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座雕像——清华大学校庆随笔之一
今年，一九九五年的四月三十日，清华大学八十四周年校庆。清华名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铜像在刚落成的建筑馆中揭幕。揭幕典礼的几百名参加者，梁先生的亲人、朋友、弟子，外地赶来的校友和在校的学生，挤满了新馆入口的正厅和侧厅。
这是安放在清华园室内外各个公共场所中的第十二座雕像：梁先生好像刚从家里来到系里上班，他所特有的爱说话、爱议论、亲切近人、风趣俏皮的神情却没有留下多少。
梁先生是一九七二年在一片寂寞中去世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在逝世前很久就已经没有说话了——《梁思成文集》最后一卷（第四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写于一九六四年七月。
梁思成铜像
我第一次听梁先生讲话是在一九五九年冬天。那时他从北京来到故乡广东。我们学校学生会请他到我所在的班级发表演说。梁先生谈到多年来共产党对他的思想、学术和病弱的身体无微不至的医治和关心。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一个天真的儿童在倾诉着如何感激如何爱戴自己的母亲，完全不像一位年近花甲的著名学者。接着，梁先生讲到建国十年的伟大建设成就，讲到首都十大建筑的成功创作。当他谈到北京的城墙和城楼时，他继续激动着。他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在我们这些经过“反右”运动的大学生听来，这话比“右派”还要右。后来到了清华大学，才知道梁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这相同的话——然而，在《梁思成文集》中，却没有这段文字。
五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梁先生在重庆，曾写信给美军有关人士，希望美军在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时，对奈良和京都这两座文化古城手下留情。
也是五十年前，梁先生作为中国的代表，作为中国建筑师，参加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
四十九年前，梁先生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建筑系。
四十七年前，当时“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尚无结果，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到清华园梁家，表示万一和谈破裂不得不以武力攻城时，须对城内的古建筑等实行保护，请梁先生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它们的位置。
这几件事，对一位建筑学家来说，对于我们建筑界来说，都是大事。但是，翻遍《梁思成文集》，都没有见到任何记载。
四十六年前，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梁先生偕同陈占祥先生，提出了保护北京旧城、在西郊逐步建设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议和规划设计方案。那时节，进行大规模新区建设一时确非国力所允许，然而保护旧城的愿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旧城保护不成，梁先生退而求其末——保留旧城的城墙和城楼。于是，在《梁思成文集》第四卷中，留下了动情的文字：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梁思成构思的旧城墙上的公园
然而，急速前进的历史和城市首脑的匆忙决策，彻底湮没了梁先生热情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系里，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共产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举世无双的城墙和城楼，也就慢慢地被拆光了。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继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梁先生早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与北京城融合在一起了。他为之奔走呼号，为之陈情请命的古都北京，作为一个整体，是保不住了，最后，连城墙城楼也保不住了，就连反对的意见也不能说了。但是，他最后还剩下“喊痛”（剜肉切肤之痛）的权利和机会——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一种难以听到的、非常勇敢的声音，一种在继续“反对”的呼喊。
然而，梁先生也许无法理解：整个儿的一座两座古城，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可望得到保护；一个伟大的文化古都，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可以获得关怀；而一线城墙，却连“保护”的意见也不能再说，只能眼巴巴看着它在和平时期里彻底地消失。
历史过早地为梁先生铸就了这缄默的雕像。
当人们争先恐后在梁先生铜像前面照相留念时，在熙攘嘈杂中，在闲聊中，在不到十分钟时间里，就有两位朋友直着嗓子对我说了同一内容的话：北京市某位负责人引咎辞职，“北京不会再盖那么多大屋顶了”。这时人们已经忘却五十年代中期批判建筑创作中的复古主义的情景和当时梁先生的处境。因为人们明白，近年来北京建设中空前繁荣兴旺的大屋顶，已经跟梁先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北京所提出的“维护古都风貌”和“夺回古都风貌”的方针及其具体操作的直接后果。
今年年初，首都举办了一个以“夺回古都风貌，繁荣建筑创作”为题的建筑设计展。门口的观众留言簿上，写得最多的是对大屋顶大肆泛滥的不满和质问，跟展览会举办者对许多盖着琉璃瓦大屋顶和黄亭子的星级饭店之类所加的“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的赞语唱反调。继续参观，人们还可以看到不少建筑物的“原始方案”和“实施方案”同台展出：前者是一些平顶的比较现代化的建筑，后者却一律被不问情由、不问造价地扣上大小不同的琉璃瓦顶子。就像作家写的小说，被硬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建筑创作的成果被篡改了，建筑师任何新的探索和对建筑艺术形式的任何新的追求，以及建筑创作中的科学、民主和自由，统统被压制了——这些从建筑创作过程以外强加的东西！
从五六十年代拆城墙拆城楼，到八九十年代大盖假古董伪劣大屋顶，一个是拆除古迹，一个是假造旧貌，是两个不同的事体。但都发生在同一个城市中，并且同样以不准反对、不准异议的独断方式行事。
一九八六年，当北京提出“维护古都风貌”的方针并且把这个任务落实在新建筑的大屋顶上时，我曾在《北京日报》上写道：“古都风貌，旧梦难圆，时代风采，势所必然。”多年的实践表明，在城墙已经拆除之后，在日新月异、万象更新的现代首都，凭借高楼上那些重复出现的，或由名师精雕细刻，或由外行者粗制滥造的大大小小的琉璃瓦顶子，怎可能“维护古都风貌”呢。到了去年，由于“维护”不成，北京又提出“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具体而明白的动作，还是老办法，给新建筑戴瓜皮帽。然而，不管如何“下工夫”，也不管如何“夺”法，例如，再盖他一百个仿故宫，一百个仿天坛，一百个大屋顶、黄亭子，它们大概只能对故宫、对天坛起干扰、压抑的作用，而我们伟大首都的现代发展，是绝不会再返回到“古都风貌”去的。我在自己主编的《世界建筑》杂志上批评说：“我们的一些指挥、指导首都建设的同志，为人民为国家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他们不愧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但当他们提出要以今日的建筑去‘维护’和‘夺回’古都风貌时，在这一件事上，他们却似乎变成了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者。”
这些批评的文字，多么孱弱无力。而行动的批评和批判，却要坚决、有力得多：
五十年代，批评建筑中的复古主义和资金浪费时，几个正在施工的大屋顶霍然中止，被大大简化或干脆改成平顶“；苏联老大哥”当时做得更绝，那些在斯大林时代因大搞复古建筑而获得殊荣的建筑师，被赫鲁晓夫收回了所得的勋章；近日，听说北京已经有人跑到主管部门那里，要求把正要动工的大楼上的大屋顶删去。用盖大屋顶的钱，至少可以多建一两层楼。
青年时代的梁思成曾秉承父训，刻苦解读中国建筑史籍中的天书——宋李明仲所著的《营造法式》，并以示国人，进而研究、揭示了以明清皇家建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伟大成就、创作规律和它的形式与“文法”（一九三二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作为学术研究的成果，它们将永葆其价值和光辉。但是，它们却也跟梁先生当年学着苏联人的口气在中国提倡“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主张一起，成了建国初期建筑创作中复古主义浪潮的一部分思想的和理论的原因。五十年代时，北京的老大娘批评说：“共产党不信神，为什么盖那么多的庙？”九十年代的北京青年，对着新建的大屋顶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搞这些封建的手工业的玩意儿！”然而，时隔几十年之后，复古主义在中国建筑中变本加厉，则是梁先生始料所不及。
关于新建筑的创作，梁先生很早（一九三四年）就以“尽信书不如无书”来告诫人们不要照搬古代的“法式”和“则例”。解放后的建设实践、建筑思想的反复，必然地在把梁先生的建筑思想向前推进。一九六四年三月，他在写给广东省一位干部的信中明白表示，把“清代‘官式’建筑的‘则例’用在南方或者用在‘不摆官架子’的建筑上是不恰当的……要摆脱那种堂哉皇哉摆架子的模样”。梁先生的这封信，也没有收入《梁思成文集》中。
揭幕式结束了。几个徘徊不去的朋友好像到了这时候才有心思来端详和议论这所在的环境和气氛。梁先生的雕像安放在门厅侧厅的尽端。这侧厅是下沉式的，似乎不是放人物雕像的地方。透视过去，给人的感觉是，雕像像是压在那长长的汉白玉楼梯的下边。为什么不把雕像安放在正厅呢？
也许，到了明年，梁先生的母校清华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梁先生创建建筑系五十周年，梁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的时候，人们会把先生的铜像，安放到正厅正中的位置上去。
附记：另外十一座雕像是：毛泽东主席、施滉烈士、马约翰教授、朱自清教授、闻一多教授、吴晗教授、邵逸夫先生、张子高教授、蒋南翔校长、梅贻琦校长和叶企孙教授。十二人中，除香港的邵逸夫先生外，都已成了古人。
一九九五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