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初办团练
一、乱世须用重典
紧靠巡抚衙门的鱼塘口，新开办了一个衙门，招牌上写着“湖南审案局”五个大字。布袍素巾、腰缠麻丝一身守制装束的曾国藩在这个衙门里办事，当起以安境保民为主要职责的帮办团练大臣已经有两个月了。记得进长沙的那一天，他和郭嵩焘、国葆、康福一行来到大托铺时，江忠源便带着一百楚勇在镇上恭候，亲自陪他们进城。来到新开铺时，左宗棠又带着一班长沙乡绅和昔日师友，如黄冕、孙观臣、陈季牧及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城南书院山长丁辅臣等来迎接。来到又一村巡抚衙门口，只见中门大开，张亮基带着前鄂抚罗绕典、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阿及盐道、粮道等一批高级官员早已等候在那里。当夜，张亮基在巡抚衙门大摆酒席，为曾国藩洗尘。张亮基如此隆重而诚恳地迎接，使曾国藩深为感动。一连几天，张亮基和曾国藩密谈。二人对湖南吏治松弛、匪盗横行，都深恶痛绝。曾国藩认为乱世须用重典，对官场要严加整饬，尤其对匪盗要严加镇压。张亮基完全赞同。对曾国藩所持的“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的方略，张亮基也甚为欣赏。曾国藩又提出在省城建一大团，从各县已经训练的乡勇中择其优者，招募来省，严格训练，以这支团练来保卫省城安全，镇压各地匪乱的建议。张亮基个人也表示同意。只是兹事体大，要曾国藩亲给皇上上一奏章。最后，张亮基紧握曾国藩的双手，说：“今后有关湖南保境安民的一切，都拜托给仁兄了，全仗大才经纬。湖南是仁兄桑梓，仁兄对湖南的挚爱之心，定不在亮基之下，千万莫存避嫌之念，尽管放开手脚，施补天之术，使三湘父老早得安宁。”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热血沸腾，恨与张亮基相见太晚，对先前的谢绝颇感愧赧。
第二天，曾国藩便向朝廷呈上一道奏折。曾国藩要在省城建大团，自然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卫省城，镇压匪乱。他的主要意图在于建立一支新军。他的想法是：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训练，使之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立即就可成为一支劲旅，到时拉出省外，与太平军较量。满人对汉人向来防范甚严，兵权由朝廷牢牢控制，从不放心让汉人多带兵，更不允许有人像明代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或许是曾国藩的奏折写得含糊，或许是由于时局危急，咸丰帝知绿营不足依靠，希望有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出现，也或许有恭王、肃顺和唐鉴的竭力担保，使得咸丰帝特别相信曾国藩，居然很快便亲自批复：“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奉了这道圣旨，立刻把罗泽南和他的几个高足调来长沙。他的一千团丁，经过挑选后，带来八百。这些团丁编为两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带一营，王錱带一营；又从中抽调八十名精悍团丁，组成亲兵队，由曾国葆统领。曾国藩又亲自通过考核比较，从八十名亲兵中挑出彭毓橘、蒋益澧、萧启江、萧庆衍等六人来，由康福负责训练，充当自己的贴身保镖。这六个人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世谊。曾国藩认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目，都必须有亲谊关系，这是将这支练勇连为一个坚强整体的纽带，彼此之间才能荣枯与共、生死相关。曾国藩叫罗泽南、王錱全力练勇，另外再请几个委员来办理日常案件。一听说新开办的审案局衙门中要委员办事，立即便有许多官员和士绅前来推荐人。曾国藩本想自己物色，不受推荐，但一来一时不易找到合适的人，二来刚办事碍不过情面，便从那些被荐人中挑出十余名，委托过去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负责。
春节刚过，道州天地会头领何贱苟，以道州岩头村、常宁五洞、桂阳白水洞、宁远赖子山为据点，发牌吊码，扩大组织，会众发展到四五千人，分布十余州县，在太平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宣布起义，自称普南王，围攻县城，杀把总许得禄、典史
吴世昌。曾国藩速派刘长佑、李朝辅带楚勇四百、王錱带湘勇四百前去镇压。刚出发不久，衡山草市刘积厚又起事。曾国藩急忙派人通知王錱，叫他先去草市，然后再去道州。过几天，安化蓝田串子会又宣布起义，江西上犹刘洪义的义军进入桂东，杀死清兵把总吕志漳、绅士黄达三，进据沙田。还有攸县的红黑会、桂阳的半边钱会、永州的一股香会，都在积极发展会众，酝酿起事。更使曾国藩头痛的是，这几个月里，又新冒出一批游匪。这批游匪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从岳州、武昌、汉阳等城逃出的兵勇，无钱回家，又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随处抢劫；一种是太平军与清兵交战过程中，被烧了房屋而无家可归的百姓，弱者沦为乞丐，强者聚众生事；一种是清兵行军打仗中所掳的长夫，用过之后，没有盘缠回家，于是辗转流落，到处滋扰。这些游匪大半混迹市井，破坏性很大。
曾国藩指示审案局，对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刑。为着鼓励团丁，他规定，凡捉一匪徒，赏银五两。重赏之下，团丁个个踊跃，有的一天甚至捉几个送来。不管是游匪、土匪、抢王、盗贼及其他闹事者，捉一个，杀一个。不管谁来讲情，曾国藩都不宽宥。他常对委员们讲，镇压匪乱，要心狠手辣，不讲仁慈，要以申、韩、商鞅的手段办案，不要怕今后得车裂的下场。为着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曾国藩命人制作十个木笼，取名叫站笼。站笼约一人高，犯人头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站在笼子里。白天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街。夜晚则放在露天里，派兵守住。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在笼子里。这十个站笼天天都装着犯人，天天都在长沙城内巡游，弄得全城百姓见之发憷，无人不知审案局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残忍酷毒。士民乡绅要求废除站笼施行仁政的状子，雪片似的飞往巡抚签押房，有几个心肠软的委员们也到张亮基那儿告状，并以辞职相威胁。张亮基对此一概不理，反而称赞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曾国藩看到团练有成效，匪乱报警日渐减少，感到一切都很顺利，心中甚为得意。
但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太平军在江宁建都立国，与朝廷作对，一百八十年前的三藩之乱重演以来，太平军声威大震，东南河山烈焰腾空，千里长江战舰如云。朝廷在任命曾国藩为第一个帮办团练大臣后，又火速在安徽、江苏、江西、直隶、河南、山东、浙江、贵州、福建九省任命四十二个帮办团练大臣，用以协助地方文武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骚乱。向荣、张国梁奉命带领从广西跟踪出来的绿营沿江追击，在江宁南部建江南大营，把江宁城团团围住。琦善带着一支军队匆匆南下，在长江北岸扬州建起江北大营，虎视江宁。本已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中国百姓，从此以后，又陷于血与火的战乱之中，命运更加悲惨。
武汉三镇失守，使咸丰帝大为震怒。署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严办，张亮基奉调到武昌，接替徐广缙的空缺。张亮基视江忠源为左右手，他把江忠源及其一千楚勇也带到武昌，剩下的五百楚勇编为一营，由江忠源的表兄邹寿璋、弟弟江忠济统带，作为大团的第三营，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这时，郭嵩焘也离开长沙回湘阴募捐。接着罗绕典奉命到江西当巡抚，潘铎因病告免，岳兴阿迁升湖北布政使。骆秉章又回到湖南来当巡抚，他请朝廷调老僚属徐有壬从云南到长沙来当布政使，又向朝廷推荐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按察使。一时间，湖南高级官员更换一新。在曾国藩看来，骆秉章庸碌，徐有壬平凡，陶恩培无能，他从心里瞧不起。曾国藩知道今后会有掣肘，但他不顾这些，仍然像张亮基在长沙时那样我行我素地干下去。
近来，长沙城里常有小股骚乱，抢劫、斗殴、聚众闹事等时有发生。团丁一去，肇事者先闻讯走了，往往抓不到。曾国藩很是恼火。为着警告闹事的匪徒，也为着在新巡抚面前表示团练坚决镇压的强硬态度，曾国藩亲自草拟“格杀勿论”的告示，印刷数百份，每份都盖上“钦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大印，大街小巷，城门码头，广为张贴。又加派团丁，四处巡逻监视，市中心和各主要街道上，更是严加防范。百姓人人低眉敛容，生怕与闹事匪徒沾上边。长沙城俨然处于恐怖之中，几天来，一片肃杀死寂。眼看坚决镇压的措施取得成效，曾国藩想：看来严刑峻法，确为治国治民的不易之道。
谁知没有安静几天，长沙城又爆发一场更大的骚乱。
二、曾剃头
这天上午，曾国藩正在审阅道州报来的告急文书，一个团丁急匆匆闯进审案局报告：
“曾大人，出大事了！”
“什么事，这样惊慌？”曾国藩两眼离开告急文书，盯着那团丁问。
“大人，有人抢米行。”团丁急忙回答，紧张的神态还没恢复过来。
“有这样的事？”曾国藩颇感意外。这几个月来，长沙城闹事虽多，抢米行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不禁有些急迫，“抢的哪家米行？有多少人？”
曾国藩的凶恶神态，使团丁吓了一跳，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快说！”曾国藩又盯了团丁一眼，心里骂道，“一个不中用的脓包！”
团丁定定神，结结巴巴地回答：“小西门……不，说错了……是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人很多……很多……怕有一两百……也可能有两三百。”
“曾国葆！”国葆急忙来到大哥身边，曾国藩果断地命令，“将你的亲兵队所有团丁集合起来，带着他们立即赶到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把打劫米行的歹徒一个不漏地抓住。有抵抗者，就地处决！”
“是！”国葆答应一声，转身出门。
“停一下！”曾国藩喊住满弟，“叫彭毓橘骑一匹快马，到罗山营里调一百团丁支援你！”
待国葆出去以后，曾国藩换上一件短衣，戴上墨镜，由康福、蒋益澧保护，悄悄出了审案局，抄小道奔向大西门。审案局离大西门不远，两刻钟后便到了。曾国藩见五谷丰米行前人山人海，除看热闹的外，有上百人或提着米袋，或拿着木桶、脸盆等围在米行门前，大部分是老人小孩，有人在给他们发米。人群中不断发出一阵阵哄笑声。米行四周一片乱糟糟。曾国藩小声骂道：“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开仓放粮，岂不是要造反么？”
这时，曾国葆带领的亲兵队六十多号团丁由北面赶来，彭毓橘带领的罗山营一百号团丁从南面赶来，已将米行团团包围了。人们见此情景，吓得鸡飞鸭走，不少人丢下手中的米袋、木桶，仓皇逃窜。团丁们抓住了几十个背米的老人、小孩，粗暴地喝骂、拳击，被抓的人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着叫着，呼爹喊娘，情景甚是凄惨。曾国藩命蒋益澧传令：“围观的、背米的，一律不抓，为首的、抢米的，全部抓到审案局来。”
说罢，带着康福悄悄离开现场回衙门。
一个时辰后，国葆前来报告：抓到歹徒十三名。曾国藩指示黄廷瓒立即审讯。过会儿，他又想起一桩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写着：“叔康兄：审讯时请留意，歹徒中是否有会堂分子，或是与会堂有联系者。”
写完封好，叫荆七送给黄廷瓒，接着拿出上午未看完的告急文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深夜，黄廷瓒前来汇报审讯情况——
五谷丰米行老板吴新刚，是个贪婪刻薄、心肠阴毒的商人。多年来，他使用许多不法手腕，挤垮附近几家同行，垄断了从南门到大西门一带的米业，常常抬高市价，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坑害市民，聚敛了万贯不义之财。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无心肝”。这“无心肝”偏又最会巴结官府，寻找靠山，尽管市民对他恨之入骨，却又奈何不得。这一向，正是长沙城内缺米的时候，“无心肝”以低价从外地购得一批霉米朽米，掺在好米内，高价卖给市民。市民们受此坑害，莫不破口大骂。这时恼了一个汉子。此人名叫廖仁和，住在大西门外，是个码头上的脚夫，人生得牛高马大，好打抱不平。他一声吆喝，带着十多条汉子冲进五谷丰米行，把“无心肝”痛打一顿。围观的人拍手称快。有人喊：“廖大哥，干脆把仓库里的米分给百姓，出口怨气！”
人群中一片附和声。廖仁和平时吃了“无心肝”不少苦头，想想这不义之财，百姓取之何妨，遂应了大家的请求。附近百姓纷纷前来分米，闹成了一件大事！
曾国藩静静地听着黄廷瓒的审讯报告，眼睛半眯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中在思考着如何处理这桩案子。这明摆着是百姓对奸商的惩罚。像五谷丰老板这样的奸商，比比皆是，用不着再取什么旁证，曾国藩相信审讯报告是真实的。但这桩案子闹得很大，弄得长沙城人心浮动，如果不严加惩处，不法之徒便会蜂起效尤，抢米行，抢商店，抢钱庄，那不翻了天？要彻底断绝效尤者的念头，非严惩不可！打定了主意，曾国藩问黄廷瓒：“叔康兄，你看此事如何处理？”
黄廷瓒想了想，说：“吴新刚为商奸诈，百姓自发起来惩处，于情理来说，百姓无罪；从律令上讲，有碍社会安定。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依卑职之见，这十三名闹事者，为头的廖仁和，杖责一百棍，游街三日，其余的人各杖责五十棍，释放回家。”
黄廷瓒的处理，按通常民众起哄闹事而言，完全符合朝廷律令。不过，现在是乱世，乱世办案，不能循常规。这个书呆子办事，就是迂了点。曾国藩在心里说。
黄廷瓒为人的确迂直。这一点，曾国藩与他在岳麓书院同窗时就已深知。正因为迂直，他在官场上混得不顺利。在江苏候补知州，一候就是三年，后来的早已赴任，他却一直得不到实缺，弄得衣食无着，寒酸不堪，老娘死了，连回籍奔丧的路费都没有。也正因为迂直，却被曾国藩看中。曾国藩喜欢这种不会使乖弄巧、心地踏实的人。他认为当今官场腐败，就由于巧佞之徒太多、迂直之人太少的缘故。曾国藩将审案局的日常事务，委托黄廷瓒负责，其他委员办的事，也要黄廷瓒审查。黄廷瓒对曾国藩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地办事。一般案件，曾国藩都依黄廷瓒的处理意见，但这件事，却不能按他的意见办。
曾国藩把此事处置不重，将会引起不良后果的利害关系，向黄廷瓒剖析了一番，终于使黄廷瓒信服了。
“重判可以。为首的囚禁三年，胁从的分别囚禁三到六个月。”黄廷瓒提出了从重的方案。
“这些人与会堂有联系吗？”曾国藩不对黄廷瓒的方案置以可否，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接到大人的手谕，卑职着重审讯了这件事。有人供称为头的廖仁和与串子会有些联系，但没有证据。”
“除廖仁和外，那十二名都是些什么人？”
“十二人都长住大西门一带。有四人曾被长毛掳去当过长夫，有三人原为驻守武昌的绿营，武昌被长毛攻破后，逃回来的。另外五名也都无固定职业，其中有三人因打过人，被按察使司传讯过。”
“这就对了。”曾国藩点点头，“我说这些人为何这样无法无天，原来不是游匪，便是流氓，竟无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对付这种人，杀头也不过分。”
“杀头？”黄廷瓒大吃一惊，再重也重不到杀头呀！
“谁？”正说话间，曾国藩见窗外似有一人影闪过，“荆七，你到外面去看看。”
一会儿，荆七捧着一个纸套进来，说：“人没见到，只见门口摆着这个东西。像是信套，却又很重。”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曾国藩看时，是个信套。他用力扯开，只见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从里面笔直掉下来，刀尖插进地板中，刀把在微微摆动。黄廷瓒吓得脸色变白，曾国藩也吓了一跳，但很快镇静下来，强笑道：“谁给我送来这样锋利的短刀！”
说着从信套里抽出一张纸来，黄廷瓒凑过脸去看，只见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放人，万事俱休；不放，刀不认人。”旁边用红、蓝、黑三色笔画了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黄廷瓒惊叫道：“这是串子会的人干的！”
“你怎么知道？”曾国藩问。
“这三色圈圈便是串子会的标记。”黄廷瓒这几个月亲自审讯过不少案件，懂得一些会堂黑幕。
“想以死来威吓我？哼！”曾国藩鄙夷地冷笑，“本部堂兼过兵部堂官，还怕这几个草寇！”
“听说串子会有两三百号人。”黄廷瓒的心还在跳。
“两三百号人怎么样？我们有一千多号团丁，还怕他们翻天不成？”曾国藩突然略带兴奋地说，“叔康兄，你刚才还说廖仁和与会堂的联系没有证据，现在证据送上门来了。倘若廖仁和这批家伙不是串子会的人，串子会怎会送这封恐吓信？”
黄廷瓒说：“大人分析得有道理，看来廖仁和是串子会里的人。”
“是串子会里的人，就更应该重判了。事不宜迟，我看明天一早就把这批人押到红牌楼去杀头示众。”
“全部杀头？”黄廷瓒惊疑地问。
“全部杀头。”曾国藩沉下脸。
“其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是不是从宽处理？”
“不分老少！这种人，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隐患。与其日后为害国家，不如现在杀掉了事。”
曾国藩的态度如此坚定，黄廷瓒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期期艾艾地嘀咕：“一次杀十多个人，审案局成立以来，在长沙城里还没有过，最好先跟骆中丞打个招呼，请来王旗再杀人，省得以后招致口舌。”
“你说的有道理，倘若没有这封恐吓信，是应该先告诉骆中丞，请来王旗。但现在却不能按常规办事了，早杀早安宁。万一明天夜里串子会冲进审案局抢人，怎么办？杀这种会堂匪徒，骆中丞不会不同意的。”
“我看，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也要抓起来，不抓不能平民愤。”黄廷瓒又提出一个问题。
曾国藩沉吟良久，默不作声。黄廷瓒似乎得到了鼓舞，颇为激动地说：“大人，骚乱要镇压，但贪官污吏、奸商恶棍也要惩办。”
曾国藩点点头，说：“叔康兄，你的话说中了要害，但眼下我无权办这种事啊！我不过一在籍侍郎，暂时奉命帮办团练，只能镇压匪乱，无权惩办腐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呀！”
曾国藩抚着黄廷瓒的背，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景，略停片刻，轻轻地说：“叔康兄，有朝一日国藩能任一方督抚，一定请你前去襄助，我们齐心合力，清除贪官污吏，打击奸商恶棍，先从自己做起，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为皇上办事，做全省官吏的榜样，整顿纲纪秩序，扭转不良风气，做一番移风易俗、陶铸世人的伟大事业，方不负我们当初在岳麓书院的寒窗苦读。”
黄廷瓒浑身热血奔腾，他紧紧握着曾国藩的手，激动地说：“好！到那时，廷瓒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廷瓒走后，曾国藩从地上抽出那把短刀，细细地看看摸摸，然后放进信套，一起锁进柜子。这一夜，曾国藩不住原来的卧室，拣了一间衙门中最不起眼的小房间睡下，叫康福、蒋益澧等人睡在他的旁边。
第二天，当天色尚未全亮的时候，曾国藩命国葆带领一百五十号团丁，押解廖仁和等十三名抢米行的犯人前往红牌楼。国葆不解：“大哥，天尚未亮，不可以晚一点吗？”
曾国藩严肃地对满弟说：“你还年轻，不懂得世界的复杂。这些人既然与串子会有联系，难保串子会不中途拦抢，还要提防他们劫法场，所以要愈早愈好。你一到红牌楼，就命团丁将四方路口堵好，不能放一人进来，一交卯正，便发令行刑。”
国葆押解犯人走后不久，荆七便慌慌张张进来禀报：“大人，衙门外黑压压地跪着一大片人，口口声声要见大人。”
“是些什么人？”曾国藩警觉起来，心想，“难道是串子会的人来了不成？”
“大半是老头老太婆，看来不像是歹人。”荆七回答，“要么，大人下令，叫康福带团丁轰走算了。”见曾国藩在犹豫，荆七自作主张地说：“我这就去叫康福。”说完扭头便走。
“回来！”曾国藩吼道。他对荆七这个行动甚为恼火，荆七惶恐地站在原地，等候训斥，但曾国藩并未训斥他，只是吩咐，“叫康福带着蒋益澧、萧启江等人跟着我，我要亲自见他们。”
曾国藩整了整衣冠，迈着稳健的步伐，不慌不忙地走出衙门外，果然见外面跪着几十个头发斑白的老翁老妪。那些人见曾国藩一出来，便乱哄哄地喊着：“曾大人，曾大人。”头不停地叩着。曾国藩和颜悦色地说：“诸位父老乡亲，不知唤鄙人出来有何赐教？”
一个须发皆白，身穿旧布长袍的老者，拄着拐杖站起，说：“曾大人，各位公推老朽说几句话。”
老者刚一开口，便咳嗽起来。曾国藩高喊：“荆七，拿条凳子来，让老伯坐下说话。”
老者连称不敢，见荆七真的搬了凳子来，也便坐下。康福也为曾国藩搬了把太师椅，但他并不坐。
“各位乡亲都说，曾大人这几个月来，严厉镇压匪乱，长沙风气大为好转，这是曾大人的功劳。不过，”老者又咳起来，吐了一口痰说，“昨天，大西门内抢米之事，实乃奸商吴新刚逼出来的。廖仁和等为受害四邻打抱不平，开仓放粮，也是应百姓所求。且吴新刚仓中堆积的谷米，完全是这几年盘剥市民所得，现将它还给市民，亦不能称之为犯法。老汉今年八十了，年轻时也读过几年书，《礼》曰：‘贼贤害民则伐之。’吴新刚一贯害民，廖仁和等施以惩罚，亦合古训。望大人怜抢米者事出有因，宽恕其举措不当，释放廖仁和等十三人，以孚众望。另外，昨日数百名得米者亦惶惶不可终日，一并求大人开恩。”
老者说完，跪着的人一齐喊：“求大人开恩！”
曾国藩冷冷地扫视着人群，心里狠狠地骂道：一群糊涂人！他强压恼怒，仍旧用平缓的口气说：“各位乡亲父老们，鄙人奉圣旨办团练，目的在镇压骚乱，保境安民。刚才这位老伯说的，几个月来长沙风气有所好转。鄙人深谢各位的支持。五谷丰老板吴新刚贪婪害民，鄙人亦有所闻。倘若昨日抢米者果真出自义愤，尽管举措不当，造成骚乱，鄙人亦可考虑从宽处理。但是，乡亲们，”说到这里，曾国藩提高嗓门，语气变得冷峻起来，“你们都受欺骗了，廖仁和等十三名罪犯，根本不是见义勇为的豪杰，而是会堂匪徒！他们都是一批狼心狗肺的土匪！”
阶下人群莫不惊愕万分，纷纷交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
“本部堂有铁证在此。”曾国藩转脸对荆七说，“将昨夜串子会送来的恐吓信和短刀拿出来，让这些好心的父老们见识见识。”
荆七将刀和信拿了出来。曾国藩将刀一扬：“这就是串子会昨夜送来，扬言要刺杀本部堂的短刀。”又拿起信说，“这就是他们的恐吓信，大家不妨看看。”
信在人群中传阅，有的叹息，有的点头，有的摇首。大家都被这封信给镇住了。
“各位父老乡亲，这些人从来就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都是串子会的骨干，借百姓对五谷丰米行的怨恨，乘机行此不法之事，妄图扰乱人心，破坏秩序，以便乱中起事，附逆长毛。这等会匪，不杀何以平民愤，何以护纲纪？至于昨日不明真相，贪图小利的百姓，”曾国藩停下来，换成较为和缓的语气说，“烦各位父老转告，请他们放宽心，本部堂一概不追究。大家回去吧！”
见阶下人并无起身的样子，曾国藩突然大声说：“诸位到红牌楼看热闹去吧，十三名会匪的头颅已挂在那里半天了！”
众人惊惶不已，这才纷纷起身，向红牌楼奔去。刚才说话的老者边走边摇头，自言自语：“事情真蹊跷，怎么都成串子会了，先前从没听说过呀！”
旁边一个老妇人说：“阿弥陀佛，造孽呀，造孽，一下子砍掉十三个脑壳，这杀人就跟剃头一样。”
另一个老婆婆气愤地说：“么子曾大人，曾剃头！”
老妪无意间给曾国藩起了一个形象的绰号。从那天起，“曾剃头”一词，便在长沙城里四处传开。
过了几天，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买了几丈黄绫，做了一把硕大的万民伞，带着米行十几个伙计来到审案局，要面谒曾大人，谢谢他救了米行，并请他下令收缴那天被分出去的米。当王荆七将吴新刚的来意禀告曾国藩时，他气得扫帚眉倒竖，三角眼冒火，恶狠狠地说：“这个奸商，本部堂暂不动他，他倒翘起了狗尾巴！本部堂要他什么万民伞！你去正告他，今后若不改恶从善，老实经商，再有不法情事出现，本部堂将查封米行，严惩不贷！”
吴新刚听完王荆七疾言厉色的正告，吓得万民伞也顾不得拿，带着伙计们抱头鼠窜。曾国藩吩咐，就在门外将万民伞烧掉。
又是杀头，又是烧万民伞，长沙市民都摸不透这位团练大臣曾剃头的心思。
三、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审案局的委员们过了半个月的安静日子后，忽然又报抓了一个勾结串子会谋反的人，此人还是个秀才。黄廷瓒知曾国藩最恨串子会，又见犯人是个有功名的人，怕做得主，请曾国藩亲自审理。曾国藩说：“一个秀才有多大的功名，何况他身为黉门中人，竟串通会匪，更是罪加一等。”他略微翻了翻黄廷瓒送来的案卷，吩咐升堂。待犯人押上来，曾国藩将特制的惊堂木往案桌上重重一拍，厉声喝道：“林明光，你这个衣冠败类，快将如何与串子会匪首魏逵勾结的事，在本部堂面前如实招来！”
两旁团丁扶着水火棍，凶神恶煞般地吆喝一声：“招！”
案桌下那个长得白白净净，年约二十四五岁的秀才吓得叩头不止，连忙说：“大人明鉴，这完全是一桩诬陷案。学生是圣人门徒，岂肯与会匪往来，玷污清白。”
“这是怎么回事？”曾国藩一脸杀气地问站在旁边的善化县平塘都团总郭家虎，林明光就是被郭家虎押到审案局来的。郭家虎忙上前一步，低头说：“现有林明光的同里熊秉国为证。”
“带熊秉国！”
熊秉国被带上堂来，也是个二十多岁、穿着大袖宽袍的读书人。熊秉国靠着林明光的身边跪下。曾国藩又将茶木条重重一拍，声色俱厉地问：“熊秉国，林明光如何勾结会匪，你须实事求是讲来，不可在本部堂面前有半句假话！”
“是。”熊秉国磕了一个头，神气十足地说，“这有串子会大龙头魏逵的令牌为证。”说着，从怀中抽出一支上红下黑约一寸宽、六寸长的竹牌，站起来，双手递给曾国藩，自己又跪在原地。曾国藩看那令牌正面写着“串子会大龙头魏逵”一行字，背面画着红、蓝、黑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与半个月前收到的恐吓信上的标记一模一样。他心头火起，暗骂道：“这串子会果然猖狂！”于是绷着脸问：“这块牌子从哪里得来的？”
熊秉国答：“今早从林明光的书房里搜得。”
曾国藩以怀疑的眼光审视熊秉国良久，猛然大声问：“熊秉国，你如何知道林家有串子会的令牌？”
熊秉国被曾国藩如电目光、如雷吼声吓得两腿发抖，全身冒出虚汗，好半天才战战兢兢地回答：“是本都颜癞子告诉我的。”
“颜癞子又是如何知道的？”曾国藩追问。
“大人，”熊秉国终于镇静下来，“颜癞子也一起来了，他可以当堂作证。”
团丁带上颜癞子。曾国藩见此人三十余岁年纪，一头癞子，鼻勾腮尖，贼眉贼眼的，心中已先讨厌。那颜癞子跪在熊秉国后面，不待审讯，就主动地说：“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是亲眼看到林明光与串子会大龙头魏逵勾勾搭搭的。前天夜里，小人因赌输急了，想到林家捞几个钱。刚爬上林家屋梁，就看见书房里灯火明亮，林明光与一个头扎黑布、身穿夜行服的人在悄悄说话。只听见那人说：‘这一百两银子是魏龙头的心意。魏龙头说，当初若不是老太太的恩德，他也没有今天。滴水之恩，尚且要涌泉相报，何况老太太的大恩大德。请您老千万收下。’我心想，好哇！你林秀才表面装得一本正经，看不起我颜癞子，原来背地里却与串子会偷偷来往，看我不告发你！曾大人，听说您老的告示上写明，捉一个匪徒，赏银五两，有这事吗？”
颜癞子抬起头来，挤弄鼠眼望着曾国藩。见曾国藩铁青着面孔，眼光凶恶，颜癞子魂都吓掉了，赶紧低下头。
曾国藩用力拍了一下茶木条，凛然喝道：“你还看见了什么？”
“是，是。小人在梁上还看见他们推来推去。最后，那人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牌子说：‘这块牌子是魏龙头的令牌，他要我送给您老。魏龙头讲，只要这块令牌在身，方圆百里之内，无人敢动您老一根毫毛。’林明光接过令牌。我心里想，这不就是他勾结串子会的铁证吗？趁着林明光送那人出门的时候，我从梁上溜了下来。昨天一早，我到镇上酒店里喝酒，心里高兴，对老板说：‘给我打二两老白酒，一碟牛肉，记到账上，过两天就还钱！’我见老板还在犹豫，就高声说：‘你放心，你大爷要发财了，还能欠你这几个钱！’不想熊二爷这时也在店里喝酒。”
熊秉国点点头说：“治下当时正在那里……”
“不许多嘴！”茶木条重重地响了一下，熊秉国吓得赶紧缩口。曾国藩冷冷地望了颜癞子一眼：“你继续说下去！”
“是！”颜癞子继续说，“我心里想，熊二爷是个有脸面的人，凭我这副模样，又没有抓到林明光，这五两银子怕领不到，不如把它卖给熊二爷。打定了主意，我便附着熊二爷的耳边说：‘二爷，有个串子会的头目，被我发现了，您老要抓吗？’熊二爷一听，忙说：‘到我家里详说。’到了熊二爷的家，我把昨夜看到的都对他说了。熊二爷说：‘你也不必到曾大人那里去讨赏，我给你五两银子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再说出去。’今日早上，熊二爷带着郭团总把林明光抓了起来。大人在上，小人说的句句是实。”
颜癞子说完，又在公堂上磕了几个响头。
这是个痞子！曾国藩心里骂道，对颜癞子说：“你下去吧！”
待到颜癞子下堂去后，曾国藩问林明光：“刚才此人说的是实话吗？”
林明光答：“大人，颜癞子所说的，有的是事实，有的不对。前夜的确有个人来我家，说是奉魏逵之令送银子来，也的确拿出了一百两纹银，但我分文未收。”
“你跟魏逵是什么关系？他为何要送你这么多银子？”
“大人，”林明光答，“这魏逵与我家非亲非故。五年前的一天，有一汉子突然晕倒在我家屋门边。家母信佛，一向乐善好施。见此情景，叫人将他抬进屋，又喊太爷给他诊治。原来此人得了乌痧症。太爷给他放痧，醒过来后，家母又留他住了一天。见他贫寒，临走时，又打发一点旧衣和钱。那人自称名叫魏逵，说今生今世不忘家母救命之恩，日后富贵了，要重重报答。从那以后，我们一家再也没有见过魏逵，也不记得此事了。前几个月，风言说串子会的大龙头名叫魏逵，我们也没有将两个魏逵联系起来。前夜，来人自称是串子会大龙头魏逵派来的，又拿出一百两银子，说是谢家母恩德。我这才知道，原来串子会的大龙头，就是当年倒在我家门口的那个人。大人，我是个清清白白的读书人，家里世世代代以耕读为业，从来是安分守法的，我怎么愿意跟造反谋乱的串子会拉扯上？我坚决不受银子，那人见我一定不要，又从怀里拿出魏逵的一块令牌，说是可以护身，百里之内无人敢动我丝毫。我想目前世道这样乱，危急之间，有这道护身符在身也好，便收下了。大人明鉴，学生一时糊涂，不该收下魏逵的令牌，但学生决不想与魏逵有往来，更不愿参与他们谋乱的事。大人，学生再蠢，也是个秀才，懂得国法，岂敢做这杀头灭门的事！”说罢，磕头不止。
熊秉国说：“大人，林明光在当面扯谎，欺蒙大人。若不是想投匪，要什么魏逵的令牌？世道虽乱，还有朝廷的绿营和大人统率的团练在，岂容得匪徒们无法无天！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魏逵的令牌，难道就不能保家护身？林明光说他未收银子，谁人可以作证？银子又无记号，谁分得出姓魏姓林？只有这令牌，他无可抵赖，才不得不承认。大人，林明光私通串子会铁证如山，岂容狡辩！”
熊秉国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心里舒服，案子审到此时，才见他脸色略为放松。曾国藩问林明光：“你还有何话说？”
林明光大叫道：“大人，熊秉国是个无赖，学生就是平日得罪了他父子的缘故，今日才蒙受这等耻辱。”
曾国藩颇感意外，怒目喝问：“你与熊家有何隙，仔细说来！”
“怪只怪学生平日不懂世故，恃才傲物。”林明光懊丧地说，“熊秉国是我的同里，其父熊固基是平塘镇的大富翁，仗着家里有钱，又有远房亲戚在外做官，一贯在乡里横行霸道。大人，您老别看熊秉国穿戴得斯斯文文，他实际上是个吃喝嫖赌的浪荡公子。诗文不通，却又偏爱附庸风雅。学生心里十分讨厌，常常在乡间奚落熊氏父子，于是与他家结下怨仇。今日，熊秉国便以公报私。至于颜癞子，他不过是平塘镇上一只癞皮狗而已，学生从来不把他当人看，故他也恨学生。”
“大人，”熊秉国在下面抢着说，“林明光刚才的话全是诬蔑。”
审到这里，当过多年刑部侍郎的曾国藩心里已有数了。他吩咐一声“退堂”，便回到书房。
曾国藩细细地思索案件审讯的全部过程，以及原告、被告的身份、说话、表情、神态，从当堂审讯来看，林明光所说的多为实话，而熊秉国很可能是挟嫌报复。但林明光收下了串子会的令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难保他没有二心。为慎重起见，曾国藩叫审案局委员、安徽候补知县曹克勤到平塘镇去走一遭，实地了解一下。
过两天，曹克勤回来说，林明光的确与串子会有往来，又递给曾国藩一个小册子，说是从林明光书房里抄出来的。曾国藩看那册子封面上题作《太平天国天王御制原道醒世训》，随便翻开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把书往地下一摔，骂道：“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可笑得很！难道父与子也是兄弟之辈？母与女也是姊妹之群？看来这林明光真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因为林明光是个秀才，曾国藩这天夜里独自在签押房里为此案思考了很久。说林明光勾通串子会，唯一的依据是魏逵的令牌。这本册子，也可能是从其书房里搜出来的，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赃。即使真的是从其书房里抄出，也不能作为勾通长毛的铁证。林明光说的魏逵报恩之事，于情理上可以说得通。此案，若从轻，可将林明光杖责数十板，教训一顿后放回家；若从重，就凭他收下串子会令牌，心怀二志，也可判个死刑。从轻呢？从重呢？他记得过去读《明史》，读《明季北略》，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做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曾国藩深信前人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况且串子会活动如此猖獗，看来他们是存心要跟团练过不去，何不以林明光为钓饵，将魏逵等人引出来，也好一网打尽，为湖南除一大害？
他想到学政刘昆必然会不同意他的做法，老头子为人倔强，倘若顶起牛来，会千方百计使事情办不成，到时自己的全盘计划就会落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曾国藩便非办不可，他最讨厌有人出来干扰。干脆不告诉刘昆！他拿起朱笔，在林明光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钩。
第二天，林明光被关进站笼，在长沙城内四处游街。站笼上插着一块长木条，上面大书“勾通串子会造反之衣冠败类林明光”一行字。旁边跟着四个团丁，不停地敲打铜锣，引得市民纷纷过来观看。在站笼通过的主要街道上，罗山营、璞山营七百多号团丁一律便衣混在人群中，每三四十人后面跟着一辆板车，里面藏着刀枪。林明光本是个受人敬重的秀才，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愤极羞极，只游了半天，便死在站笼里，而魏逵的串子会并没有出来，曾国藩颇为扫兴。
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人们议论纷纷，有骂林明光是士林渣滓的，也有骂曾剃头手段残酷的，更多人则不相信林明光会勾通串子会。那些家中保存有太平军、天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会堂告白文书的人，都连夜焚毁一尽。林明光的弟弟林明亮联合善化县的十个秀才，为哥哥鸣冤叫屈。他们写了两份状子，一份上递巡抚衙门，一份上递学政衙门。
五十多岁、须发斑白的学台大人刘昆接到林明亮的状子后，气得胡须都抖出来。他在衙门里破口大骂：“这还得了！曾国藩眼里还有我这个学政衙门吗？漫说林明光不是勾通会堂，即使真有其事，一个堂堂秀才，不通过我学政衙门，就这样处以极刑。曾国藩置斯文何在？真真岂有此理！”
刘昆拿着状子，坐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正为林秀才一案犯愁。见刘学台来，便拉着他的手，说：“老先生，我们一道到审案局去吧！”
刘昆将手一甩，说：“我不愿见他！这案子就委托给你了。”
说罢，气冲冲地走出抚台衙门。
骆秉章无奈，只得亲自来到审案局。接任一个多月来，曾国藩多次请动王旗杀人，有时甚至连这个形式都不要，随便将犯人当场击毙。上次杀打劫五谷丰米行的十三名犯人，连王旗都未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的恐吓信，虽然也默认了，但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官员的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一压曾国藩的威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一边。心想：这段时期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的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籲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遗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账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源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籲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我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惟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国家之患。”
“你说的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可怕的是会堂，他们结伙成帮，组建死党，对抗官府，为害甚烈。大的如长毛，小的如串子会，就是明证。对会堂的处理，尤其要严厉。读书人一旦参与其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人心，会使会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对江山社稷之危害，将不可估量。想籲门兄不会忘记牛金星、李岩附逆闯贼的教训。我岂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杀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历来为治国者不易之方。杀一林明光，则绝千百个读书人投贼之路。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不必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乱人心而坏剿匪大计。籲门兄，你说对吗？”
见骆秉章不作声，曾国藩换了一种诚恳的语气说：“籲门兄为皇上守这块疆土，做千万人之父母官，自然会知道，当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首为第一位，而不会把几个人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协助巡抚办团练，以靖地方，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籲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怎么也跟在别人后面指责我呢？”
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别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录取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该先通知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后再用刑。但老夫子办事，籲门兄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到了他手里，起码要拖半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国藩深为钦佩。但恕我直言，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谋略。况且这案子是一桩会匪大案，与通常秀才犯法不同。当此非常时期，可从权处理。应该说，我杀的不是秀才，而是一个会匪，一个士林败类。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状，就让他告去吧，我也无法阻拦。朝廷若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与中丞无关。”
骆秉章本是大兴问罪之师而来，结果竟被曾国藩充足的理由和强硬的态度弄得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告辞。
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曾国藩听后，对林明光的冤情并不太感意外，但对曹克勤受贿却很愤慨，他生平最恨受贿的官吏。曾国藩交给康福一件任务，要他和彭毓橘、蒋益澧三人秘密查访委员中的受贿情况和冒功领赏的团丁。
不久，曾国藩借“严办土匪”的圣旨，将审案局中的委员作了大幅度的裁汰，从自己旧日友朋和岳麓、城南两书院中，挑选一批廉洁有操守的乡绅和士子来递补；又将凡有冒功领赏行为的团丁一律开缺回籍，从荷叶塘募来一批老实的农夫代替。从那以后，他自己对判决之事，态度也审慎些了。
一日，浏阳县团练所专程派人来到审案局，说周国虞的征义堂又死灰复燃了，在城外山林里活动猖獗，县团对付不了，请省团派人前去镇压。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令的告急文书，骆秉章请曾国藩办理。
曾国藩吸取林明光一案的教训，对下边报来的匪情不敢轻易相信。他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彭毓橘，乔装成普通老百姓，亲自到浏阳去，对周国虞和征义堂作一番秘密查访。
四、鲍超卖妻
原来，这周国虞乃浏阳宝塔山下一方大户，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由于清朝统治严密，周天赐的宏愿不得实现，但后代子孙恪遵祖训，代代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一次偶然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并在浏阳县办起了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背地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声势浩大。后来江忠源带领楚勇前去镇压，周国虞和征义堂的兄弟们退到城外野人山。罗大纲投奔太平军后，几次派人相邀，周国虞因为与太平军的目标不一致，不愿参加。前几天，他们下山想杀掉横行霸道、强娶人妻的浏阳县团练副总张义山，结果没抓到张，便一把火烧了县团练所，县令饶丰平吓得惶惶不安，遂火急上报省城。
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国藩制订了一个巧取野人山的计谋。通过旅店老板买通征义堂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进入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李续宾等人化装成湘乡县三合会的头目，以携带十万两银子前来合伙的谎言，骗取了周国虞的信任。这时，王錱奉命带着八百团勇从长沙赶到浏阳。王錱、李续宾率领勇丁并挟持张义山打进野人山。在征义堂兄弟们的面前，王錱宣示张义山鱼肉百姓的罪恶，并当场将这个团练副总一刀杀了，鼓动征义堂的人放下武器，下山做良民。曾国藩这套软硬兼施的做法取得了效果，征义堂被打垮了，周国虞兄弟不得不带着一批骨干撤离野人山。
这是省城大团成立以来干得最得意的一桩大事，王錱、李续宾等人满心想得到省里各衙门的表扬，却不料长沙的反应甚为冷淡。曾国藩心里虽不高兴，但并不跟骆秉章谈起这事，就连左宗棠面前也不提及，仍旧每日办理匪盗案件，并将精力转到操练勇丁上。
曾国藩痛感教官缺乏。王錱、康福、李续宾、彭毓橘等人虽武艺超群，但都任务繁重，不能以全副精力教练团丁。曾国藩随时注意从团丁中识拔人才，发现有武艺较好、人又实在的团丁，便加奖掖，并提拔起来充当什长、哨长。每天夜晚，则重温历代兵书，尤其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 《练兵实纪》细细加以揣摩，许多地方，都照戚继光所说的办。大团训练日有起色。
一天下午略有点空闲，曾国藩正和康福饶有兴致地对弈，荆七进来说：“大人，去年在岳阳楼上见面的那个杨载福来了。”
“快请他进来！”曾国藩喜出望外，一边叫康福收棋，一边已迈步向门外走去。
杨载福一进门来，便跪下磕头行大礼：
“曾大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上次岳阳楼上多多冒犯，请大人海涵。”
曾国藩亲手扶起杨载福，乐呵呵地说：“什么冒犯，说哪里话来！我能在洞庭湖畔结识足下，实为有幸。这一年来，足下可好？”
曾国藩上下打量着杨载福，见他身穿一套绿营军官衣服，便又问：“足下在哪个营做事？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你？”
杨载福恭恭敬敬地回答：“去年蒙大人给我指明出路，第二天，我便将排上事安排好，带着大人写的荐书，到长沙投奔骆抚台。骆抚台问我：‘曾大人是你什么人？’我说：‘曾大人与我非亲非故，得荐书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骆抚台问我荐书怎么来的，我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下。骆抚台说：‘你这个毛头小子，你知道曾大人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骆抚台说：‘曾大人是当今礼部侍郎，因回家奔丧，让你给有幸碰上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想起大人的确说过回家奔母丧的话。骆抚台把我留在抚标右营。见我武艺尚可，今年初，提拔我当了个外委把总，派我到辰州协训练新兵。前几天才回长沙来交差。昨日在街上见到大人出的告示，方知大人在省里办团练。今天特地请了假，来拜谒大人。”
曾国藩见杨载福不负推荐，很是高兴，说：“足下这一年来长进很大，又有了训练新兵的经验，我想请足下到大团来训练勇丁，足下肯吗？”
杨载福说：“大人是我的恩人，莫说叫我来大团当教官，就是叫我立即入狼窝虎穴，敢不从命！”
曾国藩甚喜，当即给骆秉章写封亲笔信，请他放杨载福来大团听命。骆秉章自然准许。次日，杨载福即到曾国藩衙门报到。吃过早饭，曾国藩带杨载福到南门外操场，分到罗泽南一营当个哨官，并兼管全营教习。下午，曾国藩徒步从南门口操场回鱼塘口，途经盐道街口时，见提刑按察使司的几个差役锁拿一个汉子往前走。忽然，从后面跌跌撞撞地跑来一个妇人。那妇人抱住汉子的大腿，哭喊着：“春霆，我跟你一起去吧！”妇人哭声极为悲哀，引得路人全都停下来观看。又见后面跑来两三个汉子，扯着妇人的手往回拖，妇人死命不肯。那汉子满脸是泪，说道：“菊英，你多保重，过几年我再来接你。”差役们吆喝着，赶着汉子走。
曾国藩定睛看那汉子，年约二十六七岁，身材长大，足比常人高出一个头，膀阔腰圆，面孔虽黧黑消瘦，但两眼却大而有神，满脸络腮胡子又黑又密。曾国藩心想：好一条汉子，不知犯了何事？提刑按察使司的差役见是曾国藩，忙点头哈腰问好：“曾大人，您老回府去？”
那汉子听差役叫“曾大人”，连忙喊：“您老就是曾大人？我鲍超今日落难受辱，请您老救我。”
曾国藩感觉意外，问：“要我救你？”
“曾大人，您老不是在奉旨操练团练吗？鲍超愿投效您老帐下。我现在好比当年落难的薛仁贵，日后，我会辅助您老征东扫北。”
曾国藩想：此人口气倒不小，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不妨将此人带到审案局详细问问。他对差役说：“把他押到审案局去，我要审问审问。”
差役面有难色，说：“陶大人要小的们这就押去，若送到审案局，陶大人怪罪下来，小的们吃不了。”
“不要紧，我这就打发人告诉陶大人，审问后即给他送去。”
鲍超又说：“曾大人，这妇人是小人的女人，请您老发点慈悲心，让她再在旅店住几天，待小人与她见一面后，再由马家带去。”
曾国藩叫王荆七把那女人送到旅店后，再到臬台衙门去告诉陶恩培，并要那几个汉子先回去，过几天再说。差役无奈，只好跟着到了审案局。
曾国藩坐在大堂太师椅上，鲍超跪在堂下。他屏退差役后，对鲍超说：“你因何事被锁拿，要从实告诉我。”
鲍超磕了一个头，答道：“是。”然后慢慢地将原委说了出来。
原来，鲍超字春霆，是四川奉节人，自小父母双亡，帮人拾粪放牛糊口。十五岁时，曾经人介绍到峨眉山清虚观，为观里道人打柴担水，混一口斋饭吃。鲍超有力气，做事又勤快，虽性情暴烈，但为人爽直，很得观主清安道长的喜爱。清安道长空闲时教他一些武艺。鲍超不识字，却悟性好。各种武艺，一经点拨，便熟记在心，又肯下功夫苦练，三四年过后，鲍超便成为清虚观里第一号高手。清安道长有心想把他留在观里，但鲍超却过不惯峨眉山上的冷清生活，他要凭借这身武艺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挣个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前程。清安道长得知他的志向后，深为惋惜，悔不该当初看错了人。二十岁那年，鲍超为一件小事与观里另一道人口角起来，他挥起铁拳把那道人打得口吐鲜血，晕死过去。清安道长大怒，把他捆绑起来，打了五十水火棍。鲍超岂咽得下这口气，第二天一早，便卷起包袱下山了。走到半山腰，想起师傅五年来的教诲之恩，自思这样不辞而别，未免对师傅不起，便又转身上山，向清安道长告辞。道长并不挽留他，只叮嘱：“日后不管立下多大功劳，不管有多高官爵，都不要再对人提起清虚观这几年的事，更不要提为师的姓名。”
鲍超下山，来到成都投了军。几年过去，东打西跑，辛苦不已，却没有捞到个一官半职。鲍超灰心了。
恰好，那年广西洪杨事发，朝廷要调兵到广西前线。鲍超看定是立功的机会来了，主动请缨，来到广西。一来便被向荣看中，选为亲兵。眼看鲍超要发迹了。谁知时运不佳，永安一战，鲍超身负重伤。向荣给他几两银子，留他在广西一个老百姓家养伤。不久，向荣带兵尾追太平军离开广西到湖南去了。
鲍超住的这家姓韦。韦家的姑娘菊英，尽心尽意地招呼鲍超。菊英爱鲍超仪表堂堂，鲍超爱菊英秀气水灵，心眼又好。两人便你欢我爱，偷偷地搅在一起了。菊英父母也觉得鲍超有股男子汉气概，便同意女儿的选择，为小两口举办了婚礼。几个月后，鲍超伤好了，他和菊英商量，要到湖南去找向提督。菊英舍不得跟他分开，便和他一同来到湖南。到长沙后，方知向提督早已到江宁去了，鲍超夫妇好不气馁。盘缠眼看就要用光，伙铺老板又天天催房租，鲍超气得在一家酒店里喝了两斤白干，醉得昏昏的，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来。他在酒店里大嚷：“谁要老婆，二百两银子，我把老婆卖给他。”大家都觉得好笑，便怂恿酒店马老板去买。马老板四十多岁，去年刚死了老婆，正要续弦，看鲍超不过二十几岁，料想老婆一定年轻，便问：“汉子，真的卖老婆？”
“真的。”鲍超布满血丝的双眼乜斜着酒店老板。
“不反悔？”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
“嗯。”马老板心想，连老婆都要卖的人，还有脸说男子汉大丈夫。他用鄙夷的眼神对鲍超说，“汉子，去看看你的老婆长得如何，麻脸瞎眼的我可不要。”
当场便有几个好事之徒，兴高采烈地跟着去看热闹。马老板见菊英年轻漂亮，大喜过望，当下拉出鲍超，说：“汉子，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手交钱，一手交婆娘，诸位帮忙作个证，可不许反悔呀！”
立即便有人写来一张字据，鲍超印了手模。
这天晚上，鲍超酒醒了，对白天卖老婆的荒唐之事后悔不迭。但木已成舟，他只得告诉菊英。菊英一听，顿时昏厥过去，老半天才醒过来，对鲍超的绝情灭义恨得要死。鲍超安慰妻子。说实在是万不得已，与其两人都死在此地，不如换得银子到江宁去，找到向提督，一两年后立了军功当了官，一定回长沙再来赎回。夫妻俩抱头痛哭一夜。第二天，马老板拿着二百两银子来，要把菊英带走。老婆是自己卖的，一时反悔不成，但他毕竟是个血性男儿，见真来抬老婆了，又恼羞成怒，一股无名火起，将马老板痛打了一顿。马老板无辜挨打，如何气得过，便到臬台衙门告了鲍超一状。又有手模契约，又有十多个人证，臬台陶恩培下令提拿鲍超，并将韦菊英判给马老板。
曾国藩细细听了鲍超这段叙述，心想：这个莽夫人品的确不太好，日后保不定忘恩负义，卖友求荣。转过来又想：鲍超也可怜，空有一身本事，却命运不济，英雄短路，也难怪他做出这等没良心的事来，吴起不也有过杀妻求将的事吗？现在正要几个有真本领的人来教习团丁，且不去管他的人品，先看看他的本事究竟如何。
曾国藩唤来差役，打开鲍超手上的锁链，又赏他一顿酒饭，要他当面表演几套拳术刀枪。
鲍超甚喜，他恨不得在曾大人面前把浑身解数都使出来。当即来到射圃，脱了衣服，先表演了一套长拳。这套拳打得真好！将少林拳和峨眉拳融为一路，几声轻啸之后，但听得风声霍霍人影流窜。猛然间一声怒吼，只见他一拳冲出，“哗喇”一声，三层牛皮绷成的箭靶被打出一个窟窿。曾国藩脱口称赞：“好神力！”
一路拳打下来，鲍超心不跳，脸不红。曾国藩自己并不会武功，但见多识广，一看就知道他身手不凡，心想大团一千多号勇丁，只怕少有能超过他的，一边想着，一边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有这等本事，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大丈夫要的是封妻荫子，怎能做出卖老婆的蠢事来。你也不必到江宁去找向提督了，本部堂派你当个哨官，也管百十来号人，你愿意吗？”
鲍超受宠若惊，赶快跪下磕头，激动地说：“谢大人！大人好比鲍超的再生父母。今生今世，鲍超跟定大人，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曾国藩扶起鲍超，说：“今后要将本事全部教给勇丁，莫要保留。从我这里拿五十两银子回去，给二十两与酒店老板，当养伤之费，给人赔个不是，把字据取回；另三十两给你的老婆，把家安顿好。后天就到我这里来上任。陶大人那里，我叫人去了结。”
鲍超喜从天降，千恩万谢，回旅店去了。这里曾国藩修书一封，说明鲍超是个人才，要留下他教习团丁，不必再追究云云，交给差役回去复命。
五、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骆中丞，这曾国藩做事，也未免太过分了吧！”不久前才从衡永郴桂道任上提拔起来的陶恩培，拿着曾国藩写给他的信，来到骆秉章的签押房。
“什么事？”骆秉章问。
“一个兵痞子，自愿卖老婆，与人讲好了，还盖了手模。第二天翻脸不认账，还打得人家半死。状子告到我这里，情况属实，我把兵痞锁拿到衙门来审问。半路之中，曾国藩把他截走了，说是一个人才，他要留用。骆中丞，你看这办事还有个规矩吗？杀了那么多人，还弄些个什么站笼，惨无人道。杀人抢人，自行其是，全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样下去，湖南一省，只要他曾国藩就行了。”陶恩培越说越有气。
“这曾国藩也是跋扈了些。”骆秉章同情陶恩培，“那十个站笼，倒是经我劝说，又拿出几份状子给他看，总算拆了。可是专断自决，则一点未改。上月到浏阳剿征义堂，又擅自杀了县团练副总张义山。张义山的副总是我批的，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杀了。对不起，回来后我虽不讲他，也给他碰了个冷钉子，平征义堂的事，一句不提。”
“哪还提得！再提，尾巴都会翘到天上去了。”陶恩培把身子往骆秉章跟前凑了凑，说，“中丞，听说鲍提督也讨厌这个姓曾的。”
正说着，左宗棠进来，把刚起草的《湖南境内匪患次第肃清》的奏稿送给骆秉章过目。
“中丞，肃清湖南境内土匪，主要靠的是曾涤生的团练，尤其是这次剿平征义堂，厥功甚伟。征义堂闹了好几年，浏阳县对之束手无策，上次江岷樵也只是把他们赶到山中，全赖曾涤生彻底扑灭。但奏稿对此只一笔带过，曾国藩的名字都未提及。我虽然按中丞的意思写了，但终究有点为涤生抱屈。”
“怎么是彻底扑灭？周国虞三兄弟一个都没逮住，难保不死灰复燃。”陶恩培不买曾国藩的账，更看不起连个进士都没中的左宗棠。
左宗棠瞟了陶恩培一眼，权当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对骆秉章说：“添不添，由中丞决定，但有功不赏已不当，现在连在皇上面前一句好话都舍不得说，只怕将来难以服人心。”
说完，抬脚就走。骆秉章连忙叫住：“季高，你看着添几句吧！”把奏稿又塞给了左宗棠。待左宗棠走后，骆秉章对陶恩培说：“曾国藩虽然专断了些，但他勇于任事，也难能可贵。皇上信任他，你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陶恩培说：“我倒无所谓，只是中丞你处于这种地位难以应付。论年龄，论资历，论现在的官位，哪样不在他曾国藩之上？团练就只能做团练的事，不能事事都插手。安徽的吕贤基、江苏的季芝昌，哪个不是在巡抚的管辖下办事？团练大臣几十个，没有哪个像他曾国藩这样！”
骆秉章没有作声。从他心里说，对曾国藩快刀斩乱麻、敢于任事、不避嫌疑的作风，并不反感。他是个老官僚，对官场那种推诿、敷衍、不负责任、办事拖拉的习气看得多了，深知国事就坏在这种风气上。难得曾国藩这几个月来雷厉风行，湖南境内的动乱已渐次肃清，功劳是大的。但曾国藩也太不顾各衙门的面子了，开口闭口总说湖南官员暮气深重，要起用一班书生来代替他们，气势咄咄逼人。办事从不与他们商量，许多超过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也擅自处理。长此以往，弄得各衙门都不痛快，叫他这个巡抚如何当！停了一会，骆秉章问：“你刚才说鲍提督讨厌他，是怎么回事？”
陶恩培说：“听说曾国藩要撤换清德副将，提拔塔齐布。清德到鲍提督那里诉苦。鲍提督大为恼火，这不是清除异己、培植亲信吗？塔齐布还只是早几个月前才授予都司衔，现在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署理抚标中营守备，比起清德来，还差得远呀！”
“呵，呵。”骆秉章漫应着，一连打了两个哈欠。他今年六十岁了，常常感到精力不支，陶恩培见状，便起身告辞了。
两个月前，当曾国藩把大团三营勇丁整顿好后，便与提督鲍起豹商量，这三营团丁和驻长沙的绿营兵平时分开操练，五日一会操，由他亲自来检阅。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外省奉调来的兵勇已全部回防，本省一部分士兵随张亮基去了湖北，长沙还有三千本省兵。鲍起豹把他们全部留在长沙，合长沙协左营五百兵(右营五百兵驻湘潭)在内，还有三千五百人，一旦有事，以资防守。鲍起豹同意曾国藩的建议。军队吃皇粮，战时打仗，平日操练，这是天经地义的，只是自己懒得吃那个苦，不想到操场去督促。现在曾国藩自愿领这份苦差，何乐而不为呢？
在操练过程中，曾国藩发现绿营中几个尖子。一个是署抚标中营守备塔齐布。他带的营每次会操都按时到齐，自己短衣紧裤，脚穿草鞋，为兵士作示范。曾国藩见塔齐布是上三旗中的人，对他格外亲切。为了今后办事方便，曾国藩要把这个满人推上来。因此特别把他去年守城时的功劳提出，向朝廷保奏他为游击。另一个是提标二营的千总诸殿元。他是武举出身，技艺精熟，训练士兵有方。还有一个把总周凤山，是镇筸兵中的小头目。此人不仅武艺好，且熟悉兵法，在镇筸兵中很有威信。大团中的三营，带队的几乎都是书生，虽然热情很高，有的武艺也很不错，但毕竟缺乏行伍经验。近来虽有杨载福、鲍超做教师，两个人究竟不够，于是曾国藩将塔齐布、诸殿元、周凤山请来当大团勇丁的教师，给他们双份饷。大团勇丁的武艺在一天天进步，绿营的训练也有起色。但不久，麻烦事来了。
原来，那些绿营兵，平素懒散惯了，一个月难得有一两次操练。就这一两次，去的人也不多，用几个钱雇个人代替，本人则睡觉、上馆子、下妓院。操练也有名无实，集个合，点个名，走走步伐，各自拿刀枪挥舞几下，就算完了。三伏天、三九天照例是不操练的。但曾国藩练兵，作风却大不一般。
大团一天的操练总在四个时辰以上，事事讲认真过硬，一丝也不许马虎。他自己一天到操场去几次，严格督促。这样一来，绿营兵也只能陪在那里。到了逢三、逢八会操这一天，天还没亮，就得集合上操场。那些绿营兵油子擦着惺忪的眼睛，胡乱穿上号褂，昏昏沉沉地跟着走，个个嘀嘀咕咕。曾国藩整天一刻也不离开练兵场。将士们无奈，只得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一天下来，浑身骨架都散了。不仅如此，他还要训话，喋喋不休地聒噪个把时辰，讲军纪，讲作风，讲吃苦耐劳，讲精忠报国等等，讲得那些绿营兵腻烦极了，个个昏昏欲睡，一回到营里，便骂开了：
“这个曾剃头，早点死了好！”
“曾国藩不过是个团练大臣罢了，他有什么资格管我们！”
“跟那些作田佬一起操练，脸都丢尽了。”
一个湘乡籍的兵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们知道吗？曾国藩是个蛇皮癞，他每天都痒不可当，死命地抓，抓下的癣皮有一饭碗，血流不止。”
“活该！这是天报应。”
“让他一天痒到晚，上不了操场就好。”
士兵们在一阵笑骂中放出满肚皮怨气。
个把月后，除塔齐布的抚标中营外，其他营的士兵常常缺席。最近一段时期，上操场的绿营兵越来越少了，抚标中营也受到影响。曾国藩对此很恼火。尤使他难堪的是，长沙协副将清德，几个月来，凡会操一概不参加，派人请也请不动。这两次会操，长沙协缺席的又特别多。经打听，原来是清德对曾国藩重用塔齐布很嫉妒。塔齐布还是火器营的护军时，清德便已是副将了。曾国藩一来，便保奏塔齐布为游击，最近又保奏为参将，眼看就要与他平起平坐了。清德如何能服气！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明显地在讨好满人，想用满人来取代他。因此，清德不但自己不会操，而且对不会操的长沙协士兵也暗中支持。对于清德明目张胆的对抗，曾国藩十分恼怒。他听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有一次清德竟摘去顶戴，躲到老百姓家里去了。查实以后，便决定拿清德开刀。
机会来了。六月初八日，是清德最宠爱的四姨太二十五岁诞辰。早在五天前，清德就大发请柬，准备为四姨太热闹一天。而这天，又恰恰是逢八的会操期。
初七日上午，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出了一个告示，晓谕全体绿营和团丁，明早在南门外大操场会操，要对半年来的操练作一番全面大检查，不管是谁，不管任何原因，一律不得请假。
当晚，长沙协中被清德安排为酒席服务的兵士，公推几个代表到副将衙门，把曾国藩的告示给清德看。清德看完，把告示揉成一团丢到脚下，冷冷一笑：“不要理他，他神气得几天？长毛一平，他就得滚蛋。”
“大人，是不是让他点了名以后再来？”一个外委把总试探地问。
清德眼睛一瞪：“你们的饷是谁关的？长沙协归谁管？曾国藩的一张告示，你们就这样怕得要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副将！明天，操办喜事的人一个不能少。另外，有事有病的兄弟都可以不去。你们就说是我清德讲的，看他曾国藩能奈我何！”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穿戴利索，骑马上南门外练兵场。
这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一丝风都没有，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口烧红了的大锅。而南门外练兵场，无一株树，无一堵墙，灰尘扑面，沙石烫脚，更如同这口大锅的锅底正中，无情地折磨穿着号褂舞刀弄棒的兵丁们。
点名时，曾国藩知道长沙协缺了不少人，但他没有发作。到了巳正时分，曾国藩特意来到长沙协操练地。本来应到五百人的长沙协左营，现在不到三百人了。曾国藩顿时火起，下令全场停止操练，声色俱厉地问长沙协带队的都司人都到哪里去了。都司吓得结结巴巴地禀告：“有五十多号人在清德将军家办喜事，有七十多号人因病请假，有八十多号人半途溜走了。”
曾国藩听后，对全场兵丁大声说：“各位弟兄们，你们看看，究竟是国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自己不来会操，还要弟兄们为他办私事。国家出钱招兵，是为他个人招的吗？大家都还只二三十来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长沙协就有那么多的人吃不了苦，不来的不来，溜走的溜走，这还像个军队吗？眼前这点苦都不能吃，日后两军搏斗，生死存亡之际，岂不当逃兵吗？本部堂四十多岁了，还和大家一起操练，所为何来？为的是练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为的是保湖南全境不被长毛占领。今天天气是热了点，这样的天练兵确是一桩苦事，但比起流血杀头，这个苦就小多了。各位兄弟要体谅本部堂的苦心。常言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再热再冷，都不能不练兵。今天缺席的，每人记大过一次。”
曾国藩讲完后，要李续宾带一营湘勇到城里各处去寻找长沙协的兵，记下他们的名字。
这天晚上，李续宾汇报：长沙协昨天有五十八人为清德办酒席服务，有四十六人在营房里乘凉、赌牌、聊天，有三十三人在酒店里喝酒，有十二人在妓院里胡闹，还有五十一人在城里逛街，真正生病卧床的只有六人。
曾国藩把这些情况写了一封长信，连夜打发人送到武昌张亮基处。按制度，各省绿营受总督节制，巡抚除兼有提督衔外，不得干预兵事。湖南绿营由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管辖。张亮基对湖南绿营的腐败本极为不满，曾国藩又是他一再请出来的，看了曾国藩的信后，也很气愤，立即复信，交来人带回，请曾国藩按军纪国法处置。
于是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本，亲笔写道：
奏为特参庸劣武员，请旨革职，以肃军纪而儆疲玩事。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却迁延，望风而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推其原故，在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臣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谆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亲往校阅。惟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养习花木。六月初八日为其小妾过生，竟令五十余士兵为其办酒服役，并公开支持怕苦不愿上操之兵。该副将对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现当军务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相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以励将士而振军威。
写毕，尚不解恨，又附一片：
再，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理营务。去年九月十八日见贼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请旨将清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庶几惩一儆百，稍肃军威而作士气。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酿成今日之大变，是以为此激切之情。若臣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撤掉清德，换谁来当长沙协副将呢？论才能，杨载福最合适。但他仅只一外委把总，小小的九品顶戴，与从二品的副将相差太远了。诸殿元也可胜任，但也只是个从六品的千总，骤升副将，也嫌太快。从官阶来看，塔齐布是参将，从三品，最高，从才具方面来说，固然不及杨、诸，但塔齐布老实恭顺，此外尚有杨、诸天生不及之处，那便是塔齐布为镶黄旗人。曾国藩深知皇上对汉人猜忌甚多，今后要建曾家军，从皇上到朝野满人都会不放心。倘若有人参一本，随便加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立刻就可满门抄斩。必须推个满人出来！名义上还要把这个满人摆在自己之上，才可能消除皇上及朝野满人的顾虑。若是推个才大心大的出来，今后驾驭不了，那就更麻烦。塔齐布虽无大才，但听话，又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想必日后不会有意为难。主意定了，曾国藩又补一片：
查署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深得兵心。臣今在省操练，常倚该参将整顿营务。现将塔齐布履历开单进呈，伏乞皇上天恩，破格超擢。
为使皇上采纳他的建议，并表示自己对满人的绝对信赖，他在片后着重补了一句：“如塔齐布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曾国藩参劾清德和保奏塔齐布的事很快传到清德的耳中，他又急又恨，跑到鲍起豹那里，先不提参劾自己的事，而把营兵对曾国藩酷暑操练的怨气，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遍。他有意挑拨说：“鲍提督，兄弟们都在说，我们到底是受提督指挥，还是受团练大臣指挥？兄弟们跟曾国藩讲，鲍提督爱兵如子，三伏、三九天都不在营外操练，只在营内讲兵法。曾国藩不但不听，反而说您老治军不严，姑息放纵，养了一批老爷兵。”
鲍起豹本是一个骄悍昏庸的武夫，一向看不起文官，听了清德的话，勃然大怒：“曾国藩是个舞弄笔墨的文吏，他懂什么带兵练兵！朝廷尽用一批文官当团练大臣，真是笑话！曾国藩竟敢讥笑我治军不严，他懂不懂，哪有酷暑练兵的道理？六月天牛尚不用，何况人？这哪里是练兵，这分明是虐待士卒。”
清德见鲍起豹支持他，暗自得意，于是提起参劾的事：“六月初八日是贱妾的生日，又正是会操的日子，卑职想天这般热，有心让士兵们休息一天，在家躲躲热。曾国藩居然叫他的团丁到我这里清点人数，几个人上街，几个人在营，几个人帮我办酒席。上了一本给朝廷，要撤我的职，让塔齐布来当长沙协的副将。”
“岂有此理！参劾军中大员，事先不经过我，就上奏朝廷。他曾国藩读没读过大清军律？张制军不在这里，就是骆中丞也不干预营中之事，何况这撤换二品大员的大事。真是欺人太甚！”鲍起豹愤怒起来。
“都是塔齐布谄媚曾国藩，坏了咱们绿营的规矩。”
“传我的命令，从明天起，营兵一律不再与团丁会操，塔齐布也不准再到大团那里去教练。谁敢违背我的命令，先打他五十军棍！”
“鲍大人，卑职这个委屈实在受不了。”清德担心朝廷一旦接受曾国藩的参劾，他的二品顶戴就会被摘除。
“你放心，我这就向朝廷申述，不能让曾国藩为所欲为。”
从那以后，绿营士兵再也不来会操，塔齐布也不敢再来教练团丁了。大团勇丁无故遭长沙协士兵的袭击、唾骂之事屡屡发生，甚至曾国葆在街上都无缘无故地挨了他们一顿拳击。曾国藩心里窝着一团火，但他强忍着，也劝告曾国葆和其他受辱的团丁，天天照旧训练。他在等待着朝廷的批复，心里想：若朝廷支持，则不怕他鲍起豹嚣张；若朝廷不支持，马上辞职回荷叶塘守墓！
六、大闹火宫殿
夏去秋来，转眼到了七月半中元节。十四日这天，绿营兵士每人得了五百钱节礼，又通知十五日放假一天。外委把总以上的军官，每人都接到一份请帖：十五日下午在天心阁祭吊去年守城阵亡的将士，祭吊仪式结束后，鲍提督宴请。但藩库没有给大团三营团丁发一文节礼，包括曾国藩在内，也没有一个当官的收到请帖。这是对团练的公然歧视！王錱、李续宾、曾国葆等人对这种露骨的不公平待遇气愤万分。曾国藩强压着满腔怒火，将王錱等人劝阻住，又想方设法凑了点钱，十四日晚上匆匆发给团丁，总算把大家的怨气暂时平息了。
团丁们每人分得五百文钱。各营各哨平日的伙食费，也都多少节余点，多的有五六百文，少的也有三四百文，这些伙食尾子也发给了各人。团丁们绝大部分都是乡下老实巴交的种田佬，分得的这千把文钱，自己都舍不得用，托熟人带回去补贴家用；也有的一时找不到熟人，便稳稳当当地藏好，今后自己再带回去。辰州、宝庆、新宁来的团丁中，也有家中较为殷实的。这些人不在乎这点钱，难得到省城来住，便三五成群吆喝着逛大街、上馆子，图个快活。辰州团丁中有个叫滕绕树的伢子，平日极羡慕鲍超的武功，想方设法跟鲍超接近，想求鲍超多教给他点武艺。今天得了几个钱，他约了素日合得来的五个乡亲，商量好请鲍超到火宫殿去玩一玩，大家都说好。
这几个月来，为报曾国藩的知遇之恩，鲍超尽心尽意地教练团丁，哪里都没去过。听说火宫殿是个好玩之处，滕绕树一邀，鲍超就满口答应了。半路上又遇到塔齐布，鲍超说好久不见了，硬拉着塔齐布一起到火宫殿去。塔齐布拗不过，只得从命。一行八人有说有笑，来到了位于坡子街的火宫殿。
火宫殿果然热闹。正中是一座盖着黄色琉璃瓦、斗拱飞檐，上面雕刻不少飞禽走兽的古老庙宇。庙宇里供奉着一尊火神爷塑像。那火神爷金盔金甲，红脸红须，眼如铜铃，舌如赤炭，真是一团正在燃烧的烈火，望之令人生畏。庙宇里长年住着七八个庙祝。这几个庙祝主要不是服侍火神爷和接待前来请求保佑的香客，而是管理着庙门前那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市场。
火宫殿四周红色围墙包围了一大片空坪，因为位于长沙闹市区，久而久之，这空坪便成为走江湖跑码头的郎中、卖艺人、耍猴的、卖狗皮膏药的、算命看相的、卖杂七杂八小玩意的集中地，也引起长沙城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的兴趣，卖各色小吃的小贩们也到这里来做生意，庙祝便来管理这块发财之地。每天夜深，人散走后，他们清扫场地；天亮则开门迎接各种来人。有的生意较好，要跟庙祝长来往的小贩，常送些钱给他们，庙祝也就慢慢富裕起来。后来庙祝在空坪上搭起四个大敞棚，棚上盖着树皮，分别取名为东成、西就、南通、北达。敞棚遮雨防晒，给卖主和买主都带来方便。到了过年过节时，还有唱大戏的到这里来卖艺。这火宫殿也就益发繁华热闹，几乎可以和开封的大相国寺、江宁的夫子庙媲美了。
塔齐布、鲍超、滕绕树等人先进庙宇瞻仰火神爷的尊颜，又跟庙祝闲聊了一番。滕绕树和那几个辰州籍团丁做东，请塔、鲍吃火宫殿的名产。这火宫殿虽是集散无定之地，但也有好些卖吃食的小贩，一代一代、长年累月在这里做生意，有几样吃食便成了火宫殿传统的名产。这几样名产是：王家的姊妹团子、萧家的臭豆腐干子、谢家的红烧猪脚、何家的神仙钵饭。逛火宫殿的人，不吃吃这几样东西，就不算逛了火宫殿。
塔、鲍一行先来到南通棚。只见这里是一个说书人在说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正说到西门庆贪欲丧身一节，听众挤得水泄不通，漫说找个座位，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无奈，只得走到对面的北达棚。棚里一个耍猴的操着河北口音在叫道：“徒儿们，把连升三级这出戏，由赛悟空给各位叔叔伯伯兄弟爷们表演一番，请各位指教指教，给俺们捧个场。”
一阵细锣敲响，一个徒儿捧着三顶不知哪个朝代的官帽走上场。只见那三顶帽子一顶全黑，一顶半红半黑，一顶全红，那帽子两边是两个放大的纸糊的黄灿灿的铜钱，用两根竹棍子与帽子连起来。全红官帽铜钱最大，全黑官帽铜钱最小。又一个徒儿牵着一只瘦骨嶙峋的猴子出来。那猴子两只眼睛忽闪忽闪，贼溜溜地这边转转那边转转。随着锣声，徒儿用绳子牵着它一瘸一拐地走圆场。滕绕树心想：这猴儿的名字倒怪美的，赛悟空，但却是簸箕比天——太不自量了，莫说不能赛过孙悟空，只怕是孙大圣拔根毫毛吹出的猴子也比它强百倍。
塔齐布、鲍超等人站着看了一会，见找不到座位，便又出来，转到东成棚。
东成棚里，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关中大汉，光着上身，打了一路拳，又耍一顿三截棍，弄得浑身大汗淋漓。那大汉弯腰抱拳，用带有浓重鼻音的关中腔叫道：“祖传秘方，名药配制，驰名江湖，誉满海内。在下姓沈，陕西米脂人，祖传十代专配狗皮膏药。嘿！”那汉子拍了一下光溜溜的胸膛，声音放高起来，“头晕目眩，四肢酸胀，腰痛腿痛，头痛脚痛，男子遗精早泄，勃起不坚，妇女月经不调，长年不育，贴了我沈家祖传膏药一帖，立见效果，两帖过后，病痛消除，三帖四帖，永远断根。一百文一帖，一百五十文，买一帖送一帖，要者从速，过时不候。”塔齐布最瞧不起以打拳舞棍来招徕顾客贩卖膏药的人。他认为这些江湖骗子亵渎了中华武功，略停了一下，便离开东成棚，鲍超、滕绕树等也跟着出来了。
刚走出来，塔齐布便看到东成棚的东角偏僻处，有一个三十余岁的汉子正在舒气运神。他停下脚步，不露声色地仔细看着。只见那汉子用脚尖点触地面，双手空握，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地打出去，脚尖不停地在地上绕圈子，双腿微屈，整个身子看去轻飘飘的。看那汉子脸上，却神色凝重，嘴唇紧闭，两腮泛红。塔齐布注目看了半晌，大步走上前去，双手一拱：“大哥请了！”
那汉子停住，看塔齐布一身戎装，便客气地回答：“将军请了！”
塔齐布说：“在下适才间看大哥行步运拳的架势，想冒昧请问一句：大哥打的是不是巫家拳？”
那汉子面露喜色，说：“将军好眼力，鄙人刚才打的正是巫家拳。”
“大哥拳法，严谨紧凑，外柔内刚，深得巫家拳法之精蕴。大哥拳术造诣，当今少有。”
“将军过奖了。”
“大哥，恕在下唐突。大哥这等本事，埋没在这勾栏瓦肆之间，岂不可惜？何不以此报效国家，且可光大巫家拳术。”
“鄙人并非长住此地。”汉子说，“因前几日过忙，未遑练功，今日偶尔路过此地，得点空闲，故略为舒展一下筋骨。将军劝我报效国家，莫非要鄙人投军么？”
“正是。”塔齐布说。
汉子哈哈一笑，说：“时下之绿营，也可以谈得上是报效国家的军队吗？”
塔齐布脸一红，立即说：“我并非劝大哥投奔绿营。目前长沙另有一支人马，急需你这样的人才，你可愿去？”
“哪支人马？”
“曾大人曾国藩办的团练，现有三营一千多号人马。”
那汉子又是一笑，说：“将军，你我初次相交，我看得出，你是个有本事有血性的男子汉，故愿和你多说几句话。依我看，不独我不应去投绿营投团练，我还劝将军也及早解甲归田为好。二千年前南华真人便已经看透这一切，什么江山社稷，实际上只是蜗角罢了。你说办团练的是‘争’大人？哎！世道坏就坏在一个‘争’字上。古往今来，一个‘争’字，害得人世间互相仇恨残杀，永无休止。还是南华真人说得好：‘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看轻荣辱，不慕货财，无病无争，世界才能安宁呀！时候不早，将军自爱，后会有期。”说罢扬长而去。塔齐布摇摇头，走进了西就棚。
这是最后一个棚子了。棚子里较为安静。一张桌子边，有个游方郎中在给一个老婆子诊脉。一个瞎子坐在几个桌子之间的空隙处。那瞎子呆头呆脑的，面前摊开一张大纸，纸正中画了个太极图，图右边写着“点破迷途君子”，左边写着“指引久困英雄”。绕树看了好笑，说：“自己这副要饭的相，黑白不分，昼夜不明，还要指引别人，真正可笑！”
塔齐布说：“自然也有人甘愿听他的瞎扯，不然，他也不会天天摆摊子了。”
那瞎子听到说话声了，忙喊：“算命抽花水啦！专讲实话，不打诳语。”
众人都笑了。恰好有一桌人会了账，滕绕树赶紧占了这张桌子。招呼塔、鲍等人坐好后，他和另外两个辰州勇忙着张罗。一会儿，捧来一坛白鹤液老酒，端着一大盘臭豆腐干、四笼姊妹团子，每人面前再摆一大碗红烧猪脚，又叫来几个炒菜。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着。滕绕树问塔齐布：“塔爷，刚才您老对那个打拳人为何如此客气？我看那人的拳术也平平，比鲍哨官差远了。”
塔齐布未及回答，鲍超抢着说：“这人的拳术不错，你不懂，不要看轻人家了，只不过我一时没有看出他的路数来。塔大哥，你细说给我们听听。”
塔齐布说：“诸位有所不知，那人的功夫深得很，他打的是南拳中极有名的一家——巫家拳。”
“巫家拳来历如何？”一个辰州勇问。
“乾隆末，福建汀州有个拳师名叫巫必达，幼年闯荡江湖，广拜武林高手为师，经过几十年的苦钻苦练，将福建少林外家拳术的阳刚、劲健、强身、壮骨的特征与湖北武当内家拳术的藏精、蓄气、培神、固本的秘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外有行云流水之柔、内有五岳三江之刚的巫家拳。巫必达后来在湘潭教习李大魁，以后又传与冯南山、冯连山兄弟，死后葬在湘潭，由李、冯两家立碑。巫家拳广为流传在南方，但真正得其奥妙的是李、冯二家，可惜刚才忘记问那汉子的姓名了。”
“这巫家拳我也听说过，只是没有亲眼见到。那人刚才打的是巫家拳中的哪一路？”鲍超问。
“他刚才打的是梅花拳，为巫家拳中第一绝招。你看他双脚尖在地上绕圈子，莫以为是随便绕绕，那划出的圈子是一朵朵梅花。”
滕绕树惊讶地说：“我们是外行，竟一点都看不出来。”
“巫家拳还有太子金拳、麒麟、四字、正平、摆门、单吊、掐吊、三桩等六肘拳，都是很厉害的。”
众人听了，对塔齐布的巫家拳术知识的丰富都很佩服。滕绕树又就福建少林外家拳和湖北武当内家拳两家拳术的异同，向鲍超和塔齐布请教。大家正边吃边谈得高兴，忽听得旁边一桌人大吵大闹起来。
这是四个镇筸兵在喝酒赌博。输者不服气，先是骂着粗话脏话，然后和赢家扭打起来。另外两个并不劝架，反而在一旁添火加油。塔齐布看看不像话，过去喝道：“不要在这里打架！丢人现眼的，要打回营房去打！”
镇筸兵自明代起便以凶悍闻名于世。咸丰时期的镇筸兵，虽不能跟过去相比，但在全国绿营六十六镇中，仍然算是第一等强悍。个个是私斗、打群架、管闲事的能手，平时相处，内部常起械斗。一声呼哨，立即形成两军对垒之势。打得眼红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也不在乎。一般总兵都怕调到镇筸镇来。若是遇到镇筸镇的兵与别镇的兵争吵起来，镇筸兵便会自动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拿刀使棒，不把对方打败，决不罢休。当下这几个镇筸兵听到塔齐布的吆喝，扭打的松了手，都斜歪着头看着塔齐布，其中一个说：“老子们在这儿玩玩，干你屌事？你叫个屁！”
鲍超走过来大声说：“一个参将的话，你们都不听，还有军纪王法吗？”
一个镇筸兵乜斜着眼，喷着满口酒气，冷笑说：“你算什么东西？吃饱了胀着肚子，到茅房里屙屎去！人还没变全，竟敢教训起你的大伯来了！”
滕绕树看着这几个镇筸兵如此骄横粗野，用这种难听的话骂鲍超，他一则听着不舒服，二来也要讨好鲍超，便冲过去大声说：“这是鲍哨官，你们休得无礼！”
那人哈哈笑起来：“什么鲍哨官，老子只知道山海关、函谷关，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什么鲍哨‘关’。屌毛灰团丁头，也算个官吗？”
另一个镇筸兵冷言冷语地说：“这鲍哨官不就是那个穷得无聊要卖老婆的痞子吗？什么时候当起官来了？”
四个镇筸兵放声狂笑。鲍超又气又羞，满脸通红，脖子上的筋一根根鼓起，恨不得将这几个兵油子捏个粉碎。滕绕树跨上前去，要和他们讲理。一个镇筸兵大叫：“你要打人吗！？”说时手一抬，滕绕树脸上挨了一巴掌。滕绕树火了，一拳打过去，那人牙齿碰着舌头，顿时鲜血直流，气得哇哇大叫，用头撞过来，另外几个兵也跟着冲来。辰州团丁们仗着有鲍超在旁，勇气大增，一齐迎上去，大打起来。棚里棚外的人，见兵勇打斗，吓得纷纷逃离，那瞎子也卷起太极图慌忙走开。鲍超几次想打过去，被塔齐布抱住了。镇筸兵人少，吃了亏后，狼狈逃出火宫殿。塔齐布、鲍超、滕绕树等继续喝酒吃饭，待到日头偏西时才回营。
还没等他们在营房里坐定，一百多名镇筸兵人人执刀拿枪，气势汹汹地跑到三营营房门外，大声嚷道：“把在火宫殿打人的凶手交出来！”营房里其他辰州、新宁、宝庆等地团丁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营官邹寿璋急忙走出营房：“弟兄们，有话好好说，邹某人一定负责处理好。”
火宫殿里几个挨打的兵吵吵嚷嚷地说了个大概。邹寿璋怕闹出大事，赔着笑脸说：“弟兄们先回去，待我禀告曾大人后，一定从严处治。”
待镇筸兵走后，邹寿璋把滕绕树等人叫来，详细讯问。滕绕树把情况如实说了一遍。邹寿璋和鲍超一起来到巡抚衙门射圃旁的曾国藩住所里。邹寿璋把情况说了一遍。曾国藩气得脸色铁青，扫帚眉倒吊，三角眼里充满杀气。鲍超吓得两腿打战，跪下说：“鲍超该死！今日在火宫殿，实是因为镇筸兵骂鲍超。他们骂鲍超，看不起团练，其实就是骂大人，看不起大人，若不是塔将军扯住，鲍超今日会打死那几个畜生。曾大人，鲍超辜负了您老的情意，您老打鲍超一百军棍，把鲍超赶出团练吧！鲍超是个堂堂男子汉，也不想再在团练里受这种鸟气。我还是到江宁找向提督去。”
曾国藩在房里快步走来走去，牙齿咬得格格响，腮帮一起一伏，一句话也不说。罗泽南说：“鲍哨官无过，还多亏鲍哨官气量大，没有酿成更大的事故。今日之事，错在镇筸兵，但滕绕树也有些责任。绿营、团丁之间本不和，为了顾全大局，不如忍下这口气，将滕绕树等人责打几十军棍，平息这场风波算了。”
曾国藩看着罗泽南说：“绿营欺负曾某人，得寸进尺，连兄弟们也跟着我受委屈。从大局着想，自然应如你所说，忍着，以免事态扩大。但绿营怯于战阵，勇于私斗，此种积习，为害甚烈。我今日正要借此事整一下这股歪风。”
罗泽南有些担心：“如何整法？说不定会闹出更大的事来。”
曾国藩说：“想必鲍起豹也不会有意把事态扩大吧！”
曾国藩叫鲍超起来，亲笔修书一封给鲍起豹，说火宫殿兵丁私斗，影响极坏，为严肃军纪、惩前毖后，这边将滕绕树等打五十军棍，并以箭贯耳游营三日，也请鲍提督将镇筸镇闹事的士兵作同样处治。
鲍起豹看完信，冷笑一声，心里说：“要老子处治，老子才不做这种蠢事。我要你曾国藩下不了台。”他也叫人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火宫殿闹事士兵已捆绑送来，请曾大人按军律处置。鲍起豹派了几个亲兵到镇筸兵驻地，声言曾国藩要捆今天下午在火宫殿和团丁打架的四个士兵。亲兵将这四个兵捆好，连信一起送给曾国藩。
镇筸兵原以为团丁会来向他们赔礼道歉，现在想不到竟然将他们的兄弟捆了去，军法从事。镇筸兵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带兵的头领、云南楚雄协副将邓绍良亲自指挥，吹号集合。他煽动说：“曾国藩的团丁捆绑我们四个兄弟，要将他们杀头示众。这是我们镇筸兵数百年来没有过的耻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怎么办？”
队伍中有人喊叫：“冲到审案局去，把弟兄们抢出来！”又有人叫：“曾国藩敢杀我们的人，我们就杀掉曾国藩！”也有人喊：“塔齐布身为绿营将官，反而为团丁讲话，他是绿营的奸细。今天的事是他引起的。”有人举起刀喊：“捣毁塔齐布的窝！”镇筸兵一致拥护。
邓绍良率领三百多个镇筸兵，气势汹汹地冲进塔齐布的住房，把塔齐布房间里的全部东西打得稀巴烂。塔齐布幸而事先躲到室后草丛中，才免于一死。捣毁了塔齐布的家后，镇筸兵又呼啸着向审案局冲去，将审案局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高声喧闹：“曾国藩放出我们的兄弟！”“不放人我们就冲了！”
亲兵进屋告诉曾国藩。
曾国藩正在与罗泽南对弈。他将鲍超唤到跟前来，对着他的耳朵吩咐一番。鲍超立即出了门。曾国藩神色自若地对罗泽南说：“罗山，该你走了。”
“还是出去跟他们说几句吧！”罗泽南放下手中的棋子，从近视眼镜片后投来不安的目光。
“不理睬他们，看他们怎么闹。”曾国藩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棋枰。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刀枪相撞声从外边传了进来，曾国藩转过脸看时，邓绍良带着几十个士兵旋风似的冲进门，已到了他的身边。罗泽南见势不妙，急忙打发亲兵告诉王錱，叫他翻墙到巡抚衙门去请骆秉章过来。一个镇筸兵已拔出刀来，刀尖直指曾国藩的额头。邓绍良用手拨开刀，不客气地对曾国藩说：“曾大人，请你放人！”
曾国藩坐在棋枰边，纹丝不动，一手把玩着棋子，慢慢地说：“鲍提督派人将闹事的士兵送到我这里，并有亲笔信，要我军法从事。处置完毕，人自然放回，何劳邓副将你兴师动众、气势汹汹地前来索取呢？”
邓绍良瞪起双眼，怒目而视：“我要你现在就放人！”
曾国藩太阳穴上的青筋在一根根地暴起，棋子已经停止转动，被两只手指紧紧地掐住，虽仍坐在棋枰边未动，语气却生硬得多了：“本部堂尚来不及处置，现在岂能放！”
邓绍良左手紧握刀鞘，右手捏着刀把，走上一步，气焰咄咄地吼着：“你到底放不放？！”
“砰”的一声，曾国藩将棋枰一脚踢倒，虎地站了起来，吊起扫帚眉，鼓起三角眼，满脸青里透白，一股杀气冲出，厉声喝道：“邓绍良，你欺人太甚！”
邓绍良冷不防曾国藩这么一着，不自觉地退了一步，右手松开了刀把。曾国藩指着他骂道：“邓绍良，谅你不过只是一个操刀杀人的鲁莽武夫而已，竟狗胆包天，在我钦命帮办团练大臣面前如此放肆。你眼里还有没有朝廷，有没有国法！”
经这一骂，邓绍良的嚣张气焰矮了半截，嘴巴上仍硬着：“曾大人，不是我放肆，审案局不放人，弟兄们不答应！”
曾国藩目光如喷火般地瞪着邓绍良：“弟兄们不答应，你答不答应？手下的士兵都不能弹压，朝廷要你这个副将何用？况且你要明白，今天是你带兵闯进了我的衙门，你是犯上闹事的带头人！”
邓绍良觉得事情不妙，不免有些气馁。身旁的士兵在乱嚷：“放人，放人！不放我们就要搜了！”
“不得无礼！”正在不可开交之时，骆秉章进来了。他对曾国藩一笑，“曾大人，这是怎么回事？”
“骆中丞，曾大人捆了我们四个兄弟。”邓绍良抢着说。其实骆秉章早已知事情的原委。镇筸兵如此吵吵闹闹地围攻审案局，巡抚衙门仅在一墙之隔，他如何不知？但这个老官僚滑头得很，若不是王錱翻墙去请，他是不会过来的。让曾国藩受点委屈也好，谁叫他的手伸得太长了！王錱过来请，他不能不放驾了。
“邓副将，这样对待曾大人，太不应该了，还不快出去！”打了邓绍良一下后，骆秉章又转过脸对曾国藩说，“曾大人，火宫殿闹事的兵非得要狠狠处置不可，此事由我来办。眼下群情汹汹，难免会出意外之事。今后朝廷追问下来，你我都不好交代。我看暂时放了这几个人，平息了众怒，再从容处置。你看如何呢？”
曾国藩心想：好个滑头偏心的骆秉章！什么“平息众怒”，难道是我做错了事，激起了他们的“众怒”？你骆秉章怕犯镇筸兵的众怒，就不怕犯团练的众怒？好！事情既已如此，我要你看看我曾国藩的手段！
“骆中丞，你请坐。我循鲍提督之请，处置火宫殿闹事人。曾某人一碗水端平，决不偏袒哪方。团丁滕绕树等六人，昨日已每人打了五十军棍，贯耳游营三日。镇筸兵也同样处置。”不等骆秉章开口，曾国藩大喊一声，“来人！把鲍提督捆来的四个闹事者押上来！”
康福答应一声，走出门外高喊：“带人上来！”
只见鲍超、刘松山、彭毓橘、李臣典、王魁山、易良幹等人全身披挂，带着一百名手执刀枪的团丁，押着四个闹事的镇筸兵上来。这一百个团丁进得门来，便一齐站在屋内镇筸兵的周围。鲍超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凶神恶煞般地走到邓绍良的身边。刘松山、彭毓橘等人分站在曾国藩的两旁。骆秉章见此情景，早吓得脸色惨白，如坐针毡。邓绍良和他的士兵们也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惧。那四个双手被捆的镇筸兵吓得两腿发软，“噗通”跪在曾国藩面前。曾国藩喝道：“你们身为保境安民的兵士，却带头在公众场合闹事行凶，恶劣至极！本部堂按大清军律第一百二十三条第八款，并循鲍提督所请，杖责五十军棍，贯耳游营三日。”
说完将茶木条往案桌上重重一击，高喊：“来人呀！”
“在！”两旁雷鸣般的应答声响起，早有八条大汉手持八根水火棍，如狼似虎般地走上前来，将四个镇筸兵按倒在地，扯掉裤子，抡起水火棍便打。
曾国藩坐在太师椅上，想起这几个月来所受鲍起豹、清德的窝囊气，想起弟弟及团丁们所受绿营兵士的欺侮，满肚子的仇恨随着一下下的棍击声发泄出来。他多次想命令行刑的团丁“给我往死里打”，但瞥见坐在一旁汗如雨下的骆秉章，又将这句话咽了下去。八个行刑团丁又何尝不和曾国藩一样的心情，无须他的命令，个个用死力打。二十……四十……一棍棍下去，越打越重，越打越凶。可怜那四个倒霉的镇筸兵先是喊爹唤娘、鬼哭狼嚎，到后来，便连喊都喊不出声来了。打满五十军棍后，又将他们抓起来，在每人左耳上插了一支箭。只见鲜血流出来，却听不到叫痛声——人早已麻木了。
曾国藩冷冷地对四个镇筸兵说：“看在镇筸镇兄弟们来接的分上，游营三日，罚在本营进行。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几个镇筸兵上来，背起他们出了门。邓绍良内衣早已湿透，正要出门，曾国藩喝住：“邓绍良，你身为副将，平日治军不严，咎责已重，今日又带兵闯进审案局衙门，持刀威胁本部堂，形同谋反，罪当诛戮。本部堂因不直接管你，且暂时放你回去。来日本部堂将与骆中丞、鲍提督妥商，申报朝廷，你回营待审吧！”
邓绍良蔫头耷脑地出了门，见衙门外镇筸兵的四周已被全副戎装、满脸凶恶的团丁死死看定了。邓绍良做不得声，只得摆摆手，带着镇筸兵讪讪走了。屋里，曾国藩对坐在一旁发呆的骆秉章说：“骆中丞，你受惊了。国藩此举，实出不得已，尚望中丞体谅。”
骆秉章见全部兵勇都已退出，慢慢地恢复了元气。他对曾国藩不听劝告，在他面前如此强硬十分生气，责怪说：“涤生，你太强梁了。绿营与团丁的冤仇，这一世都不能解了。”
曾国藩心中不快地说：“我刚才的处置错在哪里？”
骆秉章恼火了：“涤生兄，不是我说你。我身为湖南巡抚，要对湖南负责。说不定哪天长毛卷土重来，你的那几个团丁能抵抗吗？他们只配抓抓抢王、土匪，是上不了大台盘的。打长毛，还得靠绿营，靠镇筸兵。你这下好了，当着我的面打了他们的人，还扬言要诛戮邓绍良。三千镇筸兵还要不要？你叫我这巡抚如何当？”
曾国藩见骆秉章如此瞧不起团练，偏袒镇筸兵，大为光火。他强压着怒火，冷笑道：“中丞不要着急，长毛来了，我自有办法。”
骆秉章反唇相讥：“你有何法？真的有办法，也不会有火宫殿的闹事！”
说罢，拂袖而去。
七、停尸审案局
正当审案局这边为出了口气而快慰的时候，更大的麻烦事却来了。
原来，那四个挨打的镇筸兵中有一个名叫王连升的，年纪本有四十五六岁了，前几天又害着病。那天略好点，便被同伴拉去火宫殿喝酒，回来时便感了风寒，被捆绑到审案局已是受惊。这下又挨了五十军棍，穿了耳朵，一背到营房便昏厥过去，抢救无效，当夜便气绝了。镇筸兵闻之，人人怒火冲天，声言要曾国藩偿命。
第二天一早，邓绍良便来谒见鲍起豹，将昨日的情形和王连升的死，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鲍起豹这一气非同小可，他挥舞着手中的长烟杆，嚷道：“好哇！这个曾国藩，竟敢在老子的权限内胡作非为，我岂能容他！邓绍良，你将王连升的尸体抬到审案局去，叫审案局为他披麻戴孝，以命抵命，就说是我鲍起豹说的，看他曾国藩有什么能耐！”
邓绍良见鲍起豹这样为他撑腰，登时神气起来。他集合三百镇筸兵，抬起王连升的尸体，气势汹汹地来到审案局。
曾国藩得知王连升被打死的消息，心头一惊，随即很快镇静下来，吩咐紧闭大门，对于镇筸兵的任何叫骂都不予理睬。邓绍良不敢冲大门，他知道万一引起绿营和团丁火并起来，他的脑袋也保不住。
镇筸兵在审案局外叫闹了半天，无人答理。邓绍良叫人将鲍起豹的话和自己出的一条主意共三条，用白纸写了，糊在墙壁上，把尸体摆在门口，然后带着镇筸兵扬长而去。
康福到门外转了一圈，进屋来告诉曾国藩：“门外贴着一张白纸，他们给大人提了三点要求。”
“怎么说？”
“第一条，审案局为王连升披麻戴孝办丧事。”
“哼！”曾国藩发出一声冷笑。
“第二条，打死王连升的团丁要以命偿命。”
“妄想！”
“第三条，发王连升遗属抚恤银一千两。”
“邓绍良在白日做梦！”曾国藩叫起来，“康福，你带几个人把王连升的尸体搬开，我审案局的衙门天天要办事，岂能让这具臭尸挡路。”
“慢点。”康福正要走，罗泽南连忙叫住，“涤生，我看是这样：先买副棺材来，将王连升的尸体装殓，抬到一间空屋里去。这么热的天，尸体放在审案局外不好。你看如何呢？”
曾国藩未作声。罗泽南叫康福带人去办。待康福走后，罗泽南又说：“涤生，我看此事还得跟骆中丞商量一下才是。”
曾国藩想起骆秉章昨天的态度，知道跟他商量不出个好主意来，但事情重大，又不能撇开他，便说：“还是请璞山过去先跟他说一声吧，晚上我再过去拜访。”
过一会，王錱回来，面色不悦地说：“骆中丞家人说他昨日受惊，今日病倒在床上，这两天不见客。”
曾国藩的长脸登时拉了下来，心中骂道：“好个骆秉章，你是存心让我下不了台！”对王錱说：“不来算了！”
说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出大气，两只拳头捏得紧紧的。
罗泽南轻轻地说：“光气愤不行，此事要慎重处理。人命关天，让朝廷知道了，也不是件好事。”
曾国藩说：“罗山，这明摆着是鲍起豹、邓绍良在寻衅闹事，哪有五十军棍就打死人的道理。”
“是的。莫非王连升早有病在身？”
罗泽南这句话提醒曾国藩，他说：“罗山，你这话说得好，王连升一定是先有病。”
“不过，王连升总是死在审案局的军棍之下。你说他有病在身，证据呢？”
“叫个人去访查一下。”曾国藩想了想，说，“叫谁去呢？镇筸兵向来一致对外，王连升即使有病此时他们也不会说了。”
“叫杨载福去，他在辰州练了半年新兵，与镇筸兵有些联系，要他用重金收买，套出些话来。”
三天后，杨载福果然通过一些老关系，探知王连升在打军棍之前已患病，并从王连升捡药的利生药铺里查出了账单。利生药铺老板贺瑗的堂妹已许配给曾国藩的长子纪泽为妻，两家结了亲。贺瑗愿为此事出来作证。曾国藩听了杨载福的报告后，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把王连升的尸体给他抬回去，对他的死，审案局不负责任。”
“涤生，话不能这样说。”罗泽南说，“军律上讲，处置犯事官兵，倘遇有病在身，可缓施行。鲍起豹、邓绍良还可据此上告。我看此事双方都让些步，快点平息算了。”
曾国藩心中老大不高兴。转念一想，鲍起豹真的据此上告，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便对罗泽南说：“这样吧，你就代表审案局和邓绍良去商谈，总不能让他们多占便宜才是。”
当罗泽南亮出王连升在利生药铺捡药的账单，以及贺瑗当面证明王连升受刑前已风寒严重时，邓绍良气焰收敛了许多，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定下三条：一、审案局派人护送王连升灵柩回原籍；二、审案局赔抚恤费五百两银子；三、打死王连升的两个团丁开除回籍。
曾国藩见到这三条，甚为不快，但知目前这种情况下，也只有这样处理才能使镇筸兵勉强答应。为表示对打死王连升的那两个团丁的安慰，曾国藩叫罗泽南各送他们十两银子，并特许他们两年后再来。
八、逼走衡州城
一连几天，曾国藩都郁郁寡欢。这一夜，他想起到长沙办团练的这七八个月来，事事不顺心，处处不如意，心里烦躁至极，身上的牛皮癣又发了，奇痒难耐。他气得死劲地抓，弄得浑身血迹斑斑，床上一层癣皮。
十年前，曾国藩在京中得了这个皮肤病，不知请过多少个郎中，吃过多少服药，总不得痊愈，特别是遇到事烦心乱时，更是痒得厉害，有时辗转床上，通宵不能入睡，简直无生人之乐。有一年，荆七带来一个江湖郎中，自称是治癣病的高手，一连上门看了三个月，一天一服药，最后无一丝效果。郎中知此病无法医好，寻思着退步。他悄悄地请荆七到前门大街一家酒店，求荆七帮他出主意，又拿出五两银子作谢金。荆七贪恋这五两银子，将曾国藩是蟒蛇精投胎的传说说了一遍，并告诉江湖郎中一个脱身的法子。
一天，江湖郎中叫曾国藩把衣裤全部脱掉，煞有介事地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细细地看了一遍，抚摸良久，见曾国藩背部和两条大腿上全是一圈接一圈的白癣，想着荆七讲的传说，心中暗自诧异。他帮曾国藩把衣裤穿好，满脸谄笑地对曾国藩说：“大人，我今日才算是真正看明白了，大人原来并不是患的癣病，乃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大人，你前生不是凡人，而是昆仑山上修炼了千年之久的蟒蛇，这满身圆圈，便是明证。大人，此病不必治了，倘若真的没有这一身圆圈，大人今后何能穿仙鹤蟒袍，登宰相之位？”
曾国藩听了江湖郎中这番话，想起母亲常说的蟒蛇精投胎的故事，心情舒畅。不但不责备郎中医治无术，反而赏了他一锭大元宝，果然从此以后再不医治。
待痒略止，曾国藩起床，自己磨墨摊纸。他要向皇上奏参骆秉章、鲍起豹。刚写了句“为奏参庸劣官员骆秉章、鲍起豹”的话，便又颓然停住笔。他想起参劾清德的奏折，皇上至今没有批复下来。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对湖南官场，皇上究竟如何看待？直接参劾湖南文武最高官员，会不会引起皇上的反感？再说，为兵丁斗殴一事去参劾对方，皇上对此又会如何看待自己？“天意从来高难问。”他觉得满腹苦水无处倒，气得将笔杆折断，把纸揉烂，扔到篓子中。过一会，他又从篓子里把那张纸寻出来，细细地抹平，看了看，放在烛火上，失神地看着它迅速变为灰烬。王荆七跟着曾国藩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见他这样愤怒过。荆七不敢劝，更不敢自己去睡，只得坐在门外陪着。
“骆秉章、鲍起豹看不起我，我就偏要争这口气不可！偏要练就一支强兵劲旅出来，给他们瞧瞧！”曾国藩下定了决心。壁上，唐鉴所赠“不做圣贤，便为禽兽”的条幅跳入眼帘，当年与镜海先生切磋学问的情景又浮现在脑中。是的，古往今来，哪一个办大事、成大功的英雄，没有过一番困厄颠沛的经历？他轻轻地念起太史公的名句：“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念着念着，他心里慢慢好受多了。
心中的怒涛平息下来后，他开始冷静地思考出路。他想起这几个月来的所作所为，仅只限于平乱安境而已，离建曾家军、与长毛决一雌雄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如果这个目标不达到，官场和绿营便会始终看不起自己，而自己一生的理想也只是空想罢了。几个月来，他已逐渐清醒地看出，长沙不是做事的地方。官场暮气沉沉，绿营腐朽透顶，他们自己什么正事都不干，而对要干事的人则又是嫉妒又是掣肘，最后弄得你一事无成方肯罢休。这里好比一群乌鸦麇集之地，只有当你浑身变得和它们一样黑的时候，才不会听到前后左右的聒噪声。漫说建不成新军队，就是辛辛苦苦建起来，不久也会被绿营的恶习所传染，最终也必定会和他们一起烂掉。必须离开长沙！这一点，曾国藩是愈来愈看清了。二月份，在给皇上的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到衡州一带地方混乱，拟到衡州去驻扎一段时期。那时他已觉察到长沙官场的难处，暗中为自己埋下一条出路。皇上对此没有异议。至今一直没有走，是因为他有顾虑。担心到衡州去扩充团练，会招致离开监督、自树一帜的非议。现在顾不得这些议论，非去不可了。团练和绿营结下如此深的怨仇，今后的冲突摩擦会无穷无已。掂掂实力，曾国藩知道自己目前尚扳不过骆秉章、鲍起豹和绿营。走吧！到衡州去，离开这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辈，到衡州去大展宏图！
主意打定后，东方已泛白。他盥洗完毕，拿起书籍里一本《诗经》，信手翻到一页，高声吟诵：“伐木叮叮，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入乔木。”他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吉兆，预卜从此可以走出幽谷，步入阳光普照的大道。
- 把总、典史：把总，清代绿营兵低级军官。典史，官名。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别称县尉。
- 黉门中人：黉，古时学校。黉门，学校的门，代指学校。黉门中人，意指读书人。
- 学政：学官名。“提督学政”的简称，又称“督学使者”，尊称“学台”，省教育长官。
- 臬台：即按察使，简称臬台，掌管一省的司法刑狱、监察等事务。
- 庙祝：寺庙中管理香火的人。
- 南华真人：即庄子(约前369—前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