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宫刑忍辱著书

受宫刑忍辱著书

司马迁为太史令,开始书写《史记》六年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司马迁因替李陵说话而受宫刑,这件事的前后过程,详见于《报任少卿书》。一来由于这篇文章本身不是很好读,再加上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的读者立场观点不同,所以围绕司马迁受宫刑的一系列问题,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与评价。现根据我的认识谈几点意见。

一、司马迁为何替李陵说话

据《报任少卿书》说: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

这段话有四层意思:其一,他认为李陵平时为人不错,“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其二,他认为李陵此战虽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其三,他认为李陵目下之降,有可能是思图后效,“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其四,他说自己这次说话是由于看着皇上太难过,想安慰一下皇上;同时又是因为看不惯满朝文武的见风使舵,想要堵上那群想要落井下石的小人的嘴。而且即使如此他还不是自己抢着要说,而是正好赶上皇帝点名让他说,他才说的。对这些我们应该分析一下:

其一,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大概是太高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汉书·苏武传》:当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时,李陵先已投降。单于派李陵去劝降苏武,苏武不听,李陵说:“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又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等到苏武熬过了漫长的十九年,终于要回国时,李陵又羡慕地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于是又作歌云:“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如此等等,思想前后矛盾。他所想的就是“名”,至于“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的事情,他是不干的。这里人们看到的李陵实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角色,根本上不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好。

其二,李陵的战功显然是被司马迁过分地夸大了。据《汉书·李陵传》说,开始李陵遇到的敌人是“骑可三万”,后来单于又“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而《报任少卿书》是怎么说的呢?它说李陵是“仰亿万之师”,是把敌人打得“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请注意,李陵只有五千步兵,能把匈奴打成那个样子么?如果《汉书》还可以让人勉强相信的话,那么《报任少卿书》则是绝对不可信的,夸张得太不着边际了。

其三,司马迁说李陵眼下的投降有可能是“思图后效”,的确,《汉书·苏武传》中李陵也对苏武说过类似的话:“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可惜这话在司马迁当时只能是一种推测,说服力不强;而李陵说这话时,则已经是在他投降匈奴十八年以后了,颇有文过饰非之嫌。总之,这种初心是否真有,无从证明。

其四,司马迁很善于说话。司马迁写《报任少卿书》是在太始四年(前93,用王国维说),上距他受宫刑已过去五年了。他是带着一种浓厚的感情色彩在回忆过去的事情。他首先说:“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这就先把自己从私人感情中择了出来,说明自己当时为李陵说话完全是出于公心;接着他又夸说李陵的为人之好,军功之大,进一步证明自己为之说话的合情合理;接着又尽量说自己当时如何地不想说,是皇帝点名才说的;而且自己又完全是出于开慰皇帝的好意。这一切都是为了突出自己的无辜和自己受宫刑的委屈。这么说是不是表明司马迁不太实在呢?大直小曲,一个人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诉说自己倒霉的过程,有时有点言过其实,我想也是人之常情吧!

二、汉武帝为何如此动怒

评说一个人的功过,即使有些不准确,又有什么了不起,何至于大发雷霆,处人以“极刑”呢?但事情的确就这样发生了。据《报任少卿书》说,当司马迁出于对皇帝的同情和极大的公心发表了上述看法后,“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其罪名有两条:一条是“沮贰师”,另一条是“诬上”。所谓“沮贰师”,就是诽谤、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这次讨伐匈奴的主力,他带着三万人从酒泉出发,北伐匈奴;李陵带着五千步兵,从居延(在今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出发北伐匈奴。李广利在这次作战中,俘杀敌人万余,自己损失两万,付出的牺牲为二比一;李陵在这次作战失败后,逃回来四百余人,损失数为四千六百,而杀敌累计也在万余人,取得的战果为一比二。以战绩而论,是李广利的四倍。从这个角度看,司马迁说李陵的“摧败功亦可以暴于天下”,说他“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也实在不能算过分。但问题是司马迁一味地称说李陵的实际战功,这就在客观上明显地贬低了李广利,更何况李陵毕竟是兵败投降了,其“丧师辱国”的事实在明处,无所藏掩。真正打损仗的是李广利,但他毕竟“胜利”而归,他的“丧师辱国”在暗处,可以用“胜利”作掩盖。而汉武帝又是一个好大喜功,是个只要“胜利”而不计算牺牲多少士卒、付出多少代价的人,于是这“沮贰师”的罪名便这样成立了。既然李陵如此忠勇,既然他孤军战斗得如此艰苦,甚至连他的兵败投降也不应该受到指责,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负李陵这次失败的责任呢?问题自然就转到朝廷方面来了,这就是“诬上”。抛开李陵兵败投降的个人行为,应该说,司马迁的这种“沮贰师”与“诬上”,都是有理由的、正确的。

汉武帝的发怒,也许还有着更早的原因,这就是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史记》中有许多进步的观点,有一种“不虚美、不隐恶”,敢于坚持真理,秉笔直书的精神,这些都是不能被汉武帝及其所宠用的将相们所容的。据史书记载: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

总之,汉武帝这次对司马迁的动怒,是一种新旧矛盾的总爆发。

话又说回来,汉武帝既然如此怒不可遏地处置了司马迁,为什么又要任用他为中书令呢?中书令任职于宫中,它虽然不像班固所说的那么“尊宠任职”,但也绝不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是“为扫除之吏”。他为皇帝掌管文书、起草诏书,品级不高,但位置还是相当重要的。汉武帝为什么要把一个受过处置的人放在身边,难道他就不怕出什么事吗?分析起来大概原因有四:一、强大的封建帝国,正处在极盛时期,统治巩固,不怕一个小文人造反。二、司马迁两世为史官,具有一定名声,处以严刑,警告他要老实点;再示优遇,正可以显示雄主的博大胸怀。三、司马迁富有才华,可供驱使,受过宫刑,正合出入宫苑,两者兼备的人正自难找。四、将司马迁放在身边,便于监督考察。这恐怕是汉武帝为其他一切孱弱皇帝所永远不可企及的一种“雄才大略”吧!

三、司马迁自请受宫刑

司马迁的罪名是“沮贰师”与“诬上”,“沮贰师”罪不轻,但总不至死;而“诬上”(诬蔑皇上)则是“大不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认为,司马迁开始被判的是死刑,后来是经过他自己的请求才改为宫刑的。

大概正因为受宫刑是司马迁自己请求或是用钱赎来的,所以这件事在当时很为社会舆论所不齿。例如桑弘羊就曾说过:“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疮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按:当为“得由”)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盐铁论·周秦》)这大概就是指司马迁。不仅桑弘羊,很可能任安在给司马迁的信中也触及了这个问题,说了些什么应该“不辱”呀、应该“守节”呀的话,表现了他对司马迁的误解。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才用了那么大的篇幅引古说今、比物连类地反复讲这个辱与不辱的问题。

附带再说明一点,最早的宫刑,可能是用于惩办“淫乱”罪的,《汉书》颜师古注:“宫,淫刑,男子腐势,妇人幽闭。”但到后来,尤其是到了汉代,就只是作为一种惩罚等级,而与犯什么罪没有关系了。至于汉景帝与汉武帝为什么允许死刑犯人改为宫刑,大概不是因为他们心善好生,或者是缺少那点钱用,而是随着汉帝国的逐渐强大,皇家的离宫别殿、宗庙园陵日渐其多,而这些地方是需要大量太监的,改死刑为宫刑正是一个获得太监的来源。司马迁受过宫刑之后,立即当了中书令,到皇帝的“阘茸”之中去当“扫除之吏”,正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四、忍辱著书动力的来源

受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无以复加的折磨与摧残。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

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但是,他终于硬挺着活下来了。他是从哪里来的这种动力呢?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如果不联系其他资料进行全面的分析,便会很容易片面地理解为这是为了他个人的立身扬名,但这显然是太表面了。司马迁是个有血性的人,他赞成那种有作为、有骨气的汉子,而瞧不起那种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人物。《陈涉世家》中有:“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廉颇蔺相如列传》有:“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这种生死问题的抉择上,司马迁是有其理论的:“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陈涉、蔺相如这样的抉择,即使自己死了也是光彩的、有价值的。至于韩信受辱于恶少年,伍子胥面对楚王的缉吏,则不宜斗殴致死或束手就擒,因为那样的死轻如鸿毛。大丈夫抱有命世之才,自当暂忍一时之困辱,以图后日之功效。“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伍子胥列传》)他是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古人的,也是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司马迁的这种生死观,无疑是推动他忍辱著书的巨大动力。这是其一。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司马迁对于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是充满自信的。他不是政治家,不可能提出改革社会的方案,并使之付诸实行。他是个历史家,他只能通过写历史的方法,寓褒贬、别善恶,从《史记》中来显示自己的社会理想,显示自己对那些不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爱憎。司马迁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对于大汉帝国那些黑暗面、那些非常腐朽的东西,是极力鞭挞的。他要用写历史的手段来达到自己改良社会、实现理想的目的。他的书受到了汉武帝的忌恨,人也遭到了汉王朝的摧残,在当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整个茫茫的天地间,他没有一个知音,没有一个同情者。但是他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而正义的事业终究是会胜利的。他的《史记》暂时或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被摧抑、被禁止,但是他深信总有一天它将大行于人世,它将像日月一样地发出光华,像大山一样地高出于历代皇帝的陵墓之上。正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事业有如此的自信,才促使他如此坚定地“述往事、思来者”,才使他如此急切地渴望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如果一个人缺乏明确的理想,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没有坚定的信念,那他还会有什么行动的力量呢?这是其二。

司马迁的这种生死观和这种坚定信念的形成,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这里有父亲的临终嘱托,有古人困厄著书的榜样,也有他个人遭祸后的发愤,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受宫刑对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是一种莫大的摧残,但是对于司马迁思想的升华,却是一种莫大的促进。这个事件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统治者的凶残,使他更加看透了那种趋炎附势、蝇营狗苟的仕途官场的恶浊,这就让他的眼睛更加向下,从而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精神和力量,也更加增强了他与黑暗邪恶势力进行抗争的毅力和决心。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时的时代因素对司马迁的影响。当时的大汉帝国尽管有它腐朽黑暗的一面,但它毕竟是强大的。开国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种局面下,“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太史公自序》)。强大的国势给文人士大夫们展示了广阔的远景,使他们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抱负与自信。这不是产生阮籍、刘伶那种酒徒的时代,也不是产生陶渊明那种隐士的时代。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尽管在个人的仕途上遭到不幸,但它仍不可能抵消整个时代气氛对他们的积极影响。他们仍在充满信心地想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份自己应做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以著述《史记》为己任,是很自然的。应当看到,这种时代因素既关系着司马迁思想信念的形成,又是直接呼唤司马迁忍辱含垢、发愤著书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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