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宝禄：曲坛骄子的沉浮人生
曹宝禄（1910—1988），北京人。著名曲艺活动家。1937年，曾与鼓界大王刘宝全同台演出。因其艺术造诣高、名望大，1946年北平市成立曲艺公会后被广大同行推举为公会理事长。1950年代，积极编演新曲目并热心公益事业，担任北京曲艺杂技联合会理事长。1952年9月，两度参加朝鲜前线慰问团，任赴朝慰问曲艺大队副大队长。1957年被划为曲艺界头号“右派”。
1979年，曹宝禄参加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时的照片，时年69岁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华北乃至中原、东北、西北地区，也就是说，在大半个中国，说起曲艺名家曹宝禄先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翻开1946年至1950年代的北京（平）曲艺界公会名录，作为曲艺界的领军人物，他总是第一个在名录中出现。
在鼓曲界，曹宝禄先生堪称全能。首先，他是单弦八角鼓表演的集大成者。他的单弦艺术特色是唱腔跌宕激越，行腔流畅，韵味隽永，悠扬动听。他吸收了荣（剑尘）、常（澍田）、谢（芮芝）等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曹派”。他的传统曲目包括《风波亭》《续黄粱》《白猿偷桃》《穷逛万寿寺》《翠屏山》《武十回》《五圣朝天》等拿手唱段，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其次，他还擅长联珠快书、岔曲、腰截、群曲以及拆唱牌子戏等曲种，并精通梅花大鼓、京韵大鼓的众多曲目。
曹宝禄原名曹启明。他读过五年私塾，相当于高小学历，在民国时期的曲艺界算是文化程度高的人。他的原籍是河北省通县燕郊乡镇东赵村（现属北京通州区）。
1922年，也就是曹宝禄11岁那年，他开始在北京山涧口十五间房学艺，拜弦师尚福春为师，学唱梅花大鼓和京韵大鼓。13岁出师后，曾在北京各坤书馆及八大胡同的妓院当伙计和天桥畅宜园等茶馆卖艺。22岁时，经著名京韵大鼓艺人白云鹏介绍，拜金晓珊为师，学唱单弦牌子曲和联珠快书。曹宝禄先生真正在京城曲艺界立住脚，得益于他的恩师——刘宝全先生。
刘宝全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卒于1942年。他是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刘派”京韵大鼓创始人，一代宗师，清末曾与“戏界大王”谭鑫培并驾齐驱，被誉为“鼓界大王”，享誉半个世纪。刘宝全生前曾灌制二十三段京韵大鼓曲目的唱段（其中《大西厢》是全段）。我家藏有1925年高亭唱片全册，收有刘宝全先生的《乌龙院》头段、二段，《百山图》头段、二段，《二本宁武关》头段、二段，《长沙对刀》头段、二段，《华容道》头段、二段，《赵云截江》头段、二段，《闹江州》头段、二段，《单刀会》共四段，《群英会》头段、二段，《活捉三郎》头段、二段，《白帝城》头段、二段。现在他的这些段子已经很难听到了，为使读者体会一下刘宝全先生大鼓鼓词儿的艺术魅力，我把《乌龙院》头段抄录于兹：
大宋朝，道君天子驾坐汴梁，四外里狼烟滚滚不得安康。南有方腊，北田虎多么狂妄，在淮西省反了一个公子王庆，东有座梁山岗。有个太尉洪信，龙虎山拜求张天师，他就把那个群魔放，放走了那
些地煞天罡各占在一方。言不着梁山上到后来一百单八将，既回来我再表一表那位晁天王。这一日晁盖驾坐前厅上，对众有语细说衷肠。想当初咱们弟兄在黄泥岗怒劫了生辰纲，救命的恩人多亏了宋江。要不亏宋三爷给咱们送上一个信，难免你我祸一场。自古道受人家点水之恩，须当报涌泉一个样，何不去请三爷上山为王。他言还未尽，小弟我愿往，瞧了瞧来了一个赤发鬼小刘唐。
曹宝禄结识刘宝全先生很晚，是在1937年的夏天。曹宝禄的功底很是扎实，再经师傅的点拨，技艺飞速提高。这一年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刘宝全先生到前线慰问，为二十九军抗日将士演出，曹宝禄亦随师傅前往。
自此，曹宝禄先生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北平“民声”“华声”“国华”等电台相继请他演唱。华声电台是一家私营商业电台，建于1947年，创建人不详，位于东四南椿树胡同路北。每日早8点至晚12点播送节目，其中有大量曲艺节目及商业广告。多由广告社邀请艺人或由艺人包钟点直播演唱，鼓曲、相声一般是40分钟一节，评书80分钟一节，每节在说唱之间插播40家商业广告，由演员自报，或由伴奏的弦师、艺徒来报。此电台常播放的节目有：李兰舫、孙书筠的京韵大鼓，曹宝禄的单弦牌子曲，高德明、绪德贵、马三立、张庆森的相声，宋大红的梅花大鼓、时调小曲，连阔如、赵英颇的评书等。1951年，该电台被人民政府接收，改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那时曹宝禄在电台录制的曲目有《风波亭》《续黄粱》《白猿偷桃》《穷逛万寿寺》《翠屏山》《武十回》《五圣朝天》等，而最拿手的唱段是《五圣朝天》。所谓“五圣”，是指龙王爷、门神爷、灶王爷、土地爷和兔儿爷。故事描述“五圣”适应不了人间社会的种种变革，纷纷上天朝拜玉皇大帝，诉说其在尘俗被亵渎之苦。语多诙谐。他的代表曲目还有联珠快书《蜈蚣岭》《碰碑》《闹天宫》，拆唱牌子戏《胡迪骂阎》《双锁山》，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曹宝禄积极参加曲艺改革工作，热情演唱新曲目。1951年到1952年，先后两次参加赴朝鲜慰问团，任曲艺服务大队副队长。20世纪50年代初，主持排演曲艺剧《柳树井》，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奠定了北京曲剧的基础。1952年，担任新组建的北京市曲艺团二团的团长和前门小剧场经理。
北京市曲艺团二团以曲剧演出为主。曲剧，是建国初期由曹宝禄、尹福来、魏喜奎、孙砚琴等老艺术家以发展拆八角鼓的形式，并以单弦牌子曲为基调创作产生的新剧种，是北京特有的地方戏。北京曲剧一经创作产生，就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当时正值新婚姻法颁布，这部婚姻法可以说让人们的思想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2年，为了歌颂新婚姻法，人民艺术家老舍特地编写了剧作《柳树井》，上演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并得到群众的认可与好评。在老舍的提议下，此种演出形式被定名为“北京曲剧”。北京曲剧以擅演“清装戏”和“现代戏”而著称，风格新颖，表演朴实，演唱清晰易懂，生活气息浓郁。唱腔以单弦牌子曲为主，兼收北方鼓曲和民间说唱，因而韵味独特。老舍认为：“这是用北京土生土长的曲艺来演的戏，填补了北京地方戏的空白。”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也认为，应该给这个新剧种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以利其发展。但因曲剧刚刚问世，不宜在大型剧场演出，便决定在广德楼旧址上修建一家仅容400名观众的小型戏院演出曲剧，戏院定名为“前门小剧场”。1955年，前门小剧场建成，经理由曹宝禄担任。广德楼在大栅栏街西口路北，清末民初，是当时京城经营最火、人气最旺的戏园子。戏园舞台坐东朝西，宽深均为六米，高五米，十分气派。当时很多名角都纷纷到这里演出。京剧名家荀慧生就是在广德楼戏园成名的。1909年，百代公司为杨小楼先生拍的《金钱豹》黑白电影，也是在这里取景的。20世纪40年代，一场大火将广德楼化为灰烬。前门小剧场建成后，因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以及接续排演的《啼笑因缘》越演越火，小剧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文革”后，前门小剧场改称北京曲艺厅。最近几年，广德楼重修，剧场内设有200多个茶座，已远不如昔日的恢宏。
1950年代，是曹宝禄在艺术和事业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他在完成繁重的演出与整理传统曲目之余，还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并担任北京曲艺杂技联合会理事长，还曾任中国曲艺研究会理事。在我收藏的资料中，有一份1956年11月5日，北京京（剧）、评（剧）、曲（曲艺）联席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的记录，会议的内容是北京戏曲界抗议英法侵略埃及。会议地点就在曹宝禄任经理的前门小剧场，由曹宝禄先生主持。会议通过了关于英法侵略埃及的抗议书及向埃及人民的慰问书。
就在曹宝禄充满了激情，快乐地工作着的时候，他因在1957年的“鸣放”中放了不少“炮”，被划为“右派”，停止演出。他被安排在前门小剧场门口卖糖葫芦，以示羞辱。
曲艺界开展的“鸣放运动”，是中共中央1957年在《人民日报》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开始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在此一年前，文艺界已学习贯彻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的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在这个背景下，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意见或改进建议。
作为北京曲艺界联合会主委、全国曲艺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曲艺二团的团长和北京市人民代表的曹宝禄，经过了党和政府的培养帮助，自然不愿在这次的运动中落后，他平时就以敢说、敢做、敢担当在曲艺界闻名。在此次的“鸣放”中，他动员、组织全团人员学习讨论，带头“鸣放”，积极投入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对于曲艺界出现的某些领导的瞎指挥、有些党员起不到典型引路的作用等不尽人意的问题，一股脑“放”了出来。他确实感到了痛快，也期望通过这次的整风改变曲艺界的乱象。或许是他说得过头了，或许是有泄私愤的情绪，结果是引火烧身，他被划为“右派”，先是被撤销了“曲剧团团长、前门小剧场经理”的职务，演出也被停止了。之后又被撤销“北京市曲艺协会主委、全国曲研会理事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
那么，曹宝禄究竟说了些什么？为什么给他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呢？我在一册北京市文化局保存的1957年8月起至1958年5月的“右派分子”材料中，找到了曹宝禄《主要右派言行》和《右派分子曹宝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两份材料。据曹宝禄《主要右派言行》，他的“右派”言论共四个方面：
一、污蔑新社会不如旧社会。他认为艺人的生活比解放前降低了，并在农工民主党召开的放火座谈会上说：“过去挨了打还能骂，今天挨了打都不能骂。”
二、鸣放时曾说：“憋了十来年不能不放，就是拿我当反革命分子，我也要放，解放几年来政府一直拿我当贼防。”
三、煽动艺人向党进攻。说：“什么牢骚都可以发，再要不诉苦，机会就错过了。”
四、恶性地发展民盟盟员九人，借此与党对抗。他说：“工农入党，知识分子只有入盟。”
根据以上言行，群众讨论一致认为曹宝禄是“右派分子”。
另一份1958年8月28日北京市文化局整理的《右派分子曹宝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共七页，罗列曹宝禄的主要右派言行有四条：一、一贯仇视党，仇视共产党员。二、煽动曲艺演员向党进攻。三、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四、排挤干部，破坏工作。这四条，都有同仁揭发的“口供”。如第一条中有，“据白凤鸣反映，当白为了与曹搞好团结时对曹说：‘我们若因搞不好团结而使曲艺搞不好的话，我们就成了罪人了。’曹当即回答说：‘罪人是您，搞垮曲艺的是共产党。’”在第二条“煽动曲艺演员向党进攻”中，证据也来源于同仁的揭发，“据刘司昌、关学曾反映，鸣放开始后，曹就动员群众向政府发牢骚，说：‘什么牢骚都可以发。’又说：‘我要大鸣大放，我憋了十来年了，不能不放了，就是拿我当反革命分子我也要放。’……又据顾荣甫、乔戈星反映：在大鸣大放期间曲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顾荣甫发言不多，会后曹对顾说：‘兄弟，怎么搞的呀，怎么到了放炮的时候你就没有炮药了呢！你都快把我急死了。’又据关学曾反映，曹曾恶意地把文艺工作者分为四等：一、电影话剧演员；二、京剧演员；三、评剧演员；四、曲艺演员。企图让曲艺演员对政府不满……”第三条是说曹宝禄“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具体的例子不多，最重要的是曹在一次曲研会上挑拨曲艺艺人对政府的不满，说：“京剧老艺人金仲仁死后，政府给了3000元，而曲艺老艺人王祯禄死后政府就不管了。”最后一条是“排挤干部，破坏工作”。这一条主要反映曹宝禄不希望政府干预曲艺团的工作，他对文化局派去的不懂业务的党员干部“采取讽刺、挖苦和排挤的方法”。其实，只要认真分析，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来对照曹宝禄那时的言论，尽管有的过于刻薄，但总体还是符合文件精神的。他所举的例子，有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比如他把文艺工作者分为四等，就很符合实际。以1954年北京市文化局对京剧、评剧和曲艺、杂技演员的评级为例，京剧演员中的一等旦有：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张君秋、吴素秋、赵燕侠、筱翠花（于连泉）、李多奎、孙甫亭；一等生有：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李万春、姜妙香；一等净有：郝寿臣、裘盛戎、侯喜瑞；一等丑有：马富禄；音乐一等有：杨宝忠、杭子和、李慕良、王少卿、裴世长、谭世秀、徐兰沅。总计27位。曲艺一等演员有：连阔如、荣剑尘、侯宝林、白凤鸣、曹宝禄、魏喜奎、高凤山、孙艳琴、谭凤元、顾荣甫、韩德福；武术、杂技一等有：张宝忠（武术）、訾吉发（杂技）、宝善林（掼跤）、孟宪有（艺名快手刘，戏法）、曹鹏飞（杂技）、彭云起（马术）。各行当共17位。从工资待遇上，京剧演员要高于曲艺演员。以马连良先生与侯宝林先生为例，同为文艺一等演员，1957年前后，马先生月薪1020元，侯先生则为335元。同为京剧演员的谭富英是900元，张君秋是870元，裘盛戎是840元，均高于侯宝林。在政治待遇、社会地位上，也有区别，当然这里有历史的原因。
自从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曹宝禄是“见人矮三分”，有的曲艺演员以前曾被他讥讽过，现在和他打照面时，曹先生总是先笑脸相迎，然后说声对不起。大多数与曹宝禄共事过的艺人了解他，知道他的脾气，还像往常一样来往。像连阔如先生还为他说话，因而受到牵连。几年后，曹宝禄成了“摘帽右派”，恢复演出，与弦师韩德福合作，致力于改革梅花大鼓的曲调与表演，创立男女对唱新梅花调，与青年演员刘淑慧合作演出《韩湘子上寿》《玉玲珑》等，取得显著成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曹宝禄先生再次受到冲击，还被作为专政对象送到南口农场和天堂河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后，曹宝禄重获政治生命，作为曲艺代表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他有了“枯木逢春”的感觉，虽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且时常患病住院，但仍坚持与学生、徒弟和票界朋友切磋技艺，直到1988年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