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等公民
在安纳瓦迪，财富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来自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
01 玫瑰之间
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孟买
午夜逼近，有个缺了一条腿的女人被严重烧伤，孟买警方找到阿布杜和他的父亲。在国际机场旁的贫民窟小屋里，阿布杜的父母一反常态，三言两语便做出决定：生病的父亲留在这个充斥着垃圾、十一口人共住的铁皮棚屋中，平静地束手就擒；而负责养家的阿布杜必须逃逸。
阿布杜对这个决定的意见，照例未被征询。他的脑袋早已因惊恐而僵滞。他十六岁，也或许是十九岁——他的父母对日期毫无概念。真主安拉以高深莫测的智慧，将他塑造得身材瘦小又神经兮兮。阿布杜总说自己是胆小鬼，根本不知道怎么躲避警察，他所知道的，基本上只有捡破烂。他记忆中的这些年，几乎所有醒着的时光，都在买进有钱人扔弃的东西，并转卖给资源回收者。
此时，阿布杜深知自己必须销声匿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动身逃跑后，又回到家里。他唯一能想到的藏身处，就是躲进他的垃圾堆中。
他把小屋的家门开了条缝。他的家坐落于一排手工草率兴建的房屋中段，他收藏破烂的歪斜棚子就在隔壁。只要能进入这座棚子而不被察觉，幸灾乐祸的邻居就无法向警方告发他。
阿布杜不喜欢那轮月亮，圆满无缺、亮得愚蠢，映着他家门前灰扑扑的空地。空地另一边，则是其余二十多户人家的棚屋。阿布杜担心，还有其他人跟他一样，正在从夹板门后朝外窥伺。这个贫民窟里有些人总盼着他家倒霉，只因为宗教信仰之间旧有的隔阂。另一些人之所以仇恨他家，则是出于现代因素——经济上的眼红。阿布杜从事着许多印度人觉得低贱的拾荒工作，却也将他一大家子的生活提升到一般人家的水平之上。
然而，空地很安静，安静得出奇。这里位于一大泓污水之滨，为贫民窟的东部边界，夜里多半喧闹不堪：人们斗殴、做饭、调笑、洗澡、牧羊、玩板球、在公共水龙头前等水、在小妓院门口排队或者靠睡眠解酒，酒是由与阿布杜相隔两家的一间屋子所分发的。在贫民窟窄巷间稠密拥挤的小屋内，不断累积而成的压力，唯有在“广场”这里才得以缓解。然而，经过一场混战，和那位“独腿婆子”的自焚事件后，人们都纷纷躲回屋内。
此时，除了野猪、水牛以及照例呈“大”字形趴卧在地的酒鬼之外，似乎只有一个人影——一个瘦小、泰然自若的尼泊尔男孩。他抱着膝盖，坐在污水湖畔闪闪发亮的蓝色烟雾中，那是一栋豪华饭店霓虹广告牌的倒映。阿布杜并不在乎尼泊尔男孩看见他躲在这里。这孩子名叫阿达什，不是警方的密探。他只是喜欢在外面待到很晚，躲开他母亲和她每晚的叫嚣。
阿布杜最安全的时刻，莫过于此时。他快速走向垃圾棚子，随手关上身后的门。棚里一片漆黑、老鼠乱窜，却教人放心。他这座小仓库共有三坪多，堆满等待阿布杜处置的物品，高高地堆到漏水的屋顶，有空水瓶、威士忌酒瓶、发霉的报纸、卫生棉条导管、卷起的铝箔纸、被季风雨剥成只剩下伞骨的伞、残破的鞋带、发黄的棉花棒、缠成一团的录音带、曾经包装山寨版芭比的破塑料套，等等。在黑暗中的某处，还有个“芭贝”或“芭芭莉”，似乎在孩子们对失宠玩具的实验中成了残废。这些年来，阿布杜对于避免分心已十分在行，他把这些娃娃胸部朝下放在垃圾堆中。
避开麻烦——这是阿布杜·哈基姆·胡赛因的工作原则，如此强烈秉持的理念，似乎已经烙印在他身上。他的眼窝很深，两颊凹陷，因干活而弓起的身子瘦削结实——在挤满了人的贫民窟巷弄，身材必须小于正常尺寸。他身上的一切几乎都凹了进去，除了突出的耳朵和翘起的头发；每当他拭去额头上的汗水时，还带着一点女孩子气。
在他所居住的贫民窟安纳瓦迪谦卑低调地生活，是件好事。在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繁荣西郊，有三千人挤在三百三十五间小屋的屋内或屋顶上。来自印度各地的移民往来不绝，大多是印度教徒，出身于各个种姓阶级和次阶级。他的周围邻居所属的信仰和文化十分多元，身为贫民窟三十多名穆斯林之一的阿布杜根本无从了解。他只把安纳瓦迪看成一个布满各种新旧论点的陷阱，他必须避免误触地雷，因为安纳瓦迪在商人眼中，正辉煌地坐落在有钱人的垃圾堆中。
阿布杜与其左邻右舍所占用的土地，属于印度机场管理局。贫民窟和国际航厦的入口，仅相隔一条椰子林荫大道。服务机场贵宾的五栋豪华饭店环绕着安纳瓦迪，其中包括四栋华丽的大理石巨型建筑，和一栋拥有蓝色玻璃的君悦酒店。从君悦的顶楼窗户往下看，安纳瓦迪和几个相邻的违章建筑区，宛如从空中落下的村子，掉进新式美丽建筑之间的空隙内。
“我们的四周都是玫瑰，”阿布杜的弟弟穆西这么说，“我们是夹在其中的那堆屎！”
印度在新世纪的经济增长速度迅猛，玫瑰色的公寓和玻璃幕墙办公大楼在国际机场附近拔地而起。某公司总部，被简单地命名为“多多”。越来越多的起重机在盖大楼，其中最高的大楼又干扰了越来越多的飞机降落——这是城市上方一个烟雾笼罩、带动繁荣的障碍物，大把大把的可能性，由此滚落到贫民窟。
每天早晨，成千上万的拾荒者在机场地带呈扇形散开，寻找还卖得出去的过剩物品——孟买每天挤出的八千吨垃圾当中的数磅。这些拾荒者直奔从贴着深色隔热纸的车窗里扔出的皱香烟盒；他们打捞下水道，劫掠垃圾箱里的空水瓶和空啤酒瓶；每天晚上，他们扛着装满垃圾的麻袋，沿着贫民窟的街道归来，就像一群齿牙动摇但一心想赚钱的圣诞老人。
阿布杜在生锈的磅秤前等待。在垃圾处理业的阶级结构中，这孩子比其他拾荒者略胜一筹：他是交易商，经过估价后，买进其他人寻获的东西。他的利润来自于将成批的垃圾卖给几公里外的小型回收厂。
阿布杜的母亲是他家的杀价高手，会朝那些要价太高的拾荒者大发雷霆，而阿布杜说话就较为笨拙缓慢。他比较擅长分类，将收购而来的垃圾划入纸、塑料、金属等六十个类别之一，这个步骤十分关键且严谨。
他的手脚极为利落。六岁左右起，他就一直在为垃圾分类，因为肺结核和长期从事垃圾处理工作已经使他父亲肺部受损。阿布杜在工作中逐渐将动作技能训练得十分纯熟。
“反正你这种脑袋不适合上学。”他的父亲从近来的观察做出结论。阿布杜不确定自己是否受过足够的教育，因此无法判断自己究竟适不适合上学。早些年他坐在教室里，似乎也没学到什么。后来他就一直在干活——把大量的污垢搅入空中、使他的鼻屎变黑的活儿，无聊甚于肮脏的活儿，他料想将从事一辈子的活儿。大多数的日子里，这种前景像被判了刑一样，使他心情沉重；而今晚面对警察的追捕，回去干活却成了他的希望。
相较于垃圾的臭味和阿布杜被吓出的一身汗的味道，“独腿婆子”的焦臭味在棚子里显得比较轻微。汗水弄脏了他的衣服，于是他脱去长裤和上衣，把衣服藏在门边一摞摇摇欲坠的报纸后面。
他的最佳点子，是爬上他那两公尺高、乱糟糟的垃圾堆顶端，然后紧贴着后墙，尽量远离门口。他很灵活，白天能在十五秒之内，登上这座保持巧妙平衡的小丘。然而在黑暗中，只要稍一失足，将导致瓶瓶罐罐滚落下来，由于屋子之间的墙壁薄且相连，这样等于将他的行踪公诸于世。
阿布杜右手边的房子，令人不安地传来平静的鼾声。那是一个刚从农村来的表亲，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大概以为城里每天都有妇女被烧吧。阿布杜向左移动，在漆黑中摸索着，寻找一堆蓝色塑料袋。这些袋子布满灰尘，他不喜欢整理这些袋子，但他记得之前把扎成捆的袋子抛在一摞烂纸板上，这样能让人爬起来不出声音。
他在隔开棚子和他家的侧墙附近，找到了袋子和压平的纸箱。他爬了上去，静静等待。纸板压缩，老鼠窜逃，但是没有任何金属掉到地上发出声响。此时，他可以利用侧墙保持身体平衡，同时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人在墙的另一边蹭来蹭去，十之八九是他的父亲。这时候，他肯定已经脱去睡衣，把人造纤维衬衫宽松地披在身上，可能正在打量掌心里的烟草。这男人拨弄了一整晚的烟草，把烟草摆弄成圆圈、三角形，再拨回到圆圈。每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便会出现这种动作。
阿布杜又移动了几步，在几声“哐啷”声后来到后墙，躺了下来。现在他很后悔没穿长裤，不只因为蚊子，硬塑料壳包装裂开的边缘，也划破了他的大腿后侧。
弥漫在空气中的烧焦味闻起来苦呛，不像人的皮肉，比较像是煤油和烧熔的拖鞋，即使阿布杜在某个贫民窟巷弄碰巧看见，也不可能弯下身去捡。然而，相较于每天晚上倾倒于安纳瓦迪的饭店腐败的食物（那些食物能养活三百口身上沾满粪便的猪），这股味道宛如柑橘花。他之所以胃痛，是因为他心里知道那股味道是什么东西，是从什么人身上散发出来的。
自八年前全家来到安纳瓦迪的那一天起，阿布杜便认识了“独腿婆子”。他不得不认识她，因为她和他家的棚屋之间，仅相隔一条被单。即使在那时，她的味道也困扰着他。穷归穷，她还是会在身上喷洒香水。阿布杜的母亲身上尽是母乳和炒洋葱的味道，对她这样颇不以为然。
以被单为墙的那些日子，阿布杜相信他的母亲婕若妮萨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是对的，就像现在一样。她对子女们温柔、爱开玩笑，在阿布杜看来，她唯一的大毛病，就是在杀价时使用的语言。尽管以脏话讨价还价是垃圾处理业的常态，他却觉得母亲太过于乐在其中了。
“蠢皮条客！”她假装愤慨地说，“你以为少了你的臭罐子，我的孩子们就会挨饿吗？我真该扒下你的裤子，把你的小弟弟割掉！”
这话可是出自一个在不知名村庄长大、从小被要求身穿蒙面罩袍、对宗教虔诚的女人嘴里。
阿布杜自认是“百分之九十的老古板”，他直言不讳地指责母亲：“要是你爸听见你这样撒泼骂街，他会怎么说？”
“他会用最难听的话骂我，”婕若妮萨答道，“但也是他把我许配给一个病恹恹的老公！我如果像我妈一样，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你们这些孩子肯定会饿死的。”
阿布杜不敢说出他父亲卡拉姆·胡赛因的大毛病：病得没办法整理垃圾，却没病到不能碰他老婆。他从小信奉的伊斯兰瓦哈比（Wahhabi）教派反对节育，婕若妮萨所生的十胎中，有九胎幸存下来。
婕若妮萨每次怀孕便安慰自己，她在生产未来的劳动力。阿布杜是目前的劳动力，新的弟弟妹妹却使他越来越焦虑。他时时出错，付给拾荒者一大笔钱，只换来一袋袋不值钱的东西。
“放慢你的速度，”他父亲委婉地告诉他。“应用你的鼻子、嘴巴、耳朵，不要只靠磅秤。”用钉子敲打废铁，从声音分辨是什么材料。咀嚼塑料，可以区分等级。如果是硬塑料，就折成两半，吸吸味道，气味清香的是质地优良的聚氨酯。
阿布杜逐渐变得得心应手。从某一年开始，他们家吃饱饭的问题解决了。又一年过去，家更像个家了。那堵墙从被单换成铝片，而后又换成废砖，使他家成为整排屋子中最结实的一间。当他考虑改用砖墙时，心头涌现复杂的情绪：一是感到自豪；二是害怕砖头质量太差，墙可能会倒塌；三是感到解脱了。他和“独腿婆子”之间，如今终于有了七公分的屏障。那婆子会趁她丈夫在其他地方整理破烂时偷汉子。
近几个月来，阿布杜只有在她拄着铁拐杖，“咯登咯登”地朝市场或公厕前进时，才有机会看到她。“独腿婆子”的拐杖似乎太短了，因为她在走路时臀部会翘起，做出某种开开关关的动作，引人发笑。唇膏一事更是令大家哄堂大笑。“她特地抹了唇膏，只为了去拉屎？”她的嘴唇有时涂成橘色，有时涂成紫红色，仿佛她爬上里拉饭店旁的蒲桃树，把果子吃得干干净净。
“独腿婆子”名叫希塔。她的皮肤白皙，这通常是一大优势，可惜一条短小的腿，砍低了她的聘金。她那信奉印度教的父母，接受了他们唯一的提亲对象：一个穷困、不起眼、工作卖力、年迈的穆斯林。
“就是个半死不活的人啦，可是除了他，还有谁要我女儿？”她的母亲皱着眉说。这个不匹配的丈夫将她改名为法蒂玛，婚后生下三个骨瘦如柴的女儿。身体最虚弱的女儿在家中的桶子里溺毙，法蒂玛似乎毫不伤心，这使大家议论纷纷。几天后，她从她的屋子里出来，臀部依然突进突出，用她金光闪烁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男人瞧。
安纳瓦迪近来有太多的梦想，在阿布杜看来似乎如此。在印度渐趋繁荣的同时，坦然接受自身的种姓阶级和神明赋予的人生等旧思想，也逐渐由改造世界的信念取而代之。安纳瓦迪的居民们如今不时谈起更美好的生活，仿佛命运之神只是周日偶尔来访的表亲，仿佛未来将和过去迥然不同。
像阿布杜的弟弟穆西，将来就不打算与垃圾为伍。他想象自己身穿浆挺的制服，到豪华饭店上班。他听说服务生整天不是把牙签插在一块块奶酪上，就是把刀叉摆在餐桌上。他要那样一份干干净净的工作。“看我的，”有一次他朝他母亲嚷道，“我将来的浴室会和这间屋子一样大！”
拉贾·坎伯是个身体虚弱的厕所清洁工，住在阿布杜家后面的巷子里，他的梦想是健康重生。一副修复心脏的心瓣膜，能使他继续活下去，完成抚养子女的使命。十五岁的米娜住在街角，她渴望尝试在电视连续剧里看到的自由和冒险的滋味，而不是媒妁婚姻和唯家是从。十二岁的苏尼尔是拾荒者，身材矮小，他想要吃得饱，让自己开始长大。阿莎是女人中的斗鸡，住在公厕旁，她的野心不太一样：她渴望成为安纳瓦迪的第一位女贫民窟主，而后随着这座城市势不可当的贪腐潮流，迈入中产阶级。她那十几岁的女儿曼竹，则认为自己的个人目标更为高尚：成为安纳瓦迪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这些梦想家当中最荒诞可笑的就属“独腿婆子”，每个人都如此认为。她最大的兴趣是婚外性关系，而且不只是为了零用钱。这一点，她的邻居们倒能理解。只不过，“独腿婆子”还想超越如其绰号的苦难，她想要别人尊重她，认为她有魅力。但安纳瓦迪居民都认为，一个瘸子不该抱有这样的奢望。
阿布杜的梦想则是：有个完全不懂“皮条客”和“傻×”这些字眼、不在意他身上味道的老婆，最终和他一起到某个地方安家，除安纳瓦迪以外的任何地方。就像其他贫民窟居民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梦想。
警察来到安纳瓦迪，穿过广场朝阿布杜家走来。肯定是警察。除了他们，没有哪一户贫民窟居民能有如此十足的把握。
阿布杜家认识当地警察局的许多警察，多到让他们害怕整个警方。警官们得知贫民窟哪户人家赚了钱，每两天就会上门收些保护费。其中最可恨的是帕瓦警官，他对在君悦附近卖花的小笛帕相当残暴。不过，他们大多数人，只会高高兴兴地把鼻涕擤在你的最后一块面包上。
阿布杜一直在准备迎接警察进他家门的这一刻，准备听到钢制容器猛烈翻倒，小孩高声尖叫的声音。然而，两名警察十分平静，甚至友善地转达重要的事实：“独腿婆子”幸免于难，躺在医院病床上指控阿布杜、他的姐姐和父亲殴打她，并且放火烧她。
阿布杜后来回想起来，警察说的话就像发高烧时做的梦，缓缓地穿入仓库墙壁。这么说来，他的姐姐喀卡珊也遭到了指控。为此，他诅咒“独腿婆子”早点丧命，随后又希望自己没诅咒她死。“独腿婆子”万一死了，他家只会更惨。
在安纳瓦迪或孟买的任何一个贫民窟当穷人，注定得犯下某种罪过。阿布杜偶尔会购买拾荒者偷来的金属片，这无疑是非法买卖；甚至仅仅住在安纳瓦迪就不合法，因为机场管理局一直想把像他这样的违建户驱逐出境。然而，他和他家人并没有放火烧“独腿婆子”，她是放火自焚。
阿布杜的父亲以喘而虚弱的声音，表明他的一家人是无辜的。警察把他带出屋子。其中一个警察高声大嗓地问道：“那你儿子在哪？”警官的音量并不是为了彰显权威，而是尝试让自己的声音在阿布杜母亲的哭喊声中能被听到。
婕若妮萨·胡赛因即使在好日子里，也是眼泪制造机，这是她开启话头的首要方式之一。然而现在，孩子们的抽泣使她哭得更厉害了。家中小孩子们对父亲的爱，比起阿布杜对他的爱更为纯粹，他们不会忘记警察带走他们父亲的这个夜晚。
时间慢慢过去，哭喊声平息了。“他过半个小时就回来。”母亲提高语调告诉孩子们，这是她撒谎时的语调之一。“就回来”这几个字使阿布杜振作起来。警察带走父亲后，显然已经离开安纳瓦迪。
阿布杜不排除警察回来搜捕他的可能性，不过，依他对孟买警察能耐的了解，他们更有可能今晚就此收工。这多给了他三四个钟头的黑夜时间，计划一场比躲进隔壁棚子更明智的逃亡。
他觉得自己并非缺乏胆量，他私底下甚至怀有某种虚荣心，认为垃圾分类的工作使他的双手具有杀伤力，使他能够和李小龙一样，把砖头劈成两半。“那我们去找块砖头吧。”一个曾经傻头傻脑相信他的女孩说道，阿布杜只是结结巴巴地蒙混过去。劈砖头的信念他只想埋藏于心，不想予以验证。
他的弟弟穆西小他两岁，却比他勇敢得多，不会做躲进垃圾堆一类的事。穆西喜欢看宝莱坞电影中，袒露胸膛的逃犯从高高的窗户跳出去，跑过行驶中的火车厢顶部；后方追捕的警察开枪射击，却没击中目标。相反地，阿布杜会过分认真地看待电影中的各种危险。他还在努力让别人忘记那一夜——当时他陪同另一个男孩到一公里半以外的棚屋看盗版录像带，那部片子讲述一栋豪宅的地下室住了只橘色皮毛、吃人肉维生的怪物。电影结束时，他不得不付二十卢比给主人，让他睡在他家地板上，因为他的双腿已经吓得发僵，没办法走回家。
尽管被其他男孩目睹了他的恐惧，令他感到羞愧；阿布杜却也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恐惧很正常。在处理报纸或罐头这种触觉比视觉更重要的工作时，他会借机研究他的邻居。这个习惯既能打发时间，同时也让他研究出各种理论，其中一个理论逐渐凌驾于其他之上：在他看来，在安纳瓦迪，财富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来自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所谓体面的生活，是指你没被火车撞上、没得罪贫民窟主、没染上疟疾。他虽然遗憾自己没能聪明点，却相信自己拥有一项堪称宝贵的特质，极适合他所居住的环境，那就是他很有警觉心。
“我可以眼观六路”是他的另一种说法。他相信自己能预知灾难，还有足够的时间逃跑；而“独腿婆子”的自焚事件，使他的眼睛头一次遭到蒙蔽。
“几点钟了？”一个叫辛席亚的邻居在广场嚷叫：“警察怎没逮捕他们家其他人？”辛席亚是“独腿婆子”法蒂玛的密友，她打从自家的垃圾生意失败后，便对阿布杜家不屑一顾。“我们去警察局示威，叫警察过来带走他们！”她吆喝其他居民，而阿布杜家只传来一片寂静。
过了一会儿，谢天谢地，辛席亚终于闭了嘴。似乎没有任何公众声浪支持示威游行，倒是有人对辛席亚吵醒大家感到气恼。阿布杜感觉今晚的紧张终于缓解下来，直到钢锅开始在他四周“砰砰”作响。他惊醒过来，十分困惑。
灿灿金光透过门缝流泻进来，却不是他那座垃圾棚子的门，他用了一分钟时间才知道门的所在。他已经穿上裤子，此时似乎身在广场对面的穆斯林年轻厨子屋里。现在是早晨，他四周的铿锵响声，是安纳瓦迪居民们在相邻的棚屋里煮早餐。
他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穿过广场，来到这间屋子？恐慌让阿布杜的记忆缺了一大块，使他永远无法确知这晚的最后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唯一清楚的是，在他这一生最严峻的状况下，一个急需勇气和冒险心的时刻，他在安纳瓦迪待了下来，然后就睡着了。顿时，他知道自己应当采取行动：去找他的母亲。在证明自己是个不中用的逃犯后，他需要她告诉他该怎么做。
“快跑，”婕若妮萨·胡赛因下达指示，“尽快！”
阿布杜抓起一件干净衬衫，飞奔而去，越过空地，沿着弯来绕去的棚屋巷弄，他来到一条碎石路。垃圾和水牛，在贫民窟这边。玻璃闪耀的君悦酒店，在另一边。他边跑，边摸弄衬衫的扣子。经过将近两百公尺，他来到通往机场的宽阔大道，路旁是百花争艳的花园，这城市美丽的一面，他几乎不认得。
楼下入境。楼上出境。阿布杜走第三条路，沿着一道长长的蓝白色铝制护栏奔跑，电钻在围栏后隆隆作响，正在为漂亮的新航厦打地基。阿布杜有时会尝试为航厦的安全围栏估价：如果把两片铝板偷出来卖，足以让一个捡垃圾的男孩休息一年，而且不愁吃穿。
他继续跑，黑黄色出租车在毒辣的朝阳下闪闪发亮，他在车子排班的场地向右急转，然后再右转，进入一条弯曲的绿茵车道，茂密的树枝低垂下来。再右转一次，他来到了萨哈警察局。
婕若妮萨从他儿子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这孩子对于躲警察非常焦虑。她自己一醒来时的恐惧则是，警察为了惩罚阿布杜脱逃，将痛打她丈夫。
保护生病的父亲不被警察揍，是长子的责任；阿布杜将履行他的责任，并且可以说是欣然接受。有罪的人才需要躲起来；无辜的他，想让事实的印章盖在他额头上。因此他别无他法，只能服从盖章的当局——服从法律，服从审判，服从他有限的一生中没有理由相信的东西。然而现在，他将试着去相信。
一位佩戴肩章、穿卡其制服的警察，坐在灰色金属桌后方。他一看到阿布杜，便大吃一惊地站了起来。在他的小胡子下方，有着厚得像鱼一样的嘴唇，阿布杜往后将记得这两瓣嘴唇——记得在他露出笑容前，那微微开启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