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在哪里？
1960年，吕雅芳不到3岁，上面有两个分别为13岁和10岁的姐姐，还有一个7岁的哥哥。这么大的孩子，吃就是全部。她总是饿，哭哭啼啼地缠着妈妈、姐姐们要吃的。别说她，所有人的胃都是空的，像一个巨大的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胃总得有的磨，可实在是什么也给不了它了，它就开始磨自己。一开始磨得生疼，到后来连胃也知道保护自己，生怕把自己磨没了，放慢了速度，等待。
吕雅芳的母亲心急如焚，她的四个孩子正在长身体，喂饱他们是做母亲最起码的责任，但是她做不到，持续很久了的大饥荒看不到有结束的迹象，她不知道再这么下去该怎么办。她和婆婆绞尽脑汁，每时每刻都在想什么能吃，哪里有吃的，去填孩子们的嘴，树叶、树皮、草、草根……能想到的都吃掉了。
给吕雅芳喂饭，一吃到草她转头就吐，然后哇哇大哭，只有米汤里屈指可数的那几粒米才能让她安静下来。终于有一次，她把母亲硬往她嘴里塞的草吐掉之后，母亲大吼：“吕雅芳，你这么吃，别人要不要吃？你还让不让别人活？”吕雅芳从没有看到母亲发火，哭声一下子被吓了回去，她惊恐地看着母亲。母亲看着眼前被吓傻的最小的女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把搂过女儿泪如雨下。孩子没错，她太小了，大自然的设计本来就是这个年龄要吃最细软、最有养分的食物，她的胃怎么能消化得了粗糙？她已经两岁多，却还不会走路，因为发育不良。孩子想吃，做母亲的满足不了，还要责备孩子。可如果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都给了她，那其他三个孩子和婆婆怎么活？
当晚，母亲和婆婆在家里有了一番对话。“妈，把雅芳送到上海去吧，上海毕竟大，不缺这一张嘴，村里有好几户都送出去了。”沉默。再张口已经是婆婆：“送吧，放在咱们家，怕是养不活了。”二女儿吕顺芳听见了，一下子冲到她们面前：“妈妈，奶奶，送我吧，把我送到上海吧，我记得家，长大能找回来。”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坐在吕顺芳面前，说起那天晚上的这一幕，当年那个被饥饿追赶的10岁小姑娘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我问她当时知不知道“送”是什么意思？是像夏令营那样去去就回？还是一别永远？
老人清瘦、矮小，但精神矍铄。她仿佛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家里，眼睛里分明是和奶奶、妈妈在商量她的命运。“我知道的。送就是送给别人，再也回不了家，见不到妈妈和奶奶了。但我还是想让她们送我去上海，因为我太饿了。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一碗一勺能捞起很多米的粥。妈妈把脸一绷，凶我说：‘你太大了，被人发现会被遣送回来的。你妹妹小，不记事，送她走能让她活下来。'”吕顺芳还清晰得记得，她当时是羡慕得不得了，多希望自己是被送走的那一个“幸运儿”。
人对事物的理解很难跳出自身的感受。我没有经受过那个年代被蚂蚁蛀空般近乎疯狂的绝望，所以不能想象一个10岁的孩子会因为吃而永远地放弃母亲。我还是问：不知道这就是生离死别吗？“我只觉得这是一条路，一条活命最好的路。我还小，我想活。”是跟妈妈永别活下去，还是跟妈妈在一起受饿，只能二选一。这种极端的选择本来是非常偶然的出现，但是在当年却逼迫着宜兴高塍和官林几乎每个家庭。
第二天放学回家，妈妈和妹妹都不在了。后来，在漫长的几十年岁月里，母亲对那一天闭口不言。吕顺芳为了寻找妹妹，一点一点撬开了母亲的嘴，把只言片语拼凑起来大致的经过。那是母亲永远不想说的，埋在她心里，折磨了她后半生。
那天，母亲抱着雅芳，坐了轮船，换了火车，到了上海。没有把雅芳放在人流如织的火车站，因为母亲虽是农村妇女，但她知道，干部有稳定的工资能养活孩子，她要把她的孩子交给一户上海人家。她出了火车站，走到天目路。她不识字，只能凭感觉分辨哪里像一个单位。走了不多远，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母亲本能感觉到这里上下班的应该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她把雅芳放在石头台阶上，从怀里掏出一个饼塞到她小手里，雅芳绝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惊喜，不顾一切地用小舌头舔着这个从来没尝过的美好的滋味。对于一个长期饥饿的生命来说，那一刻就是在天堂了吧。什么是撕心裂肺，挖心掏肝，你能想到的最疼的感觉，那一刻母亲全在经受。
“雅芳，好吃吧？妈妈再给你去买。”雅芳抬起头，不相信妈妈说的话，怎么可能还有？她拼命地点头说：“好吃，妈妈，好吃，还吃。”母亲最后抱抱雅芳，不敢再停留。生怕被警察发现，也怕自己迈不动步再把孩子抱回家。她转头就走。她亲手又一次剪断了母女间的脐带。
母亲不知道怎么回到位于浦东的弟弟的家。她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就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弟弟、弟妹使劲摇晃她，问到底怎么了。缓了很久，她说：“我把雅芳扔在上海了。”说完，放声大哭。
第二天，母亲又回到雅芳吃烧饼的地方，孩子早不见了，四处打听，说好像是被接走统一送到北方去了。
时隔多年，吕顺芳的解释让我明白了她母亲那个悖论的逻辑：要让孩子活，就要扔掉她；因为深爱她，所以送她走。同样，吕顺芳自己也宁愿永别母亲，去交换填饱肚子。饥饿，是最原始的欲望。只有能吃饱，人才能表现出做人的尊严。所有的礼义廉耻，都要建立在没有饥饿折磨的前提上。当没有饥饿缠绕，人可以正常地生活，就很难理解那些非常时期的选择。人为什么会被逼到要褪去所有文明和理智的外衣裸露出原始兽性的角落？我与吕顺芳不仅隔了几十年，我们还隔了千山万水在对话。
我问她：“后来你有没有设想过，如果换了你会怎样？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就是饿死了也有个交代，可是把孩子送出去，她什么样你就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送呢？”我是想说，我不理解，我不会去送。
吕顺芳一字一句地说：“我家的邻居，他家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跟你说得一模一样。她没有送出一个孩子，一个儿子在她身边饿死了。她今天跟我说，她最羡慕我，因为我有妹妹可以去找，而她的儿子没了，她没处去找。我有希望，她连希望都没有。你不会理解当时母亲们的选择，没有谁比母亲更爱孩子，她们能背着一辈子的骂名，把孩子送出去，是因为送出去有希望，有可能不被饿死，她们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这是母亲。我理解我的妈妈，她是最好的妈妈。”吕顺芳说这些话时，老泪纵横。她懂得她母亲为了这个选择，一辈子经历了什么。
送走妹妹回来，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妹妹送到上海了，她有饭吃了。”之后，就再不提起。从那时起，妹妹这个话题就是家里的禁区，谁也不去碰，谁也不敢碰。母亲本来就少言寡语，自那时起话就更少了。
几十年里，母亲只有一次主动说起了雅芳。那是改革开放以后了，周围的邻居都盖起了漂亮的楼房，母亲看在眼里，有一天她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说给顺芳听，轻轻地念叨了一句：“要是我们雅芳在，一定过得比他们好。”顺芳听了心里一怔，母亲这是憋了多少年才吐出来的一句话，她心里对小女儿一寸一寸的思念外人怎么能体会。她越是不说，越是说明她被自责和内疚折磨得痛苦。顺芳嘴上没说，但是心里却想一定要去找妹妹，只有这样才能让母亲的心安宁。
雅芳在这个家里只是个过客，两年零四个月，没有单人照，也没有全家福，在母亲和顺芳脑子里，她定格在了那个年纪。
顺芳做生意，全国各地跑，哪怕到了大西北，她的眼睛都不放过周围的人，她想在人群里寻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雅芳长大了是什么样，顺芳和母亲都只能凭猜测，互相在对方的脸上找到一些依据，也许像妈妈，也许像二女儿顺芳。谁也不知道。
2000年，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廊坊的上海孤儿回上海寻亲的新闻。在转瞬即逝的图像里，吕顺芳看见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那么像母亲，会不会是妹妹？她从电视台翻录了节目，拿回家一帧一帧地仔细看，决定试着联系，没想到回复得很快，双方约定去做DNA比对。等待的过程，那个像妹妹的中年妇女来到了吕顺芳家。
当她站在吕家门口时，吕顺芳母亲心里就已经知道她不是雅芳。虽然两岁多就分离，但毕竟是母亲，母女间那条神秘的通道外人是闯不进去的。心知肚明，母亲和顺芳却都没有说，人家千里迢迢来了，何苦要亲手戳破心里那个美好的寄托？可能她一辈子的重心都在那儿。
母亲认为自己也有一个多年离散的女儿，万一自己的女儿也像这个“女儿”一样在找妈妈呢？找错了的话，人家能给她一个温暖的夜晚，让她继续下去也好啊。晚上，母亲和“女儿”睡在同一张床上，将错就错，把她当成雅芳。母亲多想她就是自己的女儿，如果她是雅芳，母亲一定会用余生去加倍弥补当年的狠心。雅芳也是人到中年，比当年送雅芳出去的自己还大出几岁，这些年她到底在哪里？过得怎样？妈妈多想知道啊。而“女儿”睡在吕家妈妈身边，睡得很沉，她也找了几十年的母亲，好歹找到了一丝希望，累了一辈子的心终于可以休息一晚，她心里也希望这个就是她的妈妈。
吕家妈妈和顺芳，那天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DNA比对结果上：也许自己的感觉错了，她就是雅芳呢？结果出来了，顺芳母女没错，果然不是雅芳。“女儿”拿着比对结果扑簌簌地掉泪，她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接下去她不知该怎么办，她实在是没力气再找下去了。
寻找的过程被电视台记录下来，播出以后找到吕顺芳的人意想不到地多，从坐在轮椅上的肢体缺陷的人，到一米八几的壮汉，找到吕顺芳清一水地喊她吕大姐，都是眼里含着泪拜托她能不能帮忙找到自己的亲人。顺芳也就是从那时知道，饱受骨肉分离之苦的绝不仅仅是她一家。那么多的人找上门来，把多年的寄托告诉她，她担得住吗？吕顺芳没有拒绝。找到她的人很多来自她听都没听说的地方，他们会告诉她那有多少上海的孤儿。吕顺芳想，万一吕雅芳就在那儿呢？万一雅芳知道了也来找她呢？所以，她留下他们的资料，帮他们寻亲也是在为自己找妹妹。
新疆有一名上海的孤儿，大老远来宜兴和一位老太太做基因比对，20项比对上18项，这说明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不是一家人。但是他仍然每一年的寻亲会都要来，他总是跟顺芳说：“万一有一天能找到呢？都这么近了，没准就在不远处吧。”60多岁的人，一年从新疆跑一趟江苏，为的就是揭开心中这个谜。
吕顺芳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再全国各地跑项目挣钱了，本来这些年业务跑得风生水起，给母亲和自己盖了楼，连妹妹的楼都盖好了，就等着她回来。这一忙起来，生意就只能放下了。先放放吧，父母年纪大了，在他们走以前找到妹妹是给他们最大的交代，生意等找回妹妹再做不迟。顺芳给自己定了个计划，花十年的工夫，从50岁找到60岁，即便找不到妹妹，也对得起父母了。
三年后，2003年的第二天早上，母亲突然不行了，弥留之际，已经不会说话，眼睛却迟迟不肯闭上。顺芳几次把母亲的眼合上，但总是又睁开。顺芳突然懂了，母亲这是在等雅芳。她凑过去跟母亲说：“妈，你放心地走吧，我一定把雅芳给你找回家。”是听到顺芳做了这个承诺吗？母亲的眼睛不再睁开。
母亲走了，终于摆脱了半个多世纪的内心磨难与煎熬，接下去就是顺芳用她的后半生去兑现承诺。顺芳去过太行大峡谷，在深山老林里，她想到自己的妹妹，如果雅芳是被送到这里，偏僻闭塞，她怎么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能知道她的妈妈、姐姐在找她？顺芳也知道有些孤儿后来到了欧洲或美国，她也设想雅芳没准就在其中。当然，顺芳也不是没想过妹妹可能早就没了，但是母亲确认无疑地认为雅芳一定还活着。
每当找到一家亲人，顺芳发自内心地替人高兴，那是她和故去的母亲最大的期待，她懂得相聚意味着什么。可看着人家认了亲，心的最里面也隐隐地羡慕和嫉妒。为什么不是雅芳呢？雅芳在哪儿呀？人，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越长大，越成熟，越接近终点，就越想搞清楚几个终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吕顺芳在帮人寻亲的过程中，遇到过不少有身份、有地位、有钱的人，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父母无奈地遗弃，却用自己的努力挣来后半生优裕的生活，事业有成，儿孙满堂。可是他们内心越来越惶恐，如一叶飘萍，迫切地想知道根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