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序言
利用日记记录自己每天的观察和思考是切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古巴革命］(1)游击战争中的习惯。无论是在巉岩嶙峋的山区还是在霉腐潮湿的山林，当被沉重的行军背包和武器弹药压得身子佝偻的战士在漫长行军中停下休息的间隙，当游击队奔波劳顿一天后奉命宿营时，人们总能看到切——古巴人一开头就亲切地给他起了这个绰号——掏出一本小笔记本，用医生特有的那种几乎难以辨认的小字开始写日记。
他后来就是利用这些保存下来的日记撰写了古巴革命战争的壮丽的历史篇章——充满革命、教育和人道内容的精彩的回忆录(2)。
多亏他养成了习惯，始终坚持利用日记记载每天的重要事件，才为我们留下了精确详尽和极为珍贵的资料，使后人得以了解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在玻利维亚的可歌可泣的经历。
其实这些日记并不是为出版而写，只是他经常不断评估事件、研究形势和分析人物的一种工作手段，同时也是他敏锐的观察分析精神和不时迸发出的精妙幽默感的一种表现渠道。日记写得实事求是，不加渲染，全篇紧凑连贯，浑然一体。
毕竟，当时游击斗争正处于艰难的开创初期，物质环境极端严酷。在那场赴汤蹈火、需要有超人体力的战争中，切肩负的游击队领导的重任让他精疲力竭，休息时间极少。这些日记正是在难得的休息间隙中见缝插针写下的，这再次展现了他顽强的工作作风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切写日记不仅详细分析每天发生的事件，也记录了革命游击斗争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战士间的相互指责和他作出的批判性的评价。
游击队内部必须不断地进行这样的评价，在当时那个阶段尤其应该这样做，因为游击队只有一个很小的核心，面临的物质环境极为恶劣，敌人在数量上又占绝对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是丝毫的疏忽或细微的错误都会招致致命的后果。游击队领导对部队的要求必须极端严格，要利用每一件哪怕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经历来教育新型游击队组织中的战士，为其培养未来的干部。
教育培训游击队武装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启发每一个人的觉悟和荣誉感的过程。切懂得如何去触动革命者身上最敏感的神经。对马科斯进行屡次规劝后，切警告说要开除他，让他名誉扫地。马科斯回答说“宁被枪毙也不愿被除名”。后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有受到切信任、但在斗争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又受过他责备的人，都有和马科斯类似的表现。这位与战士情同手足、敦厚仁慈的领导知道如何严格要求部下，这种严格有时竟达到苛刻的地步。但是，他首先苛求自己，苛求自己远胜于苛求别人。切把部队的训练建立在游击队员的思想觉悟和他本人身先士卒所产生的巨大力量的基础上。
日记还多次提到雷希斯·德布雷，反映了切对这位革命作家的被捕和监禁所表现出的深切的担忧。德布雷曾被派往欧洲执行任务，不过切内心还是愿意让他留在游击队里。为此，他对德布雷的行为总表现出一丝不安，有时甚至有些疑虑。
切无法了解德布雷在落入残暴的政府军的魔爪后遭受的磨难，也不知道德布雷在敌人的拘捕者和严刑拷打者面前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然而，他还是指出了德布雷审理案的巨大政治影响。十月三日，即他牺牲的前六天，在激烈而紧张的战事中切还是抽空写道：“听到了对德布雷的一次采访，面对一个以学生身份出现的坐探，他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这是他最后一次谈到这位作家。
由于这本日记一再提及古巴革命及其与玻利维亚游击运动的关系，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出版这本日记是一种惹是生非的行动，革命的敌人——扬基帝国主义者(3)及其盟友、拉丁美洲寡头集团的政客——将会据此变本加厉地推行其封锁、孤立和侵略古巴的计划。
这样看问题的人不应该忘记，扬基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胡作非为从来是不需要什么借口的。早在我国刚颁布第一部革命法律之际，扬基帝国主义颠覆古巴革命的阴谋就开始了，原因是显而易见也是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宪兵和反革命势力的元凶，是世界上残存的最落后最残暴的社会结构的庇护者。
支持革命运动也许会被美国佬抓住当作他们发动侵略的口实，但是这决不是他们侵略他国的真正原因。为了不给敌人以口实而拒绝支持革命运动是一种荒唐的鸵鸟政策，是与当代社会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放弃支持革命运动不仅无法避免提供口实的问题，而且实际上是在声援扬基帝国主义，支持其统治和奴役世界的政策。
如同所有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一样，古巴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国，离美国海岸仅九十海里，在其领土上还有一个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古巴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不计其数的困难。自从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巨大的危险一直威胁着我们的国家，但帝国主义永远也无法使我们屈服，因为他们仇视我们一贯的革命路线，频频向我们发难，只能让我们怒而藐之。
就革命而言，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出版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切的日记落到了雷涅·巴里恩托斯［总统］的手里，他立即把副本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美国政府的手里。接近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记者有机会接触到留在玻利维亚国内的原件，他们虽然影印了原件，却答应目前暂不予公开。
巴里恩托斯政府和高级军事将领们有极为充分的理由不公开这本日记，因为从日记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军队毫无战斗力，遇到为数不多的几个顽强的游击队员就连吃败仗。短短的几个星期，游击队就从他们手中缴获了近二百件武器。此外，切在日记中对巴里恩托斯及其政权的评述可谓恰如其分，入木三分，这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掉的。
帝国主义也有它自己的理由：切和他树立的非凡的榜样在世界上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他的思想、他的形象和他的名字在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中成了同非正义现象作斗争的旗帜，引起了全世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极其强烈的向往。
在美国本土，黑人［人权］运动和进步学生运动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把切作为自己运动的形象。在争取民权和反对侵略越南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人们高擎的是象征战斗的切的画像。一个人的形象、名字和榜样如此迅速地以汹涌澎湃之势成为全人类的象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也许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因为切最纯洁、最无私地体现了一种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当今世界的特征，更彰显了未来世界的特点。
拉丁美洲过去受殖民主义强权压迫，如今仍受扬基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始终处于令人难以容忍的落后和不发达状态。如今，这一地区出现了这位举世无双的人物，他已成了全世界革命斗争的象征，即使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麇集的大都会的中心也是如此。
扬基帝国主义惧怕这一榜样的力量，惧怕一切有助于传播这个榜样的东西。这部日记生动地表现了一个非凡的人格，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事中写就的一部游击战教科书，是如同火药一样的易燃物。这部日记向世人证明，即便面对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奴役者及其雇佣军，拉丁美洲人民也不是无能为力的。正是这部日记的这一内在价值，使他们至今不敢把它公之于众。
那些形形色色的假革命者、机会主义分子和江湖骗子也不希望把这部日记公之于众。这些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头上顶着诸如此类的桂冠，然而，他们却一口咬定说切是个迷途的冒险家，仁慈一点的说法也称切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把切的死看作是拉丁美洲革命武装斗争临终前的动听忧伤的挽歌，说什么“既然这种思想的最高鼓吹者、经验老到的游击队员切都在游击战中毙命，他领导的运动又没能拯救玻利维亚，这只能表明他铸成了大错”。多少卑鄙之徒都无一不对切的死拍手称快，他们的立场观点同帝国主义和最反动的寡头集团的政客的立场观点那么合拍，那么一致，对此他们竟然厚颜无耻得一点儿都不感觉脸红！
他们就是这样为自己辩解，为他们叛逆的领导人辩解。他们那些领导人在某些时刻会毫不迟疑地玩弄武装斗争的手法，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后可以看出——是破坏游击队，阻挠革命行动，并强行推行其可耻而荒唐的政治伎俩，因为他们是绝不可能采纳任何其他路线的。他们还为这样一些人辩解，这些人现在不会、将来也决不会为人民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这些人丑化革命思想，把它变成既无内容、又无号召力的教条鸦片，把人民的斗争组织变成同国内外剥削者妥协的工具；这些人推行的政策同南美大陆各国被剥削人民的真正利益毫不相干。
切把他的死看作是革命进程中正常的、随时可能发生的事。他在自己最后起草的一些文件中特别强调，一旦这种事发生，也阻挡不了拉丁美洲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前进步伐。他在给三大洲团结组织会议(4)的电报中，重申了这一思想：“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呐喊……哪怕只有一个人听到了我们的呐喊，哪怕还有一个人伸手接过我们手中的武器，那么不管死亡在什么地方找上门来，我们都坦然欢迎它。”(5)
切把自己看作是革命中的一名战士，毫不在意自己是否能活着看到革命成功。那些认为切在玻利维亚的斗争结局标志着他的思想失败的人，同样也会过于简单地否定所有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和思想家的思想和斗争的有效性。这些先驱者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内，都没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他们的事业，看到自己崇高斗争的胜利成果。
纵览古巴历史，何塞·马蒂和安东尼奥·马塞奥在战斗中阵亡了。接着，美国佬进行了干预，扑灭了独立战争的烈火，先辈们斗争的短期目标遭受了挫折，像胡里奥·安东尼奥·梅利亚这样一批卓越的社会主义革命倡导者也被效力于帝国主义的特务杀害了。但是，他们的牺牲，从长远来说，都无法阻止一百年前开始的这一革命进程的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对他们深邃的正义事业，对这些杰出战士的斗争方针，对他们合乎时宜的、至今仍激励着千千万万古巴革命者的基本思想提出疑义。
从切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游击战成功的可能性几乎马上就要演变成现实，游击斗争的催化作用确实威力无比。有一次，眼看着衰败无能的玻利维亚政权出现了迅速解体的明显征兆，切写道：“政府正迅速分崩离析，恨不得我们现在就能再增加一百名游击队战士。”
古巴斗争的经验告诉切，我们小小的游击队经常会陷入濒于灭顶之灾的境地，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完全取决于运气和战争中难于预料的各种因素。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难道就有权把它归咎于革命路线，并以此为例给革命大泼冷水、向人民灌输无所作为的思想吗？革命进程在挫折中向前发展，历史已多次见证了这一点。在古巴，人民武装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六年，我们自己不是也经历过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失利吗？
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攻打古巴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格拉玛号”在古巴登陆的这段时期，面对着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政府军，古巴革命斗争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成功希望渺茫，少数游击战士的军事活动被看成是“犯下大错”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的胡作非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缺乏经验的游击队在巴蒂斯塔政府军的进攻下遭受重挫，四处溃散，似乎完全证实了这些悲观主义的预言。但是，仅仅二十五个月之后，那支游击队的幸存者就发展壮大起来，逐渐具备了消灭同样那支政府军所必须的力量和经验。
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逃避斗争的人总会找到大量的借口，但是逃避斗争只能是永远与自由无缘。切没有活到实现理想的那一天，但是他用自己的鲜血浇灌润泽了他的思想。另一方面，那些对他妄加批评的假革命者，尽管眼下可以苟且偷生，但是他们政治上怯懦无能，行动上无所作为，他们这一愚蠢的真面目将来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日记记录了马里奥·蒙赫——近一时期被捧为拉丁美洲革命典范——的种种丑恶行径。此人打着玻利维亚共产党书记的旗号，竭力与切争夺游击运动的政治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他还声称，为承担这一责任不惜辞去党内职务。显然，在他看来，他的党内头衔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资本来攫取这种特权。
不消说，马里奥·蒙赫没有任何游击战经验，也从未打过仗。而且，早在玻利维亚第一次独立战争时期就被革命先辈们扬弃的粗俗的沙文主义在这位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人的身上却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类所谓的“共产党领袖”对拉丁美洲反帝斗争的理解甚至还赶不上征服时期在欧洲殖民主义奴役下的土著部落的国际主义水平。
玻利维亚的国名及其旧都苏克雷均是以该国最初的两位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和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的名字命名的，这两人都是委内瑞拉人。在玻利维亚这场决定性的谋求人民解放的斗争中，该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本来有可能得到一位具有政治、组织和军事天才的革命伟人的合作，而且这位伟人的事业并不局限于狭长的、人为划定的——且不说是不合理的——玻利维亚的国界线内。可是，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却偏偏拒合作于门外，苦心经营他的不光彩的、荒唐而又无端的争权活动。
玻利维亚没有出海口，因此为了自身的解放，避免遭到残酷的封锁，比任何国家都需要邻国革命的胜利。切以其巨大权威、能力和经验，本来正是能加速这一革命胜利进程的最合适的领导者。
在玻利维亚共产党发生分裂之前，切就同该党领导人和党员建立了联系，请求他们援助南美大陆的革命运动。经该党的批准，一些党员多年来与切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该党发生分裂之后，由于同切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党员参加了不同的派别，所以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切并没有把玻利维亚的斗争看作是孤立的事件，而认为这是一场要不了多久就会扩展到南美大陆其他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试图组织一个没有宗派主义的运动，以便所有愿为玻利维亚的解放、愿为受帝国主义奴役的拉丁美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人都能加入这一运动。
然而，在筹建游击基地的初期，他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勇敢而谨慎的合作者的帮助，这批人在玻利维亚共产党发生分裂后仍留在蒙赫领导的党内。尽管切不赞成蒙赫的路线，为了表示尊重，他还是首先邀请蒙赫参观游击队营地。后来，他又邀请矿工领袖和政治领袖莫伊塞斯·格瓦拉参观营地，此人已退出玻利维亚共产党，参与筹建由奥斯卡·萨莫拉领导的另一组织，后因与萨莫拉有分歧，又退出了那个组织。后来证实萨莫拉就是另一个蒙赫，他以前曾向切许诺，协助组织玻利维亚的游击武装斗争，后来却自食其言，战斗来临时，他卑怯地退到一边袖手旁观。切遇害后，他成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恶毒的批评家之一。莫伊塞斯·格瓦拉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切的游击队，早在切抵达玻利维亚之前他就试图这样做。他拥护切，并为革命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以前一直留在蒙赫的组织内的一批玻利维亚游击队员这时也加入了切的游击队。他们在因蒂·佩雷多和科科·佩雷多——后来证明他们是杰出的大无畏的战士——的领导下，脱离了蒙赫，义无反顾地支持切。但是心怀不满伺机报复的蒙赫这时候便开始大力破坏这个运动，他在拉巴斯阻拦了一批训练有素、正前往加入游击队的共产党员。这一情况表明，革命队伍中的战士虽然已具备了斗争所需条件，但是他们的发展前程也会在其庸碌无能、两面三刀和江湖骗子式的领导的罪恶干扰下白白葬送。
切自己从不把职位、指挥权和荣誉之类的事放在心上，但他认为，从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来看，革命游击战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谋求解放的最基本的战斗形式。而且他坚信，游击斗争的军事指挥权和政治领导权必须是统一的。他还认为，游击斗争只能由游击队自己来领导，不能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躺在舒适的办公室里的城市官僚们。所以，他不打算放弃游击队核心的领导权，在随后的发展阶段，他有意让这一游击核心在拉丁美洲的广阔斗争范围内逐渐发展壮大。他肯定不愿意把这样的指挥权交给一个毫无斗争经验却死抱着狭隘的沙文主义观点的无知的蠢货手里。沙文主义甚至常常会在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人士中感染传播。切认为，必须和沙文主义作斗争，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反动的、荒谬的和垂死的思潮。
切在给三大洲团结组织会议的致电中说：“让我们发扬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让我们高举的斗争旗帜成为人类解放的神圣事业的大旗，这样，能在越南、委内瑞拉、危地马拉、老挝、几内亚、哥伦比亚、玻利维亚——仅举当前几个武装斗争的现场——的战旗下流血牺牲对一个美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甚至欧洲人来说，都是同样光荣、同样令人向往的事。在异国的国土上洒下的每一滴血，后来者都会从中吸取经验，运用于解放自己祖国的斗争中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获得解放都是自己国家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打赢的一个回合。”
同样，切相信，拉丁美洲各国的战士都会加入游击战争，玻利维亚的游击战争将是革命者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一所学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除了玻利维亚人以外，切还希望有一小批身经百战的游击队员作为核心团结在他周围，这些人几乎全是他在古巴革命斗争中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同志，他们的能力、勇气和牺牲精神切都了如指掌。只要他一声令下，这些人个个都会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没有一个人会离弃他，也没有一个人会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
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战中，切展示了他顽强的战斗精神、精湛的指挥技能、坚韧的工作作风和身先士卒的革命风范，可谓有口皆碑。可以说，他自我肩负的重要使命让他终日殚精竭虑，但他始终保持着无懈可击的责任心。每当游击队疏忽犯错时，他立刻就为大家敲起警钟，迅速加以纠正，并载入日记。
难以置信的诸多不利因素同时向切发难。例如，部分游击队员与大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了，他们是一批十分勇敢的战士，有的是病员，有的正处于康复阶段。原以为这种分离只会持续几天时间，可是两队人马一旦在崎岖的深山老林中失去联系，这种分离状态就再也没有结束过。在漫长的数月里，切时时牵挂的就是如何千方百计找到他们。就在这段时间里，哮喘又无情地向他袭来。这一原本简单吃点药就很容易控制的疾病，一旦药品匮乏，即成大敌，无情地啮噬着他。由于游击队事先储备的药品已被敌人查抄，他的哮喘病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再加上失去联系的那批游击队员八月底被敌人消灭，这一切使事态发展急转直下。但是切以钢铁般的意志强忍着身体的痛苦，一刻也没有减轻自己的工作，丝毫也没有让自己垂头丧气过。
切同玻利维亚的农民有过很多接触。这些农民天性就谨小慎微，疑心重重，对此切并不感到惊讶，由于以前在其他场合就同农民打过交道，所以切很了解他们的心态。他知道，要把他们争取过来，需要进行长期、艰苦和耐心的工作。但是他毫不怀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游击队一定会赢得农民支持的。
仔细沿着事态发展的线索，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切能指望依靠的人已经非常少了——那是在九月份他牺牲前的几个星期里——游击队依然保持着发展的能力。游击队里仍然有像因蒂·佩雷多和科科·佩雷多兄弟这样的一些玻利维亚干部，他们已经开始表现出相当了不起的领导潜质。
切领导的游击队［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在伊格拉中了敌人的埋伏，这是政府军唯一获胜的一次战斗。就是在那里游击队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遭到伏击时，他们正在向一个政治比较开明的农村地区转移（这个意图日记中并没有记载，但是死里逃生的战士心里都明白），不料先头部队竟在大白天被敌人歼灭，还有些战士负了伤。他们是初次进入那个地区，又不可避免同当地居民有过密切的接触，在这样的情况下，光天化日沿着几天来一直走的同一条路线行军无疑是非常危险的，政府军显然会在某处阻截他们，切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为了帮助处于病危的的医生［奥克塔维奥·德拉康塞普西翁·德拉佩德拉哈（医生）］，他还是决定冒这个险。
切在遭伏击的前一天写道：“部队一早就赶到了普希奥，但是这里有人前天在下面就见到过我们，看来还是本巴（bemba）电台的消息跑在我们前头了。”“眼下骑骡子行军很危险，不过我们还是尽量想办法让医生一路上舒服一点，他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次日他又写道：“先头部队于下午一点出发，争取抵达哈圭镇后再就有关医生和骡子的事做出决定。”这就是说，他在寻找解决病号的办法，以便另换一条行军路线，加强必要的戒备措施。但是，就在那天下午，先头部队还未抵达哈圭镇就遭到致命的伏击，使游击队陷入了不堪一击的境地。
几天以后，切在尤罗山谷被围，与政府军打了最后一仗。
这些革命者在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开创的可歌可泣的业绩无不使人心灵受到震撼。他们是在极其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开展游击战的，光是与环境抗争就构成了一篇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诗篇。人数如此之少却从事如此宏伟大业，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蕴藏在拉丁美洲人民中的巨大的革命能量总有一天会被激发出来，他们充满自信，决心为这一目标战斗到底，这一切充分向我们展现了他们坦荡的胸怀。
一天，切对玻利维亚的游击队员说：“这场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脱胎换骨转变成革命者的机遇，而革命者是人类最高的一个层次，这场斗争也能使我们升华为一个完人；如果有人无法达到上述的任何一个境界，现在就应该坦言并离开这场斗争。”
同他一起浴血奋战到最后一刻的人，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他们是革命者和完人的代表，历史正号召革命者和完人担负起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艰巨使命——对拉丁美洲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第一次独立战争时期，我们的先辈面临的敌人是一个日趋衰落的殖民主义大国。今天，革命者面临的敌人则是拥有最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的帝国主义阵营中的超强堡垒。他们不但为玻利维亚组建装备了一支新的军队——原有的镇压人民的军事机构已被人民摧毁——及时为他们运送武器、派遣军事顾问以对付游击队，而且还向拉丁美洲大陆所有镇压人民的国家提供同样规模的军事和技术援助。当这些手段仍无济于事时，它就直接出兵干涉，就像出兵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一样。
与这样的敌人作斗争需要切所说的那种革命者和完人。面对着军事、技术和经济资源均独霸天下的扬基帝国主义这样的强国，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随时准备继承他们从事的事业，如果没有勇气直面他们遇到过的巨大障碍，如果不能像他们那样每时每刻都抱定必死的决心，如果不能像他们那样对正义的事业抱有坚定的决心、坚信人民的力量是战无不胜的，那么要想赢得拉丁美洲大陆各民族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
美国人自己也开始认识到，他们国家盛极一时的庞大而丑陋的政治上层建筑早已不是这个国家的缔造者二百多年前建立的那个歌舞升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了，他们日益遭到荒谬的、异化的、丧失人性和野蛮的制度带来的道德愚昧的摧残。这种制度发动侵略战争，推行罪恶的政治，实行种族歧视，构建惨无人道的人类等级体系，当全世界的四分之三人口处于不发达和饥饿状态时，它却令人发指地让自己那个庞大的、镇压人民的反动军事机构大肆挥霍经济资源、科学资源和人力资源。这种制度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深受其害。
但是，只有拉丁美洲实行了革命性的改造，美国人民才有可能与帝国主义清算这笔账。与此同时，美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同样会使他们成为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举足轻重的盟友。
本世纪初，美洲大陆出现了巨大的分化和失衡。一方面，一个强大的、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依据其社会和经济动态规律正在向帝国的顶峰迈进；另一方面，在分裂动荡的美洲其他地区，许多经济衰落发展停滞的国家却遭受着封建寡头集团及其反动军队的蹂躏。如果本半球的这一部分地区不实行深刻的革命改造的话，那么，原先的鸿沟不仅反映了经济、科学和技术在当前的巨大差异，而且还意味着今后二十年内帝国主义上层建筑会加速把骇人听闻的不平衡强加给拉丁美洲人民。
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注定会越来越穷，越来越弱，越来越依附并受奴役于帝国主义。亚洲和非洲所有不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这种黑暗的前途。既然连拥有共同市场和超国家的科研机构的那些工业化的、教育高度发展的欧洲国家尚且担心可能被扬基帝国主义抛在后面，并忧心忡忡地思索着沦为其经济殖民地的幽暗前景，那么，摆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面前的前景又会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毋庸置疑的现实，它将对各国人民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现在我们急需的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性的改造，把这一地区的道德力量、物质力量和人的力量统统汇集在一起，投入斗争，改变几百年来的经济、科学和技术的落后状态。我们是工业化世界的附属国，将来会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它们，尤其是美国的附属国，与之相比，这种落后的差距更大。如果哪位自由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或者夸夸其谈的江湖骗子式的假革命家能拿出自己不同的方案，而且能提供与切的理念完全不同的原则和贯彻这一原则的神奇途径——不仅有能力将寡头、暴君和卑鄙的政客之类的奴才及其垄断资本家的美国佬主子一起扫地出门，而且能根据形势所需迅速采取对策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请他们站出来向切发起挑战吧！
拉丁美洲有三亿人口，绝大多数人一贫如洗，而且在未来二十五年内人口将增至六亿，他们有权享受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人类文明。既然没有人能制定出一套真心实意的解决方案，能提出一项始终如一的政策，为这三亿人民带来真正的希望，那么，在切以及和他一起献身的仁人志士英勇地捍卫他们理想的崇高行为面前，我奉劝那些人还是识相一些，闭上他们的嘴不要说三道四为好。这些人数不多的游击队战士在解放拉丁美洲的崇高理想的指引下所成就的丰功伟绩将雄辩地证明，只要坚定决心，发扬英雄主义精神，调动崇高的人性，革命将无往而不胜。这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它将启迪人民的觉悟，指导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切洪亮的战斗呐喊将会在他为之献身的穷苦人和被剥削者的耳边回荡，劳苦大众将会挺身而出拿起武器，为自己赢得彻底的解放。
十月七日，切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第二天下午一点，他打算在一个狭窄的山谷里等待天黑再突围，结果与大批政府军遭遇上了。整个游击队所剩无几的这部分战士，从山谷至悬崖，在各自的阵地上英勇地与大批围攻他们的政府军一直血战到黄昏，与切毗邻的阵地上的战士全都阵亡了。既然留在切身边的是上文提及的那位病危的医生和同样身体状况极差的一位秘鲁游击队战士，这似乎表明，切受伤前一直在竭尽全力掩护这些同志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那位医生在那次战斗中并没有死，而是几天以后在离尤罗山谷不远的地方遭敌人杀害。地形崎岖，山石突兀，游击队员彼此很难目视到对方，有时根本谁也看不见谁。因蒂·佩雷多等人就在离切数百米远的山谷的另一个入口处坚守着阵地，一直抵抗到天黑，总算摆脱了敌人，开始向事先约定的集合地点转移。
现已证实，切虽然负伤仍始终坚持战斗，直到他的M-2式步枪枪管被子弹击中完全报废为止，他的手枪当时又没有弹匣。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让后人明白了为什么他最终会被敌人活捉。他双腿受伤，没有别人搀扶走不了路，但伤势并不致命。
切被送到伊格拉村后仍活了二十四小时，他拒不搭理那些抓获他的人，一个醉醺醺的军官总想挑衅他，结果被他狠狠地扇了一耳光。
在拉巴斯的会议上，巴里恩托斯、奥万多和其他一些高级军事将领密商后惨无人道地决定将切杀害。他们在伊格拉的这所学校里执行这一邪恶决议所犯下的种种罪行现在已大白于天下。接受美国佬培训的丛林战特种部队的米格尔·阿约罗亚少校和安德烈斯·塞利奇上校命令马里奥·特兰准尉执行杀害任务。当酩酊大醉的特兰踉踉跄跄来到了学校院子时，切刚刚听到了一名玻利维亚游击队员［维利］和另一名秘鲁游击队员［奇诺］被杀害的枪声。他看到眼前这个刽子手迟疑不决的样子，便坚定地说：“害怕了吗？开枪吧！”特兰退缩了回去，他的上司阿约罗亚和塞利奇不得不再次下令他开枪，他随后用机枪朝切的腰带以下部位打了一梭子。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公布战报说，切在战斗后几小时已经死去，因此，刽子手们奉命不得朝他胸部或头部射击，不让切倒下后即刻死亡。切的痛苦就这样被他们残酷地延长了，直到另一名同样酩酊大醉的中士用手枪朝他的左胁打了一枪，切这才倒下死去。对所有被俘的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官兵的生命，切在战争中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再看看眼前政府军的这一残忍行径，真可谓天悬地隔。
在一向被自己鄙视的敌人手里度过自己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切内心一定痛苦难熬，但是，他比任何人都具备更充分的心理准备去承受这样的煎熬。
这部日记是经过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们手里，现在还不便透露。但是，仅指出一点就足够了：它并非是用金钱买来的。这部日记包括从切抵达纳卡瓦苏农场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那天起一直到尤罗山谷战斗爆发前的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晚切所写的全部内容，中间只缺几页还没有搞到手(6)。好在那几天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所以一点也不影响日记的完整性。
尽管日记本身的真实性丝毫没有值得怀疑之处，但是，所有的影印件还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查，不仅要确认其真实性，还要核实是否出现过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改动。日记的日期与另一位幸存的游击队员的日记作过比较，一切都相吻合。亲身经历过所有事件的其他游击队战士提供的详细的证词也进一步证实了这部日记的真实性。总之，现已确定无疑地证明，所有的影印件都是切的日记原件的忠实复印本。
辨认切细小而难认的笔迹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这项工作是在切的妻子阿莱达·马奇不懈的帮助下完成的。
这部日记将同时在多个国家出版，涉及的出版社有法国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意大利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联邦德国三大洲出版社、美国《壁垒》杂志、智利《终点》杂志、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埃迪西奥内斯·鲁埃多·伊韦里科出版社也将同时出版西班牙文版本。
向着胜利永远前进！
菲德尔·卡斯特罗
为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切的《玻利维亚日记》
第一部授权版本而写
(1) 凡本文中的出现的方括号均为原英译本的文中注释。——译注
(2)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墨尔本和纽约：海洋出版社，2006。
(3) 对美帝国主义的蔑称。——译注
(4) 指一九六七年春天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团结组织会议。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丛林营地中向大会发去电报。——译注
(5)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切·格瓦拉读本》，墨尔本和纽约：海洋出版社，2003。
(6) 这几篇日记现已全部收入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