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
六十多年前，在我很小的时候，正月里到镇上亲朋家坐席，有一味菜叫“葛仙米”，做成甜羹，小孩子们很爱吃。可是为什么叫葛仙米，却从来没有听大人们说起过。后来到了北京，却再没有吃过葛仙米，日久也忘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在遥远的上海延吉新村，孩子们都外出到亲戚家吃饭去了，只我一人在家纳福，歪在沙发上看闲书，大本木版乾隆间汪启淑《水曹清暇录》(是中国书店影印的傅增湘藏飞鸿堂藏版钱竹汀序本，有“藏园” “沅叔校定” “傅沅叔藏书印”等章，古韵依稀可见。但非套色，印是黑的，书是假古董，不是真乾隆版，附此声明，以免被印藏者误会)，忽见一条云：
“广西北流县有葛洪岩，相传晋葛洪为勾漏令修炼于此。床灶犹存，岩下产米类小木耳，可治肺热，味亦清香，堪作羹材，名葛仙米，充上方岁贡，户部主政……述。”
这一条短短的笔记，一下子勾起我童年的回忆，真是有趣极了。但亦有许多难理解要思考者，其趣味更在此处。一是遥远的广西北流，查地图在广西东南角，现在也是市，在北流江边上，大概是县级市。离广东高州不远，我去年到过广东高州。而我的故乡却在山西东北角灵丘县东河南镇，距离真可以夸大说十万八千里，即使现在交通极为发达，这两个偏僻的山乡，也很难沟通。我客居北京、上海，还只到过高州，也未能去北流。我北国山镇的老乡，想来就更没有人去过了。而葛仙米却一样的出产，一样的叫法，汪文说“类小木耳”，一样的形状，而且又都是野生的。既不是北传南，也很难说南传北。北流有道家葛洪的修炼故事，所产叫“葛仙米”。而葛洪生活的东晋时代，只是半壁河山，葛洪能由建康(今江苏南京)到遥远的广西，却不能北上到我老家，因为我老家当时是北魏拓跋氏统治的地方，是北朝交通要道，葛洪不能来，这里出产的“类小木耳”的野菜，怎么也叫“葛仙米”呢？当时又没有“大哥大”全球通，也没有“FAX”等现代化传媒工具及电脑联网，为何这样相同，实在叫人纳闷。而北京皇上也奇怪：让遥远的广西北流年年进贡葛仙米，却不要离得不太远的灵丘老乡来进，即使当年交通不便，我们乡下到北京，骑牲口走旱路，有六七天也到了。皇上老儿舍近求远，为什么？想来不是皇上的本意，他不会知道万里之遥的广西山乡有“葛仙米”，这一定是大小官儿一层层地孝敬上来的。而自古当官的有一种遗传病，就是千方百计以自己权力所及讨好上级，讨好上峰……不然，北流的葛仙米又如何万里迢迢地贡到北京呢？这个带有神仙味的名称，又如何传到我们乡下，或者是由北京辗转贩运过来的吧？说来也很有意思了。
山镇还有一种叫“地皮菜”，也是类木耳的菌类野菜，同葛仙米差不多，但是上不了酒席，只是一般人家偶尔吃，而且大多是包馅用，包子、饺子都可以，大多好像是素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和炸豆腐、粉条剁碎了同包，没有同肉拌过，吃口自然远不如白菜、菠菜等。故乡山镇是苦寒地区，冬天可到零下十五六摄氏度，但城里种菜园的高手，不但能种出极为软、糯的长山药，也能种出大棵赤根菠菜，也是很特殊的。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在燃料工业部给老干部陶伯泉做秘书，他抗战时去延安，抗大毕业，后在太行山打游击，到过灵丘，和我很谈得来，一聊起来，就夸我们县冬天还能吃到菠菜，赤根绿叶。他是南京北面滁县人，却在乱世中到我们那个偏僻的北国山乡打游击，说起吃菠菜总是眉飞色舞……可是就这样一个人，却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在上海电力设计院院长任上，吃了一百五六十片安眠药，自杀死了——多么不可思议！
由葛仙米说起，忽然说到老干部陶伯泉的自杀，这文章算是怎么写的呢？真是乱七八糟的思路，乱七八糟的经历，乱七八糟的……
见报日期：1998.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