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81年11月，我来到羊城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1985年，我去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导师是吴组缃先生。读博期间，得到刘逸生先生的盛情邀请，参加了《小说轩》的写作。《小说轩》是漫说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套丛书，由刘逸生先生主编，分期分批地陆续出版。刘先生先后给我的任务是完成两本书的写作。一本是《浮世画廊——儒林外史的人间》，另一本便是《公案小说漫话》。

对于写作的体例，刘逸生先生并没有提出太多的要求，他给了我最大的自由。于是，我也就根据自己的兴之所至选择了非常自由的风格，谁知后来竟成为我小说鉴赏的稳定的风格。其中的得失，我至今没有去多想。

我从小喜欢看侦探小说。那时能够看到的都是前苏联的侦探小说，譬如《前线附近的车站》《西伯利亚狼》《民警少校》《红色保险箱》等，看得兴趣盎然。至于西方的侦探小说，是改革开放以后读到的。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古代的公案小说也很感兴趣。当然，我很快就发现，古代的公案小说与现代的侦探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侦探小说的悬念在破案上，在逻辑的推理上；而古代的公案小说是围绕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展开。它与现代的法制文学的内涵比较接近。通过公案小说的描写，我看到了古人的法制观念，以及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就对我固有的认知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我读了一些有关古代法制的研究著作，可以说是恶补。恶补的效果如何，我自己也没有底。

《小说轩》出版以后，深受欢迎。于是，又先后再版。

不久前，北京领读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康瑞锋先生与我联系，说他们准备再版《小说轩》中的一些作品，我想，这是很好的事情。

由此30年前的少作，想起已故的刘逸生先生的博学和风趣，想起他的公子刘思翰先生，想起为刘逸生先生传达邀请的周锡馥先生（也是当时的同事，听说现在香港大学任教），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虽然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晰，但那份旧情，却依然难以忘怀。

2019年4月张国风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