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大哥朱自清二三事
朱国华[1]
1948年8月8日晚，我在江苏无锡忽然从报上见到大哥的病情报道，很是担心。不过这一类消息多得很，并非全部都可信的。我期待着下一天的报纸，也许会有好消息。然而，就在8月12日，竟传来“朱自清教授逝于北大医院”的晴天霹雳。大哥的胃病时好时发，并非不治之症；他虽然清癯，却目光炯炯，那样精神；他才51岁，憧憬着新生的曙光，希冀着走上一条更宽广的文学艺术之路……我惊愕不已，恸哭失声。
岁月荏苒，人世沧桑。如今，我已步入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但是，大哥的音容笑貌、大哥的谆谆教导、大哥的品德为人，深深铭记在心中，一切往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1903年全家定居扬州后，家父特意将自清送到双忠祠小学，因为该校校长李佑青以治学严谨、执教有方闻名遐迩。当时，生额已满，但李先生很欢喜大哥，亲自在课堂前面加放一张板凳，当即收下了这个全班最小的学生。李先生上单级很有本事，在一个课堂中，同时教授一、二、三、四年级的课程，大小学生竟能各得其所、齐头并进。在他的启蒙下，大哥很快成为全级最优秀的学生。在此后的岁月中，大哥始终惦记着这位启蒙老师，每年暑假回扬州，都要去探望李先生并邀他到“绿杨村”品茗小聚、促膝长谈，从问寒嘘暖、谈古论今一直到互相激励、探求人生……李先生曾欣慰地说道：“佩弦最重情义，真正是文如其人啊！”
大哥的青年时代，以文会友，与俞平伯、郑振铎、叶圣陶、余冠英等建立了很深的友谊。记得有一年冬天，他回扬州度假，刚踏进家门，便有传呼电话跟踵而来：友人请他去茶室小聚、共叙友情。在白马湖时，郑振铎先生更是常客，不仅和大哥推敲诗稿，切磋文学，而且常常饶有兴趣地与先母聊天。记得有一回，郑先生摆头晃脑地背出《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引得她老人家开怀一笑。一个炎炎夏日，我和大哥正在天井里忙着晒书，忽然有客来访，是大哥过去的学生，想托他介绍工作，解决生计。大哥马上合上书箱，亲自沏茶让座，仔细倾听了那位学生的要求，并作了记录。学生一走，自清便端坐桌前，动笔写信，并赶忙上街付邮。在他的帮助下，那位学生终于找到了工作，成为一名教员，摆脱了失业的困窘。
20世纪初叶，曾是人才辈出的时期，郑振铎、俞平伯、叶圣陶、余冠英……一代学者卓然成家，大哥也以《背影》蜚声文坛。他们相知相交，互相勉励、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他们之间只有真诚的心的交流，却从来不懂得妒忌，不懂得倾轧，也不懂得所谓的文人相轻。当时，我家由于祖父失业，家道中落，债台高筑，给自清心中投下了一片阴影。然而，共同的志向、炽热的友谊，使荒芜破落的庭院充满了欢声笑语，洋溢着勃勃生机。
大哥不论是对待师长、对待学生，还是对待朋友，一腔热情，始终不渝。1946年，闻一多先生死于国民党的枪弹之下，大哥义愤填膺，悲痛不已。他在重病之中承担了《闻一多全集》的主编工作。在此以前，他曾花费了多年心血，准备了很多材料，立志以新的观念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为了亡友的遗著，他毅然放下了自己的书稿，把闻先生的遗作从昆明运到清华园，有些已被水浸过，粘成一块，大哥请人仔细地逐页掀开，为校勘一个字、一条注释，常常四处奔波查考，不肯马虎，他不辞辛劳，以羸弱身躯中的全部心血付给了这项工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一多全集终于出版了。1948年7月15日晚，在纪念闻先生遇难两周年大会上，自清以平静的语调向与会者报告了《闻一多全集》的编纂过程。会场上没有灯，只点着蜡烛，挂着长髯飘拂的一多画像。烛光中，人们看到，自清大哥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不久，大哥就远去了，他终于没能完成那部新文学史稿。
大哥曾送我一根榆木手杖，这根平常的手杖却记载了一段难忘的往事。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清华学生，千里迢迢来到云贵高原创办西南联大。那时，他住在昆明乡下，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到学校上课。有一次，刚下过雨，大哥一不小心摔倒在泥泞的山路上。一位老农从茅舍中闻声而出，扶起大哥，并请他进屋喝一碗热茶，为他擦拭身上的泥浆。老农关切地说：“先生该买个手杖，走山路就稳当多了。”大哥听从老农的话，果真买了根手杖。1945年，抗战胜利了，在离开昆明的前夕，他忘不了那位憨厚的农人，又一次来到那所简陋的茅舍，再一次感谢老农，他俩喝着淡淡的清茶，品味着人生的甘苦，依依惜别……
在自清大哥短暂的生命中，充满了爱的阳光——对学生、对友人、对师长、对人民、对祖国。始终不渝的赤子之爱，铸就了他的高尚人格和不朽文章，谱写了他生命的华章。大哥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 朱国华：朱自清三弟，原松江县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