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与郑和—来自郑和家乡的报告

海上丝路与郑和—来自郑和家乡的报告

现在“一带一路”是最热的词。2000多年来,我们的祖先先后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大陆之间经贸交易、人文交流的通道,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这些最古老、最壮观、最伟大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经济交流的大动脉,也是文化交流的大运河。回望历史,浩浩荡荡,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壮丽的诗篇,也是人类航海史上第一个高峰。

一、中华航海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大陆走向海洋,从本国走向世界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居住在东南沿海的闽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制造出容量庞大、体型坚固的木船,进行航海活动。帆船所及南亚、东南亚,把中国的锻铸铁器、制造技术流传出去,把南亚、东南亚的香料输入中国。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从山东半岛下海,往东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最终到达日本。他们带去了中国的丝织品、五谷籽种,今天前去日本的游客仍能看到当地古迹“秦徐福之墓”。

汉代由于船舵的发明,船舶技术采用密封隔舱,以巨枋搀迭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刀,破浪前行,造船业的进步,为航海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发明缫丝、纺织丝绸的国家。汉代大宗出口商品丝绸的纺织中心是山东淄博,生产规模最大,织工技巧最佳,已有“冠带衣履天下”的称号。同时齐名的还有河南的睢县、四川的成都,它们并称汉代三大丝绸中心。那时的中国丝绸,已经达到质地轻柔、技术精湛、花纹绚丽、品种繁多的精美水平。汉武帝派遣使者,带着大批花样繁多的丝织品和金光灿灿的黄金从雷州半岛出发,途经今天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印度半岛的黄支国,换取名贵珠宝和珍奇异物,然后返回,正式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自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战争迭起,北方城市发展受限,经济中心由西北向东南转移,江苏、浙江占尽天时地利且时不我待地大力发展丝绸业,最好的丝织品薄如蝉翼,飘似云雾,誉满天下。南方临近海面,与海丝之路一拍即合。中国早在唐初完成了陶到瓷的转变,瓷器逐渐成了外销的大宗产品,瓷器易碎,海运比陆运安全,船舶载重量大、比较平稳,伴随丝绸比翼齐飞,成为了重要的外销产品,古人有时称海上丝绸之路为“丝瓷之路”或“陶瓷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顾名思义,最初是由海路向外传播丝绸。

中国向来是个大国,但不是一直的强国。只有开放时,不仅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强国,只要一封闭,就变成弱国。盛唐中国是一个强国,又是一个开放的大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714年,即唐开元二年,在广州设立舶司,大大促进了市舶贸易。唐代经济发展,上层社会高位厚禄,富贵荣华,对香料的需求很大。高档香料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而香料产地大都集中在阿拉伯和南海地区,这时海上丝绸之路运出去的是丝绸陶瓷,换回来的大都是各类香料。当然,中外交流中还有西天取经的高僧大德,例如,唐代高僧义净于671年,自广州航行至今印尼苏门答腊再到印度,又返回苏门答腊休整,于695年回到洛阳,前后历时25年,历经30多个国家。义净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记录的是沿途许多岛屿国家的历史现状、民情风俗。隋唐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发达,使中国东南沿海凸现出一批港口城市,如广州、泉州、交州、登州、福州、明州,星罗棋布。

人类最早的交通方式是步行,后来陆路以畜代步,水上刳木为舟。西汉中国帆船驶出马六甲海峡,涉入印度洋水域;唐代中国海船抵达波斯湾、红海,进入北印度洋;宋代开辟了横渡大洋的直达航线。宋朝采取了开放政策,鼓励民间海外贸易。南宋朝廷规定,对凡能够招诱舶货的纲首或常做舶货贸易的商人嘉奖补偿。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受到各种优待,如果外商在中国死亡,朝廷保护其财产。北宋先后在广州、明州、泉州、密州设立市舶机构,统一管理海外贸易,不断派遣使节到海外国家协商贸易关系。指南针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宋代发明罗盘,并且使用在航海上。大海弥漫无边,不知东西,昼则观日,夜则观星,阴晦观指南针。指南针的应用使中国成为了世界航海史上第一个航行主要靠沿海陆标转向靠天文导航的国家。元朝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进一步发展,突飞猛进,罗盘导航,直海远行,顺风扬送,指南正法,绘制海图,使我国成为世界最早掌握天文航海技术的国家。汉、唐、宋、元,中国不仅是大国,而且是强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不仅是个开放之国,而且是个和平之国,航海事业发展始终处于世界之先,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前提条件。

二、郑和航海

明永乐年间是太平盛世,一支郑和率队的皇家舰队出海了。1405年7月,世称“海洋之襟喉,江湖之门户”的太仓刘家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208艘大小船只云帆高挂,浩浩荡荡,涉彼狂澜,27800多名将士舟师以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敢为天下先的雄才胆略,开通从中国横渡印度洋直达东非的新航道,登上人类远航探险的巅峰。

刘家港是中国历史上名扬四海的古港,早在三国两晋时,因其自然形成的喇叭形长江入海处,水面宽广,潮汐汹涌,容纳万斛之舟。唐宋时,这里已是海舶交错入口,商旅驻足,异贷盈衢,一派繁荣;元朝时港口内漕运万艘,集如林木,口岸沿边高楼大宅,琳宫梵宇,列如鳞次,市民商户,船工士兵,人声鼎沸,被称为“东方大都会”“天下第一码头”,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大港。

郑和组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最大的混合远洋舰队。这208艘船,分为宝船、战船、粮船、水船、马船,都是按不同用途,分类建造。富丽堂皇的宝船60艘,不仅体型巨大,尺寸最长,而且容量最多。每艘船身长158米、体宽16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载重量达1500吨至2500吨。宝船桅杆长10余丈,铁锚高近一丈,每只重达3000多斤。宝船体势巍然,巨大无敌,篷帆锚舵,300余人,翻江倒海,气势夺人。宝船中郑和的座船称旗舰,布局复杂,结构精巧,外表豪华壮观,里边金碧辉煌,从船头至船尾,排列官厅、穿堂、库司、头门、仪门。上层有书房、聚堂,中层有宫室、餐室,雕梁画栋,象鼻挑檐,整座船就像一座一应俱全的宫殿。郑和在这里会见沿途各国的王室成员、政府要员、华侨头领,传递中华文化,洽谈商贸往来,广结和平友谊,目的是重振海上丝绸之路。

无坚不摧的战船运载着将士。郑和七下西洋,每次使团规模27000多名,这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海军将士。郑和下西洋不是殖民者的扩张与掠夺,不是军事上的侵略与争霸,是因为明初中国海军乃是最强大、最庞大的世界一流海军,士兵需要艰苦训练,向外炫耀军事威慑显示它的存在。郑和每下西洋都带着一支威武雄壮的仪仗队,每到一国登陆时,前呼后拥,彩旗飘扬,服饰灿烂,刀光剑影,使人望而生畏,展示中国的富强。如果勇敢是将士的第一要求,那么试战是勇敢的准备与成功的关键。明代,东西沿海、印度洋,海盗横行,商旅受到极大威胁,海上丝绸之路几乎完全阻断。郑和为了防止海盗偷袭,消灭称霸海上的海盗头目,出海的将士船队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火炮、火球等热兵器和标枪、刀剑、弓弩等冷兵器。当年,郑和到达旧港,听闻盘踞在这里的海盗头目陈祖义,剽掠商旅,肆行无忌,立即派人招抚。这有眼不识泰山的盗匪不但不听,还谋划袭击郑和船队。郑和布兵海面,以引蛇出洞之计一网打尽,17艘海盗船,烧毁10艘,缴获7艘,杀死海盗5000余人,陈祖义等3名头目被擒。

粮船运口粮,水船载淡水。粮船和水船是整个船队的后勤保障,是全体人员的生命之船。郑和使团每次奉命出海往返需要两年半至三年时间,海上续航,有时数月至半年不泊岸,即便登陆一些岛国,多为国贫民穷的缺粮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27000多人,每人每天消耗口粮一斤半,一天耗粮41000斤,合417石,储备一年的口粮需要153205石。第五次远洋访问亚非10国,历时两年零三个月,粮船载粮30万石之多。海水卤咸,不可入口,16世纪之前中外航海都备有水船,用大桶小桶装上淡水运载。郑和在着手组建船队时,鉴于船队人数之多,海上航行之长,所需淡水量之大,专门研究制造了大型水船,最大水船可装1000多个大桶,足够1000多人一年之用,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在庞大的远洋船队中,郑和最重视的是水船,他明确要求水船制造要经得起四海台风,耐得住风吹日晒,板缝不能渗漏,船体不能变形。郑和每次出海一般备足全体人员一年的用水量,若以每人每天餐饮、卫生需要消耗2000克淡水计算,整个船队一年需要用水大约20000余吨,如果粮船与水船容量相似,每船积贮淡水100吨,起码要有20多艘大型水船。

马船具有多种功能,适合各种物品的运载。盐、酱、茶、酒、烛等船员的生活必需物资,陶瓷、丝绸、铁器、铜钱、金银等深受海外人民喜爱的外贸物品,以及赠送各国首脑、王室、达官贵人的价值不菲、富有特色、门类齐全的国礼,都装载在马船上。据统计,郑和五次远洋带回中国的货物达164种,包括17种五金类、22种药品类、23种珍宝类、29种香料类,还有食品类、木材类、布匹类等,不计其数。这些物资也由马船运载。郑和使团访问亚非诸国,各国首领竞相进贡珍禽异兽,如马林迪(今肯尼亚)的麒麟(实际是长颈鹿),斯里兰卡的狮子,印度的大象,还有千里骆驼、金钱豹、花福鹿等,运载它们马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郑和能够七下西洋,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关键在于我国造船业的发展。中国是个内陆国家,但在整个中世纪,造船技术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华民族曾经在海上称雄于世界。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船只,大船大部分在南京制造,中船多数在福建制造,小船在广东、江苏等地生产。位于南京市西北三叉河附近的中保村,西接长江,东邻淮河,利用这里有利的地形,明代初创建了规模巨大,占地50余万平方米的造船厂,取名“南京宝船厂”。船厂分前厂和后厂,两厂各有通往龙江的溪口,设有可以启闭的石闸,自主控制水量。造船时将水排除,关上闸门,在船坞里施工,船造好了,便开闸进水,将船体浮起,放船入江。一排排高大的厂房,设有风篷作坊、油漆作坊、细木作坊、铁品作坊、绳索作坊。制造船舶的能工巧匠、工程技术人员来自福建、江西、浙江等四面八方。60多艘大型宝船大部分在这里建造,显示了明初我国发达的造船技术和劳动者的高超智慧。福建长乐太平港是郑和宝船和马船的重要制造基地。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这个厂建造了5艘有“巨无敌”之称的宝船。浙江、湖广、江西等全国近40多个造船厂为郑和提供了几百艘中小船只。公元7世纪以后,由于战乱的影响和西域诸国关系复杂,曾经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陆上“丝绸之路”,不再是那样畅通无阻,取而代之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宝船产生的年代离今天并不遥远,然而它毕竟已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而大型钢船的出现和兴起也不足百年,可它决定了大型木帆船一蹶不振的命运。

浩瀚的海洋是人类生命的起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郑和远涉大洋的能力也来自于他亲手组建的经过专门训练的一支在平凡中见真实,在闪光中见绚烂的团队。在这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队伍中,既有富有航海经验的水手、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海军、懂得几国语言的翻译,也有医术精湛的医生、熟悉对外交流的官员、及时维修船舶的技工和观测天文气象的能人,还有动物饲养员、炊事员、唱戏的演员,称得上是一应俱全。在所有人员中,郑和的左膀右臂是王景弘。王景弘与郑和共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每次王景弘负责在南京、福建拟定出海方案和修造船只,在江南选拔船员和采购食品,在全国征集贸易货物。在航海的过程中,他负责航海线路的确认,航行技术的把握,舟师人员的调度。王景弘是福建漳平市赤水镇人,早年入宫为官,因为参加了明成祖“靖难”有功,委以重用,专门安排与郑和同为下西洋正使。

三、欧洲航海

郑和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举世公认的海上巨人,是为人类和平友谊贡献一生的伟人。比较是历史研究的方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时间上:郑和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到达非洲,比意大利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航好望角到达印度早92年,比葡萄牙人麦哲伦绕航全球早116年。规模上:郑和每次下西洋船队规模260艘左右,人员27000余名;哥伦布首航的船队船只有3艘、人员90人;达·伽马首航船只有4艘、人员170人;麦哲伦的环球之行船只只有5艘、人员265名。线路上:郑和经东南亚、西亚至东非,哥伦布渡大西洋至中美洲,达·伽马经非洲至印度,麦哲伦只有一次环球航行,到达菲律宾时,由于参与当地争斗,被岛上居民杀死。郑和在28年的时间里7次下西洋,平均每4年远航一次,航程近10万公里,绕地球3圈还多。郑和航海不仅到了南洋群岛的主要国家,而且一直到了非洲东岸,登陆30多个国家。郑和时代既没有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也没有地球仪,更没有测量经纬度的办法。郑和的船队,把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罗盘指向、测量航程等技术结合起来,将人类航海技术推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且绘制了世界上最早的航海图—《郑和航海图》。

1451年出生于意大利港口城市热那亚的哥伦布,14岁开始航海生涯,当年他服役的热那亚军舰在葡萄牙附近被法国人击沉,他逃脱后,便去了里斯本,成了商人兼船长。继而移居西班牙,获得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支持。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帕洛斯港出发,10月到达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后继续向西南方向航行,在古巴登陆,获得了极高的荣誉。1498年和1502年哥伦布进行了第三次远航,希望找到直接通往中国或日本的航线,最终希望破灭。

1460年出生在葡萄牙西南海岸锡尼什的达·伽马,1497年7月8日从里斯本扬帆,沿非洲西海岸南下,首先到达福得群岛,随后几乎是直线向南,再朝东转去,中途93天见不到陆地,11月22日到达南非的好望角。再从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北上到达肯尼亚境内的马林迪,在这儿请了一位阿拉伯的领航员,最终于1498年5月20日抵达印度半岛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港。

1480年出生于葡萄牙骑士之家的费迪南德·麦哲伦,曾在宫廷当过侍从,在印度军队服过役,在摩洛哥作过战,1517年移居西班牙,梦想成为一名航海家。1518年与西班牙国王签约,1519年8月10日他率领由5艘船组成的船队,从塞维利亚河港起航,9月20日扬帆进入大西洋。1519年12月13日抵达里约热内卢,在圣胡利安港过冬,这期间发生哗变。直到8月24日继续从圣胡利安港起航进入太平洋,先后到达马利亚那群岛和菲律宾萨马岛,1521年11月驶抵马鲁古群岛,1522年5月18日绕过南非好望角,抵达佛得解群岛,1522年9月8日历时3年重新回到了塞维利亚河港。

这三位航海家的这些活动,被统称为“地理的大发现”,三位航海家被欧洲人誉为“伟大的航海家”,大书特书。这三位航海家的功绩,值得赞颂和纪念。

恩格斯说:“黄金这两个字变成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黄金也是白种人刚踏上新发现的海岸所追求的头一项重要东西。”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共同的成就并不是在航海事业本身,而是对黄金白银的掠夺、对人口奴隶的贩卖、对他人土地的霸占以及在全世界建立欧洲人的殖民地。美洲的发现,好望角航路的开通,为西、葡两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开辟了道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西班牙女王与哥伦布签订的航行协定中明确规定,如果他发现了新土地,就任命他为当地的副王或总督,其后代可以世袭爵位。哥伦布第一次航行,于1492年10月12日登陆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立即宣布该岛归西班牙所有,12月7日到达海地岛,疯狂地抢劫居民种的粮食,并在岛上建造了西欧殖民者的第一座堡垒—圣诞堡垒。麦哲伦在寻找马鲁古群岛的过程中,发现的是菲律宾群岛,从而又为查理皇帝增加了一个新的省份,根据他与西班牙国王的契约规定,如果他发现6个以上的岛屿,其中两个归麦哲伦和鲁伊·法利罗,所以麦哲伦得到了一个王国,头上戴起了金光四射的皇冠。

地理的大发现,使西欧国家在海外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西班牙在殖民统治拉丁美洲的3个世纪中,残酷地屠杀和奴役土著居民,使2500万印第安人丧失了生命,掠走了250万公斤的黄金和1亿吨白银。葡萄牙殖民者也从巴西运走了价值约6亿美元的黄金和3亿美元的金刚石。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就把从非洲西海岸劫掠或购买的奴隶运回国内售卖,少部分在富裕家庭服役,大部分派遣到被占领的大西洋岛屿从事开矿、种植等劳役。在非洲、拉丁美洲,西欧人拿出不值钱的玻璃球、镜子、别针、纽扣之类商品,换取贵重的犀牛角、象牙、黄金、白银、奴隶,在不等价交换中获取暴利,按今天的说法这完全是丧尽天良的商业欺诈。

四、文明之旅

在世界史上,航海总是与探险、发现、征服、掠夺联系在一起,然而郑和的航海既没有野蛮的征服与掠夺,也没有血腥的摧残和杀戮。从没有掠夺他人一分财富,从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从没有伤害一个无辜百姓。15世纪的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力强盛,不仅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国。它不需要在海外谋求新土地,扩充新版图,更不需要远涉重洋去寻找黄金白银。明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是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增进友谊,互通有无发展贸易,传播借鉴交流文化,观天测地绘制海图,造船航海振兴科技。

明初60多年历经三位皇帝,朱元璋制定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永乐和宣德年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369年洪武二年,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把同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相处的政策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同时列出中国与周边15国为友好邻邦,定为不征之国。朱棣经过“靖难之役”,于1402年(建文四年)即皇帝位,第二年改为永乐元年,提出了“四夷顺,则中国宁”“内安诸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对外和平友好政策。郑和下西洋遵行“君主天下,施恩布德”“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共享太平之福”的圣训,这一圣训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整个航海过程,因此船队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发自内心的最高礼遇。

1409年12月,郑和七下西洋必到的越南归仁港,又迎来郑和船队的到来,酋长头戴三山金花冠,骑着披红戴绿的大象,前呼后拥,出郊前来迎接。500余名番兵手执锋刃短铳,脚跳皮沓舞,手捶木鼓,嘴吹椰笛,欢喜若狂。见了郑和、王景弘,酋长下象膝行,匍匐感沐天恩。

1412年(永乐十年),郑和船队访问了印度洋西海岸美丽富饶的礼仪之邦榜葛刺国,当国王得知宝船即将到达,便派遣部领,穿上盛装,骑马列队前往海岸,迎接中国贵客。在都城王宫,国王恭敬礼拜迎诏,叩谢加额。郑和开读赏赐,受毕,按当地习俗,铺绒毯于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礼之甚厚。

在郑和航海的感召下,中国在海外的威望不断提高,在国际间形成了“中国热”的浪潮,凡船队所到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派遣使节到中国朝贡。据不完全统计,在永乐、宣德年间,亚洲、非洲共有60多国前来中国朝贡、访问,其中有近20位国王。1411年,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剌率领540余人的庞大使团前来中国访问;1417年,苏录国东王、西王、峒王率领340余人的大型使团跋涉海道来访;1423年9月,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归来之际,东南亚、南亚、东非沿岸16个国家,同时派遣多达1200余人的使团来华朝贡,将“四方万国,九夷八蛮”之人毕来朝见的和平外交热潮推向高潮,这局面在当时世界绝无仅有,在整个世界古代史上也属罕见。

郑和先后七下西洋,遍历亚非30余国,主要航线40余条,海上丝路畅通无阻,海外贸易空前活跃。郑和布局了纵横交错的交通港口、贸易中心,促进了海外贸易。明朝建立初期实行海禁政策,规定“寸板不准下海”,“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绳之重法”,撤销了沿海城市的市舶机构,关闭了贸易市场。海上丝路名存实亡。郑和舰队,携带当时世界科技含量最高、最先进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丝绸是主要的出口商品,锦绮、纱罗、绫绢、绸缎五彩缤纷;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官窑、民窑、青花瓷、杯盘、碗碟光彩夺目;还有金银制品、铁器、铜器,甚至农具耕畜。贸易形式,既有物物交换的货物交易、我赠你送的官方贸易,还有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其中大都是重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民间贸易。郑和远航,不全是输入一批统治阶层使用的奢侈品,还通过具有市场性质的贸易,进口大批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用品,同时为海上各国提供了大批中国产品。明代,中国成为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较高的年份达到白银100万两,这个数额相当于东南亚地区当时对外贸易的总额。

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与世界30多个国家建立起一座文明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桥梁,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南亚乃至非洲那些遥远的地区。同样又把异国他乡的民俗风情、文化文明带回中国,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对世界的了解。当时郑和所到的国家与中国相比都处于贫穷原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怀着一种崇敬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仰慕与渴求。

瓷器是综合体现中华文化风采的物质载体,中国瓷器具有耐酸、耐碱,且便于洗涤的特点。瓷器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外销,传播的是文化的表现力、艺术的想象力。青瓷盘碗在民间成为互赠的礼物,象征友谊;青瓷瓶杯在富人家当做艺术摆设,象征财富;青瓷大罐大碟在王宫豪宅当做装饰,象征声望与尊严。瓷器的艺术风格,使得中国瓷器成为佛教国家寺庙的供奉,皇亲国戚入土的陪葬,平民百姓日用的惜物。丝绸象征中国文明,销往国外改变了人们的服饰文化,鲜艳的色彩、斑斓的花纹,最适合东南亚、南亚炎热的气候。郑和船队还通过赏赐、馈赠、贸易等方式,把大量中国铜钱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东南亚各国,逐步把这一地区与邻国贸易往来从使用贝币过渡到使用中国铜钱,促进了这些地区各国之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国输出的金融制度在东南亚通行了几个世纪,时至今日。

郑和船队奉“王者无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视同仁”的精神,所到之处大规模赠送中国图书。1404年永乐二年,朝廷命礼部装印1万本《列女传》向海外诸国赠送,明成祖亲自作序。随图书赠送的还有纸、笔、墨。中国古代所谓“颁正朔,易服色”是政治制度中最有文化特色的历法和冠服。郑和在多国集中社会文化名家学习历法,帮助他们以精确的历法,进行农事耕作,指导日常生活,了解中国。“给赐冠服”是明成祖下达给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郑和先后向18位国王、酋长、头人赠送冠服,把中国“衣冠分贵贱,定上下”习俗介绍出去。郑和船队中的文人墨客,通过出使海外所见,回国后撰写了不少书籍,比较著名的三部是费信著的《星槎胜览》、马欢著的《瀛涯胜览》、巩珍著的《西洋蕃国志》。这些书以简明扼要的文字,生动形象的故事,把所到国家、地区的民情风俗、历史文化、地理地貌、物产资源作了描述,这对中国人来说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丰富了知识。

中国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早81年,早在2200年前,我们的祖先已懂得海洋是沟通世界最为便捷的通道。今天由于陆地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人类自身繁衍的严重失控,世界进入了“海洋时代”。无论是大国的政治家,还是小国的战略家,都把探索人类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聚向海洋。郑和七下西洋的伟业与威慑,使中国变为海洋大国,获得了从日本到非洲东海岸的制海权,把中国航海事业推向顶峰。就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前后,明朝海防政策发生了变化。由于1421年(永乐十九年),京都北迁,1412年(永乐十年),大运河重新开通,沿海防卫力量被削弱,造船的规模被减少,海军的数量被裁减。就在这一时刻,极具海权观念的郑和向明仁宗朱高炽极力陈述海权观,要求保留海军舰队。根据法国学者朗索瓦·德勃雷所著的《海外华人》记载,郑和对朱高炽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权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它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郑和这一海权观的陈述,要比近代海权观倡导者马汉的“海上权力论”早48年。郑和那时就认识到海洋是个硕大无朋的天然宝库,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控制了海洋便可安民定国。战无不胜的海军舰队是控制海洋的基础,如果郑和的海权观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世界文明史将会是另一种记载。可惜那时的统治者深受千年来以农立国、耕织为生、自给自足、世袭陆土的封闭大陆观影响,失去了难得的机遇。中国把刚刚迈进海洋的双脚缩回大陆,背向海洋,闭门不出,实行海禁,沿海50公里变为无人区,中国的航海事业由顶峰跌入低谷,重蹈覆辙。郑和舰队就此偃旗息鼓,连郑和七下西洋积累的最宝贵的航行资料也当做废纸一焚了之。结果等来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和火药装备的坚船利炮炸开闭关锁国的国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境地。

航海是一门综合学科,造船技术、航海科技、社会科学,乃至天文地理、海上救护无所不及。伟大的郑和在近30年的航海实践中,留下了许多人类创造史上的伟大功绩。他根据航海经验,结合天文、气象、地理知识,创造了具有极高价值的系统—完整的《郑和航海图》。这既是我国最早的海图,也是从世界范围来说,比所谓的世界第一部航海图集—荷兰瓦格涅尔的《航海明镜》还早很多年的海图,在世界地图发展史中占有辉煌地位。

像郑和这样一位世界伟大的航海家,在中国长达5个世纪被湮没,除了些零敲碎打的文学作品,其光辉业绩几乎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又被世人逐渐认识—1904年,杰出的政治家梁启超写了一篇著名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海洋是一个尚未被完全认识的领域,人类已经调查的海洋面积还不到世界海洋面积的百分之十。现在世界商业及军事运输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通过海洋来完成,海洋运输是世界经济运输的主动脉。今天,高瞻远瞩的中国领导人,把视野从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拓展到整个世界海洋,向海洋进发,重振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五、历史回音

伟大的郑和,何许人也?郑和是云南人。1371年郑和出生于云南昆明市晋宁县昆阳镇一个回族家庭。晋宁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昆阳镇坐落在“五百里滇池”岸边。滇池碧波万顷,远山如黛,有内陆湖泊秀丽多姿、波光潋滟、清风习习的湖光山色,又有海洋帆影天鸥、水天一色、空阔无边的雄浑气度。昆明山清水秀,历史悠久,四季如春,市旁有海,市内有湖,四周有山,被誉为“东方日内瓦”。郑和从小在滇池里戏水,西山上望日,养成登高望远、系念苍生的胸襟。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曾经由海路到过麦加朝圣,人们称其父为马哈只,马是祖姓,“哈只”阿拉伯语意为“朝觐者”,凡到过天方朝圣过的人,都称为“哈只”。郑和的父母育有二子四女,郑和排行第二,取名马和,小名三保。郑和父亲马哈只,身材高大,仪表奇伟,为人正直,不畏强暴,体恤贫弱,受到邻里乡亲的尊重和爱戴。郑和自小受到良好家风熏陶,父慈母爱,养成了他立身正直、待人宽厚、学习刻苦、做事勤奋的品格。

1381年(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进攻云南,打败了云南的元梁王,11岁的三保被明军掳去,带到南京,入宫当了太监。他不但聪明好学,精明能干,而且在1399至1403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子继位,燕王朱棣起兵夺权的斗争中,跟随燕王多次参加战斗,机智应变、勇于冒险、累立战功,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才能,深得皇帝赏识,于1404年永乐二年正月初一赐他姓郑,提升为内宦太监,成为内宦的首领。这年郑和33岁,正值血气方刚、忠君报国以酬壮志之时,朱棣坐稳江山,打开门户,重开海上丝绸之路,这主帅总监的重任自然落在他的肩上。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经历了无数次惊涛骇浪、狂风暴雨的袭击,常常是九死一生。1433年宣德八年,他第七次下西洋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西南边的卡利卡特,终年63岁。郑和之墓坐落在南京风景优美的牛首山南麓,用优质青石砌成的墓园墓盖,保持着穆斯林的葬仪习惯。墓前有28个台阶,象征他有28年的航海经历;台阶分四组,寓意他生前访问过40个国家和地区;每组七级,象征他七下西洋。郑和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效国之力,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一座宏伟的精神丰碑。辛亥革命的元老李鸿祥曾写下这样一首《怀古》绝句:“西洋七下半环球,航海先声振五洲。郑氏如无家乘在,几疑三保出昆州。”

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超越生命地热爱家乡。郑和首次下西洋前夕,怀着对家乡祖辈的思念,特请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为父亲撰写了墓志铭,委派专人捎回家乡,嘱托哥哥马文铭将其刻碑立于昆阳月山父亲墓前。1411年永乐十年,郑和脱开繁忙的公务,利用远航归国休整的时间,选择了穆斯林斋月这个圣洁的日子,专程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昆阳,欢度斋月,为祖先扫墓。

云南人民没有忘记郑和的丰功伟绩,以及对人类航海事业的伟大贡献,在晋宁县城中央,竖立起一座高大英武的郑和全身雕像。8米高的雕像雄姿英发,恰似郑和站立在宝船的前头,左手按着宝剑,右手拿着远洋航图。我看到这个雕像,想起袁忠彻在《古今识鉴》中对郑和的描述:“内侍郑和即三保也,云南人,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山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如洪钟,才负经纬,文通孔孟,博辩机敏,长于智略,知兵善战。”耳旁回荡着南京《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的描述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抵达印度海岸的情景“飓风黑雨,海冥黯淡,雷电交作,洪涛巨浪,摧山倒岳,鱼龙变怪,诡形异状,纷杂出没,惊心骇月,莫不错愕”。昆阳镇颇具规模的郑和公园内,有一栋三层小楼,汉白玉围栏,飞檐凌空,巍峨壮丽,这是郑和纪念馆,陈列着记载郑和光辉业绩的文物、资料、图片。晋宁月山上有一块碑林区域,一行行长廊,一块块碑文,省内外的当代书法名家,用不同的书法手笔,抄录着从古至今人们对郑和的赞誉。有永乐、宣德两位皇帝的御制诗,也有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还有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对郑和伟烈丰功的赞誉和评价,64块碑文汇成一句话:郑和是举世瞩目的伟人。

郑和是云南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在东南亚,许多国家以“三宝”冠名为荣,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城,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垄、三宝港。有神庙的地方,把郑和当做神明供奉、崇拜,常年香火不断;在民间传说中,郑和呼风唤雨、填海造山,无所不能;在文学作品中,把郑和描述成超自然的神,能镇妖、避邪、医治百病。在非洲工作8年之久的《人民日报》首席记者李新烽调查过郑和在非洲的影响。600年前,郑和船队到达肯尼亚的拉穆群岛,一艘海船不幸沉没,劫后余生的船员在这里登岛繁衍生息。今天这个3000多居民的上加村,被称为中国村,传说其先民即来自中国郑和船队中的上海人。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是郑和前五次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地方,郑和船员上岸驻泊,因干旱缺水,先打井取水,不仅解决营地人员的饮用,还供应当地居民。三口已经废弃的深井,今天成了当地旅游的景点。也门共和国所属的亚丁是郑和船队当初停留时间较长的地方,至今在民间流传着郑和船队补充给养、等待信风的故事。马尔代夫自古是跨国贸易的中转站,早在公元前500年,斯里兰卡和南印度人纷纷来到这里定居。长2000米,宽1000米的小岛马累今天是马尔代夫的首都。1433年郑和船队登岛休整,向住在岛上的国王赠送了青花龙纹执壶和画有凤凰图案的青花瓷盘。一些生病的船员水手留在岛上休养等待,船队从非洲海岸返航时接回。船员们乘坐木舟游览数岛,吃鱼虾恢复体力。

一个国家最生动的记忆是在博物馆。在斯里兰卡国国家博物馆里,静静地伫立着一座高1.7米的石碑,碑首雕刻着二龙戏珠图案,两侧简朴的纹饰,碑文“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的字样清晰可见,这是郑和当年在这里立的石碑。菲律宾共和国苏禄省的省府,霍洛城的郊外,有郑和军师白本头的祠庙。汉字楹栏说明,白本头所带领的船舰遇飓风漂滞苏禄,与当地头人结下友谊,落根此地,死后葬于苏禄,当地百姓世代供奉。文莱首都有一条路叫“王总兵路”,是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的主要领导人王景弘而命名的,在这里发现了比较完整的中国产的各种瓷器5万多件,有的陈列在博物馆,有的珍藏在民间。北欧丹麦、挪威、瑞典等国把郑和下西洋作为造船学、地理学、制图学和航海学进行研究,在一些科研院所、学术机构、大专院校都有郑和学的研究机构、专门人才,还常常举办郑和航模展览、学术研讨。

郑和是世界上最早的洲际航海家,过去受“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被忽视,现在随着亚太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驱动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的拓展,郑和精神唤起了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热忱。爱国主义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富强的源泉。郑和鞠躬尽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的伟大精神,激励国人振兴中华,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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