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当今中国人民把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认为自己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这个“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虽然这条道路具有“中国特色”，但实际上其对整个人类的意义越来越呈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重的是“特色”，但强调“民族特色”并不是要陷入民族狭隘性，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与超越。“民族特色”只是意味着一个民族要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并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既具有中国性，也具有世界性。以下从四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道路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自从人类走出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状态以后，已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都曾给人类带来进步，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更使人类的进步达到空前的程度。但与此同时，这些文明形态也都曾使人类饱受磨难，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更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实无情地告诉人类：人类文明已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如果人类不能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人类将随着文明的衰败而一起陨落，这一前景不是没有可能的。当今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挑战表现为“三大矛盾的加剧”：首先，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之上，随着进入全球化时代这种剥削和掠夺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呈扩大趋势；其次，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人类的生态容量已接近饱和；再次，人的各种需求之间越来越不平衡，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关键取决于它是否为人类文明应对这些挑战、解决这些日益尖锐的矛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能否成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能否为人类探索出一种新的存在状态？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仅仅归结为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这种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当亚洲经济、世界经济出现危机时，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充当了一个稳定的“金锚”，这确实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贡献。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此，中国的发展如果仅体现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那对世界来说未必全是好事。
客观现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来的不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而且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式，而在这种新的发展方式的背后，中国人民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两者结合起来造就了一种新的文明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的，中国追求的是一种和平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只要我们放眼看一看当今中国是如何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又力图使在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司空见惯的那种代价降到最低限度；如何在努力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使做大的蛋糕惠及所有人；如何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注重民生的改善、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又先后提出了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在致力于实现小康社会的同时，又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置于突出的位置；如何在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又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塑造一代新人，那么我们就能深刻地领悟到在当今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可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内涵。虽然我们不能说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人的存在状态在当今中国已完全形成，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作出判断：我们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坚定而大步地迈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了对一种真正属人的生存状态的追求，是对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文明支配下的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并不算夸张。如果这样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不论如何高估其对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意义都不过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当今人类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广大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现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往往把中国视为消除贫困和落后的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世界意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一道路在摆脱贫困上能否为广大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借鉴，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是否对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已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在世界历史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中得以发展，从而在广阔的时空中展示出其本质和能力。正是在此过程中，这条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发展理念和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非洲模式”“拉美模式”，也不同于“东亚模式”，但对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具有普遍意义。尽管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但这一国情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就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正如一些国外学者和政治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所说，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不能完全照搬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的出现毕竟为它们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发展道路，而这一道路或许就是其可以借鉴的最好的道路。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看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展现的发展的渐进、有秩序和稳定的特点。具体地说，所有下面这些中国正在实施的战略与策略，都引起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关注：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公有制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资源配置方面，虽然中国采用了市场经济，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大得多；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但与此同时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提倡“百家争鸣”，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确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关注和效仿绝不是偶然的。所有这些经验丰富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也丰富了人类对进一步走向文明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人类文明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类的前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密切相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当然也包括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垮台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疑已处于低潮，这给人类留下了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即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究竟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即东方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列宁虽然没有看到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直接论述，但他领导的十月革命使马克思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中国革命的胜利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的设想是可行的。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难发现，落后国家能不能跨越“卡夫丁峡谷”从而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问题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以后的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领导人，无视马克思是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有待于“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义，与那种由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严格地区别开来的，而竟然把前者作为后者来建设。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垮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这说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尽管落后国家能不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但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在晚年提出了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列宁、毛泽东只是将此设想完成了一半，即只是在苏联和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此设想的另一半，或许是更重要的另一半，即将这种社会主义建设成功，还有待于后人来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要旨就是把这两种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之所以强调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就是为了把它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为了让中国人民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要求，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模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无论就其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的论述，还是就其对社会主义外部条件、战略步骤、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的阐发，都是在“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这一基点上展开的。我们推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倡在公有制主导下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都在这里拥有了自己合法和合理的依据。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成果，在实践中也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自列宁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要解决的一个时代性难题，即如何有效地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而得以破解。这一难题的破解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发展的新起点上。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已经完全成熟并具有丰富阅历的世界资本主义并存、竞争，尽管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摆脱最困难、最曲折的历史时期，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无疑将会获得新的活力和希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同时也是对人类历史做出的重大贡献。
四、中国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展示其现实性和向前发展开辟了途径
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命运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所以要认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就必须要研究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意义。中国道路其他方面的世界意义是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主要表现在：首先，它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没有过时，从而向人类表明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继续前进的旗帜；其次，它又用自己的实践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一些不合时宜的结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纯粹；最后，它更用自己的实践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永葆革命的青春。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证伪”与“发展”就构成了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实”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中国道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光芒四射，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判断没有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结论是行之有效的，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现实性。
(2)中国道路的开辟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不仅表现在它用自己的实践“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也表现为同时“证伪”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一些不合时宜的结论。事实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国道路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无市场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存在缺陷，意味着必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思想。必须作出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被中国道路“证伪”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有结论和观点，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一些结论和观点，更多的是后来被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一些结论和观点。
中国道路“证实”与“证伪”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全面的、整体的，也就是说，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三个组成部分都有卓越的发展。
(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道路高扬“以人为本”的旗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演变为“物质—实践本体论”；中国道路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崇尚“斗争性”变为注重“同一性”；中国道路敢于面对和善于处理错综复杂的事务，使矛盾的复杂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凸显了出来；中国道路坚持渐进式的改革，使改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革命理论中有了不可替代的合法地位。
(4)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发展列举如下：中国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道路坚持利用和发展资本，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以确立；中国道路确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非公有制纳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范畴；中国道路直面“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填补了如何发展与监管“虚拟经济”的“空白”；中国道路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坚信“发展是硬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以发展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
(5)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发展择其要者是：中国道路确认目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结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道路全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第一次作出了最精辟、完整的概括；中国道路对社会主义动力的探索，引起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发展动力观念的升华；中国道路不断增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执政党的群众基础，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建党学说；中国道路重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改变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思维。
确实，经过中国道路“证实”“证伪”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完全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了。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挫折，但马克思主义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一段时间的沉寂以后，又开始“复兴”。综观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上的蓬勃景象，不能不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今天，与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巨大“正能量”密切相关。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告诉人们，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应当说，邓小平这样说是有充分“底气”的，这“底气”就是中国正在胜利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我们从以上四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方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样做实际上是进一步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定性”与“定位”，在世界历史的大坐标系上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方位。我们相信，只要真正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方位，真正了解了这一道路对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我们就一定会增强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增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担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