰子恺是中国著名美术家、文学家和翻译家。青年时期到日本学习绘画，回国后介绍外国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与李叔同、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一起，为发展中国现代美术作出了贡献。
丰子恺平日作画，坚持写《画师日记》，严格要求自己，善于听取他人意见，他常说：“赞美的话不足道，批评的话才可贵。”在他毕生的绘画生涯中，虚怀若谷的故事很多。
早年，他曾画过一个人牵着几只羊，每只羊的颈上都系有绳子。画好之后挂在墙上，正好被家里帮助挑水的青年农民看到了，于是笑着对他说：“牵羊的时候，不论几只，只要用一根绳子系着头羊，其余就会跟着走。”他听后恍然大悟，于是对人说：“看来要画好画，不能光凭想象，必须仔细观察事物，还应该多向有生活体验的人请教。”
有一次，他到家乡嘉兴烟雨楼去玩。忽然听到邻座有几位游客提到他的名字，他急忙闪身躲在茶客背后，“偷听”大家的议论。其中有个人说：“丰子恺画的人真怪，有的没有五官，有的脸上只有两条横线。这难道算是时髦吗？”其实这是受日本画家影响，叫作“有意无笔”或“意到笔不到”。但他还是倾心听取了那位茶客的意见，从此在人物的刻画上下了更多的功夫，注意通过生动的姿态来表达没有五官的面部表情。
在抗战期间，他全家西迁贵州遵义，寄居在郊外的罗庄。有一天他到庄外田野中散步，走累了坐在一条石凳上歇脚。不一会儿，一群人路过也坐下闲谈。其中一人指着他家说：“你们知道吗？丰子恺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这一来大家便纷纷议论起他的画。他听后立即把头伏在膝上假装打瞌睡，深怕被他们认出来。过客多数都是赞美的话，什么“独具一格”啦，什么“中西合璧”啦，什么“闻名中外”啦。唯独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我总觉得丰子恺画的背景比较单调，每幅都差不多，再说他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几幅画，人物穿的是内地服装，背景却是江南的。看来他画惯了江南山水，对内地的山水是画不来的。”议论者无心，听者十分留意，他听完后回到家里，将批评者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画师日记》上。
此后，他便经常到郊外去写生，有一次他竟远足金鼎山，在一座寺庙里寄宿了六七天。他每天仔细观察寺院周围起伏的群山，认真写生，将当地的山形水色，一一记入画册。他后来画的《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蜀江水碧蜀山青》《蜀道难》等画中的背景，就是从这次实地观察和写生中所得到的实际体验。
他的漫画寥寥几笔便能使人物栩栩如生，这与他十分重视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分不开的。为了记下观察所得，他随身总是带着一本速记本。利用这种自制的小本，他把捕捉到的可以入画的每一个场面都画下来。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画竹圣手柳子谷
绘画史上，生前无名，死后扬名；或生前名声显赫，死后即被淡忘的画家可谓不乏其人。然本为杰出画家，由于一生前后命运反差巨大，前半生潇洒辉煌，后半生却冷寂无名，这种现象则实属罕见。据我所知，柳子谷就是这“实属罕见”中的一个。
柳子谷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坛上最为活跃的画家之一，曾与徐悲鸿、张书旂齐名，时有“金陵三杰”“画竹圣手”之誉。50年代始，由于历史原因，他被时代所遗忘，几近销声匿迹。所幸的是，柳子谷晚年迎来了盛世。在他去世十年后，他的艺术成就终于为这个曾将他忘却了的时代所追认。
1901年柳子谷出生于江西玉山县一个书香世家，四岁随父习文并自学绘画，十五岁便以工书善画闻名乡里，后赴南昌求学，二十三岁考入上海美专。1926年冬，柳子谷提前毕业携笔从戎，在北伐中作《雪中从军图》，深得胡汉民、林伯渠赞赏。林伯渠在其画上题诗赞曰：“万里长征人，怀才意不薄；于斯风景中，合赋从军乐。”次年，北伐夭折，子谷退出军旅定居南京。随后几年，他埋头绘画，屡有作品展出，渐为社会瞩目。这期间，他应徐悲鸿之邀多次去中央大学讲学或作画示范；出任南京美专国画系主任并常回母校讲课；积极参加赈灾义卖；先后创作了以讴歌民族自强和反映底层民众疾苦为主题的画作：《水灾图》《流民图》《戚继光抗倭》《梁红玉击鼓抗金》《还我河山》等，引起强烈反响。
1934年柳子谷在南京举办首次个展，轰动京城。每天观众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高剑父、张大千、梅兰芳专程从上海赶来；柳亚子、何香凝、叶楚伧、冯玉祥等社会名流也都纷沓而至。参观者对柳氏画作无不叫绝。对此，有报道称：“子谷作品，见者赞美，自党国要人、艺术巨子及骚人墨客，交相称赞。”林森不仅亲临购画还题赠“驰誉艺林”；蔡元培、何应钦、罗家伦、朱培德等均当场选购画件；孔祥熙除私人定购外，还商得柳君同意，将标有“非卖品”字样的《灾民图》购去。其实，当时柳子谷对这幅非卖品实不舍割爱，后经陈布雷说项，得知孔买画是为赈灾用，这才忍痛答应。
画展上，文人学士对柳子谷的画艺好评如潮。陈树人赞之为“六法粲然”。张书旂则云：“子谷作品，气遒韵举，风力顿挫，银钩铁划，森森然，非深得正宗精华者，曷可臻此。”徐悲鸿尤其喜爱柳子谷的《雨竹》，称其为“画到濛濛翠欲滴，先生墨妙耐寻思。”于右任看了柳子谷的画后赞叹至极。他针对当时国画不甚景气的状况，当即挥毫写道：“子谷绘山水人物花鸟兰竹等物，理法、技巧、意境均能得心应手。识者谓，可起近代之衰，诚非虚声！”
这次画展，使柳子谷一举成名。次年，他在上海又举办第二次个展，盛况更是空前。报道称：“观者人山人海，几有人满为患，可谓打破本市以前个展之纪录”“为数年来沪市画展所未见”。由于观者踊跃，展期只好延长两天。画家胡藻斌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到上海两年多，个人画展看得不少，伟大者只是柳一人；作品之多量和整齐，亦只柳一人；在展览中订画者之多，亦只柳一人。”
柳子谷不仅画好，人也好。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工人、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高潮。在白色恐怖中，大批共产党员、革命青年被捕入狱。柳子谷便利用自己的艺术声望，想方设法予以营救。多年后，《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称之为“革命老人”的张纪恩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子谷先生当初挺身而出的凛然正气，仍感怀至深。
1936年，柳子谷与韦秀菁在南京中央饭店举行结婚典礼。经亨颐、邵力子为证婚人。在友人热情操办下，婚礼隆重而典雅。礼堂四周挂满了名人字画。徐悲鸿送的《双骏图》，上面题有“河山无限好，双骏任驰骋”；张书旂赠的《樱花白头》，题曰“白头长春”；另有经亨颐的《水仙竹子》，题曰“坚贞风格，神仙眷属”；陈树人的《兰石》，题曰“如石之固，如兰之馨；天长地久，结为同心”。此外，刘海粟的《荷花》，汪亚尘的《金鱼》，吴青霞的《双雁》，谢公展《菊花》，胡藻斌的《鸳鸯》等都系名笔杰作。于右任、蔡元培、柳亚子、叶楚伧、罗家伦等赠的贺诗，犹如锦上添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婚礼书画展”，一时传为美谈。
1937年，张治中当了湖南省主席。面对贪官横行、匪患蔓延、民不聊生的情状，张治中忧心忡忡，决心从“治吏”下手改革弊政。于是，他大刀阔斧撤换不称职官员。一个偶然机会使他获悉柳子谷为避战火此刻已从南京返回江西故里，并有意继续西迁。听到这一消息，求贤心切的张治中不禁喜出望外，便电邀子谷出任湖南通道、绥宁两县县长。张对柳道：“板桥任县令有政声，你画竹师板桥青出于蓝，搞县政不亦师板桥？”对从政本无兴趣的柳子谷，一时没有更好的去处，又感到盛情难却，只好走马上任了。子谷到任后，以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精神自律，廉洁奉公，除暴安良，废除苛捐杂税，改革陋规恶习，颇得民心。是年，遇饥荒，子谷画竹义卖代赈，百姓感恩戴德。两年半后子谷卸职，当他离去时，邑人沿途相送并赠联句予他：“万家生佛千秋泽，一代艺人百里侯”“板桥三绝诗书画，靖节一官归去来”。
1948年4月底，南京政府副总统的竞选渐进高潮。各候选人为竞选成功除发表演说，还很注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程潜将自己的诗集在国大代表中广为散发；于右任则在会场上悬挂起自己的美髯画像；孙科更是“慷慨”赠送美国造的收音机，还有玻璃皮鞋、玻璃丝袜。此时，柳子谷个展正在新街口的社会服务处举行。李宗仁知道柳画多年来在社会上，尤其是上层人士中很有影响，竞相收藏，得之为快。于是，他便亲赴画展，以重金买断非卖品之外的全部展品，以答谢那些支持他的国大代表们。
新中国成立后，柳子谷告别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江南来到东北，从此投身党的教育事业，直至退休。在这三十多年里，他的作品难得发表，无缘参加全国大展，更没有机会举办个人画展。然而，身陷逆境的他并没有消沉，教学之余仍不忘画家之天职，创作了一系列紧随时代脉搏、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画卷》和《山村新貌》两部巨制。对于前者，有评论认为“这是我国最长、世界上罕见的描写革命战争历史的画卷”。1985年，柳子谷将这部画卷无偿献给了国家。次年1月12日，一代大师柳子谷乘鹤而去。
柳子谷一身清白地来到人间，又一身清白地离开了人世。综观他的毕生经历和艺术创作，可以说，他的前半生魂系丹青，心向光明，史实作证，爱国忧民；他的后半生情寄笔墨，佳作长存，宠辱不惊，画坛留韵。
名画家刘奎龄父子
北京国画家刘继卣病逝，由子及父，联想起刘继卣之父——天津著名国画家刘奎龄来。刘奎龄字耀辰，为天津巨富“八大家”之一的“土城刘家”的后裔，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985）。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读书，为第一班学生，与后来的名人梅贻琦、俞传鉴等同学。
刘奎龄在世代先人的熏陶下，自幼爱好绘画，学郎士宁画法，造诣颇深，中西结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更因学习刻苦，精于钻研，在艺坛上逐渐成名。他善绘工笔画，楼台殿阁、花卉虫鱼、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他的绘画作品，形象准确，神态生动，布局新颖，意境高超。中年以后即以卖画为生。当年，天津的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伯刚，专门收购刘奎龄作的画，好多精品都为之购去。
“土城刘家”从清光绪庚子起，家道衰落，刘奎龄生于衰落的富有人家，虽精绘画，但不知经营，许多优秀作品常被人低价买走，所以大半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刘奎龄的绘画艺术方受人重视，他的作品得到文化艺术界的好评，声望日隆。这位善书工笔花卉鸟兽的刘奎龄和另一位善画工笔山水的刘子久，当时并称为天津“二刘”。
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
刘奎龄的姐姐嫁给天津著名教育家严范孙的侄儿为妻。她姐姐的二儿子严仁统结婚时，做舅舅的刘奎龄送了一幅画——《孔雀图》，作为贺礼。为画孔雀，他一手拿着一根孔雀翎，一面观察，一面作画，断断续续一连画了五年才画成。这幅《孔雀图》写照传神，栩栩如生，成为刘奎龄的代表作，曾受到著名画家徐悲鸿的高度赞扬。后来，北京美术出版社印制《刘奎龄画集》，就选用这幅孔雀图作为封面。据说，这幅画曾经被选参加在国外举办的中国画展，以后由严家后人拿出来献给国家了。
这位晚年得享盛誉的画家，以八十三岁高龄，于1967年逝世。
刘奎龄之子刘继卣于学习乃父画风之外更有独创，他在年画、连环画和国画人物、动物画方面，皆成就卓著。
1936年，刘继卣进天津市立美术馆学习作画。当时这个天津唯一的一座美术教育园地，设在河北中山公园里。他朝夕出入其间，对于花园内的花草树木的成长，鸟兽鱼虫的生活，都深入观察，作为写生题材，从而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次年，即开始从事卖画生涯。
刘继卣画的人物仕女、花鸟走兽，多为工笔与写意相结合，在其绚丽多彩和准确造型的基础上，显得格外凝重、奔放、潇洒、传神。他的作品把西洋画的情调渗透进中国画的意境中，丝毫不露痕迹，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1947年，这个不满三十岁的青年画家在天津永安饭店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他的艺术成就，立即引起当时美术界的重视。此后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屡获好评。
美术界谈称，他的艺术生命得到充实锻炼和发展，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1950年，刘继卣从天津迁居北京，得识北京各大名家，获益匪浅，艺事更为精进。50年代初期，他创作的连环画册《鸡毛信》出版，独具匠心的构图，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小放羊娃的英雄故事。这部连环画一出版，立即轰动了美术界，使刘继卣的声誉大振。
“末代王孙”画家溥佐
1988年，中、意、英合拍的影片《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之后，内地也推出了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由此笔者想到一位值得一书的“末代王孙”——名画家溥佐。
溥佐字庸斋，号松堪，1918年生于北京。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爱新觉罗的“金枝玉叶”。他的曾祖父是道光皇帝；祖父是咸丰帝的五弟惇亲王奕黳，因反对“垂帘听政”，为慈禧太后所嫉恨，以致不如他六祖父奕黋、七祖父奕黤那样受宠，因而一直老死在宗人府宗令的任上。
溥佐从七岁开始，读过十一年家塾。1935年十七岁时，曾到伪满溥仪宫中读书，两年以后，因对溥仪甘当傀儡卖国的行为深恶痛绝，毅然返回北京，从此一直在北京居住，以书画自娱。
由于他出身贵族，自幼即饱览和摹写皇宫内府的藏画；及长又受其大哥名画家溥雪斋的熏陶指点，深得其父载瀛贝勒真传，对画马具有深厚造诣；同时还长于花鸟竹兰；兼工山水、走兽。二十一岁时，参加溥雪斋创办的“松风画会”，在画展中展出他的书画作品。其后参加其堂兄溥心畲在天津举办的扇面画展，得以名噪画坛。
溥佐画马学李公麟；山水宗唐寅、王翚；墨竹法顾定之；画法学赵孟頫、米芾，功力尤深。20世纪50年代起，在北京的美术学院任教，艺术创作又有新跃进，从临摹古法转为致力于花卉、动物的写生。画笔挥洒精致、形象逼真，衬以生动的背景，饶有意境。
他的书画作品颇受国内外艺术同道的爱好。1980年，内地的电视台曾在屏幕上介绍过他的《五马图》《五鹤图》《藤萝蝴蝶》《樱花》等十余幅作品，向国外播出，声誉益高。
据从北京返港的友人谈，近几年来，溥佐虽年事已高，书画创作仍很勤奋，许多大城市的楼堂建筑和高级宾馆，都请他作画。
“末代皇族”中多画家，去年在北京曾举办过“爱新觉罗家族画展”，如能在香港展出，当可一饱眼福。
皇族画家溥松窗
20世纪40年代，我见过溥松窗画的一幅《万马图》，虽尚未完稿，但跃然纸上的四千匹骏马已初具轮廓。据说这画一搁就是四十多年，近来溥松窗竟有雄心在其晚年完成这幅巨作，真所谓老当益壮也。
溥松窗本名佺，出身清朝皇族，是醇亲王奕黤的孙子，道光皇帝是他的曾祖父。他的父兄、姐姐都喜欢绘画，在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到十五六岁正式开始学画，潜心砥砺，吐露芳华，没有师承，完全是家传的。
溥松窗二十岁左右，他的长兄书画家溥雪斋在北京成立了“松风画会”。这是一种“美术沙龙”。他的哥哥溥毅斋、弟弟溥佐，以及其他满族书画家思雅云（关松房）、和季笙、祁井西、启功、溥心畲、叶仰曦、惠孝同等，都是这个“沙龙”的成员。为了体现“沙龙”高洁的格调，他们都起了带“松”字的别号，如溥雪斋叫“松风”（自称“松风主人”），溥佐叫“松龛”，和季笙叫“松云”，恩稚云叫“松房”，启功叫“松壑”，溥心畲叫“松巢”，惠孝同叫“松溪”，叶仰曦叫“松荫”……而溥松窗自己就起号“松窗”。
那时他们每星期在溥雪斋家中聚会一次，研讨画理，挥笔作画，书生豪气，风流潇洒。他们还开办过几次画展，而且出售作品。但是展出地点不是在什么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而是在“松风主人”家中。参观者，购买者，也大都是他们的亲朋故旧。
在“美术沙龙”里，成员彼此沾亲带故，总是笼罩着一种温馨的气氛。这时的溥松窗就像一位沉浸在艺术世界里的骄子，因为“沙龙”中的大多数人都比他年长十余岁。兄长们的画艺在当时已属上乘，溥松窗转益多师，旁征博采，再加以兄长们的指点，松窗画艺进步很快。他的山水画淡雅清远，格调豪迈，深得五代、宋元画家的笔意；他笔下的马，线条遒劲，生动浑成，继承了唐代韩干、宋朝李公麟、元朝赵子昂的传统，并受到清代郎世宁的影响；他画的竹俊逸挺秀，丰满潇洒，从中可以寻到元朝顾安的韵味。
1936年，溥松窗二十二岁就担任了辅仁大学美术系讲师，教授国画山水，弟子满天下。现在夏威夷一所大学任美术系教授的曾昭和女士，即是其中之一。
吴作人师事徐悲鸿
吴作人祖籍安徽泾县，自幼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刚直不阿的性格，又从丹青老手祖父那里继承了嗜画如命的艺术禀赋。民国十四年（1925），正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附设高中部读书的吴作人，从《时报》副刊上看到一整版徐悲鸿的画，那深邃的意蕴、精美的作品，立即深深地吸引了他。从此，他决意去找徐悲鸿学画，老祖母把脸一沉说：“你爷爷画了一辈子画，结果功不成、名不就，一家人还不是跟他过苦日子！”全家都反对他学画，但他却坚定地说：“我就是饿着肚子也要跟徐悲鸿学画！”
一次他听说徐悲鸿已从法国回来，正在上海艺术大学当教授，便报考了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当徐悲鸿看了他的一幅石膏人头习作画，称赞说：“你画得蛮好啊！”接着询问了他的年龄、爱好和家庭情况，鼓励他说：“你在艺术上颇有天赋，今后要多观察，多思索，多练习，多读书。”临走时，徐悲鸿拿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他：“你星期日早上可以来我家看画片。”他听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星期天一大早，他就叩响了徐家的门。徐悲鸿亲自开门，让座，讲述绘画的技巧。两位美术天才，一个是多年来一直在物色高足，一个是朝思暮想师事徐门，如今二人如愿以偿，实在是天缘作合。从此，吴作人便不断利用节假日，到徐家听恩师说画。
民国十七年（1928）9月，徐悲鸿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吴作人又转到该系当旁听生，继续跟徐学画。后来，在徐悲鸿的鼓励下，吴决心到法国巴黎高等艺术院校去求学。在巴黎，吴作人经过半年的准备，考进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西蒙教授工作室”。但因为该校学费高，他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又是他的恩师徐悲鸿打听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还有一个“庚款助学金”名额，于是将吴作人推荐给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巴思天教授，从此获得了稳定的学习机会。在异国的艰苦学习期间，他着意在绘画中表现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和斗争。他的油画《风磨》《纤夫》《争论》《打铁趁铁热》等，都受到巴思天教授的好评。
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徐悲鸿感到自己的弟子在艺术上已日臻成熟，可以为祖国美术事业效力了。于是写信邀请吴作人回到中国，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徐悲鸿到北京接办北京艺专，又请他在该校任教务主任。
吴作人同萧淑芳结为伉俪，其结婚证明人就是恩师徐悲鸿，徐特作《双马齐奔图》送给吴作人夫妇作为贺礼，并在画上题诗曰：“百年好合休嫌晚，茂实英声相校攀；譬如行程千万里，得看世界最高山。”
辅仁大学美术系女状元
中国古代绘画之珍贵杰作《宋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已由荣宝斋以木版水印复制。该图摹本是女临摹家冯忠莲女士于1953年临摹完成的。冯女士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有不少趣闻轶事。
20世纪30年代，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主任溥雪斋先生，溥生前曾多次提起，说冯女士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是辅大美术系之女状元。
辅大美术系开始只有男生班，1938年首届招收女生二十名，有三名取自天津，冯女士即其中之一。
开学伊始，溥先生即跑进教室，连声追问：“谁是冯忠莲？”冯女士面颊红晕，惶然站起。溥先生走至座前，一迭连声道：“你的晋唐小楷太好了！太好了！”原来此次招考，考有绘画及书法。冯女士画的是竹子，并以“唐人写经”为基础，掺入云林笔意，写了“春眠不觉晓”等几首唐诗。溥先生看后极为赏识，因此跑来教室大呼小叫，倒把冯女士吓了一跳。
冯忠莲祖父为天津巨商冯商盘先生。冯女士考入辅仁大学前，曾在天津从陈少梅学书画。陈先生对其天资和勤奋十分欣赏，恰值辅大美术系招收女生，陈先生便极力怂恿她入辅大深造。
辅大美术系中西画并重，任教者均为海内名家：溥松窗先生教山水，汪慎生先生教花鸟，陈缘督先生教人物，启功先生讲授中国美术史，溥雪斋先生亦亲自授课。此外，还学素描、速写、水彩、油画等西洋画法，讲授西洋美术史。冯女士学习极为勤勉，平日作业，以及历次考试，成绩均为优等。陈少梅先生又常寄画稿给她，冯女士星期天总是用来临学陈先生画，因此进步极快。凡教她的老师都喜欢她，尤其溥先生对她格外偏爱，每次上课总要坐到冯女士画桌前提笔指点。
每年冯女士都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受到学校褒奖。每次辅大发奖典礼，总是在雷动的掌声和欣羡的目光中，辅大校长陈垣先生亲自授予冯女士奖章及奖状。
可是近三十年，却很少听到这位女状元的芳名了。最近才听说她完成了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长卷的临摹，故宫博物院视为一级国宝珍藏，不禁感慨系之。冯女士如春蚕吐丝，将自己的宝贵年华全部贡献给默默无闻的临摹复制工作，并有《古书画副本摹制技法》一书问世，其精神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女画家潘玉良
已故现代著名女画家潘玉良女士的事迹，已由福建电视台拍成八集电视剧在内地放映。这位旅法女画家的经历十分坎坷，且具有传奇色彩。
潘玉良是江苏扬州人，原姓张，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更为不幸的是，十四岁那年又被其舅父卖到芜湖妓院，过着非人的生活。然潘玉良生性刚烈，不甘忍受蹂躏和侮辱，曾多次自杀，均未遂，后来芜湖海关督察潘赞化为她赎身。潘玉良为感其救命之恩，甘当女仆，伺候左右。潘督察为人善良、正真，潘玉良自愿做他的小妾，并改姓潘。
潘府优裕的生活条件，成为潘玉良学习之良机。她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不两年即能读书为文了。她尤酷爱绘画，在潘督察的帮助和支持下，考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潘玉良女士在上海美专，虚心求教，进步很快，深得同学敬佩。其间，校长刘海粟力主开人体素描课，但寻找女模特儿非常困难。潘女士为了艺术事业，自告奋勇，充当模特儿。然而此举却遭到世俗的攻击和诽谤，潘女士几乎失去了继续学画的信心。潘督察又多方开导，给了她勇气和力量，使其破除俗习，努力钻研，终于学而有成。
1921年，潘玉良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赴法国和意大利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她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取得卓著成绩。她创作的油画《裸女》获得国际奖。
1929年，刘海粟去巴黎，得知潘玉良获奖，异常高兴，遂聘她为上海美专西画教授。潘女士欣然受聘，归国任教。由于当时社会对待妇女的偏见和歧视，尽管潘教授在事业上卓有成就，仍屡遭打击。为了追求艺术和妇女权利，潘教授被迫于1937年离开祖国，再度赴法，直到1977年逝世。四十年漫长岁月，潘玉良女士身在异国，孤身奋斗，终得辉煌硕果。其作品曾获得二十一次国际奖，其所塑国画大师张大千像，被收藏于巴黎博物院，为该院第一件亚洲人之作品。
潘玉良女士晚年思乡心切，多次欲携带自己的作品回国，作为献给祖国的礼物，但因故始终未能成行。待中国大使馆为她办好带作品回国的签证时，她却与世长辞了。
慈禧代笔缪老太
清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太后忽然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书，常写福、寿等大字，以赐嬖幸大臣。
这位政务繁忙、养尊处优的老太后，书法颇有一定功力，欲得其墨宝者与日俱增。她便想从宫中或各王府找一两位代笔之妇人，而终不可得，于是降旨各省督抚觅之，终于在四川省觅得官眷缪氏。
缪氏名嘉蕙，字素筠，本系云南才女，通书史，善篆隶书，尤工画。嫁陈姓为妻，其夫官四川道，死于任上。缪氏早孀，益发勤于书画，以为精神寄托，间或弹古琴自娱。其子为孝廉，并未补得实缺，母子相依为命，生活倒也恬静。
慈禧太后的懿旨，缪氏不敢不尊，于是被驿送至京城。缪氏毕竟出身于大家闺秀，谈吐斯文且颇知礼节，慈禧召见面试后即大喜，又见其所书小楷亦楚楚清秀，遂将其置诸左右，朝夕不离，并免其跪拜，月俸白银二百两（彼时上等旗兵马甲钱粮每月仅三两），又为其子捐内阁中书，对缪氏实在是恩宠俱渥。缪氏成为慈禧太后的清客，内监皆称之为缪先生，而世人皆称其为缪老太太。
缪老太太为报答慈禧对她的恩遇，格外卖力。自此以后，各王府、诸大臣以及封疆大吏等，凡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皆缪老太太手笔也，但钤章皆为“慈禧皇太后之宝”。缪老太太自己间亦作应酬笔墨，售于厂肆。笔者尝于友人家见过缪氏墨宝，颇有风韵，惜“文革”期间被视为“四旧”而毁于火，实可惜也！
光绪二十年（1894）夏，慈禧于六十大寿庆典前数日忽问缪氏曰：“满族妇人大妆，尔曾见之矣；我未见尔汉人大妆果如何？”缪氏对曰：“所谓凤冠霞帔，是也。”慈禧命令道：“庆祝之日，尔须服此，为我陪宾。”缪氏唯唯，即于是日购冠帔服之，慈禧一见大笑不可抑，谓缪氏如同京剧《大登殿》中的王宝钏。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举行寿诞庆典那天，特置缪氏于众所瞩目之地，诸多满族妇女祝嘏者目睹缪氏汉人大妆，无不大笑失声，慈禧见状更是乐不可支，于是大加赏赍。缪老太太虽然得了许多珠翠金银，但被冠帔束缚着整整站了一天，任凭慈禧与命妇们瞧“稀稀罕儿”（北京土语，指少见的事物），自是苦不胜言矣。
当时朝中的命妇，对缪氏无不艳羡，以为圣眷优隆，天恩高厚也。殊不知满人是把汉人当作了玩物，供其开心解闷而已。
民国期间，缪老太太的书画作品经常见诸北京琉璃厂文物字画商店，售价甚昂。盖因原八旗贵族落魄后，迫于生计而相继变卖缪氏字画，而市井中不知底细者，皆误以为是慈禧太后之墨宝。文人捉刀，其名其才不显；缪老太太为慈禧代作，其名其才亦埋没矣！
齐门弟子娄师白
有人曾在一幅画上见过齐白石题字，词曰：“娄君之子少怀之心手何以似我，乃我螟蛉乎？”在另一幅画上，白石老人题曰：“少怀弟能乱吾真，而不作伪，吾门客人君子也。”白石老人一再赞许的“心手似我”“能乱吾真”的少怀，究竟是何许人？他就是白石老人的入室弟子娄师白。
娄师白原籍湖南，生于北京。原名娄少怀，父亲在香山慈幼院任职。有一次，白石送孩子去香山慈幼院读书，与娄相遇，既是同乡，住家又相去不远，从此两家长相往来，谁知这竟是娄师白走进齐门、登上画坛的契机。
娄家与齐家既成友好，师白遂常有看白石老人作画的机会，而且竟暗地模仿起来。有一天，白石来到娄家，见案上放着师白的画，竟有点儿像自己的笔法，于是收下了这个好学的少年人为徒。从此，二十多年中，师徒朝夕相处，师严徒勤。老师对弟子倾心相教，弟子则尽心尽力去学。此外，也为老师磨墨理纸，洗笔调色，接待宾客，传送信件，购物管家等。他每天到老师家里去，学画、侍奉、做事，有时直到晚上才回家。这个勤奋的学生很得老师的喜爱。因而给他刻了一枚名章，将“绍怀”改成“少怀”，又刻了一个号印，文曰：“师白”。这是老师给他起的号，白者，白石也。由此可见，他们师生关系的亲密了。
白石老人常叫学生看自己作画，并且一面讲解何以要这样画。还把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叫师白带回家去临摹。然后，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就这样看了画，画了改，再看再画，师白的技艺有了很大长进。但是，这仅限于模仿而已。后来，白石老人教他要认真“写真”。如在教他画虾时，叫他买虾，养虾，把较大的虾放在笔洗中观察它的生活动态。有时还要问他：虾的身体是从第几节弯起的？鸽子的尾羽共有几根，你数过吗？鲤鱼身上有一条中线，鳞片有多少？等等，问得学生张口结舌。
有一天，娄师白把几幅习作送到老师处，请他指正，恰好一家书画店老板到白石老人处取画，白石告以“尚未画好”，来人竟以为师白的习作为白石的作品，坚欲取走，所以老人才对师白有了“能乱吾真，而不作伪”的好评。也正因为如此，娄师白坚持老师在世之时，绝不卖画求名。尽管他父亲因车祸去世后，他与母亲仅靠些许抚恤金维持生活，也矢志不渝。
近闻娄师白的弟子在北京成立了“娄师白艺术研究会”，算来娄师白也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
画猫能手孙菊生
在友人家里偶翻过期的《风光》画报，见有《画猫能手孙菊生》专页，真是既高兴亦难过。高兴的是五十年前的老友今尚健在，难过的是昔日风度翩翩的白面书生菊生兄，今已皓首银髯，几难辨识。
菊生自幼从母学画，十岁前，曾向杭州沈子长学画菊花。其后沈氏宦游山东，他遂改学恽（南田）派花卉。他擅长画菊，常常对菊写生，瓣朵大小、颜色均与原菊无异，时人多称羡之。
20世纪30年代中期，菊生举行个人画展于稷园，成绩斐然。“七七”事变后，其父退隐家中，无力供菊生上学，菊生乃每年举行画展，以卖画收入维持学业。在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他又入研究所深造三年，其后，在各高等学府担任物理学讲师、教授，绘画仅为他的业余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