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
战争表面的血雨腥风结束之后，人类的惶惑才刚刚开始。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长达四十五年之久的“冷战”无疑加剧了人们的不安情绪，更加直接地影响了文学创作。战后至50年代末的英国文坛受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尤为明显，在冷战的阴霾下书写现实的小说家们或昭示战争阴影，或揭露衰退的社会，或讽喻政治现实，或讲述历史事件。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与实验主义也处于对峙状态，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能够最大限度展现战争带给人类各种创伤的适合战后的文学创作形式。现实主义小说家在继续写实创作的同时都表明了反对实验主义的鲜明立场，认为它是小说萎靡的症结，而非促进形式健康发展的良方。[104]
战后西方现代文明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令书写衰落与倒退、揭示社会的阴暗与冷酷成为许多作家的创作主题，虚构讽刺喜剧的新古典主义传统重新获得青睐。反对现代主义形式实验的斯诺（C.P.Snow）认为，“现代主义向内看，迷恋主体性和个人幻想；对形式和风格的关注让小说沦落为语言结构，几乎很少或不指涉外部世界。因此现代主义无法探讨社会问题”[105]。在他看来，意识流小说技巧非但不会拓宽小说创作的思路，反而会将小说带入更加狭隘的境地。恪守传统意味着站在现代主义小说的对立面，并积极接受来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熏陶。斯诺不仅仅是继承英国现实主义传统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关注责任、道德和理想的道德家。他沿袭萨克雷、高尔斯华绥等人的创作手法，以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姿态忠实地反映英国社会，直接展示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等现实问题。出自“长河小说”“陌生人与亲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的《光明与黑暗》（The Light and the Dark,1947）是战后第一部涉及二战的作品，反映战争前后英国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精神状态。[106]《权力通道》（Corridors of Power,1964）延续了战后西方政治的主题，在揭示二战后西方政治的权力斗争以及热核战争的危险性方面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在出版于50年代初期的《院长们》（The Masters,1951）和《新人》（The New Men,1954）中，斯诺将目光转向科学家这类小说中的“新人”，分别聚焦于校园内的权力斗争和科学家的道义责任问题，并揭示比较了科学家和政客在道德和社会问题方面所采取的对立态度。斯诺借此表明了自己站在“新人”一边的立场，以及对政客利用科学进行权力斗争的否定态度。《新人》描写了主人公路易斯·艾略特的人生历程，探讨了特定历史时期内丰富多变的英国社会现实，表现个人在现实的大潮中沉浮的命运，探讨新时代人类的伦理出路。作为科学家，斯诺相信理性与智性；作为社会见证者，他看到了非理性的力量。在客观、准确地描摹现实方面，在关注社会和道德问题方面，斯诺与爱德华时期的小说家贝内特等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层面上探讨了英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如政界权力斗争、人的情感与理性的对立问题等。“因为在小说创作中注重探讨社会经验、权力运作和科学对20世纪生活的影响，他对现实主义青睐有加。”[107]接受过科学教育的斯诺讲述着一个个“新人类”的故事，准备开创新的时代。
库珀（William Cooper）的经历与斯诺十分相似，在文学观念和创作理念上也与斯诺比较接近。库珀认为实验小说过多地关注“孤独的人”，而他自己则对“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更加感兴趣。他曾发表檄文《对实验小说若干方面的反思》（"Reflections on Some Aspects of the Experimental Nove"l，1959），阐发自己的文学信条以及时代精神。库珀指出，战后的新书写走向一条与布鲁姆斯伯里传统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实验小说关注孤独的个体，我们要写的则包括了社会中的个体（我们的小说是两种个体兼而有之，我们并不疑惧吸纳实验小说中有用的发现，只是拒绝被限定于其中）”[108]。他认为，“写实验小说是在逃避写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因为小说家们无法适应社会，也无法投入社会；他们躲起来写孤独的人的内心感受，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当下的工业化社会”。1950年，库珀因出版小说《外省生活图景》（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而一举成名。小说展现了浓郁的外省人物风情，塑造了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物形象，描写了放纵的个人生活。作为一部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现实主义之作，《外省生活图景》对寻常百姓生活抒发了喜剧式与散文式的歌颂。库珀等人的小说“根本没有实验技巧的痕迹。他们文风浅显，采用顺时性的时间顺序，他们没有使用神话、象征或意识流的内在叙事。他们的小说风格是现实主义的、文献性的，甚至是新闻报道式的”[109]。尽管如此，这种现实主义的目的并不是报道事实或政治抗议，而是为了因歌颂普通生活的平凡而创造出的一种喜剧效果。
面对战后腐朽、荒谬、人性扭曲、缺乏神性、充斥着绝望与罪恶的世界，格林（Graham Greene）选择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做出回应，并将人性与道德冲突作为故事的叙事动力，创造了一个被评论家称作“格林之原”的世界，一个由不同信仰、性格、经历的人组成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精神世界。[110]格林本人反对这个称谓，声称自己不过是如实讲述了别人不愿提及的角落。[111]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格林之原”竟然与客观世界越来越契合，被作家塑造成冷战世界的幻影。大英帝国的日渐衰微、美苏争霸、亚非拉世界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都被他纳入写作视野之中。格林对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宗教色彩又为小说保留了人性的因素。《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1948）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二战时期英属西非殖民地塞拉利昂自由市的故事，那里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阴暗潮湿、枯燥乏味、道德沦丧、热带疾病，遍地垃圾。主人公斯科比作为一位英国殖民官员，善良正直，富有同情心，但因感情出轨而被叙利亚商人要挟。同时，作为一位天主教徒，他难以正视自己的感情，更不敢违犯教规提出离婚。职业的烦恼、情感与宗教的冲突令他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却求死不得，因为自杀属于深重的罪孽。最终，他制造心脏病发作的假象，以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小说结尾，神父指出像斯科比这样一个犯有过失的人“实在是爱上帝的”。虚构中的塞拉利昂与“格林之原”相互交融，与此同时，叙事者巧妙地抒发了关于人性的悲观结论。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格林的创作兴趣转向国际政治题材，并且常常将故事背景设定在英国以外的国家。他的国际政治题材小说蕴含着深刻、严肃的意义，因涉及间谍活动的内容而被称为“间谍小说”。一直关注现代间谍活动、大国政治、第三世界革命的格林早在战前就开始了间谍小说的写作，因为“每个小说家都与间谍有几分相似”[112]。但格林并不是讲述供人消遣的间谍故事，而是借此对人性进行思考和探讨。在他看来，“你曾嘲笑那些阅读间谍、谋杀、暴力、飙车的读者，但那些就是真实的生活，就是战后的现实”[113]。《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1955）围绕法越战争时期一桩谋杀案展开。叙事者福勒是英国驻越南记者，派尔是认真、寡言的美国人，带着特殊使命来到越南，期望建立美国式民主。派尔与当地军阀建立联系，将其视为美国将来可以依靠的“第三力量”。为了所谓的民主，他们不惜制造爆炸事件，导致五十多个妇女和小孩丧生。为了制止派尔滥杀无辜，福勒通过越南独立同盟的关系解决了派尔，心中又为此感到不安。《安静的美国人》真实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法越战争的历史风云，并且预见了其后美国与越南的战争，揭示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的做法不仅天真幼稚、不切合实际，而且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20世纪的南美洲是一个浓缩了肮脏政治、血腥镇压和普遍贫困的大舞台，格林以它为背景戏剧性地揭示了人在残酷、黑暗的政治斗争中的困境。《我们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1958）揭示了古巴、南非以及英国的政治现实，表现冷战中东西方的对抗与政治的无情。主人公詹姆斯是一位英国商人，为了牟利充当了英国在古巴的间谍。他捏造情报败露之后，遭到了英国间谍组织和古巴警方的双重追踪。《名誉领事》（The Honorary Consul,1973）描写了发生在巴拉圭和阿根廷边界小城查科的一起绑架人质事件。主人公普拉尔医生的死昭示了黑暗现实对人性的摧残和对人权的践踏。《人性的因素》（The Human Factor,1978）描写了一位英国与苏联双重间谍，情节与《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多有相似，同时讲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超越肤色的爱情，刻意突出“人性的因素”的重要性。
格林的作品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地使用单一的模式，他的创作从书写惊悚小说发展成为探索现代政治，观察当代信仰与公正之困境。他没有像现代主义作家那样以纯主观的视角反映现实，也没有如传统作家那样专注于眼前的物质世界，而是在作品中反映现实的同时融入对宗教的思考，从而触及了如何解决人类精神危机、人类文化深层罪与罚的问题。格林曾断言，“文学的政治任务就是反映自然，向人们展示自己的生活，指出他们的言辞和行动的含义；调查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保持过去的传统，探索未来；教育读者，批评错误，使人们受到鼓舞；揭露罪恶和创造新世界”[114]。他的“新世界”正是20世纪的人类社会现实，充满复杂而难以厘清的“人性因素”，因而被称为“20世纪人性意识与焦虑的忠实记录者”。[115]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创作继承了斯威夫特与斯特恩式的讽刺喜剧传统，使英国现代小说始终维系着一条讽刺喜剧的线索。[116]他的创作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早期的社会讽刺小说相继将英国教育制度、一战后英国社会的腐败和荒诞现象作为嘲讽的对象。二战后，他更加关注弥漫于整个英国社会的信仰危机和战争对现代人心灵的摧残，在发展早期讽刺艺术的同时，作品呈现出愈来愈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以讽刺的笔触描述了一个正在走向衰亡的世界。伊夫林·沃对战后社会的衰败采用一种幽默的好战立场，《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1945）以严肃的讽刺性标志了其战后创作的开端，其后的《司各特·金的现代欧洲》（Scott-King's Modern Europe,1947）对独裁者与革命领导人抒发了辛辣的讽刺。黑色幽默小说《至爱：盎格鲁——美国的悲剧》（The Loved One:An Anglo-American Tragedy,1948）以洛杉矶丧葬业、旅居好莱坞的英国人为内容，描写了美式天真与英式经验之间的较量。这些作品展示了伊夫林·沃对于喧闹社会的回应与反思。
战争真实存在，作家常常试图以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亲身经历。伊夫林·沃的战争三部曲“荣誉之剑”（The Sword of Honour）是他基于自己的英国皇家海军服役经历写就，拥有可靠的现实基础，包括《军人》（Men at Arms,1952）、《军官和绅士》（Officers and Gentlemen,1955）和《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1961）。不少评论家认为，三部曲不仅是描写二战的小说，也是一幅反映英国社会现实的令人捧腹又耐人寻味的讽刺画。读者在其中很难窥见人物的内心世界或参与他们的思想。对人物内心世界的隐藏表现了伊夫林·沃对于现代主义作家注重心理描写的厌恶，表明了他对现代主义写作的反对态度。从《军人》到《无条件投降》，伊夫林·沃的创作从强调讽刺逐渐过渡到平实的现实主义笔法，描绘了二战前后英国社会的精神危机和虚无主义气氛。三部曲中主人公盖伊的战争经历与作家本人的经历存在许多平行之处。对盖伊而言，荣誉之剑是屈辱的象征，是协约国对东欧和天主教子民背叛的标志。伊夫林·沃对英国战时政策颇有微词，在波兰与芬兰被纳粹和俄国吞并而英国坐视不理之后，他更产生了不满情绪，也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伊夫林·沃对他所熟悉的英国军队上层做出辛辣的讽刺，描绘了一个个毫无英雄气概的“反英雄”角色，以及一幕幕由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军官们所上演的闹剧。
法雷尔（J.G.Farrell）将战争描写的触角延伸至20世纪初。他是一位喜欢描写往昔之事的作家，按照他的说法，人们对当前发生的事情拥有清晰、固定的见解，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却往往模糊不清。因此，他力求客观地描写历史事件，叙述笔法严谨、写实，很少介入个人主观的思想和评论，从而增添了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他的“帝国三部曲”（Empire Trilogy）生动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战争场面。《骚乱》（Troubles,1970）以爱尔兰人民独立解放运动为背景。故事发生在“日不落帝国”开始衰落的1919年，爱尔兰独立运动日益高涨，于1921年除北爱尔兰外全部获得独立。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响起了要求独立的呼声，《骚乱》所描写的1919年至1921年间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为当时寻求独立的北爱尔兰提供了真实的历史比照，为认清当时的局势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围攻克里希纳普尔》（The Siege of Krishnapur,1973）反映了1857年印度士兵的反英斗争。小说力求事件的真实和细节的详尽，从语言、服饰等细微之处精确刻画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言行举止，塑造了主人公霍普金斯这一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新加坡争夺战》（TheSingapore Grip,1978）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新加坡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前，在英国统治下的最后时光。小说真实再现了当年大英帝国与日本军队争夺马来半岛的斗争，描绘了一幅英帝国日暮黄昏的衰败景象。
自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社会变革以及不断高涨的艺术与智性信心，女性作家开始逐渐探索愈加强烈的期望及独特的领悟，在文坛发出越来越多具有影响力的声音与见解。[117]以现实主义小说蜚声文坛的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是其中最坚定的传统维护者。她曾坦言：“我不想写实验小说……我对此毫无兴趣。我宁可尾随一个我所崇拜的、正在衰亡的传统，也不走在一个我所哀叹的传统的开端。”[118]德拉布尔再现社会真实的艺术技巧体现在书写大量切中肯綮的社会生活细节上。这些细节在介绍作品人物，以及展示他们的思想情绪和相互对话时，不断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作家本人也时常在其间直接插入揭示、批判、讽刺与评论。德拉布尔的早期创作偏向于书写女性隐私的、个体的自我真实，关注当代知识女性在一个依然由男性主宰的世界面临职业、婚姻等问题时的两难困境。她在作品中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描写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探索女性个体的精神世界，展现了她们努力摆脱对男性的依赖、追求独立和幸福的过程。《加里克年》（The Garrick Year,1964）和《磨盘》（The Millstone,1965）都将母亲对孩子的爱作为核心意象。在《加里克年》中，争取自由的女性和孩子的母亲这两个看似矛盾冲突的角色，在主人公爱玛身上最终以母性的胜利而获得暂时的妥协，小说以此展现了当代女性进退两难的困境。《磨盘》展示了源于女性心理特征和生理本能的各种主观体验，包括女主人公罗莎蒙德对性生活的恐惧，以及从怀孕经历中获得的种种细腻感受。罗莎蒙德既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也是一位母亲，因而不得不在重重困难和各种诱惑的包围之中苦苦挣扎，以求得人格的独立与完整。女儿的诞生唤醒了她内心深处最深沉的母爱，带给她心理上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满足。女权主义者往往将生儿育女视为妨碍女性独立自主的绊脚石，德拉布尔却满怀深情地描绘罗莎蒙德的母爱，以母女之情取代男女性爱作为小说的中心旨趣。德拉布尔将个人的亲身经历作为原始素材，作品显得亲切而真实。
德拉布尔既运用自身对于女性生活的切身体验来写作，也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时代的片段式社会记录。她所关心的根本问题并非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去批判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是关乎整个社会普遍的平等和公正。因此，小说题材从早期的女性主义发展到后期的社会批判小说，偏向书写社会真实。她笔下的人物生活在当代英国，面对各种棘手的现实问题，小说饱含社会意义和时代气息。《冰雪时代》（The Ice Age,1977）是德拉布尔的创作从前期转入中期的标志，表明她已经突破了早期作品狭小的女性空间，将目光投向拥有更加广阔空间的社会生活，创造出更多各具特色的人物。小说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社会状况：油价上涨，经济低迷，60年代充满希望、赚钱发财、安全稳定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三部曲《光辉道路》（The Radiant Way,1987）、《天生好奇》（A Natural Curiosity,1989）、《象牙门》（The Gates ofIvory,1991）通过三位女性的不同际遇，展示了当代英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德拉布尔选择了一条乔治·爱略特的传统之路，以大量翔实的社会细节创造了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徜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德拉布尔声称“作家总是怀着蹩脚的对于世界背后的天生好奇”，这种“天生好奇”又发展为对整个时代缜密的文化解读。[119]
20世纪70年代，战后“婴儿潮”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英国人沉浸于重建国家的积极乐观的精神之中。这种精神连同阿尔都塞、巴特、德里达展开的热烈讨论一道，引领人们逐渐走出战争的阴霾。身份开始与性、族裔、性别发生越来越多的关联，文学与流行文化目睹了身份概念变化所唤起的思想流派。[120]文学创作主题也随之改变，“大量当代小说家对于传统小说期待的准则，以及小说已确立的历史感到不安，他们试图探究其本质，重新体验并重构形式”[121]。布拉德伯里认为对于这一时期的小说家而言，19世纪小说的现实主义美学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美学这两种传统都已成为历史，他们正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重新定义小说创作。在这个世界里，人类与认识的关系、高科技与陌生感、扭曲的历史、膨胀的个人意识与离散的人类目标意识无不发生着改变。[122]浸染社会政治历史发展多元文化意识的奈保尔（V.S.Naipaul）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中的贪婪、混乱、暴力倾向日益严重，人们的生活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之中。他在《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1979）中讲述了非洲东海岸河湾处一个偏僻小镇里人们贫穷悲惨的生活。印度移民萨利姆在这个受到首都独裁政权严密控制、人民毫无自由、局势动荡不安的地区无法定居，只能继续漂泊。奈保尔期望描绘的不是安居乐业、井然有序的假象，而是他亲眼所见的污秽、杂乱、愚昧的社会实景。在“印度三部曲”《幽暗国度》（An Area of Darkness,1964）、《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A Wounded Civilization,1977）、《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India:A Million Mutinies Now,1990）中，奈保尔极其坦率地揭示了印度社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批判了印度的极度贫困和不人道的种姓制度。80年代初，奈保尔在游历了中东及东南亚诸国后写下《信徒的国度：一次伊斯兰地区的旅行》（Beyond Belief: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s,1998），对这些地区的种种不良现象做出了评述，对伊斯兰文明亦不无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