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鸿章对基督教的看法
在半个多世纪里，李鸿章不断地通过日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而他记下的一些评论是有规律地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如果把他所有的作品都完全翻译出来，那应该是没有什么主题比基督教问题更加有趣了。
如本书的前言所说，将从译者手中拿到的大量资料分类放在不同的标题之下，使之与章节或小节标题相一致，这是一个十分可取的做法。这样的话在对待作者处理后的话题时，就能给读者一个更加明确，同时也更加全面的视角。一些重要的话题所占篇幅都非常长，例如，从李鸿章日记中摘引的部分，或者是从其他作品中摘录的与话题相关部分，这种情况在本书中很多。例如，据权威人士估计李鸿章书写的关于皇太后和朝廷的作品有将近五十万字（英文）。这位总督似乎永远不会厌倦于书写外国人、传教士和基督教这个重复出现的主题，这类手稿的译作应该至少能装订成两册书。
虽然下面的这些节选仅仅是李鸿章大批日记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这些慎重挑选出来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现出李鸿章对于“外国人和他们的宗教”的态度——在五十余年里不断改变的态度。
1849年，当时李鸿章在北京翰林院当翰林院庶吉士，他在作品中第一次提到了基督教。
“我觉得如果在我所有的书和文章里都能把这群外国佬的上帝魔鬼论拆穿的话，这会是一项高尚、光荣的事业，上天和我的祖先也会非常高兴。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资料去戳穿那些穿黑袍的骗子，阻止他们再用亵渎神灵的言论欺骗清朝无知的人民。”
“这些洋鬼子来这里没有一点好处。他们大声传道，高举双手，假装他们是为人民的福祉而来；但我听说他们所有的人都从某个外国势力那里拿钱，并被其控制，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监视我们的政府。”
“我听说多年以来在遥远的西方，许多穿黑袍的人讲授他们邪恶的教义，发表他们很蔑视玉皇大帝和其他神仙的言论。这些黑袍人是洋鬼子的一个分支，我听说还有其他的分支存在，这些分支之间相互憎恨，但都是为一个称之为天父的人布道。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样一个父亲，那他肯定不会为他的儿子们感到骄傲，因为他们都是没文化的野蛮人。”
“他们有一部分教义讲到天父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为那些邪恶的人献身。这是什么荒唐教义！如果他们说他来到世上是为了为那些好人献身，这听起来还合情合理。其实他们其他的教义更为荒谬，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是不会相信的。如果他们的神真的是好的，也希望人们幸福，那么他们会允许自己的家人为了给罪犯赎罪而像罪犯一样被杀死吗？很长时间以来，有人暗示大部分的洋鬼子都是疯子，我也正开始相信他们是疯子。但奇怪的是，他们是如何能把我们的人民从古老的宗教和哲学中带走呢？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但我相信这一暂时的狂热迟早会消失。”
1849年，李鸿章再次写道：“一位翰林告诉我说，他听说有许多洋鬼子在河南传播他们的愚蠢教义。这些人属于法国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天主教。这些洋鬼子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了一百多年，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他们不光是想愚弄我们的人民，甚至想愚弄我们的神灵！他们想让我们相信他们是中国人，但同时他们却在嘲笑我们的宗教。”
“这些狂热分子都有一些十分古怪的想法。他们宣称越是敬爱天父，就越要放弃娶妻，一个都不能娶。但是，他们又极力主张人们早婚早育，抚养孩子长大。这是什么教义！这些家伙终有一天会死去，到时候没有一个人哀悼他们，也没有人参加他们的葬礼。但令我十分疑惑的是，如果这个教派里没有人结婚，那他们的传道接班人从哪里来。或许，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那些愚蠢的皈依者身上，打算从他们中间挑选不结婚的人做传道人。当人们愚蠢到相信那些黑袍人所说的话并按他们所说的做时，他们的计划才可能得以实现。”
“这位翰林还曾上书监察院，请求皇帝下令驱除这些西方的黑袍传教士。但监察御史回应说皇上不会在意到这个外国教派，以免他们妄自尊大。另外，据说法国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这些黑袍传教士都是法国的政府官员。还据说这些人不靠人民贡奉为生。他们的神殿都是方形的高大建筑，外表丑陋，但坚固结实。”
李鸿章在接下来几年里都没有什么与基督教有关的记录。但在其1854年的一篇日记中，他再次明显地表达了对基督教的憎恨。李鸿章再次回到了家乡操办团练应对太平天国叛乱。太平军称他们自己是基督教徒。他们根本不知道基督教徒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也完全没有按其教义行事，他们只是带着战火和刀剑沿着中部沿海省份继续向前挺进。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民不联合起来将这些洋鬼子逐出清帝国？我原本不认为这些外国人邪恶的思想能控制住如此众多的人民，但就现在看来，在南方地区有成千上万愚昧无知的人愿意当洪秀全的走狗。他所宣扬的是从别的国家吸收过来的无耻教义。现在太平军不仅是在毁灭整个国家，他们还将其信仰强加在人民的身上。如果消息可靠的话，将还有几千名狂徒准备从湖广地区北上。”
“我还听说在南京的长毛党已经从那些不立即加入他们卑鄙信仰的人身上，砍掉了几百个人头，割掉了上万个耳朵。这就是那些称这个国家为天国的拜上帝会成员的行事方式。”
“我认为朝廷对这些狂徒的处理太不够严肃，他们宣布投降之后就将其纳入清军也是不对的。他们是不可能悔改的！他们是从广东患麻风病的传教士那里捉来的带病菌的老鼠，它们会钻进清朝中部和北部的所有地洞内，四处传播邪恶的疾病。所有赞同这个外国教义的人，或者是以任何方式协助了这群掠夺者的人，虽然并未与他们一起行军，但都应该被处死。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季节里的风湿病使我的手臂如此僵痛，加上身体其他的不适，我真想赶快好起来，亲手去处决这群恶徒。事实上，我也正在做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但募集资金支持爱国士兵也是件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大部分肥沃的田地都被这些掠夺者破坏的情况下。”
大约在这期间，李鸿章写道：
It is truly the greatest sacred duty
Of all patriotic sons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all who bow to the mighty Throne，—
The glorious seat of ten thousand years，—
To strike to the black heart
The Long-Haired bandits；
And to let out their vitals upon the earth，
That the swine of our gutters
And the fowls of the barnyards
And the mongrel curs of the alleys
May lick up their blood and gnaw their bones.
These fierce Long-Hairs are wild in their heads.
They have crazy notions of Heaven.
They have a new god
And his Elder Brother
Whom they follow to deeds of darkness.
They have forsaken all our sacred gods，
And spat upon the images，
And upon the graves of our ancestors.
They are dogs of low order，
Devils of blackest darkness，
Lepers of the foulest ills，
Serpents with marks of the pox，
Fowl that limp with gangrene！
They are not men at all in human shape，
Nor in their minds — for such are gone；
Nor in their new speech，
For they ape the tones of the foreign masters
And talk loud，like barking dogs at night.
Let them be given no quarter！
It is a great work and blessing
To pluck out their lying tongues，
To burn deep the sockets of their eyes，
To rip open their vile bellies，
To rub salt into many cuts，
To trim close their ears，
To draw forth the nails，
To bury deep whilst yet alive，
To use the pole upon their skulls.
Oh！all patriotic sons of the Middle Kingdom，
Drive these rank fiends
Into the salty sea，
Or make their rotting bones
Manure the land！
1865年，在清军收复南京和完全粉碎太平天国运动后的两年，李鸿章在苏州写下了以下文字：
“在一个人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进行长时间认真的思考总是十分有益的，我发现在研究太平天国起义的本质时，这个观点尤为准确。在过去大部分的艰苦岁月里，我完全相信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香港和广东的外国人，应该为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负主要责任。但现在，我不得不得出我的想法和观点都大错特错这样一个结论。”
“我从很多方面了解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南京陷落之后。我还记得，我的“常胜军”指挥官戈登将军曾不止一次试图向我解释基督教的教义。但我对这个名字充满憎恨，根本就没有耐心听。当时，戈登想让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会同情长毛军（太平军）。为了证明他所说的是真话，他还以自己的国家为例，说他的祖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但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为我们提供了适当的援助，帮助清政府镇压叛军。”
“戈登所说的话经过翻译之后使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戈登自己不能完全用中文表达自己。但碰巧就在这个时候，军队里的一位将军向我控告戈登，说戈登和太平军的各王均有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能否相信戈登。因为这个想法，我更加怀疑戈登所言的真实性，并认为这只是一个基督徒努力帮助另一个基督徒的例子。但后来证实，我的怀疑完全是多余的，这对十分忠诚的戈登将军来说实在是很大的冤枉。”
“自从我上任总督以来的和平环境让我有时间享受多年来无法享受的许多东西时，我开始趁机深入研究洪秀全的练兵之法和所谓的天启。结果我发现，太平军的将领们根本不能称之为基督教徒，就像我与鞑靼人毫无关系一样。不管是洪秀全还是他的追随者，他们都完全不知道西方宗教成员是如何在和平中生活，在战争中战斗。我还见过给洪秀全讲授最初几堂宗教课的洋鬼子传教士的弟弟，他告诉我，他的哥哥并没有鼓励洪秀全或其追随者去学习基督教书籍。”
“然而，这些长毛党的叫嚣让我们印象十分深刻，同时也让这四个省几十万老百姓臣服于他们。在每次行军、掠夺和战斗中，他们都会高呼洋人上帝的名字，请求上帝给他们带来胜利和更多新兵。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用这个方法获得了很大成功，几十万人民开始相信洪秀全是上天派来的使者。甚至连我自己也开始相信，太平军正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他们所谓的天父和兄弟（上帝和耶稣）正在给予他们帮助和鼓励。我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神仙已经抛弃了清帝国，不再庇护其王权。但随着太平军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我开始一点一点的失去之前的信心，甚至开始怀疑我们卓越的先祖是否还在保护膜拜他们的人民。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特别是在那些太平军横扫清军的糟糕年月里，我对这个外国宗教的憎恨就越发强烈。我不断祈祷，不仅希望能将太平军剿灭，还希望能够发生地震、火山爆发和可怕的疾病，从而毁灭那些基督教国家。”
“但通过这次研究，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就匆忙做出判断是很不明智的。忘记一些事情也是有好处的。当一个人针对某个问题想要找到一个明确公正的意见时，他就应该像对其一无所知一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当事实和理论呈现在脑中时，他应该像审判罪犯一样，找出正确的摒弃错误的。”
“因为就任了现在这个职位，我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次数比以往多了许多，我不能肯定和我的同胞相比，他们是不是更有可能捉弄我。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据我了解，大部分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都喜欢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于是这些人远离家乡的时候会强烈反对做某些事情，但当他们回到祖国后却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些事情。”
“从中我并没有看见任何真正的道德哲学，而是他们在努力给那些他们认为的弱国深刻印象时所表现出来的弱点。我还听说在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在上海、香港和澳门，很多的洋人之所以会背井离乡是因为他们欠着一屁股债，他们要么根本偿还不了，要么根本不想偿还。然而，同样是这些洋人，一旦成了亚洲的居民，如果他们的苦力和仆人不把应得的工资准时领走，他们就会十分生气。我不相信他们真的会大发脾气，至少如果他们真的生气，那整件事情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出卖苦力的人并不急着拿到报酬，让这个洋人替他保管一两天，洋人又有什么损失呢？如果是保管两个月或两年，那洋人不是能得到更大的利益吗？”
“自从我身居高位，所接触到的洋人中来自上海的英国官员给我的印象最好，我常常希望自己也能够说他们的语言。他们中有人能非常流利地用汉语交流，还有一两个秘书汉字写得非常好，但后者都是那些在沿海地区居住了很多年的人。”
“这些洋人告诉我，外国的基督教徒都为清军胜利镇压太平军而高兴。但我从一些译自外国报刊的文章上看到，那些编辑们好像为一些长毛军所遭受的处罚难过得要死。我还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外国人聚居区，都有人因我在苏州对太平军各王所做的处罚而强烈地谴责我，并管我叫‘黄种野蛮人’。我不会再为此做出反驳。我要说的是，我没有下令处决这些人，即使是我真的这样做了，我也不会感到后悔，因为他们的死能让皇帝和皇太后如释重负，整个国家也就此渡过难关。如果戈登将军在和太平军将领会面期间，向他们许下了任何承诺，那只能说他是在越权操作。”
1870年6月，李鸿章接到圣旨，让他准备北上上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写道：
“接到这份新任命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高兴，因为这里就像家一样温暖，我感觉十分满足。但现在在直隶有全国最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还要考虑如何对待外国人。我很高兴朝廷相信我有能力处理这个烂摊子。”
“不管是谁，即使是我最大的仇敌，都不能说我和那些外国人已经成了知心朋友。这些外国人强迫我们和他们做生意，还把他们的宗教硬塞进我们嘴里。这些教徒从世界各地来到我们的帝国，是想向我们阐释什么是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和最愉快的死亡方式。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知道这些后都会感到非常气愤，但是打开门的楔子在很多年前就插了进来，现在来疾声反对我们曾经所允许的事情已经为时过晚。我们打开了大门，这些山羊就进来了。到现在，那些牧羊人坚决不让我们收回牧场，因为长期以来，他们饥饿的牧群都是在那里吃草。”
“尽管我们对他们有各种厌恶，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一切为了帝国利益着想，我们就不会再反对外国人的到来，不管他们是商人、传教士还是游客。因为不论是以何种方式他们都会到来，即使是必须骑着马扛着刺刀，或是必须坐着战舰的。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今天在直隶发生了某些特定阶层反对法国神父和修女的巨大骚乱。实际上，他们是在对某个外国机构的代表发起反抗活动。但是，太后希望能尽快处理好所有的这类事情，而我就是那个能够将太后的理想付诸实践的合适人选，这使我倍感荣幸。一旦走马上任，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参与了此次骚乱的人。如果是洋人也参与到了其中，不管是神父还是妓女，传教士还是鸦片贩子，他们都不会得到庇护。因为刀剑和棍棒总是朝柔弱的地方攻击。”
“上次和曾国藩大人会面，我们就这个重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除非立即将其妥善解决，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将像一把匕首一样，会随时插入帝国的身体。在过去五六年里，曾国藩像我一样，想法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也不再憎恨基督教。他告诉我这几天他想上书奏请朝廷颁布一道法令，完全宽容各行各业的外国人。我告诉恩师，他如果有如此强烈的愿望的话，我愿意和他一同上书。”
“6月13日，——虽然我的行为可能不能得到人们的完全理解，我依旧坚持写了一篇文章，为那些外国人争取在清帝国居住和生活，而不被侮辱和干涉的权利。我希望能在曾国藩将军面见老佛爷之前将文章准备好，这样的话他就有机会将文章留在宫中，让太后私下里评阅。如果得到朝廷的批准，我会自己掏钱印制几千份，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我认为这是我现阶段能做的对外国人和祖国同胞双方都最有利的事情。”
几周后，李鸿章在日记中提到他为外国人争取权利的文章还没写完，“因为我希望能尽快面奏太后，到时候我会征求她的同意，请她允许把我的观点呈现给她。”
“6月23日，天津，总督衙门。这座城市的暴徒们，按着他们邪恶的想法，使清帝国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蒙羞。但是这些煽动或参与暴行的无知恶棍休想逃过处罚，因为我会彻底查办此事，任何参与了两天前的屠杀的人都会得到公正的处罚。”
“6月24日。——今天早上，法国的代理领事过来拜访，他带来了身在北京的法国公使写给我的一封短信，公使在信上询问，我会怎样逮捕和惩罚那些对领事、神父、修女和教民施以暴行的暴徒。”
“这就是外国官员在清帝国的行事方式。不过就是一个英国商人的店铺玻璃被一些闹事者砸了，一会儿他们的领事或公使就会出现在衙门，要求我们说明我们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一个法国花花公子在街头和无知小民打了一架，在衙门官员还全然不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时，法国的领事或公使已经在总督衙门讨说法了。有一个身材肥胖，喝了半肚子烈性啤酒，浑身奶酪味的德国人，他跌进了路边排水沟，摔折了一条腿。过路的人想扶他站起来，他却以为人家要抢劫他。德国人掏出手枪，打伤了一个当地中国人，这个人的朋友就朝德国人扔石头，打伤了德国胖子的红脸。很快，德国的领事或公使就使劲砸衙门的门，说这件事情‘是对德国国旗的侮辱’，要求我们进行‘补偿’。”
“这是在清帝国。如果同样是这些英国人，或法国人，或德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只要是有管治安的警察和法官注意到他们这个案子，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在这里，他们就希望也要求整个政府体系都参与进来，把那个‘黄种野蛮人’绳之以法。”
“当然，我在这里提到这些例子并不是想和当前的可耻暴行作对比，天津和北京的任何情报人员，包括法国公使和领事本身都知道，我对违反法规的人都是严惩不贷，特别是那些对外国人实施暴行的人，但他们还是会要求我解释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实在是有伤我的自尊。”
“我告诉这位法国官员：‘请原谅我，领事先生，但如果你去监狱打听打听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已经对这件事情做了些什么处理。如果你去街头巷尾问问，人们就会告诉你，现在有三千多名士兵正在全省范围内搜索，他们会搜遍天津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揪出嫌疑人并把他带进官府。’”
“法国领事对我的回应感到非常满意，虽然我只是向他传达了一些他已经知道的消息。他只是想让我铭记他作为伟大法兰西帝国代表的重要性，但却忘了我实际上管理着这个有二十倍于巴黎人口的城市，在这里，这位领事先生走在街上也没有人认识他。”
（没有日期。）——“处决暴乱头目的具体日期已经定下来了，但法国和俄国的公使都请求我将处决延期。他们非常想去现场亲眼看看，或者他们是想看见这些罪犯被砍头后死在他们的面前。”
“这是这些外国人另一个令人厌恶的特点，今天的这些口信让我更加厌烦他们。也许他们觉得我所有反对这类暴行的言语和行动都只是为了制造影响，但是，真相其实是，我比天津或北京的任何外国政府代表都更加急于看见这些恶棍被处决。这不仅仅是为了给那些被夺去生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报仇，也是出于对清政府利益的考虑，必须对这些罪犯实施快速坚决的处决。如果我的儿子或女儿在欧洲或美国被杀，我相信当地官员也会对此负责查办，并把凶手绳之以法。”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同胞认为，如果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渴望去周围满是洋人的外国生活，那她就活该被暴徒杀死，或是遇到些别的致命的意外。但那些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别的基督教民族，却有着和我们大不相同的观点。我们的人民认为，杀死那些修女对她们本身也有好处——因为她们没有丈夫，看她们的样子也不怎么吃东西。但从世界范围内来讲，如法国的领事所说，在法国人们都认为这些修女来世会变成神圣的圣徒。这不是很奇怪吗？她们只是普通、勤劳的女人，照看着许多孩子，而那群狂热分子却把她们看作神圣的圣徒和不朽的祖先。但是，对于这次的暴乱，就我对法国当下情况的了解，他们会派出一支舰队和一支军队，将挡在他们前面的天朝子民都杀死。法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不能理解他们会如何运用他们所信奉的教条，以及那些他们声称愿意维护的道义。”
“7月21日。——对屠杀法国领事馆官员和基督教徒的罪犯实施处决的日期再次被推迟，这次又是应俄国公使的要求。然而，我们的外交部门却不断接到来自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消息，说他们的政府已经对延迟处决这些暴徒感到很不耐烦了。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俄国和法国是想借机向我们发动战争吗？”
“天津的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提醒我，如果不是现在和德国交战正酣的话，法国很可能会向我们宣战。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相信他的话，但我听说相同的说法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到达了北京的总理衙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法国方面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不是法国公使要求延期处决的话，这些暴徒在很多天前就已经被处死了。这件事情实在蹊跷，根本不该是这样子的。”
“法国公使亲自告诉我，他对我在处理整件事情上的态度完全满意。但同时，他也随口抱怨了‘清帝国政府的漠然’。我向他解释说，帝都的皇上、朝廷以及政府部门和这次处决暴徒无关，由我来全权负责此事，如果不是受到了公使馆的干预，我肯定会用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将罪犯缉拿归案。我请公使指定一个处决的日期，但他拒绝了。”
“7月25日。——我相信，是那些谎话连篇、态度轻蔑的官员造成了这些仇视外国人的暴乱。过去我一直相信，朝廷官员总的来说都积极投身于阻止此类排斥外国人的事件发生。但在对这件令人震惊的屠杀外国官员和众多教会工作人员的事件的调查中，同时考虑到近期发生的一些其他暴行的真相，我确信那些思想肤浅、心术不正的地方官员该负主要责任。”
“我知道我这么做可能会在全国各地树敌，少说几百，多则几千。但是下次面见太后，我会力劝太后发布一道谕旨，要求府县官员亲自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为基督教徒的生命和财产负责。如果能实现这一点，攻击传教士的事件就会明显减少，传教士也就能继续他们的天职，不受阻碍。”
“7月27日。——曾国藩将军发表了一篇恰当的声明，免除了引发此次大屠杀的所有神父和修女的罪责。他用最严厉的语言谴责了这些暴徒的疯狂行为，并宣称，皇帝永远站在臣民的立场上，反对这种行为，并要求让罪犯接受最严厉的处罚。”
“曾国藩恩师的此番言论让我非常高兴。同时我也极其高兴地知道太后支持我提出的措施，严厉镇压那些反基督教的违法行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采取更加猛烈的措施打击此类暴徒。”
“我要终止直隶的动荡局面，每个星期会去北京、保定府和天津，拜会地方长官和军队官员。如果这类不可宽恕的可怕事件继续发生，全世界的外国人都会觉得我们的国家真是一个‘黄种野蛮人’的国家。我确定要上书皇上，请求颁布一道法令保护外国人。同时，我也会将我的辖省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让那些外国商人、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在这里安心居住。”
“8月23日。——今日得知伟大的南京总督马玉坤遇刺身亡的消息，我万分悲痛。我为自己有他这个朋友而骄傲。可惜啊！我希望这个残忍的行刺者不仅被凌迟处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还希望祖宗显灵，把他的灵魂撕成碎片。”
“也许我的一些敌人会把马总督的死说成是对我的教训，因为他一直都是友好的对待外国人和他们的宗教。无疑就是因为这种态度，他才在如此的权利高度遭受了杀身之祸。光荣啊！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思想的解放和心胸的宽大。我想知道，这些外国人是否会真的感激这种牺牲呢？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但如果任何人认为我的行为，以及我的思想和情感，肯定会受到此事的影响，那他们就是不了解我李鸿章。恰恰相反，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地打击直隶的野蛮暴徒。如果朝廷干预的话，我会把这类暴徒和凶手赶出我的辖区。”
“光荣的马玉坤总督！他为清帝国而死，而对西方上帝来说，他是清帝国的殉教者。”
“8月25日。——整夜，我梦里都是死去的南京总督，我看见了暴徒手中他冰冷的尸体。我从未像今日一样感到难过。我甚至拒绝接见来访的俄国公使代表。”
“9月4日。——今天军机处问我，能否适当减少即将处决的制造大屠杀的暴徒人数。军机处的干涉和外国公使们的干涉一样，甚至更加糟糕。我回应说绝不可能为任何一个罪犯洗刷罪名，相反我还正在尽全力增加待斩罪犯的人数。军机处和其他高级官员还是去忙他们自己的事情，把人家要求的赔偿金准备好，把处理这些无赖的小事交给我处理就行。”
“9月5日。——我赦免了十九名死刑犯中的一位。他是一个愚昧低等的人，他死去会比活着更加幸福快乐。但是，今天早上，我允许他再给我讲一遍他的故事，一位法国神父陪同他来到了我的面前。这位神父十分幸运，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他身在通州。这位愚民解释说，是慈善修女会的修女请他来孤儿院工作的，他并没有参与最初的暴乱，但那些暴徒们后来威胁他，如果不参与这次疯狂残忍的暴乱的话，就要了他的命。”
“‘你杀人放火了吗？’我问他。‘没有，我没有，总督大人。一有机会我就逃走了，然后尽快赶回了家里。’”
“‘你是不是皈依基督教了？’我问道。”
“‘没有，大人，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当这个犯人这样回答的时候，神父充满责备地看了看他。并跟这个家伙说，他知道他是在撒谎，他应该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身，而不是如此否认它。然后，这个愚昧的犯人感觉十分羞愧，告诉我说，他确实转变成了基督教徒。”
“‘很好，如此承认了对你很好，’我告诉他，‘因为我不想受人控告，说我处决了一个基督教徒，即使是一个你这样无用的坏蛋也不能杀。但对你的判决是永远驱逐出大清帝国，及其外围省份。我希望你能在某个基督教国家找到安身之处，但我敢肯定，他们会马上找到杀掉你的理由。’”
“这个犯人听说后马上请求实施原判，砍掉他的头。那个神父说他无所谓。但我把这个骗子懦夫赶了出去，下令禁止他在整个沿海地区逗留。像他这种爱撒谎的人，拿剑指着他的时候，他都会撒出一个弥天大谎，这种人杀了他我还怕弄脏我的刀。”
9月16日，这位直隶总督就近几个月来几乎引发法国和清帝国战争的大屠杀事件，做了最后的评论。就在年底前，法国政府发表了令人满意的声明，宣布事件得到和平解决。法国公使说这是送给清政府的最好圣诞节礼物——和平。
李鸿章写道：“信仰基督教的牧师、神父和慈善修女会的修女，都宣扬和平和友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为人民服务来证明，他们的意图都是十分真诚的，为他们的教民树立了好榜样。但不为人知的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只要遇到什么不顺其意的事情，他们就会向当地的衙门直接控诉。如果是在小的村庄里面遇到麻烦，他们不会想着去找村长，也不会去找知县、知府、巡抚或是总督。而总是找他们的领事诉苦，领事就会找到公使。这些公使通常会在告诉我们之前，就会把麻烦上报给他自己的政府。这样，外国的报纸就会刊登出最新的新闻——“清政府对基督教徒施以暴行”，看到报纸的人就会相信，我们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对抗外国人。两三个暴徒，或是五十个自认爱国的狂徒，让整个国家，从皇帝到百姓都背负了骂名。”
“对于任何关系到传教士生命和工作的麻烦，不管是什么性质，我都会不厌其烦地为他们提出建议，以求最有效地解决问题。其实，他们只要和当地的官员熟络起来，并相信他们会竭尽全力反对暴力。如果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当地官员不够真诚可靠，那他们可以去直接向巡抚或是总督寻求保护。巡抚和总督们或许不像知府或知县那样喜爱赏识这些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工作，但他们更害怕丢掉官职，这些人总的来说都更加智慧、开明和富有。”
“今天，我亲眼目睹了杀害法国领事官员和慈善修女会修女的暴徒血债血偿，很高兴这个悲惨的事件已经告一段落。所有的外国政府代表都去到现场，我相信他们十分满意。十六个人头落地。另外三十三个罪犯已在流放途中。”
“我问法国的公使是否满意。”
“‘满意，十分满意，’他回答，‘你呢，总督大人？’”
“我告诉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十分的满意，但在直隶还有很多无赖，需要用那把‘大剃刀’修理一下。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想起了马总督。”
1886年2月17日，李鸿章写下了这篇日记：
“我越来越相信，基督教本身并不是那么的可恨，但在清帝国，人们或多或少地憎恨洋鬼子，仅仅因为他们是从外国来的。”
“在这些年里，我对这个西方宗教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我发现它与我们自己的哲学并无任何的冲突。与此相反的是，孔子的思想和耶稣的教义似乎处在同样崇高的水平之上，“异教徒”和“基督教徒”都是在为了全人类的进步而构想和传播这些思想。我知道：如果我出生在英国、法国或是美国，我肯定会想称自己为基督教徒，因为基督教是那些国家的宗教。一个遵守教义的人，肯定会远离麻烦，并且受人尊敬。他不会想到孔子，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孔子以及他的思想。而在清帝国，情况恰恰相反。如果我遵从我们自己的伟大圣人和哲学家，我就不需要基督了。但我并不会因为自己不需要基督教，就去反对它。因为我相信，在中国可能有成千上万人，甚至是几百万人，会从对耶稣的了解中获益，特别是当他们根本不想走孔子为他们指出的道路时。”
“因此，我要总结一下现今的一些更具智慧的官员和文人的态度。因为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这些人的观点大致相同。我们讨厌外国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而是因为别的原因。我们之所以害怕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耶稣的使者或拥护者，而是因为我们怕他们是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潜在敌人。”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暂且不说其他，这个事实就可以让我确定：倭人在所有外国人里是最受人民鄙视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基督教徒，他们也不拥有任何基督教国家、政府或人民所拥有的优良特性。完全相反地是倭人的宗教、哲学和道德规范与我们的十分相似。然而，我们憎恨他们，他们也鄙视我们。虽然他们所有的艺术、文学和科技都是从我国吸收过去的，他们却假装比我们先进。他们非但不感谢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反而四处找我们的茬，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把我们完全打败。”
“了解了这些事情，并且像我一样研究他们，加上十分感激这些基督教国家在这次危机中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不能说自己对西方的人民不友好，不管他们是来经商还是来传教，或者根本不来我们的国家。对于我们全国的人民来说，现在是时候认识到，外国人并不都是一样的，一些基督教徒可能比某些道教徒和佛教徒更加让人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