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温盖特的传奇故事注定会带他的传记作者去很多地方，并让他对很多事情产生兴趣。必要的调查研究需要依赖许多人的帮助，为此，笔者要由衷感谢很多与温盖特相识的人，要感谢的人比前言中出现的名字要多得多，如果所有的事实和轶事都被采用，那么这本书可能厚得让人无法阅读。首先必须感谢洛娜·史密斯（Lorna Smith夫人[1]，她让笔者随意使用她已故丈夫的文件。同样，罗纳德·温盖特（Ronald Wingate）爵士也允许笔者查看已故的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爵士的文件。这两部分收藏为温盖特生平提供了基本的文字记录，时间跨度从他刚刚成年到41岁遇难。关于他进入皇家军事学院以前的生活细节，笔者主要感谢西比尔·温盖特（Sybil Wingate）女士提供的内容广泛的家庭文集。还要感谢格兰维尔·温盖特（Granville Wingate）先生，奈杰尔·温盖特（Nigel Wingate）先生，莫妮卡·温盖特（Monica Wingate）女士，在此再次感谢西比尔·温盖特女士，他们与笔者广泛讨论了温盖特的个人生活及其家庭环境。

在本书创作之初，时任陆军大臣的安东尼·黑德（Antony Head）先生鼎力相助，让笔者感激不尽的不仅仅是他本人，也包括研究过程中结识的许多政府官员。他们总是能让笔者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中找到出路。

1956年，笔者在印度、缅甸、埃塞俄比亚和以色列，对温盖特战斗和生活过的主要地点进行了考察。印度驻伦敦的高级代表潘迪特（Pandit）夫人，英国驻新德里高级代表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先生提供了帮助，在国防部副部长B.B.戈什（B.B.Gosh）先生和斯里纳南德·普拉萨德（Srinanand Prasad）博士的帮助下，笔者得以参考印度方面有关温盖特缅甸远征的许多珍贵文献。在约翰·罗布（John Robb）的盛情安排下，笔者从新德里前往仰光，通过英国大使保罗·戈尔·布斯（Paul Gore Booth）先生，以及约翰·班德雷（John Baddeley）先生，见到了当时的缅甸首相吴努（U Nu），他慷慨同意笔者进行实地考察。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旅行，在时任眉苗领事克兰利·翁斯洛（Cranley Onslow）先生的陪同下，笔者愉快地考察了毛卢（Mawlu）附近的钦迪特据点，然后又从容地顺着伊洛瓦底江（Irrawaddy）前往曼德勒。后一段行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杰沙（Katha）警察总监吴登翁（U Thein Ohn）的帮助。在因育瓦（Inywa）的吴盛吞先生（U Sein Tun）盛情安排下，笔者会见了因育瓦、亨卢（Henlu）和底格言（Tigyaing）的许多群众。

笔者从缅甸出发经新加坡到达埃塞俄比亚，我们的大使道格拉斯·巴斯克先生（Douglas Busk），安排笔者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的社会贤达，他们作为第一手权威在本书中有所提及。笔者受到特别礼遇，皇帝陛下亲自接见，笔者还花了一天时间与桑福德准将（Sandford）及夫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此行的最后一段是以色列。经驻伦敦的以色列大使埃利亚胡·埃拉斯（Eliahu Elath）先生推荐，国防部档案室负责人里夫林（Rivlin）上校和本·蔡恩·库尼恩（Ben Zion Kounine）博士为笔者提供保护，并引见了一些以色列方面的权威人士，其中大多数在本书中也有提及，他们还带笔者进入国家档案馆。可敬的首任以色列总统的遗孀魏茨曼（Weizmann）夫人，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个人回忆，并允许笔者使用魏茨曼档案。笔者也非常感谢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Ben Gurion）先生、外长摩西·沙雷特（Moshe Sharett）先生和达扬（Dayan）将军，他们在国家危急关头[2]还抽出大量时间接受笔者采访。

本书得以完成要感谢许多人，以上提及的权威人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通常情况下，笔者会在前言中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而读者会快速跳过这部分内容，除非有人要故意寻找遗漏。所以，在此最好还是打破常规，将其余权威人士的名字，包括一些大名鼎鼎的人，放到脚注和正文中。但是，这里要特别提到三个人，因为他们为传记提供了全面指导，将他们排斥在前言之外将无法充分表达笔者的感激之情。自温盖特从军的第一天起，塔洛克少将就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家人以外没有人比塔洛克将军更了解温盖特。1956年，德里克·塔洛克（Derek Tulloch）在新加坡担任要塞司令，笔者与他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以后回到英国也有长期交往，他详细讲述了温盖特一生各个阶段的许多经历，对笔者的帮助无法估量。在研究工作中，最困难的一段要算1936年至1939年巴勒斯坦的军事形势，约翰·埃维茨（John Evetts）爵士在没有官方材料的情况下，费尽心机给笔者讲解当时纷繁复杂的形势。关于温盖特最后两年的生活，笔者要特别感谢伯纳德·弗格森（Bernard Fergusson）准将，他不仅是一位不厌其烦的好顾问，而且还给笔者介绍了许多“钦迪特”部队的同事。

现成的参考书目很少，而且水平参差不齐。关于温盖特的传记著作，只有伦纳德·莫斯利（Leonard Mosley）先生写的一部短小精悍的《走向战争的基甸》（Gideon Goes To War）。任何传记作家多多少少都要感激创作过同一人物传记的前辈，因为他为后来者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图画，不论这幅图画在着色和绘画技巧方面有多么不完善。然而，对于《走向战争的基甸》这部传记，笔者的感激之情不像预想的那样多，因为它看上去似乎非常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一些记录甚至是最容易查证的事实，例如温盖特的家庭住址，都存在严重错误。此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运气不佳，当他引用像兹维·布伦纳（Zvi Brenner）这样第一流权威的著作时，使用的是经过严重篡改的版本。不过，此书最大的缺点在于散布谣言，编造故事称温盖特在海法的一次集会上煽动犯罪（附录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事实上这完全没有根据。尽管有这么多缺陷，莫斯利先生的这本书还是有一些看点，因为笔者在埃塞俄比亚远征期间就认识温盖特，他的描写完全有可能真实地反映了温盖特那一时期的某些言行，当时温盖特刚刚经历了一个充满激情与痛苦的危机。应当说，此书提供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史实，那就是第一次缅甸远征后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成了温盖特的保护人，其他官方文件对此都没有记载。

除了莫斯利先生的著作，还有两部非常简短的传记体著作，一部是查尔斯·罗洛（Charles Rolo）的《温盖特的奇袭队》（Wingate’s Raiders）；另一部是威廉·布尔切特（William Burchett）的《温盖特的影子部队》（Wingate’s Phantom Army），两本书都概略介绍了温盖特的早年生活。关于温盖特于1927年至1933年在苏丹服役的经历，除了罗洛和布尔切特的两本书中少许几段文字和《走向战争的基甸》一书以外，几乎没有发表过其他相关文字，唯一的例外是温盖特本人在《地理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扎苏拉（Zerzura）探险的报告。温盖特在巴勒斯坦的经历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对于这段经历，除了上述著作以外，能够提供参考的书籍有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夜贼》（Thieves in the Night），洛娜·林赛（Lorna Lindsley）的《战争之于人民》（War Is People），以及魏茨曼博士的自传。

自从1940年温盖特被任命到埃塞俄比亚之后，他就开始被一些作家所了解，因而可以在现有出版物中找到一些线索。关于基甸军最好的著作无疑是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的《阿比西尼亚的游击战》（Guerilla Warfare in Abyssinia），这是一部军事历史经典著作，可惜现在已经绝版。关于那些加入埃塞俄比亚皇帝私人部队的志愿者，马克·皮尔金顿（Mark Pilkington）的信件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饶有趣味的记述，《生活》杂志刊登过埃德蒙·史蒂文斯（Edmund Stevens）有关这次远征的一篇很好的报道。然而，总的来说，新闻界关于基甸军的报道并不可靠。这次战役不是世人关注的焦点，而编辑们的文字也过分随意。

要全面了解作为基甸军指挥官的温盖特，除了要看那些与其在戈贾姆（Gojjam）从事游击战有关的书籍外，还需要阅读一些“背景材料”，因为温盖特率先在政治上倡议恢复埃塞俄比亚独立。伦纳尔（Rennell）勋爵在《英国在东非的军事管制》（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East Africa）一书中，对英国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作了精辟的描述，而有关这方面的许多个人细节可以在菲利普·米切尔（Philip Mitchell）爵士的《非洲回想》（African Afterthought）一书中找到。桑福德夫人的《犹大之狮大获全胜》（The Lion of Judah Hath Prevailed）有过于讨好之嫌，算不上权威之作，但这本书里有许多其他书中找不到的内容，因而值得一读。随着“钦迪特”扬名天下，温盖特的故事被新闻界大量报道，尽管前后说法不一。1943年夏天，他出名了。尽管许多新闻报道上的处理一定会让温盖特家族的全体成员脸红难堪，也有夸大和煽情，但大部分有关“钦迪特”的报道是经得起行家推敲的。显然，当时在印度的记者和新闻官非常称职。

第一部关于“钦迪特”的著作是查尔斯·罗洛1944年出版的《温盖特的奇袭队》。那本书主要是根据约翰·杰夫里斯（John Jefferies）和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两位亲历者的口述写成的（笔者要特别感谢后者在印度提供的帮助）。《温盖特的奇袭队》出版一年后，伯纳德·弗格森发表了经典之作《越过钦敦江》（Beyond the Chindwin），接着，1946年威廉·布尔切特发表了《温盖特的影子部队》。这三部著作对于研究温盖特生平非常重要，而且都高度准确。1947年，菲利普·斯蒂布（Phillip Stibbe）的《经仰光返回》（Return Via Rangoon）出版。与其他几本书不同，这本书讲得更多的不是温盖特本人，而是一个并非其直接下属的年轻人有关第一次钦迪特远征的珍贵记录。

现在关于第二次钦迪特远征的著作开始出现了。第一部是美国出版的《重返曼德勒》（Back to Mandalay），作者是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这本书尽管也有一些可取之处，但总的来说意思不大，因为这本书并非来自菲利普·科克伦（Philip Cochran）的直接口述，而它恰恰通过巧妙的手法给人以这样的错觉。不仅如此，此书的一大败笔在于它想以不光彩的方式证明，温盖特第二次攻入缅甸实质上是美国人领导的行动。使用这本书需要慎重，笔者也是这么做的，但此书并不乏味。科克伦对温盖特的记述看起来是那样真实而有趣，让笔者觉得那不完全是虚构。笔者在引用时进行了“重构”。

1946年，伯纳德·弗格森出版了第二部关于“钦迪特”的著作《绿色原野》（The Wild Green Earth），讲述了第16旅参加第二次远征的经历。这本书可以视为《越过钦敦江》的姊妹篇，作者写作过程中抱着一种错误的战略观念，这倒让它成为时文品头论足的话题。

第二次钦迪特远征后八年，迈克尔·卡尔弗特（Michael Calvert）出版了《怀着希望的囚徒》（Prisoners of Hope）。尽管此书构思不够老道，也不是一部平民百姓易于阅读的书，但它算得上近年来最好的战争史著作之一，作者在许多次行动中勇担重任。在讲述“钦迪特”经历方面，卡尔弗特堪与弗格森媲美。卡尔弗特能与温盖特保持轻松的个人友谊，这样的人寥寥无几，仅凭这一点，他的叙述就很值得期待。此外，卡尔弗特是能够准确把握这位苛刻主子的目标和思路的下级指挥官之一。他理解这个人和他的想法，这一点其他人无人能及，所以他的著作有坚实的基础。笔者要格外感激这位真正的权威。“钦迪特”解散时，卡尔弗特受命指挥驻英国的特种空勤旅。笔者在那里与他相识，结下了深厚友谊，并通过他第一次了解到那支奇特的部队和那个奇特的指挥官，就是在那个人手下卡尔弗特赢得了英勇无畏的美名。

关于缅甸战区的英文回忆录首推威廉·斯利姆（William Slim）爵士的《反败为胜》（Defeat into Victory）。这部非同凡响的著作体现了一位天才作家的高超技巧，然而，研究温盖特生平的人读到此书必定会感到困惑。这位陆军元帅在叙事上采取了公正而谦逊的态度，从1942年的失败到随后的缅甸战役，直至最后的光复似乎都无可挑剔。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谈到温盖特时却与其他人的回忆和见解大相径庭，而且还与已查明的事实相抵触，这不禁让人感觉陆军元帅在这个问题上并非完全没有偏见。温盖特在判断人方面出现过严重失误，特别是对桑福德准将、艾伦·坎宁安（Alan Cunningham）将军、菲利普·米切尔（Philip Mitchell）爵士。面对这些人，温盖特让成见蒙蔽了双眼，甚至证据摆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温盖特自己也遭受了同样的冤枉，而这种冤枉竟然来自一个他非常钦佩的人。这里要强调的是，关于缅甸作战及第14集团军的组建、指挥和行动，威廉·斯利姆爵士的著作可以作为主要文献使用，但涉及温盖特和“钦迪特”的内容则不能如此，除非有当时的文件佐证。

最后，必须提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官方史《对日战争》（The War against Japan）第二卷，其作者是S.伍德伯恩·柯比（S.Woodburn Kirby）少将。此书出版时，目前这部传记已经付印，当然不可能作为初始研究之用。但那本书还是值得用来作为修正和参考，为此要感谢作者及其合著者。

笔者必须感谢多萝西·贝克（Dorothy Baker）夫人，她提供了许多文学方面的宝贵建议，还要感谢E.H.哈里斯（E.H.Harris）夫人，她为笔者打印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