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
有人视当报刊编辑为畏途，怕不知什么时候出个差错，或是得罪了人。但是我却不如是想，而且深感作为一个编辑的幸福。当你如沙里淘金似的选出一批来稿，经你绞尽脑汁编排成版面，一等白纸上印成黑字，拿着新出版的报刊，纸上浮起一阵阵油墨的清香，你真不能掩住心头的喜悦，因为又是一批智慧的结晶，变成可以为万众欣赏的东西；见到新刊的一本杂志，一个副刊，真如自己得了一个宁馨儿那样的高兴。
我在初中念书的时候，遇到一位爱好文学的老师，他姓江，可惜我现在已记不清他的名字，能记得的是他在大革命不久后被捕，以后便消息杳然了。他教的是语文课，不但介绍我们读了许多创造社出版的书，而且鼓励我们写作。他对我们写的东西，一字一句都仔细修改，而且还把我们叫去详谈为什么要改。我们在他的鼓励下，居然凑了点钱编印了一个三十二开半张纸的小刊物，就叫我来编辑，这个刊物只出版了三期，不久因为要向国民党的机构登记，又要一笔保证金，穷学生应付不了，便只能“寿终正寝”。
这该是我当编辑的第一遭吧！不但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而且使我立下了以后要做文学工作的志愿。当时我不过十四五岁，自己的刊物办不成，便向报纸的副刊投稿，采用我最多稿件的是当时沈玄庐在杭州主办的《民生日报》副刊。那个副刊的名字，我现在已记不清，副刊编辑的身影倒依稀还能想起。是个胖乎乎的年轻人，姓赵，穿了一双长统马靴、黄马裤、蓝西服上衣的“维特”装，那是当时青年人流行的时装，投了几次稿，他便约我去见他，从此一来二往便熟悉起来。报馆离我家不远，我几乎天天放了学要去待一会儿，坐在他桌子旁边，看他熟谙地运用红笔、剪刀、糨糊，真使我艳羡不已。但我逐渐看出他志不在此，他想做官，编副刊不过是他的“敲门砖”。因为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一个编辑一定是很珍惜来稿的，而且也有修改来稿的义务，他则不然，随便把信封一拆，看不了几行，要用的留下，不用的便向纸篓一塞。有时他大声叹气，那准是昨夜赌输了或是宿酒未醒。一看我去，便说你来帮帮忙吧，我今天身体不好，脑子不灵。这样我便战战兢兢地坐上他的那把圈椅，挥动起了红笔，当然用什么稿子还是要听他的。不久这位先生居然时运亨通，到南京去做官了。留下来的工作，一时无人承担，便由该报的另一位编辑张人权兼起来。
张人权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和陈毅同志是很要好的同学，不过这件事我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才知道的。他那时已经翻译出版了法国作家都德的《磨坊文札》，译笔清丽可诵，我是十分佩服他的。他在报馆里当国内外要闻编辑，再兼编副刊，实在有些忙不过来，就要我帮他的忙，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又写又编。他为了活泼版面，有时便自己画几笔，还带上教我也画几笔。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来了正式的编辑，我才不再“客串”。后来报纸被查封了，我和报纸副刊的关系，也告一段落。
20世纪30年代我在上海读书，那时新出版一张四开小型的《小晨报》，由姚苏凤主编。这张报纸虽小，但在学生界的销路却不小。因为它很别致。四版报纸除一、四两版是国内外新闻外，二、三两版完全是副刊，内容除小说不出现外，什么散文、杂感、影评、剧评、诗、漫画，中外古今，五花八门，各式俱全。姚苏凤还化名陶乐赛女士，在副刊上设立信箱，专门回答痴男怨女的婚姻和生活问题。这种报纸的形式的确是姚苏凤的创造。
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小型报纸，多如过江之鲫，除了几份左翼办的，大都风格不高，甚至下流无耻。因此《小晨报》一出，由于编得新颖，颇得读者好评。
《小晨报》一个主要的特点，起初并不为人注意，那就是这两版副刊的编排设计，确是独具匠心，后来我们搞副刊的称之为“姚式编排”。当然这样的编排，今天看来已是司空见惯，但在30年代，是颇为新颖的。版面上辟栏，长条，加花边，转行等，甚至是两三个“星”点，都显得那么妥帖，使人看了双目清爽，这本来是张国民党办的报纸，不值得一读，但我注意的是别出心裁的版面设计、五花八门的文章和球讯。
上海沦陷后，姚苏凤到香港当了《星报》总编辑，这是一张对开的晚报，格局完全是放大了的《小晨报》。姚苏凤虽是总编辑，但既不编国内版，也不常写社论，他辛苦经营的，仍是第四版的副刊，如今扩大了版面，内容更包罗万象了，除与《小晨报》同样的内容外，又增加了文艺作品、长篇连载(小说与非小说的)。当时登载的是国际间谍范思伯回忆录的译文，因为内容与日帝在华间谍网有关，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回忆录登完了，便连载我翻译的克利斯多夫·依雪乌德的《中国之行》，那是写抗战前线的。此外还登载“麻将经”和“桥牌经”，对于香港那些只讲吃喝玩乐的绅士淑女，也是一种吸引力。当然《星报》的社论也吸引了一部分严肃的读者。原来写社论的人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后，由一位地下党的同志每周写三篇，他是当时香港的国际问题专家，因此每当有他署名的社论刊出，当天的报纸销路便可增加差不多一倍。
香港的外国通讯社，都是用英文发稿的，因之每个报馆都有翻译人员，《星报》也不例外。初创时这工作是由徐迟担任的，到1939年下半年，他另有工作，翻译工作便由我的一位老同学介绍我去担任。这也是我和姚苏凤的第一次合作。
我进了报馆，先只是翻译电讯，以后和姚苏凤熟悉了，我便有意识地暗地里学他的编排功夫，有时我觉得他连续用同一种版式两三日之久，便向他提出意见；有时还和他讨论当天报纸各版的版式。他见我对此道颇感兴趣，便让我也编了几次试试，出版之后，他又不嫌麻烦，指出我的不当之处，我也恭敬受教。以后每逢他有个头痛脑热的，便由我代他发稿，再后来，他干脆划出一天的一个版面，叫我每周编一期关于电影的专刊，刊名就叫《第八艺术》，这是我真正做副刊编辑的开始。
姚苏凤自己从来没有谈过他编副刊的方法，但是我当时在学习他的编排的过程中，概括了几点。从内容方面讲，他注意稿件性质的“杂”，各方面的稿件，他都兼容并蓄。从编排形式方面讲，他注意朴素大方，不搞花花草草的装饰。长文章可以从第一栏，像“S”形或“之”形转到末一栏；短的稿件则可排成一块块长方形、正方形或扁方形的“豆腐干”，这边塞一块，那边摆一块，从匀称上着眼。有时左右辟栏，有时上下辟栏。最忌讳的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与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列成平行，成一字形。题目因为用大号字或异体字，如果地位摆得好，该稀时则稀，该密时则密，的确是可以布置得很美观的。如果有漫画，那这幅画便得放在最显眼，而又不妨碍文字转行的地方。此外还得注意所用铅条的粗细，花边的图案，如此等等。总之，我当时体会到，做一个副刊编辑，首先最好是个“杂家”，不一定什么都精，但多少什么都懂一点，这样便有利于选稿工作；其次你必须随时征询读者的意见，随时研究读者的好恶，这样才能使你的内容不至于和读者的要求背道而驰。至于版面形式方面，便须有点儿审美观念，而且要随时留意中外报刊编排的新点子，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总之，我认为当好一个副刊编辑，不但要识作者的心理，还要识读者的心理，至于版面，则须要求自己对美的敏感，还要和艺术家做朋友，受他们对美的熏陶，使自己在报纸的版面上，从死板的字形、铅条中创造出美观而又和谐的构图来。
1940年我和沈镛办了个杂志《电影与戏剧》，十六开本。从内容上讲，也还是要“杂”，在电影与戏剧这个范围中，来求做到“杂”，如论文、评介、新闻、人物访问、花絮……而且要图文并茂，使读者能够得到趣味上的调剂。如果篇篇都是长文章，没有插图，没有短文章，再耐心的读者看了也会打瞌睡的。至于版面，困难就多了。十六开的版面，两面合起来也不过是八开。照丁聪的话说是“玩儿不开”，但不开也得开，动脑筋使版面编得生动、活泼、美观、大方，要做得面面俱到。我那时设计版面，是得到已故的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很多指教的。
1942年，姚苏凤由香港撤退到了重庆，在《新民晚报》编副刊。我和他见面较少，但每天我还是注意他的版面编排，这已成为我的癖好了。一拿到报纸，不是先看内容，而是先看编排样式。1945年夏天，我和他偶然路遇，便上咖啡馆去谈了一会儿。他问我抗战胜利后想干点什么，我说我想进哪一家报纸当个副刊编辑。他说想找一个老板回上海搞一个小型报，并要我和他合作，我答应了。这便是抗战后在上海出版的《世界晨报》的开始。
《世界晨报》的内容版面，一如《小晨报》和《星报》，但内容更杂了。这个报纸没有社论，因为我们要在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夹缝中求生存。便尽量用外电作头条，而极力避免用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有一时期，报纸受到国民党的打压很大，有几天由于压力，只好连续使用中央社的谎报军情。夏衍同志那时还在上海，他把我叫了去，要我注意报纸版面的倾向性，因为那时我虽不管编辑，但对报纸是负总责的。我和夏衍同志研究的结果，便请他每天在第一版写个名叫《蚯蚓眼》的专栏(署名东风)，文章不过每段几句话，却极尽对国民党讥嘲讽刺之能事，有时令人作会意的微笑，有时则令人拍案叫绝。报纸的销路增加了，而国民党的检查官更伤脑筋了，最后就施用他们的拿手好戏，给报纸“开天窗”，但我们并不屈服，《蚯蚓眼》时开时闭，但《蚯蚓眼》始终还是《蚯蚓眼》。
配合着《蚯蚓眼》，我们又在第四版本埠新闻上辟一栏《问花集》，也用冷嘲热讽的笔法，令读者看来舒口“鸟气”。以后《问花集》的作者另有高就，便由我继续写《泪眼集》，也是如法炮制。而国民党审查官唯一的手段，便是给你在大样上用红笔勾去。
姚苏凤有个好处，虽然他是国民党员，但他对于报馆的人事，绝不插手。因此我们报馆的记者、编辑及撰稿人中，有许多是地下党员或进步青年，今天有的成了领导干部，有的成了作家、翻译家、教授、编辑。姚苏凤不是不知道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因为这可以从各人所编所写的稿件中一望而知，他也曾为此受到过国民党党棍潘公展之流的斥责，可是他从不向我抱怨，或者提出要撤换人。
这报纸前后只出版了一年，便被迫停刊。国民党的手段不是采取明封的办法，而是暗地里先不让外地的报纸代销商出售这张报纸，然后逐步推行到市内，使报纸卖不出去。原先投资的老板因为每月亏损，把报纸维持到十个多月便不肯再出钱，姚苏凤也回《新民报》去了，我便去找朱学范同志出资帮助，但一个月后，朱学范被迫离沪，报纸终于办不下去了，只得关门大吉。
大既在1946年夏，有一天冯宾符、陈翰伯两同志，约我到《联合晚报》去谈话，他们要我去接编该报的副刊《夕拾》。《联合晚报》是地下党领导的一张报纸，我当然答应。一边编副刊，一边每日写五百字左右的专栏，名曰《灯下随笔》。时局对国民党越不利，《灯下随笔》也便经常被“开天窗”。以后因为我另有任务，《夕拾》便由袁鹰编下去，一直到1947年5月下旬《联合晚报》被封为止。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夏衍同志负责上海的文化宣传工作，为了安排原来上海各小型报的工作人员和撰稿人，叫我设法办了张《大报》，名称虽“大”，报纸却是四开的，二、三两版是副刊，仍是仿照当年《小晨报》和《世界晨报》的格局。但我只担任了个名义职务，一切都由已故的李之华同志负责，因为出席第一次文代会后，我便被调到北京参加国际新闻局的筹备工作了。1950年年初，我出差到上海，也到报馆看看，编副刊的同志正要画版样，我不禁手痒，代他画样发稿，这是我最后一次做副刊的编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