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雨果奇观，雨果其人
柳鸣九
一
1885年5月17日，83岁高龄的雨果患重病的消息在巴黎传开了，从这天起，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他的病情通报。寓所前，总聚集着一批又一批关切探询的人群，不断有社会名流在门前下车献上自己的名片。
5月22日，雨果逝世，上议院与众议院获悉，立即休会，宣布全国性的哀悼。两院一致通过政府的提案，决定为雨果举行隆重的国葬。
5月30日，雨果的遗体停放在凯旋门下，四周呈星形放射的大道上，路灯与火炬日夜照射，不尽的人流从凯旋门下通过，瞻仰雨果的遗容。
6月1日，葬礼举行，鸣礼炮21响，仪仗队由12名法国青年诗人组成，200万人群跟随在灵车的后面。
这是法国以至欧洲最大规模的一次葬礼，是精神文化领域里最崇高的一次哀荣，正如著名作家、历史学家、雨果学权威安德烈·莫洛亚所指出的：“一个国家把以往只保留给帝王与统帅的荣誉，给予一位诗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雨果出生于拿破仑时代开始后的第三年，其父勃鲁都斯·雨果出身平民，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军；拿破仑时期，转战南欧，获将军衔。雨果幼年时曾随军到过意大利、西班牙。雨果12岁时，拿破仑失败，波旁王朝复辟。由于其父又宣誓效忠新统治者，而其母本来就出身于“路易十六的忠臣之家”，是一个“激烈的旺代分子”，少年雨果有过一个为时约十年的保王主义时期。
雨果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作，成名很早。1819年，他与两个哥哥创办《文学保守者》周刊；1822年出版第一个诗集，后又将它增补为《歌吟集》；接着又相继发表了小说作品《冰岛的凶汉》（1823）与《布格-雅加尔》（1826）。
查理十世上台后变本加厉的反动使革命逐渐酝酿成熟，在自由主义思潮日趋高涨的背景下，雨果的政治态度开始有了转变。1826年，因缺乏明确纲领，成立于1823年的浪漫派第一文社解散，雨果与维尼、缪塞、大仲马、诺地埃另组第二文社，开始明确反对伪古典主义。1827年，他在《铜柱颂》一诗中缅怀了拿破仑时代对欧洲封建君主国家的武功。同年，他又发表了著名的战斗性宣言《〈克伦威尔〉序》，成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从这一年起一直到1840年，他以丰富的戏剧、诗歌以及小说创作显示出新文学的实绩。1828年，浪漫主义戏剧《玛丽蓉·黛罗美》由于批判了专制王权，遭到禁演。1829年，他同情和歌颂希腊解放斗争的诗集《东方集》问世，并出版了批判统治阶级以法律压迫劳动者的小说《死囚末日记》。
1830年，他写作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和新颖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艾那尼》，这个剧本在七月革命前夕初次演出时，浪漫主义与伪古典主义的两派拥护者，在剧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演出最后得到极大的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戏剧对伪古典主义戏剧的胜利，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后，雨果以欢迎的态度写作了热烈的颂诗《年轻的法兰西》。1831年他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上演了戏剧《玛丽蓉·黛罗美》，发表了抒情诗《秋叶集》。1832年以后，他相继发表的作品有剧本《国王取乐》、《吕克莱丝·波基亚》（1832）、《玛丽·都铎》（1833）、《安日洛》（1835）、《吕伊·布拉斯》（1838）；诗集《暮歌集》（1835）、《心声集》（1837）、《光影集》（1840）；小说《克洛德·格》（1834）以及杂文《文学与哲学札记》。七月革命以后这一时期雨果的戏剧与小说作品，充满着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精神，对这时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力量的激愤控诉是这些作品的基调。
金融家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使雨果逐渐在政治上采取了和现实妥协的态度。184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845年之后，雨果在文学创作方面比较沉寂，在政治舞台上却很活跃。1848年以前，他一直在君主立宪制与共和政体之间摇摆，巴黎的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提出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后，他才坚决地站在共和的立场上。这时他被选为制宪会议的成员，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抱同情的态度。1848年底的总统选举中，他投票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久又成为这个野心家的反对派。他是1849至1851年间国民议会中社会主义民主左派的领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帝制，大肆进行镇压，雨果和他的政派发表宣言试图反抗，但遭到失败，政变后的12月11日，他被迫流亡国外。
19年流亡期间，雨果先后居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大西洋中英属泽西岛和根西岛，始终对拿破仑三世的独裁政权进行坚决的斗争。1852年，他出版了对拿破仑三世作辛辣嘲骂的政论小册子《小拿破仑》，并写了揭露政变过程的《一桩罪行的始末》（后于1877年发表）。1853年，他“充满革命气势”的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出版。1859年，他拒绝拿破仑三世的“大赦”。在流亡时期，他的其他文学创作有诗集《静观集》（1856）、《历代传说》（1859）、《街道与园林之歌》（1865），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以及文艺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1864）。
1870年，拿破仑三世垮台，雨果结束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凯旋式地回到巴黎，受到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普法战争爆发后，他持反战的态度，但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围困巴黎时，他以激昂的爱国主义热情投入了斗争。他发表演说鼓舞人民的斗志，他报名参加国民自卫军，他捐款铸造抗战的大炮，其中的一尊就以“雨果”命名。1871年2月，他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时期，他在布鲁塞尔，他既同情公社又对公社不理解，但公社失败后反革命刽子手大肆进行屠杀时，他挺身而出，保护被迫害的公社社员，宣布开放他在布鲁塞尔的住宅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并积极为被判罪的公社社员辩护，争取对他们的赦免。1872年，他刊行了在1870—1871年法国人民艰难时日中写的诗体日记《凶年集》。1877年以后，他完成了四部诗集：《祖孙乐》（1882），《历代传说》第二、三集（1877、1883），《灵台集》（1882）；两部政论：反对天主教的《教皇》（1878）和批判封建君主权力的《至高的怜悯》（1879），以及一部戏剧《笃尔克玛》（1882）。
二
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他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些传奇，构成了一些重大的文化奇观，或以其劳作工程的巨大宏伟，或以其艺术创造的无比精美，或以其内容的广博，或以其思辨的深邃，或以其气势的磅礴，或以其意境的高超，或以其精神影响的深远，或以其艺术感染的强烈。雨果就在这样一个层次上，他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的传奇，一个令人赞叹、令人眩晕的奇观。
作为精神文化奇观，雨果是一个大写的诗人，一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意义上的诗人；不仅是诗人，也是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散文家。而且，最难的是，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丰硕厚实的功绩，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高居于金字塔的尖端，仅仅某一单方面的成就已经足以构成不朽的丰碑。
在诗歌中，他上升到了辉煌的民族诗人高度。他长达近70年的整个诗歌创作道路，都紧密地结合着法兰西民族19世纪发展的历史进程，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他是民族心声的号角，民族叹息的回音，是民族光荣业绩的赞颂者，民族艰辛磨难的申诉人，他的诗律为这个民族的每一个脚步打下了永恒的节拍。他也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人类一切最正常、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从政治领域里的民主与自由，社会领域里的平等与博爱，精神领域里的信仰与虔诚，到个人生活中的爱情、人际交往中的友情、家庭关系中的亲情等等，在他的诗里，全都得到了酣畅而完美的抒发。雨果还是文学界罕见的气势宏大的史诗诗人，他以无比广阔的胸怀拥抱人类的整体存在，以高远的历史视野瞭望与审视人类全部的历史过程，献出了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类史诗的鸿篇巨制。他是诗艺之王，其语言的丰富，色彩的灿烂，韵律的多变，格律的严整，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在小说中，雨果也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他是唯一能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都处理得有声有色、震撼人心的小说家。他小说中丰富的想象，浓烈的色彩，宏大的画面，雄浑的气势显示出了某种空前绝后的独创性与首屈一指的浪漫才华，他无疑是世界上怀着最澎湃的激情、最炽热的理想、最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去写小说的小说家，因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灿烂的光辉与巨大的感染力。而在他显示出了这种雄伟绚烂的浪漫风格的同时，他又最注意，也最善于把它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类现实的课题紧密结合起来，使他的小说永远具有现实的社会的意义。尽管在小说领域里，取得最高地位的伟大小说家往往都不是属于雨果这种类型的，但雨果却靠他雄健无比的才力也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顶峰，足以与世界上专攻小说创作并取得最高成就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媲美。
在戏剧上，雨果是一个缺了他欧洲戏剧史就没法写的重要人物。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时代，是他完成了浪漫主义戏剧对古典主义戏剧的取代，他亲自策划、组织、统帅了使这一历史性变革得以完成的战斗，他提出了理论纲领，树起了宣战的大旗，他创作了一大批浪漫剧，显示了新戏剧流派的丰厚实绩。他虽然不及莎士比亚那么深刻，但他是善于在舞台上制造轰动效应的大师，他的剧作以奇巧的构思，引人入胜的情节，不平凡的场景，浓烈的色彩，强烈对照的人物，富丽华美的诗歌外衣，征服了观众，几乎独占了法兰西舞台长达十几年之久，这种成功对任何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来说，都是不容易得到的。
如果仅把雨果放在文学的范围里，即使是在广阔无垠的文学的空间里，如果只把他评判为文学事业的伟大成功者，评判为精通各种文学种类的技艺的超级大师，那还是很不够的，那势必会大大贬低他。雨果走出了文学，进入了社会，虽然文学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虽然雨果的文学与社会更是紧密结合。雨果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社会斗士，像他这样作家兼斗士的伟大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他是法国文学中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唯一的人，他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经历过从保王主义、波拿巴主义到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紧随着法兰西民族在19世纪的前进步伐。他是四五十年代民主共和左派的领袖人物，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在长期反拿破仑三世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更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其个人勇气与人格力量已经永垂史册。这种高度是世界上一些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最高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斗士，雨果上升到的最高点，是他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成为了穷人、弱者、妇女、儿童、悲惨受难者的维护者，是他对人类献出了崇高的赤诚的博爱之心。他这种博爱，正如有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像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的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教的慈悲。”
三
雨果奇观既是一个社会历史的现象，也是一个人的存在现象。
雨果在19世纪生活了80多年，几乎与这个世纪同存亡。他所生活的时代，对法国来说是一个极其深刻、极其辉煌的时代：惊天动地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刚刚过去，新的秩序有待巩固，新的社会形态有待定型，新的价值体系有待创建。在这个时代，法兰西冲出了封建君主国神圣同盟的包围，雄武地屹立于欧洲乃至更广大的地理空间。在全民实际生活中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关于政权形式的以血与火为内容的“争论”，逐步奠定了民主共和的新秩序，全面建立了法制社会的机制与规范。在这个时代，法兰西也创造了社会生产领域里的奇迹与象征，使这片国土与社会生活都彻底改变了容貌：铁路遍布全国，钢笔取代了鹅毛笔，巴黎有了协和广场、凯旋门与艾菲尔铁塔。这是一个充满了伟大变革、伟大事业的时代。历史的进程不能自身完成，它要由巨人来搬演，由巨人来呼出它的心声，来赋予它辉煌的色彩，来对它作深刻的解析，来给它当书记作记录，它召唤、孕育、培植、助产自己需要的巨人，从叱咤风云、扬威世界的伟大统帅，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伟大思想家到创造工技奇迹的伟大工匠，泼洒浓墨重彩的伟大画师。文学领域，本是法兰西的传统胜地，在这个世纪，更是人才辈出，奇观迭现，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与时代召唤下，雨果充分昂扬他的主体意识，适应发展潮流，脱颖而出，成为文学领域里的巨人，造成光辉灿烂的雨果奇观。
27岁的时候，雨果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既然我们从古老的社会形式中解放出来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从古老的诗歌形式中解放出来？新的人民应该有新的艺术。现代的法兰西，19世纪的法兰西，米拉波为它缔造过自由、拿破仑为它创造过强权的法兰西，在赞赏着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学和当时专制主义如此合拍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个人的民族的文学。”这是对历史召唤的深刻领悟，也是对历史机遇与历史条件的自觉认知。
无疑，雨果所得到的历史机遇与历史条件是空前优越的。构成这种优越性的，正是大革命后日趋形成、日趋成熟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现实。在这种社会现实氛围里，不仅作家有选择题材、选定倾向、选用艺术方法的更大自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的命运与发展，已不再取决于狭小的宫廷的趣味、有偏见的政府的政治目的与专横的长官的行政命令，而是取决于更广大的社会层面。继大革命中广大民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精神文化领域里，也逐渐形成“民众”这个群体并日益扩大，它成为了这个领域里观赏、阅读、议论、评判、顶礼膜拜的主要族群，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投合它的需要与爱好，就足以取得轰动性的成功，1802年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就是一个证明。此书一出版，读者欢欣鼓舞，“好比庆祝一位公主的诞生”，几个月里竟再版了六次，还出现了两本效颦的小说之作，六种模仿的传奇唱本。夏多布里昂这一“洛阳纸贵”的成功，曾使得青少年时期的雨果不胜羡慕、神往，并由此立下了“成为夏多布里昂”的誓言。
如果说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仅仅因为提供了传奇的故事、华丽的语言、旖旎的异国风光、浪漫的意境，正投合文化消费族群喜爱浓烈风格的口味而轰动一时的话，那么，雨果日后所提供的东西，要无可比拟地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他以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与历史场面，提供了法兰西民众在铲除封建专制主义最后遗毒的斗争中所需要对封建时代全面的清算；他以高亢雄健的声音歌唱了经历过拿破仑帝国的法国人所缅怀的民族的光荣与自豪；他以慷慨陈词，为在新社会秩序下渴望法律公正与平等的普通人群伸张了正义；他通过感人至深的人物命运，雪中送炭式地给予了悲惨世界里的劳苦人群所渴求的温爱与同情；他以体现了宁死不屈精神的诗集，为法国人民反专制政治的斗争提供了一个真正英雄主义的范例；他以抒情的竖琴弹奏出真挚的心声，从对祖国的爱到对妻子儿女的爱，使法国人丰富的感情在他这里都一一找到了最合拍的共鸣渠道、最完美的表述方式、最优美动听的曲调；他以瑰丽的想象、绚烂的色彩、五光十色的场景、磅礴的气势、华美的词章、丰富的诗律与法国有史以来最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给法国人众口难调的美学趣味提供了全面的充分的满足。正因为他所提供的这些，正是他的时代、社会、民众所需要的，所期待的，所渴望的，他自然也就得到了他的时代、社会、民众的回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艾那尼》上演的剧场里，狂热观众不断高呼支持的口号；《悲惨世界》的问世，在巴黎立即形成了人人都在如饥似渴阅读此书的热潮，在布鲁塞尔还举行了庆祝集会；《海上劳工》所引起的轰动甚至超过了《悲惨世界》，服饰商人还曾利用它的描写来大作广告；《历代传说》的成功，使对雨果最有敌意的人也表示折服；《静观集》的出版，使雨果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一幢著名的别墅“高城居”；《惩罚集》在国外发表更成为了法国国内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人们冒着巨大的危险把它偷运进来，以传单的形式在国内广为传播……我们几乎可以说，雨果的文学创作史，就是一连串的轰动性的成功史。这是自由民主的19世纪自发的、合情合理的回报，它无须取得任何一个君主或政府机构的批准，它是作为一种滋润、一种灌溉、一种扶植、一种支撑提供给一个天才人物的，这个天才的奉献与这个时代社会的回报，互为因果，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使这个天才的身影在时代社会的历史舞台上愈来愈高大，以至它几乎笼罩了整个的这一世纪。
四
历史上的精神文化奇观，固然是时代社会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是天才人物存在状态的结果。时代的召唤，历史潮流的引发，民族的需要，现实社会与环境氛围的条件孕育了、助产了天才人物，而天才人物的素质、潜能、主体意识、自觉精神的充分发挥与高度昂扬，则直接造成了精神文化的奇观。在这个意义上，雨果如果不是唯一的绝无仅有的一个奇观，也要算是最典型、最完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的一大奇观了。
在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人们固然见过不少早慧早逝但都留名史册的卓越才人，固然应该承认天才人物光环的大小往往并不取决于生涯的长短，但不可否认，原始生命力的强盛与生存能力的持久，对天才人物来说则为如虎添翼。雨果正是这样。他活了80多岁，按保守的计算，以他诗集中最初标明了日期的诗歌为据，他的创作生涯可以从1816年算起，他生前最后一个诗集出版于1883年，而他诗集中最迟的一首诗标明的日期，则是1884年5月19日，可见仅其创作生涯就长达68年，这在文学艺术史上是很罕见的。它大大长于巴尔扎克有生之年的51岁，狄更斯的58岁，福楼拜的59岁，左拉的62岁，更不用说拜伦的36岁，雪莱的30岁了。
雨果在他的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中，曾经把他所崇拜的莎士比亚比喻为“一匹嚣张的公马”，不论莎士比亚在体能上能否称得起这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在雨果的心目中无疑是强壮的象征，而他自己显然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说，在罗丹的雕刻中，壮年的巴尔扎克是雄壮异常的话，老年雨果则是遒劲有力。为雨果写传记的不止一个作者告诉我们，雨果步入老年后，还健壮得可以追赶公共马车，可以爬上马车的顶层；上了80岁，他仍然声如洪钟；冬天下雪的时候，在巴黎街头行走，也只穿一件礼服，不着大衣，他自豪地说：“我的青春就是大衣。”即使在他最后一年的岁月里，附在他身上的农牧神还有找仙女寻欢的需要，而且精力充沛，强烈炽热，难以满足。只要我们透过他头上的光环与周身的异彩，就不难发现他首先是一个生机旺盛，体能雄健，存活力甚为罕见的自然人，他像一棵坚实健壮的大树，根深叶繁，挺立在法兰西的大地上，持久地不向岁月的冲击低头，“不断地繁殖，开花，结蕾，分娩”。
作为创造了文学艺术奇观的超人，雨果最显著的标志，是他的罕见的才能。如果说，持久的存活力与强盛的生命力是这个奇观的生命基础的话，那么，超常的智能与精神创造力则是这个奇观裂变呈现的真正能量。这能量，无疑是文学史上最深厚、最高效、最具爆发力的一种能量。仅看这几个例子就足够了：15岁时，三个星期就完成了中篇小说《布格-雅加尔》，此作后来被评为“在好些地方堪与梅里美的优秀短篇媲美”（安德烈·莫洛亚语）；17岁时办刊物，任主编，一年多时间里写了120篇文学评论与22首诗，这些文章“旁征博引，表现出真才实学”，其中不少篇章至今仍熠熠生光；举世公认的杰作《巴黎圣母院》只用了六个月时间就写完；去世前不久，他仍表现出“惊人的口才”，甚至在临终弥留之际，他也吟出了一句警句式的诗，几乎所有的传记都不能不加引用……漫长的一生，充满了这样多精神能量的爆发，其造成的壮观可想而知。
毫无疑问，造成了这种奇观的精神能量，在文学史上只有少数旷世难逢的最杰出的人物才会具有。如果说，文学史上那些名垂千古的人物都有使得自己卓尔不群的天才力量、天才基因的话，那么，应该说，雨果身上的天才力量、天才基因要算是更为全面、更为多元的了。
他具有极为活跃的易感性与极为敏锐的感受力，任何平凡细小的事物，都足以引发出他丰富的体验，他善于从任何进入他感受范围里的事物中，发掘出意蕴与诗意，抽引出思绪与见解，或者赋予它以意趣与象征。他具有极强的好奇心与关注力，不论是对社会事件，还是对现实事物，并且能极为迅速地转化为思想上的热情与行动上的参与，还爆发为巨大的思想闪光，体现出典范的人格力量。他具有极强的获知力，博览群书，通古晓今，他很大的一个本事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知识裂变力，因此，他有时竟然像无所不知的饱学之士。
这些高度的禀能，使他像一块容量无限大的海绵，不断地从现实、从社会、从历史、从书本中吸取大量的养分，构成了他那像永不枯竭之泉的心，由此，无穷无尽的创意、诗情、思绪、灵感、见解、观点源源不断涌出，有如喷泉一样旺盛有力。
他具有极富创造性的丰富想象力。他的想象如天马行空，豪放不羁，宏伟辉煌，活脱鲜亮，既不流于诡谲怪异，更不陷于神秘虚缈。他善于构思出极不平凡的人间故事，扣人心弦，令人扼腕惊叹；他善于调遣不寻常的偶然性，想象出高度巧合、有如神使天成的戏剧性场面；他还善于借助惊人的悟性与知识，任想象驰骋在时间与空间广大无垠的王国里，启用一切可能的材料、手段与细节并加以组合，虚构出过去时代栩栩如生的历史景观与生活境况，营造出他从未亲身见识过的五光十色的异国风光与特殊情调。
他具有极高明的叙述才能，善于编织不同凡响的故事，起伏跌宕，柳暗花明，在每一个情节上都引人入胜。他的故事虽然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或很少可能有的，但他很有本领在叙述中贯注一种雄辩的力量，使人并不有假伪之感而只觉得非常浪漫；他还很有本领在叙述中贯注自己的激情，非常有意识将叙述导向道义精神的目的，使人乐于随同他到达彼岸并深为感动。
他是抒发胸臆、倾诉情怀、宣扬思想的天才。既然思与情并茂，有如泉涌，他也就有了随时任意倾洒的豪气，像挥金如土的富翁。他善于铺陈、渲染思想与情感，其喜怒哀乐、思绪见地皆成诗文。他如何才得以使自我的倾诉、主观的抒发，甚至忘乎所以的议论，叫人乐于倾听、易于认同以至被吸引受感染？他靠的是巨大的思想热情与真挚的感情力量，他这种最自然不过的能力，胜过了任何方法技巧，带来了强烈的感染力与雄辩的说服力。
他是令人惊叹的描绘巨匠，其天才之辉煌，在文学史上很少有人能够与之媲美。他的才能丰富多样，拥有好多套笔墨，表现出好多种风貌，笔触有时细致，有时奔放；色调有时柔和，有时浓烈；构图有时繁详，有时简约；形象有时真实，有时奇特。任何事物、任何场景、任何人物形象，他描绘起来都无不从容自如，潇洒流畅，笔墨饱酣。他更善于作强烈的明暗对照，构制宏伟的场面，泼洒鲜明的色彩，绘出辉煌的画面，营造出博大雄伟的气势。他这些才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不能说他像一个画家，而只能说，绘画史上只有像德拉克洛瓦这样辉煌的人物，才具有雨果这样的描绘风格。
雨果在语言能力、语言艺术上的天赋更是无与伦比的。他是法国文学史上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语言在他手里已经无所不能，他能把语言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他用语言作材料，同时完成画家、雕刻家、音乐家的职能，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浮想联翩，洋溢着激情，充满了绚烂色彩与丰富音响的形象世界。他高超的散文语言艺术令人心羡，他超凡的诗歌语言天才更是令人惊叹，他对诗韵与格律有天生的本能，只要一进入吟哦领域，就如鱼得水，由此，诗韵灿烂生辉，格律丰富多姿。雨果在语言艺术上的全面优势，是很多以语言艺术为业的人都望尘莫及的。
这就是雨果多元的才能与能量，仅其中的一项，就足以造就一个出色的才人学者了，而雨果却得天独厚，竟拥有如此多项。这些多元的天才基因、天才能量，在不同的题材对象面前，在不同的文学形式的要求面前，按不同的比例、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进行艺术运作，也就产生了不朽的诗篇、伟大的小说、轰动的剧作，以及有重大影响的散文与评论，使雨果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登峰造极的地位，使法国文学中出现了一个旷世难逢的拥有全面优势、俯视大地的雄才。
五
在人的存在状态中，如果只有超常的自我潜能、超常的自我能量，而缺乏自觉的、积极的存在意识的激发，这种潜能的发挥是会受到很大的局限的，甚至会被窒息，会被虚掷。历史上与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少此类情形，象征派诗歌天才兰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雨果奇观的典型意义在于，他辉煌的存在状态，正是他超常的能量在自觉的积极的存在意识激励、冲撞、支撑下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雨果奇观不仅是文学的奇观，而且也是人生的奇观。
1816年7月10日，雨果14岁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誓言：“要成为夏多布里昂，否则别无他志。”当时，夏多布里昂的声望正隆，如日中天，他既是曾使千万读者崇拜的文坛泰斗，法兰西学院四十位“不朽者之一”，又是复辟王朝的内政部长，贵族院议员，欧洲政治中风头十足的人物，对于一个14岁的少年来说，“要成为夏多布里昂”，此志可谓不小。不论夏多布里昂实际上具有多大的价值，不论这个志向带有多少的政治观念上的局限性，但无疑要算是雨果最早定型的一种自为存在意识，一种强烈的自主精神，它显然成为了雨果青少年时期存在状态中的一股激发力。今天，我们不必过于夸大这一股激发力所起的神奇作用，它至少使得少年雨果进取的起点与行程来得比别人早：17岁时，当上刊物的主编；25岁时，成为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反对伪古典主义文学的旗手。
研究文学史的人都曾注意到，在19世纪文学中，像雨果这样早有奋斗目标的人为数甚少。与他同时代的大诗人，不论是比他稍长的拉马丁与维尼，还是稍微年轻的缪塞与戈蒂埃，都可以说是“少无大志”，而且，从来也没有表现出有雨果那样强烈执著的进取精神，只有巴尔扎克在将近30岁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豪言壮语：“我要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未完成的事业。”不止一个文学史家与传记作者，都把雨果的上述誓言，视为“野心”与“虚荣心”的表现，而且，雨果崇拜的偶像夏多布里昂本人就是“虚荣的化身”。不过，人们不要忘记，很多伟大的壮举与功业，其最初的动机往往不是伟大高尚的，甚至还可以说，有时还不免是卑俗平庸的。雨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止于取法于夏多布里昂，而是不断提高对自我的要求与激励。
事实上，雨果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摆脱保王主义的政治倾向之后，就有了新的理想与奋斗目标，在1831年的《玛丽蓉·黛罗美》的序言中，他已经开始有新的标杆，要成为文学领域中的查理大帝拿破仑式的人物、莎士比亚式的诗人了。他以新时代文学缔造者自命，赋予自己“神圣的使命”，愈来愈明确地把自己定位在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高度上，把自己定格为“芸芸众生的保护者”、“劳苦大众的辩护人”、“社会问题的作家”、“法兰西民族的良心”，并且朝着这种理想与奋斗目标，以勤奋的创作劳动，一砖一瓦地为自己建筑起了树立这些丰碑的圣殿。他毕生的这种攀登不止、奋进不已的精神是如此高昂，即使是在他流亡国外、幽居于根西岛、年已60多岁的时候，他仍在自己“高城居”的套间门上，刻上了“继续”与“攀登”两行大字以自勉。雨果的漫长生活道路，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一种力求有所作为的自为存在意识，而且是一种力争高标高质的存在意识，如此自觉、如此强烈、如此执著的存在意识，在与他比肩而立的那些为数不多的世界文化巨人的身上也是不多见的，它是文学上雨果奇观的内动力。凯旋门前那隆重的国葬，即是它所得到的回应。
如果说，一个作家深厚的存在能量要得到充分的发挥，存在意识的激发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他的存在人格体系的支撑与保证，也不可忽视。曾经有不止一个传记作家、批评家对雨果的人格进行过吹毛求疵、偏激过分的责难与非议，如责备他爱财，讽刺他善于理财，等等，拉法格对雨果的“彻底批判”，就是最为典型的。然而，对于一个在商品经济社会里，背负着一个九口之家，仅靠自己的笔来维持生计的个体脑力劳动者来说，赚钱与理财恰巧是最自然不过最正常不过的了。重要的是任何批评家都应该把作家当做作家来加以评判，而不应把作家当做天使来要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雨果，他的人格体系中有一些成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如勤奋，有毅力，谦虚，好学，乐于借鉴，等等，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雨果创造出文学史上的奇迹。
在大多数有成就的作家身上，雨果人格体系中某些成分也并不少见，然而，雨果有一个方面却是相当多有才能、有名望、有地位的文人学士所绝对欠缺的，那便是雨果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对待同行同道的雅量与气度，善意与诚挚。我们知道，他对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这些异国的先行者几乎是怀着顶礼膜拜的态度，尽管他自己的成就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他对巴尔扎克与乔治·桑作过热情洋溢的高度评价，虽然，巴尔扎克与乔治·桑都曾对雨果的戏剧与诗歌作过尖刻的酸溜溜的批评，而且，戏剧与诗歌正好分别是他们二人的弱项甚至空白；雨果对圣佩韦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圣佩韦是雨果夫妇关系公开的损害者与侮辱者，而且还出于卑劣的心理留下了一些肮脏的诗文，雨果却没有用他那支无所不能的笔进行一个字的报复。他像一个巨人，心胸宽广，视野开阔，大步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他乐于与自己周围的同行者为伴，他善于发现他们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给予最热情的礼赞；他不至于迟钝到发现不了别人毛病的程度，他也许是因为心地善良而不屑于进行非议与批贬，也许是因为只来得及自己向前进而没有时间与精力去针对他人。在精神文化领域，只有靠不断壮大自己，建树自己，而不是靠针对他人，才能创造出奇观奇迹，忌刻不能容物只会有损自己的胸襟，朝别人扔鸡蛋、西红柿，只能脏了自己的双手，这是常理铁律。雨果的人格体系正顺乎了这一规律，他把全部精力与时间，都专注于借鉴他人，建树自己，阔步前进，他达到了他预期的顶峰，至少没有因在算计上浪费了精力而过早地发心脏病。
雨果早已跨出了他的国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他的作品遍播全世界，雨果奇观愈来愈光辉灿烂。今天，接近全集规模的《雨果文集》之编译出版，体现了中国人对雨果的崇高敬意与巨大热情，它所呈现的雨果奇观的概貌与雨果存在精神的价值，在民族文化积累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将永远具有昭示的意义。
1996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