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海中诞生的城市
起源
他们驾船驶入这片遥远偏僻、人迹罕至的水域。他们的平底船越过浅滩。他们是一群背井离乡的流亡者，从北部和东部的贼窝中逃离。他们已来到这块蛮荒之地，这是一片广袤而平坦的潟湖[1]，来自陆地河流的淡水和来自亚得里亚海的咸水在这里交汇融合。落潮时分，这里四处都是被溪流、小河与河沟分割而成的块块泥滩；涨潮时分，这里是座座岛屿，由淤泥和沼泽中的水草形成。沙洲上覆满了芦苇和野草，只比水面堪堪高出一截。有几块陆地常年处于水下，只有在特定的落潮时才升出水面。荒凉的沼泽，连水面也难得覆盖。远远隔开的盐沼和海岸共同构成了这片池塘与小岛星罗棋布的宽广区域。这里也有阴暗无光、死气沉沉的湿地，如同潮水不曾触及的海域。一串由沙砾与河流堆积形成的岛屿有助于保护这片潟湖免受海水侵袭；松木在这些岛屿上茂密生长。
尽管这片潟湖与一度辉煌的罗马文明中心地带相距不远，然而却是人迹罕至的荒凉所在。这是一处避世之地，不时划破寂静的只有海鸟的鸣叫，巨浪的轰鸣，和海风的呼啸。夜晚，这里沉入无边的黑暗，只有几处永不止息的海水被月光照亮。然而白天，在流亡者们靠近时，这银色的大海伸展成了一条雾霭迷蒙的细线，阴云密布的天空仿佛也辉映着海水银色的起伏。流亡者们不由被那一处光之源吸引。他们发现了一座岛屿。然后一个潮涌般的声音告诉他们，要在这块新发现的土地上修建上帝的礼拜堂。这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威尼斯起源故事中的一个。
威尼斯早期地图，制定于十五世纪晚期或十六世纪早期；在水的世界中，这座城市显得狭小、脆弱、没有防备。
这片潟湖本身就是一处既不属于陆地也不属于海洋的模糊地带。它长约三十五英里（56千米），宽约七英里（11千米），是意大利东北部海岸的一处新月形地区，六千年前由七条汇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带来的泥土、淤泥与沉积物形成。七条河流中的干流——布伦塔河[2]（Brenta）、西莱河[3]（Sile）与皮亚韦河[4]（Piave）——携带着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山脉的物质顺流而下；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来自大山的点滴沉积物上将矗立起一座石头建造的城市。湿地、沼泽与泥滩由一条狭长的沙滩与大海分隔，这条沙滩又被几道河沟分成数个小岛；其中最长的小岛就是现在的利多岛（Lido）。河沟在屏障上打开出口，也就是供海水流入潟湖的“港口”。现在，共有三个港口，分别位于利多，马拉莫科[5]（Malamocco）与基奥贾（Chioggia）。正是这些海潮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注入威尼斯。
这是个变幻莫测、永不固定的景象，一部分泥浆、一部分沙砾、一部分黏土；它随着潮汐，从不停下千变万化的运动。一道来自地海的水流蜿蜒流向亚得里亚海域，每一个港口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流域。这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潟湖的外观不断变化的原因。有人推测，迟至六到七世纪，这片潟湖本质上还只是一片涨潮时被水覆盖的沼泽。在十九世纪，根据约翰·拉斯金[6]（John Ruskin）的记载，在几次低潮期，威尼斯看起来就像是被困在一片广阔的，由暗绿色水草形成的平原上。事实上，如果不是威尼斯人自己的干预，这片潟湖早在五百年前就已干涸成旱地了。潟湖现在仅仅是威尼斯的一部分，是恰巧非陆非海的一处居所。但它正渐渐回归海洋。水位在逐步上升，并且盐度越来越高。这里已是岌岌可危。背负基督过河的圣克里斯多福[7]（Saint Christopher）曾是这座城市广受欢迎的圣人。
潟湖上一直有人类定居。蛮荒之地毕竟也能物产丰饶。从最早期开始这里就有小规模的居民——渔民和捕鸟人，他们伺机从丰富的野禽与水生物资源，以及秋季从河流迁徙到海洋的鱼类中获利。沼泽也是收获盐的天然之所。盐是一种价值不菲的商品。威尼斯人素以商业头脑著称，然而这一地区贸易的萌芽，早在威尼斯人的祖先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早期的部落早已湮灭在史前的黑暗中。不过目前已知最早的威尼斯先民是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陆续在这片环绕着潟湖的地区定居下来的。他们是居住在意大利东北部及现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海岸的居民。他们被称为威尼西亚人（Veneti）或威尼托人（Venetkens）；荷马[8]（Homer）将他们称作埃尼托人（Enetoi），因为古典希腊语中没有“v”音。与后世的威尼斯人一样，他们主要是商人，做琥珀、蜡、蜂蜜与奶酪买卖。他们建立起庞大的市场，规模不亚于后世威尼斯人最终建立的。他们与希腊人做生意，就像后世威尼斯人终有一天与拜占庭及东方进行贸易一样。他们专研海岸地区盐的萃取，仿佛预示着后世威尼斯人在制盐业的垄断地位。
他们身着黑衣，所以后来黑色成为威尼斯贵族男性的典型服色。赫拉克勒斯[9]（Hercules）是威尼西亚人的部落英雄，后来成为了威尼斯传说中的守护者；他半人半神，以自身力量取得其他神祇凭权力获得的一切。威尼西亚人认为自己的血统可追溯至安忒诺耳[10]（Antenor），他带领他们逃离被毁的特洛伊。他们以航海技术著称，天生就是海员。他们服从国家权威，就连婚姻和家庭事务也是如此。这些人定居在诸如帕多瓦[11]（Padua）、阿尔蒂诺[12]（Altino）、阿奎莱亚[13]（Aquileia）和格拉多[14]（Grado）的地方。他们就是那些为了安全而来到潟湖水域的流亡者。
威尼斯远景图，以油彩绘制于画板上，展示了这座城市最庄严高贵的风貌。
在逃难时代之前，威尼西亚人都是彻底罗马化的。到公元二世纪，他们已和罗马政权达成了协定。在屋大维[15]（Augustus）的统治下，这块潟湖地区被划入意大利的第十大区，在四世纪又成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潟湖的一部分已有人定居。在其中的圣方济各岛（S. Francesco del Deserto）上，人们曾发现一座罗马港口的遗迹，包括一世纪的陶片和三世纪的刷墙粉。
这座港口无疑由往来阿奎莱亚和拉文纳[16]（Ravenna）的船只使用，这些船只装载着来自潘诺尼亚[17]（Pannonia）的粮食，以及来自更遥远的海滨的货品和物资。这里曾发现两耳细颈酒罐，用于运输产自东地中海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大型船只会在岛上靠岸，然后将货物分装到小船上，以便驶入潟湖的浅滩。所以此地一定会有领航员，引导船只通过这片浅水域。托尔切洛[18]（Torcello）岛上的圣母升天圣殿（S. Maria Assunta）第四中殿下曾发现一条公元二世纪的走道。圣乔治·马焦雷（S. Giorgio Maggiore）岛上曾发现深埋的罗马遗迹，一些小岛上也发现过一和二世纪的古物。其他岛屿上的发现可以追溯到四至七世纪。有迹象表明，潟湖外侧的岛屿可能曾被用作罗马舰队的停靠站；更不用说，完全可以想见，别墅也曾在此修筑。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陆流亡者来此定居，这片潟湖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没有大规模的迁出，只有持续不断的移民潮，最终在六世纪末达到顶峰。403年，西哥特[19]（Visigoth）国王阿拉里克[20]（Alaric）突袭威尼西亚省，威尼西亚人纷纷逃离侵略者的统治；根据罗马历史学家克劳狄安[21]（Claudian）的说法，“风闻蛮族进军，满城风雨，人心惶惶。”阿奎莱亚和维罗那[22]（Verona）陷落，许多居民逃往安全的岛屿。当阿拉里克的威胁过去后，有些人重返故土。但其他人却留在了这里，在这片潟湖上展开了新生活。446年，阿提拉[23]（Attila）占领了从多瑙河[24]到巴尔干半岛[25]的罗马省份，六年后，又攻占了阿奎莱亚；阿尔蒂诺和帕多瓦也遭洗劫一空。再一次地，流离失所的难民逃往潟湖落脚。
难民们的迁徙有其固定的模式。比如，阿尔蒂诺人通常迁往托尔切洛和布拉诺[26]（Burano），特雷维索[27]（Treviso）人则来到里亚尔托（Rialto）和马拉莫科。帕多瓦居民驶往基奥贾。阿奎莱亚公民迁往沼泽护卫着的格拉多。随行者有工匠和建造者，农民和劳工，贵族和平民；他们带着家乡教堂里的圣器，甚至连公共建筑上的石块也一并带来，用以重建。可是，他们能在这不断移位的土地上，在泥和水上建造家园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将许多十到十二英尺长的木桩插入泥浆中，直至抵达更坚硬的黏土或稠沙处，以此作为坚实的地基。这就是潟湖底部的“边界”。于是一批叫作“卡索尼”（casoni）的小屋涌现出来，这种小屋由木桩和木板建造，有着板条和芦苇编成的斜顶。
诸如赫拉克利亚[28]（Heraclea）和伊奎里奥（Equilio）即耶索洛[29]（Jesolo）的新兴城镇在潟湖边缘建立起来。岛上成立起村社，领袖与人民集会共同商议各项事务。威尼西亚人还在营地加强了防御工事，以防匈奴人或哥特人进犯。不过，岛民们都是争强好胜又倔强易怒的；这片潟湖上的各城镇总也做不到联合一致。所以，在阿提拉入侵二十年后的466年，潟湖上的全体威尼西亚人在格拉多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每个岛上选出一名护民官，共同为公共利益服务。毕竟，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危险与困难——尤其是来自海洋的威胁。这就是公众和公共精神的首次展现，这一精神将在后世的威尼斯发扬光大。
到六世纪，威尼西亚人已是这块地区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受雇运送乘客与货物，往来于大陆的各口岸与海港。他们将拜占庭士兵从格拉多送往布伦塔河。他们还将自己的官员和商人载往拜占庭。他们的航海技术闻名遐迩。他们的小船溯意大利北部的河流而上，向沿途的城市与村落贩卖盐和水产。
关于这些岛民的第一次描述出现在一名东哥特王国[30]的使者523年寄给威尼西亚护民官的信中，当时东哥特势力在意大利北部盛行一时。卡西奥多罗斯[31]（Cassiodorus）在信中要求威尼西亚人将葡萄酒和油通过水路运往拉文纳。“你们就像海鸟一般生活，”他写道，“你们的家园星星点点，如同基克拉泽斯群岛[32]（Cyclades），散落于水面各处。你们栖居的土地只以柳条和板条筑成；而你们却毫不犹豫地以如此脆弱的壁垒抵抗凶蛮的大海。”此处的描述不尽准确，因为当时的威尼西亚人已开始用大陆上的石块和砖瓦筑造房屋。他继续写道，威尼西亚人“拥有一笔巨大的财富——取之不尽的鱼类资源。你们之间不分贫富，因为你们吃的是同一种食物，住的是相似的房屋。”这也并不准确。现存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在这片潟湖发展的初始阶段，贫困和富裕的家庭就已经出现。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补充道，“你们将精力倾注在盐田上，那里寄托着你们的繁荣兴旺。”至少在这一点上，他说对了。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处至关重要的细节，“你们将自己的小船拴在家门外，就像是马一样”。幸运的是，后人曾在泥浆中发掘出一艘这样的小船。人们在圣方济各岛上发现了橡木的肋材和石灰的船体；这艘船属于五世纪。它所处的位置如今已沉入水下，只有偶尔在低潮期才能露出水面。
尽管如此，威尼斯城本身还没有诞生。在一幅公元四世纪该地区的地图上，威尼斯没有被标注，这片潟湖被描绘成无人的航线。然而，威尼斯历史学家宣称，威尼斯城于421年3月25日正午由一位叫做乔瓦尼·波诺（Giovanni Bono），又叫“好人约翰”（John the Good）的穷渔夫建立。这一说法颇具优势，因为这一天正是春分日、圣母领报[33]的日子，同时还被认为是罗马城的创立日。好人约翰未卜先知地在这三重巧合的日子来到威尼斯，这一点很难让人信服；但这正是威尼斯人以神话代替历史的高明之处。正如德语诗人里尔克[34]（Rilke）1920年访问威尼斯时所说，“镜花水月一场空，你只会被卷入捉摸不定的谜团中。在威尼斯，一个人整日沉湎于形形色色的意象中，却连哪怕是一个实体也无法抓住。威尼斯的一切都关乎信仰。”
事实上，威尼斯在一个世纪后才出现，当时他们已经历了伦巴底人[35]（Lombards）从560年代末到570年代初的一系列入侵。威尼西亚省再一次被外族击败。与匈奴人不同的是，这些伦巴底人并不愿洗劫一空后就离开，而是在此定居下来。他们侵占的地方现在就以他们的名称被命名为伦巴第[36]（Lombardy）。他们的到来引发了威尼西亚人的大规模出逃。阿奎莱亚主教将他的教座迁到了潟湖边缘的格拉多。帕多瓦主教迁往马拉莫科，奥德尔佐[37]（Oderzo）主教则搬去了赫拉克利亚。这些主教既是宗教领袖，也是世俗首领；他们带着会众与市民，准备在水上创造一个新社区。人们广泛地定居在布拉诺岛和穆拉诺岛[38]（Murano），较小的岛屿如阿米亚纳（Ammiana）和康斯坦齐亚卡（Constanziaca）也有许多居民；后两者于十三世纪消失在海浪下，最终被这岛民的天敌吞噬。他们不屈不挠地与大海斗争到了最后一刻。
威尼斯正是因逃离伦巴第而建立起来的。最近的考古发现将初次人类定居的迹象定在了公元六世纪下半叶到七世纪；这些遗迹位于城东的城堡区（Castello）附近，处在圣马可广场[39]（Saint Mark's Square）之下。也有证据表明，早期人们就已开始抬高陆地表面，将土地从水中分离出来。移民们用木板和木桩围出土地，排干海水，铺设建筑碎石、沉淀物或沙丘上的沙砾，并架起木栅抵御海水。这就是威尼斯城的开始。
流亡者们决定在一处得天独厚的群岛上定居，群岛位于潟湖中部，被称作里沃亚尔托（Rivoalto），意思是“高岸”。这里最终发展为里亚尔托（Rialto）——威尼斯至关重要的交易市场及商业中心。岛屿上点缀着条条溪流与水道，但还有一条大型河流，那就是布伦塔河的支流里沃亚尔特斯河（Rivoaltus）；这条河就是后来的大运河[40]（the Grand Canal）。两座较为坚固的山丘或称小岛——怎么称呼它们全看你怎么定义这块地形——在这条河的两岸相对而立。这就是威尼斯诞生的地方。这就是那些流亡者们所能建设的土地。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有记载显示，589年，一场毁灭性的洪灾袭击了整个地区，其来势之汹涌甚至使河流改道。这一灾害应该改变了潟湖上的水利构造，但其对新兴的威尼斯城的影响则不得而知。
威尼斯并没有立刻成为这片潟湖上最重要的城市。格拉多是主教的所在地；托尔切洛是当地的商业中心和贸易市场。众所周知，公爵的所在地从埃拉克莱亚[41]（Eraclea）迁往马拉莫科。在威尼斯刚开始有人定居的时期，其他地方早已出现了精心营造的建筑物。圣母升天圣殿已在托尔切洛建成；该地点发现的一处铭文可追溯至639年，并证明，该教堂是在拜占庭式仪式和崇拜的背景下建立的。
这一与拜占庭的关联至关重要。因为威尼斯的史料编撰者们坚称，威尼斯人从一开始就独立自主。在一则著名的传奇中，威尼斯的领袖告诉一名来自拜占庭的代表，“我们在这片沼泽上、在我们木头与板条的小屋里繁衍生息的权利受到上帝的亲自保护。因为我们在这片潟湖之上建立的威尼斯城，就是我们牢不可破的居所。”他们绝不为世上的任何王侯所动，“除非他们来挑战我们海上的武力”。其实这纯粹是个神话，威尼斯人一开始是受支配的民族。例如，早期威尼斯语混杂着希腊语，而且直到上世纪，布拉诺岛民的方言中还含有希腊–罗马元素。
关于这片潟湖上的首位军事长官（dux[42]）是何时由拜占庭任命的，目前仍存争议；最有可能的时间是公元八世纪。威尼斯人认为这位公爵（或称总督）是由岛民自己选出来的，但毫无疑问，他须向拜占庭皇帝汇报。军事长官的任命本质上并不能为这片潟湖带来和谐；早期这里的岛屿和家族间充斥着两败俱伤的冲突；八世纪关于内战、潟湖边森林里的战争，或者蒙蔽、谋杀、驱逐总督的记录屡见不鲜。但是政治制度的建立挽救了早期的危机；总督制度统治威尼斯逾千年，共有120位总督先后继位。
威尼斯由117座彼此分离的岛屿组成，经过一番努力，它们最终联合在一起。一开始，散落的岛屿上各有教区，有些建立在修道院的基础上，有些是渔民或制盐人组成的小型社区。同时还有造船人的小岛。这些各自为政的社区围绕在教堂和钟楼的四周；教堂前的绿地和广场被称作“场”（campo）。“场”上有一口贮存雨水的淡水井或水池。房屋多为典型的芦苇和板条建筑，尽管个别显赫的人家已经开始用砖瓦建房。一些岛屿由大陆流亡而来的望族控制，他们带着自己的侍从，让他们打理花园或葡萄园；比如，奥里奥和格拉代尼戈家族控制着圣乔瓦尼·迪·里亚尔托（S. Giovanni di Rialto）岛。每个岛屿都有各自的主保圣人。
虽然各岛屿教区因沼泽或水面相隔，但人们修建起水道以彼此相连。集中的居住模式正在稳步加强。而另一个入侵者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人们的凝聚力。810年，查理曼大帝[43]（Charlemagne）的儿子丕平[44]（Pepin）率军入侵潟湖，以图将其吞并入法兰克王国。他试图猛攻下公爵府所在地马拉莫科，因此总督逃往里沃亚尔托岛以求保护。据说丕平在其后紧追不舍，可他的舰队却深陷在了沼泽和后退的潮水中；他派出木柴做的救生筏，又被威尼斯水手所毁；随后，一位老妇人利用威尼斯人古老的“直走”法——即一直朝着一个方向走——引导威尼斯水手们穿过了危险重重的浅滩，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个传说很明显地暗示了法老的军队被红海淹没的故事[45]，后世的威尼斯画家们曾反复将二者做类比。不管失败的真实原因为何，丕平最后不得不放弃他的打算。因此，公爵的避难地威尼斯被证明是一处安全之所。四周的沼泽庇护着它，敌人无法进犯。利多岛（lido）[46]保卫它免受海水侵袭，海水又将它与陆地分隔。法兰克人入侵事件后，威尼斯就成为公爵府所在地。它一跃成为这片潟湖的中心，伟大的历程由此开始。
威尼斯也因自己与世隔绝的位置而繁荣兴旺。814年签订的一份条约商定，威尼斯仍保留为拜占庭统治下的一个省份，但同时须向君临意大利的法兰克国王交纳岁贡。这看起来像是双重负担，但实际上却将威尼斯从单一控制下解脱了出来。现在，威尼斯处在法兰克与拜占庭之间，西方与东方之间，也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这样的中间地位使威尼斯走上见风使舵的路线，有时倾向一方，有时又靠近另一方。这也在潟湖上的各大统治家族间引起了分歧，它们各自效忠于大陆上与东罗马帝国不同的派别。不管怎样，威尼斯的地理位置有力地保障了它的独立性。814年条约中的一个条款规定，允许威尼斯商船自由往来于意大利各港口。换句话说，威尼斯人获得了进行贸易的自由。他们可以往来于东西方之间。最主要的是，威尼斯因此成为了一座商业之都。
威尼斯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潟湖上的许多居民纷纷迁往里沃亚尔托附近的小岛定居。截至公元九世纪末已出现了约30个岛屿教区，在接近1000年时，该数量超过了50；976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300幢房屋，这也佐证了当地人口的稠密。里沃亚尔托与其最近的教区之间修建起了桥梁与运河。人们竖立壁垒，抽干沼泽，修筑堤坝；人们开垦湿地，使土地肥沃高产。一些现存的主要街道，在那时已开始被人们踏出了小径。公有或私有的楼梯平台纷纷修建。人们兴修水坝，以防河流中的泥沙冲入潟湖。渡船往来，服务于各处的乘客。威尼斯成为了一座矗立于泥与水之上的大城市，热情似火，活力十足。它代表了人力与集体所达到的巨大成就，这一成就正是由实际的需求所激励的。威尼斯一直体现着人类普遍存在的目标。人类需要改造山川陆地，征服江河湖海，也需要统一和守护共同的土壤。
公元九和十世纪的威尼斯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城市。家畜在街道上游荡，房屋和教堂间夹杂着牧场和菜园。有些地方被人们冠以“沼泽里”、“荒野里”或“水草里”之类的绰号。市民们骑着马从威尼斯的主街道默瑟里亚（Merceria）街上驰过，然后将自己的坐骑拴在如今圣马可广场（Piazza S. Marco或Saint Mark's Square，另简称Piazza[47]）所在位置的大树上。人们在各岛间修建了无台阶的平坦木桥。运河两岸栽种着树木。周围岛屿的草场上牛羊成群；人们打理着葡萄园和果园，开挖池塘与小湖。在逐渐聚拢的中心岛上，庭院和窄巷为现代威尼斯留下了“水巷”（calli）的独特线路。无论是气派的石屋还是寒酸的芦苇木屋，屋前一律延伸出短短一截地面，并演变为后世的“芳达门塔”（fondamenta），即运河沿岸的街道。
在公元九世纪的头二十五年间，如今圣马可广场周围的区域已经建成。公爵宫或称城堡坐落于此，连同一间大型的公爵礼拜堂，供奉着拜占庭的圣西奥多[48]（Saint Theodore）。世家大族也将住宅修建在此处，以更接近权力的中心。终于，这里的田野让位于一座新建的广场；公爵宫前建起了一个大型鱼池，狭场[49]（piazzetta）由此形成。这种宗教与世俗权威共存的局面维持了逾千年。
直到十三世纪，这片潟湖区域才开始被称作“威尼斯”（Venezia）[50]。之前它的名称是“威尼托”或“威尼西亚”。威尼斯的拉丁语名称一直是“Venetiae”，这一点也记录了威尼斯由众多岛屿及城市联合而来的起源。威尼斯有十九种不同的称呼，从“威尼吉亚”（Venegia）到“威尼克西亚”（Veniexia），这证实了它的多重身份。“威尼斯”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混合词，由“维纳斯”（Venus）和“冰”（ice）组成。
威尼斯的起源并不是单一而独立的。意大利大陆的城市早在史前就已建立，墓地圈出了城市的范围，围墙守卫着各自的领地。城市有机地增长，从宗教仪式的中心向外围逐步扩张。对一座城市的崇敬、与对这块土地的崇敬，是和对土地里埋葬的先人的崇敬息息相关的。早期城市的起源是原始的。然而，从一开始，威尼斯就没有边界。它缺乏固定的轮廓。它由上百个不同的定居点合并而成。从本质上说，威尼斯是一片无根之萍。它起源于水中，飘忽不定。它岌岌可危地存于世上。这就是这座城市总为焦虑所困的原因，这一点从当今的“危亡威尼斯”[51]（Venice in Peril）运动中可见一斑。
因此，威尼斯力求自己为自己下定义。它试图追溯自己的起源。它理应为之找出湮灭的历史，披露缺失的真相。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写道，“无论是宗教、共和国还是王国，它们的起源都应拥有自己的长处，由此它们才能获得最初的声望与早期的发展。”这就是威尼斯人面临的问题。从这方面而言，他们的起源并没有什么“长处”。
为此，威尼斯人编出了一套起源故事，每个故事中都包含了神圣的天命——尤其是“威尼斯人都是逃离异教徒侵略的流亡基督徒”的“史实”。在安康圣母圣殿[52]（S. Maria della Salute）的人行道上，刻有这样的铭文：“救赎来自起源。”（unde origo inde salus）所以，精妙周详的起源传说涌现出来。它们不应被忽视。传说代表着诗歌的早期形式。威尼斯是一座传说之城，尤其是关于宗教的传说，正如它也是一座奇迹之城。
《圣洛伦佐桥上的十字架奇迹》，真蒂莱·贝利尼作于1500年。威尼斯本身就是一座奇迹之城。除了罗马这个可能的例外，没有一座欧洲城市曾目睹如此之多的奇迹。威尼斯自身在水上的生存，就被视为一个奇迹。
传说阿尔蒂诺人对于去何处逃避异教徒心存疑虑，直到他们听见一个来自天国的声音，宣告“登上高塔，面向群星”。当他们攀上塔后，只见群星在水中的倒影组成了一条通往潟湖岛屿的路径。在另一个故事的版本中，人们看到当地所有的鸟儿都衔着幼崽往岛屿飞去。而在本章一开头，就叙述了白云上传来的声音指引流亡者小船的故事。威尼斯最早的八座教堂都是在神谕下修建的。圣马格纳斯[53]（St.Magnus）受到神的启示，在他初次看到一群绵羊的地方建造教堂；这个地方就是城堡区。圣母马利亚在一片白云中浮现，预示着圣马利亚·福摩萨（S. Maria Formosa）教堂的兴建。一群鸟儿为圣拉斐尔（S. Raphael）教堂选定了地址。一片红云徘徊在里亚尔托桥[54]（Rialto bridge）附近的圣萨尔瓦托雷（S. Salvatore）教堂上空。还有更多的世俗传说是关于威尼斯人的罗马或特洛伊祖先的，同样，这些故事的可信度也要打些折扣。这些传说，就像威尼斯本身一样，都是无根之萍。
将这座城市建在水上也是出自神的旨意。在海上建起一座城市，这本来就是个奇迹。因此，威尼斯成了一座奇迹之城。它的地点命中注定，它的选址出自天意。在威尼斯的编年史上随处可见这座城市伟大光辉的形象。威尼斯已成为人类救赎的一部分。它延续千年的完美政体，甚至连同它兴旺发达的商贸，都证明了其起源的神圣。在威尼斯画家的笔下，圣父与圣灵赫然降临在圣马可广场。里亚尔托桥上镌刻着天使加百列[55]和圣母马利亚在受胎告知那一刻的形象。人们将威尼斯高度理想化，超越了一切与之不符的史实和不光彩的片段。
尽管威尼斯的真正起源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历史中，却仍赋予了这座城市以伟大的真相。它们传达出威尼斯的特点与气质。每个有机体都渴望形成和表达自己的特质，所以，在朦胧的预感和共同心愿的作用下，威尼斯成形了。真相潜藏在外表后。威尼斯人没有自己的耕地，因此他们不得不以贸易和工业为生。这座一半是土地、一半是海水的城市发明了一种典型的“混合”式政体，国内的各方势力在其中取得了平衡。在社会的各项事务中，威尼斯一直将稳定与延续视作重中之重。还有什么地方比动荡不安的威尼斯更需要这些呢？几个世纪以来，这座由流亡者建立的城市都在源源不断地接纳形形色色的难民。统治着它的帝国远在海外，它对意大利大陆的入侵都是出于自保的需要。这座城市总是处在受到威胁的危机感中。威尼斯不是由乡间农民集合而成的。从一开始它就是座城市。威尼斯从未经历过封建社会阶段。公元十世纪，这里就已经被称作“市民国家里沃亚尔托”。
威尼斯的伟大和不朽在于其与大海的斗争。它唤起了共同的目标和群体的努力。个人与集体绝无对立，或者说，几个世纪以来，每个威尼斯人都将自己归为这个有机体的一分子。如同人体组织，这个有机体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它遵循着自己的生长和变化规则。它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它的整体力量超过各部分的总和。威尼斯文化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反映出这个整体。
从公元九世纪开始，三位威尼斯专员被指派管理和监督陆地的防御与开垦。最终，政府成立了一整套班子来管控海水的侵袭。从一开始，威尼斯就对环境进行了介入。早期抵御海水的措施包括在一根根木桩上编织柳条；后来，人们又通过改变河道及修筑巨型石墙来进行防御。
如果没有邻里之间及社群之间的相互协作，土地就不能开垦，岛屿就无法联合。如果没有因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的集体，堤坝也无从建成。因此从一开始，威尼斯人就笃信公共生活的理念。他们创建了全意大利的第一个公共宫殿和第一个公民广场。威尼斯可能也是欧洲第一个受益于所谓的“城市规划”的城市，因其城市周边的工业与活动区域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地划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与自然障碍做斗争就是为了人类文明与进步。这需要巨大的凝聚力和社会纪律性，最好由宗教仪式来加强。所以威尼斯依天命而建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轻视早期移民者的品质与性情。他们的工作艰苦而繁重，如果没有巨大的精力与热情是无法完成的。这就是，或者说曾经是，威尼斯人的独特品格。他们为自己的城市而自豪，或者说曾经如此。许多外地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特点。可是，大自然有时也会对试图驯服它的人们施以报复。比如潟湖上的几座小岛被渐渐渗入的海水淹没；定居点被吞没或不得不被放弃。在威尼斯人的灵魂深处，惩罚和天灾的威胁始终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