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国演义的面面观

——和平问题

旧小说《三国演义》写汉末时中国的事，这里新三国演义也是写中国的事，却是“此刻现在”的。因为是此刻现在的，所以它与那一个三国演义便不得不有很多不同，举其大者说，其一，那一个演义的主角是魏蜀吴，而在这里，则是重庆、延安和南京。其二，由于时代不同，所以演义之义也便不得不有别，三国演义之所谓演是在既成的根干之上“添”枝叶，添枝叶，才能使人在“斜阳古柳”之下更感到风趣，而在这里，则只能沿既成的根干去“推想”枝叶。添枝叶的目的是供给风趣，所以可以不太重视对错，推想枝叶的目的便不然。至于其所以为不然的理由等稍后再说，在这里，我们只是说，它的价值之决定就看它能否不会错，而偏巧，在事实尚不成为事实之前，纵使它之为错是很难证明的，它又偏偏也许会完全错。

这不幸的可能说起来真是非常可惋惜的，其为可惋惜，正如难知明日的金价之为涨或落那样可惋惜。这里最严重的问题显然是明日的变化或事实也会且必能影响我们的生活。金子涨了，有些人因而发了财，之后是因为发了财，所以能跑舞厅，住洋房，更重要的是能娶自己认为非有不可的女人。这一切对某一个人说显然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原因是，不幸而反之，那就太糟，本来可以属于自己的洋房和自己认为非有不可的女人竟至跑到旁人手里大概是颇难忍的事吧？但那变化不过是区区的金价！说到中国的将来，那就显然是另一回事，正如我们所见，就其必能与生活以重大的影响而言，与它有关系的人数不是一个，不是一些，不是多半，而是全体的四万万五千万。将来不可确知是事理，不得不问将来是人情，尤其是在此刻现在。

理由是非常明显的，一句话是，因为目前的情形太复杂，太不定，所以一般人以为，将来的社会是也许会变成完全出人意料的。而当某种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实真变成事实的时候，它又必将使生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最难堪的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将受到什么影响。这影响，用数理的名词表示，是新三国演义事实演变的一函数，所以，我们想要知道此后我们的生活将如何变，我们就必须先推想一下我们恰好生于其中的新三国的演义将如何变。这想来总当是很难的，却也不至于完全不可能，因为一切事实都是先在的事实所决定。譬如说吧，假使将来的支配势力是延安，则我们可以推想，像现在仰仗买卖股票为生且享乐的尊驾们便必将吃不开，假如不是延安，而是重庆或南京，那就显然成为另一回事。这且不提；在这里，我们须要特别注意的乃是，我们即将经验的生活的性质就是如此之飘忽，它也许会使你这样，但它同时也许会使你那样，一切似乎在梦中。我们是正在做着一场民族的梦，而这梦，也就与被包含于其中的每一个人以试探，以磨练。

不过，即使是梦也罢，它的变化总是我们所不能不关心的。这之后，我们乃不得不致力于推想，因为我们相信，凡事实皆是先在的事实所决定，但同时，我们又不当止步于推想，因为我们也相信，人力亦是一事实。此后，我们即本此信念，以国民一分子的资格，来开始讲述我们的新三国演义，或说是，来考察几个我们都认为绝顶重要的关系与中国前途的大问题。

此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和平问题”，因为我们尚在战。

在国际关系如此复杂的现在，和平问题也随着成为不简单，譬如说，在东方，它显然可以指较广泛的联合国与日本之间的，也可以指较狭窄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这两个和平有时可以一致，有时也可以不一致。所谓不一致，就是几年以来，有些人所期望的，甚至是所奔走的单独媾和。到现在，此较狭窄的单独媾和问题显然变成更复杂了，又因为它对我们显得更关切，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考察这个较狭窄的中日之间的和平问题。

这个问题是，在现在，中日之间的单独和平“在事实上”是可以做到的么？假使可以做到，在什么条件之下？显然，后一个问题必须以前一个问题之得到肯定的答复为条件，假使对前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则后一个问题便变成不是问题。我们现在开始考察此二问题中的前一个。

此问题是，中日之间的单独和平“在事实上”能否做到。标明在事实上，意思是着重在不是“在道理上”。现在有些人做和平运动是站脚在“在道理上”，站脚在“在道理上”说中日之间的和平是如何必要，如何有利大概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更进一步而引经据典说和平如何适合中日两民族的传统精神也不算过分，然而问题是“在事实上”。

我们须知，在道理上的和平不过是道理。在道理上，全世界的民族都相信和平是德，所以也都以自命为爱好和平的民族为荣誉，虽然在事实上，他们也许都在战。在战争的时候，人们大概更会觉得和平是可贵的吧？因为无论如何，人们总还不能不怕饥寒和炸弹。但他们有时仍不得不继续战，因为一切问题都是“在事实上”。

在事实上，中日的单独和平问题不是“两”面的关系，是“多”面的关系。日本的势力是一个，中国的势力是三个，或四个。所谓四个，其中包括人民。以下，试考察这四个事例对和平问题的态度，尤其该态度对于和平问题的决定力量是什么。

先说南京，因为南京是唯一倡导和平的。对于和平，南京的态度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力量或成效。这显然也是很难算的一笔账。公平的判断大概是，假使部分的和平也可以算和平，南京是成功了，因为她正是名副其实的没有战，反之，南京当然是失败了，原因是，还有另外两个也可以代表中国的势力正在战。尚在战，则等于最终的和平没有实现，或说得更干脆一点，等于和平运动不成功。这之后，假使两方或多方的人们仍希望和平，那就显然，不战的大事只有正在战和有力战的人能决定，或说是，有权利决定。和平是战争之后的事，所以其如意的实现也必须以有力战为条件。

其次我们再考量重庆。多年以来，在人民眼中，重庆是爱好和平的政府，纵使在国内，她也常常在作战。在中日关系中，旧南京政府的一贯态度是，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可见维护和平的心是非常坚决的。这坚决想来并不是偶然的，正如易和平为抗战之非偶然。但这都是过去的事，现在可以不赘；在这里，我们须要注意的是，自八一三以后，原来维护和平之坚决并没有立刻变成反面的脆弱，虽然一直到现在，幸或不幸而它也没有能发生一些足以左右局面的决定力量。此中的种切也许只能以微妙二字为形容。但这也可以放下不提，以为我们的原意是说现在。在现在，中日的和平在道理上并非不可能，不幸的是所有的困难都是“在实际上”。我们且举其大者说，其一，日本方面主张先和平后撤兵，重庆却反之说，必须先撤兵，然后方好谈和平，这样逻辑上的不可能的结果显然只有打下去。其二，先后还不过是手续问题，较之手续更为重大的是和平的代价问题，日本和重庆都说自己是战胜国，所以都想讨一个对方觉得不能忍受的大价钱，因而其结果必是，两方所希望的距离越远，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小。其三，站在重庆的立场，停止抗战还有两个更大的困难，先说前一个是，如何从联合国的阵营中拔出腿，尤其在同美国关系日趋密切的现在？其四，再说后一个是，用什么理由向人民去解释，假使这个竟至做不好，它就恰好与延安以口实，这就是说，等于把人民赶到延安那一面。最后，第五，一个更为有决定性的理由自然是，觉得继续抗战对于自己——无论为战后的获得或国际的地位着想——更有利。

再其次是说延安。共产党自民国十年在中国正式成立以来，很快地便成为与国民党冲突的一个势力。因为与国民党冲突，所以他们的处境变成非常艰难。后来，他们终于在五次围剿之后由江西跑到陕北。他们向北跑的口号之一是去抗日，因为在江西的时期他们早已同日本宣战。在抗日的口号之下，他们主张联合，也就是反对蒋氏的先安内的政策。这主张，由于西北的环境复杂，乃以西安事变为转机，竟至为国民党所接受。抗日战争开始了，共产党乃得进而扩充军队，组织民众，其极也乃至要求联立，争取国际上的地位平等。在事实上延安与抗日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相信，只有经过抗日，中国才能联合，才能复兴，共产党才能取得至少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专就最后一个预期而言，他们的计算是不错的，这不错将使他们继续主张抗战，也就是继续拒绝和平。

最后我们说人民。在本质上，正如在宣传上，中国人民“大概”是“相当地”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在这里只说“大概”和“相当地”，不说“一定”和“最”，是由于没有方法证。而且，又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假使我们也同样称自己为最，不是一定会引起旁人的不快么？不过，我们也庆幸，唯有我们自己能确切明白我们自己的事。说到爱好和平，我们的心情是，假使安宁之获得可以不经过战争，我们是一定会扔开战争的。但这也不是说，中国人民是托尔斯泰所赞扬的不抵抗主义者，他们是有时也会走上前线的。走上前线是为了安宁，所以在本质上，中国人民还是爱好和平，至少是“相当地”。这之后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也竟至赞助政府去战争。此问题之详尽的解答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在这里，我们不便去追求原委，所以只能举出“在结果上”的几点人民的态度作为说明。这其中之一是，近几十年来，由于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复杂，两国人民的感情说实话实在并不佳。其二，它也就恰好助成抗日教育的成功。当抗日思想形成普遍的激烈的抗日意识的时候，人民常常觉得实地去抗日的人们是救主，是英雄，这就与和平之实现以非常大的阻碍。其三，人民愿意和平，因为人民希望得到安宁。可是，如何方能获得安宁呢？一般人以为，那必是国家的一切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的时候。现在国家的最大问题是战争，而战争的对手——至少抗战区的人认为——则是日本。在战争的时候，人民大概不会想到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换得安宁的，所以他们才宁愿忍苦支持政府去战争。

由于上面的种种理由，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和平的空气虽常常有，而结果又都化为空气，散了。至于在未来，中日之间的和平之能否实现，显然须看上面述过的诸种条件能否突变。只有一件事是不容疑的，那就是，和平终于会来。

张行健

《上海论坛》…194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