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姚式编排”·等等

冯亦代

有人视当报刊编辑为畏途,怕不知什么时候出个差错,或是得罪了人。但是我却不如是想,而且深感作为一个编辑的幸福。当你如沙里淘金似的选出一批来稿,经你绞尽脑汁编排成版面,一等白纸上印成黑字,拿着新出版的报刊,纸上浮起一阵阵油墨的清香,你真不能掩住心头的喜悦,因为又是一批智慧的结晶,变成可以为万众欣赏的东西;见到新刊的一本杂志,一个副刊,真如自己得了一个宁馨儿那样的高兴。

我在初中念书的时候,遇到一位爱好文学的老师,他姓江,可惜我现在已记不清他的名字,能记得的是他在大革命不久后被捕,以后便消息杳然了。他教的是语文课,不但介绍我们读了许多创造社出版的书,而且鼓励我们写作。他对我们写的东西,一字一句都仔细修改,而且还把我们叫去详谈为什么要改。我们在他的鼓励下,居然凑了点钱编印了一个三十二开半张纸的小刊物,就叫我来编辑,这个刊物只出版了三期,不久因为要向国民党的机构登记,又要一笔保证金,穷学生应付不了,便只能“寿终正寝”。

这该是我当编辑的第一遭吧!不但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而且使我立下了以后要做文学工作的志愿。当时我不过十四五岁,自己的刊物办不成,便向报纸的副刊投稿,采用我最多稿件的是当时沈玄庐在杭州主办的《民生日报》副刊。那个副刊的名字,我现在已记不清,副刊编辑的身影倒依稀还能想起。是个胖乎乎的年轻人,姓赵,穿了一双长统马靴、黄马裤、蓝西服上衣的“维特”装,那是当时青年人流行的时装,投了几次稿,他便约我去见他,从此一来二往便熟悉起来。报馆离我家不远,我几乎天天放了学要去待一会儿,坐在他桌子旁边,看他熟谙地运用红笔、剪刀、糨糊,真使我艳羡不已。但我逐渐看出他志不在此,他想做官,编副刊不过是他的“敲门砖”。因为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一个编辑一定是很珍惜来稿的,而且也有修改来稿的义务,他则不然,随便把信封一拆,看不了几行,要用的留下,不用的便向纸篓一塞。有时他大声叹气,那准是昨夜赌输了或是宿酒未醒。一看我去,便说你来帮帮忙吧,我今天身体不好,脑子不灵。这样我便战战兢兢地坐上他的那把圈椅,挥动起了红笔,当然用什么稿子还是要听他的。不久这位先生居然时运亨通,到南京去做官了。留下来的工作,一时无人承担,便由该报的另一位编辑张人权兼起来。

张人权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和陈毅同志是很要好的同学,不过这件事我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才知道的。他那时已经翻译出版了法国作家都德的《磨坊文札》,译笔清丽可诵,我是十分佩服他的。他在报馆里当国内外要闻编辑,再兼编副刊,实在有些忙不过来,就要我帮他的忙,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又写又编。他为了活泼版面,有时便自己画几笔,还带上教我也画几笔。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来了正式的编辑,我才不再“客串”。后来报纸被查封了,我和报纸副刊的关系,也告一段落。

20世纪30年代我在上海读书,那时新出版一张四开小型的《小晨报》,由姚苏凤主编。这张报纸虽小,但在学生界的销路却不小。因为它很别致。四版报纸除一、四两版是国内外新闻外,二、三两版完全是副刊,内容除小说不出现外,什么散文、杂感、影评、剧评、诗、漫画,中外古今,五花八门,各式俱全。姚苏凤还化名陶乐赛女士,在副刊上设立信箱,专门回答痴男怨女的婚姻和生活问题。这种报纸的形式的确是姚苏凤的创造。

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小型报纸,多如过江之鲫,除了几份左翼办的,大都风格不高,甚至下流无耻。因此《小晨报》一出,由于编得新颖,颇得读者好评。

《小晨报》一个主要的特点,起初并不为人注意,那就是这两版副刊的编排设计,确是独具匠心,后来我们搞副刊的称之为“姚式编排”。当然这样的编排,今天看来已是司空见惯,但在30年代,是颇为新颖的。版面上辟栏,长条,加花边,转行等,甚至是两三个“星”点,都显得那么妥帖,使人看了双目清爽,这本来是张国民党办的报纸,不值得一读,但我注意的是别出心裁的版面设计、五花八门的文章和球讯。

上海沦陷后,姚苏凤到香港当了《星报》总编辑,这是一张对开的晚报,格局完全是放大了的《小晨报》。姚苏凤虽是总编辑,但既不编国内版,也不常写社论,他辛苦经营的,仍是第四版的副刊,如今扩大了版面,内容更包罗万象了,除与《小晨报》同样的内容外,又增加了文艺作品、长篇连载(小说与非小说的)。当时登载的是国际间谍范思伯回忆录的译文,因为内容与日帝在华间谍网有关,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回忆录登完了,便连载我翻译的克利斯多夫·依雪乌德的《中国之行》,那是写抗战前线的。此外还登载“麻将经”和“桥牌经”,对于香港那些只讲吃喝玩乐的绅士淑女,也是一种吸引力。当然《星报》的社论也吸引了一部分严肃的读者。原来写社论的人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后,由一位地下党的同志每周写三篇,他是当时香港的国际问题专家,因此每当有他署名的社论刊出,当天的报纸销路便可增加差不多一倍。

香港的外国通讯社,都是用英文发稿的,因之每个报馆都有翻译人员,《星报》也不例外。初创时这工作是由徐迟担任的,到1939年下半年,他另有工作,翻译工作便由我的一位老同学介绍我去担任。这也是我和姚苏凤的第一次合作。

我进了报馆,先只是翻译电讯,以后和姚苏凤熟悉了,我便有意识地暗地里学他的编排功夫,有时我觉得他连续用同一种版式两三日之久,便向他提出意见;有时还和他讨论当天报纸各版的版式。他见我对此道颇感兴趣,便让我也编了几次试试,出版之后,他又不嫌麻烦,指出我的不当之处,我也恭敬受教。以后每逢他有个头痛脑热的,便由我代他发稿,再后来,他干脆划出一天的一个版面,叫我每周编一期关于电影的专刊,刊名就叫《第八艺术》,这是我真正做副刊编辑的开始。

姚苏凤自己从来没有谈过他编副刊的方法,但是我当时在学习他的编排的过程中,概括了几点。从内容方面讲,他注意稿件性质的“杂”,各方面的稿件,他都兼容并蓄。从编排形式方面讲,他注意朴素大方,不搞花花草草的装饰。长文章可以从第一栏,像“S”形或“之”形转到末一栏;短的稿件则可排成一块块长方形、正方形或扁方形的“豆腐干”,这边塞一块,那边摆一块,从匀称上着眼。有时左右辟栏,有时上下辟栏。最忌讳的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与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列成平行,成一字形。题目因为用大号字或异体字,如果地位摆得好,该稀时则稀,该密时则密,的确是可以布置得很美观的。如果有漫画,那这幅画便得放在最显眼,而又不妨碍文字转行的地方。此外还得注意所用铅条的粗细,花边的图案,如此等等。总之,我当时体会到,做一个副刊编辑,首先最好是个“杂家”,不一定什么都精,但多少什么都懂一点,这样便有利于选稿工作;其次你必须随时征询读者的意见,随时研究读者的好恶,这样才能使你的内容不至于和读者的要求背道而驰。至于版面形式方面,便须有点儿审美观念,而且要随时留意中外报刊编排的新点子,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总之,我认为当好一个副刊编辑,不但要识作者的心理,还要识读者的心理,至于版面,则须要求自己对美的敏感,还要和艺术家做朋友,受他们对美的熏陶,使自己在报纸的版面上,从死板的字形、铅条中创造出美观而又和谐的构图来。

1940年我和沈镛办了个杂志《电影与戏剧》,十六开本。从内容上讲,也还是要“杂”,在电影与戏剧这个范围中,来求做到“杂”,如论文、评介、新闻、人物访问、花絮……而且要图文并茂,使读者能够得到趣味上的调剂。如果篇篇都是长文章,没有插图,没有短文章,再耐心的读者看了也会打瞌睡的。至于版面,困难就多了。十六开的版面,两面合起来也不过是八开。照丁聪的话说是“玩儿不开”,但不开也得开,动脑筋使版面编得生动、活泼、美观、大方,要做得面面俱到。我那时设计版面,是得到已故的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很多指教的。

1942年,姚苏凤由香港撤退到了重庆,在《新民晚报》编副刊。我和他见面较少,但每天我还是注意他的版面编排,这已成为我的癖好了。一拿到报纸,不是先看内容,而是先看编排样式。1945年夏天,我和他偶然路遇,便上咖啡馆去谈了一会儿。他问我抗战胜利后想干点什么,我说我想进哪一家报纸当个副刊编辑。他说想找一个老板回上海搞一个小型报,并要我和他合作,我答应了。这便是抗战后在上海出版的《世界晨报》的开始。

《世界晨报》的内容版面,一如《小晨报》和《星报》,但内容更杂了。这个报纸没有社论,因为我们要在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夹缝中求生存。便尽量用外电作头条,而极力避免用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有一时期,报纸受到国民党的打压很大,有几天由于压力,只好连续使用中央社的谎报军情。夏衍同志那时还在上海,他把我叫了去,要我注意报纸版面的倾向性,因为那时我虽不管编辑,但对报纸是负总责的。我和夏衍同志研究的结果,便请他每天在第一版写个名叫《蚯蚓眼》的专栏(署名东风),文章不过每段几句话,却极尽对国民党讥嘲讽刺之能事,有时令人作会意的微笑,有时则令人拍案叫绝。报纸的销路增加了,而国民党的检查官更伤脑筋了,最后就施用他们的拿手好戏,给报纸“开天窗”,但我们并不屈服,《蚯蚓眼》时开时闭,但《蚯蚓眼》始终还是《蚯蚓眼》。

配合着《蚯蚓眼》,我们又在第四版本埠新闻上辟一栏《问花集》,也用冷嘲热讽的笔法,令读者看来舒口“鸟气”。以后《问花集》的作者另有高就,便由我继续写《泪眼集》,也是如法炮制。而国民党审查官唯一的手段,便是给你在大样上用红笔勾去。

姚苏凤有个好处,虽然他是国民党员,但他对于报馆的人事,绝不插手。因此我们报馆的记者、编辑及撰稿人中,有许多是地下党员或进步青年,今天有的成了领导干部,有的成了作家、翻译家、教授、编辑。姚苏凤不是不知道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因为这可以从各人所编所写的稿件中一望而知,他也曾为此受到过国民党党棍潘公展之流的斥责,可是他从不向我抱怨,或者提出要撤换人。

这报纸前后只出版了一年,便被迫停刊。国民党的手段不是采取明封的办法,而是暗地里先不让外地的报纸代销商出售这张报纸,然后逐步推行到市内,使报纸卖不出去。原先投资的老板因为每月亏损,把报纸维持到十个多月便不肯再出钱,姚苏凤也回《新民报》去了,我便去找朱学范同志出资帮助,但一个月后,朱学范被迫离沪,报纸终于办不下去了,只得关门大吉。

大既在1946年夏,有一天冯宾符、陈翰伯两同志,约我到《联合晚报》去谈话,他们要我去接编该报的副刊《夕拾》。《联合晚报》是地下党领导的一张报纸,我当然答应。一边编副刊,一边每日写五百字左右的专栏,名曰《灯下随笔》。时局对国民党越不利,《灯下随笔》也便经常被“开天窗”。以后因为我另有任务,《夕拾》便由袁鹰编下去,一直到1947年5月下旬《联合晚报》被封为止。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夏衍同志负责上海的文化宣传工作,为了安排原来上海各小型报的工作人员和撰稿人,叫我设法办了张《大报》,名称虽“大”,报纸却是四开的,二、三两版是副刊,仍是仿照当年《小晨报》和《世界晨报》的格局。但我只担任了个名义职务,一切都由已故的李之华同志负责,因为出席第一次文代会后,我便被调到北京参加国际新闻局的筹备工作了。1950年年初,我出差到上海,也到报馆看看,编副刊的同志正要画版样,我不禁手痒,代他画样发稿,这是我最后一次做副刊的编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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