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奇人奇事

前面说过，温盖特这几年热衷骑马打猎，对于履行军职并不十分上心。但他也未忘记自己的职责。1925年，他由少尉晋升为中尉。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前途，敏锐，工作勤奋”。次年，也就是1926年，温盖特顺利通过了晋升上尉的首轮考试。他以一篇题为《三次军事行动的战略》的论文通过了这次考试，所谓“三次军事行动”是指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1917年艾伦比（Allenby）[30]指挥的巴勒斯坦战役，以及1904年的日俄战争。当时人们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将“包围”视为正统的战略战术，温盖特写作此文旨在驳斥这种观点，他极力强调集中兵力在战略上的优越性，认为这样便于部队在内线快速机动。此文的主要观点并非作者首创，因此在这里没有必要详述。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大胆的表达方式。例如，他在导言中这样写道：“尽管外线作战可能获得某些特殊优势，但如果有人故意分割兵力去执行不必要的任务，那他就是不懂战争的书呆子。”温盖特以后还会使用这样的语言，但不是在学术文章中，而是在官方报告中。

路易斯·奥德菲尔德（Louis Oldfield）少将给这篇论文打了78分。这令人有些失望，因为还差2分才够得上优秀。在职业道路上，他仍然按部就班地往前走。

随着家中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并陆续离家，温盖特一家的生活正经历着寻常人家的变故。大女儿雷切尔继承了家庭传统，成为瑞典在中国新疆传教团的实地调查员，离开英国到喀什工作。“她一定经常孤独寂寞，可怜的女儿。”温盖特夫人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不过没关系，我相信当她看到那些古老的、勇气非凡的喀什人皈依基督时，定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欣慰。”比长子小两岁的莫妮卡，就读于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1926年10月，次子奈杰尔上了剑桥的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在长假中，莫妮卡想去日内瓦参加国联的大学联合会组织的一次会议，哥哥奥德给了她10英镑作为开销。当奈杰尔去剑桥上学时，哥哥送了他20英镑。温盖特上校写信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省下这么多钱。我希望从现在到圣诞节期间，你不会因此而忍饥挨饿。”然而实际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1925年，就在雷切尔即将远赴中亚前不久，温盖特夫人得了一场大病。她后来康复了，但此后身体一直虚弱。以下引自温盖特夫人6月在布莱克希斯（Blackheath）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它能告诉读者一些有必要了解的情况。

周一和周二，埃里克·莱西（Eric Lacey）大夫来了，周二，他还在家里见了你父亲。他发现我的心脏“非常疲惫”，还有其他一两处小毛病，但与那位“热心”的戈德尔明绅士所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最后决定要我去找托马斯·霍德尔（Thomas Horder）爵士（唉，他可是顶尖权威！出诊一次要4几尼[31]），我今天照着他的话做了。我急着去看医生，因为承蒙天意雷（切尔）今天在家，她在家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托马斯爵士的诊断报告很令人鼓舞，我们必须感谢主对我的恩典。托马斯爵士认为心灵疲惫都是一样的，他说自己为某事操心时也会受到心脏病的困扰……我总是操心……最后，愿上帝保佑，我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上帝是仁慈的。他对我们有求必应。

托马斯·霍德尔爵士的名字以后还会再次出现。

拉克希尔的生活刚刚开始，温盖特就琢磨着为去海外服役做准备，也许是受了堂叔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的影响，他告诉父亲自己想到伦敦的东方研究院学习阿拉伯语。父亲并不反对这个想法，但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舍不得狩猎场的欢娱），直到两年后，也就是1926年，温盖特才付诸行动。早在1924年1月，温盖特上校在给儿子的信中谈到了学习阿拉伯语问题。

对于你10月来信中提到要学习阿拉伯语的问题，我不太理解。那是很遥远的事。10月参加第一次考试需要做些准备。我知道，我自己到加尔各答12个月以后才通过政府组织的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初级考试，也许你的意思是说，10月你可以获准休假去芬斯伯里广场（Finsbury Circus）参加阿拉伯语培训班。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了，届时你可以尽自己所能刻苦学习阿拉伯语。

1926年秋，温盖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虽然看上去他仍然疯狂迷恋赛马，以及波特曼和威尔特郡西南地区的狩猎生活，然而此时他开始渐渐对这些东西感到厌倦，也许还预见到了某种危险，他清楚尽管自己读书、听音乐，但无休止地参加体育运动容易导致精神空虚。年轻时，他经常会大谈（有时说个没完）所谓“怀才不遇的悲剧”。不管怎么说，1926年秋，他终于说服指挥官为自己申请参加在东方研究院举办的陆军部阿拉伯语培训班。申请获得批准，他于1926年10月入校学习，到1927年3月结束。刚入校的头两三个月，他与另外两名军官同学住在海霍尔本（High Holborn）的一间阁楼里。

他们三人构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组合：很难想象这三位朋友的差异如此之大。三人当中的年长者是位打扮入时的年轻人，他对性有着过分放纵且相当反常的兴趣。工作之余，他将主要精力用于引诱自己所接触的每一位异性，他总是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的风流韵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两位好奇的同伴，虽然不时会有父亲、丈夫或者更有地位的情敌们出来干预，可他竟然毫发无损。说来奇怪，他在三人中学习成绩最优秀。

温盖特的另一位伙伴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个年轻人头脑迟钝、性情沉闷，根本没有学习谜一样复杂的东方语言所需的天赋。他设法到东方研究院学习是出于对温盖特的英雄崇拜，结果却令温盖特这位始作俑者感到沮丧。温盖特后来回忆说，每当晚上三人埋头学习时，那个可怜的家伙总是对着书本唉声叹气，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坐立不安的样子实在让温盖特感到害怕。尽管如此，他顽强地坚持着，并未放弃努力，他强迫自己苦心钻研阿拉伯语语法，最终赢得了龟兔赛跑的胜利。他们三人除了工资以外都没有其他收入。他们强迫自己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那位唐璜式的人物可真不简单），但他们也想方设法让日子过得开心。有时他们会通过胡闹寻开心，可是过不多久，他们就会被带到伦敦地区最高指挥官鲁思文（Ruthven）勋爵面前，罪名是在皮卡迪利地铁站下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追逐一位同学（也是一位军官）。他们因此遭到申斥。

1927年初，温盖特搬出了阁楼，在卡姆登希尔路租了一间房。如果说海霍尔本体现了小说《特里比》（Trilby）[32]的风格，那么接下来的住处则为研究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Jerome）[33]提供了一个活样本。卡姆登希尔的女房东在当地小有名气，因为很多人相信霍雷肖·博顿利（Horatio Bottomley）[34]勾引过她女儿。她总是说自己和女儿如何接近那位名人，他“坐在桌子后面，满脸堆笑，表情夸张”，当她们向他告别时，这位过火的演员对她女儿做出亲昵的表示，讲到此处，女房东会说：“我说：‘请不要这样，博顿利先生。我想我知道下院的绅士们逮到机会时会做什么。’于是，我带着女儿大义凛然地走了出去。”

还有另外一些房客：一个貌似拜伦的商务旅行者，人称“舞蹈大师”；两个印度人，女房东夸奖他们是谦谦君子；一个好酒贪杯的技术员，他经常殴打自己肮脏、丑陋、矮小的妻子，温盖特则充当了这个女人的保护人。从一开始，女房东就对这位年轻的炮兵军官另眼相看。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她很高兴能有一位上等人作房客（她容忍他不整洁的习惯和邋遢的穿着，以为那是贵族化的玩世不恭）；其二，她敬重他的家庭，她亲口对温盖特说：“我曾经给你亲爱的母亲做过衣服。”

完成东方研究院的学业前，温盖特一直住在这里，但是，在最后阶段，他与女房东的关系恶化了，愉快的开场最终落了个不欢而散的结局。温盖特临走前彻底得罪了女房东，因为当她暗示要他带走未让霍雷肖·博顿利得手的女儿时，他竟然无动于衷。在他离开前一刻，她积蓄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当他正要乘出租车去滑铁卢火车站时，女房东对他说了下面这段话：

在我看来，温盖特先生，你说的不是实话。如果你是军官，你的军装在哪儿呢？我查看过你的所有衣服，你根本就没有军装。哦……我不是说你以前没当过军官，但如果说你已经离开军队而此刻正在躲避警察，我丝毫也不感到奇怪。我知道你母亲要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会心碎的，她会以你为耻。她是位了不起的淑女，而你可算不上绅士。

在这五个月当中，除了圣诞节期间短暂的假期，温盖特每天都去东方研究院上课。他在系主任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指导下学习阿拉伯语。他的老师还有乔治·埃雷特·艾尔斯（George Ehret Iles）和沙伊克·戈马·穆罕默德·马哈穆德（Shaykh Goma’a Muhamad Mahmud）。为他讲授发音学的是劳埃德·詹姆士（Lloyd James）教授，他像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35][因萧伯纳的戏剧《皮格马利翁》（Pygmalion）而成为不朽的人物]一样，堪称发音学方面的魔法师。有一次，詹姆士和眼前这位年轻人简单地聊了几句，就从发音方式上推断出他来自于与印度有某种渊源的英国家庭，而且还推断出他在英格兰南部长大，在卡尔特公学念过书。和所有在东方研究院工作过的人一样，温盖特觉得那里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1926年，东方研究院这个成立不久却成绩斐然的研究机构，位于芬斯伯里广场上一座18世纪的建筑里，第一任院长是丹尼森·罗斯（Dennison Ross）爵士。“教授”（所有的学生都这样称呼他）是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大学校长，他是温盖特表亲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e）[36]的得意门生，也是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的朋友，所以，他自然会经常把温盖特叫到自己的书房。在那里，温盖特会看见“教授”坐在堆满书籍的桌子后面，周围坐着全伦敦最漂亮的女书记员，不同年纪的印度和英国学生，很可能还有一两位门第显赫的贵妇。她们来这里是向他请教中国学或西藏学方面的问题，或者问他研究印度教神秘主义第一步应当从哪里着手，“教授”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能让东方学研究成为一种时尚。屋子里总是烟雾缭绕、高谈阔论，主人会突然掏出怀表，然后大叫一声说自己还有别的课要上（他通常讲授波斯语，尽管他总是说只要给他20分钟准备，他可以教授任何一门语言），于是所有人，包括那些并没有得到他特殊关照的贵妇立即作鸟兽散。学院的气氛像一个由三教九流组成的俱乐部，教学楼像许多18世纪建筑一样是奢华和寒酸的奇妙结合。位于二楼的图书馆是摄政时期伦敦建筑的经典之作，而由此通向报告厅却要穿过一条阴暗、潮湿、狭窄的走廊，那里一年四季都要靠灯光照明。报告厅简陋得就像救济院，在那里听讲不可能不感冒。尽管如此，那些年里，在一位善于激发求知欲的院长主持下，东方研究院在英国同类机构中仍然是最惬意的地方。东方研究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温盖特正是它创造的奇迹之一。

1927年3月，经过四个半月的学习后，温盖特以85分的成绩通过了阿拉伯语初级考试。托马斯·阿诺德爵士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鼓励他按自己最初的计划出国到伊斯兰世界生活一段时间，以便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阿拉伯语翻译。

这一段生活也许可以称为“芬斯伯里广场时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温盖特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家族中最有名的人物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爵士，孩子们都叫他“雷克斯堂叔”。此时雷金纳德66岁，已经不再担任公职，他到伦敦时就住在安妮女王大厦的一所公寓里（他家在苏格兰邓巴的诺克因海尔）。年轻的堂侄向他吐露了想当翻译的想法。他强烈建议温盖特去埃及或苏丹继续学习阿拉伯语，温盖特家族在这两个国家很有声望，他本人曾经继基奇纳（Kitchener）勋爵之后担任过英国驻苏丹总督和驻埃及高级代办。

计划一开始就出了问题。3月14日，温盖特一拿到考试成绩就提出申请，但上级没有准假。温盖特拜访了堂叔，留下一张简短的字条。

亲爱的雷克斯堂叔，很遗憾没见到您。我是来道别的。我明天去戈斯波特的布罗克赫斯特堡。很不幸，上司利奇上校拒绝递交我的请假报告，理由就是我年轻，真可笑。

6月，他再次递交了请假报告，这次获得了批准。可是好事多磨，由于公文上的差错，他最初被安排到亚丁地区任职。最后上级给了他6个月假期，要他到苏丹旅行并学习语言。9月，他前往苏格兰（这个苏格兰人唯一一次造访家乡）去见雷金纳德爵士，出国计划最终敲定。温盖特准备先到开罗的苏丹代办处报到，请他们提供前往喀土穆的交通工具。在喀土穆，他将申请进入为政府官员开办的语言培训班，学习期间他还将设法“临时转隶”苏丹国防军。雷金纳德爵士让温盖特带一封推荐信给司令官赫德尔斯顿（Huddleston）将军。

信中写道：“他要到1928年8月才服役满五年，除非破例缩短服役期，我想在完成规定的服役期之前，他要加入苏丹国防军的任何申请都不应予以考虑。”

对信中明显的暗示，有关方面自然心领神会。

温盖特对雷金纳德的拜访非常成功，诺克因海尔之行为他短暂而辉煌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令他14年后在缅甸登上人生的巅峰。然而，这并不是说他本人完全不具备成功的条件。雷金纳德爵士在写给赫德尔斯顿将军的第二封信中说：

我要说的是，他来邓巴在我这里小住几日，在此之前，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我认为他个性很强，但他的社交才能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和新派的年轻军官接触不多，他也许是唯一的例外，但我深信他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健将和勤奋工作的人。

至此，温盖特在拉克希尔、威尔特郡西南地区和波特曼的生活就画上了句号。德里克·塔洛克到驻印度的一个野战炮兵连任职，两位朋友好几年未再见面。可怜的、劳累过度的猎马被卖给别人，“克拉伦斯”早在几个月以前就被处理掉了。汽车似乎根本卖不出去，只好当它不存在了。拜访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后不久，他回到戈德尔明与家人告别。离家之前，他请求西比尔为他祷告。她大感惊讶，半开玩笑地说，她原以为以他所拥有的新知识和先进思想，肯定早就不相信祷告能应验了。然而，他回答说：“我们家怎么会有无神论者呢？”当时还是9月，他说走就走。

温盖特以前从未出过国，尽管手头并不宽裕，他还是决定不为省钱而乘船旅行，而是取道欧洲走陆路前往目的地。他把行李发往埃及，自己骑自行车经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到达南斯拉夫，然后再从那里乘火车去热那亚。

这次旅行自然又成为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关于他到达埃及和在苏丹报到的传说极具想象和夸张的成分。有人绘声绘色地说，他抵达伊斯梅利亚或塞得港，一头闯入领事馆自报家门，还说他骑自行车到开罗，找到苏丹代办处，仗着温盖特家族成员的身份要求送自己去喀土穆，并在大耍一通脾气后得到了所需的一切。然而真实的情况要平淡得多。他出发时准备很充分，随身带着雷金纳德爵士给开罗的苏丹代办、英国驻苏丹总督约翰·马菲（John Maffey）爵士、赫德尔斯顿将军及其他一些要人的信。最倒霉的是他邂逅并结交了一个犹太小贩，此人在布拉格偷了他一些钱后溜之大吉。温盖特到达喀土穆后不久，全面记述了他的冒险经历。

苏丹俱乐部，1927年11月1日

亲爱的雷克斯堂叔：

我没及时写信，是因为我想等有了真切的见闻再告诉您。我的欧洲之旅极为愉快，整个算起来，我骑自行车跑了600英里，乘火车大概三四百英里。

我发现如果不出意外，每天平均可以骑70英里。所以，一路上我食量大得惊人，现在仍是如此。

我在捷克斯洛伐克遭遇抢劫，在维也纳被拘留，在南斯拉夫把我的自行车卖了5英镑。尔后我乘火车去威尼斯，再辗转到热那亚，由那里乘“西特瓦”号轮船到亚力克斯（Alex）。

离开威尼斯时，我发现身上的钱最多只能到热那亚，还要沿最短的路线走，而且大部分路程要骑自行车。另外，在意大利自行车卖不了钱，因为在那里它就像泥巴一样一文不值。

如果我坚持按原计划通过卢波尔隘口进入南斯拉夫，万一短时间内卖不掉自行车，我就不得不因为买不起火车票而一路骑自行车到热那亚，那样就会错过10月6日的船票。

为了好好看看南斯拉夫，我决定碰碰运气。实在不行，可以等上一个月，靠当服务生或干农活挣点钱，说不定还能得到好心人的资助。

我碰巧很走运，在诺伊马克特边境对面遇到了一位好心的撒马利亚人（good Samaritan）[37]，他不仅带我观光，还花5英镑买下了我的自行车，虽然那对于住在山坡上的他没有多少用处。

在中欧，经常有人把我当成工人阶级。我发现老百姓总是乐于助人，但官员多少有些无礼，至于斯拉夫国家，简直可以说是极端拖拉、愚蠢、无知、自大、低效。当然，斯拉夫国家也有优点。他们很乐观，人们看上去总是笑呵呵的。我在布拉格见到的美女比欧洲其他地方都多。但是国家贫困、欠发达，人老得很快，不久就失去了青春美貌。我坐的是“西特瓦”号的三等舱，幸运的是竟然在同一个船舱中见到一位很熟悉的炮兵。

我们的船舱里有六个人，但总的来说非常舒适，吃得也很好。实际上，我认为对一个单身汉来说，多花钱坐二等舱不划算。我们认识几个二等舱的旅客，当我们的食物不够时，他们就偷偷从窗口给我们拿吃的。我们经常坐在二等舱的甲板上，也常常使用他们的房间。我与一位朋友吉姆·伍德福德（Jim Woodford）在开罗待了十天。他就住在总督官邸对面。我们每顿饭都跟国家银行的布朗热（Boulanger）一起吃，他就住在楼上。不知您是否还记得他。

我结识了几位埃及官员，有时候在上班时间跑去看他们。要是留在开罗，学习阿拉伯语会有很多便利条件，但我想第一步最好还是先去喀土穆在苏丹国防军谋个差事。

在开罗我找到了易卜拉欣·贝·迪米德特里（Ibrahim Bey Dimitri），他住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我把您的信交给他。

他对我好得不能再好，不厌其烦地为我提供帮助，待我就像亲儿子一样。他简直乐意为您做任何事情。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些过去在您手下工作的叙利亚人，他们都说永远忘不了您，还要向您和基蒂堂婶行额手礼。我尽可能把更多人的名字搞准，说不定您会对他们有兴趣。

接下来三段是一些具体的人名。随后又写道：

我到喀土穆只花了四分之一的票价，多亏您给苏丹代办的信，他临时外出，但赖德（Ryder）替他招待我吃晚饭，还帮了不少忙……

约翰·马菲爵士也外出了，要到本月中旬以后才能回来，所以您给他的信还在我手上。赫德尔斯顿在家，我已经跟他一起吃过饭。他认为明年4月1日前可以给我找到一个空缺。我已经填写了申请。我不太喜欢喀土穆，对于学习阿拉伯语的学生来说，它并非理想之地。目前没有我可以参加的语言学习班，而且像我这样出入各种俱乐部，很少能接触到阿拉伯人。我聘请了戈登学院的老师，每隔一天来讲一次课，但这还远远不够。

我与很多人讨论过此事，他们都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我最好找个地方待上几个月。

所以，我写信给一位在旅途中结识的朋友维卡斯·迈尔斯（Vicars Miles），他住在努巴山区的拉沙德，我问他能否去他那儿待一段时间……

乘船从瓦迪哈勒法（Wadi Halfa）去喀土穆的途中，维卡斯·迈尔斯先生注意到旅客中有一个怪模怪样的人，尽管他衣着不整、蓬头垢面，但怎么看都是英国人。他注意到那人好像身体不适，就走上前问他是谁，是不是不舒服。温盖特道出身份，说自己正闹牙痛。同所有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一样，维卡斯·迈尔斯先生总是随身带着充足的药品，温盖特用了一剂药后，牙立即就不疼了。俩人开始攀谈起来，一路上成了朋友。这位长者对温盖特一见如故，他觉得这个弯腰驼背、神情沮丧的年轻人是位让人兴奋的旅伴。俩人还在船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温盖特学习阿拉伯语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偏远的地方定居，远离喀土穆的俱乐部生活，并说欢迎他到拉沙德去。正如温盖特写给雷金纳德的信中所说，他接受了邀请。新年伊始，他就动身前往拉沙德，最后一段路是骑着骆驼走完的。

维卡斯·迈尔斯先生发现他的新朋友是个非常古怪的家伙。这个年轻人有着极其独特的想法和习惯，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总是心神不安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是吃甘蔗，就是不停地吸烟，还把烟蒂随手扔在地板上。他对热带地区的养生之道自有一套新奇的见解，与其他一些离奇的举止相比，吃甘蔗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一天，维卡斯·迈尔斯先生发现他赤裸上身坐在正午的烈日下晒太阳。他有些生气，问对方究竟想干什么，温盖特回答说，他正在体验对酷暑的忍耐力，并设法搞清楚中暑的临界状态。维卡斯·迈尔斯先生听了温盖特的回答，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命令温盖特立即回房间。这次自讨苦吃导致温盖特的皮肤严重灼伤，好多天都不能痊愈。他一辈子都不轻信任何理论，不论它们经过怎样充分的检验。

晚饭后，他们整夜整夜坐在一起聊天，喝威士忌，温盖特经常在沉思片刻之后滔滔不绝讲个没完，他言辞激烈，常常自以为是，有时让维卡斯·迈尔斯先生气愤到极点。这个年轻人完全缺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尊敬，他与那个以维持统治为己任的官僚集团不可能志趣相投。有时在谈话中，盛怒之下的维卡斯·迈尔斯先生会对这个鲁莽无礼、古怪反常的年轻人产生强烈的厌恶感。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往往就在此时，俩人会在瞬间突然达成和解。这个年轻人满嘴都是些现学现卖的、让人懊恼的新名词，然而正当他的反叛和亵渎让人恼怒不堪之时，他会突然绽放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好像是承认自己让人难以容忍，而对方是明智的；也好像是承认尽管自己知道那些信念靠不住，但争论本身有着让他无法抗拒的乐趣。于是，维卡斯·迈尔斯先生不再后悔邀请这个旋风小子到自己的房间，后来经过长期接触，他最终承认，尽管自己对温盖特的言行大不以为然，但还是将他视为朋友，而且是位了不起的朋友。

然而，维卡斯·迈尔斯先生的两位手下却没有这么大度。他们将这位不速之客视为不堪的讨厌鬼，是他们不得不承担的巨大负担。他们丝毫不掩饰对他的憎恨，他们之间水火不容。温盖特一生中，与长辈和晚辈相处要相对融洽一些。除了个别几个亲密的朋友之外，他往往很难与同辈人友好相处，甚至还经常得罪他们。

前面说过，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给赫德尔斯顿将军的信确实发挥了作用。“凯德”（Kaid，苏丹语对指挥官的称呼）立即写信向陆军部举荐这个年轻人。陆军部答复，温盖特可以于1928年4月以后加入苏丹国防军，也就是说同意让他在8月完成五年服役期之前调动岗位，而且免去了他在结束假期后必须回国的麻烦。

在英军历史上，苏丹国防军是一支绝无仅有的特殊部队。李·斯塔克（Lee Stack）[38]爵士遇害后，艾伦比勋爵向埃及政府施压，作为赔偿的一项条件，埃及军队撤出了苏丹，此后不久，也就是1925年1月，赫德尔斯顿将军创建了苏丹国防军，而此时这支部队刚刚成立三年。士兵来自苏丹和邻国许多不同的部族，也有在非洲定居的阿拉伯人。军官多为英国人，但苏丹军官的数量逐年增加。由于主要交际语言是阿拉伯语，加之作风懒散，这支部队会让人误以为它是一支弱小的阿拉伯军队。苏丹国防军下辖四支部队：摩托化机枪营、骆驼军团、西阿拉伯军团和东阿拉伯军团。这里所说的“军团”只不过是一个好听的叫法，一个军团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不满编的旅，总共约4500人。

温盖特被分配到东阿拉伯军团，司令部在加达里夫（Gedaref），该军团共有四个主要驻地，分别在卡萨拉（Kassala）、辛贾（Singa）、鲁赛里斯（Roseires）、加拉巴特（Gallabat）。加入苏丹国防军后不久，他到了加达里夫，那里地处“麦罗埃之岛”（Island of Meroe）（这样说是因为那里被青尼罗河和东岸四季不断流的尼罗河支流所包围）。驻守在那里的军人过着典型的边远哨所的生活。同其他人一样，温盖特很快发现自己不得不培养新的兴趣。苏丹国防军在管理上有一个秘诀，就是新人头几个月都要到边远地区任职。新人从来不会直接安排到喀土穆。他们大多接触不到西方人，只有一部留声机做伴，他们发现治疗孤独症的有效办法就是完全与周围人打成一片。温盖特在东阿拉伯军团服役六年，先后驻扎在加达里夫、卡萨拉和加拉巴特。第一年，他仍然是名中尉。

1929年夏天，他回英国休假，并于6月18日参加了东方研究院组织的官方考试，他实现了最初的目标，获得了一等翻译资格。他申请了一等翻译的特殊津贴，从7月23日起，只要他在阿拉伯语国家服役，每年就可以多拿120英镑。9月，他返回苏丹。次年3月，他当上了连长。军人常说，这是军旅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刻。从此以后，他就是温盖特上尉了，不过这是一个长期性的临时军衔，或者说只在当地算数；按照英军当时论资排辈的晋升条件，他正式获得上尉任命还要等上七年时间。苏丹国防军的编制很奇特，他所辖的连，或者称“艾达拉”（Idara），实际人数相当于英军半个营。他被授予一个苏丹国防军特有的军衔“千夫长”（Bimbashi），翻译成英文相当于少校。那年他26岁。

麦罗埃属于草原和疏林地带，除了短暂的暴雨季节外，那里气候干旱，炎热的灌木林间河床密布，一年多数时间河床是干涸的，但有许多常年不干的水洼，野生动物可以在那里饮水。对于像温盖特这样热衷于冒险和探索的年轻人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他自称曾带领手下到过欧洲人从未去过的地方（但这并不很难），他在水洼边耐心观察，发现自然界存在奇妙的“国际法”，在它的支配下，动物们饮水时相安无事。他别出心裁地将军事训练设计成疯狂的游戏，那些游戏很适合手下人原始的性格特点。他组织各排比赛快速装卸枪炮，优胜者可以获得一只羊的犒赏，在黄昏时分的欢宴上享用。他不满足用常规的靶标练习射击，他画出一个大大的阿比西尼亚骑兵的侧影，让奴仆用铁皮制成靶标，这些靶标被安在木制轨道上，用卡车拖着快速通过射击区。士兵们发现打这种靶标比打单调的方形靶标有趣得多。

现在，他第一次成为管理者。同许多在苏丹服役的缺乏经验的年轻军官一样，他发现自己占据着一个有实权的位置，在此情形下形成的很多思想将伴其终生。

他不久后说：“我的‘艾达拉’，有300名第一流的苏丹勇士。我的职责就是训练他们打仗，并且管理他们的家务事。他们差不多都是穆斯林，多数来自苏丹中部和东部的各部落，少数是巴格拉（Beggara）的阿拉伯人，还有个别血统纯正的索马里人和黑人。他们的女人也同样来自多个种族。我生活在这些人中间……他们让人愉快，我要是能永远为他们操心，那真是太幸福了。我统治他们靠的是特定的权力。按照规定，我拥有的最高处罚权限是25犀牛皮鞭的鞭笞，30天的单独监禁，扣30天薪水。这些是最高的惩罚，在此范围内，还有各种较小的惩戒权力。要是我成心跟某人过不去，我可以把他逼得自杀，或者，完全相反，我可以成为他的领路人、开导者和朋友。已婚军人住宅区的所有争吵最终都会找到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