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尽繁花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再怎么悠长的岁月，有一天也会心头一颤，怎么说完就完了？从前觉得度日如年的快乐，都会变成将来惆怅的记忆。
夕阳无限好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张爱玲
大约天才合该是这样的——要么出生在贫穷之家，要么出生于没落贵族。不知是否缺钱少衣能够引起人的斗志，还是因为急景凋年容易让人敏感多愁，总之，天才们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走这样一段人生。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如是说。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我们熟悉的《金锁记》，开篇苍凉的月色铺满了整个故事，像笼罩了晕黄的丝织物，那织物虽贵重，却总有点儿轻飘飘的距离感——1920年的夜晚，中秋才过了几日，毛茸茸的月亮照着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处中西合璧的老房子。老房子靠近苏州河，藤萝爬满了院墙，从外面看倒还是一处幽雅的居所，只是凑近了才闻到一股铜绿发霉的腐朽味道。
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老房子里，很多年以后当她从天津的家返回上海时还跟着保姆何干一起回访住在那里的大爷大妈，对老房子影子似的往下沉的感觉依然触目惊心。好在，那一晚，她还只是个粉红色的婴孩。当她睁开好奇的双眼开始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知第一眼看见的是否是她那位美丽非凡的母亲，黄素琼。母亲黄素琼将她交给老妈子何干。何干是张家的老人了，服侍过老太太——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藕，张爱玲的奶奶，连带着又养大了她的父亲张志沂（字廷重）、姑姑张茂渊。她出生的时候，这个曾经的簪缨世家只剩下了空壳子，像夕阳的余晖一样，看着和煦但终免不了西沉的一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光父亲这一边继承的祖宗家业就有安徽、天津、河北等地大宗土地，南京、上海等处房产8处。
此时，她的奶奶已经过世好几年，而爷爷张佩纶则更早。“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后来的她曾说过这样动情的话，对一向“寡情”的张爱玲来讲，这也许是最深情的告白了。
当年张佩纶与李菊藕的婚姻也算是一时佳话。张佩纶原先娶过两任夫人，先后病故，待到四十岁的时候反倒成了一身拖累的光棍汉，奶奶李菊藕容貌清丽，样貌很是端方，嫁给张佩纶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姑娘却要学着做人家的后母。在这一点上，她与张爱玲的后母颇相似。
后来的张爱玲对爷爷很感兴趣，而姑姑张茂渊则直说爷爷配不上奶奶。没错，姑姑的美貌遗传的是奶奶的——虽然她自己觉得长得像爷爷多一点。
张佩纶祖上是河北丰润人，算是“耕读世家”。他个性狷急耿直，书生意气，在朝中与同辈张之洞等人常常语出惊人，因倾慕明末东林党，遂自称他们是“清流党”，光听这名字就可得知他是有多讨厌“浊流”了。
他甚至公然反对过李鸿章，只是不知为何李鸿章非但没有计较，反而在他政治上走下坡路的时候伸出援手，将心头爱李菊藕嫁给他。后来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回忆文章里提及，李鸿章大约是因为体恤故人之子才“出此下策”。李鸿章的夫人十分不乐意，自己的女儿花容月貌，对方已经年过四十还是个“罪臣”，将女儿嫁过去简直是自讨苦吃。做母亲的总是比父亲多一点疼爱，这是“国际惯例”。
据说当时的张佩纶被曾朴写进了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后辈们好奇的时候就看《孽海花》去追寻先人的踪迹，张爱玲稍长的时候总问父亲，奈何父亲一味辟谣，告诉她全是假的，令她失了兴味。她转而去问询姑姑，姑姑却说：“我们是没办法，受够了，现在不作兴这个，你们这一代要向前看……”多么英气的姑姑！
受够了什么呢？显然不是张佩纶，想来应该是受够了所谓大家族的虚妄与道德的虚伪，像《红楼梦》中的探春一样，要么希望自己是个男儿身，要么幻想自己出生在一个寒门小户里还能享点家庭的温馨。
爷爷张佩纶是名重一时的文人，但终其一生他也只是个文人，政治上的作为与他的老丈人李鸿章是不可比拟的。
人人都说张佩纶与李菊藕的结合是佳偶天成，张爱玲却说奶奶并不怎么会作诗，存下的一首诗还是经过爷爷润色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她这样舍得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
张佩纶去世的时候，儿子张志沂只是个七八岁的孩童，女儿张茂渊两三岁，对他似乎没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李菊藕对子女的培养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个性，乃至后来的张爱玲一切成长的遭遇都与此有关。
一般说来，母亲独自带大的男孩通常性格温顺，敏感细腻，而一手培养的女孩则常有着独立自主的坚强。
关于张爱玲父亲与姑姑的成长，她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里通过几个老妈子的嘴有过清晰的描写。李菊藕不知出于何种缘故，将男孩当女孩子养，却将唯一的女儿当个男孩子一样散养。张志沂幼年常常穿着女孩子气的衣服，不大出门，有时偶尔出门，清瘦的身子必定挨着墙角走，面色苍白，身形瘦长，仿佛一阵风吹着就能倒了似的，活脱脱一个女子气的男人。
兄妹两个如此不同，这为他们日后因意见不同分道扬镳埋下了祸根。世间万物看起来是那样偶然，因为它只给我们呈现它的结果，必须掰开果子看到内里方能见着那让人疼痛的因。
如果说张佩纶与李菊藕的婚姻还算是伉俪情深、情投意合，那么当年倔强的黄素琼与张志沂的婚姻则是真正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了。黄素琼的爷爷是长江水师提督，母亲是黄家从湖南买来的小妾。姨太太出身，一生要强，生怕别人瞧不起。
黄素琼与张志沂定的是娃娃亲，在她还是个幼儿的时候大人们早已将她一辈子的幸福托付给另一个孩童——张志沂了。他们不曾去想黄素琼的未来，反正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也没见天塌了地陷落了。
她与张志沂不同。黄素琼虽然裹着一双小脚，却是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新思想一路过来的，内心清刚要强，从不服输，有了孩子之后的她总是对张爱玲说她们那一辈的女人没得选择，想去读书都不能，一心一意地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
“我们湖南人是顶勇敢坚强的！”这是她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她生得美丽，在张爱玲的记忆里她的形象永远是朦胧的洋装，还有湖蓝水绿一样葱茏的色彩——如果遗传真有那么神奇，我们也许该感叹，张爱玲终其一生对鲜艳色彩的爱好可能来自她这个学油画的母亲。她晚年在美国的时候，甚至将地板都涂满这种蓝绿色。
也许，那时候的她怀念的是小时候在天津的时光吧，一张她三岁模样的照片，胖嘟嘟很是可爱，剪着齐眉的刘海，端坐在凳子上，母亲为她的照片着色，用的就是那种蓝绿色。
黄素琼的勇敢强势遇上张志沂的温柔适意，原本该是多好的一对璧人。张志沂学识渊博，浑身透露的是中国旧文人的儒雅与闲适，出了名的好脾气。只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再不能一如先辈们那样生活。
黄素琼那面的“新”与“强”，与张志沂那面的“旧”与“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思想的交集。他们没法子像过去的人一样，夫妻性格互补地凑巧拼成一个圆。
长大后的张爱玲也奇怪母亲缘何要嫁给父亲，母亲只幽幽地说，你外婆要强好面子，已经定下的婚事如果悔了，岂非要人看笑话？！
是的，旧中国的父母们就是这样狠心，为了所谓家族的荣耀，将儿女们一生的未来维系在某个完全陌生的人身上，他们自己也是这样，摸爬滚打一辈子蹚过岁月的河流，自信靠着一股“摸石子过河”得来的经验完全可以让他们与幸福结缘。一旦过了婚姻那道门，此后流泪还是流血全看她自己的造化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信条。
为此，黄素琼顶讨厌的是男尊女卑的思想，后来她着意培养女儿忽略对儿子的照管，也许还有这一层补偿心理。
如果不是这一早已经签订的婚书，世上也许少一个天才女作家，但是会多出两个平凡而幸福的家庭吧。黄素琼自己后来也说：你爸爸年轻时候倒是不难看，挺秀气的。假如他遇上了一个爱他的女人，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可惜，这世间令人感到最无可奈何的就是“如果”两个字。
没错，她不爱他，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她抗拒着他的一切，张志沂却始终对她怀有一份难以言传的爱意。她漂亮、自立、勇敢、坚强，每一种都是他周围的女人罕有的，她对他而言像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他也曾用心想要走进去，奈何他清瘦的身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通往幸福的那扇门。
这个自信满满的女人带给他一生的怀想与自卑，让他在日后每一次想要亲近她的时候，内心总觉得密布隔膜的哀伤。
过了几年，他们家举家迁往遥远的北方——天津。离开祖辈的老房子原因别无其他，只是黄素琼与张志沂同父异母的哥哥一家处不来，妯娌之间尤其不和。
有人的地方就有战争，有女人的地方常年硝烟弥漫。
黄素琼固然不是一个好伺候的人——张爱玲在《易经》中就曾这样毫不留情地说道，但她那个贪钱的大爷大妈只怕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连累着日后两家还要为爷爷奶奶留下的一点家业打官司，想来簪缨贵胄的生活确实也有不得已的酸辛。
挂在斜阳外的命运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
——张子静
这个粉嫩的女婴满周岁了，她咧着嘴笑着面对周围的世界，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尘世多美好。她终其一生对凡俗世界都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她曾这样说过。她爱人生。
家里还是老法子，在满周岁的时候给孩子准备各色东西以检测孩子们的志向。大红的漆盘里摆了一支毛笔、一个顶针、一个红丝线穿起来的古铜钱、一本书、一个骰子、一只银酒杯、一块红棉胭脂等。老妈子们表现得比张志沂和黄素琼两个人还要紧张，仿佛这个小婴孩的未来全在抓周这件古老而神秘的事情上。
她伸出粉嫩的小手一把抓住毛笔，然后似乎还不满足似的又抓了下胭脂——张爱玲在另一处散文作品《童言无忌》中又说抓的是小金镑和笔，但无论怎样，笔总是第一位的，至于爱美与爱财，倒也是真的。
张志沂凝重的脸上现出几分轻松的快意，老妈子们赶紧附和着说小姐将来是个顶爱美的人呢——她们不提毛笔代表的那回事，在她们心里哪有女人当先生的？作家是什么，更是听也没听过的名词。
此际大着肚子的黄素琼约略也是满意的，毕竟这个女孩子的未来原来还可以这样期待，即便知道这是古老的骗人把戏，心中还是忍不住欢腾——她本是这样毫无选择，女儿的人生应当别有一番天地吧？
几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黄素琼为张家诞下一个万众瞩目的小少爷，给他起名小魁——但看这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魁”这样的字眼，可见张志沂自己虽看不见出路却依然对下一代寄予厚望，而那个一岁多的小女孩则被唤为小煐，完全没了小魁的气势。
小魁的出生为这个正日益像影子般往下沉的旧家庭带来一丝甜蜜的宁馨，此时的父亲还没有沉沦在狎妓、纳妾和赌博的轮回里，而初为人母的黄素琼也是满心喜悦，尽管心中的某个角落里早已埋下出走的种子，但此际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母亲”两个字带给她的责任与分量让她暂时无暇分身，囿于这片安稳而保守的小天地。
小煐初时对这个新来的玩伴约略也是兴奋开心的，只是随着年岁的渐长，她渐渐地从一些细微的地方觉察到家里的变化。她与黄素琼小时候一样很早便感知到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在那样一个旧家庭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无须出口已经很伤人——全在一言一行中，哪里还需过多言语？
后来她的弟弟张子静说他们的母亲黄素琼一生最恨男女不平等，裹小脚便是他童年所能感到的母亲的愤懑。在张爱玲幼小的时候，母亲总是不住提醒她一个女孩子要如何自立图强。黄素琼看到家里老妈子的势利后，总不忘强调一句：“现在不兴这个了，都讲究男女平等了！”
老妈子对她的话阳奉阴违，满面带着狐疑的笑，只轻轻地“哦”了一声，将所有的不屑与不信全抛撒在那一声低沉的“哦”里面。
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张子静这样写道：姐姐早慧，观察敏锐，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钩心斗角，她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雷峰塔》里关于保姆的偏心有着活灵活现的体现，弟弟吃饭不小心掉了一只筷子，就是好兆头——筷子落了地，四方买田地。
若是姐姐掉了筷子，保姆就高声说：“筷子落了土，挨揍又吃一嘴土。”张爱玲不服气，便嚷嚷着说她也能买田地，小小的她便知道这个世界如何为难着一个小女人。可是保姆告诉她女人不能买田地，甚至她也不姓张，她姓“碰”，碰到哪里是哪里。多么悲哀，才出生，命运已被写好脚本，千千万万的中国女性只需要老实本分地倾情演出。
她抓周家里没人太当回事，可是轮到只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情形则又不同。“好东西总搁得近，铜钱、书、毛笔。骰子和酒杯都搁得远远的，够不到。”于是，小魁便抓了铜钱，丫鬟讨好地说他将来会有钱——如果人能够预测未来，该是多么悲怆的一幕。
成年后的张子静一生未娶——他唯一从父亲那儿继承到的遗产便是上海的一处只有十四平方米的小亭子间，最后孤独地老死在那里，比姐姐的苍凉结局还令人欷歔。
可是，抓周这个古老的游戏在他们姐弟两人身上，似乎又有神奇的预言功效。姐姐抓了毛笔与胭脂——张爱玲终其一生笔耕不辍，并且极其爱美，而弟弟抓到了铜钱——张子静曾经长期在中央银行的扬州分行与无锡分行工作。
或者，我们愿意相信有些东西冥冥中自有天注定，那些我们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往往统称为命。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以为中国人有着朴素的信仰——命运，但凡在人海里沉浮个几十载之后的男男女女，总是会哀叹一句：不服不行啊，这是命。
倘如此，也许张爱玲后来的遭际是命中注定。这个自小被周围视为天才的小姑娘，对弟弟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半是怜爱半是嫉妒——嫉妒他是个男孩子，可以不用锐意图强便能继承祖业，不用害怕未来的各种不确定。
小小的她那么早便能从保姆的态度里看出自己地位的高低来，这般早慧日后成就了她，也毁了一个女人糊涂的幸福——太过锐利而通透的女人，如何获得俗世的幸福？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长大成人的张子静这样形容姐弟两人的不同，只是那会儿姐弟俩已经几十年未曾见过面，姐姐再也看不到弟弟写下的这番话。想来真是不胜欷歔。
无论如何，这个小生命的到来改变了她在家中的地位，并且陪伴她在以后漫长的成长岁月中，一起经历喜忧参半的童年。这个家族的平顺与波折，他们曾并肩迎立过，共同泡着这个家里的酸风甜雨，最终却酝酿出迥然不同的命运。也许，这正是命运的玄妙之处，无法让人一眼洞穿，只得跟着它的剧本不停往前走，不到最终谢幕无法得知它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人生。
没有时间的钟
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她没有份了。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张爱玲
旧历年的清晨家家户户放鞭炮，“爆竹一声除旧岁”，何等喜庆。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讲，再没有什么事比过年还要值得等待与庆祝的了。
那一年，母亲已经远走欧洲，对于一个没有母亲的家来说，她是多么渴盼新年里别人家的鞭炮声来为她祝福。头天晚上她说要守岁，这样就能够看到清晨的热闹了，老妈子何干不让。她心疼大小姐，承诺早晨早点叫她起来。
她放心地入睡，梦里都是人家的热闹与繁华，等醒来才发现已经晚了，来不及了。“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她没有份了。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好似那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大家族一样，她没等到看见繁华，已经日薄西山了。
花无百日红，一个家族就像一朵花没有永远兴盛的可能。她一睁开眼看见的已经是露滑霜重的晚秋，肃杀颓丧，鲜花着锦的日子一去不返，那朵娇俏妩媚的花朵早已被绣在锦缎上——仅供凭吊，没有生命。
不知是不是因为她出生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此后的人生她格外地喜欢月亮，对月亮的描写常常千奇百怪。但无论是何种月色，到了她的笔下，留下的只是苍凉与凄怆，即便是柔美如朵云轩信笺上的一滴泪——还是凄然。
“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阳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这段《小团圆》中的文字，读来不免让人有种凄惶的阴郁之感，月色那么美，可是到底是晚唐时候了——盛唐已经过了，所有的鼎盛、所有的繁花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所谓名门望族，所谓钟鸣鼎食之家，到了她那里只剩下空壳子，就是这个空壳子还要像墓碑一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心上——背不动也得背，因为这是无法选择的包袱。
晚年的张爱玲还曾写信给好朋友宋淇说这是她的所有，也是她的包袱，她得永远地背下去，甩也甩不掉。
族人的荣耀或许没了，时代已经变了，还有更大的毁坏要来，一早她便知道这样的道理。但是家里的规矩还没有变，像一个校不准的时钟一样滴滴答答敲着不相干的钟点，一切还要按着旧时的礼法来，诸如长嫂如母、长兄如父。
张家就是这样一个老时钟，尽管它已经校不准周围世界的钟点，却还在慢悠悠地按着它独有的步伐往前走——不到那一刻真正来临，它就一直这样，拖着经年累月积攒的风霜佝偻着身躯，向前，向前，向前——它的向前也不是“前”，只是漫无目的地立在那儿，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四下张望，看不清来时的路，也望不见前行的路标。茫然是这座老时钟的标签。
黄素琼嫁过来五年后才生了小煐，此时的李菊藕早已经驾鹤西去，在张佩纶抑郁而终后，她独立抚养一子一女，同时操持着偌大的张宅——表面上是她当家，事实上，当家的一直是张志沂的哥哥，那是张佩纶之前的妻子所生之子。
李菊藕曾接连三年遭遇丧父、丧兄、丧夫，精神压抑不堪重负，终于在四十六岁那年撒手人寰，留下了只有十六岁的张志沂和十一岁的张茂渊。
本来哥哥嫂嫂对他们心里多少有点畏惧，如今只剩两个没成年的孩子，自然大咧咧地当起了张家的家。他们住着李菊藕当年陪嫁的老房子，与张志沂一家一起，像所有旧中国的大家庭一样。
张爱玲就是出生在那所大房子里，那时他们的母亲黄素琼还是个刚嫁过来几年的女人，在张家她根本说不上话，加之张志沂个性较为软弱，凡事退让，这让黄素琼很是看不惯，何况她本身就是个个性十分要强的女人。张子静曾经说过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他母亲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她后来漂泊一生所要追求的无非是自由与平等而已。
张爱玲的母亲与哥哥嫂嫂处不来，觉得处处受到掣肘，一直想要脱离老房子——这大约与今时今日希望独立不与父母同居一室的子女一个心思。哥哥嫂子还是过去的思想，认为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希望他们能够听从哥嫂的一切安排，倘若是张志沂那样温和退让的个性倒也罢了，相安无事总是能够的，但黄素琼绝不能忍受被这样呼来喝去。为此，她与他们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爱一个人常常是从细微处体现出来，而厌憎一个人也同样如此，那些琐碎的平凡小事最能消磨一个人的感情，就像后来张爱玲自己所说的一样“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在这个看似很大实则狭窄的世界，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完美主义者长吁短叹，过于乐观的人则难免失望，只有像张爱玲这样透彻的人才会说出这样极富悲悯的话吧？
黄素琼想要分开另起炉灶，可是却苦于没有一个正当的借口。中国人是有多么喜欢冠冕堂皇的理由啊，就连行军打仗都讲究个“师出有名”，仿佛非得找个道义上的理由才能靠得住脚。分家也不例外。
就在黄素琼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志沂在天津的堂兄张志潭，当时任交通部长一职，给他谋了个铁路局英文秘书的职位。于是，他们一家便顶着这个理由浩浩荡荡地北上，那一年小煐两岁，弟弟小魁才一岁多。姐弟俩记忆可能有所偏差，弟弟记得的是姐姐四岁时举家迁往天津。
像笼中的鸟儿突然被放飞，第一个感觉也许不是自由，而是迷茫；像脱缰的马匹，没有羁绊固然可喜，可是却不得不为方向的确立而心焦。使人感伤的是张志沂就是这样一只鸟、一匹马，当他摆脱封建家长制式的约束后，自由来得太快，一下子有点儿找不到北的感觉。
倘使，他过去就是一个胸有主见能够决断的男人，便也罢了，离开只会飞得更高，跑得更快，可他偏偏是一株温室里养大的花朵。他年少的时候母亲因为父亲早早过世，对家庭事务心灰意冷。寡母的心常常是死灰一片，除了对两个子女，别的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加之李菊藕本是清末民初的女人，与后来的儿媳妇黄素琼不同的是，当“五四”风潮刮到她的家门时，她早已是一堆躺在黄土下的枯骨。
因而她对子女的教育完全是封闭式的，不敢将独子放出去锻炼，她满心以为那就是保护，她像只护崽的老母鸡一样，一心想用自己残破的羽翼护一双儿女周全。由于担心张志沂离家会跟着一帮族内男子学坏，因而张志沂一直像个养在深闺中的花朵。倒是他的妹妹张茂渊，从小胡打海摔地成长为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兄妹俩若换个性格，怕也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张志沂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使得他养成了凡事依赖和退避的个性，不喜欢与人争执。及至后来，母亲故去，哥嫂又代行父母之职——张志沂的二哥比他年长十七岁。
一个男人，从小到大，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发过愁，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但是他也失去了为自己选择替自己决定的机会，就连他的婚姻也是别人一早牵好的姻缘，他似一个木偶般不能有自己的意见。
每每想到张志沂的前尘往事，总觉得有种末路的荒凉之感。他读“四书五经”，旧学样样精通，以为可以像祖辈那样扬名科场，孰料1905年清廷取消了科举考试。这条路算是彻底封闭了。后来他也学英文，他的家里甚至订了英文报纸，但总有种这样的感觉：像墙上一幅美丽的画，画中的鲜花无论多么璀璨却无法芬芳你的心房。
他这样一个清朝遗少，命运对他没有展现出过多的宽厚，他总是那样谦和，为了一家子的和顺。当黄素琼与他的嫂子发生龃龉时，他像是个夹心饼干般无所适从。在婚后的一段时间内，他的日记里充满了“莹归宁”这样的字眼——归宁是妻子回娘家的旧称，他的娇妻在老房子里受了委屈，隔三岔五地就要回娘家诉苦，他作为一个男人无能为力，这种深深的无力感，也许每一个有了婚姻的中国男人都体会过吧？
那时候的他们感情尚可，还没有过多的争吵，即便有，也是为了他们的哥嫂。有共同的“敌人”，他们的矛盾还没有那么快显现出来。
当一切矛盾的根源被冬雪般深深掩盖的时候，我们总意识不到厚厚的雪层下面是一群蠢蠢欲动的生命——希望与伤害都被包裹在白茫茫的一片天地中，只待一个冰雪消融的机会。
行将奔走的灵魂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但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这就和我父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张子静
离开了一直辖制着他们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嫂嫂，张志沂夫妻俩一时间像重获自由的鸟儿，漫无目的地飞——漫无目的也比囚禁了羽翼来得要好。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
他们开始了一段“肆意妄为”的日子，过了一段开心的生活。“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有母亲的日子，阳光都是和煦的，连空气中都飘着一股甜腻的香气，张爱玲后来形容在天津的家里常有种春日迟迟的感觉——也许那股子慵懒和安定才是家的底色吧？
只可惜春太短，眨眼工夫就到了肃杀而萧瑟的秋。像一个一夜暴富的穷人一样，多数人是不懂珍惜眼前的光阴的，只会一味挥霍他的所有。所谓来得快往往去得也快，世间事有时就是这样经不起推敲。
张志沂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内心自然是欣喜的，终于没人管着他了。中国的男人是多么惧怕大家长的管理，而中国的女人又是有多么喜欢“管理”男人？这才是悲剧的源头，也是矛盾重重的根源所在。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四岁，我三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本来过得很宽裕。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但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到“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这就和我父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张子静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父母。对这样的父亲——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男人，做子女的心中多少也隐约有些失望吧。
他将从前不得志的种种忧郁与苦闷全抛撒在了烟铺上、妓女的胸脯上、骰子的点数上。他是寂寞的，说出这样话的不是他心爱的妻子黄素琼，也不是他的继承人张子静，而是后来差点儿被他打死的女儿——张爱玲。张爱玲说爱固然是种认同，但恨有种奇异的了解。
张志沂自己虽是个软弱的男人，但骨子里所受的儒家教育还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夫为妻纲”，他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吧。他还保留着一切封建社会中男人的思想，自然也想要男权社会里的一切特权，包括纳妾。他不能允许妻子的抱怨与指责，他搞不懂他眼中的自然而然，为何到她那里就是忍无可忍。
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争吵声越来越大，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只顾着自己的发泄，忘了两个只有三四岁的孩子。张子静后来的回忆里写着他如何听见争吵声害怕地躲在保姆的身边，他不知道姐姐会不会觉得害怕，因为她习惯坚强，她没有说，可是想了想便知道她跟他一样恐惧。这个家是不复从前的温馨了。此时，那种春日迟迟的空气里弥漫了硝烟的味道。
家如同累卵般危在旦夕，好似一不小心就瞬间倾覆。她不论多么早慧，不论多么坚强，她也只不过是个只有三四岁的孩童罢了。保姆们抱着他们下楼，让他们在院子里玩耍，以为这样便可以消散战火的恐惧。院子里有个秋千，平时姐弟俩抢着荡秋千，可今时今日那秋千在午后细密的阳光下照耀着，只令人感到一种虚空的惘然。
伴随着争吵声的还有各种器皿的破碎声，这个家不复过去的宁静了。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兄妹两个个性上的冲突此时也跟着凸显出来。从前白雪掩盖着的矛盾，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女人的指责与“叛逆”已经让张志沂感到十分头痛，何况再来一个。
面对着两个强势的“新女性”颐指气使的模样，他无力解决这种矛盾，却也不愿听从她们的“好意”——他这辈子是只能这样了，祖上的荣耀没来得及看见，心情苦闷地跟着一群有着同样家族背景的遗老遗少，吃花酒赌钱，借酒浇愁吧。
饮鸩止渴罢了。不是不懂，只是找不到出路的烦闷无处排解。姨太太倒不会管他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会逼着他上进，只要给她钱用就可以了——他不明白为何素琼不能如此！
他走在堕落的边缘，一面享受着放纵的快感，一面受着因此而来的麻烦的煎熬。黄素琼与张茂渊两个女人眼见着劝慰他完全不起效，内心便谋划着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女人们固然容易因性情相投而亲密，却更易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而同仇敌忾。她们两个人此刻算是“二位一体”的了，姑嫂如此亲密倒也罕见。
黄素琼见这个男人如此不珍爱自己的身体和家族的名誉，慢慢地对他的态度由规劝变为责骂，直到失望，她的婚姻也许是走到尽头了——真快啊，她想着，这才几年啊？小煐才四岁，小魁还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可是，难道要把自己大好的青春浪费在这个毫无前途的男人身上吗？她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传统型的母亲，不会为了男人与子女奉献自己的一生，她还有寻觅幸福和自由的机会。
她害怕如果还待在这个家里，她将会变成一个整天唠唠叨叨的黄脸婆，她不想过从前母亲们的日子——一辈子将自己当个活的祭品一样献给一个家庭，临了开始抱怨和邀功——这个家要不是我在撑着早就散架了！是的，这样的话不绝于耳，中国的女性是惯于牺牲的，以至于认为牺牲乃是理所当然，稍微出脱一点儿，为自己的终生想一点儿，倒像个十分自私的女人，太不像话了。
她的心里一直在做着剧烈的斗争，出走还是留下？她对着梳妆镜里自己美丽的面容，痛苦万分。留下，意味着她将成为一个抱怨的妇人和族人称赞的好媳妇、好母亲；出走，她将拥有一个把握不住的未来——谁知道将来的道路上能遇上什么呢？她预感到只要提出出走，对这个保守的旧家庭来说简直像扔了颗炸弹——炸伤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她，难道要做新一代“中国的娜拉”？
可是，“娜拉”就算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如何活着都是个问题。她毫无生存的技能，没有上过正式的学堂，一句英语不会，没有钱——好在她还有祖上留下的古董，她鄙视张志沂那样不求上进只想着靠祖上留下的钱生活，料不到自己如果出走也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生活，有时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你越讨厌什么，你越有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人说，出走最大的困难不是技能，甚至不是金钱，而是勇气。勇气她是不缺的——湖南人是最勇敢的，她继承了湖南人的刚烈，说走就走！
一旦下定了决心，恨不能立刻就生出一对翅膀自由翱翔。这才明白，这个暮气沉沉的家多么令她讨厌，她鲜活的生命在这里只能枯萎。至于孩子——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她想着该如何去跟张志沂解释自己出洋的决定：说自己想去英国学英文？显然通不过，他们就住在英租界里，到处都是洋人，家里不缺请个洋教师的钱！要么称自己去学艺术？难道在中国就没有艺术，什么样的艺术非要出国去学？
借口连自己都听不下。罢了，不如直接说吧。
任何事情，最后总被我们证明直截了当有时是最佳解决方案，像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一样，拐弯抹角有时只会适得其反。
背影，记忆里的香气
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借口。
——张爱玲
一个女人只要对她的婚姻还有一丝一毫的希望，断不会贸然做出离家出走这样离谱的事情。即便是刚烈如黄素琼这样的女人，在面对婚姻时仍脱不了反复与犹疑的习惯。有时张志沂好点儿了，去姨太太那边没那么勤了，她也会有一霎的犹豫，然而也至多是一霎。
决定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张志沂越发不像个样子，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从来不知收敛，甚至仗着堂兄是交通部长，对那个英文秘书的工作也不太上心，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咬咬牙，恨铁不成钢。终于到了摊牌的一刻——张茂渊要去欧洲留学，年龄太小总要有个监护人。我跟她一起去。
张志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女人如今越发离谱，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竟然想到抛夫弃子出海留洋！她以为她是谁！她不是毫无羁绊的女人，怎能说走就走？这个女人怎么变了？她那么狠心吗？
让黄素琼狠心的不是时间，而是张志沂一点一滴琐屑的消磨。世间再美好的爱情到头来少有能抵挡细水长流的平淡，何况他们之间还没有深爱过就要经历这水滴石穿的考验。
张志沂坚决反对，这样的家事让他如何跟其他亲友解释呢？人家会说家门不幸或者有辱家风。一向做事优柔退让的张志沂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少有的强硬，他不能这样放任事态的发展，她若走了，他不是要成为一个没有妻子的男人？——姨太太老八毕竟是堂子里的，不是正妻，在这个问题上他也跟所有旧时的男人一样，讲究明媒正娶。
他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年张御史的公子与黄军门的小姐，一时传为美谈，多少人赞他们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如今，才过了多久他们就要让全城人看笑话？！绝对不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黄素琼是个说到做到的女人，其实她跟张志沂这样说，不过是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到底他还是一家之主，到底他还是她的丈夫。她不是与他商量，事实上她自己也焦头烂额，她对他们的婚姻毫无头绪，找不到任何出口。她像一个被伤透心的女人，只得找个借口出去散散心，希望能借助欧风美雨吹散心头的忧伤与烦躁。
她并非是个无情的人，对他多少还有点儿眷恋，只是这段婚姻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她这个并不高明的医生绞尽脑汁也想不到医治的方法。远遁，也许是最佳方法吧？
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一声叹息。
她和张茂渊两个人收拾好行李，一人带了两箱古董——那是她们到欧洲衣食住行的全部。幼小的姐弟俩还不明白他们的人生将从此而改变，他们的母亲将不得不抛下他们，将他们的命运交给时间去裁决。太残忍，却又有着万般无奈。
当她们收拾停当后，却在临出发前出了点儿事——家里遭到小偷的盗窃，偏偏什么都不少，只少了她们的行李！多奇怪，家中谣言四起，都说行李是张志沂指使下人去偷的，没人敢当面问他。
生活中总会有这样的事情，真相薄如蝉翼，人人都看见却只能当作不知道，没人有勇气去拆穿那层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谁要去做那个鲁勇的孩童呢？
行李遭窃，黄素琼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她心知肚明，本想着去跟张志沂发一通火，奈何无凭无据，于是便生生地咽下了这口气。但她跟张茂渊两个人都不是半途而废的人，已经做好的决定岂能这样就偃旗息鼓？
两个人肚里各自存了一口气，又默默地装了几箱古董——你能拿走，我就能再接着装！各式各样的衣物又重新置办了一套，张志沂自始至终都是冷眼旁观，他料不到这两个女人铁了心真比男人心肠还要硬！
拿了她们的东西，居然还要走——看来，这颗心已经关不住，只怕早已飞到了大洋彼岸。
临了真的要走了，黄素琼趴在竹床上嘤嘤地哭泣，没人敢去劝她。是她自己要走的，离别真的来临的时候却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除了小煐与小魁，这个破落的大家族，无论自己曾经多么厌弃，那么多年总也有过一些温馨的时光吧？
小姑张茂渊上来催了一趟，她不管不顾地还在哭——一个母亲要与自己的骨肉分离，不哭才怪；一个女人要与家庭决裂，是要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没有过婚姻的人约莫体会不到黄素琼此刻的心情，就像后来从未做过母亲的张爱玲一样，她终生对她的母亲有种隔膜的认知与了解。
下人上来跟张爱玲的保姆何干说，时间到了，再不走只怕来不及了！订的是船票，有些昂贵——要不走也是不行了，为着这昂贵的船票也要走一遭，哪怕搭上昂贵的温暖与爱。像离弦的箭一样，开弓没有回头箭。
黄素琼焉能不知道这样浅显的道理？她只是难过。两个孩子被保姆推到自己的身边，他们还那么小，还不知道什么是离别。孩子是没有愁绪的，他们永远快乐，即便是悲伤也只是一瞬，此后只有她想他们的可能，他们却连她的样子也会记得模糊。
张志沂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只是料不到真的来临的时候，心里除了愤慨外还有点儿别情离愁。他害怕分别，那种丝绵线割裂心口的痛楚，一点儿也不好受。他逃了，藏在了姨太太老八的家中。
眼不见心不烦。
他可以避走，因为他是一家之主。可他的孩子们不得不面对伤痛的一刻。保姆们将小煐推给她的母亲，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我们都是做下人的，哪里敢催促太太呢？你就不同了，你是她的女儿呀，赶紧说吧。
小小的张爱玲，就那样机械地站在母亲的床头，看母亲哭肿的双眼还有略微凌乱的头发，她还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她只得按照佣人教她的话，对着哭泣中的母亲说：“婶婶，时间不早了，走吧。”——张爱玲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呼自己的父母为叔叔婶婶，不过据张子静晚年的回忆称，他也是这样叫自己的父亲母亲，据说是黄家的习惯，不知姐弟俩哪个说的是真。反正，她叫她“婶婶”。
母亲听了毫无反应，她只得杵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佣人教她的话。她还没有离愁的概念，只觉得母亲如此必定是种忧伤的事情。她呆立在那儿，有点儿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好在，一个丫头将她抱了下去。她只感到浑身上下有种解脱的轻松。
终于到了码头，母亲与姑姑一起真是漂亮！这是她们张家的两个“新女性”——当时具有新思想的一批人大力称赞她们的勇敢，称她们是具有进步思想的新女性，而那些黄家、张家、李家的旧亲友面子上不说，背地里都说她们两个人“不安分”——都二十八岁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自己走就罢了还要带着小姑子！像什么话嘛？
说的比唱的好听，周围的亲戚一定有这样看热闹的。黄素琼与张茂渊这次的出走风波在几个家族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她们虽然是所谓新女性，但还是顾及张家的颜面，告诉众人她们是出国留学——总要有个好的名目，不是吗？
丫头老妈子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前来送行的亲友，熙熙攘攘站在码头上，等着最后的时刻来临。在这样煎熬的时候，竟然又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有人将黄素琼丢失的几箱古董给送了过来！
临了，还是妥协，还是要展现温情的一面。可惜，已经晚了。汽笛声像拉长的呜咽声，替他来送行与哀泣。滚滚的海水汹涌澎湃像翻滚的沸水，似乎要把她整个儿放在那巨大无边际的锅里蒸煮。
码头上的人群立在那儿不住地挥手，对着越来越模糊和渺小的身影告别。珍重声此起彼伏，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可离别的人心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愁绪。
在一群五味杂陈的成人里，小煐与小魁只是一副茫茫然的表情，他们实在不知道该作何反应，甚至不太明确妈妈与姑姑是做什么，为什么突然那么多的亲友要来到这个人潮拥挤肮脏不堪的码头。
他们自小便跟着保姆，饮食起居样样都是老妈子们照应，因而对于母亲的离去，他们甚至未感到有什么缺失。只是，从此，母亲的背影只能是他们记忆里的一抹香气了——嗅得到，摸不到，朦胧的美感、回忆的幻想装点了他们此后的童年岁月。
春日迟迟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张爱玲
当黑绿色的海水裹着各种欲望与不舍，离开了码头，黄素琼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裹着小脚的大家族小媳妇，而是一只重获自由的鸟儿，她期待着遥远的英国能给她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活。
她给自己取了个颇具文艺气息的名字——黄逸梵，大约换名字的瞬间多少有种改头换面的感觉。她不再是她了，而是一个二十八岁的自由女性，身边跟着的是比自己小几岁的小姑子张茂渊。如果说这桩婚姻还有什么是令人惊喜的话，也许就是在丈夫令自己失望过后还能与小姑子成为知己。女人要成为好朋友真不容易。张爱玲自己写文的时候也这样说道。女人与女人不太可能过于亲密，因为她们有较多瞒人的事情。
但女人与女人之间，一旦共享了私人秘密，感情便云蒸霞蔚起来。女人的友谊其实可以很持久，只要没有男人横亘其间。
她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生养她的祖国，离开熟悉的一切，投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只为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
她走后，对两个孩子来讲，影响并不太大。张爱玲曾经在《私语》里这样写道：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从前有句老话说，从来只有想孩子的父母，没有想父母的孩童。话虽然说得过于绝对，然而对于只有三四岁的孩子来讲，却又有着令人心酸的真实。因为小煐和小魁太小了，还不懂得何为相思。母亲的离开对他们实在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们日日照常在院子里荡秋千，老保姆何干每天必定带着他们去一趟公园，这是黄逸梵走之前定下的规矩。
对于家的感觉，也许何干给予的比她还要具体实在。
这个少言寡语的老妈子总是践行着她所认定的一切，每日清晨当小煐醒来的时候，她会用舌头舔一舔小煐的眼睛，说清早的唾沫有元气，对眼睛好。不过她做这一切自然是等太太离开家以后的，因为她知道黄逸梵一定会反对。
家里的佣人虽然不太希望太太出走，但黄逸梵的离开又给了他们行动做事的自由。这一阶段对整个家来说，实在是安静而宁馨的一段时光。张志沂起先独自去姨太太老八那里——老八是堂子里的说法，其实就是老鸨养的第八个女儿，后来慢慢地没有妻子的管束越发放纵起来，甚至带着张爱玲到老八的小公馆去。
也许，几岁的孩子已经有种朦胧的预感——母亲的出走大概跟这个什么姨奶奶有关。因而，她几乎是本能地反对，哭着说不要去，一双小手扣住门框子不松手。张志沂一看来了气打了她，硬是抱着她去了小公馆。
其实，之前黄逸梵在家的时候，他便偷偷带她去过，下人们很是担心，他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别告诉她不就完了吗？如今她已在万里之外，还想管得住他的身与心吗？
张爱玲跟着他到了小公馆里，他立在楼下直着嗓子喊：“下来，来客啦！”姨太太老八袅袅娜娜地从楼上下来，又瘦又小的身形让她看起来显得弱不禁风。她比张志沂大几岁，跟着他的时候已经不小了，样子虽小巧玲珑，但瘦削的样子看起来有些憔悴。
张家也好，黄家也罢，甚至李家的亲友，都搞不懂他为何会看上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黄脸婆”。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只有张爱玲洞穿了这个小秘密。她后来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里用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张志沂喜欢瘦削的女人，无论是妓女还是姨太太统统差不多，眉眼间怎样看都有点儿黄逸梵的影子。
也许，内心里他爱她还是多一点儿吧，否则何以要到处寻找那么一丁点儿相似？因而，他不介意老八比他大几岁，这些不是他要的重点。
黄逸梵走了没多久，旧历年一过，姨奶奶堂而皇之地入了张家的门，代黄逸梵行使女主人职责。
老八来了以后会是怎样的光景呢？幼小的张爱玲已经记得许多事情，那么早慧的她在《私语》里这样写道：“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依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
这是张爱玲记忆里颇为热闹的场面，她因为喜欢有人声有人气的地方，那种烟火气让她迷恋了一辈子，哪怕到了晚年离群索居的她依然对这种人间的味道感到很有兴味。
她是喜欢姨太太的，尽管心里每想到这个便隐隐有些不安。是啊，哪有母亲刚走就立刻接纳另一个女人的？但，她确实如此。姨太太缘何那么“抬举”她而忽略弟弟，原因她在小说中全部交代了。
大约觉得儿子终归是继承家业的，而女儿就不是了，无论怎样抬举她将来总是如同泼出去的水，翻不上天。再者，家中人人都宠着弟弟张子静，这位姨太太想要拿出儿点威风也好，出于逆反的心理也好，便对小少爷爱理不理，反倒是对大小姐张爱玲百般疼爱——虽然这疼爱里有些虚假，不过是为了在她的父亲张志沂面前邀功。然而，到底是疼爱。因而，张爱玲内心里对她并不反感。
姨太太故意跟她一起穿着母女装，四处游逛，倒是恍惚中有种真母女的感觉。这种亲密很多年后她还记得。姨奶奶有一次花了大钱给她做了一件当时顶时髦的衣服，张爱玲的心立刻被“收买”了。
这位被张爱玲形容为“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前刘海”的姨太太，向她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你母亲？”
“喜欢你。”张爱玲这样告诉她。姨太太满意地笑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尽管姨太太花的还是她父亲的钱，可有着这份心就很难得了。张爱玲终其一生都对别人的一点儿小恩惠记忆犹新，她在晚年写给好友邝文美的信中就曾说她是个对友情之类没有太多要求的人，别人的一点儿好她就感到满足，有时甚至感到一丝惶惶然。
姨太太的到来让张家改变了不少，除了热闹的人气外——姨奶奶从前堂子里的好姐妹很喜欢到她家来做客，一群女人叽叽喳喳，不改堂子里会应酬的本色，谈笑往来，家倒是喜气了，就是少了点儿庄重在里头。
但，好歹像个家了。
暮色里相依为命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
——张爱玲
不知为何，总觉得黄昏给人一种垂暮中的安全感，像怀了一肚子故事的老者一样让人感到安详，除了使人有昏昏欲睡的宁静，还有一种天荒地老的意味。
就像张爱玲的家，她说父亲的家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要沉下去，沉下去。但父亲的家并不十分让她厌憎，她厌憎的是后母来了以后的家，在那之前她喜欢这股子黄昏气，跟后来的姑姑家一样给她种天长地久的感觉。
黄昏时分，在女佣“咚咚咚”切菜的声音里，那声音是人间烟火的美妙音乐。伴着饭菜飘香的气味，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小游戏，过家家也许能够使得他们暂时忘记了母亲的离去。
原本他们并不记得母亲，只是老妈子丫头们隔三岔五地问他们：“这个是谁买的啊？这个是谁送的啊？对，是妈妈和姑姑。你们要记得啊！”妈妈姑姑永远一体，也难怪张家的人要说她们是“同性情人”。
母亲虽然远在欧洲，但是心内总是惦记着她的一双儿女，不时寄回一些衣物。一张张爱玲和弟弟的老照片上，姐姐怀里抱着洋娃娃，身上穿着民国时期的夹袄和裙子，弟弟怀里则抱着一只小狗，安静地坐在藤椅上。
洋娃娃是妈妈从英国寄回来的，而那只姐弟俩十分钟爱的小狗也是母亲养的，在母亲走后它成了姐弟俩亲密的玩伴——只是后来那只可怜的小狗因为吵着父亲被下人给送走了，送走一次它又跑了回来——多忠心，想着就让人心疼的小家伙，再一次被送走的时候，下人将它的眼睛蒙上，送到了遥远的郊区。此后，它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个洋娃娃在张爱玲的怀中，初看起来显得那么突兀，中西合璧的样子，自然看着触目惊心得很。中式传统袄裤像父亲那一面的遗赠，而洋娃娃是母亲那一面，那么迥异的特质却被她后来妙笔生花地搭配了，那么惊艳而动人，像她的文字总有人说是用西方心理分析法写中国老故事，在二十年后的上海滩没有谁能像她这样写作，凄清而冷艳，也许根底就在这里。
弟弟虽然只比姐姐小一岁，但从小体弱多病，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很是头疼，于是才有了张爱玲所写的那样“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因为不让他多吃，怕他的胃消化不了，于是常年的饥饿使得他特别嘴馋。
古老的中国人总是特别愿意相信饥饿使人清醒和健康，宁愿吃不饱也不能吃撑了，这和中国人的信仰也是有关的。在别人看来也许“过”与“不及”都一样不好，但在中国人心里，“过”似乎比“不及”还要让人讨厌。这样的事例多到无法列举，在“过”与“不及”的较量中，中国人是宁愿选择“不及”的。
不仅张爱玲的弟弟受过这样的饿，末代皇帝溥仪也如此，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他就写过一次因为实在饿了偷吃了一块驴打滚，最后被几个太监架住往下“蹲”的事情——老太妃们愿意相信这样就能将积食“蹲”下去了。
这个弱小的张子静看见别人嘴巴动，总免不了要问一句：你吃了什么？想来也实在可怜，像他怀里那只“没人要”的小狗一样，人人都只当他是个可爱的小玩意儿。
“我弟弟生得美，而我一点也不……”张爱玲说他长了一双大眼睛，尤其长长的睫毛特别漂亮。他们常常逗他玩，问他：“你的睫毛能不能借我一下？”他一定是摇头否定的，设若遇到有人夸赞某个人漂亮，他会用孩童的虚荣问道：“有我漂亮吗？”
此时姐弟俩的关系是他们一生中的黄金时期，他们的世界里暂时还是一元的，没有妈妈那一面的欧风美雨，只有父亲的旧诗词、旧小说，以及请来的先生满口的“之乎者也”。
这时候的她还是完全中国式的。
偶有亲戚走动，姨太太虽然也抽鸦片，但那时跟父亲一切都还过得去，一副天下太平的样子。
对于此时的小煐来说，最开心的还是能够与弟弟一起玩耍，那种童年的记忆跟着她一辈子，走到哪儿都忘不了。后来她在小说里、散文里都写下了这样一段游戏的场景：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人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一段时日，姐弟俩守住这小小的秘密，姐姐觉得自己像个指挥若定的小女侠，威风凛凛，很是受用。
孩子们的把戏往往早被大人看在了眼里，有一天他们玩耍之后，一个机敏的丫头便开玩笑喊了他们的名字——月红、杏红。这一叫不得了，张爱玲立刻感到一种灰心丧气的颓败感，原本以为自己是个无所不能的女侠，没料到却不过是别人眼中的小玩笑罢了。
这件事给了她特别强烈的启示——“霎时间她看见了自己在这个人世中是多么的软弱无力，假装是会使双剑的女将有多么可耻荒唐”。
这就是张爱玲，早慧，记性好。
大约所有的天才都是相似的，某个方面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和早熟，某个方面又会特别迟钝。上天待人实在是公平——天才的乖僻与“无能”用不了多久便显示了出来——不过这迟钝也得等到母亲归来的一日才能被看到。
现下她还是个小书虫，每天喜欢钻到父亲的房间里东摸摸西看看。父亲甚至觉得她是很有点儿天资的，因而鼓励她读书认字。
三岁就会唐诗的她，等到母亲离开那一年已经认识不少字，自然认字这方面母亲的心力也没有少。
那年冬天，家里佣人何干带着她去拜访隔壁路上的两个叔叔。其中一个清朝的遗老让她记忆深刻：他总坐在藤椅上，小小斗室里一个高大的老人。瓜皮小帽，一层层的衣服。旧锦缎内衣领子洗成了黄白色，与他黄白的胡须同样颜色。
他拉着孩子的手：“认了多少字啦？有一百个吧？有三百个吧？”那一声声的问话中都是饥渴，渴慕下一代的声音。
张爱玲叫他“二大爷”。二大爷以前做过清朝的总督，受了皇帝的恩惠，因而时时不忘以前皇家的好，北洋政府也好民国政府也罢，再也不曾出来谋过一官半职。
他过得十分潦倒，张家称他们这一房叫“老房子”——有老就有新，“新房子”也是他们的兄弟，便是那位交通部长张志潭，给张志沂谋了铁路局秘书职位的那一位。新、老之间不太来往，“老房子”生“新房子”的气，觉得他是丢了张家的脸，忘了从前的皇恩。但到底是一大家子，“新房子”每年会给“老房子”这边一点儿接济。这位二大爷从来不接——他的儿子却背着他统统接下来了，日子，总是要过的。
“背首诗我听听。”二大爷想听听张爱玲奶声奶气的背诵声。她略微有些紧张，缓缓开口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背完了他不作声，她却看见他偷偷地拭泪。对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他的前程已经随着皇帝的逊位被埋葬了，想到从前清室的恩宠，不免难过落泪。
这是天津留给她的荒凉，也是笼罩在他们家族周围的阴郁。
对她父亲那一辈人来说，清朝就是他们的国。“国”没了，他们无力复“国”，只好放纵自己，用酒精、鸦片和女人来麻痹自己的感官。
“国”没了，他们的所有幻梦全灭了。
只是，他们还不肯醒。
父亲的馈赠
先要下功夫饱读经书，不然也只是皮毛。底子打得越早越扎实。女儿也是一样。我们家里一向不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反倒要及早读书。将来等她年纪大了再驰纵也不迟。
——张志沂
张爱玲成名后，许多人声称她的作品里有《红楼梦》的影子，旧学底子十分深厚。张子静告诉读者说姐姐的旧学全部来自父亲那一面，那是父亲最为慷慨的馈赠。许多年后当张爱玲独自寓居美国的时候，不知是否能忆起父亲的这一点好处来，尽管是他不多的优点中的一项。若是想起，定会原谅他从前的种种不好吧？
“你若了解过去的我，你便会原谅现在的我”，这是张爱玲恋爱时说的话，然而莫名其妙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她的父亲张志沂。
张志沂尽管终生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书生，但自小便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因而对于自己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也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传统，为他们请了位老先生。
从这件事情上看得出张志沂的思想终究还是保守得多，他自己倒是会英文，也知道他所熟悉而依赖的世界已经翻天覆地，然而轮到子女身上则还是宁愿相信老经验。因而他没有让两个孩子去学校读书，而是在家里学习。
先生来的那一天是个大日子，老妈子们纷纷嚷嚷道：“这下好了。”仿佛先生来了姐弟俩的未来便能就此定了一样。两个孩子被打扮一番后拉到先生面前，那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满面油光。第一次的课姐弟俩记忆深刻，《论语》。木刻大字线装版，很容易弄脏，一天下来的小煐、小魁早已变成个煤窑里走出来的孩子，满面苍黑。
刚来的时候还是按照过去的礼仪，需要他们对着孔子的像跪拜磕头。小煐照做，只是心内并没有什么神圣的敬重——后来的她说她顶反感这样的仪式，越是大家斩钉截铁地认为的事情，她越是厌憎，诸如这样的跪拜，以及母亲在金钱态度上所表现出的清高，都成为她讨厌的地方。
叛逆，也许另一层意思是独立与清醒，绝不随声附和“从善如流”。
“先要下功夫饱读经书，不然也只是皮毛。底子打得越早越扎实。女儿也是一样。我们家里一向不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反倒要及早读书。将来等她年纪大了再驰纵也不迟。”张志沂第一天便对先生这样说着，他变得特别健谈，与先生大谈特谈，谈教育现状，顺带着连同学校与西方的大学一并踩了踩——在他的心里估摸着还存了一股子气，黄逸梵代表的便是西式教育。学校就是西式教育的物化，他不能对此投了降。
这先生在张家并没有待了多久，两姐弟又成为“散兵游勇”，跟在父亲后面学习点儿旧学知识。张志沂心情好的时候特别愿意教他们，尤其是小煐，他在她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丝父辈们的写作天赋，于是便一力鼓励她。
“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作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木兰花》，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应该说张志沂对文学也是十分喜爱的，他的屋子里藏着各种各样的书，古今中外。那里便成为张爱玲自得其乐的小天地，自小便嗜书如命的她常常在那里与父亲一起讨论读书心得。
除此之外，幼年的她即对色彩有着天然的敏感，没事喜欢胡乱涂两笔。张爱玲不止一次说过她对颜色总感到一种饥渴，所以喜欢色泽明丽的颜色——许是她的世界一直阴雨连绵，缺乏安全感，因而才会对色彩有一种近乎贪婪的酷爱。就像她能欣赏中国的旧体小说却不太喜欢国画一样，在她的观感中国画的颜色未免太素淡了。她喜欢刺激。
她的画很不错，因此她感到自豪。在《弟弟》中，她写到过这样一件事，因为她的画十分好，在她走开后，出于孩童的嫉妒心弟弟拿起笔，在她的画上画了两道黑杠子。
如果说文学是父亲的馈赠，那么绘画绝对算母亲的真传。黄逸梵跟刘海粟与徐悲鸿熟识，在留洋期间她曾拜师学习了油画。又或许，女人天生对色彩敏感。
不到八岁的时候，她已经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这样的皇皇巨著。那时候的她已经是亲友圈里出名的小天才，正如她后来技惊四座的《我的天才梦》里所说的一样。
七岁的时候，她甚至写了一篇家庭悲剧小说。从这个天才的事迹里，除了她的早慧让人吃惊外，恐怕倒是更多的荒凉感。第一次写文章便是关于家庭悲剧，由此可见她该有多敏慧且让人哀怜。
这个没有母亲的家，无论如何对她来讲都是种缺憾。
这个时候她甚至已经准备向报纸副刊投稿，她的天才还在积淀中，总有一天会喷薄而出。张志沂此时对她感到十分满意，毕竟女儿遗传了他的文学天分，而这些年黄逸梵远在天边，功劳他也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他一个人的。
当张爱玲仿照当时的报纸版式自己设计了一份家庭报纸时，他大加赞赏——报纸的文字与图片全是她一力完成，怎不让人欣喜呢？因而每逢亲友来访，他都要拿出来给人家炫耀地说：“看，这是小煐做的报纸！”
那声音里有为人父的骄傲，也有那么多年压抑的喷涌吧？自己这辈子算是不中用了，但没想到倒让他培养了一个小天才。
他是该感到自豪的，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抹杀他的功劳，即便后来父女反目也还是如此。
小煐除了喜欢读书画画，她最爱干的一件事是听人讲故事，尤其是老故事。后来她那么爱看电影，喜欢写小说，也许也与此有关——都是让人哭哭笑笑的故事。她缠着老妈子讲各种传奇，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听了不知多少遍也听不腻，雷峰塔倒了，有种令人欣喜的快慰。
下人里还有个被她称为“胸怀大志”的男佣人，识字不少喜欢写大字，她总是跑过去软磨硬泡让他讲《三国演义》。老妈子朴素的善恶有报和《三国演义》的虚幻传奇给了她最初的创作灵感。
为此，她差点儿写了《隋唐演义》。
一个人以后的人生走向，在某些人身上是能够看出个一二来的。但凡大作家，似乎总是比别人敏锐，喜欢观察人与事，就连爱听故事也都一样。鲁迅小时候也听了一肚子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日后全进了自己的文章里，不许一点儿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