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轻狂少年，在创业中展现凌云壮志
1．自是年少轻狂
1951年1月，王石出生在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一个军人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名老红军，母亲是锡伯族。王石承袭了父亲军人血液中好胜的本性与母亲锡伯族能征善战的特征，天生骨子里就带着一种野性。
或许是天性使然，在孩提时代，王石就比一般的孩子要顽皮、不守纪律。小时候在山区的外婆家，一次和一群孩子偷香瓜，还是小小年纪的他就表现出超出同龄人的胆量和魄力。那次他们一群小孩趁着瓜农午休的时候溜进了瓜棚，不料却惊醒了瓜农，匆忙中几个孩子吓得赶忙跑走了，王石却隐蔽在瓜秧中，一动也没动，瓜农自然也没有发现，四下看了看便走开了。这时，王石才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扎成口袋，背了整整一袋的香瓜回到了在外面等候的孩子当中。自此，王石就成了大伙中的“孩子王”。
学生时代的王石也是一个不安分的学生，根本就不遵守学校的纪律。他大部分的精力并没有放在学习上，所以除了数学之外，其他功课都并不出色。
少年时代，王石正赶上“文革”，这时他初中还没有毕业。“文革”的爆发打乱了社会秩序，学校无法正常上课，军人家庭出身的王石只好应征入伍。1968年，经过选拔，王石成为了新疆空军汽车三团的驾驶兵。经过了几个月的驾驶学习之后，王石被分配到新疆空九军汽车营，负责南北疆运送军械、给养的工作。
可是，王石天生就是不喜欢束缚的。后来在执行一次南疆运输任务时，他进一步认识到自己习惯性的特立独行与军队这个纪律严明地方实在不相融。
登山是王石年少时就喜欢的户外运动，新疆这片随处是山的地方，也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运动场所。那次在南疆执行任务时，王石跟随部队中途宿营在一个陡峭山脚的三岔口兵站，因为感觉时间尚早，王石就想一个人去登山，他认为自己很快就能回来，所以便没对其他人打招呼。不料这次登山并没有想象的那般顺利，天黑时他被困在了半山腰，昼夜温差很大，他饥寒难耐、疲惫不堪，直至第二天凌晨才摸索着下了山。而他的车队为了找他，也忙活了一个晚上。
这一次的事让王石深有感触，他意识到自己还是更习惯于个性的张扬以及个人成就感的获得。后来他就在戈壁的漫漫黄沙中，开始自学家人寄来的高中课本。这一时期，他自学数理化，又阅读了很多的国内外名著，这些知识都为他之后的生活、工作奠定了基础。
王石的父亲在军队转业后到了郑州铁路局工作，于是，在1973年，复员后的王石也回到了郑州。因为有继续上学的念头，所以刚到郑州时他就留在了一家工厂里，不久后他被选送上了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于是就自学英语、政治和经济学，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昔日的小渔村逐渐成为当时热血青年心中生机勃勃的热土。这时，王石也渐渐靠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他期待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可以在这里发生转折。
初到深圳，王石的感觉并不好，甚至可以说糟糕透了。当时，他负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的施工工作。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是内地各地通过铁路出口香港鲜活品的最后集中地，在这里要检验、清除运输中发病或死亡的各类牲畜以及变质的蔬菜水果。“路轨旁扔着死猪，苍蝇嗡嗡地落满地，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粪便和腐烂东西的混合臭味。”王石曾经说，“当时我一直期盼着工程早点结束，尽快离开这里。”
那段时间，王石和工友们挤在铁路旁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条件非常简陋，随时都要与苍蝇蚊子作斗争。边境禁区的严格规定也使生活更加无聊——不准收看宣扬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生活方式的香港电视台。
王石虽然喜欢改革开放带来的现代气息，可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他却一直无法提起兴趣，也无法投入全部精力。事实上，骨子里充满冒险、激进因子的王石更向往自由、刺激、充满悬念的生活。他也很清楚，“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他也在作着各方面的准备，学习英语就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挚友——暨南大学的英语老师曾昭科。曾先生曾在港英政府警署担任高级督察，他对香港的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非常了解，王石跟着他学习，就相当于打开了了解香港的一扇门。
1980年对王石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于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同时，王石也脱离了铁路，经过招聘进入到了广东省外经委，做起了招商引资的工作。对于这段时间的生活，他曾感慨：“经常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时常出入高级宾馆，面对一切的新课题，生活充满了新鲜与刺激。”这时的王石，每天早起晚归，努力工作，并且一直抱着“把耽误的青春补回来”的念头，充满了生活的激情。
2．成长中的磕磕绊绊
从铁路系统转入外经贸行业，王石浑身都充溢着兴奋的因子。作为一个对外单位，外经委手中掌握着许多人羡慕不已的权力，而天性就想获得个人成就感的王石，似乎也一直都在期盼着这样一个活跃的舞台。
在进入外经委的第二年，单位分配给王石一辆日本铃木牌125CC摩托车，这可是当时广州市面上的第一批日本品牌摩托车。“当时我头戴安全盔，驾驶着红色铃木，在广州新建的环市公路上兜风，心头划过阵阵快感。”王石此后如此描述道。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精彩！
可是，即使是满腹热情、满腔热血，问题还是会有的。一件小小的事情，让个性张扬的王石感觉到了压抑。
事情发生在1982年的春季广交会上。外经委主任在东方宾馆宴请一位重要厂商，由王石同科长负责安排接待。为了活跃气氛，王石主动讲了一些轻松的话题，赢得了外商“王先生干练”的赞赏，一切显得很愉快。
只是宴后，科长的话却使王石感到很无力。宴席散后，科长将王石扯到一边，严肃提醒道：“你怎么抢主任的风头，还有处长、科长在，哪轮到你表现？‘枪打出头鸟’啊，以后注意一点。”
对于科长语重心长的提醒，王石后来回忆时说道：“当时我真是无言以对，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氛围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王石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一到下班时间点就收拾办公桌上的文件，只用10％的精力去工作，其余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玩越野摩托车、乒乓球或象棋。”王石如是回忆道。
随后一年，在一切都在快速发展的广州，王石却似乎成了停下脚步享受生活的少数人之一。在随意安排的生活里，在周末的广州友谊剧院的话剧和音乐会上，王石结识了人生中的另一个挚友——刘元生，他也是王石以后商场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现在还是将目光转到一年之后的年终总结上，在这时，外经委领导作出的评价让王石深感意外：“王石行为成熟稳重，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此话一出，让王石感到莫大的讽刺，年轻好胜的他愈发感觉压抑，初来乍到时的兴奋和快感已是荡然无存。再一次，他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转眼间到了1983年春。安逸而悠闲的生活对一个浑身充满野性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这时的王石33岁，正值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当过五年兵，做过几年工人，又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三年，因此有了一定的阅历和处世经验，更重要的是，王石一直没有丢弃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时间很是凑巧，王石和初到深圳时结识的一对“牛仔”（绰号）夫妇，此时又在广州巧遇了。这对夫妇带着打捞的鲜虾、一箱加州红苹果、一箱新奇士橙，来广州探望岳父母。“牛仔”夫妇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让王石对深圳短短几年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牛仔”夫妇兴奋地告诉王石：“整个深圳成了大工地，罗湖区的两座山头都被铲平了，驻扎在村庄附近的基建工程兵部队迅速开进，施工机械很快就会到工地施工……”
心中升起的热血澎湃的豪气，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和寻求出路的强迫感，加上受文学的熏陶产生的不甘平庸的精神，使王石决定去深圳特区施展个人才干，实现自己的梦想。
再也没有犹豫的必要，很快，1983年5月，王石登上了去往深圳的火车。当再次踏上深圳的土地时，王石全然没有了“想跑”的冲动，也没有了“糟糕”的感觉。他曾描述这一次到深圳时的心情：“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下子全都出来了，特别激动，也很紧张。”
在来深圳之前，王石就决定要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当时这家公司在深圳算是最具影响力的。王石后来曾说过，当初他选择这家公司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要做“大池塘中的小鱼”。
这家企业很是特别，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改革初期的招商引资中，很多项目都是由管委会负责谈判、签订并实施合同的。此外，它还行使特区政府的职能，直到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管委会才被撤销，其原班人马则组成了特发公司，而行使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力则仍然保留着，只是其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的红色（2）号印章不同于政府的（1）号印章。这么一家具有审批进出口权力的公司，对王石来说，诱惑力不可谓不大。
于是，王石带着外经委的介绍信找到了当时特发的掌舵人孙凯峰先生。过程还算顺利，通过与孙凯峰先生的会面，王石达成了愿望：自己作为省外经委派出的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但不提供资金，所赢利润省外经委与特发五五分成。就这样，王石进入了深圳特发，被分配到了特发贸易部，并在这里结识了自己创业生涯中的另一位重要朋友——张西甫。
自此，已步入而立之年的王石，终于开始了他真正不一样的人生。
3．空手套来第一桶金
满心期待地进入了深圳特发，但刚刚进入之时，王石却不知应该从哪里开始。
当初，贸易部并没有现成的业务，都是凭借个人关系或送上门来的机会支撑着进出口的买卖。“来自北京的单科长接手北京进出口医疗器械单，来自七机部的邱工正忙着给七机部的研究院进口计算机需要的CPU，张西甫一上班就把电话打到了广州钢厂基建处，试图争取开门红……那时自己要做些什么，心里没一点数。”王石后来回忆道。
无论做什么，都还得先了解一下市场需求。在走访了深圳几家进出口公司之后，王石了解到，当时深圳最畅销的就是台湾的折叠伞和日本的味之素（味精）。在当时的国内市场环境中，只要能弄上几千打洋伞或一吨味精的批文，立刻就会有需求方将钱打过来，转手赚个几万、十几万块钱都不成问题。但王石却没有选择这样做，他一直在寻找自己想要的那方天地。
这时候，玉米进入了王石的视线。
“一天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我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我也见到三个类似的金属罐。经打听得知，这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而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厂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在我的再三询问下，得知这些玉米来自泰国、美国以及中国东北。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呢？”王石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后来，他又经过询问得知，正大康地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但解决不了运输问题。得知了这种情况后，王石不假思索地向对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自己解决运输问题，向正大康地提供东北玉米。
王石没想到对方竟一口答应了，并且说可以马上签订合同，每月可以从王石那里收购1.7万吨左右的玉米。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说做就做，有过外经贸行业经验的王石，向对方提出开信用证并支付外汇的要求，对方也很爽快地一一答应了。惊喜之下，王石感慨道：“真是‘空手套白狼’了！”
其实在当时，王石对从东北到深圳的运输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内心争强好胜的因子和外界巨大的利益诱惑，逼着王石向前迈出了这一步。
首先，王石找到了赤湾码头的负责人，向他询问航线的情况，得知这里能够接受万吨载重的货轮。紧接着，他又到广州远洋公司询问大连到赤湾的航线能否开通，最终在广州海运局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随后，王石得到了公司领导的核批，在特发成立了饲料贸易组，独立于贸易一科，王石亲任组长，独立核算。最后就是聘请员工了，经人推荐，他顺利地请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员工——邓奕权。至此，玉米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王石的第一单业务是和深圳养鸡公司（上市公司康达尔的前身）进行的，这批货是30吨的玉米，装了一车皮，但是在结账的时候，王石闹出了笑话。
王石到深圳养鸡公司结账时，对方索要发票，但王石不知道发票是什么，猜想可能是收据一类的凭证。凭着猜想他回到特发公司，从会计那里开出了“卖了30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1300元，共计3.9万元，特此证明”的证明，当王石将这一证明交给对方时，就搞出了笑话。后来经过对方认真指点，王石再次返回特发公司，才开出了真正的发票。后来，发票送到了养鸡公司财务手上，对方给了王石一式二联的银行转账单，王石很纳闷，找到了对方的经理，问怎么不给钱只给两张单子，对方又乐了，解释了一番。将信将疑的王石回到公司询问过会计之后，才搞明白这其中的道道。
这次交易经历让王石察觉到自己财务方面知识的匮乏，于是开始了财务知识的自学。
通过第一单业务，王石获得了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也正是这一次的成功，给了王石在深圳这方土地上继续创业的激情与冲动。
4．创业之初，苦中作乐
就这样，王石的业务不断地拓展开来。
赚了些钱后，王石首先就买了一辆丰田小卡车，自己一个人身兼多职：组长、推销员、司机、搬运工等，忙得不可开交。随着业务的拓展，王石的饲料贸易组扩充到了7个人。
创业之初，公司往往会有一段时间的磨合锻炼期。王石曾坦言，在深圳创业的第一年里，自己过得十分艰苦。
他招聘的员工虽然都能吃苦耐劳，但是文化程度达不到要求，于是王石决定给这些农村来的孩子开设文化课，规定每周三晚上上一个小时的功课，语文和数学轮流上。王石在给这些员工补习完课程后，也会给自己充电，自学财务知识。忙碌之中，王石还不忘用音乐来调剂一下生活，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都要听半个小时的音乐磁带，像维瓦尔第的《四季》、莫扎特的《安魂曲》等一直都伴随在他的身边。
即便生活艰苦，王石也是乐观和满怀激情的，他一直视艰苦的生活为人生的一大笔财富。
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王石在省外经委的一位同事出差来深圳，顺道来到了王石这里。正是午餐时间，同事表示已经吃过，王石就顺手拿了一袋方便面，就着一杯温水简单地解决了自己的午餐问题。同事诧异地问：“就这样吃是不是艰苦了点？胃受得了吗？”王石摇头。
“那时候仗着自己年轻，150斤的玉米袋往肩上一送，来回十几趟都不成问题。”后来回忆时，王石还很是感慨，“当时我一点都不觉得苦，反而喜欢这种富有激情的特区节奏，虽然以后的路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使自己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王石当时强大的适应力得益于他五年的部队生活。他承认，当兵时年轻，并不能深刻了解其中的益处，到了深圳创业之后，他才感觉到在部队里磨练出的吃苦精神、坚忍不拔的耐性对一个创业者来讲，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天生骨子里的对成功的渴望，加上深圳这时如火如荼的改革大环境，让王石感觉到生活无比刺激，也有了苦中作乐的动力。为了自己心中坚定的信念，王石一直努力付出着。
成功往往不会辜负努力付出的人，王石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王石的饲料贸易组业务开展得十分顺利，航线开通了，同远东金钱饲料厂和正大康地的业务也都在顺利进行。如此一来，流向特发公司财务部饲料组专项账户上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在业务发展期间，王石遇到了一件让他万分感慨的事。
王石的饲料组在将玉米卖给饲料厂的同时，也开始着手拓展成品鸡、猪饲料的销售业务。但是公司的客户比较分散，在珠三角、湖南、江西和广西等地都有，地区间的交通问题让王石犯了难，也成为了销售的瓶颈。从成本的角度考虑，铁路运输比较划算，但问题是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被列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走铁路这条线，王石就必须申请计划外指标，这个难度可不低。但是，王石对创业的渴求不容许他退缩。
为了同深圳笋岗北站负责货运的姚主任建立联系，王石派自己的员工买了两条三五牌香烟送给姚主任，结果被退了回来。王石决定亲自出马。
“骑着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香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王石回忆时笑道，“货运主任一看就是个干练的人，他笑着直接问我是要车皮的吧，我当时只得硬着头皮问能不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没想到姚主任竟把两条烟递到我手上，说‘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者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十个也批给你。’当时我真的愣住了。”
后来王石才搞清楚状况，姚主任告诉王石：“我早就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里人模样的年轻人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而这个人就是你。我一个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真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真是王石对创业的渴求给他带来的又一次幸运。
后来，在回忆起这次事件时，王石在自己的传记里提到：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时我意识到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那便是欣赏这位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获取计划外车皮呢？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和精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与荣誉。既然人有两面性，何不用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人精神层面的共鸣呢？想想送烟的动机，不禁让我汗颜！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5．奋斗在玉米行业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直到1983年的8月，即王石做饲料生意的第一年里，一个意外出现了。王石为此感到措手不及，他曾经称那时自己就是“破产边缘，困兽犹斗”。
1983年8月，香港媒体报道了一则爆炸性的新闻：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时间，向来以健康为本的香港人不再吃鸡肉，而换成了肉鸽。就这样，向香港运送的肉鸡在瞬间就失去了市场，饲养主当然纷纷停止购买养鸡的饲料，饲料厂也暂停营业。更令王石震惊的是发生在正大康地的那一幕：刚孵化出来的种鸡苗成千上万只地被推送到焚化炉烧掉！
在这种大环境下，王石当然也难逃霉运，饲料组一向畅销的玉米成了滞销货。更严重的是，铁路途中的近千吨玉米还在陆续抵达至笋岗北站。“车站的仓库塞满了玉米袋，站台也码满了玉米堆，装玉米的车皮仍在抵达，没地方卸货就临时甩在铁路边上……通知到货的车皮数量在不可遏制地增加着。”王石边回忆当时的情形边摇头。
更头疼的是，一些发货单位因为在香港开不到信用证，便将原计划发往香港的玉米临时改发给了王石。这使得整个笋岗北站到处堆放着王石的玉米，其中包括二十多节还没卸载的玉米车皮。让王石感到欲哭无泪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几天台风侵袭深圳，堆放在仓库里的玉米在潮湿的环境下开始发霉，情况一时变得糟糕得不能再糟糕。
迫不得已之下，王石只得拆装晾晒，忙得不可开交。幸好当时珠江三角洲的人对鸡还是照吃不误，于是王石决定将销售目标调整为内销，把珠江三角洲的养鸡场作为主要目标市场。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王石又遭遇了更大的被动局面。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挥部这时下发了一张通知单给特发的饲料贸易部：“鉴于货主的积压货已妨碍全特区人民的粮食、煤炭的正常卸载，如不能三日内清理货站的玉米，将视货主藐视管理部门，对其货物予以没收处重罚。”
经过交涉却仍然没有进展之后，王石感觉自己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万般无奈之下，王石走了一步险棋，他在“牛仔”的帮助下，召集起周围鱼塘的老板们，搞起了玉米的拍卖。喊价时可真是“大出血”了，那些渔老板硬是将一堆积屯的30吨玉米从2万块压到了1.2万。
玉米一堆堆地被拍卖，一直持续到夕阳染红笋岗北站，那似乎是鲜血的颜色……
占地的玉米总算是及时处理完了，但是对于刚刚开始创业的王石来讲，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这一次他不仅将自己白手起家赚的40万赔了进去，还背负了70万元的债款，如果供货方催逼货款，他随时都会破产。
这一次因意外而遭致的失败，让王石十分不甘，于是他又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再次北上收购玉米。这次，他亲自打点行装，辗转到了大连，找到了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将对方库存的1.5万吨玉米全部收购，条件是“到达目的地深圳蛇口100天再付款”。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王石后来解释说：“我不相信香港人从此之后不再吃鸡，只要吃鸡就得养鸡，这样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玉米。当时那种情况下，谁都不敢收购玉米了，市场价已经跌至最低了。到时候需要玉米时，只有自己手中才会有现货。”
在当时的情况下，王石也真的是下了大赌注。他自己也不敢保证，当这批玉米运到深圳时，香港那边会不会改变“以鸽代鸡”的情形，如果不改变，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那么到时王石就真的是彻底输掉了。于是，在玉米运往深圳的那段时间里，王石日日夜夜地盼望着：“香港人啊，你们吃鸡啊吃鸡啊……”
终于，这一回幸运降临在智慧又大胆的王石身上。就在王石的第一批玉米即将到岸的前两天，香港那边传来了好消息，香港报纸刊登出“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含有致癌物质”的信息。
一时间，举世哗然，而王石则绝处逢生。“那时的心情真的难以描述！”王石回忆时说，“卸载玉米时，我站在高台上，双手叉腰仰望天空，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
经过这一次，王石不仅偿还了借款，还净赚了300多万元。此时，特发贸易部升格为贸易公司，饲料组同其他的业务组一样，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饲料科了。
之后一段时间，深圳做玉米业务的企业越来越多，码头堆放了大量的玉米。有经商头脑的王石这时更多的是带着正大康地的买家在珠江三角洲采购现货，无风险地赚取中间利润。
王石深知“你有我优，你优我转”的经商理念，于是便计划着“激流勇退”了，逐渐开始转移自己的兴趣。他此后说道：“我不认为饲料行业在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有前途的行业，见好就收吧。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科学仪器科，协助西甫做电脑、复印机进出口业务。”
6．小手笔施展才华
随着深圳经济的不断发展，玉米行业在深圳外贸领域逐渐达到了饱和状态。此时，深圳特发公司的业务包含甚广，王石的好友张西甫所从事的电子业务就做得有声有色，王石的心思也被吸引了过来。
1984年5月，王石开始参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筹建工作，展销进口办公设备、视频器材等。
当时担任中心经理的是一位陈女士，她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外贸能力强，性格倔强。在筹备展销中心时，针对展厅的装修风格，她与王石产生了分歧，两人争执不休、互不相让。当时，她从经理椅子上站起来，把一串钥匙往桌子上一放：“经理我不当了！”说完，推门就走了。
后来，经领导商议，由王石顶替陈女士的位子担任经理。但是，这时王石还面临着一种很尴尬的状况，那就是要么终止饲料业务返回省里，要么脱离广东省外经委留在特发公司工作。无意走回头路的王石最终选择了后者，而在行政关系脱离外经委前，外经委同特发公司合作的饲料业务必须要作个了断。王石这么描述了自己当时的行动：“不久一张85万元（100万，扣除15％所得税）的支票汇给广东省外经委指定的账号，我结束了‘一仆二主’的境地，专心任职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经理了。”
1984年9月21日，王石异常激动，因为他担任经理的“展销中心”正式开张了。当天，王石的一些重要朋友都到场祝贺，其中就有他的良友——香港仁达公司的刘元生先生。让王石为之兴奋的是，时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周鼎先生也亲临了现场。后来据王石讲：“开业那天真是特别高兴。其实在筹建阶段，刘元生的公司已经是我们的供货方了。”
中心开张时，公司员工有70多人，到年底增加至120人。公司里除了一些像邓奕权一样的老员工外，更多的是年纪轻轻的热血青年，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出自各行各业，一时间，这个新组成的团队热闹非凡。
在公司的经营方面，王石说道：“展销中心的经营手法同做玉米的‘空手道’没有大的区别，要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收到款再付给供货商。此买卖的关键是收取买家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则通常是美金或港币，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就是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汇的能力。开张的头两个月，平均每个月换取港币500万元。”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汇在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时进出口贸易企业间调剂外汇的现象十分普遍，了解外贸背景的王石自然也不会对此视而不见。
1984年秋天，深圳特区的经济建设迎来了一场大丰收，同样，王石主持经营的中心业务也迎来了自己的丰收。当时，北京一家公司1000万美元外汇的低价调入，给展销中心的发展增添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随着1000万美元的入户到账，展销中心的经营便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一时间，复印机、录像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大量涌入公司的进口范畴里，王石的合作公司——香港仁达公司和冠都公司也都满负荷地运转起来。
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不久，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开始在北京和广州设立业务代表处。在这期间，王石几乎是直接接触了后来在中国房地产领域呼风唤雨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任志强。据王石讲，在自己的展销中心的办公设备源源不断地销往北方时，一家“北京华远贸易公司”南下到珠三角，像一匹黑马一样，同当地公司争夺起了货源，并租用了军队货机用来运输，交货速度上的优势迅速使其占据了竞争的有利位置。王石后来了解到，操纵这一切的，正是后来“北京华远的第二任掌门人任志强”。
此时，王石也注意到了房地产市场热闹非凡的景象，就像他回忆时所说：“在展销中心热衷于以贸易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时候，深圳特区的几大集团公司已经开始将兴趣点聚焦在罗湖区建造的高楼大厦上了。物业大厦、友谊大厦、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渣打大厦、亚洲大厦、特区大厦，一座座大厦工地灯火通明，打桩机铿锵。”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时间进入1985年，进出口机电产品市场并没有出现节节攀升的繁荣局面，而是日渐萎缩，国家开始对计划外调汇和机电产品进口进行全面清理，银行银根开始收缩。这时，特区的各大集团的贸易业务日渐冷清了下来，王石的销售中心也受到了直接的影响。逐渐地，展销中心的销售对象开始集中于“北京中央部委机关的电教中心、各地方省台的设备科、教委南方采购中心”上，形成了“三点一线”，即本部调汇、进货、广州储运，北京销售的模式。
这时，国家对外汇的管制加强，处置违规调汇行为责任人的案件不断增多。王石的展销中心也卷入了一起“4000万美金调汇案”中，成了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只是后来结果证明，王石是幸运的，并没有受到大的牵连。
市场经济的运转，给深圳带来了无限的商机，特区的商品经济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形势大好。风波过后，展销中心的生意又日益红火起来。这时，王石结识了自己创业路上的另一个重要的伙伴——陈宇光。王石曾表示，陈宇光做生意的操作手法和自己十分相像——“空手道”，并十分看重“信誉”。
一向具有商业头脑的王石，从当时市场的缝隙中窥视到了一线商机。他依据国务院机电办公室没有限制进口放像机的政策变化，签订了2万台的放像机合同。可同一时期，其他公司的此项业务也在进行中，市场上累计了约7万台的放像机，一旦这7万台全部到货，放像机就会成为滞销品而大大降价。王石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于是，王石立马作出决定并口述了一则声明：“由于台风问题，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定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约合同，急购2万台放像机。”不明其理的广告投放部经理按照王石的要求，将消息刊登在了《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上。
很快，销售放像机的电报纷纷投来。然后，王石安排技术维修部组织了4个验货小组，到珠江三角洲向求售的公司验货，表示必须现场验货之后才能签订合同。
最终，精明的王石没有购进一台放像机，却微妙地将市场零售价格从2700元提升并稳在了2900元上，暂时稳住了市场。在公司内部的会议上，王石表述了对市场的看法：“这时候必须迅速走货，不惜亏本，溜得越快损失会越少，资金回笼了做新的生意，将亏的赚回来。”
王石想到了自己的盟友陈宇光。尽管中心有不少人担心将价值3000万元的放像机放在一个个体户身上风险太大，但王石却一直记得一次陈宇光为了按期给客户送货，浑身汗淋淋地赶到中心开提货单的情形，他相信陈宇光的信用。于是，他通过做陈宇光的工作，让他替自己承担起了15000台放像机的销售任务。
很快，市场慢慢显露出它无情的一面，放像机价格开始大幅度下降，刚开始零售价2500到2650元，进口批发价缓缓下滑至2100元。随后，终于觉醒的商家们开始大量降价抛售：1900、1700、1300、900……
后来想起那时的情形，王石仍是不无得意地说：“当许多商家还在幻想王老板的大订单时，展销中心的放像机已经开始通过陈氏兄弟的渠道不断消化，资金一笔一笔地回笼。”
不过，天生好胜的王石并没有就此收手。当市场上的批发价降至1000元时，他意识到“补回损失的机会出现了”。
当市场价跌到800元时，他向下属交代：“只要价格不超过1000元，市场的存货全收。”随后，他又打电话给陈宇光：“我继续向你供货，价格在1100～1200元，我要弥补前期削价的损失；目前市场零售价是1300元左右，给你留有利润空间，你的回款现金必须流进我这儿。”
最终，两人还是站在了一条线上。这一次下来，王石的销售中心不仅补回了损失，还盈利了400多万元。王石的做法在业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营放像机的业内人士都称：“想进口就找王石，千万别同他较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