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纽约居住的那幢公寓楼旁边，有一条狭窄的过道。每天晚上天黑以后，耗子们就会准时在那里出现，聚集在路旁摆放的一排垃圾箱附近。第一次看到它们的时候，我忍不住尖叫了起来。于是后来我都会从过道的另外一边蹑手蹑脚地经过，一边走一边时不时地停下来往那边斜视，希望能将所有的耗子尽收眼底。那种感觉就好像刚搬到阿拉斯加就看到了很多只熊在开会一样，虽然明知道早晚会看到它们，但到了那一刻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条过道里，时常会有老鼠在出租车车轮下丧生。当我弯下身去观察它们的尸体时，尸体所散发出的味道总会把我熏得神魂颠倒。二三十秒钟的幻觉后，魔咒就会被外力解除，有时是因为我阻塞了交通，但多数时候是邻居海伦把我唤醒。我抬头看时，她肯定正站在她家的窗边冲着我大喊大叫。

就好像过道里四处奔窜的耗子们一样，海伦也是我来纽约之前就知道肯定会遇到的一种生物。她傲慢自大、爱出风头、一意孤行，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固执己见。她就是你在晚宴聚会上总是很乐意跟别人提及的那种人，尤其是当邀请你的主人属于温柔优雅的那一类型，而你又不在乎她再也不会邀请你来她家的时候。你会跟大家讲海伦对于政治的观点，海伦对于性的观点，海伦对于民族关系的观点……而餐桌上听众们的反应总是十分一致：“噢！这也太可怕了！你到底是怎么样认识这个人的啊？”

其实是休先认识她的。那是在1991年，纽约市的汤普森大街上，那条街上有一家肉铺和咖啡馆合而为一的小店，休向店主提到他正在找一间出租的公寓。当和店主交谈的时候，他注意到大门附近站着一个女人，至少已经七十多岁了，却还不如一个十岁的小女孩高。她穿着一件针织外套，腹部和臀部包得很紧。那件衣服的色彩并不柔和，是灰白色的，看起来不太像是件女人的衣服，倒像是拳击手的。她眼镜的镜片是翅膀的形状，在镜片之间，也就是在她鼻梁的上方，是用宽幅胶带纸缠起来的厚厚的鼻垫。她说她叫海伦。当休和她打了个招呼后正要转身离开时，她用手指了指脚边的几个包，然后说：“把我的东西搬到楼上去。”她的声音就像是个男人的声音，或者说是个杀手的声音，听起来低沉且沙哑，就好像沙砾地上沉重的脚步声。

“现在吗？”休问她。

她说：“当然了。怎么？现在你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

在她的带领下，他们走进了旁边小楼里一间破烂不堪的廉价公寓，公寓在二楼。然后他们又气喘吁吁地爬到了第五层，她告诉他那里有一间空着的公寓。公寓以前的房客在一个月之前死了，房间刚空出来一个星期左右。海伦既不是公寓大楼的管理员，也不是大楼的经理。她没有任何官方头衔，只不过和房东的关系十分要好，所以才有房间的钥匙。她说：“我可以让你看一眼，但这并不是说你一定就能租到这间公寓。”

由于其中的一间卧室已经租出去了，剩下的这间面积小一些，也就是更狭窄一些。里面的天花板很低，就像拖车的车顶一样。墙面上覆盖着深色的廉价板条，很容易就能去掉。但是这间卧室还是打动了休的心，因为屋里可以接受肆无忌惮的阳光，再就是他很满意房间的位置。他要了房东的地址，在离开这里去填申请表之前，他给了这个叫海伦的女人七十五美元，告诉她说：“感谢你带我参观了这间房。”她把钱塞进了自己外套的口袋里，然后告诉他，她已经确定我们可以租下这间房了。

几天后我见到了那个房间。当休正忙于拆掉卧室墙壁上的板条时，我坐在一个油漆桶上试图鼓励自己勇敢地面对内心的失落。首先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厨房的地板。地板砖的颜色是棕色、褐色和土黄色相间的，这些颜色似乎更适合编织阿富汗针织软毛毯，而不是出现在地板上。其次就是卧室的面积，我难以想象两个人怎样住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这时有人开始敲我们那扇无法上锁的门，然后那个我不认识的女人不请自来地踏上了那令人恐惧的地板砖。她的头发染成了一美分硬币的颜色，还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头发扎在脑后，扎成了一个像大拇指那么大的马尾。这就让人不得不把视线转移到她那用胶条缠绕过的镜框上，还有她那微微向前突出的下颚——就好像是一个没有关严的抽屉。“您有什么事情吗？”我问。这时她的手拿起了脖子上挂着的口哨。

“要是敢惹我的话我就狠狠地踢你的屁股，我可以一脚把鞋踢进你的肚子里。”

当有人这样说你的时候，你肯定会不由自主地低头去看她的脚，至少我是这样做的。这个女人的双脚小得可怜，还不如热狗面包大。她脚上穿着一双松弛的拖鞋，一看就知道很廉价，大概就是用空气加了点塑料做成的。想到这里，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虽然我的脚很小，但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就在这时，休手里拿着一块废板条，走进了卧室。“你见过海伦了吧？”他问。

这个女人伸出她粗笨的手指，就好像在做数学题一样：两个年轻男子+一间卧室-丑陋的板条=让人吃不消的组合。她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说：“见过了，已经见过了，还可以。”

在我们刚搬进公寓的那几周里，海伦给予了休明显的偏爱，对我丝毫不感兴趣。她把他称做“我男朋友”，但一旦他们两个人谈起话来，她就背叛了自己的忠诚。当她开始邀请我去她的厨房时，我就知道我已经赢得了她的心。由于具有西西里人⁽¹⁾血统，海伦很有做饭的天赋，这一点从她做出的各式菜肴中就能看出来。首先她会将肉丸塞进从超市买来的速冻馅饼皮里，然后将其全部溺死在打散的鸡蛋和脱脂乳的混合液体中，她把这个东西叫做“我著名的意大利乳蛋饼”。她做过的其他菜还包括“我著名的帕尔玛乳酪茄子加牛肉”、“我著名的番茄肉汁盖饭加豌豆罐头”、“我著名的意大利面条加烘烤大豆沙锅”……如果海伦的食品都如她所说的那么“著名”的话，那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大家都像逃避毒晒的太阳和嘴唇上吐着白沫的恶犬那样逃避她做出的菜。如果你知道该怎样对自己好一点，你就会主动地远离它们。如果我已经被石化了的话，我还可以考虑将肉汁从牛肉上洗去，然后放在饼干上吃一点。但多数时候，她的食物都直接被我送进了垃圾箱。

在我和休住在汤普森大街的七年里，我们的生活都简单而平静。每天早晨，他都会很早起床，八点之前就离开家。我当时正在一家清洁公司工作，虽然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不相同，但十点前基本上都不用起床。我生活中唯一一成不变的就是海伦的出现。每天她看到休离开公寓楼后，就会穿过走廊来按我家的门铃，每次我都会被铃声惊醒。当我系睡袍上的腰带时，门铃声会变成沉重的击打声。那种声音不仅激昂狂乱，而且连绵不绝，就像别人不小心把你活埋了，你拼了命撞击棺材盖的声音一样。

“好啦，好啦！”

“你在干什么？还在睡觉吗？”我打开门后海伦会这样问我。“我五点钟就起床啦！”她手里要么拿着一只放了锡箔纸的铝质盘子，要么是盖着锅盖的煎锅。

“是啊，”我会告诉她，“我直到凌晨三点钟才睡的。”

“我可是到凌晨三点半才睡的。”

她就是这样。如果你只睡了十五分钟的话，那她肯定只睡了十分钟。如果你伤了风，她就已经得了重感冒。如果你侥幸躲避了一颗子弹，那她就躲了五颗，而且还是在蒙着双眼的情况下。甚至在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后，我记得她是这样和我说的：“那又能怎么样？我只有你现在一半年纪大的时候，我母亲就死了。”

“天啊，”我会说，“那她错过了好多东西啊！”

对于海伦来说，礼物这种东西只能送给心里最中意的人，第二中意的人都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多了一台“歌唱家”牌缝纫机，还是机头可以收回到机身内部的那种。住在三楼的一个女人总是自己做衣服，于是她悄悄地问海伦是不是可以借用她的缝纫机。

“所以你是想要我的缝纫机，对吗？”海伦说，“让我考虑一下吧！”于是她马上就给我和休打电话。“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们，”她告诉我们说，“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们不能把它送给别人，尤其是不能送给住在三楼的人。”

“但是我们不需要缝纫机啊！”我说。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已经有一台了吗？”

“哦，不是……”

“那就这么定了，你可以闭嘴了。每个人都需要缝纫机的，尤其是这台缝纫机，它的牌子可是全美国最好的。这么多年来我用它做了很多衣服，数也数不过来。”

“这样很好，可是……”

“没有可是。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当休抬着它进门时，我试图阻止他。“我们的地方不够啊！放不下这台缝纫机。”我说，“这么一台庞大的缝纫机得放在哪里啊？我是说，真是的，为什么不送我们一条独木舟呢？反正占的地方也差不多。”

不过这样一台设备的确很适合送给休当礼物。和缝纫机一起送过来的还有条无比丑陋的长凳，他坐在了那条长凳上，五分钟过后，他就开始研究怎么做衣服了。他就是这样的人，无所不能。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每天海伦都会问起她送给我们的那个礼物：“我那台‘歌唱家’缝纫机怎么样？你们用它做裤子了吗？做牛仔裤了吗？”

那种问询的语气就和她送给我她做的食物时如出一辙，她会问：“你喜欢我做的意大利风味的土耳其肉馅面包吗？”

“太喜欢了。”

“那当然了，你要知道，除了我没人能做得出来。”

“我绝对同意。”

海伦送来的食物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可以用来表示她对于住在我们旁边那对夫妇的无视。“那些狗娘养的！如果他们知道我给你们做了那么美味的食物，一定会气死的！”

我们公寓楼内的大部分墙壁和地板上都镶嵌着瓷砖，所以总能让人感觉到像是生活在一个空荡荡的游泳池中一样。即使是极微小的声音都可以被放大到震耳欲聋，所以说话时尽量压低声音是没有用的。但海伦每一次站在我们门外的走廊里时，她总是会疯狂地咆哮，以至于我们屋里天花板上的灯都顿时变得昏暗起来。“他们整整一周都在乞求我给他们点吃的，‘什么东西闻起来那么美味？’他们想知道，‘你有没有多余的食物想找到温暖的家？我们真的快要饿死了。’”

其实在真实生活当中，那对夫妇是十分和善的人。他们总是很友好，而且说话声音很温柔。我们搬进去的时候，那个妻子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但她那八十五岁的丈夫乔总是在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她。我从来没听到过他低声下气地去乞求别人，所以我严重怀疑这只是海伦自己在那里一相情愿地幻想罢了。虽然她的模仿技术并不高明，但这并没有否定她吸引公众目光的能力。她是个精力旺盛的人，甚至连乔这个在所有人当中遭遇海伦冷眼最多的人，也能很灵敏地感受到她那令人畏惧的明星般的影响力。“像一把手枪一样，”他这样描述她，“很不错的小姑娘。”

“他都拿到自己的失业补助和社会保险金了，还要来找我要吃的。这两个人都可以去死了！”海伦又在大喊大叫。

每次休听到这种话时都会说：“噢！天啊，不要这样！你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邻居呢？”休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海伦每天清晨都会等他出门上班后才在公寓楼里出没，因为他总是朝她泼冷水。“如果要我和那样的人住在一起我会疯掉的，”她会说，“上帝啊，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忍受的。”

来到纽约之前，我在芝加哥住过六年。在那六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和我当时的男友住在一起。我们似乎认识特别多形形色色的人，那时总是会有疯狂的派对和热闹的晚宴，总是有许多让人兴奋的有趣事情发生。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那么多朋友了，那么多好朋友，虽然我不太肯定原因是什么。大概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看起来没有那么惹人喜爱了，或者说我已经忘记了该怎样去认识别人。两个人见面后最初的自我介绍部分，也就是互相握手那部分，我还可以应对一下，但是接下来的步骤我已经不熟悉了。应该是谁先给谁打电话？多久打一次好呢？如果你见到这个人两三次后还是觉得不喜欢他怎么办？两个人交往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做到全身而退？以前我很明白这些，但现在它们对于我来说都是个谜。

如果我是在二十多岁时认识了海伦，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一起了。我会经常和我的同龄人一起出去疯狂，要么在吸食大麻，要么就在寻找大麻。这和我现在一边喝速溶咖啡一边听人抱怨他结肠炎的生活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当海伦说“油”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流”，这样一来，“厕所”在她口中就变成了“车座”。比如她会说：“昨天夜里，我来来回回地去了‘车座’六趟。一直都在用力地大便，最后我觉得屁股都要扭伤了。”

让我俩都觉得难以置信的是，我们至少在这个方面还是有共同点的。还有一件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的事情就是看电视剧《只此一生》⁽²⁾。这个电视剧总是在下午两三点钟播出，所以当不必出去工作的时候，我就会穿过走廊到她房间里和她一起看。虽然你从来不会想起来专门去参观海伦的公寓，不过她已经在那里住了将近五十年了。我们的房间很拥挤，比方说有台庞大的缝纫机。不过她的卧室就像她的厨房一样，简单朴素得很。卧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一个装有她自己照片的镜框，但是没有她女儿们的照片，也没有她七个外孙和外孙女的照片。那里也没有椅子，只有一对沙发和一张咖啡桌。这些东西的对面就是这间房间里唯一气派的东西，那就是由三台电视机摞起来的电视塔。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把它们都留了下来，最下面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它上面的那一台则无法调节音量，然后就剩下了最上面的那台电视，已经放映不出任何图像了。但是和海伦十分宠爱的窗户相比，它们全部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从窗户向外望去，就可以看到整个街区的动静，而这就是海伦最感兴趣的娱乐节目。每当在卧室的时候，她就会坐在暖气片上，下半身留在屋内，头部和肩部则尽可能地探出窗外。住在二楼的餐厅女侍者总是凌晨两点才回到家；街对面的小店店主从美国联合包裹运输公司的快递员那里收到了一个包裹；那个开敞篷车的女人嘴上涂了唇膏……所有这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在我认识她的那些年里，海伦每天差不多都要在窗口待十几个小时。早晨你还能在她的厨房里看见她，但是到了十一点，电视开始上演日间肥皂剧的时候，她就会关掉收音机，爬上自己的老地方坐着。但是如果她的视线总是在街道和电视机屏幕之间不停转移的话，她的脖子就会变得疼痛僵硬起来，所以她大多数时候是在“听”电视而不是“看”电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每周五播出的电视剧《只此一生》。有时候她也会看一会儿奥普拉的节目，奥普拉是她会给予关注的极少数黑人之一。其实大概她以前的思想还是很开放的，但自从在我们公寓楼的走廊里被黑人抢劫过之后，她便一直坚信他们都是些浑蛋和傻瓜，“甚至那些肤色浅一些的人也都是如此。”

在她眼中，脱口秀主持人也都是些卑鄙小人，但奥普拉除外。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奥普拉很特别，虽然许多黑人的所作所为只会给黑人这个群体带来负面影响，但她却一直在鼓励着大家，让每个人都能重拾对于自己、对于未来的信心。无论她们是包括海伦在内的单身母亲，还是肢体严重残疾的儿童。“虽然我以前从未考虑过这些，但我猜那个女孩一定有一只美丽的眼睛。”她曾经这样说，谈论的对象是电视屏幕上那些坐立不安的小库克罗普斯⁽³⁾。

有一天下午的节目中，奥普拉的采访对象是几位女士。她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心克服了别人看起来似乎无法逾越的障碍。例如，苏珊在驾驶帆船出海航行时，越过船舷掉入了水中。她紧紧抓住一个冰箱，坚持了六天，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还有本来一字不识的科林，她依靠自学成才找到了一份首席秘书的工作。第三位客人是一位诗人，她最近出版了一本记叙自己抗癌经历的回忆录，其中还记录了许多重塑自己下颚的手术过程。我和这位诗人曾经见过几次面，还聊过天，现在她竟然出现在奥普拉的脱口秀上，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过走廊到对面去告诉海伦。她已经坐在暖气片的据点上“听”电视半小时了，但听到我的消息时她显得并不太感兴趣。

“你没听明白，”我用手指着电视告诉她，“我认识那个人，她是我朋友。”其实“朋友”这个词的确用得不太合适，因为我们顶多算是点头之交，但海伦没有必要知道这些。

“那又能怎样呢？”她说。

“也就是说我有个朋友上了奥普拉的节目啦！”

“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觉得这样能让你变得特别吗？”

如果海伦认识的人出现在了奥普拉的节目上，她早就穿着印有标语的T恤衫告诉全世界了。但那不一样，她可以允许自己到处吹嘘认识什么名人，但别人就不行。如果你取得了什么成就，例如签署了一份出书协议，或者《时代》周刊刊登了你的话剧评论，她立刻会变得怒气冲冲，“你觉得自己拉的屎闻起来都比我的香，你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你都是老年人了啊，”我有一次告诉她说，“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对。”

“算了吧，”她说，“我他妈的又不是你妈。”

除了我最亲近的家人以外，没有人能像海伦那样，很轻易地就能惹得我怒火冲天。但我有一个完美的理由，那就是我就像个八岁的孩子，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我经常在离开她的公寓时发誓再也不会回来找她，有一次我还“砰”的一声关上了她的门，由于我太用力了，她墙上的钟都摔到了地上。但我还是会回去找她，用她的话说，是“爬回去”，而且向她道歉，好像我不应该对着一位奶奶大吼大叫，但更多的原因却是我发现自己很思念她，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思念一个让我随时都可以去拜访的人。海伦的魅力就在于，她总是在那里，似乎专门等着别人去打扰她。这算不算是一个朋友呢？如果说用这个词不合适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词来形容我们之间这种关系呢？

当我把“奥普拉事件”从头到尾告诉休之后，他说：“她当然会有这种反应了，你当时太自命不凡啦！”

“自命不凡”这个词让我深受打击。“自命不凡”的意思应该是你认识一个见过皮娜·鲍什⁽⁴⁾的人，而不是一个见过奥普拉的人。

“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圈子和生活年代不同。”他说。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原因并不是我们说了一些会让海伦嗤之以鼻的事情。我已经数不清她向我提起过多少次她和约翰·高蒂⁽⁵⁾的友情了，约翰·高蒂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甘比诺”黑帮家族的头目。“他长得特别帅气，”她说，“报纸上登的他的照片都失真了。”经过我的一再追问之后，我终于了解到原来她说他们是“朋友”，就是说三十年前他们曾经在一个聚会上碰过面，一起跳舞跳了大概两分钟，然后就有人插了进来。“约翰的舞步很轻盈，”她告诉我，“很多人都不了解他这一点。”

“可能法院开庭审判他的时候，会有人提到的。”我这样安慰她。

后来海伦在洗澡的时候跌进了浴盆里，把手腕扭伤了。“我做不了饭了，你们再也不能从我这里吃到免费的美食了。”

我和休立即旋风般地穿越走廊，冲回房间，赶紧把门关上。再也没有“著名的牛肉饼”了！再也没有“著名的香肠沙锅”了！再也没有“著名的东方蔬菜炖鸡”了！我们实在难以相信我们会如此幸运，能等来如此美好的一天。

在海伦受伤的那段时间，我负责替她去超市买东西，休负责给她倒垃圾，帮她拿邮件。乔现在已经变成了鳏夫，他也表示乐意帮忙。“你屋里只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让我知道就可以了。”他告诉她说。他的意思是他可以帮她换灯泡，或者擦擦地板什么的。但海伦却想歪了，把他赶出了自己的家门。“他肯定是想给我洗澡，”她告诉我说，“他就是想看我的身体。”

当我听到这个词从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妪口中说出时，我震惊得目瞪口呆，一时语塞，呆呆地站在那里。

“怎么了？”她说，“你觉得我没有吗？”

休加入“风景联合会”三个月以后，会员通过投票决定上街游行。这些会员们平日的工作是为电影和话剧绘制背景幕布。为了表示支持，我一直苦思冥想适合写在罢工条幅上的口号，例如“百老汇对我们829个人毫不理会”或者是“新合同让风景画家无处落笔”。

在罢工开始的第一天，休早上七点就离开了家。不久后，海伦就打来电话，通常情况下，在那个时间我不会去接她的电话，但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含糊不清、慌张错乱。由于她以前告诉过我她曾经得过三次中风，虽然都不严重，但我很担心她会再次犯病。于是我赶紧穿好衣服，穿过走廊去了她的房间。我还没有敲门，门就从里面被她猛地拉开了。她站在那里，下巴陷进去，嘴唇也看不见了。她冲着我呜呜噜噜地说了一阵后，我觉得事情的经过似乎是这样的：她本来站在窗边观察楼下的动静，这时公寓管理员往我们的垃圾箱中扔了一个烟蒂，她就开始破口大骂。由于骂得太用力，最终她的假牙从嘴里飞了出去。“它寨留底下，”她说，“出把它造肥来。”(它在楼底下，去把它找回来。)

一分钟后，我就站在我们公寓楼前的街道上满地找牙了。我先发现了一个啤酒瓶，又看到一块爬满了蚂蚁的比萨饼，最后终于找到了它。神奇的是，它从五楼摔下来竟然毫发无损。其实把别人热乎乎的牙齿拿在手里并不怎么舒服。上楼之前我停下了脚步，研究了一下手中这个被海伦当做口香糖嚼来嚼去的潮乎乎的马蹄状东西。它看起来很不真实，因为做得太完美了，没有任何缺陷。上面没有一颗牙齿是突出的，也没有一颗压在旁边伙伴的身上。即使是形状和颜色，它们看起来也像是一排整齐的陶瓷瓦片。

走到楼上的时候，我发现海伦正站在楼梯平台处等我。我把假牙递给她之后，她洗也没洗就一把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就好像往一个脏兮兮的玩具里塞进电池一样。她的吐词立即清晰起来：“那些狗娘养的浑蛋早晚会把我们这座楼给烧了。”

海伦每天早晨都会听广播，但听的都是些老掉牙的电台节目。里面的演唱家似乎都是意大利人，而且背景音乐中乐器的琴弦都有着极大的张力。每当播放到海伦最喜爱的歌曲时，她就会调大音量，间接地逼迫我们收听播放了无数遍的“飞啊”和“那就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