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今属四川）人，祖籍汝南（今属河南）。父亲陈元敬，官文林郎，好神仙之术，居家四十余年。陈子昂年轻时豪侠任气，十七八岁始折节读书。二十四岁登进士第，随即归乡隐居。睿宗文明元年（684）春到洛阳上《谏灵驾入京书》，得到武则天赏识并召见，擢麟台正字。武则天垂拱二年（686）从军，跟随乔知之北征同罗、仆固。永昌元年（689）秩满，迁右卫胄曹参军。天授二年（691）因继母去世归蜀守制。长寿二年（693）重返洛阳，擢右拾遗，不久陷“逆党”而入狱，后复官。万岁通天元年（696），随建安王武攸宜征契丹，以本官参谋军事。圣历元年（698）秋，因父亲年迈，带官取给归侍。二年七月遭父丧。居家守制期间，受县令段简迫害陷狱，忧愤而卒，享年四十二岁，葬于射洪独坐山。陈子昂为人刚毅果绝，仗义疏财，与赵贞固、王无竞、崔泰之、卢藏用等私交尤笃。工于诗文却不甚好作，文章大多散落，在他去世十余年后，卢藏用辑其遗作编成文集十卷，为之作序并撰《别传》。

二

陈子昂青年时期深受父亲陈元敬的薰陶，豪侠好游。“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赠严仓曹乞推命禄》），自命不凡。他也好道家养生，曾服食过草药之类（见《观荆玉篇序》）。虽然他读书比较晚，却像他父亲一样博览典籍，研习道术，并且接受他父亲的观点，认为君臣遇合，关系着世道的兴衰治乱，历史机遇会呈现周期循环；牢记他父亲的嘱咐：“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将周复乎？于戏！吾老矣，汝其志之！”（《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立志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事实上，陈子昂一生在宦海中进退沉浮，确实是有这种信念在支持着他。

在陈子昂考中进士的第二年，即弘道元年（683）岁末，高宗卒于东都洛阳，灵驾将西迁长安。翌年春天，陈子昂到了洛阳，向临朝称制的武则天献上其自诩为“大臣书”（《春夜别友人》其二）的《谏灵驾入京》，分析当时形势，援引史实，论证灵驾西迁之失策，并指明其危害，慷慨激昂地表达了他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武则天颇为赏识，在金华殿召见了他，并且特下敕书：“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晔”（《别传》），擢拜他为麟台正字。从此，陈子昂步入政治舞台，踌躇满志地要为报效国家一展身手，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出奏疏，满腔热情地全面陈述他的政治主张。

陈子昂在家乡生活期间，在青年的游历过程当中，目睹了当时百姓苦于劳役、灾荒的惨状：“西蜀疲老，千里运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谏灵驾入京书》）。他一再指出，当时这种情况相当普遍：“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上军国利害事·人机》）；“当今山东饥，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谏雅州讨生羌书》）。因此他深深同情人民的苦难，对于朝廷劳民伤财的种种行为措施，如高宗灵驾西迁、雅州讨伐生羌以及征兵服役等等，他都上疏劝谏，陈述利害，既为国家的安定，也为百姓而请命。

陈子昂不仅揭露了天下疲困的现象，而且深刻地指出，暴政贪官是造成天下动荡，导致农民反抗的直接原因。“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客，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今国家若不清官人，虽杀获贼，终无益。”（《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他把清除贪官污吏视为治国安民的一项根本方针政策，要求坚决执行，更见其爱国心切，爱民情深。

在陈子昂的官宦生涯中，曾经二度从军出塞。第一次是在垂拱二年（686），二十八岁的陈子昂跟随左补阙乔知之北征金徽州都督仆固始。第二次是在万岁通天元年（696）三十八岁时为建安王武攸宜幕府随军参谋，东征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因而他对战争给边塞人民带来的苦难，对唐朝边备松弛的腐败军政等，都有真切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感遇》其三）；“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感遇》其三十七）。正像他认为廉政除贪是国家安定的根本一样，他深刻认识到边塞的安定和战祸消除，其根本原因也在镇守边塞的将帅是否得人。

陈子昂对边塞战争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对异族的侵掠骚扰，他主张坚决打击，如北征契丹时他曾上书统帅，自请率领万人充当前驱。但同时他又坚决反对穷兵黩武。垂拱三年（687）武则天想从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羌，以袭吐蕃，陈子昂于是上《谏雅州讨生羌书》极力谏止。当时吐蕃势力强大，对富庶的西蜀垂涎三尺，若是一旦开蜀山、通险阻，不但使羌人无辜受戮，反而便利了吐蕃入侵。他指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是乃借寇兵而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今又徇贪夫之议，谋动兵戈，将诛无罪之戎，而遗全蜀之患！”对这种图谋私利、祸国殃民的不义战争，进行了愤怒的谴责和批判。

陈子昂反对酷吏统治，反对滥施刑罚。武则天代唐自立，徐敬业等在扬州起兵反抗，武则天用武力将他们镇压下去之后，为了压服宗室大臣中的这种怨怼情绪，于是广开告密之门。《资治通鉴》卷二〇三载，当时“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武则天重用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酷吏，大肆诛杀宗室大臣，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当时牵连极众，冤狱遍地，人心惶惶。于是陈子昂不遗余力地揭露这种白色恐怖：“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讯，枝叶蟠拿，大或流血，小御魑魅。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叫于阙下者日有数矣。于时朝廷偟偟，莫能自固，海内倾听，以相惊恐。”“天下喁喁，莫知宁所”。他还一针见血地戳穿了酷吏的丑恶嘴脸及险恶用心：“文深网密，则共称至公；爰及人主，亦谓其奉法。于是利在杀人，害在平恕，故狱吏相诫，以杀为词。非憎于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图荣身之利。徇利既多，则不能无滥。滥及良善，则淫刑逞矣。”（以上均见《谏用刑书》）面对高压，陈子昂独能抗议直辞，“不避汤镬之罪”，置生死于度外，不能不令人钦佩他的正直、清醒和勇敢。

酷吏的残暴，陈子昂确实深受其害。他一生曾两度入狱。一次是延载元年（694）在东都为右拾遗时，以“逆党”的罪名牵连陷狱，一年之后狱解，复官。他既落入酷吏之手，无疑受尽折磨。另一次是辞官还乡，丧父之后不久，遭县令段简迫害，诬陷系狱，导致他在四十二岁之壮年忧愤谢世。《别传》载：“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荒惧，使家人纳钱二十万，而简意未已，数舆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于是遂绝。”对于陈子昂的死因，学者们有不同的推测，但是段简如此迫害陈子昂，大概是事实。可以想见，陈子昂对酷吏深恶痛绝，自然会遭此辈忌恨，以致最终死于非命。

陈子昂的思想相当复杂。他二十六岁拜麟台正字，四十岁以父老带官归侍，其间从政十四年。他二度从军，二次入狱，又曾二度从晖上人游，二次隐居。他头脑里充满正统儒家思想，但同时佛道出世之念也始终游离不去。永淳元年（682），他二十四岁中进士之后，因干谒权贵无成，曾归乡隐居，与晖上人过从，学仙求道。他自叙当时情形：“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晖上人房饯齐少府使入京府序》）“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舒之弥宇宙，卷之不盈分。”（《感遇》其十一）充满了年轻人既想投身政治，跃跃欲试身手，又不得其门而颇费踌躇的矛盾心理。但这时他整个精神面貌是昂扬向上的。他不断地上疏，恳切地希望武则天施行仁政，成为明主，再现上古淳化之风、盛世之象。天授二年（691）秋至长寿二年（693）七月，他居蜀为继母守制，再度与晖上人交游。当服阙返洛时，他感叹道：“平生亦何恨，夙昔在林丘。违此乡山别，长谣去国愁。”（《遂州南江别乡曲故人》）仍然不能摆脱仕与隐矛盾的困扰。

陈子昂仕途很不得意，他所奏的谏议很少被采纳，而且还曾受牵连入狱经年，所以思想上颇为苦闷。后来陈子昂更多地还是与超凡脱俗的道家精神相契合，“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别传》），老庄哲学后来已经成其唯一的精神寄托。而当他随武攸宜北征契丹时，满腔热忱却再次遭挫，还受到降职处分。坎坷的际遇，终于使他对朝政完全失望：“雄笔！雄笔！弃尔归吾东山，无汨我思，无乱我心，从此遁矣。”（《与韦五虚己书》）故在不惑之年激流勇退，借口父老，辞别了险恶的官场，回到老家射洪。这时他已彻底淡薄了功名，真正想开始隐居了，“遂于射洪西山构茅宇数十间，种树采药以为养”（《别传》）。谁料终未能逃脱酷吏们的魔爪，横遭迫害摧残，过早地结束了一生。

总之，陈子昂在政治上富有理想和才能，他提出“息兵”、“措刑”等政治主张，固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但同时也是同情民生疾苦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陈子昂的思想又是错综复杂的，儒家传统观念，以及佛、道出世思想，在不同时期对他产生了不同影响。我们了解其人，才能更准确深刻地体味和把握他的诗文作品。

三

陈子昂今存作品，有诗127首，文110余篇。他是一个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建树的文学家，是初唐诗歌革新的旗手，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代开国至陈子昂生活的时代已经六七十年，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靡丽卑弱的文风一直占据了统治地位。《新唐书·文苑传》说：“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其间虽然出现了“初唐四杰”，他们首先尝试变革，给文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但并未扭转局面，因此陈子昂《修竹篇序》的出现，可谓震聋发聩。他尖锐地指出，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内容空虚苍白，一味雕琢词藻，完全背弃了汉魏至建安的优良文学传统，“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为此他反对齐梁体，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强调“风雅”、“兴寄”，要求文章内容充实，抒发真挚情感；同时要求与优美的艺术形式结合统一，“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要有气势，有精彩，抑扬顿挫，声韵谐和。此文在当时等于一篇文学革新的宣言，所以卢藏用推许说：“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子昂文集序》）陈子昂在诗文创作中是自觉地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的。

陈子昂的诗歌，影响最大的是《感遇》诗和边塞诗。

《感遇》诗共计38首，都是五言古诗，但并非一时一地之作，内有陈子昂早年的作品，但大部分当成于中年归田之后。《感遇》诗编次既不分类，亦非编年，可能是陈子昂去世以后，他的好友卢藏用收采遗文汇编成十卷文集之时所定。

陈子昂创作《感遇》诗，前人认为“出自阮公《咏怀》”（唐释皎然《诗式》卷三），而阮籍恰是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标榜的“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但是陈子昂《感遇》诗内容要广泛充实得多，实际上这组诗真实反映了他一生思想的主要方面和成就。

《感遇》诗集中表现了诗人对哲学以及社会规律的探索和认识。在世界的本体和构成方面，他崇儒而尊道。其八说：“吾观昆仑化，日月沦洞冥。精魄相交构，天壤以罗生。”这显然是道家的“混沌”说，宇宙一片混沌，日月昏暗，然后天地分开，元气造物，构成了天地之间的世界以及人类万物。但是，对于儒、道两家在本体有无的分歧上，他采取折中调和，所以说：“仲尼推太极，老聃贵窅冥。”指出孔子推尊太极，但回避了“太极”本质属于有或无的回答，而对老子则明确肯定了贵无。不过从孔、老并提来看，他其实认为两者一致，因此他说：“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其一）认为天地分开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像夏、商、周三代一样，开始兴与亡的朝代更替，并且认为这种改朝换代的变化取决于天意，“终古代兴没，豪圣莫能争”（其十七），任何豪杰圣贤都不能抗争。如果说他对世界本体的认识是朴素的唯物的，那么对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则陷入客观的唯心史观。他虽然不赞同主观唯心的英雄史观，但却对人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不抱积极态度，这终于导致他后来在政治上的逃避和超脱。

《感遇》诗深刻揭露现实的丑恶，抨击朝政的腐败。武则天任用酷吏，滥杀宗室，他说：“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其四）对于尔虞我诈、趋利求荣的丑恶世态，他说：“谗说相啖食，利害纷。”（其十）他痛斥群小猖厥，残害良善；指责武则天刚愎自用，不能尚贤任贤。他一再批评武则天利用谶讳及佛教愚弄百姓，劳民伤财，尖锐指出：“先天诚为美，乱阶祸谁因？”（其九）明确反对：“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其十九）并揭露其实质：“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义正辞严，一针见血。

《感遇》诗真实披露自己的内心世界，鲜明地表现出诗人的自我形象。他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慨和忧伤，“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其二），“但恨红芳歇，凋伤感所思”（其三十一）；倾吐苦闷彷徨，“圣人去已久，公道缅良难”（其十六）；流露出对现实的失望不满以及忧谗畏祸的心理，“云海方荡谲，孤鳞安得宁”（其二十二）。其二十三感伤珍禽翡翠鸟因材美而遭祸，表达对才识之士命运的忧虑，“多才固为累，嗟息此珍禽”。因而他向往神仙境界，常常流露归隐情怀，“梦登绥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观群化，遗世从云螭”（其三十六）。其十一塑造了高士鬼谷子的形象，是作者精神面貌的写照，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其十八说“世道不相容，嗟嗟张长公”，其三十说“唯应白鸥鸟，可为洗心言”，无不表现他失意不遇的内心痛苦，真实而鲜明。

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对陈子昂非常仰慕。李白曾许其为“麟凤”（《李太白文集》卷一二《赠僧行融》）。他承陈子昂余绪，继续反对六朝以来浮靡诗风，力主追复古道，其《古风》二卷，就是直接学习《感遇》诗的，所以朱熹说：“《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朱子语类》卷一四〇《论文下》）同样，杜甫对陈子昂和《感遇》诗也极为钦佩，赞道“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杜工部集》卷五《陈拾遗故宅》）。

《感遇》诗的艺术特色突出表现在运用比兴，托物言志。如其二是陈子昂归隐后的代表作，以幽芳的兰草、杜若喻己身之高洁，这些芳草空独孤寂地生长，岁华摇落，芳志无成，寄喻着他怀才不遇、理想破灭的忧伤愤懑，表现了他平生最大的悲哀。其他如诱骗落网的南山鹿（其十二）、与世无争的蜻蛉（其二十一）、毛羽艳丽的翡翠鸟（其二十三）、瑶台青鸟昆仑玄凤（其二十五）、遭击哀鸣的黄雀（其二十八）、自由自在的白鸥鸟（其三十）等等，无不各具寓意，寄托了作者种种美好的理想、高尚的志节、失意的感叹、无奈的悲伤。它们在作品中形象丰满鲜活，栩栩如生。

陈子昂结合自己二度从军的切身体会，写下了30多首边塞诗，包括《感遇》诗其三、其二十九、其三十四、其三十五、其三十七等五首。它们笔触犀利，思想深刻。或自写怀抱，或激励友人，抒发满腔报国热忱和建功立业的慷慨之志，如《感遇》其三十五、《东征答朝臣相送》、《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送魏大从军》、《登蓟城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等；抨击武周王朝军政腐败，边备松弛，将领无能，如《感遇》其三、其三十七；反对穷兵黩武，同情兵民苦难，如《感遇》其二十九；指斥武则天轻视边功，赏罚不明，如《感遇》其三十四、《西还至散关答乔补阙知之》、《题祀山烽树赠乔十二侍御》、《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等；思念故国、家园，如《居延海树闻莺同作》；描写边塞风光，如《感遇》其三十四、《送魏大从军》等；览古感怀，抒发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悲愤和慨叹，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以及盖世名篇《登幽州台歌》。相当广泛地反映了边塞现实生活及其政治矛盾，足以代表初唐边塞诗成就，为盛唐边塞诗奠定了基调。明胡应麟说：“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诗薮》内篇卷二）其论不为无见。

陈子昂边塞诗，继承建安、正始文学的风格，自成格高气壮的鲜明特色。它们往往是大笔勾勒，如一些描绘边塞疆场的诗句，“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感遇》其三十四）、“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感遇》其三十七）、“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送魏大从军》）、“星月开天阵，山川列地营。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都是阔大苍凉的场景与粗犷豪迈的激情，取得和谐的统一，苍劲刚健，雄浑有气势。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评“正字古诗亢爽，一任血气之勇，如戟手语”（《唐诗评选》卷三）。

此外，陈子昂还创作了一些清新优美的诗篇，主要是五言律诗。描绘如画景物的，有被元方回誉为“唐人律诗之祖”的《白帝城怀古》（《瀛奎律髓》卷三）；有被明胡应麟盛赞“平淡简远，为王、孟二家之祖”的《度荆门望楚》（《诗薮》内篇卷四）。“片云生极浦，斜日隐离亭。坐看征骑没，唯见远山青”（《送殷大入蜀》），“故人洞庭去，杨柳春风生。相送河洲晚，苍茫别思盈。白已堪把，绿芷复含荣。江南多桂树，归客赠生平”（《送客》），思念家园，歌颂友情，意境深远，真挚动人。《送客》一首还被王夫之称许为力尽唐人五言佳境之作（《唐诗评选》卷二）。其他如《晚次乐乡县》、《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春夜别友人》二首等，与上述诸篇也仅在伯仲之间。这些律诗力矫六朝浮艳风习，语言不事雕琢，如“古木生云际，归帆出雾中”（《白帝城怀古》），“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度荆门望楚》），质朴清新，自然浑成。所以方回推评说：“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瀛奎律髓》卷一）

陈子昂的散文同样体现着他的文学主张。陈子昂一生关心政治，干预政治，写了许多奏疏，从各个方面阐述其鲜明的政治主张。其文现存110余篇，赋、表、碑文、墓志、颂、铭、序、奏议、书启等各体兼备，其中政论散文最能代表其成就。比较著名的篇章，有《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上蜀川安危事》、《上军国机要事》、《上军国利害事》、《谏灵驾入京书》、《谏雅州讨生羌书》、《谏刑书》、《谏政理书》、《谏用刑书》等。在这些文章里，陈子昂阐明其政治主张中最重要的“息兵”、“措刑”的观点，揭露批判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诸种弊端，同情人民苦难并分析其根源。除了内容充实而外，陈子昂的散文善于借古喻今，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观点鲜明，而且感情充沛，气势飞动。语言亦同其诗风，摒弃丽藻成典，朴素刚健；还擅长结合骈散句式，文节错落有致，音韵铿锵。陈子昂散文在当时即获很高声誉，可以称得上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唐梁肃言“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唐文粹》卷九二《左补阙李翰前集序》）。韩愈更是推崇备至，声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韩昌黎集》卷二《荐士》）。但是陈子昂的文章还不能尽脱六朝积习，仍有骈偶成分，对此前人也有讥评，元马端临说：“陈拾遗诗语高妙，绝出齐梁……至其他文，则不脱偶俪卑弱之体”（《文献通考》卷二三一）。

总之，陈子昂的诗与文，都开风气之先。他所力主的反齐梁、复汉魏的理论，在当时无异于革新之号角，同时他还以丰富的创作实践其主张，并且取得相当的成就。尽管他有的作品内容还单薄，技巧还不精熟，但他为唐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奠定作出了贡献，所以明胡震亨、清沈德潜都把他比作诗国的陈胜、吴广，金人元好问所谓“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论诗三十首》），更是早就由衷地肯定了陈子昂的这份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