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梁启超:做一个有个性的人

第一章 梁启超:做一个有个性的人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他56个春夏秋冬的行走,怀揣的梦想,就是爱国与救国。

他5岁始读《四书》《五经》,8岁学写文章,9岁能写千字文,12岁考中首榜秀才第一名,被乡里人称为“神童”。

他师从康有为,一生行为深受老师影响,投身政治运动,影响很大。1895年春,他赴京会试,因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他协助老师康有为,发动3000名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求变法,史称“公车上书”。

他支持“五四”运动,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倡导新文化运动。他主张教育必须培养新国民,教育必须以培养“新民”为目的。

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提出设立师范教育的教育家。1896年,他在《论师范》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师范教育: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是整个教育质量提高的基础与保证。

他既不盲目于新学,也不固执泥古,对于我国过去思想界受儒家思想的束缚,极为不满;他认为这种儒家思想所形成的束缚,使我国两千年来殊少杰出的大思想家,即使有也只能托古而存,毫无独立精神。所以他一生致力于提倡思想自由,力图破除这种思想界的痼疾。

他思想独特,著作等身,1400多万字的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其中,《新民说》拉开了中国启蒙学的序幕,“五四”后的思想家,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

岭南神童

梁启超,在家中排行老大,论干支,癸酉年,属鸡;论星座,则为双鱼座。

梁氏家族在他以前,已经发展了250多年。家族始于宋代梁绍,进士,于广东为官,居南溪雄珠玑里,传3代;梁南溪始迁新会县大石桥,传12代;梁谷隐于茶坑村立户,谷隐10世孙为他高祖;高祖子名炳昆,炳昆8子中老二,名维清,是他祖父。梁氏代代农耕为业,是最普通的农民,到他祖父才一边勤耕苦种,一边攻读诗书,最终考取了秀才,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乡绅。

岭南多豪杰。他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岭南福地,祖父梁维清,已经成为靠剥削起家的小地主,梁姓在茶坑村100多户人家、5000多人中已达2/3,势力较大。

他的家族,虽已富裕,但在整个地主阶级中,还属于“富而不贵”的小地主。梁氏家族,还没有人通过科举,跻身于上层封建统治者中。

对此,他祖父深以为憾,决心改变这种局面,自己苦读诗书,以期实现为官梦。夫人黎氏,是广东提督黎第光之女,对改变梁氏门庭也很卖力。然而,奋斗多年,梁维清也只中了个秀才,挂名府学生员,在仕途上也不过做到教谕,管理县文教事业。在清代九品之制的官阶中,位列八品,职位卑微。

祖父在茶坑村,却是个大人物,春风得意,算是给梁家开辟了通往官场的道路。凭借教谕的头衔和身份,购买图书,置买10多亩好地,满怀信心地让儿子梁宝瑛在自己拓开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梁宝瑛是梁维清的三儿子,是梁启超的父亲。

祖父对他的父亲要求极严,千方百计地让他父亲刻苦攻读,希望他父亲能博取功名,光宗耀祖。

然而,他父亲不仅没能更上层楼,而且苦读一生,连续应试,从少年童子考到两鬓染霜,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只落得茶坑村的私塾先生。

但梁宝瑛一生勤奋,事事按儒家伦理道德律己,严守家风,为后代能跻身官场费尽心血。

父亲的为人,使之在茶坑村有了威信,掌握耆老会长达30多年,为乡邻做过一些善事,为乡亲所拥戴。

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粗知诗文,勤劳干练,贤淑聪慧,以“贤孝”闻名乡里,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母亲的敦厚朴实、温柔忍让,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祖父在一大群孙儿、孙女中,最看重、最疼爱他。6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祖父身边。白天,他跟着祖父一起读书、玩耍;夜里,就和祖父睡在一张床上,听祖父给他讲历史故事。他祖父喜欢讲古代英雄豪杰、学者硕儒的故事,尤其喜欢讲宋代、明代亡国的故事,对那些沉痛的往事,总是津津乐道。

虽然成长于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但梁启超不是沉醉于玩乐,而是早早地开始了启蒙。母亲在他两三岁时,就教他认字。他的祖父,在他四五岁时,就笑着引导他,读起了四书五经;一到晚上,他祖父还一边让他背书,一边给他讲故事;他祖父还教他手握毛笔,练习书法;他6岁未满,就读完了五经。之后,他到父亲的私塾学习《中国略史》等课程,开始接受比较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8岁,他就学作八股文了。在祖父、父母的悉心教导下,他学业大进,9岁时,就写出了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八股文章。

梁启超才华早露,童年时就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深受梁氏家族的宠爱。

有一次,他爬着竹梯登高玩耍,他祖父怕危险,急忙叫他:“下来,快下来!莫跌下来呀……”他看到祖父站在梯旁,竟双手扶梯又攀了一级,还叫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听了开怀大笑,感到自己孙子非比寻常。

有一天,他在外玩得满头大汗,口渴回家,看到父亲正和客人笑谈,他却没管那么多,自顾自提起茶壶给自己倒水,正要喝却被客人叫住:“启超,听说你认识很多字,你过来我考考你。”说完在茶几上的大纸上狂草了一个“龙”字,问他:“你读给我听听。”他端着碗看了一眼字,摇了摇头。客人见他连龙字都没认出来,哈哈大笑起来。他却没有理会,而是将水一口气喝了下去。客人看了笑着说:“饮茶龙上水。”他看着笑的洋洋得意的客人,回应道:“写字狗耙田。”客人收敛了笑容。他父亲很尴尬,正要惩罚他,客人却夸赞道:“了不得!令公子才思敏捷,对答工整,好!好!好!”

他刚满9岁时,祖父和父亲就决定让他去广州考秀才。他第一次出远门,从新会上船沿西江而上。同船的多是赶考的,四五十岁的、十多岁的比比皆是,他年龄最小,不免胆怯。

这天中午,大家在船中进餐,忽然有人提议,以餐中咸鱼为题,吟诗助兴。大家还在冥思苦想,他就忍不住吟了两句:太公垂钓鱼,胶鬲举盐初。

他话音一落,就博得了一片喝彩。有的说,这两句诗,诗意浓郁,风格高雅;有的说,他年纪最小,出句最快又好,才华不同寻常。从此,他舟中咏诗的故事,不胫而走,梁家“神童”的声名,传遍了新会,响誉岭南。

梁启超10岁那年,跟父亲进城,夜里,住在秀才李兆镜家。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就到李家正厅对面的杏花园玩耍,看见朵朵带露杏花,争妍斗艳,十分可爱,就伸手摘下几朵。

突然,他听到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是父亲和李秀才。他急忙把杏花藏进袖子里,但还是被他父亲看见了。父亲不好意思在朋友面前责怪儿子,就严肃地吟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本来他父亲打算用对联来处罚儿子,却不料,他在抬头间偶然看到对面厅檐挂着挡煞的镜子,急中生智对道:“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李兆镜听父子俩的对子,禁不住拍掌叫绝,笑着说:“让老夫也来考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话音刚落,梁启超就立即回应:“策马入长安。”“好,好!”李兆镜笑容满面地连声夸赞。

11岁那年,他到省城参加考试,一举考中秀才。考完试之后,主考的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细阅读了他的试卷后,大为赞赏,专门召见他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与他们谈论经学、唐诗宋词和唐宋八大家等。

被接见的新科秀才,一个个进去后,很快就退了出来,惟独他,虽然小小年纪,却无所不知,对答如流。叶大焯不觉十分高兴,对他大加赞赏。

机灵的他,在赞赏声中马上跪下请求说:“老师啊,我的祖父今年已经是七十高龄,他的生日是农历冬月二十一,弟子很快就回家乡看望他老人家了,如果在我为祖父祝寿时,能得到先生所写的寿言,一定会使我祖父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告慰叔父和父亲的孝顺之心。”

叶大焯听完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说出这番成熟的话语,大为惊讶,并深深地为他这份孝心所感动,于是接受了他的请求,欣然提笔,为梁老先生写下了寿文。

叶大焯在这篇洋洋洒洒的祝寿文中,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梁启超才学不凡,可与历史上的吴祐、任延、祖莹相媲美;二、劝勉梁启超不可骄傲,巩固所学的知识,勤学新的知识,树立远大的理想;三、梁家教子有方,茶坑人杰地灵,梁启超前途不可限量。

回到家中,他祖父一读,惊讶地瞪大双眼,手理胡须,笑着说:“广东学政是朝廷三品大员呀,竟亲自挥笔为老夫写寿文,真是大喜过望,大喜过望啊!”

茶坑村双喜临门,就像过节一样,既庆祝他考中秀才,又庆贺他祖父得到高官的祝寿。

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仅17岁的他,参加了广东乡试,顺利考中举人,排名第八,而且是这次新会籍考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一个,也是全省考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乡试中,他的试卷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自然引起了两位主考官的特别关注。

正主考官李端棻,是贵州省贵筑人(今已并入贵阳);副主考官为福建人王仁堪。两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

李端棻心想,自己多年来担任乡试主考官,从来就没有遇到像梁启超这样才学超群的学子,他感到应该和梁启超见见面,试试他的真正才学,同时,李端棻心想,自己有个年轻的堂妹,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撮合撮合,兴许能成就门婚事,于是,李端棻就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作媒。

正当李端棻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智,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举子。

当李端棻提出请王仁堪做媒人的时候,王仁堪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但是,由于李端棻最先提出,王仁堪内心虽然有说不出的惋惜,最后也只得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后来,李端棻借与考生面谈的机会,直接向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在主考官面前,一时之间,无法拒绝,而且他也无意拒绝这门婚事,便深深地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并马上写信告诉了父母。他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觉得很不妥当,因为自己家族,世代耕读,李家则世代为官,难以高攀,门不当户不对,就婉言谢绝了。李端棻却并不死心,坦然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我也知道启超出自寒门,但他前途无量,不久即可青云直上。我家物色的是人才,而不是从贫富来考虑,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堂妹深明大义,我才敢于为她主持这门婚事,你们就不必推却了”。

就这样,这门婚事就定了下来。

后来,李小姐在他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段佳话,当然,这是后话。

康梁维新

梁启超考中举人以后,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他继续努力学习,在广州的学海堂发奋读书。

学海堂中,他有一个同学陈千秋,是南海县西樵乡人,两人非常要好。

一天,陈千秋从外面回来,非常兴奋地对他说:“梁兄,我听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现在,他刚巧从京师回来,我正想前去拜见他,他的学问是我与你所想象不到的。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就太好了。”

陈千秋见他还是一脸纳闷,就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写了一封5000字的《上清帝书》,向光绪皇帝提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他还警告皇帝,如果还是因循守旧,不变法图强,外国列强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土,像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就会再次发生。本来康有为在这次乡试中,已经考中举人,可是顽固派大臣徐桐认为,“像康有为这样轻狂之人,如果让他考中,今后必然会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于是,抽去了康有为的试卷,使他不幸落榜。但这次上书却轰动了整个北京官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这个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求知欲极强的梁启超,他急切地恳求陈千秋说:“陈兄,我也想见见这位康先生,你快带我去见见他吧!”陈千秋爽快地应允了。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

见到康有为后,他便决定正式拜康有为为师。

他和陈千秋二人,共同请求康有为自己开学馆。于是,康有为就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从此,梁启超就结束了在学海堂的学习。

1890年,18岁的举人梁启超,拜33岁的监生康有为为师!

康有为中举,是1893年的事,比梁启超中举晚四年。他拜康有为为师,是举人拜秀才,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万木草堂,是康有为用以讲学、培养人才和宣传文化思想的基地,草堂的命名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深意。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万木草堂本是丘氏宗祠,原名丘氏书室,也是教育家、爱国志士、清末岭南三大诗人之一的丘逢甲族人祭祖、授课之地。

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1891年3月,康有为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的学规,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

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慎独、主静、厉节、养心、敦行孝悌、检摄威仪、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道德修养,内容虽没摆脱封建教育巢臼,其目的却在于激励气节,发愤图强。

在智育方面,康有为开设四种课程:经世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和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之学、宋明理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学原理、政治应用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群学等;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数学、地理学、万国史学、格致学等等。

最初,万木草堂的学生不满20人,后来,声名鹊起,学者日众,增至100多人;1893年,学生猛增至数百人,于是,再次搬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

1894年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一度停办。1896年后又有短期讲学活动。

1894甲午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史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负责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停战条约,史称《马关条约》。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签订前,消息传到国人耳中,立即引起了国人及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的强烈反对。

此时,康有为倡议发动各省的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拒绝签订《马关条约》。

经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昼夜奔走呼号,湖南的举人首先响应,福建、江西、贵州、四川的举人跟着响应,河北、山东、河南的举人也随后响应。

结果,进京参加会试的18省举人,都被鼓动起来。康有为大受鼓舞,立即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14000字的“上皇帝书”,史称“公车上书”,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在文章中签名的举人就有1300余人。

后来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的举人有数百人。在京城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可以说,这是中国后来学生运动的先导。

主和派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就派人到各省会馆,恐吓举人,要他们撤销签名。胆小之人在威逼下妥协了,然最后仍有603人不愿屈服,继续保留签名。

当时朝廷规定:上呈皇帝的文书,不能直达,必须经都察院转呈皇上,但等到四月初十,上书送至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提前两天,初八就在烟台换文了。

都察院的官员就推说签约已成,无法挽回,拒绝代收这份“公车上书”。

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便把维新思想转向民间宣传,为提高广大民众对时局的认识,他们两人就在上海撰写了《公车上书记》这本小册子。

这次上书,还是由都察院代转,最终顺利到达了光绪帝的手中。

光绪和恭亲王奕訢看了之后,十分欣赏,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汪康年和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这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也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份报纸。其中,梁启超是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论》《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均发表于此报。梁启超为《时务报》撰写的政论,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在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强烈反响,“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到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揭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倡言变法,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因此报纸颇受读者欢迎,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时务报》连载《变法通论》,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时务报》发行一年后,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翌年,梁启超去湖南,仍遥领该刊。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他愤然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排式也与前不同。

1898年7月3日,在梁启超身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对于梁氏家族来说,这次是他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可惜当时他祖父已过世——

这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梁启超。按清代惯例,举人得到皇帝召见,至少能成为内阁中书。

遗憾的是,他不谙官话,在这次会面中,把“孝”字说成“好”,把“高”说成“古”,弄得皇帝目瞪口呆。

光绪皇帝大为扫兴,因此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而康有为与光绪几小时的长谈,就大受嘉赏。

从这以后,康有为多少受到这次召见的鼓舞,一直以君王师自居。这为后来康梁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重重的伏笔。

维新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允许平民上书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最终以失败告终。

另外,维新党虽改名改革派,却因言论过激,用革命手段改革,得罪了很多温和派。甚至康有为还书生意气的喊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变法失败,政局紧张,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人。谭嗣同劝梁启超外逃,伊藤博文也要求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想方设法营救他,并说:“救他吧!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在这种时局下,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吉田晋。

首唱“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这个今天家喻户晓的称谓,是梁启超首先提出,并唱响全世界的。

在“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前,国人并无民族观念,而是习惯说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把我国称为大秦、震旦、支那等等,还有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称谓。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国内先进的思想家们开始重新思考许多凝重的问题。严复的《天演论》,使国人意识到了合群的重要,其中发出了“保国、保种”的呼声。

1898年秋,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沿着严复“保种、合群”的思路,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1899年在《东籍月旦》一文中,他首次使用了“民族”一词,随后他又从民族进化和竞争的理念出发,大胆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他在《新史学》中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里的人群进化,其实就是民族进化。这时他的民族观念,就已上升到了理论层面。

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他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这一独特的概念,还把中国民族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在此基础上,1902年,他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随后,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学术思想地位时,他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就这样,从“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他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全新创造。

不过刚提出“中华民族”时,他的定义较为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他才清晰地赋予了“中华民族”较为科学的内涵。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他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断然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6年时间,中华民族完成了创造,不论形式还是内容,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留日的众多学生都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热烈讨论。甚至孙中山、章太炎等当时不大关心民族融合的革命党人,也开始思考民族团结、平等的问题。

现在,“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共同体这一理念,早已成为了国人的共识。

新民说

梁启超虽然只在人间行走了56个春秋,但他精妙治学,辛勤笔耕,给后人留下了148卷、1400万字的宝贵财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新民说》。

《新民说》是他在1902年至1906年,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从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1916年部分收入《饮冰室文集》;1936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同年出版《新民说》单行本。

《新民说》讲述了现代国民应有的条件和准则,旨在唤起国民的自觉:从帝国时代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在20世纪的中国起了启蒙作用。

他的每篇文章,都饱含激情,对读者有一种魔力。这也使得他风靡一世,声震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舆论骄子,天纵文豪”。王文濡挽梁启超:“《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雅俗同赏,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比比者是也。”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首次提出了“新民”思想。他振聋发聩地呼吁“改造国民性”,当时应者云集,且至今还有适用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呼吁不仅是口号,他还在探索后提出了具体方案,形成了“新民说”理论。

“新民”一词,出自儒家经典《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主张“亲民”即“新民”,而“新”就是革新,革故鼎新。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意识到,人的革新,决定制度的变革,“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欲要国家独立富强,先须改造国民、提高国民素质,有“新公民”而后有新的国家。新民说的一个重点,在于大力提倡“公德”,因为,梁启超发现:“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昧于公德,则人群不成其为人群,国家也不成其为国家。”反之,“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新民就要有公德、能处群。如何培养新民?他想到借助于艺术(小说)和宗教(佛教)的力量,特写出了有名的论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

他在《新民说中》还就如何去掉“心中的奴隶”,谈了具体的看法,就是在今天,也很有借鉴意义,他说:

勿为古人之奴隶。对待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要珍惜,要继承,但不要被古人的思想束缚,对待文化遗产要有客观分析的精神;

勿为世俗的奴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世俗,但不等于说所有的时代世俗都是好的,都是比前代进步的,盲目追求世俗是不恰当的,对待世俗也需要有冷静的态度,分清是非的精神;

勿为境遇之奴隶。许多人在对待事情时,往往过多的强调环境的作用,将自己或别人的成败归于环境因素,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环境的作用,但是主观的作用才是第一的。当你遇到不好的环境时,应该有克服困难的精神,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应对环境,为自己开辟一片有希望的天地。有些青年当遇到困难时甚至采取自残的行为,这是很不应该的,希望你们摆脱“境遇的奴隶”思想,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开辟道路,那怕是很困难的;

勿为情欲之奴隶。情和欲都是人性的表现,压制情欲是不对的,但是对待情和欲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自持的态度,不能陷入情和欲望的陷阱中,当情和欲得不到时,你要客观的分析原因,不要一味责备别人或自己,要始终保持冷静态度,就会从情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且你最终会获得使你幸福的情和欲。

在《新民说》中,他提出了塑造理想国民的思想。他吸收东西方道德特点,针对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国民标准,即为“新民”。

“新民”应具有下列特点:要有公德心;要有国家观念;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人民进取冒险的精神愈盛,其国家也愈强;要有权利观念;要了解自由的真义;要有规律的生活;要认清义务;要能够自尊;要有毅力;要能够合群;要做社会的生利分子,所谓生利分子,并不是要每个人直接参加到生产事业里,而是指所有能够保护生利的人,比如像官吏、军人和医生等,也都是社会的生利分子,而能够增加人类知识、改进人类品质的人,像教育家和文学家等,也莫不是社会的生利分子;要有尚武精神;要注重私德;要具政治能力,他认为,一个政府是否健全,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无行使政治的能力。要建立一个民主有效的政府,人民的政治能力尤其重要。

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沧桑,重新阅读《新民说》,让人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新民说》可以说是我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是充满原始气象的混沌之作,惟其混沌,气象和格局之大,后来者无人可比。

可以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开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

趣味主义

在梁启超庞大的思想体系中,令后人敬仰和奉行的,莫过于趣味主义人生哲学。

1922年4月10日,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开门见山说地说: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文中他从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自己的趣味主义。结尾,还以孔子为例,来强化这种趣味主义。他说:

孔子屡屡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美他说:“正唯弟子不能及也”。一个人谁也不学,谁也不诲人,所难者确在不厌不倦。问他为什么能不厌不倦呢?只是领略得个中趣味,当然不能自已。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更从教育的可好可乐之点,切实体验,那么,不惟诸君本身得无限受用,我们全教育界也增加许多活气了。

梁启超从丰富的人生体验和人生阅历中,总结出来了“安身立命”的见解,从中提升、凝固出了一个逻辑建构系统——趣味主义。

到底什么是“趣味”?他认为,趣味就是生机、生趣,正所谓“生趣盎然”,生趣是好的、是值得追求和肯定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正如健康是种价值一样。反过来,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病怏怏,必然是无趣味、没有价值的。

他说:“近代文学家写女性,大半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古代却不然……以病态为美,起于南朝,适足以证明文学界的病态。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的一件耻辱。我盼望以后文学家描写女性,最要紧先把美人的健康恢复了才好。”

他认为,趣味就是乐趣、快乐。这也是一种价值,所以,他赞成“人生行乐耳”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人生在世,追求快乐,理所当然,不去追求快乐,难道要去追求痛苦吗?避苦趋乐、离苦得乐,这是生命的本能。可能会有人理解趣味主义如同享乐主义。然而和享乐主义先师伊壁鸠鲁定义的快乐即“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不同,他在《教育家的自家田地》中说,趣味的积极表述就是“乐”,消极表述就是“不厌不倦”。真正的趣味应当前后一贯,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而快乐也应当“要继续的快乐”、“要圆满的快乐”、“要彻底的快乐”。

他认为,趣味就是情趣,非偏理智而偏情感,所以趣味教育就是情感教育。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里说:“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

他还认为,趣味就是鉴赏力,就是品味。这些都需要培养,文学、音乐和美术,就是诱发和培养趣味的,美感需更新,趣味也如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些说的就是审美,也是趣味。

可见,趣味既是生活的根本,也是艺术的根本,它贯通了生活和艺术,使之因趣味而交汇、重叠。所以当梁启超说趣味是生活的根基、源泉和动力时,实则是说:艺术是生活的根基、源泉和动力。只有返回生活的源头,才能发现艺术,而返回生活源头,就是要回复生活的本真。因此可说,他所谓趣味主义,实则是生活趣味,趣味人生,也即艺术人生。这不仅是一种人生观,更是一种艺术观。

温馨家事

梁启超爱妻纳妾,婉拒红颜,教育九个子女成才,一门三院士,这些往事,虽已随风飘逝,但细细品来,却温馨得令后人赞叹。

发妻李惠仙

1889年,梁启超17岁,参加广东乡试榜列八名,秋闱折桂,成为当时年龄最小的举人。姓李的主考官,看重他年少才高,就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李惠仙大他4岁,二人在两年后结了婚。

婚后次年夏天,两人南归故里。

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书室的一个小房间,作为新居。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对这种气候极不适应,但这位从北京来的大小姐,既不嫌恶劣的气候,更不嫌梁家的贫寒,只看中自己夫君的才华。

此时梁启超的生母,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然操劳侍奉,尊老敬孝,深得梁家人喜爱,被乡邻赞为贤妻良母。

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令要捉拿维新党人家人,梁家只得避居澳门,逃过这场灭门灾难。至于梁启超,不得不亡命东瀛,流亡十多年。

这种境况下,李惠仙成了梁家的顶梁柱。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自若,鼓励她坚强应对乱世,还告诉她解闷良言,读书妙法,浓情蜜意,饱凝笔尖。有一封信,这样写道——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后来,两人相聚日本。他与妻子,相敬如宾,夫妻恩爱,一辈子只吵了一回架,正因这次架,致使他终生悔恨。在李惠仙弥留之际,他忍受不了煎熬,向大女儿梁思顺,坦露了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和她打架时留下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无力回天,溘然仙逝。他含泪饮悲,写下了《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三拒侨商美女何蕙珍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邀,到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有一天,檀香山一位何姓侨商设家宴款待他。当他走入何家大院时,就看见出迎的主人身边站着20岁的女儿何蕙珍。这个出身侨商之家的何小姐从小受过西方教育,16岁做老师,英文很好,因而担任梁启超的翻译。

翻译当然紧贴他落座,席间,何小姐长发飘逸、谈吐不凡、学识广博、尤为活跃。她还十分熟悉梁启超的著述,仿佛宴会成了何小姐和他的交流会。席近尾声,何小姐拿出一份原稿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而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他接过手稿顿时冰释疑惑:他刚到檀香山时到处演说,清廷买通了一家当地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他,他虽心有不服,却无奈不懂英文,只好置之不理。可没过多久,另一家报纸上却连载了为他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只是文章没有署名。如今真相终于大白。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地对他说:“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数日后,他践约把照片赠给了何小姐,何小姐当即回赠了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顿时,他坠入了情网。

没过多久,有位好友专程拜访他,笑着劝他:如果娶个懂英文的夫人,会对事业更有帮助。

他沉思片刻,回应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思念她,但我已有妻子,我曾和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这头颅早已被清廷悬赏十万,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呢?”就这样,他第一次婉言拒绝了何蕙珍。

没过几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他见到何蕙珍,心情极其复杂,避开所有的敏感话题。

倒是何蕙珍谈吐自如,大方有度。临别,何小姐笑着对他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

这番赤裸的表白,令人心醉。但他意志坚定,微笑着道了声珍重,就惶恐而逃。这是他第二次婉言拒绝侨商美女的好意。

虽然理智战胜了他,但感情却无论如何无法压抑,所以他只好以纸笔对话,陆续写了24首情诗,有一首这样吟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他不愿把这事瞒着结发妻子,1900年5月24日,他通过一封家书,将此事告诉了妻子。信中,他表示自己决不做“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

妻子读了他的信,气恼无比,遂回信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信中所说,就把它放过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聪慧的妻子,要将问题交给公公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绝不会同意儿子娶小老婆。这下梁启超慌神了,急忙复信说自己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骂矣;即不捱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后来,梁启超出任民国司法总长,何蕙珍专程到北京,想结秦晋之好。他却只在总长客厅里接待了何蕙珍。李夫人病逝后,何蕙珍又赶来,但他仍然婉谢。梁启超这一做法,引得世人指责,说他薄情,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责备他“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就这样,他第三次婉言谢绝了侨商美女的好意。

从那以后,梁启超三拒红颜的故事,就流芳传世。

一墓悼三魂

当年,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阿好、王来喜两名丫环。阿好脾气坏,不听使唤,没多久,就被梁家赶走。王来喜本名王桂荃,勤快聪明,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了侧室。

梁启超对王夫人,虽不像对结发妻子那样恩爱,但却十分尊重。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本来他对这桩婚事,感觉有悖一夫一妻制,所以尽量讳避,从不张扬。写信都是多称“王姑娘”、“三姨”或称“来喜”。只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怀有身孕,又快要临产,他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里,才用了“小妾”的称呼。

他的孩子们,对王桂荃的感情非常深,他们把李惠仙叫妈,把王桂荃叫娘。

他始终与时俱进,肩负着天下兴亡的重任前行。让他义无反顾,没有后顾之忧的,就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

而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九个孩子,从她的身上学到更多的是勤劳与善良。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革”中与孩子们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王桂荃。

教育九子女

梁启超的孩子,在我国科技史上,曾创下一门三院士的辉煌荣耀——

早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81人当选,其中28人的人文组里,梁思成、梁思永两兄弟,同期上榜;45年后的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这兄弟俩的弟弟梁思礼,又当选为院士。这在我国科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梁启超与两位妻子,生了14个子女,成人9个,除3子(二子梁思成、三子梁思永、九子梁思礼)名列院士外,其余6子,均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

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四子梁思忠,炮兵上校,英年早逝;五女梁思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首屈一指的专家;六子梁思达,著名的经济学家;七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女梁思宁,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家满门俊秀,这与他言传身教密不可分,他曾在给儿女们的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下一章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