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

我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

——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瞻对》（代序）

阿来

创作《瞻对》这部作品，于我完全是个意外。

几年前，为写《格萨尔王》，我去了西藏很多地方收集资料。在一两年的行走过程中听到很多故事，其中就有一个关于瞻对的故事。《瞻对》是一部历史纪实文学作品，我本来是想写成小说，开始想写个短篇，随着史料增多，官府的正史、民间传说、寺庙记载，最后搜集的资料已经足够写个长篇了。但是到后来，我发现真实的材料太丰富，现实的离奇和戏剧性更胜于小说，用不着我再虚构，历史材料远比小说更有力量。于是我开始更多地接触这些材料，慢慢就有了《瞻对》。

我去实地考察了以后发现，关于瞻对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它是当地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并且与很多历史人物都有关系。比如道光皇帝，还有清朝另一个人物——琦善。学中国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时期有个投降派叫琦善，他曾是清廷的钦差大臣。琦善先是主战的，因为派人前往广州与英军议和并签订不平等条约被皇帝罢免。后来道光皇帝重新起用琦善，把他发配到西藏当驻藏大臣，不久就又被调任四川总督。就在他从西藏回四川的路上，在今天的甘孜州境内，遇到了被称为“夹坝”的一群藏人。这些藏人截断了川藏大道，琦善主张镇压，这才发生了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联合起来镇压布鲁曼割据势力的这一系列故事。

原本我是从事虚构文学创作的，当时在追踪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历史真实发生过的种种事情已经非常精彩了，根本不用你再去想象和虚构什么。就像今天我们在讨论现实问题的时候，就常会感到，今天这个现实世界不用小说家写就已经光怪陆离了，好多事情是那么不可思议，那样匪夷所思。

人们研究历史，其实是希望通过历史来观照我们当下社会的现状。观察这些年来中国出现的少数民族问题，我发现无论是过去了一百年还是两百年，问题发生背后的那个原因或者动机居然是那么惊人的一致，甚至今天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方法，还有中间的种种曲折，也都是一模一样。瞻对虽然只是一个小县，但发生在它那里的历史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或许就对今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并没有失效。

所以我觉得，我写这本书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我写作的目的，是想探求如今的西藏问题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演变成现在这样的，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西藏。我生活在藏地，写的是历史往事，但动机是针对当下的现实。这里面也包含了我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希望这个国家安定，希望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幸福。

我这次写作靠两方面的材料，一个是清史和清朝的档案，另一个就是民间知识分子的记录。民间材料的意义在于，很多时候它跟官方立场是不一样的。更有意思的是，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这些历史事件也同时在老百姓中间流传，因此又有一种记述方式叫口头传说，也就是讲故事。这里面就有好多故事，保留了过去很多生动的信息，作为非虚构创作，我知道把这些传说故事写进历史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但是这些虚构、似是而非的传说当中其实也包含了当时老百姓对于政治以及重大事件的一些看法和情感倾向。另外，民间文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同样一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这些我都表现在书里了。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民间文学还有一种美学上的风格。它没有历史现实那么可靠，但它在形式上更生动、更美。在写《瞻对》的过程中，我把每一个故事涉及的村庄以及发生过战争的地方都走了一遍，这是值得并且可以做到的，走一遍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空间感。

过去传统的藏族文化中，当有人要写一本书的时候，他们会在书的前面写一首诗，表达他将要写的书有什么愿景，在佛教里叫作发愿。今天写作的文体在不断变化，当时我酝酿这本书的时候，有强烈的发愿在心里。这个发愿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还有种种问题的时候，我希望这些问题得到消灭。当我们在强调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同时又很痛心地发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某些程度上也会变成政治冲突。我希望民族多样性保持的同时，文化矛盾也得到解决。

到今天为止，虽然外部条件有了巨大变化，但对于农民、对于乡村、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一些政府官员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看，虽然经过了一些新词的包装，却和一个清朝官员、知县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他们。这本书也可以说影射了社会结构，其实你可以把瞻对看成一个中国的乡村，它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的乡村地区的处境。

瞻对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它牵涉了几乎从清代以来的汉藏关系。西藏问题原来只是一个中国内部问题，近代以来逐渐变成一个国际性问题。考察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它远不像今天公众所理解的汉藏问题这么简单。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汉藏关系，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有冲突是必然的。但我们今天只有一种简单化的思维：只要是在藏族出了问题，都理解为汉藏关系。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对这个认识误区进行更正，希望读者能正确认识汉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