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清朝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要想评价李鸿章这个人物，就要对李鸿章所属的国家、所生活的时代这两方面背景有深入细致的了解。

首先，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来君权专制的国家，又恰逢专制政体发展成熟、专制制度达到极点的时代。

其次，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国家，又是满汉杂居多年、汉族人权利逐渐开始恢复的时代。

评论者动辄就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不知这些评论者所说的权臣是如何界定的。即便如此，如果将李鸿章与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明朝的张居正相比，与近代欧美日本的所谓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重臣相比，李鸿章手中的权力却迥然不同。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回顾中国古代的权臣，他们专权独断、作威作福，挟天子以令诸侯，令天下人皆不敢正视，动摇江山社稷，而李鸿章却舍己尽忠，毫无野心，真可以算作纯粹的忠臣了。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看看近代各国的权臣，他们雷厉风行，改革政务，按个人意志杀伐决断，不理会怨忿猜忌，而李鸿章却萎靡不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无所成就，只能说是个平庸的大臣。纵然如此，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时代，与这些人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笔者试着与读者一同擦亮眼睛放宽视角，烛照洞察，古今上下，逐一剖析。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即便如此，中国的专制制度也遵循着进化的普遍规律，逐渐发展完善，直到当今时代始称完备，因而权臣手中的权力，迄今为止已然被褫夺殆尽。追溯至春秋战国时代，鲁国三桓(季孙、孟孙、叔孙)，晋国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陈恒(即后世俗称的“田常”)，皆可算作千百年来权臣中的魁首了。那时可说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万中取千，千中取百，层层选拔而来。就好比一棵大树，如果枝叶太过茂盛强壮，就会伤及树干，这是必然的。自两汉时起，天下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体逐渐形成，但其根基尚未稳固，因此外戚干政之祸尤为严重。霍光、邓骘、窦宪、梁冀这些人相继而起，其权势炙手可热，王莽趁机篡夺了汉室江山，就是挟带了贵族政治的余波。如若没有尊贵的家世和相当的资历，在那个时代绝对不敢妄图执掌大权。范晔在《后汉书》中提及张奂、皇甫规这些人，他们功勋卓著，四海扬名，指点江山，尽可以改朝换代，然而他们依然鞠躬尽瘁，侍奉君主，无怨无悔，这便是儒家思想在起作用，理所当然。然而那时贵族掌权的风气并未衰落，因此如果没有显贵的出身和资历，是不敢有不轨之心的。这就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待到董卓之后，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曹操乘机篡夺高位，凭借武力战功而成为权臣就是从他开始的。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因循着武功夺权这条道路。这就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又如，秦朝的商鞅，汉朝的霍光、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平民，没有任何倚靠，只是凭借才智学识得到主上的信任赏识，被委以重任，得以施展个人抱负，全国上下皆俯首听命，权倾一时，几乎相当于近代君主立宪国家的首相了。这就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除此之外，更低层次的权臣则是巧言令色，谄媚君主，窃国弄权，荼毒百姓，比如秦朝的赵高，汉代十常侍，唐朝的卢杞、李林甫，宋朝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朝的刘瑾、魏忠贤，都是强盗宵小之辈，气量狭小，见识浅薄，充不得数。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以上四类，将中国数千年来所谓的权臣都涵盖进去了。

王莽画像

王安石像(清殿藏本)

简而言之，越是古代权臣越多，越到近代权臣越少，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权臣数量的增减变化、势力的此消彼长与专制制度的发展完善成比例。而中国政治专制体制的发达，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渗透作用，二是颇具雄才大略的统治者的谋划。先贤孔子鉴于周朝末年贵族政治的弊端，思虑着通过一位英明的君主来安定天下局势，因此他在权贵势力恣肆猖獗之际，著书立说广开教化，一再设法建立儒家思想体系谋求解决之道。西汉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借儒家思想树立君主权威。汉武帝尊崇六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化天下，君主与臣属之间的尊卑关系日益明显，世人也开始意识到权贵弄权是应该被诟病指责的。此后的两千年间，这一儒家观念成为了国民教育的核心，宋代学者又对此大加宣扬，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思想基础，缙绅名流中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的人，都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一儒家思想的义理既已深入人心，自然能够消弭这些人的枭雄气概和跋扈气焰，让他们在儒家忠君思想的约束下循规蹈矩。比如，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乃至李鸿章，都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加之历代君主，鉴于朝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也一直谋求弥补解决之道，统治方法日益完善周密，因此贵族独掌大权的现象到汉朝末年几乎消失殆尽。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对待功臣，都是给予优厚的俸禄解除其兵权；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功臣，则是以嫌疑定罪，甚至株连九族。虽然这些做法或宽厚或残忍略有不同，但在削弱权势加强君权方面如出一辙。到了近代，全国上下采取郡县制度，废除了土地世袭，使得中央和地方相互牵制，皇帝则可以手执长鞭如同驱赶牲畜一般统御四方。即便在朝中为相作宰十年，或是在地方已然成为封疆大吏，只要皇帝早晨一纸诏书，傍晚你便权力尽释，身陷囹圄，与普通百姓毫无差别。因此，居显要位置的重臣没有几个能够善始善终的，唯有自我劝勉以持盈保泰的做法来保全性命和名声，难道是这些人的品德修养比古人好吗？实在是情势所迫。

出于以上两个原因，心存野心之人有所顾忌，就不敢肆无忌惮，天下也因此而稍微稳定了一些。而自律自爱之人，常心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戒，不愿置身于惹人猜忌的重要位置，即便在国家大事上，明知其中的利害得失自己应该勇于担当，却不敢首当其冲力排众议违抗圣旨。俗话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朝官员，都是秉承这种明哲保身的想法，这种现象非一朝一夕而成，而是由来已久、日渐形成。

到了清朝，又出现一个特别重大的原因。清朝源于东北的一个部落，壮大崛起，入主中原，以数十万的外来民族统治了上亿本土居民，他们不可能不心存你我有别的民族偏见，这是形势使然。自从云南、福建、广州设立三藩，任命明朝降将为封疆大吏，造成尾大不掉的形势，清政府竭尽全力平定三藩，才使得威权归于统一形成中央集权。因此两百年来，只有满人官员中出过权臣，汉人官员中则没有。比如鳌拜、和珅、肃顺、端华等人，大致可与前代权臣们相比肩的，都是满人。除去定鼎中原的开国战事，历数其他几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用的都是八旗兵，任命亲王贝勒或满族重臣督军。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内阁大臣还是封疆大吏，汉官多处于备用的从属位置，对于政事没有什么发言权。如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然地位尊贵颇具声望，但实际上不过是弄臣而已。其余百官，更是微不足道。因此咸丰之前，汉人从来没有担任过将军、宰相这类重要职位(将帅中偶尔有一两个人，也是出身于八旗中的汉军旗)。到洪秀全、杨秀清造反之时，赛尚阿、琦善都以大学士的身份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率领八旗精兵远征，结果延误战机，使得敌军实力发展壮大，至此才开始明白八旗兵已然不堪用，而汉人被委以重任的时机方才来临。因此，金田战役实际上是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开端。直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于湖南、湖北起兵，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大清朝廷依然任命满人官文以大学士的身份担任钦差大臣。当时朝廷虽然不得不倚重汉人，然而又岂能因此就与汉人推心置腹呢？曾国藩、胡林翼尽力与官文搞好关系，每当有军中事宜要向朝廷请示汇报，一定会让官文领衔；每次上报军功，必要推官文为头功；报捷的奏折，也要经官文认可才上报。这种谦让恭谨固然可敬，可内心的苦衷也着实可怜啊！读一读《曾文正公全集》，自从克复金陵(南京)之后，曾国藩一直战战兢兢，如芒刺在背。以曾国藩深厚的学识修养尚且如此，更何况李鸿章的自信还不如曾国藩呢？因此我说：李鸿章的地位，与汉朝的霍光、曹操，明朝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日本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迥然不同，这是形势不同所造成的。

如果要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不得不了解一下中国的官僚体制。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是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表面看来，也算是位极人臣了，然而清朝自雍正以来，朝廷的实权都掌握在军机大臣手中(同治以后，督抚的权力虽然日渐增强，但也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国家政事上的得失功罪，军机大臣应当负主要责任。虽然李鸿章作为地方督抚，与普通的督抚不同，但是如果将近四十年来政治举措上的失败全部归咎于李鸿章一人之身，那么李鸿章当然不能接受。试将同治中兴以来握有一定权力的军机大臣列举如下。

光绪皇帝

【按语：由此表窥斑识豹，可洞察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态势。太平天国、捻军作乱以前，汉人中并无真正掌权者，文祥(满)和沈桂芬(汉)两人，实际上就是汉人掌权执政的开端。其后的李鸿藻、翁同龢将位置传于孙毓汶、徐用仪，他们的才能智识姑且不论，重要的是，同治之后，不只封疆大吏，汉人已占据一大半，连内阁中枢，汉人实力也急剧增强。戊戌(1898年)八月以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个中内容，说来话长，因与本书主旨无关，就不详细论述了。】

琦善

翁同龢(张元济题《翁文恭公遗像》)

徐用仪

荣禄

由此可见，李鸿章数十年来的共事之人都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否贤能是否有才干，不便细说，但重要的是，这些人都不是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理念的人。李鸿章对俾斯麦所说的话，的确有根据，更何况军机大臣中还另有一些只知奉旨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为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我这一观点，并非有意偏袒李鸿章而为他开脱。即使李鸿章果真掌握实权，可尽情施展抱负，我认为他的成就也绝不会超过今日。为什么？因为李鸿章本身就是个缺乏学识的人。

况且，假使李鸿章是个真正的英雄豪杰，那么凭借他已取得的地位，又怎会不巩固增强自己的实力，广泛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全天下推行其个人的执政方略呢？像格兰斯顿、俾斯麦，难道就不曾遇到阻力吗？因此，我实在无法为李鸿章辩护。即便如此，如果将中国政策的失误完全归罪于李鸿章一人，尽管他个人难辞其咎不值得同情，但那些执政误国的内阁大臣们，反而有了推诿的借口得以脱逃罪责，而我国四亿人中放弃国民责任的人，也将不再反思自己的罪责。这就是我出于对李鸿章处境的理解而不得不为他辩护的原因。至于他的功过得失及人品才干，将于后文论述。

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伊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飓，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