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
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教授申先甲邀请我参加在承德避暑山庄举办的“全国潜科学第一次全体大会”。申先甲教授是我在全国物理学史会议上认识的，当时他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在科学史这个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我对“潜科学”很好奇，因为它在中国还是一门首创的学科，专门研究历史和当今世界上潜科学的表现和对当今科学的价值。我记得当时有一份杂志就是《潜科学》，后来还有过一套“潜科学丛书”，当时颇有一点声势。参加大会的人中也有不少当时有一些名气的教授和研究员。不过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具体的细节我都已经忘记。
《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1901—1991》，杨建邺、朱新民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
印象最深的是我认识了潜科学的积极推进者、组织者朱新民先生。他当时是光明日报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板块的负责人。他邀请我写一本《潜科学十年史》，我曾在1989年5月专程到北京面见申先甲教授和朱新民先生，访问了一些潜科学的开创人（如中国科学计量学开创者赵红洲先生）。但遗憾的是，我在北京的访问因发生了1989年政治风波而中断，潜科学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此后，《潜科学》杂志停刊，我的《潜科学十年》写作计划也就此终止，再也没有翻阅留在书架上的《潜科学》杂志。
幸运的是，通过潜科学的活动，我认识了朱新民先生。他在出版界的人缘很好，结识了很多出版社社长。
1992年前后，我想到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已经过去了92年，但是国内还没有一本有关诺贝尔奖获奖者的辞典，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此我想邀请一些有关方面的爱好者和研究者编写一本《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北京的朱新民先生。原本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出乎我意料的是，朱先生非常支持我的这一设想，并且让我立即开始组织人员研究和写作，出版的事由他全权负责，还说“找到愿意出版这本辞典的出版社绝对没有问题”。有了这个强有力的保证，我便开始寻找志同道合者编写辞典。虽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但总是可以设法克服。然而，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辞典一直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后来，朱新民先生在一次通话中告诉我一个大好消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答应出版这本辞典。
这下我心中的焦虑才最终消除，剩下的就是积极克服困难，把初稿拿出来。1994年9月，这本我们费了极大精力、克服巨大困难的辞典终于正式出版。我在前言里写道：
诺贝尔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其中经济学奖于1969年设立），到1991年共有604位获奖者。他们杰出的贡献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非凡的功绩。
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诺贝尔奖获奖者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资料，本书按年代顺序，分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经济学、文学与和平奖6大部分，逐个介绍604位获奖者的生平简介、主要著作、参考文献，并简要评述了他们杰出的贡献和对各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书末还附有各种珍贵的统计资料。
开展“诺贝尔奖学”的研究，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首先，它有助于反映世界重大科学成果，有助于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增进重要科学领域中的国际性合作与了解，并将其中蕴藏着的信息给予每个读者。其次，“诺贝尔奖学”的研究，是科学史、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研究的一个极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方面。
遗憾的是，国内在“诺贝尔奖学”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几乎是一个空白点。更严重的是，每当我们想在这方面作一点研究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缺乏翔实的和最基本的资料。为此，我们认为如果今后要想逐步开展“诺贝尔奖学”的研究，首先就得编出一本资料性的诺贝尔获奖者传记辞典。
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却是极其关键的一个开始。有了这本辞典，“诺贝尔奖学”的研究才具有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我在前言里特别提到了“诺贝尔奖学”这个在国内颇新的概念。在国外，“诺贝尔奖学”的研究已经非常普及和发达，但当时在我国几乎是一个空白点，这确实让我感到非常着急。后来我又主编了“诺贝尔奖史话丛书”和“诺贝尔奖故事”，还撰写和翻译了几本诺贝尔奖获奖者传记（如《居里夫人传》《玻尔传》《爱因斯坦传》《费米传》《费曼传》和《杨振宁传》等），都是想努力打开“诺贝尔奖学”的开创局面。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固然有了不少进步，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加强这项研究非常适应形势的需要。
20世纪末，我想在《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的基础上，编写一本《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这时我已经认识了武汉出版社的编辑周雁翎先生。周雁翎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史研究生，科学史是他非常重视的一块“园地”。我曾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看到他写的一篇关于化学界的马丁·路德——巴拉赛尔苏士的文章。当我在作者小传里得知周雁翎是科学史研究生，而且是武汉出版社的编辑时，我就立即想到，这可能是我未来的知音，有可能使我在这家城市出版社出版更多的书。结果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由于周雁翎对科学史和科普书籍的重视，我在武汉出版社接连不断地出版了好几本书。我常说：“武汉出版社是我写作生涯的福地！”本书后面还可以看到我这样说的缘由。
我认识周雁翎以后，就主动向他谈到我想主编一本《20世纪诺贝尔获奖者辞典》，并向他大谈展开诺贝尔奖学研究的价值和紧迫性。他立即对我的意见表示衷心的赞成。我们俩简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能想到的他也想过，他能想到的我也早有同感。作者和编辑之间能有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既是作者的幸运，也是编辑的福音。就这样，我与周雁翎开始了20多年志同道合的合作。后来他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留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任职，我们一直都有密切的合作。直到2013年以后，我们之间的合作才逐渐减少。
《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杨建邺主编，武汉出版社，2001年出版
武汉出版社决定出版《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后，我立即组织编写人员。找到合适的编写人员并非易事，因为诺贝尔奖有6个奖项：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经济学、文学与和平奖，每一个奖项都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而且大都需要从外文资料里找，在国内很难找到充足、适合的资料，因此参编人员既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又需要比较好的外文水平。好不容易寻找到愿意参编的人员，但是他们大都没有从事过诺贝尔奖获奖者的研究，还是需要我指导他们如何查找资料。当时我们还都不太熟悉用电脑写作，不太熟悉在网上查找资料。如果是现在编写，我想资料的寻找就简单多了！
我建议给每一位获奖者配上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那简直就是一件小事，可当时却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幸亏那时我认识了一位红安老乡余永乐，他是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后来到北京大学、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就请他在美国为这本辞典的每一位获奖者找到一张照片。他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寄来了全部照片（最后几年的获奖者照片是我从网上复制下来的，到编写的后期我已经可以熟练地在网上查找资料了）。
2001年2月，这本厚达1064页、字数达116万字的辞典，终于正式出版。我请1991年诺贝尔奖生理学奖和医学奖获得者内尔（Erwin Neher，1944—）为这本辞典写了一个序言。内尔在1994年到华中科技大学讲学时，我采访过他，并请他为我们即将新编的辞典写一个序言，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在序言里写道：
致《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的中国读者：
阿尔弗瑞德·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把“生理学和医学”作为值得奖励的学科之一。他期望这门学科能从本质上促进人类的健康，对此他预料生理学作为人体生理机能的学说，将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作出决断。我希望，我们在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交叉领域的决策中，会使这个期望得以实现。同时，也许能够对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理解传统的中国医学的一些神秘方面做出贡献。
E．内尔于1994年11月
《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于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辞书奖二等奖”。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还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专题评论，认为这本辞典填补了国内辞典出版中的一个空白，为中国此后的“诺贝尔奖学”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成为“诺贝尔奖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他还对这本辞典的一些优点和特色做了肯定和介绍。
1994年11月，1991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内尔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讲学期间与杨建邺合影
这本辞典确实花费了我巨大的心血，除了对每一位获奖者做一般经历性的介绍外，还要简要介绍其主要论文或者作品。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科学家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参编者未必学过或者懂得全部专业知识，文章的中文翻译难度可想而知；更难的是，文学家作品的中译文来自各个国家，有用英文写作的，有用俄文写作的，有用西班牙文写作的……这些不同语种的作品名称如何翻译得恰当，尤其是要与已经出版过的中译本尽量保持一致，这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寻找很多的文献资料。此外，每一位获奖者都有一个简单的“评述”，字数不多，300字左右。对科学家的评述难度大不，但是对文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和平奖获得者的评述就不那样简单了，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诸多方面的问题。例如，以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为例，在2001年版的《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里，我们对他的评价做了部分修订：
哈耶克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与信息问题。哈耶克把“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加以区分，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对“有效率的生产”和“有效率的消费”而言，仅仅是指社会尊重个人独立做出消费和生产决策的权利，并实行相应于此种权利的经济制度。他根本不相信一个没有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其经济会是有效率的。
由于哈耶克还坚决反对凯恩斯主义，因此他的学说不仅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猛烈的批判，连欧美许多经济学家也对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持强烈的反对态度。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突然彻底崩溃后，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受到全世界所有经济学家的重视，现在他写的《通向奴役之路》《自由宪章》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许多著作，在国内多次再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这种情况不仅只有哈耶克一例。当然，我们做出的“评述”虽然参考了国内外专家的许多意见，但是确保每一位获奖者的评述都绝对恰当并非易事。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对此提出意见和批评。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第一本获奖者辞典里，我们曾经有一个附录，是犹太裔获奖者人数统计。但是在1991年，可能出版界思想受到一些束缚，觉得这个统计表最好删去，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只能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2001年武汉出版社出版这本辞典的时候，已经没有这种顾虑，所以顺利地附在了最后的“附录”里。
我们做这样一个统计，是因为在获奖者中有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即犹太裔的学者在获奖人数中占极大的比例。以20世纪而言，在全部645位获奖者中，犹太裔学者获奖者就有126人（这一统计数字与辞典上的统计数字121人稍有不同，增加了6人）(1)，占获奖总人数的19．5%！而犹太人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约0．3%！这一比例显然非常让人吃惊，也说明这一现象非常值得“诺贝尔奖学”研究。我曾经写过一本书试图研究这一惊人的现象，我在《火星来客——诺贝尔奖与犹太人》（武汉出版社，2002年）里写道：
据统计，犹太人总数占世界总人数不到0．3%（大约是0．26%），但获诺贝尔奖的犹太人却高达19．5%。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比例。每个人一旦获悉这一数据，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犹太人能获得世界上最高的奖赏呢？”
如果豪特曼斯还活着，他也许又会幽默地回答说：“他们是火星来客，我早说过……”
这只是玩笑。但真的要追究这个问题，想要给出个满意的答案，却也真不那么容易。不过，我想试试看，硬着头皮试试看。
还有一点预先要告诉读者的是，我在“试试看”的过程中采用的方式是研究物理学常用的方法：归纳法。因此，先请读者耐心看完许多个案例，我把这些其实是非常生动的案例尽可能糅合到犹太人的历史中去，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你也许觉得十分有趣，可读性很强，根本用不着说什么请“耐心看完”之类的客套话；二是也许没等你看完这些“生动的”案例，你自己就已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也许不用看我的什么“由此可以得出……”之类的小结了。
如果你在看完本书第一和第二章案例之后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犹太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并且说：“这不是青菜豆腐汤——一清二白的事嘛！”那我就要大声念道：“阿弥陀佛！”
但是，书出版至今快13年了，孤陋寡闻的我还一直没有发现学界有任何人讨论或者批评我提出的一些想法，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反响。这实在让我感到非常疑惑和遗憾。在此重提这个话题，说不定会引起看到这本书的人的关注。
(1)这6位中有4位获得物理学奖：1925年获奖的G．赫兹、1945年获奖的W．泡利、1969年获奖的M．盖尔曼；有两位获得化学奖：1994年获化学奖的G．A．欧拉和1998年获奖的W．科恩。但是1971年获化学奖的赫兹伯格的犹太裔身份还未能确定，暂时作为非犹太裔科学家处理。还应该说明的是，犹太裔身份的确定有比较大的困难，这在辞典里有说明，因此这一统计恐怕还有修正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