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民国以来的科学家群体值得关注

自序 民国以来的科学家群体值得关注

拙著《民国老校长》和《民国教育家》问世以后,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能不能写一本有关民国以来的科学家的书呢?”最初听到这个建议,我委婉地拒绝了她的好意。之所以如此,大抵有三个理由:首先,民国以来的科学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研究和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要想对他们的工作和人生进行一番梳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其次,我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后来虽然混迹于专业人员队伍,但一直从事有关人文知识分子的写作研究,对自然科学领域的人和事知之甚少,所以不敢轻易触碰;第三,我们生活在一个专业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按照专业分工,我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冒冒失失闯入自然科学领域,岂不是犯了“隔行如隔山”之大忌?

但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探索未知领域,何况我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科学家!如今我已经年近古稀,如果再不抓紧机会,也许这辈子就真的与自然科学无缘了。因此,经过半年多的思考,我觉得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找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是一件既有趣又刺激的事。之所以这样讲,也有三个理由。第一,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这些年来,大家对民主、自由的讨论早已深入人心,相比之下,人们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家的命运却似乎关注不够。所以,研究民国以来的科学家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缺憾。第二,多年来我对民国历史的研究情有独钟,并且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心得和资料,如今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科学家领域,应该没有太大障碍。第三,与人文学者以及社会科学家相比,自然科学家的文字著述不多,所以他们更容易被人遗忘。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发现自然科学家们确实具有独特的风采。比如就工作状况而言,他们“那种耐性,那种毅力,那种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以令人气馁的失败,以及忽然发现或证实的刹那间的那种真正的精神上的愉快和高兴”(胡适语),是其他人难以想象和无法体会的;他们那种“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的努力,也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所以,胡适认为科学史上那些大科学家的传记材料,是鼓励人们探索真理、追求幸福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由此可见,关注科学家甚至为他们树碑立传,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据我所知,自民国以来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其中有数学家冯祖荀、胡敦复、熊庆来、何鲁、姜立夫、樊畿、江泽涵、陈建功、苏步青、段子燮、华罗庚,有物理学家叶企孙、胡刚复、饶毓泰、萨本栋、吴有训、严济慈,有化学家任鸿隽、曾昭抡、侯德榜、庄长恭,有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李四光,有生物学家胡先骕、陈桢、李继侗、童第周,有气象学家竺可桢、赵九章,有农学家秉志、董时进,有医学家张孝骞、林可胜、黄家驷、林巧稚、杨崇瑞,有工程技术专家顾毓秀、周仁、凌鸿勋、沈怡、茅以升,等等。这些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但有动人的故事,而且在做人做事上也有傲然正气、铮铮铁骨。比如数学家何鲁,不仅指责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是寡廉鲜耻的道德举措,还嘲笑蒋介石是“孬种”,认为“今日中国,赵高太多”。又比如物理学家叶企孙,全面抗战开始后,他的学生熊大缜离开清华投奔八路军冀中军区,曾发明了烈性炸药和地雷、雷管,并受到聂荣臻的接见。但是没过多久,此人却以莫须有的“国民党特务”罪名惨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两弹一星”功臣中有叶企孙的许多弟子,但是他本人却备受冷遇。“文革”开始后,他又因为“熊大缜事件”遭受牵连,并于1977年在极度痛苦中去世。再比如气象学家赵九章,他早年与竺可桢齐名,是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国民党败退时拒绝前往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培养了大批气象人才,还积极投入空间科研事业的创建工作,从而对中国人造卫星上天做出重要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特殊人才,却在“文革”开始后屡遭批斗,最后因不堪忍受而选择自杀。

从上述挂一漏万的名单中,我发现科学家的传记材料不仅如胡适所说,是鼓励人们探索真理、追求幸福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而且还是反思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所有这些,都是让我在2014年元旦这一天拿起笔来开始工作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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