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变绿林
如若岁月静好，李鸿章也就当个太平京官终老，如今生逢乱世，“翰林变绿林”，一切从零开始。他后来深有感触地叹道：“吾辈文人，临战非武夫比。”
李鸿章投笔从戎，始于1853年。听闻太平军攻克省城安庆，当时在京师供职的李鸿章急了，就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疏献言献策。李鸿章的文笔很好，平时经常为吕贤基草疏言事，那天吕贤基自然让他代劳。李鸿章连夜翻检书籍，审察时势，搜肠刮肚写了一长篇奏疏，派人送到吕宅后倒头大睡。第二天中午醒来，李鸿章跑去吕宅打听消息，一进大门就听见吕家哭丧般的声音，只见吕贤基从屋里跳出来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一纸主动请缨的奏疏，后来成了吕贤基的催命符，却成了李鸿章的垫脚石。清闲安稳的京官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说心满意足，可是对于李鸿章来说，那种味同嚼蜡的日子燃不起旺火。
抛弃了温柔富贵乡的舒适安逸，李鸿章踏上了一条荆棘路，那里只有血泪和死亡。纸上谈兵易，带兵打仗难，李鸿章统率淮军之前的战史，并无多少光彩可言。奉命回皖办团练不到一年，吕贤基就兵败舒城投水自尽，李鸿章则在家仆刘斗斋的劝说下，骑马溜回家了。
时人说李鸿章早年“专以浪战为能”，别说根本不是太平军主力的对手，就连家乡的土匪都搞不定。据说有一天拂晓，李鸿章率乡团迎战土匪，结果落荒而逃。李鸿章带着散兵游勇逃呀逃，路过一户人家，发现厨房里米饭蒸熟了，主人却不知躲哪里去了。当时已过午后，李鸿章饿坏了，就一脚跷踩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盏，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招呼大伙说：“快干，好跑。”
李鸿章丢人可不止一回，有一次听说太平军大军将至，赶紧带乡勇先逃，以致清军数十座营垒被攻破，清兵死伤无数。清军将领和春闻讯，带数千精兵星夜驰援，奋力攻击太平军，这才解了围。次日，李鸿章来见和春，奉承说：“声威大震，以军门为最。”和春回敬说：“畏葸溃逃，当以阁下为先。”和春真不给面子，李鸿章羞愧难当。更要命的是，这件糗事在大江南北传为笑谈。
虽然闹出不少狼狈事，不过，李鸿章办团练也不是毫无成绩，四年间因功累迁，最终头上多了一个省级的虚衔——按察使衔。当然，就凭他当年那点本事，估计李秀成瞧都不愿多瞧他一眼。现在要他独当一面，回籍组建一支队伍来对付李秀成，压力可真不小。
李鸿章的家乡合肥民风强悍，如今“兵、匪、发、捻”交乘，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其中以西乡团练声势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贼来则战，去则耕；贼近则守，远则出击”，被地方官奉为上宾，时常招请出战。
合肥西乡有“三山”——周公山、大潜山、紫蓬山，各有“山大王”：周公山下有张树声兄弟，大潜山下有绰号“刘六麻子”的刘铭传，紫蓬山下有周盛传兄弟。西乡三山团练的凶悍是出了名的，他们在狠命杀伤对手的同时，精心保存自己的实力，这一点丝毫不比湘军逊色。曾国藩说他们野气未除，其实正是其长，李鸿章则称他们“勇烈冠时”“能战而多士气”。
俗话说：“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这些半兵半匪的亡命之徒厮杀起来，带有浓厚的“血亲复仇”性质，常常是父死子继，兄亡弟承，一人战殁，阖家上阵。与半是大烟鬼、半是可怜虫的大清正规军比起来，这种团练武装显然强悍很多，以至于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太平军名将都惧怕三分，告诫手下勿犯“三山”。
家乡合肥的团练已成气候，这成为李鸿章组建淮军得天独厚的资源。他把三弟李鹤章打发回东乡老家招募旧部，自己则把目光聚焦于西乡。早年在家乡“浪战”时，他就与西乡团练结下不解之缘，也因为喜欢与这些“山大王”厮混，而被乡人戏称“翰林变绿林”。他深知这些久历沙场、死缠蛮打的“山大王”只要稍加调教，日后会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真是机缘巧合，当时西乡“山大王”想转型，正在寻找出路。有一天，持重老成的张树声召集各团练头目密议，说我们皖中诸豪振臂一呼，虽可谓举足轻重，但像现在这样不官不民不匪，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你看人家曾国藩是钦命的团练大臣，而且治军有法度，天下属望，我们何不跟着他建功立业？
诸位“山大王”一呼即应，张树声便出面致函李鸿章，请他向曾国藩转达他们的投效之意。此信写于上海请兵之前数月，当时李鸿章将信件转呈曾国藩，曾国藩阅后大加赞赏。后来曾、李商量援沪之法时，还请张树声赶赴安庆商谈。
在收编西乡团练的同时，李鸿章还到处网罗新知故旧，物色淮军营官及幕僚。1862年2月，除周盛传兄弟被编入亲兵营之外，首批招募的“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陆续开到安庆集训。2月22日，李鸿章正式移驻安庆北门外新营盘，建立独立的指挥部。
曾国藩
当张树声等十余名营官和准营官鱼贯而入总督府，两江总督曾国藩迎至廊下，之后的“怠慢”让他差点挨揍。足足有两小时之久，曾国藩就在走廊来回踱步，一个个地端详，却无一句问答，害得他们连咳嗽一声都不敢。这么冷的场面实在让人难堪，这些武夫血气方刚，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挥袖摩拳准备动武。就在间不容发之际，曾国藩突然笑脸相迎，说诸君均是人杰，请入筵席欢饮。
善于“相人术”的曾国藩，在这次目测中最看好两个人——沉着耐心的张树声和性格暴烈的刘铭传。曾国藩眼光确实不错，后来这两人果然功成名就：张树声官至两广总督，是除李鸿章之外最早得任督抚要职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则军功卓著，成为台湾首任巡抚。
当然，未经战阵，焉知是骡子是马。何况东援上海事关重大，李鸿章光有这些营官还不够，还得从湘军挖一些老将过来。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谁肯把手下悍将让给李鸿章呀？所以李鸿章在给好友的信中慨叹：“楚中诸老虽相爱之甚，竟难以偏裨畀我。”既然要干大事，脸皮就得厚，李鸿章只得到处求告。不过，他还真是能讨会要，比如跟湘军名将鲍超套磁，说咱哥俩挚爱逾常、同心相印，你就借给我三个参将吧。
张树声
李鸿章跟鲍超私交甚笃，自然比较好说话，而跟师叔曾国荃借人可没那么容易。曾国荃手下有一名悍将叫郭松林，能够望尘而知敌数，可是为人骄恣跋扈，贪财好色，放荡不羁。李鸿章用人是重才不重德，几次跟曾国荃商调郭松林，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后来因为郭松林犯下过失，怕被曾国荃惩罚，就溜到上海投靠李鸿章。曾国荃要郭松林回去，李鸿章哪肯把到手的人才吐出来，好言好语求师叔“赏脸相借，勿予苛责”。
当然，郭松林后来也真给李鸿章长脸，在上海四江口和江阴之战中身先士卒，纵横驰骋，一时名声大噪。在淮军早期将领中，郭松林和程学启齐名，而程学启原先也是曾国荃的部下。程学启早前是太平军将领，后被策反投奔湘军，却始终得不到信任，心寒得想一死了之。李鸿章就请当初献策反计的桐城人孙云锦去游说，程学启一听当然乐意了，说咱们皖人在湘军终难自立，大丈夫当独立门户，岂可仰人鼻息？程学启于是转投淮军，两年后率部攻打嘉兴时受伤，死于破伤风感染。噩耗传来，李鸿章连声惊呼左臂膀断了。
李鸿章的能耐不光是借将，而且借来之后能为己所用，最终化湘为淮。比如黄翼升本是湘军一名水师统领，李鸿章以“助战”为名借调之后，无论曾国藩如何再三催要，都阳奉阴违不愿归还；而黄翼升也乐不思蜀，即使曾国藩发怒说要具折参劾他，也拒不奉命。李鸿章还公然和恩师耍赖皮，说他和黄翼升是患难之交，“四载以来，欢洽无间”，如果老师一定要参办，就把他一起参了吧，弄得曾国藩哭笑不得。黄翼升对李鸿章如此死心塌地，当然与李鸿章驭下有术分不开。李鸿章常把淮军的胜利归功于黄翼升主持、调度有方，夸赞他“为武人中第一流，为平吴第一功臣，为沪军第一苦人”，黄翼升听了怎会不舒服呢？
与老师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更急功近利，才不管别人骂他挖墙脚。李鸿章是实用主义者，讲求实效，“好以利禄驱众”。他曾对亲信周馥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曾国藩率军时以灌输忠义之气为主，而李鸿章多诱以功名利禄。据说在1862年前后，“到上海升官去”“到上海发财去”这样充满诱惑力的口号响彻淮河两岸，当时还盛传一句顺口溜：“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
1862年3月4日，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到安庆北门外巡阅淮军各营，标志着淮军正式成军。有人说“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此话不假。在淮军最初的十四营人马中，从湘军调拨过来的占了一大半，其中有两营原系两江督标亲兵营，是曾国藩给李鸿章的“赠嫁之资”。就连李鸿章都感激地说，湘军是淮军之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