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阁痛切陈辞

从武汉回到上海，张治中真是感慨万千，内心矛盾极了，也痛苦极了。以张治中的认识，当然是极希望国共合作下去，不希望看到两党分裂的。但是，眼看着两党之间的隔膜一天天加深，裂痕一天天扩大，而自己既无法挽救，又不能作壁上观。“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走开去”，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可是，自己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来反共，何尝愿意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来反蒋？结果，只好徘徊于两者之间，挤在夹缝中讨生活。这真是一段令人十分哀伤的日子。

受了这次事件的打击，张治中决心摆脱这种政治生活，出国学习，过一段超然海外的生活。因此，到了上海，张治中就把这个意思对蒋说了。但是，蒋的态度很坚决，表示不会同意。理由是“党国危亡，人才缺乏”，正是用人之时，一个得力干部怎么可以作悠游海外之想呢？蒋的语气很恳切。的确，在国共分裂、蒋汪火并和宁汉对立这一场大分化的混战过程中，张治中能只身从武汉出走，到上海来投蒋，这不能不让蒋感到得意，也不能不说是蒋的一个胜利。

本来，蒋看到许多过去的亲信干部都“叛变”站到了汉口方面，心里真是痛恨极了。但是，“陈真如（即陈铭枢）回来了”，“张文白也回来了”，蒋在心理上得到了某种补偿。在蒋氏认为，“出一朝之命，以徇主上之难”，这才是真正的忠臣义士！虽然，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丢了，学兵团也丢了，不管他，不是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吗！汉高祖打天下，只用了三个人，信萧何之贤，得张良之智，用韩信之能，终成帝业。汉高祖的成功，不就是知人善任么！现在，能干的张治中来了，很好，我要用他，就让他给我办教育好了。丢了一个分校算什么，丢了一个学兵团算什么，我现在要把全军的训练工作，都交给张治中负责。

抵达上海之后，张治中亲眼目睹了蒋一手策动的“四一二”大屠杀。血，血，血！只有鲜血，才是政权的代价！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比较于一年前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张治中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直率，也不再鲁莽，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成熟与老练起来，也许是一种深沉与冷漠吧！两年前，在黄埔岛上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张治中没有了；一年前，在广州慷慨陈词直言极谏的那个张治中也没有了。是一种政治立场的倒退，还是一种斗争策略上的韬光养晦，抑或是对政治斗争的厌恶和消沉？我们不知道。

4 月18 日，蒋介石开府南京，再三电邀张治中到南京筹办大本营军事训练处。也许内心还有些疑虑吧，张治中没有马上奉召，一度仍逗留上海观望。但是，这个时候从汉口方面传来一个残酷的消息：内弟洪君器在武汉受冤惨死。君器之于治中，不仅是至亲，更是战友；在四川宣汉事变中，若不是君器的机警持重，治中早成了异乡之鬼了。现在，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关系吧，内弟兼战友兼救命恩人竟死于非命，对于张治中来说，这真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强烈刺激。在张治中的眼里，他与蒋的关系是“公谊”；与君器的关系是“私情”。现在，因着“公谊”、“私情”两方面的关系，张治中不再犹豫了，决定接受蒋总司令的邀请，到南京走马上任，筹办大本营军事训练处。

在国民党军事史上，大本营军训处并不是一个显赫的机构。但是，它却是显赫的国民革命军训练总监部的前身。在张治中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步、骑、炮、工、辎等各科，编练新军和培养干部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不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搬迁南京。7 月8 日，蒋委戴季陶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委张治中为副主任。在政治上，张治中又多了一重责任。

7 月9 日，南京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周年纪念大会，蒋总司令亲自主持仪式。会上，需要有一个人作主题报告。出人意料的是，蒋总司令指定了军训处长张治中，又是一重政治上的信任。或者，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殷切期望。或许，正值反共高潮时期，且看你张治中如何论及国共问题？大约也是一种政治考验吧！

但是，张治中就是张治中。在这个引人注目的长篇报告中，张治中只谈一年来的军事发展与成就，只字不提国共两党的分裂问题，亦无一语涉及中共，在场的国民党右派，无不为之议论纷纷。然而，张治中并不为之所动，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有自己的政治个性，更有自己的政治品格。尽管有迷惘，有苦恼，有怨愤，或许也有消沉和颓唐吧，但自己的中心信念还在，自己的政治抱负还在。在政治上，他自信不是一个“左倾”的人，但也绝不会是一个右派；他自己没有附和左派、附和中共反蒋，但也不会附和国民党右派反共。这是他做人的原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人格。

事实上，张治中不是一个苟且的人，也不是一个骑墙的人。苟且的人出卖原则，是对外力的屈服；骑墙的人出卖原则，是一种见风使舵。对于张治中而言，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可以退却、可以沉默，但不会出卖原则。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也可以说是一种忍耐和等待，这是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从张治中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祖父的身影，也看到了他父亲的身影。他祖父是一座山，是一块钢铁；他父亲是一池水，是一堆棉花。而张治中是一块橡胶，是一块海绵。遇到压力，橡胶可以收缩，海绵可以退却；但一旦压力消失，它们就会恢复原状。在张治中的血管里，流淌着祖父的血液，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就像一枚铜钱，一面印着他祖父的头像，另一面印着他父亲的头像，无论你从哪一面看，其实都是同一枚铜钱。

几年来，从黄埔练兵，到两次东征，到北伐大业，再到宁汉对立，再到国共分裂，张治中的言论行动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但张治中的理想只是富国强兵。张治中自信：在这样一个大原则下，国共未尝不可以继续合作下去。何况，国共的分裂只是对国家有害，只是对民众有害，只是加剧了百姓的贫困和国家的羸弱。国穷民弱，国弱民穷，既不会给共产党带来好处，也不会给国民党带来好处。

本来是一篇政治表态文章，但张治中避而不表。蒋总司令也许有些不高兴吧！我们不知道。但是，张治中的直率和鲁莽，张治中的直言极谏和光明正大，张治中的不搞阴谋、不玩手段，这是蒋介石早就领教了的。这一次的表现，只是他的一贯品格和作风而已。虽然有一点遗憾，但张治中的为人确是值得称道的。在蒋看来，不管他，只要张治中能为我所用，只要张治中继续忠心耿耿，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不予计较，也都可以原谅。这是蒋的大度和宽容，也是蒋的用人之道，未尝不可以看作是蒋的高明手腕。

大凡与蒋交往较深的人，无不有这样一个感受，蒋不是一个轻易让人看得透的人，孙中山没有看得透，汪精卫没有看得透，陈独秀、鲍罗廷也没有看得透。结果，他们不是上了蒋的当，就是成了蒋的手下败将。如果对蒋的政治性格作一番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说：蒋一生反共，但他有时候会亲共、容共。就是在他反共反得最厉害的时候，在他的手下也还是有几个主张亲共联共的高级干部，比如张治中、邵力子，等等。这些人的观点都是公开的，蒋也知道他们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这些人，蒋都表现得很不在乎的样子，照样信任使用，照样赋予重任。或许，蒋想到会有那么一天，可以利用他们继续与中共打交道吧！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奠定了蒋介石与张治中亲密合作达25 年之久的基础。仅从蒋介石笼络张治中的手段来看，就可以知道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蒋的手下，不但是谋臣如雨、猛将如云，而且也是忠奸兼容、正邪并蓄。我们不要忘了，蒋是一个太保类人物，与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褊狭固然褊狭，但是他也有大度的一面。这是蒋的本领，也是他区别一般太保的地方。否则，太保只能是太保，永远不会成功。

不过，让张治中没有想到的是，军事委员会训练处组建完成后，由于外受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内受桂系的突然袭击，蒋腹背受敌，措手不及，突然宣布下野了。8 月12 日，蒋离开南京；13 日，蒋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15 日，返归奉化溪口。蒋在离开南京的那一晚，叮嘱赶来送行的张治中：“我先到上海，你没什么，还是留在南京好。”但是，张不愿介入这场纠纷，决心与蒋同进同退，当即将训练处解散，到了上海，筹备出国。张觉得这个机会不能再放弃了。这时，蒋从溪口给张治中打来电报，要他赴溪口一次。启程之前，张认真准备了一个谈话纲要，是检讨蒋这几年来的种种缺憾得失的，诸如对桂系的第七军的问题，对蒋的用人问题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国共合作问题。一共写了十几个条款。张治中不再顾惜什么了，准备触犯蒋怒，决定再来一次直言极谏。

抵达溪口，张等了一两天，终于到了奉召垂询的那一天。在溪口文昌阁的凉台上，张治中按汇报纲要的准备，一件一件地加以剖析，一件一件地进行检讨。这真是一次痛快淋漓的陈辞，也是一次毫无保留的谈话。也许独裁者在失败之后，都增加了纳谏的雅量。张治中这一次的直言极谏，蒋不仅没有责怪的意思，而且颇为动容。有许多地方，或为张所不知道，或为张没有看到，蒋便从旁加以解释、说明，张亦有了新的感受和认识。总之，在张治中认为，这一次的君臣袒怀倾谈，“是可纪念的一次长谈”。就这样，张每天陪着蒋氏游山玩水、闲话漫谈，历时一星期之久。从此，张再次成为蒋的诤臣，每有大事，或当面进言，或书面贡献，蒋有听有不听，但从不怀疑张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