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凌波微语”原是为一本中英文自选集取的书名，书没能出版，序文《凌波微语——双语书写甘苦谈》收入这本书里，也在《随笔》上发表过。编了这本文集，为书名犯愁，突然想到“凌波微语”，商务的编辑也觉得蛮好，于是就做了移花接木的手脚。

那是从曹植的《洛神赋》中“凌波微步”借来的。当初读到《洛神赋》是我开始当文青的时候，像“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之类的句子，一串串珍珠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美得叫人晕。诗人在做一种静态的观赏，似把洛神当作画室里的模特儿，对其颜面、眼睛和体态一笔笔浓描细写，颇如一幅工笔画。不过我们不必完全接受康德式的纯艺术境界，诗人也不耐烦起来而诉诸行动，于是有“通辞”“解珮”之举。这番文雅的“撩妹”并不奏效，遂失魂落魄，当写到“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一种进退徘徊、蒹葭苍苍、缥缈迷蒙的气息弥漫其间，所谓“气韵生动”和观赏主体的情感投入有关，从文章学来说将女神之美的呈现愈入佳境，而臻至诗家之绝唱。

本来将“步”改为“语”，意谓游学于大洋彼岸，步入双语写作之旅别有一种甘苦，其实陷入后现代话语的牢笼和戏仿的修辞伎俩。不过收进那个论文集里的都是学术论文，要说“凌波”不免显得吃力，现在这本书属于“学术随笔”类，从轻巧角度看使用“凌波微语”也不无合适。

不愿舍弃“凌波微语”似在纪念我的文青时代的天才梦。曹植七步成诗，才怀八斗，使我油然生景仰，其中夹带着天才的悲剧感，也不无甜蜜感；至于洛神涉及曹植与兄嫂的不伦之恋的八卦，在我也会引起美丽的遐想。那是爱憎分明的阅读时代，钟情于曹植，就把曹丕恨得牙痒痒，正像读了《三国演义》一味把曹操往死里咒。

长年在学院里讨生活，压头压脑无非是论文。一篇篇课堂论文被改成会议论文，又改成论文集或杂志论文，从量身试镜到面世见公婆，我的“洛神”渐渐地在论文的生产流水线里挤压变形，有时沾沾自喜看似有点“曲线美”，毕竟是不太自然的。多半忙里偷闲，也写了些别的文章，断续地积累了几十篇，选入本书的二十几篇偏向于学问方面，分成书评、文序、自序、自述与访谈等类目。

虽然有别于论文，但要说是“随笔”的话，自己得说声惭愧。不由想起鲁迅的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也不为过。当年鲁迅师从太炎先生而打下小学根底，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考据功夫了得，然而“魏晋风度”的题目对他来说不光在谈历史，也是文学风格的自我演绎，没有论文套路，可说是“学术随笔”的典范。吃透历史材料而抉幽阐微，精彩不断，不仅表现了可贵的史识史鉴，更显出一种凌厉的个性色彩。

或像《论照相之类》一文更有趣了。全文分为“材料之类”“形式之类”“无题之类”三段，摆出一副论文架势。的确，讲照相传入中国的历史，其实在讲中西文化问题，然而讲到“无题”则笔锋转向现实生活，提到梅兰芳、泰戈尔等一大串名人，冷嘲热讽，为他们写照尽漫画化之能事。“大先生”愤青偏颇，对他的观点可见仁见智，但读来令人爽爆。这也应当属于“学术随笔”，与他的杂文不同，将史叙、议论与抒情熔于一炉，爱憎随心，奇趣横生。尽管岁月磨洗，展卷顿现一段个性的精光，怎么也磨洗不了。

本书中的文章反映了我的学术兴趣，凡作文须言之有物，也讲些文采，但浸润学界，论文气太重，且不够精简。一般来说，一本书的自序要对书中内容做介绍，跟做广告自我推销差不多，如《古今与跨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一书的自序不厌其详，竟达万把字，另一篇为叶隽兄《北欧精神之格义立型》所做的序也下笔不知自休。虽然自觉在讨论一些问题，但对于一般读者则显得过于专业而不忍卒读。本书将几篇自序放在一起，就不只是“三块广告牌”了。在这意义上，我很感谢“光启文库”和商务的包容，把本书列入“学术随笔”对我不啻是一种鞭策。

因此，我想不必再对本书做内容题解，自己的治学经验已经谈了很多，还是将一切交付读者为好。只是重睹旧文不免心惊，想借此机会追怀一两位最近失去的师友。

一位是赵昌平兄，5月里驾鹤西逝，噩耗传来，极突然。我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于2000年出版，那时他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总编，该书得到他的鼎力支持。他曾告我亲自过目那篇《后记》，且做了少许改动。事虽细，总使我铭记在心。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复旦读硕博时就认识昌平兄，虽然比我大一两岁，为人正直温厚，为学也严谨而富于创见，在我眼中始终是一位学长。他曾惠赠我《赵昌平自选集》和文章数篇，如今锁在香港某仓库里，人书俱隔，愈增悲怆。

书中有一篇《周瘦鹃文集》的书评，遂想起范伯群先生。去年11月24日住进医院，两个礼拜多点便走了，突然得难以接受。在苏大医院里见到他睡着，我只能在旁默默祈祷。2001年范先生访学哈佛时得识先生，对我的周瘦鹃研究一直给予鼓励；他让我多次参加研讨通俗文学的会议，给我珍贵的学习机会。这些在本书中《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摩登上海，1911—1949》的自序中略写到。此书即将出版，范先生却不能看到了，这是我深感遗憾的。

为悼念范先生，我写的挽联：“博古融今只手撑起通俗文学半壁江山，传道授业悉心造就互文文化三代学人。”自上世纪80年代范先生从事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至2000年他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并提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由“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与“五四新文学”所构成，此即振聋发聩的“双翼齐飞”论。数十年来范先生与“范门弟子”辛勤耕耘，勇于开拓，至今“通俗文学”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和规整的学科，而范先生始终着眼全局，把握方向，整体布局，过八十高龄组织他的“第三梯队”进行一项规模恢宏的研究项目，其成果即《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一书，160万字皇皇巨著在2017年出版，其中饱蘸着范先生对学术的一腔热诚和不息追求，为我们后学树立了永久的楷模。

相对而言，“通俗文学”研究仍是一门年轻学科，还有待继续努力。有时不得不慨叹“雅”“俗”之间的森严门户，尽管已进入文学史，但触及艺术质量或“文学性”问题，“鸳鸯蝴蝶派”便好似矮了一截，观念上仍遭遇“现代性”“正典”的障碍，难登“纯文学”神龛。从本书的几篇文章可见我在这方面的某些表述，有时不免言辞急切。为了纠正偏见，最近胡志德先生为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杂志编了“民国都市文学”专号，旨在介绍一些堪称“经典”之作，嘱我推荐了周瘦鹃等人的作品，并得到几位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高手的倾力相助。这本专辑已经上市，虽是沧海一粟，但能这么做，不光值得，也是令人感动的。

2018年6月16日于兴国大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