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正春：难忘那战火纷飞的日子
参加昆仑关战役 加入远征军进入缅甸 远赴印度受训
周一上午，记者在婺城区蒋堂镇西洪村见到了97岁高龄的抗战老兵洪正春。一把花白的胡子，精神抖擞，除了年纪大了有些耳背，老人身体还算硬朗。也许是多年从军的关系，如今他的腰板还是挺得很直。回忆年轻时的峥嵘岁月，老人思路清晰，向记者娓娓道来。随着他的回忆，记者仿佛看到了当年中国的抗战英雄们在战火纷飞中的英姿……
20岁那年，他成为抗日主力二〇〇师的汽车兵
1918年，洪正春出生在一户普通的农民家中，上头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之后家里还添了一个妹妹。在那个年代，要养育兄妹六人，家里的负担可想而知。8岁那年，洪正春开始上私塾。不过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到了13岁，他便辍学回家干农活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队大举南下，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天各一方。1938年，洪正春20岁。有一天，他正在田里干活，偶然看到金华的国民党部队来蒋堂招汽车兵。“反正那年代也没安生日子过，不如去当兵，打日本鬼子。”洪正春便应征入伍了。
洪正春和一起入伍的新兵被派到江西省万载县一个部队驻地学习开汽车。洪正春对机械方面很感兴趣，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汽车已经开得有模有样。毕业之后，洪正春被分到湖南湘潭，进入了二〇〇师补充团的第二团三营九连。当时部队里新编了一个驾驶班，加上洪正春一共20人，由副团长亲自带队。训练的日子辛苦枯燥，但洪正春乐在其中。有一天晚上，副团长的车在回部队的路上与另一辆车相撞，副团长不幸遇难。没有了领队人，驾驶班解散了，他被分配到二〇〇师汽车团的二营九连。当时师长还是杜聿明，后来他升官，当了第五军军长，师长是戴安澜，他是由团长升任师长的。“那时候我们的汽车团二营只有两三辆军用卡车，是福特牌两吨半的载重汽车，马力是挺大的，可都是破车，经常抛锚。我的任务就是开车，有时候运装备补给，有时候运人。”洪正春回忆。
参加了昆仑关战役，编入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参战
在湖南湘潭待了两三个月后，二〇〇师奉命南下，调防广西桂林。1939年12月18日，昆仑关战役打响。第五军参加了这次抗日战争中的大型战役，并奉命主攻昆仑关。作为汽车兵的洪正春，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汽车团承担后方运输的任务，每天把士兵运到前线阵地，又从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枪支弹药。战争是惨烈的，每当洪正春他们送补给时，战士们就把前线退下来的一大批伤员、尸体往车上搬。硝烟味，血腥味，充斥整个鼻腔。那场战役打了半个多月，每天洪正春开着卡车，头顶炮弹，奔波于前线和后方之间，把受伤的战士送往医院。
昆仑关战役大胜之后，二〇〇师奉命前往云南昆明。经过上一次惨烈的战役，部队需要休整，补充兵员。
1938年8月，由20万名中国民工修筑成的滇缅公路全线通车，所有国际援华物资几乎都通过滇缅公路进入中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切断这条中国与外部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
为了保护滇缅公路，1942年3月，国民党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以第二〇〇师为先头部队开赴缅甸战场。洪正春所在的二〇〇师汽车团二营五连到了缅甸之后，接到的任务是领取从美国运来的一批新汽车。“我记得那些汽车用很大的木箱装着，打开一看，都是十个轮子的大卡车。”洪正春回忆，接收到汽车之后他们迅速撤离，与大部队在同古汇合。3月8日，仰光沦陷。“当时我只记得，英国人战败，日本人从南面打过来了，我们必须协助和掩护他们撤退。部队里1个班12个人，我们一辆车可以运2个班，20辆车一共运了40个班的士兵，跟着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出发前，上级专门对我们这些司机传达了军令：不准超车，不准开灯，不准鸣喇叭，每辆车的距离拉得很大，我们的车队走了一个通宵，没看到一个日本兵。”洪正春说。
天亮时，他们的部队已经到了腊戌附近，罗卓英通过无线电台得知，密支那已经被日军占领，他随后命令汽车上的部队全部下车。为了不让日本人得到这批汽车，他们亲手将所有汽车烧掉。而当时，师长戴安澜率领的前线部队正在跟日军浴血奋战，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罗卓英下令，所有士兵步行，往北走。这一次远征军的大撤退，部队都散落在缅北崇山峻岭之间的野人山上。他们原以为，翻过了野人山就能回到中国，没想到后面困难重重。
翻山越岭，全排38个人只有9个人走了出来
当时他们一个排36人，加上正副排长一共38个人，一群人带上仅剩的粮食、御寒的大衣出发。野人山原始森林里雾气缭绕，就像一个走不出的迷宫。湿热的环境下，山蚂蟥到处都是。一行人白天要翻山越岭，一个人一天只能吃4两米，也没有盐。走累了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不知何时，山蚂蟥就会爬到腿上吸血。大家实在走得很累了，就扔掉了大的行李，轻装上阵，洪正春最后就剩下一件英国人的大衣。在那里，走一天，困难就多一重。粮食很快就吃完了，大家没办法，只能吃野花菜、芭蕉叶的根。到了晚上，他们点燃一把火，在地上烧一圈，驱赶山蚂蟥。然后，一群人就蹲在树根下面睡觉，每天还要有人站岗。那种环境下，其实根本无法入睡。
日子一天天过去，原本38人的队伍也越来越少，有人饿死，有人冻死。剩下的人只能咬着牙坚持。有一天，他们遇上了一个逃难的云南商人，他会说当地的方言，他们便请了他当翻译。商人带着他们找到当地的部落，部落里的人以打猎为生，无论男女，都不穿衣服。皮肤看起来和中国人的肤色差不多。当地的女人头发长了，就用镰刀一割。在商人的协调下，部落的人愿意给他们带路，一群人这才走出了野人山。
走出了野人山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好几座大山、好几条大江。洪正春记得，在翻越高黎贡山时，山上风很大，晚上还有层层积雪，气温降到零下，很多人被冻死了。他因为还带着一件军大衣，坚持了下来。过怒江时，他们又遇到了困难。怒江上只有一座绳索桥，当地人是通过一根绳索滑到江对岸的。脚下就是波涛汹涌的江水，掉下去就会被冲走，洪正春一下子慌了。还好，当地人愿意帮忙，把他们一个个拉过去。后来，他们在当地一个保长的帮助下，坐上了船，仅剩的9个人一路漂到下关、大理。那三个多月艰苦逃亡的日子，洪正春一辈子都忘不了，能活着回到祖国，他觉得已经是上天对他最大的眷顾。
主动报名，远赴印度蓝姆珈受训
联系上部队之后，部队派车将他们接到昆明。9个人经历了生死大逃亡，身心疲惫。连长体恤他们，特意吩咐他们先休息一段时间，再接受训练。在云南曲靖，第二〇〇师休整了三四个月。“第二〇〇师在缅甸损失太大了，我回去一看，汽车连里都是生面孔，好多兵都不认识，连长换掉了，营长也换掉了。”接下来的将近四个月时间里，洪正春就在部队里休养生息。
有一天，上级下了新指令，要抽调士兵到印度，让大家报名，一时间没有人愿意报名。那时，洪正春出人意料地主动报名了。“您当时为什么愿意去印度呢？”记者问。洪正春说：“战争年代，金华被日本人侵占了，有家不能回，干脆选择出去，开开眼界。”
洪正春从昆明坐飞机飞越驼峰，到了中国驻印军的训练中心蓝姆珈，被分到中国驻印军坦克第七营第一连，当上士班长。在那里，他和其他士兵一起接受专门的培训，学习如何驾驶坦克。每天，他开着交通汽车，将大家送到培训的地方，然后一起学习。在国外受训的那段日子，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条件比在国内好太多。在印度，洪正春穿的是高档的英国皮鞋、毛线袜、毛线衣、棉毛衫、衬衫，裤子还是卡其布做的。一日三餐，每天都不重样，面包、绿豆汤、牛奶、牛肉……晚上甚至还有夜宵。
洪正春回忆，给他们训练的教官是个美国人，他每天都负责接送中国学员上下课，跟他们一起学习，也要教人开车。时间一长，他也能说上几句简单的英语。后来，好学的他还当上了班长、助教，当助教待遇就更好了，每天能分到一包烟，外加一袋葡萄干。洪正春在印度待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他便跟着战友回中国，他们是最后一支回到中国的部队。
回家才知道哥哥因为他参加抗日，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回国之后，他跟着部队来到广西南宁。“当时知道日本人投降，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一心想回家看望亲人。”洪正春说，他整理好了铺盖行李，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可是却被人骗了。“我认识的一个驾驶兵把我骗到越南，把我的铺盖、行李都拿走了，不让我回家。”原来，当时那边的部队里没有人会用酒精开车，而洪正春刚好会，他们便把他留住了。
之后，洪正春被编到六十军，给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开车。他跟着曾泽生一路北上。“那时候工资太低，一个月才12元，烟都买不起，后来我就辞职了。”到了沈阳之后，洪正春找到原来汽车营的营长，经过介绍，他进入六十军第五十一兵站，还是当上士，他们的兵站分到10辆汽车。
在部队里，洪正春听说当时要开始“剿共”，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不愿意参与。部队转移到长春时，他就偷偷跑到了吉林，当时吉林已经解放了。他进入一家麻袋工厂做工，做得不错，还加入了公司的工会。1949年，洪正春听说金华解放了，便一心想回家。可是当时他身上只有60元，不够买回家的车票。他跟工会申请之后，工会又补贴了他60元，离家11年后，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回家后，原以为会一家团圆，没想到，一开门他就看到哥哥的遗照，只剩父母在家。原来，1943年的一天，日本鬼子来到洪村，得知洪正春在中国军队当兵，就在他家里残忍地将他哥哥杀害了。他的父亲躲在一边，哭都不敢哭。在家安顿下来后，洪正春原以为回归了平静，但过去国民党兵的身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他受人歧视。
因为在东北待过几年，他听得懂那边的方言。当时村里有一个农民协会，会长是外地人。后来，洪正春加入了农民协会，还参与了土地改革。可是，村里很多人因为他过去是国民党的兵，排挤他，逼他退出了农民协会。更让他伤心的是，第二年他结了婚，老婆怀孕后知道了他的身份，说：“国民党的兵心肠都很坏，我不能跟你过日子了。”生下女儿之后，老婆就丢下孩子自己跑了，洪正春一个人将女儿拉扯长大，一直未再娶。后来，洪正春在蒋堂镇上摆摊，给人家补鞋、修雨伞、配钥匙，过着清贫的日子。
洪正春今年97岁了，每个月只有100多元的生活补贴，家里也已经四世同堂，老人心态很好，身体也算硬朗。外孙洪志军告诉记者，老人平时还会骑着三轮车到蒋堂镇上转转。
“过去几十年，这些事情我都不敢讲，现在时代变了，社会也承认我们的功劳，感觉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洪正春说，他现在每天看看电视，在家附近转转，对如今平淡的生活很知足。
（记者 章一平 杨诗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