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的年代标记——重审1970年代的记忆与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十一卷·2）南京大学出版社

刘芳坤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内容摘要：拥有众多记忆标识的1970年代，在文学史研究中却颇为雾里看花。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以政治节点的分段方式，将“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进行简单机械割裂，忽略了历史演进中“内部保持”的“回心”动力。重新翻开历史的卷本，对1972年、1973年、1976年三个历史节点进行大量的材料还原，有助于在历史材料与记忆的悖论中，重新认识“过渡”的年代标记，重新检视关于历史建构的观念问题。

关键词：1970年代；过渡；年代标记；记忆；历史观念；回心

1970年代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个拥有众多标识的年代，但在一系列标志事件之后是这个时代长期以来失声的“寂寞”。究其原因，从“文革”到“新时期”的话语转折，历史的动力埋藏在这一阶段，强大的历史驱动力让处于“过渡”时空中的1970年代研究变成了雾里看花。

就在1970年当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元旦献词《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该社论预言道：“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将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同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剧烈搏斗的重要时代。”让人饶有兴味的是，在1980年的元旦社论中，虽然立足点不同，但仍然充分肯定了1970年代的“伟大”意义：“在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扭转乾坤，粉碎了四人帮，从深重的灾难中挽救了我们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开始了。”“垂死挣扎”和“深重灾难”、“剧烈搏斗”和“扭转乾坤”、“大兴起”和“大转折”，这一系列十分具有张力的词语比照，也的确昭示了这十年的“伟大”质素。那么，我们的研究似乎就可以从这些强烈对照的中间点开始，从“伟大”质素的夹缝当中细致地清理社会历史的转变过程，进而勾勒出文学表达得以生成的特殊场域。

一、1972结局或开始

1970年代是“文革”激进浪潮的尾声，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社论文章《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中，虽然作者延续了蓬勃激情的革命笔调，但实际上也确认了敌人已“垂死挣扎”，70年代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已经接近的“胜利”。众多的“文革”史记录和研究成果也基本确认了这个新时代的转折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中共九大应该标志着正常状态的恢复：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内乱得到控制。”“文革”开端的混乱局面得到一定的控制，权力层相对稳定，使得社会获得了发展的契机，这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1年3月15日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是文学事业复苏的先声。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极其特殊的会议，会期长达138天，一直开到了7月底。周恩来亲自干预了这次会议，不但深夜与代表们恳谈，更十分迫切和谨慎地结束了“文革”开始后文学出版一片凋零的局面：“会议文件《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周总理曾亲自修改，字斟句酌，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这个报告最后形成中共中央(1971）43号文件时，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篡改了部分内容，但这次会议、这个文件，在当时十分困难险恶的形势下，还是给出版工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使它从此走出低谷，各项出版业务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就这样，到了1971年年底，各地文学刊物改名《革命文艺》陆续试刊，这类刊物以刊登能较快对政策做出反应的诗歌、歌曲、速写、评论为主。

经过一年多的积累，1972年顺理成章地成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艺繁荣之年，首先是结束了“文革”以来没有长篇小说创作的现实，2月上海《虹南作战史》写作组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和广州军区《牛田洋》写作组署名南哨的长篇小说《牛田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5月《金光大道》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沸腾的群山》等作品也进行了重印。当然最为明显的表征还在于四十余种期刊的复刊，有学者对此做了如下描述：

这个被后来者视为“文学的复苏”的一年的到来，不只因为此前的铺垫为它的到来做出了努力，还因为197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为了纪念与回应《讲话》，表明在《讲话》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文艺“蓬勃兴起”，文艺上的丰收成为1972年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解放军文艺》、《河北文艺》、《山东文艺》、《贵州文艺》、《湘江文艺》、《加格达奇文艺》、《湛江文艺》、《梧州文艺》、《宝鸡文艺》、《株洲文艺》、《革命文艺》（苏州）、《征文作品》（大兴安岭）等都是应纪念《讲话》而筹备出版的，大部分刊物更是于5月首次亮相，以突出“纪念”主题。

纪念《讲话》三十周年是促成1972年这一“文革”文学的“结局或开始”的契机。在现有的历史叙述当中，“文革”文学被局限于“八部样板戏一个作家”的框架之内，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通过史料的重新梳理，我们可以讲“文革”文学的真正开端在1972年，因为从这时开始，才有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完全相反的层面来讲，这一年已经是某种话语逻辑的结局，“变局”已经开始酝酿，所以这一年完全有可能是一个意识混杂、多元错综的“双重开始”。这一点就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有着更为充分的体现，因为短篇小说创作队伍更为壮大，有不同身份的作家加入，表现生活的范围很广泛，发表刊物从中央到地方，覆盖面也很分散。学者段崇轩分析道：“‘文革’初期，整个文学扫荡殆尽，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小说，广大读者都迫切地期望看到新的文学作品。各省市及全国的文学刊物纷纷复刊和新办，而这种体制化刊物，都把发表短篇小说作为‘主打栏目’。尽管有上海出版的《朝霞》那样的帮派色彩刊物，但大部分刊物都将发展文学当作自己的使命，刊物的编辑们也尽心竭力地想推出优秀作者和作品。还有从上到下的出版社对短篇小说集出版的重视，各大报纸文艺副刊的创办。这就为短篇小说的活跃提供了广大的舞台。而短篇小说文体又历来是文学青年走向文坛的重要‘跳板’，不仅为中老年作家所钟爱，更为青年作家所青睐。沉浸在社会底层的前辈作家，刚刚露头的文学青年，当他们提笔写作时，他们的首选往往是短篇小说文体。创作人才的沉淀或新生，为短篇小说的兴起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从这些细微而丰富的“历史细节”当中，我们可以发掘出很多珍贵的“历史遗存”，进而对这些遗存进行分析，重新审视历史的观念和建构。

首先，一些最初的“异端”和遭到批判的小说出现了，例如《工农兵文艺》（沈阳）第1期发表敬信的短篇小说《生命》。该小说塑造了大队贫协主席老铁头和造反派崔得利之间的夺权事件，在今天看来，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文革”逻辑，但其描绘的事件也基本符合“文革”时期农村政权的现状。在1973年和1974年，《光明日报》、《朝霞》等报刊接连刊登对这部小说的批判文章，构成了“文革”众多小说批判事件的一个典型。批判主要围绕着丑化造反派形象这一个关节点，认为小说描写的向阳村在四清运动中解决了领导权问题，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文化大革命“完全没有必要”。当然，站在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这篇小说中反映的“文革”现实，则“流露出对‘文革’前政治秩序的怀念”。在旷日持久的批判大战中我们十分鲜明地看到，对文艺作品的批判延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这是“文革”文学的典型存在方式，例如《生命》的批判甚至直接进入1974年的《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联合《元旦献词》。另一方面，小说本身的“异端”成分则基本处于当权者主观臆造和写作者风声鹤唳的境地（姚文元亲自干预了批判运动，促成了多个机关报刊的转载），这种存在的方式，也为后来“新时期”重新认识这些小说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其次，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一些后来“新时期”的主要作家也开始了发表之旅，这就是段崇轩指出的文学青年的“跳板”作用。但事实是，文学新鲜血液的加入客观上肯定会为文学书写注入新鲜的内容形式，在文本形式的“文革”话语形态之下，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家后来一以贯之的风格印记。例如张抗抗发表的小说《灯》（《解放日报》1972年10月22日）和《小鹿》（《文汇报》1972年11月25日），语言较为清新，有女性写作的特点。蒋子龙发表的短篇小说《三个起重工》（《天津文艺》试刊第1期）是作者持续在工业题材领域努力的开始。即使在今天再看这部分作家的“习作”，我们会发现它们比较有生活实感，基本上延续了十七年“干预生活”的写作模式，从而和口号式的图解政策以及集体写作产生了分野。具有“开端”意味的非但是小说的内质，张抗抗、蒋子龙这样的作家的“奋斗史”本身就极具张力，这些个人的“故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的标本，其重要的况味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内部发行”也是1972年文学出版的一个关键词。以“黄皮书”、“灰皮书”为历史记忆的内部发行读物，实际上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之一，有众多的写作者受到这部分读物的影响。在这批出版物中，又以各类外国翻译著作影响最为广泛。根据统计，“‘文革’时期翻译出版并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远远超过公开出版发行的作品”。1966年中断的文学翻译活动，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之后逐渐恢复，特别是，还在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学者，如草婴等得到了重新开始工作的机会：“1972年下半年，‘翻译连’的人员陆续从干校调回上海，继续作为‘皮书翻译机器’集体工作，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署名翻译了一大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名人传记方面的著作。”这一年，不仅苏联作家谢苗·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上海人民出版社）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次正式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另外，内部出版的外国著作还有：三岛由纪夫的长篇小说《晓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康德的《宇宙发展史论》等，出版发行的数量和类型均有突破。

历史的烟云密布，我们还可以从多个视角向1972年的版图靠近：诗人食指在此时患上精神分裂症；姚雪垠终于获得批准在劳动期间继续创作《李自成》；甘铁生的《第二次慰问》开始在知青中间广泛传抄……不论是个人的“故事”也罢，还是文学的出版发行事实也罢，注定了1972年成为文学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年份。

二、1973高考和返城

文学出版的现状和写作队伍的组成情况，构成了1970年代文学场一个颇具张力的考察对象。而事实上，个体的记忆和时代的记录的交错也构成了这个年代一种特殊的文学记忆，1973年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记忆交错点和张力强大的文学历史年份。因为邓小平于4月初恢复工作，8月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参加中共“十大”，历史上认为本年度是“文革”的一个调整恢复阶段。整个政治和社会风气的“调整”促成了文学个体记忆的标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记忆关键词有两个：其一，高考；其二，知青工作。这两个关键词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青，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体构成作者，此时基本已经告别了红卫兵浪潮的狂热，而走向老少边远地区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劳动生活。改变境遇，是年轻人面临的生活问题，高考是改变境遇的一个方式，而生活问题正是促发文学创作的一个媒介。

“文革”十年高校停止招生的说法并不是准确的，事实上，1970年6月27日，根据毛泽东“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中央决定在部分高校恢复招生。招考主要以政治表现为入学依据，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的一代大学生。但是这种不问成绩的招生存在很大的问题，大学的生源质量下降，影响高校的正常教学。由邓小平主持工作的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招生工作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邓小平亲自过问之下的这项招生举措，无疑会在广大青年中产生极大的震撼力，虽然由于特殊的时代因素，阶级话语还在全国占领统治地位，不可能在主流媒体留下历史的记载，但各行各业的青年在回忆录中记录下了当时参加考试的盛况：

那年6月，我被工厂推荐可以参加大学招生的文化考试。只有文化考试过关，才能进一步进入政治考察，所以那场文化考试是至关重要的。那一天呼盟下大雨，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的知青从蒙古包中，从林场的窝棚中，从军马场的军营里，从工厂车间里，纷纷赶到了布特哈旗旗府所在地扎兰屯，有的知青从牧区赶来，路上整整走了一天！考场上彩旗飘扬，人头攒动，我们这些被推荐考生，满怀激情地跨进考场。当时考的科目是语文、数学和理化，语文考试除了基础知识外，还有作文，记得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1973年终于让我们看到希望，邓小平同志复出，要恢复高考。农村中许多干部(大队、公社、县里）子弟对考试明显发怵，我们知青则欢呼起来。那年春节在天津，我们就找了许多老初中高中课本看。有的人还打算在家里一直复习到考试前，但县里发了通知，参加高考仍需大队公社批准，凡耽误劳动者一律不批。简直是一道金牌，让我们早早带着书返回乡下。从那年开春直到盛夏，我们熬得好艰苦，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复习功课。遇到不懂的，就得到十来里地之外的公社中学去请教。常常是顶着星星去，再回到村里，下地的钟声就响了。

从这一系列回忆文字当中，我们依然可以想象青年急迫的心态，更可以进一步推想当时上山下乡的广大知青的生存和心理状况。然而，1973年高考政策的推行困难重重，不久，辽宁兴城白塔公社的知识青年张铁生“白卷事件”震动全国，刚刚有望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青年再次走入绝望。实际上，张铁生并没有交白卷，而是三门功课总得105分。但是其在试卷背面书写了一封为自己成绩低劣辩护的信，信中写道：“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不久《人民日报》于头版转发了这份答卷，并加注了具有导向意味的编者按：“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刚刚看到曙光的青年人的升学梦想在不久之后就归于破灭，当然这其中绝大多数是那些文化基础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例如：“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当年共选送了616名工农兵大学生，其中出身不好的青年只占到1.4％，但‘白卷’事件以后，连这可怜的1.4％也化为乌有。”

1973年的“高考事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绝非统计数据般生硬，而是提供了一整套关于“高考”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甚至可以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模式。1987年第7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刘震云的成名作《塔铺》，回忆了“我”从部队复员，来到一个名叫塔铺的地方，复习功课准备高考的经历。小说中的“耗子”是一个“干部子弟”，他平日不好好学习，而是专心谈恋爱，整日最爱钻研的一本书是《情书大全》，他在考场上不会做题，而是模仿张铁生给考官写信：“党中央，教育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你们写信。卷上的考题我不会答，但我的心，是向着你们的。让我上大学吧，我会好好为人民服务……”耗子的行为被老师抓了典型，并当众警告：现在已经不是张铁生的时代！时隔十多年，作为“记忆”的元素，张铁生仍然在一部“新写实”小说当中出现，这其中包含的正是时代青年，特别是经历过那些年月洗礼的刘震云们的历史困境和思索。程光炜就曾经指出：“因为，在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无数个农家子弟都意识到无法抵抗和改变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历史的状况。唯有高考成为他们迁出农村的唯一机会，在这一历史间隙里，有的人抓住了机会；有的人在机会面前却失去了一切；这种故事至今还在我们生活里上演。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塔铺》仍然能给人震动的原因。”穿越时空的隧道，正是知青们当年巨大的“回城”情结，构成了直到1990年代以前农村青年的一条命运锁链。因之，1973“高考事件”在当年沦为“四人帮”政治斗争的武器，但在漫长的文学史上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返回到个人自身命运的突围。

“高考”作为知青运动困境的一个隐喻，其背后更为广阔的历史现实是1973年知青运动整体性的滑坡和困境。作为“文革”高潮期的1968—1969年，同时也是上山下乡的高潮期，500万知青一哄而起奔赴边疆和乡村。到了1973年，下乡动员工作步履维艰，到5月底的数据统计为：北京市计划动员6.6万人下乡，仅下去3.6万人；黑龙江省计划动员20万人下乡，仅下去5万多人；进度较快的吉林省应下乡11万人，到位7.3万人。可见家长和学生对于下乡的抵制情绪越演越烈。这一年国务院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期从6月一直开到了8月。8月4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虽然是以中办的名义下发的红头文件，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却可以窥见众多如“高考”一般的文学素材和隐喻的况味：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关怀下，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邢燕子、侯隽式的先进人物。……在云南勐腊县山寨扎根的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成为爱尼族人民最喜爱的多面手。河北涿鹿县的插队知识青年程有志，在培育优良品种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在陕西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孙立哲，成为能做较大手术的赤脚医生。到黑龙江农村的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为了抢救社会主义财产，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经过实际斗争锻炼，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断成长，已有五万九千多人入党，八十三万多人入团，十四万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更多的人成为各种各样又红又专的人才。

……

（四）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1972）19号、40号、44号文件中有关制止和纠正“走后门”的各项规定，必须告诉广大群众都知道，发动群众监督执行。领导干部“走后门”的，要主动检查，坚决纠正。今后要严格制度。违反的，不但要把他们的子女退回去，并且要给予纪律处分。“走后门”的责任在家长，对于青年本身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上山下乡，不得歧视。

（五）发动广大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做坚决斗争。对于以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知识青年和强奸女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犯罪分子为掩盖罪行对受害人进行威胁、对检举人进行报复的，要从严惩处。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举行公判，坚决杀掉。杀人要严格控制，不可多杀。坦白认罪好的，可以从宽处理。要保护受害人的名誉和安全。要保护青年之间的正当恋爱和婚姻。严禁逼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警惕阶级敌人扰乱我们的阵线。

事实上从以上引用的红头文件文本当中，我们读出的不仅仅是知青政策的状况，甚至读出了众多“文学叙事”母题。这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其中长篇小说《征途》即根据金训华的英雄事迹创作。为了鼓舞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坚定“扎根”的信心，树立“再教育”的信念，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1973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的知青开始了自己的发表之旅，如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峥嵘岁月——上山下乡知青短篇小说集》收录小说19篇，大部分是作者的处女作。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新芽集》（诗集）、《终身课题》（小说）、《东海潮》（散文），体现了由下乡办牵头，广泛发动群众创作的状况。

在1973年的发表名录当中，也包括另外一些“著名人物”：郑万隆《一个心眼》（《北京文艺》第3期），路遥《优胜红旗》，陈忠实《水库情深》（《陕西文艺》创刊号），刘登翰、孙绍振《指点河山重安家——给公社水利专业队》（《光明日报》8月12日），周克芹《李秀满》（《四川文艺》第8期），黄子平《胶林深处》（《广东文艺》第11期），陈建功《欢送》（《北京文艺》第2期），赵长天《银花朵朵》（《四川文艺》第2期）。显然，从这些作家的成名作当中，我们已经无法再度辨识其处女作的痕迹，但是留下了当年红头文件时代场域中的问题。例如“走后门”之于路遥的《人生》，再如恋爱问题之于陈建功《飘逝的花头巾》。事实上，这两个文学的母题与“高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某种隐喻，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和表现领域。也是在这一年，北岛写下了《回答》的草稿《告诉你吧，世界》：“我憎恶卑鄙，也不稀罕高尚，/疯狂既然不容沉静，/我会说：我不想杀人，/请记住：但我有刀柄。”原作的素朴和直接有力显然超越了后来的发表之作，总之，从众多的“公开”和“地下”的文学现象，我们已经窥探到了这一年地火运行般的“疯狂”和“沉静”，似乎已经开始积蓄着文学之时代熔岩的爆发。

三、1976转向或回心

1976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笼罩着厚厚的死亡阴云：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在半年内相继去世，“接班”和“转折”问题就摆上了台面，政治形势的紧张让这一个年份自然而然成为社会转型的意义生成场。在1976年元旦献词当中，虽然继续保持了前几年社论的笔调，但是这次以“文学”的倡导开始。《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刊登毛泽东词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在联合社论第一句即指出“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更提倡于诗词的吟诵中“放眼祖国万里河山，纵观世界革命风云”。这一不同寻常的“文学性”开始，让我们在字里行间读出了变异的味道。

事实上，正是毛泽东本人把整顿之风吹进了文艺领域，将整顿的想法在1975年7月告诉了刚刚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邓小平，他批评了“四人帮”把持下的文艺政策，他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泽东的谈话直接促成了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文艺政策调整，1976年以毛泽东诗词作为引子也就顺理成章，即便是《人民日报》、《红旗》为“四人帮”所把持，但是在调整的大局之下，他们也选择了部分的“退却”。1975—1976年掀起的《水浒》批判、鲁迅评论、《创业》批示等一系列文艺界的“运动”，其背后都伴之以“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后文艺调整被中断。就在1976年年中，《红旗》第7期组稿了“斗争”专栏，转载《人民日报》联合社论《在斗争中建设党》，发表评论《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绝不容许用走资派的面貌改造党》等，舆论的硝烟弥漫，斗争的矛头直指邓小平以及其各项调整政策。1976年因为“接班”问题，注定成为历史的标记，但历史文献显示这一年无疑充满着“斗争”，那么在“斗争”的背景之下形成的文学无疑应该具有某种“斗争”和“博弈”的况味。1976—1978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前三年”，其“过渡”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当中，比之前几年更多了“斗争”的痕迹。浩然的《百花川》就是其中一例，这部长篇小说是在中篇小说《三把火》的基础上扩写的，而所谓的“三把火”：一是，团结在“文革”中下台的老干部；二是，从窑厂入手抓经营和管理；三是，揭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火烧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虽然在浩然的创作观念里，“三把火”是“形象地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配合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以‘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作为正反两方面人物的斗争核心”。但是，小说主人公杨国珍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访问土改以后当过干部的老同志，发挥他们积极的作用。这部小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之下，被认为写“三项指示为纲”，宣扬“举逸民”，搞“复辟”。即使是浩然这样的“文革”中的活跃作家，依然承受了极大的思想压迫，不断地对作品进行修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浩然口述自传》里摘录了“四人帮”倒台不久，作家于北京工人体育馆文联恢复大会上的检讨报告：

稿子打印后要在《北京文艺》上连载，已到1976年春天。……当时我想不通，觉得用作品体现毛主席的精神没有错，可当时是有理没处讲的，不免又很紧张，怕被文化部抓了典型而遭到迫害。所以，第一次修改，也就是在《北京文艺》上连载的稿子，主要更动是消除“三项指示为纲”的痕迹，例如把女主人公访问、启用老干部的情节，改为访问“老贫农”等。在连载过程中，社会上“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写与走资派斗争”作品的口号喊叫起来了，从市委有关部门到文化局各方面向我提出按这个口号修改作品的要求。特别是剧团要把它改成戏、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调演，领导向我提出，全市只有这一个戏，参加汇演必须是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只能搞成。搞成搞不成，关键在你协助。在当时那种压头盖顶的错误思潮影响下，我从勉强到自愿、从别扭到顺手地按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调门，一遍又一遍地加码，改写了这部作品。因为要遵照领导关于避开“三项指示为纲”、“三上桃峰”这个“三”字的指示，还把书名《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不管这个作品的修改过程如何曲折，但它是通过我的头脑思考、通过我的手完成的，要由我负全部责任。

浩然的思想过程，无疑显示了一个不想“遭到迫害”的正常人的反应，在“文革”特殊的创作环境之下，作者“一遍又一遍地加码”以文学与政策靠拢也是创作的常态。但在1976年这个“过渡”时期里，曾经被当作“四人帮的人”的浩然，打开了与“伤痕文学”背反的另一个维度。而在对1976年全部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进行统计的时候，我们发现，如小说《百花川》一样所谓的“文革话语”还充斥在作品当中，当然除了作家们伴随斗争需要的“自觉”修改之外，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一定的周期，也是部分作品存在着历史“延宕”原因之所在。总而言之，历史的复杂和反复，为我们展示了“新时期”来临的重重阻碍和困境。但在日本学者竹内好的眼中，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的艰难回环更具有意味，鲁迅笔下的那些不彻底之处恰恰成为一种可贵的反思，被他命名为“回心式的革命”：“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他进一步指出：“日本文化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回心型的文化。日本文化没有经历过革命这样的历史断裂，也不曾有过割断过去以新生，旧的东西重新复苏再生这样的历史变动。就是说，不曾有过重写历史的经历。”以竹内的观点看来，1976年文学存在“回心型”文化考量，“新时期”在此时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等领导人物的去世而“断裂”，那么这一年的文学当中也多少可以汲取到“保持自我”反映“历史的变动”，以及复杂“革命”的历史断裂、复苏、新生。

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运动”无疑是这一年带有标记点意味的“节点”，而因之生成的“天安门诗歌”则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这种隐秘的链接点来自于1978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邓小平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确立与之紧密关联。梳理1976年事件发生之时的史料，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与政治领导地位相关的“天安门诗歌运动”的“链接细节”。《北京文艺》同期转载《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一切职务的决议》，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新华社4月7日同时刊发《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1978年由华国锋平反并亲自题词出版《天安门诗抄》，当中的很多诗句经常使用相同的语法：“修正主义害怕您，阶级敌人攻击您。革命人民想念您，我们誓死保卫您。”在多种力量博弈之下，人民群众思想世界也还在“混杂”的状态，《敬慰忠魂》就体现出这种“斗争”的复杂性，一方面诗作者列举历史上的篡权野心家，写下颇有隐射江青意味的“吕后心险，女皇痴梦”。另一方面，有“我们种田，我们做工；骗子秀才，可会可懂？谁想复辟，民心不从；抢班夺权，天理不容”。几句诗句明显使用的是毛泽东工农兵思想，在捍卫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在作者的潜意识当中“复辟”也属于“抢班夺权”的行为。在诗歌的最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给予明确的肯定：“革命儿女，心红志坚；文化革命，千锤百炼。主席思想，暖我心中；赖有明日，何惧妖种？反修防修，八亿群众；斩妖捉怪，永葆红旗。”无论1978年底以来的文学评论，还是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开始的经典化过程，均盲视了历史场景中的“混杂性”。只有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针见血地总结道：天安门诗歌“是‘文革’间美学日常生活化和诗歌政治化在另一向度上的典型体现”。反观“天安门诗歌”中那些悲愤的悼念确实有某种“造神”的冲动，而随处可见的战斗精神也体现了“文革”的美学。问题还在于，“天安门诗歌运动”到底是新时期的曙光还是“文革”的余焰，似乎不能简单地给予二元对立的回答。在强大的政治“转向”话语之后的判断和延续，不期然打上了非此即彼的烙印。在“转向”之前或者说是“转向”过程中的历史“起源”与“图景”，构成了史学家们持续勘探的岩层，而不同的个体记忆也存在着永恒精彩的当代史补白。

四、重审“过渡”的记忆和标识

为什么在历史时空当中，1970年代成为一个必须被补白的对象？这种补白的意义又何在？研究1970年代的文学离不开研究1970年代的社会，社会与文学之间到底存在的是极大的差距还是极大的共鸣？这其中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上的一种年代梳理，一种记忆，更为关键的是历史被构造的一种观念。

首先，我们要回到的是个体记忆乃至集体记忆和历史、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1970年代成为回忆录题材的井喷时段。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个方向，其一是以文化名人、政治事件的见证者、受到迫害的“红二代”等为写作主体的“历史真相”型实录。早在1986年，华夏出版社就推出了多卷本《历史在这里沉思》，其中收录了毛毛、陶斯亮、舒乙等人追忆先辈遭际的文章，还囊括了丁玲、曾志、叶永烈等的散文札记。这一方向开始早、延续时间长，有关“真相”还在不断地被“解密”。例如，近年来江青的秘书所著《文史求信集》和《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出版。其二是以口述史形式出版的资料汇编，这种类型的记录以知青回忆录、精英写类型史等不同形式出版。这部分材料虽然在整体上保存了“青春无悔”的基调，但是也流露出了一些迥异于第一类型的特色。北岛、李陀就以非常明晰的下定义方式命名了“70年代”，在他们的眼中，这十年“更像是两团狂飙相继卷来时候的一小段间歇，一个沉重的喘息”。并且在他们的编纂当中，表现出一种毫不避讳的知识分子优越感：“回顾历史，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都经历过自己的成长和成熟，但是如本书里的人物那样，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里倔强生长和成熟起来的人，大概是少之又少。然而，正是这一代人在走出70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最后，这种历史编纂的功利性也就不言而喻：“通过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来有意地突出这个群体，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演绎他们的成长经验，还有从这些经验里浮现和呈现的历史环境。”

通过对两种历史“记忆”方式的梳理，你就会发现这些记忆的方式已经在不经意间潜入了文学历史的记录方式当中，也就是我们需要重新检视的关于历史建构的观念问题。柯林伍德曾说：“历史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记忆和权威。”“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事件变为“历史已知”，首先就是通过知情人（第一、二两种类型的记录者）的回忆和理解、陈述，然后别人接受这一陈述的真实性，这时候一种历史的权威就在无形中建立了起来，柯林伍德说这个接受真实的别人就成了历史学家。但还有一个常识就是记忆的可靠性是存疑的，“每一种个别的记忆都只是，也只能是记忆者通过个人经验与某个共同记忆空间的局部连接，这种局部的连接必然是偏见的，必然不等于就是共同记忆的本身”。因此，回顾与1970年代这段历史密切相关的文学史书写，如潜在写作、样板戏、白洋淀诗群、天安门诗歌运动、知青文学史、右派文学等，都应该反思其建立在记忆权威之上的历史构建方式。从这一意义来讲，本文以大量的材料还原1970年代的三个“节点”，同样在于探求某种历史起源与记忆的悖论，探求本身具有笔者所不确定的执着，而这种记忆与材料的悖论，多重语境中的“中间地带”，可能也正是这个年代的魅力所在。

作者简介：刘芳坤，文学博士，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70年代小说研究”（13YJC75103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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