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作为“文学之一种”的当代意义
苏宁
（淮安市文学艺术院，江苏 淮安 223001）
内容摘要：报告文学在当代文学中很受非议。消费主义对人文学科造成困扰，利用过报告文学，将报告文学之名混以广告文字和文史资料。四十年来报告文学逐渐完成自身文体特征建设，以“真实记录”为根基，言必及物，博其他文体叙述技术之长，打开封闭的题材视野，使时代完整情貌以文学形式进入公众视线，成为有史学价值的一代文学。一段时期以来，“非虚构”作品的出现，其实就是文学在功用与品质上的一种回归，也是报告文学进入正常文学视野的阶段性经历。文学终非实物，于物质世界的意义，远没有被完整定义。对于文学作品的鉴定，也并无标准固定尺度。在任何时代，文学所需要的，都是一种向四方敞开的状态。
关键词：报告文学；时代背景；非虚构；史学价值
一、报告文学以作品回言文学功用
报告文学作为文学中一种，在最近四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一直以真实为出发点，为时代言说，使时代完整情貌以文学形式进入公众视线，成为有史学价值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档案。
作为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一部分，文学在有一部分人看来，只是娱情之器。这个时代该如何看待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在发展中呈现了怎样的自我状态？
成熟的文学评价标准，是批判和褒奖都公允而客观，不牵强附会，亦不附于当时风气，只服膺于作品品质，服膺于作品可存在的时间。
用批评家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对应作品，任何政治制度中的文学，都是有着作者个人精神意志的文学。它是一个作家和他的外部世界对话的器具，是他内心的热，作家通过它清洁自己的精神，再返回来滋养文字。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严厉批评了当代文艺的八种怪现状：有数量缺质量；低俗泛滥，把作品当“摇钱树”；浮躁；作风漂浮；价值观缺失；崇洋媚外；钻进钱眼，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吹捧奉承，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
此八条，直取时代文艺部分要害。这也为探讨报告文学的当代意义提供了可逐一对照的背景。
既为文学研究，就有批评和欣赏两层意义。对一部作品的认知只有建立在耐心的阅读和真诚的探论之上，无论是从文学写作或阅读经验出发，还是从文学观念开始，无论是用理论定义来讨论，还是用有各种主义之名的方法来阐释、解决阅读、评论时发现的问题，都不能取代文本自身呈现的特质事实，不是既定概念可以圈入的。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只是作品。作者、读者、评论者，都应从此出发，然后在阅读中用好“正视”和“自省”。
四十年文学实践的事实是，报告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和存在，但评论并不到位：一方面这个时代需要的报告文学，被我们赋予了太多东西，这个负重，使它在部分程度上失去了文学本身被我们期望的品质；另一方面，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优秀作品被我们在以偏求全中忽视。
报告文学因被强烈的写实要求所禁锢，失去了我们对于生活中可以想象和去用文学修饰的发挥空间。比之于小说叙事，它的情节、人物是现在时的，因而处于呆板状态，这样的呈现比之于其他文学样式，肯定是显得有些无趣味。报告文学对社会文化因素、生存法则，对存在这一切人、事、物的理解和呈现，皆处于原象、原状、原装的录取状态，不按受众的考虑和接受程度来组织作品。而文学更有效意义的发生，是来自读者的，他们维持的长久鉴赏，是一个作品的生命力之源。这个鉴赏的意思里包含着被读者接纳和需要。
我们无法要求，每一种文体的发展和出现，评论都能及时到位。以我们的文学史看，真正、真实、客观、公允的评论，往往发生在这个文体或作品存在很多年之后。很多当时、当世的人都不存在了以后，剔除了一切浮在表面的东西。这四十年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在展现文学功用价值和品质上，报告文学以作品品质说话，在很大层面上，做到了为时代记录和立言，这个价值是值得关注的。
二、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语境中探讨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面临过一个问题，很有一部分人不将报告文学视为文学。其原因很复杂，其一是这几十年广告学的发展，边界扩大，文学看起来像是一种宣传方法，而诸多文学样式中，以“真实”为命脉特征的报告文学很符合广告的诉求；其二，很多冠以报告文学之体式的非报告文学作品混淆了人的眼目；其三，确实有些作品本身写得不好；其四，一段时期内确有报告文学作品有意和商业、政治连接紧密。但过滤这四十年的报告文学作品，具有珍贵文学与思想品质的优秀作品仍很多。
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序》时说得很恳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
其中论元曲之语，与今天报告文学之处境，颇有情貌相通处。
曲源于民间通俗文学的元曲，实际的文学地位也一直低下。在当时及后面的明清两朝，也从没有得到正史和学者的推崇、承认和重视。中国三千多年古典文学历史中，先秦诸子文，汉代大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明清小品、小说、楹联、八股，各有体格。
元曲曾一直低微。这也是元代社会政治文化现实背景中的事实。今日所见之元曲，所呈现状态，题材多样。创作者的视野进入了柳巷烟村。很多创作者，也本就是厮乡中人。所以，鲜明生动的时代气象，也跃然纸端。而语言之通俗一改前风，近于口语，不识字的人，听别人读了也懂。这就是呈现给后世的元曲气象。
今天，回望宋词之后的大元帝国，彼时之元曲，有无拘无束天成之妙，各种情绪兼杂字里行间。
通俗如“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也真是妙极。再如“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风流贫最好，村沙富难交，拾灰泥补砌了旧砖窑，开一个教乞儿市学。裹一顶半新不旧乌纱帽，穿一领半长不短黄麻罩，系一条半联不断皂环绦，做一个穷风月训导”。还有一个《红绣鞋》也读了有趣：“裁剪下才郎名讳，端详了展转伤悲，把两个字灯焰上燎成灰，或擦在双鬓角，或画作远山眉，则要我眼跟前常见你。”这些字句曲儿，也有趣，也任性，也粗糙，也自在。一个时代风貌中的文学，总有自成处。
元曲作为一代时政、文化风气中形成的文学体裁，今天回看，别有其时代质感和淳朴动人之处。作为辉煌的唐宋诗词之后的文学形式，它一样穿越了无穷岁月，慢慢在时间淘洗中，显出了自己不同于以往文学形式的生命力。每一个今天读元曲的人，都应该有此感受。它也是当时人们寻找到的抒胸臆、书世相的途径和方式。虽然在当时，元曲确实不被正史和主流文化所待见。高雅的唐宋诗词，忽然在此折转走向通俗。一改传统文学中的端严、雅净，或高雄或婉丽之美，变得异质杂生。文学在此转折，变得体无定式，自由疏散。一改上朝之诗、之词的体式有定，韵律上的规范严谨。
既如此，元曲还是不是文学？或是不是还可称文学之一种？
今天，我们谈论报告文学，情境相似，也宜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文学”的语境中讨论。
报告文学的繁荣从1976年开始，此时十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正将开始。
这四十年，报告文学在文坛实际上并不被认同，在主流评论界，也被认为是文学传统美感稀薄，重视政治情怀，书写上只是叙述事件，而乏于叙述技艺的文体形式。但这四十年中，没有哪一种文学样式，如此贴切地对时代进行了书写与记录，对社会事件进行了理性思考和表达，它的丰富与真实是超过任何文学样式的。就如没有任何一代文学能如元曲那样，再现社会的丰富性，人心的复杂性，官商、儒武、渔、樵、耕、读各阶层生活及世况情味。
作为一个时代文学之一种的报告文学，有一天，也许如元曲一样，会等来时间最终的检验。而我们，在今天，如能够将报告文学放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文学”这样的语境中，来了解、探讨和感知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文学观念上的进步？
对于文学，我们一直把它的可鉴赏性作为它的根本，而非单一的对于事实之记叙。新媒体时代，各种新科技都在争夺和替代文学的功能。但文字之美、之力永无可赖其他技术实现。这也是文学不会消失、消亡的唯一理由。尤其以“写实纪实”为根的报告文学，必会以一部又一部作品的真实本性展现其作为文学中一种的现实意义。
三、“非虚构”的出现与报告文学的成长
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各为何物？非虚构，本义就是“不是虚构”，并不复杂。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所有内容、细节、基调都被“真实”、“原生”的现实图景、元素进入和占据的文本，有强大浓烈的叙事特征，有作者个人对“事实真相”诚敬的还原视角，有尽量节制、也真实展现的个人情绪和议论，一切以发生或正发生的现实为写作依据和出发点。非虚构和报告这两个词若作为一种作品的品质特征，可见于任何文学体例。但以目前文学实践的现状看，皆在散文范畴之内。
近一时期出现的标以“非虚构文学”之名的作品和报告文学，从本质上看，实在不是两种隔了距离的事物。它只是特定或一段时期内，对秉有同一文学品质作品的不同命名。“非虚构”只是报告文学成长中的一个阶段性经历。它们同属一个意义，只是用了不同命名的方式。它们通向同一种品质和概念，只是用了不同渠道。这是通过对比“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各自名下的作品得出的结论。
这个意义的展示，如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时期用了不同名字，或同一时期不同场合中被不同人所称唤：同一个人，你用小名唤她，用正名唤她，或用她喜欢的名字，或唤她的人自己起一个名字去唤她，区别实在细小，区别只是来自于命名人的情绪、情感。
“文学”若为一种物体，被装放在何处，标以何名，于其本身，其实没有发生本质区别。
回观近期“非虚构写作”，之所以在如此短时间广泛进入写作者和读者视线，笔者以为：
一是目下对于写作材料的选取已到了无所不选，甚至没有良知和底线的地步。读者的内心都在呼唤真实、有血肉气息的生活在文本中的展现。这个展现是需要一个命名的。一个新“命名”，会被赋予新生婴儿的纯净气息，我们需要在一个新命名里，实现一个期待。文学自有诗歌始，然后出现戏剧、散文、小说，然后，各自再衍生派别，一个看似可以随时代之动而演示其繁华的局面，因为根基深牢，而可能枝叶丰盛。其间，舆论的宽容与评论家的肯定和引导，也成为助推这个局面的力量，这个力量，在新时期尤其显出分量。这个时代，文学已经宽广得无处不到，它的边沿被无限拓展和推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些助推因素的存在，也使很多作品，正在失去思想的纯粹、独立、崇高和骄傲。
近些年，“非虚构”这个名词下出现的作品，是读者、出版方对于文学能更近地贴近生活和现实的呼唤，是纯洁地期许和希望这种被无限拓展的“文学”体类能返归文学出现之始的功用的表现。这个名词在中国这一时期的出现，是对这个共同愿望的一次表达。
其次是符合了写作者的自身需要。一个以写作为业者终究需要写下一些有意义的文字。这是文学的出发处，也是文学终极之归宿。在这个时代环境中，在很多场合，我们所听闻的，一些被传媒和市场所钟爱的进入文学创作视阈的词，是“穿越”、“玄幻”、“个人情感”、“肉身欲望”，等等。本人缺乏对这些作品阅读的直观感受，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类内容与情绪的作品，给一代人的精神滋养终究有限。
也许，在一个全民热爱娱乐主义精神的时代，在消遣主义精神至上的时代，如果把文学看得过于庄重，不合时宜。可我们的人类史一直在强调，人类是有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的高等生物，如果这个定义成立，那终生的消遣主义者是不存在的。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所有向往和想象中的热闹和娱乐，都将是暂时和间歇性行为，不会是能贯穿于一个有力量的时代、一个有思考行为的人的存在。
至于文学创作，一些真正的，有良知，有个人情怀、意趣，有对自己心灵的责任与认识的写作，才是有“根系”的写作。
这个根，必是存在于每个人浸身其中的生活，无论这个生活，离一个写作者有多远的空间距离或时间距离，落实到纸上，再到达阅读者眼中，都必是有依据和出处的。这样的写作，才能真正和时代人事，高高低低之间，产生和发展彼此的亲爱之情。一个人和文字之间，要有互相信任的感情。写的人，脚踏实地用每一个字，用它表达和复原真实的生活、时代世象、人心，表达这个世界、各群体、事物、自然和自己，这才是对文字的尊敬。
乱用文字而成就的文章，让人发生阅读行为是不容易的，强迫的阅读并不美好，也不易久长。每一个写作者在追求“文学”之初，都思考过这些问题。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在写作途中必遇的、也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上述问题的终极层面：所有写作，都不能脱离写作者所在的时代而单独存在。
我们再用另一种途径来证明“非虚构”这个词，近期标明为“非虚构”的作品，可否有途径和证据将它指引为一种新生的文学类别？
论写法和文体特征，长篇的新闻通讯报道，和“非虚构”也近似，而且似乎前者读来更令人愉快，如在文字的简洁和对事件的细微描述上。
以近期出现的作品事实看，以“非虚构”为名，只能是出品方的一种单方面考量：用“非虚构”这个词来着意强调作品特质，即实现了在作品中完全去除和没有了一点虚构成分（对这一点，本人暂保留意见）。
文学，历来被视为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个“高”各有不同理解，是作者看待和叙述事件的角度和心怀，还是置身于其中的地理方位，既为“高”，总还是会产生些许距离。
那么，这个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高”和“虚构”之间，是否有矛盾处？
如果有矛盾处，那“非虚构”之命名本身已和对“文学”的命名主张有不苟处。
此处暂且将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各作为文学之一种，都是以完全摒弃了虚构为文学主张的存在：绝对忠实于事件，忠诚于人物、事件的发生、过程和结局，忠诚于事件本身和事件发生之背景。这个主张，从良知上讲，是将文学本本分分交还给真实生活的一次实践。无论它以“非虚构”之名出现，还是“报告”之名出现，它们之间，在对客观事件的叙述和主观精神主张上，有高度一致的本质目的，有高度同一的实现途径——老老实实叙写事件本身。
不同处到底在哪里？既然现实呈现中确是两个名字意指着本质同一之事物，于此，试考察下原因：
（一）“非虚构”这个提法，于这几年显示的实际情况是，既然提出了这一个概念，本身就是宣扬了一个欲将自己和报告文学做区分的立场——和谁都不是同一类，和谁都不搭，是新种类。
（二）细味“非虚构”之本意，是一个可放诸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准的词，是一个可在任何一个文本中实现的文学特征。
（三）西方文学背景下的“非虚构叙事”和我们传统文学背景下的“纪实”之间，没有证据明确指出两者特别的区别。
在“报告文学”和“非虚构”之间，也没有特别的关于文体特征、技术主张上的区别。文学，本来就不是以理工科公式和严谨理论的形式存在于生活和艺术领域的。理论上被公认为报告文学名篇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对于其中主人公的真实，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作家魏巍在世时自己所说的：“杂取了种种人而成的典型化综合。”可是，所有细节材料皆取于真实。放此篇于此时代，我们名其以“非虚构”，似乎也没有严格的“不可以”来推翻，即或有这样一个“杂取”之前提。
（四）每一时代对文学的认识不同，表达这种“认识”的人不同，环境不同。
这些促使“表达对象”有了不同的形影样貌。“文学”如自始至终只是一个“人”在时间中的行迹，它的成长在时间中显现的样貌总会有些变化。总有一些人，侧重关注它的外在变化，为它赋予新功效和解释，也总有些人，看到了另外的内里的“如一”的东西。
综上所述，“报告文学”也好，“非虚构”也好，都只起到一个容器的功效，是收纳一些文字的存在之所而已。新篮，旧篮，功能实无大差异。关键还是所盛之物品相如何。
经济发展使这个时代的物质丰富，出现了很多更耐用、结实、好看的新器具，新人看了舒服，老人见了也愉快，也易引起他人观瞻的兴趣，于精神领域亦然。
近来所热议的“网络文学”，这个命名也是有趣而有待商榷的。在我看来，它只是一种发表文章的渠道罢了，若以此命名，那报刊上发表，岂不是“报刊文学”了？这些现象的呈现只是提示：时代发展，使我们的文学精神也有了各种宽容。
《史记》开启了文学纪实之风。这一风气，一直萦回于每一代人的写作视阈和审美视阈。只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它未被人从诸多文本中拎出单独存放，被我们不知为何地放在文学的边口了。
综观以上，近几年出现的“非虚构作品”热，不是出现，只是一种文学品质归来的宣示。
“报告文学”在成长，把“非虚构”之出现，归为报告文学的一种成长阶段性经历似乎更接近理性的言说，这也可视为和期刊多年来未形成良好关系的一种修复方式。“非虚构”之出现，从社会心理上讲，也是报告文学对历史时期内其自身存在和出现问题的一种审视、承认。
四、报告文学言之有物
近四十年的文艺创作，一直在坚韧而真实地表达着这个时代——如果向文学里看，从这一点出发，比较起来看，也许真是绕不开报告文学。但这四十年，评论于报告文学关注无多。分析原因约为如下几种：
一是能够进入公众阅读视阈的已并不仅是文学。即或只是文学作品，各种荐书信息也驳杂。信息闭塞时代，文学作品担负着让普通读者通过作品去了解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渠道作用，慰藉人心，是个体心灵的一个去处。文学目前仍然是我们了解、认识生活和社会的渠道，只是这样的路径，以眼前看，增加更多。
二是报告文学对于人事、时间真实的主张使作品文学质感下降。通常的文学理论，都主张文学应是高于普通社会生活的存在，是经提炼后的生活，是加工后的生活，而非生活原态。它不会像小说那样讲究情节发展和变化，有的没有的都可以写到一起，十个人、八个人的事也能放到一人身上发生，这样写，会显得更好读。报告文学所展示的，只是生活、事物、社会甚至意识形态之原貌，因而会显得沉闷、平庸，无法满足多层次阅读的心理需求。
三是视听和读图时代的全面到来构成对阅读时间最强烈的剥夺。先是电视成为生活必备品，进入所有家庭，电视台增设频道，并延长晚休时间；既而每个城市影院增多；手机功能无限扩张，使阅读、视听、拍摄、录音、灯光功能全面、集中实现。其次新传媒主张的娱乐性和易于理解是吸引条件，它们对于物质和精神生活中被认为没有意义部分的无限崇尚和发掘，已形成趋势。阅读的功用中娱情成分被扩展、挪移到这些新传媒前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是在这些前提下，来谈论报告文学的写作和传播问题，以及近三十年的文学呈现中，我们为什么无法绕开报告文学来谈论所有文学，是什么品质能赋予一种文体不可遮蔽的光华的问题。
以三千年计的中国文学史，一直是有趣、有情、有义、有理的存在。每个人这一生，多多少少总会读一些书，或读很多书：为学习所必须，为师友所推荐，在报章里看到，为工作要求，为个人志趣。
阅读之意义，是微小之个人与宽大之世界发生精神联系的有效通道。阅读中所看到的，是另外的生活，另外的世界、物质、精神。我们生命中可以经历到的，永不会经历到的，想知道的，都将在书本里和它们相见。溯源于上，远及于未来的，微妙的好奇心被满足的欢喜，内心坏情绪的被抚慰和修正，一直想收藏好又总飘飘鼓起的，窥视未知人生状态的惊奇，大约皆会因为一本书而实现。
回头审看：四十年或六十年之内的文学作品，也是无数。可有时认真一想，若非做研究，多读一本小说，少读一本小说，真是无关宏旨之事，内容、技艺，看多了，有时会恍觉近些年的有些文学作品，真只是个人经验与情绪的重复书写。
可我们要说到一个事实：在近四十年文学呈现中，我们无法绕开报告文学。
这由其对时代生活的深刻介入与记录决定。
如果有一天，一个朋友，想让我们在这六十年或四十年的文学汇合里，抽出一些作品——留给未来做一份念想的话，如果这尺度公允，能考虑到文学事实经验与传统，并使用目前对于文学功能的定义去量一下，我想，是应选几本报告文学作品的。理由如下：
（一）倘若想让后世的人、未来的人，了解这个时代真实的生活、趣味、社会状况，我们如何建新理陈，如何思想和表达所在的时代，我想，比较起来，确乎是没有比报告文学更有勇气、更准确和真诚的载体了。
（二）比之于同时代其他文体，报告文学更有及物品质。这些年，小说和诗歌等文学形式也在发生内在、外在的变化，出现浮躁细节，让文学沦为粗糙的心灵行为。虽然报告文学也存在这些问题，但观一些优秀作品，确是先做到了言之有物和言必及物的，这一点，很珍贵。“言之及物”、“有物”是任何一种文艺创作不可丢弃的珍贵品质，报告文学对这一品质有坚守和遵从。
五、报告文学作品的史学价值
这些年，一个确切事实是：逐渐被市场和时代所主宰的当代文学，经济发展产物的特征日益鲜明。报告文学是不是纯粹的文学，它所沾染的商业味道如何，这些，都是受众所关心的话题。
一个人的写作主张，不可能在每一篇作品里都实现。谈报告文学，也要遵从一个顺序，先谈文化，这个时代文化周遭环境，而后文学，由文学而报告文学，这是一条线。
报告文学作品所为，是对发生事件用文字复制，复原，并使它在时间中存在下去。这是报告文学的看家守持，是有史学意义的工作。也许文学本身即有史学意义，只是报告文学在这一点上，表现突出而鲜明。一直以来，有人把报告文学离文学太远当作问题，或者把报告文学只看作文学的边缘，是文学的边角部分，是横生的枝蔓，因而使它一直处于主流的文学评价系统之外。这是一个遗憾的认识。近四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实践证明，它对于一个时代中人、事、物的忠实记录，在其他文体中难以实现：
（一）报告文学所写，必须是一个有“根”的东西，从这个“根”而及“枝节”。而小说、散文等，不一定非得有真实事件在真实空间里存在这个“根”。“真实”这个“根”，是一个固执的生长，是移栽不走的发生，也是外力和后来的事物罩不住的一个生长。
（二）社会政治、经济皆是影响一代文学的因素，处于其中的文学，往往无法突破事件本身格局，创造新的维度。报告文学，一直在努力老老实实地通过“写”各种“发生”和“存在”，完成着自己。报告文学在处理这种文字真实“再现”时，表现得比一切文体都踏实而笃诚。
就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脱离自己所在环境，略过外部世界影响或作用，独自完成自己的新生一样，报告文学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处境中向何处去，如何维系或发展，使自己能凛然独立，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精神，让自身充分具有如上所说的“史学价值”是一个有效途径。
在“全球化”这个时代语境中，所有事物都在互相发生关联。文学不可能是遗世独立的一种。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框架与背景中，报告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之体式和方法之一种，它对一切存在的事件和人，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去记录的责任与兴趣。这应被视为当代文学发展中惊艳的情境。
谈论报告文学的“史学价值”，必须理性而负责任地评价报告文学于时代和历史的作用。首先要减却以心中既定概念去套作品的方法，从历史和文学的客观视角去探讨，而不是简单地把它放在当代文学背景中。
最近四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实践，有一个事实：报告文学在重大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社会事件中从不缺席，它对社会舆情有着天生的敏感和觉知。显而易见，这批作品不是典型的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只是现实主义，报告文学于当代文学的意义是作品的史学价值。这也是报告文学走向经典的路。报告文学正在经历成长期而走向成熟期，它并无小说、散文所谓的各派别之说，即或有，目前也尚未建立。
报告文学作品唯一讲究的是探挖事件本质深度和真实，一个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会在写作中慢慢形成这种精神自觉。这种精神自觉也促使书写对象成为有史学意义和价值的存在。
报告文学目前也面临困境：文字处理和复原事物、事件的技术在被数字声像冲击，它成为复原事件、事物的方式之一，而不是唯一。它所提供的只是时代事件、人物进入历史的文字佐证。好在文字较之其他技术，永远有先进性和无可取代性。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绘雪者不能绘其清，绘月者不能绘其明，绘花者不能绘其馨，绘泉者不能绘其声，绘人者不能绘其情，然则言语文字固不足以尽道也。”所以，以文字所呈现的“史学价值”，更生动和完整。
以《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为例，作品中支线繁多，在写作技术上也是抒情、议论、叙述反复结合或分离使用。王晖先生在《旷世国难的文学证言》中说到这部作品：“跨文体写作使《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全景纪实和全方位反思得以落实和出彩。”作者何建明在对大屠杀这一事件的记述中，调用了可能运用的一切材料资源，以文字使这一事件全方位还原。这是实地访问的功效，很多材料，时间久远，必须用心去寻。读者看似寻常的一个数字，一则普通告示，一个事件发生时报媒上的新闻，都是要有确定来处的。
文学史使我们确信，有精神深度的作品，才会真正反映社会、时代生活与人心，才会慢慢在时间里留下印迹，在这个精神深度抵达和切入作品之后，一个时代的精神深度才得以确切呈现。那么，如何确立报告文学作品的史学意义与价值，在作品中为时代建立精神深度与高度，让事件本身所浸渍的时代血脉与体温再现？
首先，是对报告文学作家的要求，要到事件现场，面对当事者，面对面去了解事件的实况。这一点于报告文学作品品质实有必要。因这一品质，报告文学作品才能实现为时代事件、人物如实存档的功能。
其次，从学术批评的视野来看一个时期内的文学作品，有时会放进很多比较，即或对风格、题材、技术，对所有微小细节的处理有全面洞察，也不是就能形成对一个时代文学创作情况的全面认识和评价。每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背面，是报告文学作家的职业自尊，这种职业操守中的严谨、认真于时代有着弥足珍贵的意义。这其中兼杂个人工作经验：对所有材料要了如指掌，要围绕问题对某方面材料进行精确取舍，这都是内功。报告文学作品材料来源，皆须出自原生态采访，须贴时代的边，才能与时代图形吻合。对于每一次采访得来之材料，是否有用于主旨，如何取舍，这其中涉眼光与经验，需要长期修炼。采访之目的，一方面是为设定好的主题寻材料，一方面也是发现新材料。如何妥善使用，也考验一个作家的功力，一方面，是解答自己预设好的问题，另一方面，发现的一些未知材料，也每每要为它去寻找证据、出处并将其妥善安放进作品。新材料与新发现，只有在实地访问中方可获得。这些，都是要深入时代的褶皱和凸凹处才能得来。
报告文学的采访就是把一块皱褶的布烫平的过程，并得以此一一检视每一条细微皱褶里是否有灰尘、孔隙中是否有夹杂、沾染异质的过程。也类似于将一块土石、泥沙俱在的建筑工地清理为可耕种之地的工程。清理好、深翻、施水、拌上肥料入泥土，之后方可播种、育苗。经过这样的繁复劳作方可期待那土地上的新芽，方可期用这一块整理平展的布裁一件新衣。不下如此功夫，去写出人物、事件的精神和品格，是困难的。即使写出，将流于肤浅。那年深日久的皱褶，并不是可以为任何外部力量所打开和展平的，这就是写作者内心和他所选择的题材之间，必经的一场较量，总会遇到的一场较量。
报告文学作家如何探到事件本质的深度和真实，如何对接人物心灵，挖掘出自己期待、希望被关注和了解的价值，这是个人的功力和修炼。这一点也必将影响下一个时代人们对我们这一代时代生活和生存境地的解读，这无形中赋予报告文学以庄严的“史学价值”。
六、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在为民族精神招魂
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都有其源自历史、民族信仰和其社会发展程度的精神。
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学写作，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看这个时代在世界背景中的状态，这是一条只有走了才知坑洼和深浅的路。在这条路上，报告文学的路更是曲折，其文体特征，使作品中任何事件、人物不可能离于事实之外一点。文学创作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每一部作品靠一个人的意志，一字一行去完成。
我们不能无视四十年来报告文学在创作中的努力与挣扎：它曾被污为商业气息严重，很多读者甚至无法将报告文学从广告文字中区分出来；很多作家、评论家自身为示清白也远离报告文学这面旗帜；消费主义对人文学科的威胁进入文学，最先侵入的就是报告文学，虽然报告文学并非只是唯一具有中国商业特色的时代文体，也并非所有报告文学作品都和商业有挂靠——有挂靠者也多是假以报告文学之名。文学中自有讲求“良知”和“责任”者在，这种坚守值得被铭记与尊重。
新时期，我们一直有一个问题没解决：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如前面列到的那些，如果有，一直在建设中还是处于重建状态？还是一直没有建立为被期许的状态？
在这个对民族精神的招魂之旅中，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家做了很多努力。至于报告文学雅俗之论定，今天述之尚早。如历史上部分戏曲、说唱文学都经历过跌宕之际遇。
新中国文学经过建国后最初的十七年，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再到今天的四十年，从客观立场上评述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本身和作品，目前只是初始阶段。批评体系也远无其他文学体式那样系统和成熟。
作家所在时代，往往会决定作品中的一些东西，如格调，如叙事模式，如题材。真正的文学批评往往发生在作品诞生很多年之后，依赖更开阔的学术视野、俯视万里的胸襟和健康的文学生态。当然，这取决于若干年后，“文学批评和欣赏”这种生物还活着——较之于作品本身，它的生命力要弱。
四十年来，报告文学在完成自身文体特征建设中，用一部又一部作品奠定了以“真实记录”为本的根基，制出自己独特、宽广的叙事框架，并博其他文体叙述技术之长。它的上端是开放的，给未来时间对于文本模式的探索提供了伸展空间，同时打开封闭的题材视野，使时代完整情貌进入公众阅读视线，成为有史学意义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文字档案。在有限的政治、经济、文学条件下，葆有了一份文字写实、写史的尊严。
检验一个作家是否在写作中有良知，主要看作品，看作品中展示的社会、事件，细节中的脊梁和温度，缺陷和修补，在精英主义、利己主义之间，在良知、向上、向好、向正之心与灵魂浮躁的人群中，看他如何表达这个时代精神和物质的总貌。
文学终非实物，于物质世界的意义，远没有被完整定义。对文学作品的鉴定，也并无标准尺度。一些现有的所谓尺度，也只是停在衍义概念层面，以既有概念论着比概念后出生的作品。这会失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