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宫刑忍辱著书

司马迁为太史令，开始书写《史记》六年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司马迁因替李陵说话而受宫刑，这件事的前后过程，详见于《报任少卿书》。一来由于这篇文章本身不是很好读，再加上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的读者立场观点不同，所以围绕司马迁受宫刑的一系列问题，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与评价。现根据我的认识谈几点意见。

一、司马迁为何替李陵说话

据《报任少卿书》说：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

这段话有四层意思：其一，他认为李陵平时为人不错，“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其二，他认为李陵此战虽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其三，他认为李陵目下之降，有可能是思图后效，“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其四，他说自己这次说话是由于看着皇上太难过，想安慰一下皇上；同时又是因为看不惯满朝文武的见风使舵，想要堵上那群想要落井下石的小人的嘴。而且即使如此他还不是自己抢着要说，而是正好赶上皇帝点名让他说，他才说的。对这些我们应该分析一下：

其一，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大概是太高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汉书·苏武传》：当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时，李陵先已投降。单于派李陵去劝降苏武，苏武不听，李陵说：“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又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等到苏武熬过了漫长的十九年，终于要回国时，李陵又羡慕地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于是又作歌云：“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如此等等，思想前后矛盾。他所想的就是“名”，至于“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的事情，他是不干的。这里人们看到的李陵实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角色，根本上不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好。

其二，李陵的战功显然是被司马迁过分地夸大了。据《汉书·李陵传》说，开始李陵遇到的敌人是“骑可三万”，后来单于又“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而《报任少卿书》是怎么说的呢？它说李陵是“仰亿万之师”，是把敌人打得“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请注意，李陵只有五千步兵，能把匈奴打成那个样子么？如果《汉书》还可以让人勉强相信的话，那么《报任少卿书》则是绝对不可信的，夸张得太不着边际了。

其三，司马迁说李陵眼下的投降有可能是“思图后效”，的确，《汉书·苏武传》中李陵也对苏武说过类似的话：“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可惜这话在司马迁当时只能是一种推测，说服力不强；而李陵说这话时，则已经是在他投降匈奴十八年以后了，颇有文过饰非之嫌。总之，这种初心是否真有，无从证明。

其四，司马迁很善于说话。司马迁写《报任少卿书》是在太始四年（前93，用王国维说），上距他受宫刑已过去五年了。他是带着一种浓厚的感情色彩在回忆过去的事情。他首先说：“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这就先把自己从私人感情中择了出来，说明自己当时为李陵说话完全是出于公心；接着他又夸说李陵的为人之好，军功之大，进一步证明自己为之说话的合情合理；接着又尽量说自己当时如何地不想说，是皇帝点名才说的；而且自己又完全是出于开慰皇帝的好意。这一切都是为了突出自己的无辜和自己受宫刑的委屈。这么说是不是表明司马迁不太实在呢？大直小曲，一个人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诉说自己倒霉的过程，有时有点言过其实，我想也是人之常情吧！

二、汉武帝为何如此动怒

评说一个人的功过，即使有些不准确，又有什么了不起，何至于大发雷霆，处人以“极刑”呢？但事情的确就这样发生了。据《报任少卿书》说，当司马迁出于对皇帝的同情和极大的公心发表了上述看法后，“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其罪名有两条：一条是“沮贰师”，另一条是“诬上”。所谓“沮贰师”，就是诽谤、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这次讨伐匈奴的主力，他带着三万人从酒泉出发，北伐匈奴；李陵带着五千步兵，从居延（在今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出发北伐匈奴。李广利在这次作战中，俘杀敌人万余，自己损失两万，付出的牺牲为二比一；李陵在这次作战失败后，逃回来四百余人，损失数为四千六百，而杀敌累计也在万余人，取得的战果为一比二。以战绩而论，是李广利的四倍。从这个角度看，司马迁说李陵的“摧败功亦可以暴于天下”，说他“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也实在不能算过分。但问题是司马迁一味地称说李陵的实际战功，这就在客观上明显地贬低了李广利，更何况李陵毕竟是兵败投降了，其“丧师辱国”的事实在明处，无所藏掩。真正打损仗的是李广利，但他毕竟“胜利”而归，他的“丧师辱国”在暗处，可以用“胜利”作掩盖。而汉武帝又是一个好大喜功，是个只要“胜利”而不计算牺牲多少士卒、付出多少代价的人，于是这“沮贰师”的罪名便这样成立了。既然李陵如此忠勇，既然他孤军战斗得如此艰苦，甚至连他的兵败投降也不应该受到指责，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负李陵这次失败的责任呢？问题自然就转到朝廷方面来了，这就是“诬上”。抛开李陵兵败投降的个人行为，应该说，司马迁的这种“沮贰师”与“诬上”，都是有理由的、正确的。

汉武帝的发怒，也许还有着更早的原因，这就是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史记》中有许多进步的观点，有一种“不虚美、不隐恶”，敢于坚持真理，秉笔直书的精神，这些都是不能被汉武帝及其所宠用的将相们所容的。据史书记载：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

总之，汉武帝这次对司马迁的动怒，是一种新旧矛盾的总爆发。

话又说回来，汉武帝既然如此怒不可遏地处置了司马迁，为什么又要任用他为中书令呢？中书令任职于宫中，它虽然不像班固所说的那么“尊宠任职”，但也绝不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是“为扫除之吏”。他为皇帝掌管文书、起草诏书，品级不高，但位置还是相当重要的。汉武帝为什么要把一个受过处置的人放在身边，难道他就不怕出什么事吗？分析起来大概原因有四：一、强大的封建帝国，正处在极盛时期，统治巩固，不怕一个小文人造反。二、司马迁两世为史官，具有一定名声，处以严刑，警告他要老实点；再示优遇，正可以显示雄主的博大胸怀。三、司马迁富有才华，可供驱使，受过宫刑，正合出入宫苑，两者兼备的人正自难找。四、将司马迁放在身边，便于监督考察。这恐怕是汉武帝为其他一切孱弱皇帝所永远不可企及的一种“雄才大略”吧！

三、司马迁自请受宫刑

司马迁的罪名是“沮贰师”与“诬上”，“沮贰师”罪不轻，但总不至死；而“诬上”（诬蔑皇上）则是“大不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认为，司马迁开始被判的是死刑，后来是经过他自己的请求才改为宫刑的。

大概正因为受宫刑是司马迁自己请求或是用钱赎来的，所以这件事在当时很为社会舆论所不齿。例如桑弘羊就曾说过：“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疮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按：当为“得由”）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盐铁论·周秦》）这大概就是指司马迁。不仅桑弘羊，很可能任安在给司马迁的信中也触及了这个问题，说了些什么应该“不辱”呀、应该“守节”呀的话，表现了他对司马迁的误解。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才用了那么大的篇幅引古说今、比物连类地反复讲这个辱与不辱的问题。

附带再说明一点，最早的宫刑，可能是用于惩办“淫乱”罪的，《汉书》颜师古注：“宫，淫刑，男子腐势，妇人幽闭。”但到后来，尤其是到了汉代，就只是作为一种惩罚等级，而与犯什么罪没有关系了。至于汉景帝与汉武帝为什么允许死刑犯人改为宫刑，大概不是因为他们心善好生，或者是缺少那点钱用，而是随着汉帝国的逐渐强大，皇家的离宫别殿、宗庙园陵日渐其多，而这些地方是需要大量太监的，改死刑为宫刑正是一个获得太监的来源。司马迁受过宫刑之后，立即当了中书令，到皇帝的“阘茸”之中去当“扫除之吏”，正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四、忍辱著书动力的来源

受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无以复加的折磨与摧残。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

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但是，他终于硬挺着活下来了。他是从哪里来的这种动力呢？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如果不联系其他资料进行全面的分析，便会很容易片面地理解为这是为了他个人的立身扬名，但这显然是太表面了。司马迁是个有血性的人，他赞成那种有作为、有骨气的汉子，而瞧不起那种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人物。《陈涉世家》中有：“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廉颇蔺相如列传》有：“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这种生死问题的抉择上，司马迁是有其理论的：“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陈涉、蔺相如这样的抉择，即使自己死了也是光彩的、有价值的。至于韩信受辱于恶少年，伍子胥面对楚王的缉吏，则不宜斗殴致死或束手就擒，因为那样的死轻如鸿毛。大丈夫抱有命世之才，自当暂忍一时之困辱，以图后日之功效。“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伍子胥列传》）他是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古人的，也是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司马迁的这种生死观，无疑是推动他忍辱著书的巨大动力。这是其一。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司马迁对于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是充满自信的。他不是政治家，不可能提出改革社会的方案，并使之付诸实行。他是个历史家，他只能通过写历史的方法，寓褒贬、别善恶，从《史记》中来显示自己的社会理想，显示自己对那些不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爱憎。司马迁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对于大汉帝国那些黑暗面、那些非常腐朽的东西，是极力鞭挞的。他要用写历史的手段来达到自己改良社会、实现理想的目的。他的书受到了汉武帝的忌恨，人也遭到了汉王朝的摧残，在当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整个茫茫的天地间，他没有一个知音，没有一个同情者。但是他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而正义的事业终究是会胜利的。他的《史记》暂时或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被摧抑、被禁止，但是他深信总有一天它将大行于人世，它将像日月一样地发出光华，像大山一样地高出于历代皇帝的陵墓之上。正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事业有如此的自信，才促使他如此坚定地“述往事、思来者”，才使他如此急切地渴望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如果一个人缺乏明确的理想，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没有坚定的信念，那他还会有什么行动的力量呢？这是其二。

司马迁的这种生死观和这种坚定信念的形成，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这里有父亲的临终嘱托，有古人困厄著书的榜样，也有他个人遭祸后的发愤，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受宫刑对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是一种莫大的摧残，但是对于司马迁思想的升华，却是一种莫大的促进。这个事件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统治者的凶残，使他更加看透了那种趋炎附势、蝇营狗苟的仕途官场的恶浊，这就让他的眼睛更加向下，从而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精神和力量，也更加增强了他与黑暗邪恶势力进行抗争的毅力和决心。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时的时代因素对司马迁的影响。当时的大汉帝国尽管有它腐朽黑暗的一面，但它毕竟是强大的。开国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种局面下，“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太史公自序》）。强大的国势给文人士大夫们展示了广阔的远景，使他们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抱负与自信。这不是产生阮籍、刘伶那种酒徒的时代，也不是产生陶渊明那种隐士的时代。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尽管在个人的仕途上遭到不幸，但它仍不可能抵消整个时代气氛对他们的积极影响。他们仍在充满信心地想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份自己应做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以著述《史记》为己任，是很自然的。应当看到，这种时代因素既关系着司马迁思想信念的形成，又是直接呼唤司马迁忍辱含垢、发愤著书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