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鸿章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而且是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集多种品质于一身的最独特的人。他是著名的学者；是在重大战役中为国效力的战士；是一位从政三十年多年，为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竭诚服务的杰出政治家；是一个外交成就足以让他在国际关系史上名列前茅的外交家。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产生了许多高学识的学者，一些伟大的将军，一些能力和成就都卓著的政治家，以及几个高级别的外交官。但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的个人造诣能达到李鸿章的高度。鉴于他在所有人类活动领域的盛名，我们应该把这些从他的大量日记中提取出来的回忆录，当作更好地理解李鸿章这个人物和他从事的事业的珍贵资料。
在对任何人做出评价之时，我们都要考虑其生活的年代和环境。但根据欧洲或西方的标准来评价李鸿章的品质和成就是不公正的。他接受的完全是东方的教育，一直到七十几岁，他的生命都是在中国度过。他只能通过类似通商口岸等鱼目混杂的地方来了解外国文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要面对的是一群十分保守偏执的人民，这些人还带着对外国民族的偏见和无知。李鸿章出生并成长于一个富有但门第不显赫的乡村家庭。他的父亲属于“士绅”阶层，顺利通过了科举考试，但并未就任官职，一心用各种方法帮助儿子进步，为儿子提供求学的机会，让他做好科举考试的准备。李鸿章顺利通过了所有级别的考试，并在北京的殿试中以优异的成绩从两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后来，他就成为了翰林院的一员，翰林院类似于法兰西学院。
李鸿章因此有理由以自己的成就为傲，也有理由被称作一个学者。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被他的同胞们赞誉为一流的学者。他的一些散文和诗歌在清王朝有很大的传播量，也让他赢得了很多赞赏。他的日记显示他极其看重自己的文学成就，直到晚年，在致力于处理重大国家事务的时候，他最高的抱负是人民称自己为桂冠诗人。
在李鸿章青年时期，他所期待的只是文学成就。但政治和军事生涯注定要粉碎他的愿望，并将他的生命推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轨道上来。太平天国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武装反抗活动之一，这场运动在李鸿章的学生时代就开始萌芽。就在他从京城回家接受家乡授予他的荣誉之时，天平天国运动已经到达了鼎盛时期。李鸿章到达老家时了解到太平天国军队的反抗行为一路顺畅，战乱的威胁直指北京。当他看见那个赋予他如此崇高荣誉的王朝正处在日益迫近的危险之中时，忠君报国之情在他的心中澎湃。他立即开始着手组织志愿部队，骚扰和打击敌军后方。他在日记里写道：“所有人都知道士兵是受人鄙视的，那根据这个老观念，我就是要放弃最崇高的职业，去做最低贱的事……但现在是写诗的时候吗？当战火和刀剑席卷大地的时候还有谁会在乎那些浪漫故事！”
接下来的四年里，李鸿章积极投身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他在指导军队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他指挥的军队给了叛军致命的打击。这个时期，听他指挥的有组织“常胜军”的美国士兵华尔将军，还有在华尔死亡后接任其领导权的戈登将军。日记中，李鸿章高度赞扬后者，不仅表达了对戈登工作的高度赏识，还对他的长处、短处进行了准确的分析。
由于镇压天平天国运动等军事行动的需要，李鸿章的戎马生涯持续了一些年。直到1870年，皇帝下令他去天津处理可能导致中法战争的暴乱危机，他的军事生涯才告一段落。他带着高超的军事能力和较强的行政能力，以及对当政王朝的一片忠心去上任总督职位。从那之后，他就成了中华民族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将暴乱引发的问题成功解决，给清政府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同时清政府也授予了他很多前所未有的新荣誉。除了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外，还任命他为国师、武英殿大学士、通商事务大臣以及一等贵族。这些高位显爵使他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一重臣。
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他一直在天津的住处处理各种公务，只偶尔进京拜见慈溪太后。由于显赫的官位，以及他所居住的地方是靠近帝国首都的港口城市，使得李鸿章有机会接触到了许多外国人。他在帝国的沿海前哨（天津）为他与世隔绝的君主站岗放哨。作为清政府外务部的实际掌权人，他证明了自己是那些经过训练的狡猾欧洲外交能手的强劲对手。在精心维护祖国利益的同时，李鸿章总是能够赢得那些与他进行过谈判的外国使节们的信任和尊重。
大概与他同时代的人没有一个能像他一样，从外交对手那里得到如此非凡的敬重。在和英国的一次激烈论战中，他说话非常的坦率直接，就在磋商英国驻华公使托马斯·韦德爵士提出的条件时，他促使韦德“为了答谢他在商定这件麻烦事中的坦率”，做出了对清政府来说非常重要的让步。在调停1885年中法两国冲突的过程中，法国大使在条约中加入了一条放弃所有索取赔偿的声明，以此来“表达对李鸿章阁下爱国智慧的尊敬。”
1895年，日本政府拒绝接待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和谈使者，首相伊藤博文向清政府表示，如果能派李鸿章前来，他们将以最崇高的敬意接见并款待他，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充分明了李鸿章的品质和能力。在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做准备期间，沙皇亲自向清政府传达了一个个人请求，希望他们能任命李鸿章为特别大使参加加冕礼。曾有人指责李鸿章受到了俄国的过度影响。甚至有人断言，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这本书的出版将解决所有的类似怀疑，因为它证实李鸿章正确地判断出了俄国政府的阴谋，他与之相关的行为都是爱国的。
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们极力追求官职，以踏上垫脚石得到权利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国度，如果一个人达到了李鸿章这样的人生高度，敌人也自然会在同胞中产生。李鸿章的日记里显示他的敌人数量众多。但大多数同胞还是把李鸿章看作最好最有能力的政府官员，并且十分敬重他。庆祝他七十大寿时的盛大场面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李鸿章的寿诞大典上皇帝赠送了各种各样贵重又恰当的礼物。皇太后也在病榻上安排人送给了李总督很多的礼物；很多外国人也把礼物和纪念品铺天盖地地送了过去。在这次大典上出现了各种游行仪式，以及中国式的大型宴会。寿诞典礼最后在某个政府官员的演讲中达到高潮。这个演讲稿是由张之洞书写，他是清政府中仅次于李总督，最受敬重、最有影响力的人，他跟李鸿章在政治上通常是敌对的。作为中国颂文的一个典范，节选一段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您完全值得敬佩。您的文学造诣很深，您创立的舰队很威武，您的洞察力很敏锐，您的爱国精神令人赞叹，您安排的防御体系是攻不破的……在翰林院里，当我站在您身边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多么的渺小，面对辖省内的事务我是多么的无力应付。我们对您有十足的信心，我非常诚挚地想向您学习。与您相比，我就像是一个愚钝的农民，而您是精英弓箭手；我就像是可怜的老马，而您是极速战车。您是百姓的偶像；您沐浴在君主的信任之中，您是伟大的李总督。您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虽然在公众生活中李鸿章是一副严肃、无情的形象，并且似乎对人命毫不在乎。他日记中的很多地方却显露出了他温柔的心和悲天悯人的性格。他对母亲的孝顺最为动人。李鸿章的母亲生病和死亡都发生在离李鸿章任职地很遥远的一个省份，那时李鸿章正在天津忙于处理重大的国事。他呈递给皇太后很多奏折乞求休假去陪护母亲。他在奏折中写道：“家母现已八十三岁，身体日渐衰弱；思子之情萦绕在心，使病痛加重。臣闻之心急如焚，寝食难安。自同治九年叩别臣母，不见颜色十三年。”
朝廷准许李鸿章请假一个月，但就在他出发前往探母之前，李母的死讯就传来了。李鸿章上书请求暂时免除官职回家守制三年，但朝廷回应他以国家大事为重，只能给他一百天时间。但这并不能消除他不能在母亲去世前见到她的悲痛，于是他递上了另一封很长的奏本，上面写道：“悔恨将永远萦绕在臣心，于私，这伤痛将让臣心不得片刻轻松；于公，臣将不能继续为国效力……纵然已没了见到母亲的希望，从此生死相隔，恳请准许让臣在母亲墓前守孝三年，这也不能缓解臣没能尽子女孝道的难以言表的痛切懊悔。”我们发现，多年之后，当李鸿章忙于公务之时，他还写道自母亲去世后十四年已经过去了，他回绝了所有来访者。“我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不管是困顿悲痛，还是得意荣耀，在我的生命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逝去的母亲，以及她曾经和现在给我的爱。”
李鸿章与朝廷之间这次特殊的函件往来，展现出了一个中华民族受人尊敬的特性——孝顺父母，这已经被神圣化为宗教崇拜，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关系有着很明显的影响——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父母官。如果那些基督教国家能像这个东方古国遵守儒家哲学的中心教义一样遵守摩西十诫中的第五条，那么西方世界的社会秩序就能得到很大提升。
从别的一些事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李鸿章仁慈的一面。战争中，李鸿章站在美国人华尔将军的床边，当李鸿章想到这个战士为中国而死，泪水顺着他的脸流下，“他从此与朋友和亲人阴阳相隔了。”在他以总督身份巡视直隶和周边省份期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他悲天悯人的特质再一次展现了出来。他是阻止这次巨大灾难的最得力的官员，他的精力、工作能力、慷慨的慈爱都在救援措施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除了他拿出的公共慈善资金，日记显示他还每天在自己家为一到两千个灾民提供食物，同时还自己掏钱给附近村子的将近五千位灾民提供食物。“我的母亲每天都会鼓励我。她还说不管是神仙还是老百姓都不会忘记我我曾经救济穷苦人。”
李鸿章的日记最大的用途是它展示出了他对外国人和基督教传教士看法的发展，以及他的想法是怎样随着阅历的增长而完全改变的。在为官的早期，李鸿章的见闻仅限于天平天国运动期间在上海和外国人的简短交流，他和大家一样强烈地仇恨和歧视外国人。这个时期，他写道：“我恨所有的外国人。”但十五年之后，当他更加了解折磨着清帝国的困难之后，就在他开始在天津履行职责将反对外国的暴乱镇压下去之时，他写道：“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厌恶，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中国的最大利益的话，我们就应该不再反对外国人的到来，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到来，无论是骑着马扛着刺刀，还是坐在军舰上。”
李鸿章还对朝廷选择他去天津完成任务感到非常的高兴。关于这次机会，他记录说他正在拟定一个限定所有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文书，他打算把这个文书上呈给朝廷，并印刷出来在各个省发放。在他来到天津之后，各省的外国人都在他的管理下被完全地保护了起来。他不是看不见他们的入侵和自大，而是他看出了他们对清王朝的有用性，于是他们有了受保护的权利。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时候，李鸿章正身在广州，他上报朝廷说一部分总督已经接到命令，准备派遣所有的他称之为“懦弱兵团”的义和团和外国人去作战。“这些发起人十分懂得不能把如此不道德的公文送到我这里的。”当我们回想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的交流经验，就不会奇怪于李鸿章对外国人的情感总的来说不会十分热情，但他慢慢意识到了对外国援助的需要，并恳求他们的帮助，还恰当地欢迎他们的帮助。
李鸿章对于基督教和传教士在心里经历了几乎一样的体验。刚成年时，他跟当时清帝国的其他人一样对传教士们充满了偏见和憎恶，还称他们是“外国来的魔鬼”，对他们的教义也充满了鄙视。但渐渐地，当他个人对他们的工作了解加深之后，他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就在他赴天津上任之后不久，他记录了一次自己和曾国藩的谈话，这位当时的杰出政治家说道：“拿我自己来说，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我对基督教的看法改变非常之大，不再憎恨基督教徒。”十五年后，他甚至把基督和孔子放在了同样崇高的位置上，并声称如果自己身在英国或美国的话他会想称自己为一个基督教徒。他把基督教义当作是哲学思想或道德规范，并不能领会其中的精神特质。但他对基督教的偏见已经消失，他还说当人民不费尽心思去追随孔子的时候，对耶稣的了解也许能造福千百万的中国人民。
然而，基督国家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逃过李鸿章的眼睛。他记录了他们之间是怎样斗争的，以及是如何彼此深怀仇恨的。“法国人厌恶德国人，俄国人屠杀犹太人，但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基督教徒。”李鸿章还把英国向中国人民倾销鸦片的行为称作是基督教发展中的一大阻碍，在最后他评论道：“一个伟大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一个基督国家，把这个可怕的毒瘤强加给了清王朝。我们的人民会怎么想呢？”
李鸿章七十三岁那一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国外之行。这在他的生命中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俄国沙皇的加冕礼。这个典礼把从未在地球上集合的各个国家代表聚集到了古老的首府莫斯科。并且，完全可以说在那群威严的人中，最著名的那位是中国皇帝的代表。不管是从从政的时间，还是职务的性质和重要性，以及职务所代表的无数人民的利益，以及学识造诣和威严的性格来看，这位中国代表是年轻沙皇加冕礼最耀眼的见证人。
除了他卓越的政务和高高在上的官衔之外，他是一个非常适合安排在威严的使团最前面，代表他的帝国主人的人选。他是纯正的汉族血统，没有掺杂一丝满族血统。虽然已经七十三岁高龄，李鸿章的健康和精力状况都还不错，体格也还强健，身高六英尺，仪表十分威严，身体笔直肥胖，眼睛黝黑尖锐，一张脸深刻地塑造并展现出了个人的力量，而这能在任何外国人交际圈中引起人们的注意力。他穿着杂色丝质官服，戴着用三眼孔雀花翎装饰的官帽，他不可能吸引不了别人的注意。经苏伊士运河李鸿章完成了俄国之行，接着他继续向前访问欧洲的西方国家和美国来进行他的全球环游。在此期间，他见到了那些国家的皇宫贵族和主要政治家，在各个国家都得到了官员和民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并亲自参加了对西方军队的检阅，还看见了西方文明惊人的工业成果。他带着从未有过的深刻印象回到了祖国——大清王朝需要那些使西方国家如此强大和繁荣的东西。如果在为官的早期就懂得了这个道理，那他就能给国家贡献更有价值的服务，在对清王朝以外的强大世界全然无知的情况下他把国家事务处理得如此好，他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
李鸿章的日记还让我们对他和皇帝，特别是他和皇太后慈禧这个统治了清政府半个世纪之久的著名女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私人谈话有所了解。在他官场生涯中的四个不同时期，他被剥夺了黄马褂和所有的荣誉，那个性情暴躁的女人使他在国民的眼中遭受耻辱，然而，他仍旧忠心于朝廷，他相信慈禧知道他工作的价值，她会把荣誉和高官再一次授予他。他在日记中记录到：“不管什么时候出现麻烦，我总是那个当值的医生，但是我总是因自己的辛苦和本领受到处罚，而不是得到报酬。”
一些时候，尤其是当国家的命运正处在危险之中时，即使是在皇太后发怒的阴影之下，他也会好不犹豫地去拜见她。当主战派已经取得了优势，即将对日本宣战之时，李鸿章向慈禧强烈地抗议这一计划，他因此丢掉了自己的官职。后来，当义和团运动即将爆发时，虽然他已经远离京城，在得知皇太后在叛乱的影响下正慢慢崩溃后，他写道“我今晚就出发去北京，一定要面见慈禧太后，用最简洁的方式向她介绍现在的情况。”后来就发生了一次漫长的谈话，但最后以皇太后“充满愤怒的语言”而结束，李鸿章被送出了皇宫，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的面前。慈禧很明显已经对义和团运动全力进行支持，他因此无力阻止大清帝国即将到来的灾难。
尽管日记显示慈禧是一个傲慢、残忍、刚愎自用的女人，而皇帝十分的软弱，在所有的变迁兴衰之中，李鸿章对满族王朝一直都是忠心耿耿。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事件之后，在外交圈子里和新闻界都提出罢免现在的当政家庭，寻找一位新皇帝登基。李鸿章公开指责这是胡说八道，他在日记中说到，他已经让那些外交使节团知道，在中国没有一个家庭像现在的满清当局那样能在人民敬重的情况下安定有秩序地治理国家。
李鸿章为他的祖国提供的最后一次服务也是他长时间官场生涯中的最伟大行动。在皇太后和朝廷撤离帝都之后，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解救使馆人员和外国难民的同时，这些十分愤怒的国家指示他们的外交代表们处罚那些清政府的有罪官员，并让他们赔偿一切损失。尽管李鸿章已经被慈禧用愤怒的语言从她面前赶离了，驱逐到了遥远的广州，她在深山里的避难处传唤他去北京面对那些愤怒的外交官，保证王位不受废除，帝国不被分割。
尽管带他走向死亡的疾病很快地破坏了他的身体，他还是启程长途跋涉地赶回北京。回京的路上，在天津他在日记上写道：“害怕面前的任务对我的身体来说难以承受，但我在尘世的战斗完结之前我还要去做一件事情。我要让那些外国人再一次相信我们，让他们不要使中国毁灭。”他的工作很成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谈判者对他的高度关心。让美国人十分满足的是，在李鸿章的日记中，他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的深深谢意，感谢美国帮助拯救他的国家免于解体。
《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为清王朝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几个星期后，他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九岁。作为东方最伟大的政治家、全世界最卓越的勤务员之一，这个结局对他颠沛的一生而言也许是一种安慰和解脱。
约翰·W·福斯特
191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