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研究
稽山镜水的怀念
——访绍兴周总理故居
（1978年3月）
今年三月五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周年。在人们欢度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二个新春佳节的日子里，我们来到了绍兴县城关镇劳动路东段，瞻仰了周恩来总理的故居。周总理故居坐落在绍兴城关镇宝祐桥西堍，旧名“百岁堂”。因周氏族人中曾有一对夫妇，平均年龄活到一百岁，“百岁堂”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这是一座坐北朝南、具有明代建筑式样的古朴砖瓦房。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遗址，把它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周总理故居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进入故居正中的竹丝台门，仰首可以望见台门斗上悬挂着“周恩来总理故居”七个大字的匾额，白底黑字，十分醒目。经过台门斗，是一个小天井，东西两侧各有小廊对拱；移步进内，便是“百岁堂”文物陈列大厅了。大厅口迎面竖立着一幅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在一起的巨幅照片，陈列厅正中悬挂着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的遗像；遗像上方，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大幅横额，左右侧小横额是“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我们默立在周总理的遗像前，心中充满了对总理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
陈列大厅里，展出了周总理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各个革命时期合影的照片，周总理生前经常学习的马列、毛主席著作，用过的办公生活用品、三合板、清凉油、硝酸甘油、睡衣睡裤、布鞋、餐具、国产上海牌手表……这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示了敬爱的周总理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奋战，鞠躬尽瘁，无私地献出自己一生的光辉业绩。敬爱的周总理啊，您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瞻仰文物大厅后，穿过东面小廊，我们来到了“百岁堂”里进，房子南面有一小院子，院落整洁朴素。这三间房子原系楼屋，后因年久失修，被台风毁坏，现在的三间平房是后来改建的。在东侧一间里，陈列着周总理少年时英俊威武、目光炯炯的照片。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我们思绪万千，不禁想起了少年时代周总理在绍兴度过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一九一一年三月，年仅十三岁的周恩来离开江苏淮安，回到故乡绍兴。周恩来在故居生活的一段时间里，经常早起晚睡，看书习字，勤奋学习文学、历史、自然、英语等方面的知识，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和对事物的分析能力。据一些亲属回忆，周恩来当时常常流露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并敢于向封建遗老们开战。一九一二年春节后，周恩来才离开绍兴，由亲戚接往东北沈阳读书。这将近一年的绍兴生活，使周恩来适应了江南水乡的生活习惯，了解了绍兴的历史风貌和地理沿革，并看到了绍兴民间的生活疾苦。
进入里进中间，我们看到了一张赭色的六角木桌。一九三九年三月，周恩来同志来到绍兴后，曾在这里亲切地接待了绍兴各界人士，向他们积极宣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战略和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屋子靠窗口的地方，还陈列着一张赭色写字台，上面放着笔、墨和砚台。当年，周恩来为了激励故乡人民奋起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曾在这张写字台上题词。现在展出的这两张桌子，都是当年的原物。在墙上，悬挂着周恩来当年在绍兴从事革命活动的十多幅题词和当时拍摄的照片。幅幅题词，笔力雄健；张张照片，英姿焕发。这些饱经风霜、弥足珍贵的题词和照片，不由得使我们追溯到三十九年前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里……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同志为实现毛主席“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伟大战略任务，作为我党的首席代表，以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不辞辛苦，赴汤蹈火，奔走于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由重庆至江西，经金华、丽水，转道淳安、分水、於潜、桐庐、萧山，于三月二十八日来到了绍兴，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给故乡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莫大的鼓舞和推动。
周恩来同志到绍兴后，了解到当时粮荒十分严重，即于三月二十九日深入会稽山麓和平水江下游一带农村，视察和了解故乡人民的斗争和疾苦。当天下午，周总理顺道去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纪念地禹陵，瞻仰了大禹的塑像，对大禹为民治水的精神深为敬佩，并在“大禹陵”石碑前摄影留念。
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参加了绍兴城卧龙山南坡中山厅前草坪上举行的火炬晚会并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周恩来同志向绍兴各界人士宣传了毛主席、党中央团结抗日的伟大决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揭露了反动派卖国投降的罪行，驳斥了甚嚣尘上的“亡国论”和“速胜论”，赞扬了绍兴人民抗战情绪热烈，有“不复河山誓不休”的英勇气概，号召大家提高战斗精神，持久抗战，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周恩来同志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团结民众力量，抗日之胜券必操我手”，为故乡人民指明了光明灿烂的前途。
三月三十日晚上，周恩来邀了四位大明电气公司的青年工人及几位亲属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座谈时周恩来从西安事变的经过，谈到我党处理这一事变的方针政策，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从三天三夜的长沙大火，谈到反动派的凶狠残暴；从抗日的形势和任务，谈到应当学习鲁迅坚韧不拔、倔强勇敢的战斗精神……最后，周恩来同志热情地鼓励到会的工人和亲友们要敢于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座谈结束后，周恩来同志和到会同志亲切握手道别，一直把他们送到门口。是夜，周恩来同志下榻处彻夜灯光通明。在这不眠之夜，周恩来仍伏案工作，为勉励故乡人民积极抗日，挥笔疾书了多幅重要题词。周恩来同志在题词中指出：“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为了鼓舞故乡人民持久抗战，周恩来指出：“前途光明！”“生聚教训，廿年犹未为晚。”周恩来号召工人和青年们要发扬鲁迅对敌不退让、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与日本侵略者作拼死的斗争，“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周恩来同志勉励妇女们要学习秋瑾的革命精神，“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周恩来还特地为沦陷区的亲属题了词，教育他们“从孤岛生涯中认识故国，才是真认识”，并嘱咐在绍兴的亲属们一定要设法把题词转送到他们手中。周恩来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号召教育界人士要“精研中国文学，发扬民族意识，创造出中国民族的新文学”，以增强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周恩来同志对青年一代关怀备至，在题词中，他鼓励青年们要“努力学习，精益求精”。并指出：“青年是学习时代，从课堂中学习，从服务中学习，从师友中学习，要认识学无止境”，“青年是黄金时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并要他们在抗日的洪流中“乘长风破万里浪”。周恩来在题词中还写道：“人人尽力，人人享受，人人快乐，这是大同世界。”以通俗的语言给人们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蓝图。周恩来同志的演说、谈话和题词，给故乡人民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使故乡人民犹如“迷途的航船找到了灯塔”。从此，会稽山麓，鉴水之滨，抗日的烽火越燃越旺。许多革命青年积极响应周恩来同志号召，纷纷奔赴抗日前线，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里进靠西的一间屋子，是陈列室最后一间。这里，展出了解放后敬爱的周总理关怀绍兴人民的几幅照片。
绍兴县县委书记、上旺大队党支部书记王金友同志曾三次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曾亲自安排王金友等同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住地——中南海过夜，晚上还去寝室看望。一九六九年，王金友同志赴京出席党的“九大”。一天晚上在观看文艺演出时，他正好坐在周总理的身后。当周总理知道王金友同志是浙江绍兴去的代表时，马上站起来和王金友同志亲切握手。周总理对绍兴人民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绍兴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一年，绍兴广大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夺丰收，粮食亩产超过了千斤。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曾鼓励代表说：“绍兴我是知道的。过去很苦，苦要革命，革命加拼命，粮食超千斤。”敬爱的周总理，您对绍兴是多么熟悉，对绍兴人民是多么了解和关心啊！
敬爱的周总理还多次观看了浙江绍剧团的演出。一九五七年冬，浙江绍剧团在上海演出，周总理首次出席观看。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向演出人员赠送了花篮，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周总理亲切地对演出人员说：“我是绍兴人。今天第一次看到绍剧，是陈老总介绍的。”又说：“你们演得很好，外宾们看了很满意。”周总理还详细询问了绍剧的唱腔、曲调等情况，最后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临别时周总理一面向大家频频挥手致意，一面说：“欢迎你们下次到北京来。”一九五八年五月，浙江绍剧团赴京汇报演出，周总理又一次出席观看，演出结束后又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热情地说：“我们又见面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演员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要勤学苦练”。一九六一年九月，浙江绍剧团赴京参加纪念鲁迅诞辰八十周年大会演出，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观看了演出。事先，周总理曾向中央领导同志介绍：“今天请你们看绍兴大班。”大会结束后，周总理又一次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一九六一年十月，敬爱的周总理把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推荐给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观看。毛主席观看了演出后，十分感奋地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不朽诗篇《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敬爱的周总理一生立党为公，无私忘我，肝胆照人。周总理曾一再制止修缮他的故居，多次指示：“旧居不要去参观，房子可以给国家使用。”并要大家去韶山瞻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旧居。他还一再教育亲属要服从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模范地遵守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他曾对亲友们说：“我是人民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这种崇高的革命品德，将千秋万代永远为亿万人民所传颂和学习。
一九七三年，敬爱的周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对去京看望他的一位表妹说：“每个革命阶段有每个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以前给你题词要你学习秋瑾，积极投入抗战。秋瑾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有过杰出贡献。现在抗战早已胜利了……要是再停留在那个时期就不够了。”周总理的教诲含意深长，为我们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当我们瞻仰周总理故居结束，走出周总理故居陈列室后门的时候，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我们看到参观的人们正冒着大雪，排着长队，在纪念品出售窗前争相购买周总理纪念章，作为自己一生最有意义的纪念品。人们深情地端详着闪闪发光的周总理纪念章，并郑重地将它佩戴在胸前，以表达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啊！敬爱的周总理，您没有离开我们，您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鼓舞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决心以您为光辉榜样，一直向共产主义迈进！
敬爱的周总理，稽山镜水的人们永远深情地怀念您！
周恩来同志辛亥年间在绍兴的片断回忆
（1979年3月）
我同周恩来同志在辛亥年间有过一个相处的时期；尔后，又有过两次会见的机会，直接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热情教育和亲切关怀。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幸福。深情长相忆，心底往事浮。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和教育，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我家住在绍兴掇木桥“百岁堂”。这一年我十虚岁，在绍兴大营里尚德学堂读三年级。阳历三月初的一天，放晚学回家，母亲对我说：“二妈家里来了个人，你要叫他七哥，要有礼貌。”我问：“七哥哥是啥人？哪里来的？”祖父说：“他是从淮安来绍兴的，小时候跟大人也来过。今天是从火珠巷王家姑母那里来的。”“他是攀龙公公的孙子，比你大四岁，生肖属狗，你的堂兄弟，名字叫恩来。”提起攀龙公公我就知道了，因为他做官时到“百岁堂”来开过贺，开贺的热闹情景后来在大人口里还经常听说的。记得第二天，是星期日，“百岁堂”的孩子们在玩风筝，我站在一旁看。这时，七哥来了。他穿着长衫，戴着秋帽，向着我们微笑。三妈陪着他，向他介绍这是谁那是谁。过了一歇，七哥走过来和蔼地问我：“尚兄弟，你有没有风筝？”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到家里去玩玩好不好？”那时，我听他的话不大好懂，但见他客气可亲，就跟着他进了二妈家。到了小客堂里，七哥拿出桔红糕给我吃，问我家里有几个人，读几年级。我那时人还小。三妈就代我回答说：他家有六个人，尚麟的父亲早死了，靠七十多岁的爷爷在菜馆打杂，靠妈妈做针线，才勉强维持着一家的生活。七哥听了，表示非常同情地说：“尚兄弟，不要难过。你还有亲妈妈，我的妈早死了呢！这次我是从奶妈家里过来的。”七哥还说，自己在淮安生活很困难，父亲流落在外地，失了业，伯父在外面有时靠着典卖东西来维持生活，日子也是很艰难的。
清明节到了。这天，七哥和我们一起到九缸山下的裘家岭、外王等地扫墓。扫墓完毕，我们在山上拗映山红、牛郎花，七哥却在仔细看着墓碑上的字。当时，扫墓在房族中是轮流值年的，这—年轮到了八一公公。我祖父就被唤去做厨师。扫墓回家的路上，我祖父就问七哥：“绍兴和淮安那边比较，扫墓的习惯有啥不同？”七哥笑笑说：“绍兴的扫墓习惯比淮安古风一点，最明显的是妇女不能参加。”然后又对我祖父说：“公公你忙了一天辛苦了，要好好休息一下。”我祖父听了很高兴，称赞他年少懂事，有礼貌，常对我们说：“你们要学七哥的样啊！”
“七哥晓得的东西真多”
我和七哥开始接触时，七哥有好些话我不大懂，常常要三妈出来当翻译。因为三妈在江北（淮安）住过，懂得那边的话。听我母亲说过，二妈、三妈是七哥比较亲近的堂伯母，他们称呼七哥为“大鸾”，并告诉我七哥又叫“恩来”。当时，辛亥革命还没发生，一些古派的人总喜欢称人家的孩子为“少爷”，所以也有人呼七哥为“七少爷”。后来，我和七哥熟了，一放学就和他在一起玩。一次，比我年长一点的几个堂兄弟，围着一丛鲜花在争辩，一个说是“月季花”，另一个说是“蔷薇花”。七哥听了后，就作了说明，说得头头是道，大家都很信服。
端午节到了。这天七哥领了我去游府山，爬上山顶望海亭时，见有人在买凉粉、石花吃，我也想买碗吃。七哥见了说：“这不卫生不要去吃。”当我们走到雷公殿门口时，我见了雷公电母菩萨，感到很可怕，就赶紧下跪朝拜。七哥见我的情状，二话不说，就笑着把我拉走了。在庙旁，他花了几个铜钱，买了几株龙芽草，我们就坐着吃了。我们边吃边谈，很有趣味。他说：“这座府山原来叫卧龙山，以后绍兴建了府，才叫做府山。”随后，我们一起到了越王台，下山到镇东阁，经过火珠巷，到了七哥姑母的家里。七哥在绍兴时，有时住在王家姑母处，有时则住在“百岁堂”二妈家里。这天，七哥就留住在王家。我则由姑母家的保姆陈妈陪送着回了家。七哥没上学，但自学很用功。我去二妈家看他时，常见他在读书、写字。许多书是王家姑母借给他的。在盛夏的夜晚我们都到屋外乘风凉，七哥还在煤油灯下学习。有时实在闷热了，他才从屋里出来和我们一起乘凉。在乘凉时，他有时给大家唱歌曲，有时则背咏诗词。诸葛亮的《出师表》，他就能一口气背出来。有时他和我们一起听讲《三国演义》，还有绍兴别的一些传统故事。当有人讲到曹操是奸臣，所以戏里扮大花脸时，七哥就说：“《三国志》里的曹操不是这样的，他有才能，兵多将广。”听到讲“三顾茅庐”时，七哥当场就背出了诸葛亮的一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他还把这四句诗作了解说。我听了很感兴趣，就要求他写出来。七哥就写给我一幅。此后，我就模仿七哥的正楷写，写这二十个大字。因为学着写了很长时间，所以四句诗至今还记得。
八一公公是个老秀才，乘凉时经常谈起封建的“老经”来。有一次他对我们说：“做人的道理就是要忠于皇帝，孝顺父母，敬重师长，这之上还有天地，天地有菩萨，管理人间一切。”七哥听了就很不以为然地说：“天地是自然界，有啥菩萨？君皇尧是好的，夏禹治水也是好的，但他传给了儿子就不好了。糊涂皇帝忠他干啥？！师长教得有道理，就要敬重，要是教得不对又有什么好敬重呢？”有一次八一公公又说：“‘三元’（指解元、会元、状元——整理者）都靠师长教出来的，……你书读伊作啥？”七哥说：“‘三元’有啥用？读书难道是为了考‘三元’？”八一公公听了，无可奈何地叹叹气，接着叽哩咕噜地连声斥责说：“‘小赤佬’真是没出息的。”八一公公常对我的一个堂伯说：“现在天下不太平。要太平就要听宣统皇帝的圣旨，要再出个曾文正公来治国平天下。”七哥听了，就很气愤地说：“曾国藩是卖国贼，叫了洋鬼子来打太平天国，残害中国人。清朝皇公是专门欺压老百姓的。”随后，七哥就把民间形容清朝官吏是妖魔鬼怪的顺口溜念了起来；“青眼红头发，牙齿丈七八；小人囫囵吞，大人连嚼嚼。”念毕，又作了非常生动的解释。还有一次，八一公公又说：“当今妇女风气不好，都是被秋瑾带坏的，秋瑾该杀。”七哥立即和他争辩说：“秋瑾是女中豪杰。她出在绍兴，闻名全国。中国妇女要是都像秋瑾就好了。”八一公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当时，我听了七哥的话很觉新鲜。看到七哥口才很好，没有被八一公公难倒，心里感到很痛快。当时，我们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说：“七哥晓得的东西真多啊！”
七哥在辛亥革命前后
秋天来了。我们经常相约去斗蛐蛐（绍兴方言，即蟋蟀）。对此，七哥很不以为然。有一次，七哥看到我在斗蛐蛐，就走过来对我说：“这种游戏没有意思。”劝我不要去干这些玩意儿。这时，就有一个人出来讥讽七哥说：“江北佬，不识货。别听他的。”别的人见他辱骂七哥就站起来同他评了理。这人恼羞成怒，就大耍无赖，故意把几个蛐蛐罐头踢破了。争吵得很厉害，双方几乎要动武了。这时，七哥感到很为难，恰好二妈、三妈也赶来了，把孩子们唤回家去，在这之后不久，七哥就被接到姑母家里去了。
这时，在我心目中，七哥是自己顶好的保护人，没有和他在一起总觉得孤单，觉得没味道。所以七哥走后，我就常常跑到王家姑母家里去看他。见面时七哥就常常要我讲些学校里的事情。七哥总是说，要遵守学堂规则，不能任性贪玩，要好好读书，认真听讲，还要我努力养成早晨读书的习惯。当时，我写不好字，七哥说，不要老是描影格字了，要仔细看着字帖写字，练字要练出自己的风格来。后来，我到姑母家里去看七哥时，就把写字本拿去给他看，他就像先生一样，给写得好的字打红圈圈。
七哥生活艰苦朴素。有一次姑妈给他做了件花棉袄，他感到不顺眼，不想穿。姑妈、二妈给他吃的点心，自己舍不得吃，但一有了就给我吃，有时给我打的红圈圈多了，给我吃的东西也多一点。他鼓励我写字要一次比一次写得好。有一次，我到姑母家时，正值七哥要上街，就叫我同行。到了墨润堂，店员对七哥说：“你来了，正好。你要的书，我摆开咚。”七哥大略看了一下就付了钱拿着书走了。在往回的路上，七哥告诉我说：“这书是头天拣好的。”
到了冬初，绍兴光复了。王金发进了城，我们尚德学校的学生就集体剪去了辫子。到了十二月间，七哥又回到了“百岁堂”来住了。记得那次来时，他已经剪去了辫子，还戴了一顶光复帽（绍兴称鸭舌头帽——整理者）。我发现他好像改了相就噗哧笑了起来。七哥严肃地说：“光复了，这条民族压迫的辫子也剪掉了。是好事啊！”不久，地保在“百岁堂”台门口墙上贴了一张安民告示，看的人很多。我很快把这事告诉了七哥。七哥过来仔细看了好些时候说：“皇帝倒台了，不要逃难了。”我紧着问他：“是不是‘青眼红头发’（指清朝——整理者）打倒了？”七哥含笑回答说：“是啊。”过了几天，七哥又给我改了大字本。他看到我还写着“宣统三年×年×月”的字样，就说：“你以后就不要再写这年号了。”接着他就挥笔把“宣统”二字划掉了。
这年年底，七哥是在二妈家过年的。在新年里，我到东关外婆家做客去了，大约住了十来天才回到绍兴。回家后不见七哥，问了二妈才知道七哥已被叔伯接走了。我一时还不相信，就再到姑母家里去找他。到了门口，陈妈也说：“恩来少爷已经被他叔伯领去了。”我接着问七哥被接到哪里去了，陈妈回答说：“不知道。”这天我心里怏怏不乐，拖着重步子回到了家里，我多么希望七哥再回来啊！
十二年后喜重逢
同七哥离别以后过了三年，我就开始了学徒生活。
一九二二年，在那兵荒马乱的黑暗年代，我失业了。一九二三年经父亲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到了杭州，在华兴鞋店里当外账房。次年八月的一天我回到绍兴，来家里洗换被铺。回杭州前夕，我到火珠巷姑妈家里向从小认识的七哥的表弟贶甫兄辞行。贶甫兄一见到我就兴奋而又小声地说：“恩来在绍兴！”我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就立刻问：“他在哪里？我要见他。”贶甫兄说：“你明天到朱合兴菜馆来，我已定好了午餐。你来吧！”我又问：“朱合兴菜馆很偏僻，为啥不在大街上，要到那个角落头去午餐？”他说：“正是因为那里僻静些才去的。”我听了，还不知底细，但一想到可以同阔别十多年、常常思念的七哥再次相见，心里真有一股乐滋滋的味道，当年一起生活的许多情景，都一幕一幕地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了。
第二天我到了宝祐桥朱合兴菜馆楼上。七哥穿着西装，一见到我，就热情地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问长问短。他问了我家的情况后，高兴地说：“你有了工作很好，我真为你高兴啊！”吃饭的有八九人，其中有几个是我不认识的。但七哥与他们谈得很热火。接着，大家边吃边谈开了。当时有位堂房小叔正住着七哥祖上的房子，曾经问过七哥：“这次回来是否打算在绍兴久住？要不要房子？”七哥回答说：“不要了。这次是来探望亲友的，过几天就要走。”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次七哥是从上海转来的，他已经到过法国、英国和德国，这次是从巴黎留学回来经过上海来绍兴的，接着将去广东干教育训练的事务了。
当天晚上，我去王家见七哥，他已由西装改穿长衫了。我们谈的时间很久内容也很广泛。七哥同我讲了许多国外的见闻，又联系到国内的情况说：“我们中国比欧洲落后，失业的人也很多，许多工人出国在给外国做苦力。我到上海也看了一看，我国的经济政治命脉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租界里很热闹繁华，别的地方却冷落破败。中国要发达，工业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但是首先要有自主权。现在我们国家就是缺少自主权。”他深有感触地说：“辛亥革命已十多年了，我们的国家名义上是‘中华民国’，实际上国家不统一，军阀各霸一方，连年混战，这怎么弄得好呢？”他最后说：“中国要强起来、富起来，必须外争主权，内谋统一。”次日晚上，我又去王家看望他，临别时，他对我说：“你祖父、母亲处，我来不及拜访了。请你代为问安。”接着我就把通讯地址抄给了他，并向他要通讯地址，他说：“现在我的地址还不稳定，等到了广东有了固定的地址再告诉你吧！”
告别了七哥后，我从绍兴回到了杭州。过了几天，当时的省警察厅就来传讯我，先后传讯了三次。他们无理斥问我，说我见了“赤党”为什么不报告，还硬要我交代七哥的来龙去脉。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绍兴警察局为此也传讯了七哥在绍兴的一些亲友。
三十年后又重逢
解放初，我没有固定的职业，生活上存在一些困难，我把自己的情况告知了当时在绍兴市工商联任职的贶甫兄。
一九五四年，贶甫兄上北京出席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回来后，他兴奋地告诉我说：“我把你的情况告诉总理了，总理要你继续好好工作，还要我给你带来了三百元钱，以补助生活。”当时我闻之愕然，在深情的感激之中，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我对贶甫兄说：“总理的话我一定听，总理的关怀之情我收下，三百元巨款我受之有愧，是不敢当的。”贶甫兄却说：“盛情难却嘛！安心收下吧！”我收下总理亲自送我的钱，激动得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七哥和我阔别三十年了。现在，他担任着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总理，还记着我，为我操心。我感激的心情真难于言表呀！我多么想有一个见见总理、当面道谢的机会啊！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五五年秋的一天，贶甫兄说：“总理在杭州，我们明天去见见吧！”我说：“好，好，好！”第二天中午，我们到了杭州。午后一时许，在西湖六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我们幸福地见到了总理。当贶甫兄刚要把我介绍给总理时，总理亲切地说：“我认识，我认识。”当我说到三百元钱，正要表示感激时，总理当即说：“私人小事，不足挂齿。”总理还深情地对我说：“希望你老当益壮，继续努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回答说：“我一定听总理的指示。”总理立即纠正说：“不，听毛主席的指示。”总理对自己是这样的谦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这样的尊敬，对于我这个普通的群众，又是如此的关怀和爱护！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邓颖超同志来到绍兴视察。我同贶甫兄前往绍兴府山下交际处见她。当我们提出准备要动工修缮“百岁堂”的总理故居时，邓颖超同志说：“这件事总理已经知道了，他说不要搞。有人要参观的话，请他们到韶山参观毛主席的故居去为好。”在谈话结束告辞时，我请邓大姐代向总理问好！邓大姐笑着说：“一定，一定。”
敬爱的总理就是这样，几十年奔波忙碌救中国，几十年呕心沥血为革命，几十年无私无畏为人民。
可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对人民的好总理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对人民的好总理极尽陷害、诬蔑之能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三个人突然窜来绍兴，他们自称是北京某大学的，死死缠住了我，妄图从我的口中得到陷害、诬蔑总理的黑材料，去干伤天害理的反革命勾当。他们把我弄到一个地方，关在一个角落里，连中饭也不让我吃，要我“回忆”、要我“提供”、要我“交代”。他们初则伪装正经，继而拍桌打凳，他们以冰冷的口吻直呼总理名字，他们行动诡秘，手段卑劣，我看出他们来路不正，居心险恶。我们的总理一生光明磊落，洁白无瑕，全党共知，人民共知，还用调查么？！我决心不让他们玷污总理的名声。我同这些家伙整整周旋了一天，最后他们捞不到半点材料，阴谋破产了，只好无可奈何地把我放了。
今天，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三周年和“四五”运动三周年之际，回忆往事，悼念总理，我的心情真是难言的激动。我谨以这篇片断回忆来纪念敬爱的总理！来纪念我敬爱的七哥！
周恩来同志一九三九年绍兴之行简述
（1981年2月）
一九三九年三月，周恩来同志“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绍兴。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但是，三九年三月的江南大地，却是春寒料峭，战火弥漫，日寇横行，生灵涂炭。我国自东北至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都已相继沦陷，浙江杭嘉湖一带亦落入敌寇之手。绍兴正处在日寇炮火的威胁之下。而国内的形势也十分紧张。在此内忧外患交并，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周恩来同志自重庆辗转来到浙江绍兴。
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常驻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我地下党的组织工作。他利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干，为国家生存、民族兴亡的伟大事业奔波呼号，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次，他又不畏险阻，不辞劳顿，亲临绍兴，给故乡人民带来党的声音，带来抗日救国的力量，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和希望。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夜晚，周恩来同志戎装简行，随带通讯员一人，回到了故乡绍兴。周恩来同志此行是早有打算的。据黄绍竑一九六〇年的回忆，一九三八年年底，在重庆李济深家的一个茶会上，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同李宗仁、黄绍竑诸人谈了团结抗战的问题。会上，周恩来同志对黄说：“打算到浙江去看看。”黄立即表示欢迎，还说“最好一同去”。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同志自渝至桂林。二月，周恩来同志由黄绍竑陪同，从桂林乘湘桂浙赣联运火车东进，在衡阳稍作勾留。这年春节的鞭炮声，他们正是在桂林上衡阳的火车上听到的。同周恩来同志同行的还有新四军军长叶挺。黄绍竑回忆“车到江西横峰，叶挺下车到他的部队去了。我同周副部长到了金华。”
周恩来同志抵金后，旋即转道皖南新四军军部，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新四军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讲话。三月十七日周恩来同志由皖南回到金华。十九日又从金华启程来绍。因转道浙西，故涉足甚广，曾途经淳安、桐庐、分水、於潜、萧山等县（直至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同志在同一位亲友的谈话中，对于此次途经之县名还记忆犹新）。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一书中，也说到这一次旅程，“我同周氏同车来浙”，“他是绍兴人，据说要回家扫墓”，“去看看他的家乡，然后再到浙西天目山”。周恩来同志在绍兴时也写道：“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扫墓之举是有的，但这当然不像黄绍竑说的“也许是中国人的宗法观念吧”，而是周恩来同志在特务盯梢、鹰犬尾随的国民党统治区，因地制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高明之处。周恩来同志此行是经过周密考虑和巧妙安排的。
三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志自萧山临浦出发，视察了钱塘江南岸江防，接着乘汽艇沿萧绍运河南来。关于周恩来同志到绍兴时的情景，当时参加欢迎队伍挂至今健在的曹天风先生曾回忆说：抵达绍兴时在夜晚，我们乘船去迎接他，城郊接到时，有锣鼓、口号声，一片欢腾景象，夹杂在欢迎队伍中，有一个省党部CC团派来搞监视活动的人，因而，他在当时写的《赠周恩来氏》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挂棹山阴凌暮烟，有宾如月酒如川。相逢不作惊人语，我亦江南一哑鹃。”
曹先生说：我们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汽船后，“就鼓勇跃上座船，代表绍兴各界人士向他表示慰劳和热忱欢迎。他身着军装，英姿焕发，虽经长途跋涉，仍无倦容，神态和蔼可亲，与我们一一亲切握手。当欢迎的人们从途中退回原船回去时，他把我留住在他的船上。我对他说：‘你自五四运动起，就是一位启蒙导师，今天我是以后进的身份来向你致敬的。’他谦逊地说：‘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战士就不错了。至于孔家店不打不公道，对于孔子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道的。对过去作全部否定是错误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合唯物辩证法。’紧接着，我回答了他关于绍兴情况的一些询问，并要求他就抗日形势、两党能否合作、统一战线如何建立等问题多作开导和指点”。周恩来同志在西郭门上岸进城，至县商会楼上（现地委办公所在）下榻，虽时及深夜，但仍热情地同送他到寓所的各方人士畅谈。
“周恩来光临绍兴”，消息迅速传遍了绍兴城乡。
周恩来，这个响亮的名字，绍兴人民感到多么熟悉、多么亲切。他，祖籍绍兴，又在绍兴生活过、战斗过。由欧返国时，曾来故乡会见过亲朋。大革命失败时，周恩来同志赴武汉前曾转道绍兴。还有一次，据说他是秘密来绍兴的，稍作停留后即往嵊县方向进发。乡亲们也知道他一九二六年年底，曾在浙江战斗过，任浙江军委书记。他又是上海大罢工的领袖，更是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因此，“革命巨子”周恩来同志回故乡的“喜讯传闻”，使“处在危难中的故乡人民，犹若盼来了救星，莫不欢欣鼓舞”。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既怕又恨，十分恐慌。他们大耍特务手段，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跟踪活动。绍兴解放后，据当事人交代，当时反动当局事先就接到通知，说“周恩来不日就来绍兴，应即派员至其寓所潜伏，窃取其言行”。他们“表面上派人保护，暗地里派人盯牢”。当时，包括寓所的勤杂工、事务员和招待员在内，许多人均为特务所改扮。每当周恩来同志下乡或上亲友处，时时都有“尾巴”跟着。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动派的各种蠢举，都被周恩来同志一一识破，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与各方面人士见面。当时，主动求见者甚众。周恩来同志在绍兴的姑夫王子余、表弟王贶甫及百岁堂周家多人也相继前来见面。乱世相逢，倍觉亲切。中午，绍兴警备司令徐某设宴招待周恩来同志。席间，周恩来同志谠论时局，侃侃而谈，从越王卧薪尝胆、报仇雪耻，谈到团结抗战必胜的道理，众座为之折服。午后，周恩来同志应邀上府山，游陆游故居快阁。据曹天风先生回忆，一路上畅谈国事，“话题中都渗透着教育人、说服人的精神。这种独具匠心的思想工作，真是令人悦服，惊人倾倒，有茅塞顿开、耳目一新之感”。谈到鲁迅时，周恩来同志说：“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鲁迅的笔阵横扫了多少辫子军、辫子党人，所向披靡，海内无敌。鲁迅的文格和人格一致，很幽默，也很爽直。”在快阁，周恩来同志说：“陆游的爱国性很突出。陆诗不是为个人而忧伤，他忧的是国家、民族，他是有骨气的爱国诗人。”徒步经过府山秋风亭时，他说：“秋瑾是个新的女性……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未喊出之时，她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真不愧为一个先驱者。‘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充分表达了秋瑾对封建黑暗统治的不满，对吃人礼教的反抗，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
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邀集抗日爱国人士座谈，鼓励大家树立信心，团结抗战。他指出，法西斯侵略，是帝国主义的丧钟，不是弱小民族的末日；对抗战要有信心，要建立和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他说：“只向上帝去祈祷，只向国际联盟去请求，只挺着红十字旗上疆场，都无法挽回浩劫”，唯有组织有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抗日战争，才能赢得战争。对于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问题，他明确指出，真心抗战就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他说：“现在民族矛盾是第一位，国内的分歧应该尽力缩小，有些矛盾可以放到打退了民族敌人以后再说。为了取得抗战胜利，一定要努力把抗战的阵营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阵营缩至‘小无内’。”“要有民族气节，发扬民族意识。为了团结抗战，扩大统一战线，在工作中不能滥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不能说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参加抗战就是投降派。要十分用心地做中间派的工作，团结他们参加抗战。”他认为，如排斥中间，便会大大缩小统战阵地；削弱同盟军，不是好战略。
三月三十九日上午，天气晴朗，周恩来同志至宝祐桥祖宅百岁堂与族中本家会晤，并下乡扫墓。
百岁堂，是周家祖居。它坐落在城内宝祐桥畔，是一幢具有明代建筑式样的砖木瓦房，外观古朴庄严。据传，在周氏祖辈中曾有一对夫妇平均寿年百岁，故有“百岁堂”之称。这里是周恩来同志父亲的生养之地；他自己在这里也有难以忘怀的经历。所以，周恩来同志曾多次说过“我是绍兴人”，和鲁迅“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据说，周树人比周恩来大一个辈分，长十七岁。一九三九年，周希农老人等住在百岁堂。三月二十八日夜，周恩来同志曾给“希农太公公”送去一个便条，表示希望能在二十九日与宝祐桥本家长幼会面。二十九日，周恩来同志来到百岁堂，大家围着这位为国家、为民族历尽艰险的亲人，问寒问暖，道长说短。周恩来同志也向尊长鞠躬致意，与同辈握手问候。
三月，正是清明时节。周恩来同志尊重当地习俗，随同亲友下乡扫墓。当时，由于日寇经济封锁，上年农业歉收，正处于青黄不接之际，粮荒十分严重。周恩来同志借此深入农村了解情况，亲眼看看绍兴农民生活。墓地在绍兴会稽山北麓，若耶溪的上游，出城东行二十里处。他和大家乘乌篷船进发。在船上，周恩来同志详细询问了绍兴农村社会情况，并且作了笔记。在墓地附近，周恩来同志访问了几户农家，还给其中两家农户现金十元、二十元以暂解断炊之苦。下午，周恩来同志一行转道禹陵。据当事人回忆，周恩来同志在大禹像前仰立良久。他对大禹为解万民于倒悬之苦，立志根除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倍加称颂。周恩来同志感慨地说：“大禹在人类同自然作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能同大自然作战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没有学好大禹治洪水这一课，都只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反抗。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离别禹陵前，周恩来同志在大禹陵碑前和通大殿的百步禁阶上作了留影。
周恩来同志一行回百岁堂后，希农老人捧出了百岁堂的手抄本家谱，这是用毛边纸订成的，周恩来即在上面写着“恩来……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还有弟“恩溥”、“恩寿”二人的出生年月日。席间，周恩来同志宣传抗日救国，鼓舞大家信心，说：“日本佬没啥可怕，我身上穿的黄呢大衣、带的指挥刀，就是从日本佬那里缴来的战利品。日本这个大坏蛋不把它打走，中国不得了。”这时，伪绍兴专员进门来了，周恩来同志不卑不亢地让他入座。这时，外面有人报告，有特务在门外幽游。周恩来同志不慌不忙，泰然自若，继续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饭后，他应大家的要求，题写了条幅、对联多副，内容都围绕着团结起来，抗战到底的主题。这年，周家有位出继给人家做儿子的青年，不幸刚抽着壮丁，孤苦无告，这时就向周恩来同志诉说了自己老父母无人赡养之苦。周恩来同志听了，十分同情，当即证明该人确系出继单丁，后来这位青年就免征了。
三月三十日，上午，周恩来同志在城内紧临大街的大善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下午，乘双桨小划船经东湖，去离城二十里许的皋埠西鲁村。西鲁村是他祖母（鲁姓）的娘家，有一位表叔这时正在民食调配委员会工作，经常奔波于江西上绕、浙江永康、绍兴之间。民调会是民办机构，是绍兴各界民众团体为缓和粮荒而成立的。周恩来同志几天来亲见绍兴粮荒严重，耳闻呼救之声甚急，到西鲁去找表叔商讨办粮大计。从西鲁回城途中，周恩来同志一行在东湖作了短暂停留。他在路途中遇到樵父、渔夫、挑担者“便与之谈家常，娓娓不倦”。周恩来同志欣慰地说：后方有这样勤劳质朴、痛恨敌人的人民，不仅可以收复杭嘉湖，而且最终一定能够彻底打垮侵略者，光复中华。从东湖回城后，周恩来同志来到了姑夫王子余家，在家宅的槐荫庭畔，与表弟等一起摄影存念。这帧珍贵的照片，现在还陈列在绍兴周恩来同志纪念室里。
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出席了绍兴龙山南麓越王殿（现烈士墓）的火炬晚会。这里，当年曾有平屋五间，用锡箔石浮雕而成的越王勾践和群臣像，曾分别布列壁上。因越王台与越王殿很近，故这次晚会又名越王台火炬晚会。殿内是会场主席台，殿外草坪上点燃着很多火炬。大部分听众露天席地而坐。晚会规模较大，各界人士各民众团体都有人参加，其中多数是抗日政工队、妇女营、青年营、少年营中的抗日战士，还有从邻县专程赶来参加的。会上，检阅了抗日队伍，接着绍兴专员、县长及农工商各界代表和文教宣传口人士，相继致辞、讲话。内容有欢迎周副部长视察指导的，有拥护团结抗日的，有表示救国赤诚之心的，还有提问求答的等等。休息时，政工队员用瓷碗、面盆作乐，演出了战地节目，大家高唱《大刀进行曲》，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气氛热烈。最后，周恩来同志作了长篇演讲。他深情赞扬了浙江绍兴人民的抗战热忱，阐明了团结抗战、全面抗战、持久抗战、抗战到底的道理。他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分五六类作了解答；对关系重大的责难、诽谤，以实论理进行了必要的驳斥，指出只有抗战才有出路，只有团结才能胜利。他指出只要团结民众力量，抗日之胜券必操我手。会间，龙山顶上的空袭警报突然呜呜作响，会场气氛十分紧张。但周恩来同志态度坚定、沉着，仍泰然自若地继续演说，直到结束（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反动派企图扰乱会场的一着花招，但在周恩来同志面前，这一阴谋破产了）。周恩来同志的演说充满着革命的魅力，那雄浑的气派，坚定的信念，热情的鼓励，严密的逻辑，给人以深刻的教育。一些心地不正的人也为之慑服，也称赞说：“周将军高见”；“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晚会之后，周恩来同志又来到王家。这里，绍兴电厂的陆与可等五位工人、好些亲友及几位抗日有识之士，正在等待着他指导。周恩来同志一见就兴致勃勃地同他们谈开了。他从长沙大火谈到反动派的腐败凶残，从抗日任务谈到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他教育工人们要为长期抗战埋头苦干，好好生产。临别，周恩来同志同他们一一握手，送至门外；临行前答应每个工人写一幅题词留念。是夜，吃了夜点心后很久，周恩来同志还在书写赠给大家的对联题词。题词内容有“生聚教训廿年，犹未为晚，愿吾叔老当益壮”；还有“前途光明”、“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等。
周恩来同志回到商会楼上寓所时，夜已很深了，但这里仍有人等着他。于是他又谈呀、写呀，直到天亮。这真是峥蝾的岁月，战斗的人，送去宵夜迎黎明。
三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同志开始了新的旅程。人们怀着敬仰、祝愿和眷恋之情，在绍兴偏门船埠头为他送行。他为了抗战而来，又为了抗战而去。他惜别了故乡，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绍兴稽山鉴水之间。
周恩来同志在偏门乘船上娄宫，从娄官开始，自负背包步行，过兰亭、经枫桥、向诸暨。沿途由我地下党暗中保护，但不与接触。枫桥区区长祝更生（现浙江农工民主党负责人）随带黄包车一辆，亲自至诸绍交界处虎扑岭迎候。再三请周恩来同志以车代步，但他都坚辞婉谢，继续健步行进。当时，枫桥的地下党组织健全，抗日力量相当活跃。在镇外紫阳宫前有千余群众齐集欢迎。欢迎人群进入枫桥大庙后，周恩来同志应邀登台演讲，听众达二千多人。在演讲中，周恩来同志把日军大举侵略中国比作洪水泛滥，把中国人民的团结抗战比作大地。他说，洪水流经越广，力量就越薄弱，最后一定被大地吞没。他坚定地说：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全国民众团结起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协力，一致抗日。他的演讲给会稽山的抗日战士和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进中餐已近二时，主人照旧习安排，要通讯员另一桌吃。周恩来同志立即叫通讯员也同桌共餐，事后亲付饭资五元。此举使四座惊诧，众人感慨不已。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官长的作风确实截然不同。饭后，周恩来同志继续登程，他向送至镇南海角寺的群众作再三劝阻，一一握手言别。
这一天，周恩来同志步行百里，当夜赶到诸暨城，即转道去金华。
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周恩来同志“遄返金华”。次日，赴丽水大港头视察了兵工厂。接着，又北上天目山，亲自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去做统战工作，还向正在召开的沦陷区政治工作会议作了演说。尔后，离浙经赣省西去。
周恩来同志此行，对东南沿海抗日斗争影响甚大。据了解，当时的《东南日报》、《绍兴新闻》报上，曾陆续发表通讯多则，还登过照片。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向报界发表了此行感想。他说：“此行印象良佳，浙东西一般民众抗战情绪热烈，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之声浪响彻云霄。”来自沦陷区域之青年干部“正磨砺以须，时作慷慨悲歌之词，有不复河山誓不休之慨”。绍属第三区专署政治工作队“与妇女营、少年营、青年营等，多为知识分子所组成，一齐渡过钱江，袭击敌人，此一种牺牲精神之大略，如大禹王与越王勾践之耐苦奋斗意志，均足以资模仿。此后，望吾浙人士，应提高战斗精神，以保卫此后家乡”。
不妨异党亦同群——曹天风与周恩来的一段交往
（1990年12月）
在浙江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古城里，有一条引人瞩目的劳动路。路东端的宝祐桥堍，一个还保留着明代建筑格局的石库台门，因其主人曾有百岁老人，绍兴人称它为“百岁堂”。“百岁堂”门口两扇绍兴独有的黑漆竹丝大门的上端，悬挂着陈云同志题写的“周恩来祖居”匾额。室内正厅有一巨幅竖轴，这是周恩来同志的题词，题词中特加跋曰：“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承曹先生远迎，复得聆谠论，极感奋。爰录吾绍沈复生先生近作，应天风先生雅嘱，呈留纪念。周恩来，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卅日于绍兴城。”
1990年3月30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一个寓所里，有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捧着他新近出版的《水平集》，凝视着印在扉页上的周恩来同志的这个题词。他，就是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曹天风。51年来，他一直神往这座砖木结构的瓦房，萦怀周恩来当年的音容笑貌。在“百岁堂”大厅后的书房里，他曾与周恩来纵论时局，促膝长谈。周恩来在看他主编的《战旗》杂志第四、五期合订本时，为绍兴著名乡贤、老同盟会会员沈复生先生的“近作”击节称好。当曹天风请他题词时，周恩来欣然挥毫，爰录沈氏诗：“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辩鲁唐。此日甲兵栖越纽，相期铙吹过钱塘。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这个弥足珍贵的题词，给了曹天风以历久不衰的精神支柱，支撑着他度过了漫长而不乏艰难的人生旅程。
曹天风，原名国材，1901年出生于佛教圣地天台山麓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少年时心怀大志，只身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当时的校长是于右任，系主任是瞿秋白。在校期间“并读马孙弥自悔，少年心事许红旗”。他积极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当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政治态度急剧右倾时，他毅然与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中共党员宣中华并肩战斗，筹组市、地联席会议，与“西山会议”派彻底决裂；“四·一二”事变中，宣中华被杀害，曹先生逃过了屠刀而遭通缉。随之过了一段逃亡的生活。他说自己“革命成亡命，信徒作叛徒”，愤而改名为“天疯”，意为“天也为之疯了”。于右任劝之曰：“男儿可希圣，何以疯乎？”于是，又改“疯”为“风”。壮志未酬，百折不回，遂又参加了中共党员罗青领导的反对国共分裂，维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镇江起义。斗争失败后，曹与罗同遭通缉，各自逃亡。后曹被捕入狱，出狱后南走故乡。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曹即出山，奔赴抗日前线。在绍兴主办《战旗》杂志，鼓吹抗日救亡，提出“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周恩来将《战旗》社誉为“万绿丛中一点红”，曹天风是一向引“红”以自豪自慰的。
1939年春，周恩来在皖南视察了新四军军部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一身戎装，击楫东归，于3月27日来到故乡——浙江绍兴。当时任浙江省第三战区政工指导室主任、战时政治工作队教育长、《战旗》杂志社社长的曹天风早将抗日救国的希望寄予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传朱德将军出任前线总指挥时，他已写《延颈》诗：“万方延颈望中兴，传檄定教倭寇惊，天赐吾华一飞将，沿江预筑受降城。”此番，他被推举为迎接周恩来的总代表，能够得见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深感荣幸。当晚，他乘船率队赴郊外远迎，周恩来挽曹天风同船返航，身为共产党人的革命巨子与无党派人士的诗豪，彼此见面就进行长谈，曹天风口占：“挂棹山阴凌暮烟，有宾如月酒如川。相逢不作惊人语，我亦江南一哑鹃。”并不胜敬慕地说：“您从‘五四’起，就是一位启蒙导师，今天，我是以后进者的身份来向您致敬的。”周恩来答道：“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战士已满不错了。”第二天晚上，在勾践曾经卧薪尝胆、励精图强的越王台举行火炬欢迎大会。曹天风在会上发表了“地球向东转，世界向左倾，是不可抗拒的两大伟力”这一论断，语惊全场。会上，周恩来发表长篇演说，分析国际形势、国内时局，宣传持久战思想，并对杭嘉湖沦陷后，青年们纷纷汇集到处于抗日前哨的绍兴地区的“向祖国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对曹天风的论断，表示了热情的赞赏。
曹天风陪同周恩来游览稽山鉴湖间的名胜时，一路畅谈。曹天风至今还特别记得周恩来的这番话：“要有民族气节，发扬民族意识，为了抗日救国，要加强团结，扩大统一战线，在工作中不能滥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要十分用心地做中间派的工作。”曹天风表示对蒋介石长期搞训政有所不满，周恩来说：“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思，训政是过渡到宪政，实行民主的一种手段，而长期搞训政就犯了将手段目的化的错误。现在，不能再把人民当阿斗了，应该给人民以民主。”在谈及权力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是重视权力的，为被压迫阶级争权决不让步；但个人决不霸权，不争权。”周恩来了解到曹天风在个人修养方面崇尚道家思想，便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辟的话了吧！”
曹天风表示对搞政治已有些厌倦，觉得学术比政治重要，欲建立新学派以代替党派。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现阶段还是以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学术为主了。”谈到鲁迅，周恩来说：“鲁迅的《阿Q正传》揭示了民族的劣根性，我们要挖掉这些劣根性。”在大禹陵的大禹像前，周恩来感慨地说：“……中国历代统治者没有学好大禹治水这一课，都只晓得遏制，不晓得疏导，所以成为专制魔王，到处遭到反抗，他们注定要失败的。”绍兴城内卧龙山上，有一个纪念辛亥先烈秋瑾的“风雨亭”，他们在亭边小憩。周恩来仰望着三月春风中的这座亭子，不由诵起秋瑾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来，曹先生感慨良深，随口吟出了不久前写就凭吊秋瑾烈士的诗句：“鉴湖雁啸动孤亭，横剑共谁靖寇氛。又是秋风起时节，杀人声中不逢君。”周恩来进而说：“现在杀人声中的刽子手是谁？岂止是外国侵略者！”不幸而言中，一年多后，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时话题又转到了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隐居鉴湖的事，曹天风又发诗兴：“欲向君王乞鉴湖……”并说：“抗战胜利了，我也要隐居鉴湖，不问政治了。”周恩来则说：“这太消极了。抗战胜利后，还有许多事情要我们去干呢！”
31日周恩来要离开故乡了，曹天风送到郊外，望着远去的人影，无限惆怅，别情依依，倚马写出“万里危途独归去，春山影压帽檐斜”的送别诗，并着人追送给了周恩来同志。
后来绍兴失陷，曹天风转入天目山区，出任民族文化馆馆长，《民族日报》社社长、当反共高潮袭来之际，他竭尽全力保护共产党人，营救革命青年。上海市新闻工作协会主席、《解放日报》原总编辑王维，上海博物馆原馆长沈之瑜等同志，就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并且是在他的掩护下奔赴新四军的。
不久，曹天风又被委任为浙江省沿海特派员，他与其辖区的温岭、黄岩等地的共产党组织通力合作，使这些地区的抗日斗争气氛空前高涨。1942年以后，曹天风失望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时三青团中央派倪文亚携蒋介石手谕，三次至天台山请其出任《青年日报》社社长，曹先生三次拒绝。国共合作破裂后，他身居国统区，与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失去了联系。知音难觅，曹被迫返归故里，出任天台中学校长。他广揽人才，倾家办学，使天台中学进入了鼎盛时期。1946年他辞去校长职务，闭门谢客，洁身自好，他的名字也渐渐被人淡忘了。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曹天风秘藏着周恩来赠给他的墨宝，革命胜利后也一直珍藏未宣，不作进京炫耀的资本。28年后，当“文革”造反派在他家抄出诸多的书画文物时，发现了周恩来的这件手迹，他才得以从被关押了3年的牢狱里放出来，而后才恢复了名誉。
曹天风先生向往社会进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国共两党的志士仁人，无不崇敬仰慕，对那些逆徒败类，莫不痛恨鄙睨。
日换星移，曹先生终于见到了中共中央为民族前途，不计前嫌，诚意地提出国共两党实行第三次合作的今天，自然而然地吟出了当年《酬周恩来氏》中的“逆风雁啸五云门，何日重逢招国魂？万里赠行无别语，不妨异党亦同群。”异党同群、求同存异、一国两制实行民族大团结，是曹天风的心愿，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
周恩来与绍兴爱国民主人士
（1993年12月）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典范。他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恢弘气魄，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高尚的道德风范，为着民族的独立解放，祖国的统一富强，人民的民主幸福，真诚无私地团结了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
周恩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历程和不朽业绩，也惠及许多绍兴爱国民主人士。从他旅欧开始，直至70年代，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本篇仅对周恩来与二十几位绍兴人士的有关事迹，作一概述，同时旁及其他十几位人士。在这二十几位人士中，包括蔡元培、鲁迅、王京岐、王子余、陶念强、孙福熙、邵力子、马寅初、何燮侯、胡愈之、曹天风、金善宝、袁雪芬等。他们中有四位，于1949年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此外，还有好些人士的有关史料，如吴觉农、胡子婴、王文娟等等的都未及写入，有待来日续篇。
本文从周恩来旅欧时期、1939年回故乡时期、其他时期等三个部分，依次叙述。
一、旅欧为同乡良师益友“办党”为中国民主革命
周恩来旅欧时期，“为中华崛起”和“共产花开”而奋斗进取，也为统一战线工作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里讲与绍兴同乡有关的几件事：
（一）周恩来、王京岐协同办党，成国共合作先驱
1923年6月，在旅法同胞中的国、共两党成员，由两个绍兴人——周恩来和王京岐为首率先实行合作。
王京岐，生于1895年，绍兴市嵊县中南人，其父业农兼营村店，系“重义乐助，豪侠之士”。王京岐先后就读于金陵大学、之江大学。五四风潮使他为国效力之志益坚，为着实业救国，科技兴邦，于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同行的有赵世炎、肖三等130多名学友，乘轮在上海码头起程前，毛泽东等为他们送行。王京岐到法后，在刚夫郎司公学等校攻读工科，因为人正派，才学出众，又富于组织活动能力，在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有志青年，成为一名学生中的自然领袖。
1．王京岐和周恩来是在共同的斗争中相识相知的。在1921年2月至10月间，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王京岐等组织旅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了三次大的斗争。第一次，为勤工俭学学生争生存权和求学权的请愿斗争，结果以基本达到要求告终。第二次，拒款斗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为购买军火扩大内战，密谋向法国借款5亿法郎。王等“闻悉大愤”，即与华工领袖袁子贞等发起拒款运动，“围使馆，发通电”，斗争最终获得胜利。第三次，“争回里大”的斗争。当时，许多勤工俭学学生时日艰难，学习难以为继。中、法当局曾同意，里昂中法大学建成后让他们入学，但后来推翻承诺，却让从国内新招收的有产阶级子弟入学。为给勤工俭学学生争回里大入学权，周恩来指出：“途穷了，终须改变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当时，按“联合起来”的精神，周恩来留守后方作协调联络，蔡和森、王京岐等率先发队100多人冲入学校，实行占领。但在法国军警弹压下，斗争失败，众人被投入兵营监禁20余日，他们坚持狱中斗争，乃至绝食抗议。是年10月14日，蔡和森、王京岐、李立三、陈毅等104名先发队员，在法国武装胁迫下，被遣送回国。王京岐回到上海，“印宣言惨告各界”，指出这种监禁、遣送，“直接辱国人，间接辱国体”，“凡此伤心”，“希图报复”。在上述大规模的共同斗争中，王京岐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并深切认识到“联合”、“合作”的重要性。
2．王京岐受命再涉重洋，周恩来协同办党。1922年春，王京岐由李石曾、吴稚晖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吴是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是与勤工俭学学生关系极密切的华法教育会及里昂中法大学的主持人。8月，国民党上海本部派王京岐赴法筹建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临行前，孙中山在国民党总部驻沪办事处会见他，倍加慰勉，并指示到法国后要联络同志，做好组党工作。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酝酿实行合作。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王京岐笫二次到了法国。他以里昂中法大学为基点，积极开展组党活动。旅欧党团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决定协助王京岐筹建国民党旅欧组织。周恩来以旅欧青年团负责人名义大力支持和帮助王京岐开展工作。
当时，中共旅欧组织附在团组织里面，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1923年3月10日，以周恩来为首的旅欧共青团在巴黎举行常会，讨论统一战线问题。4月，旅欧党团派代表到里昂和王京岐进一步商谈。这些情况，王京岐在4月25日给国民党总部的信中作了报告：“兹有请示者，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因斯二故，曾与多次接头，前月十号特派代表赴巴黎参与他们的常年大会，他们大部分意见欲加盟本党，或与本党携手合作。前天接他们的来信，特派两个代表来里昂会商一切，其结果如何，来日再报。”6月16日，周恩来等三位代表，到里昂与王京岐再次商淡，圆满达成合作协议，周恩来等三位代表首先加入国民党，并决定旅欧共青团所属八十多人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次日，王京岐在向国内国民党中央总部的报告中，满怀喜悦地写道：“昨日开会结果很好，旅欧少年团八十余人极端赞成本党宗旨，一概加盟本党。”周恩来和王京岐为首的国共两党旅欧组织实现合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吹起了前奏曲，它推动了旅欧华人和学生的团结，掀开了华人爱国运动的新篇章。7月8日，旅法华人二十几个团体组成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临委会在周恩来、王京岐等领导下，协调内部，配合国内，一致对外，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对英、法、美、日等国家企图“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经过一个月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在保卫国家主权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旅法华人的爱国团结意识大大增强。
8月，王京岐回国复命。为了有利于两党的合作共事，周恩来在王京岐起程前给他写了信，明确陈述了两党合作的原则，帮助国民党工作的范围、任务以及当前须着手做的事情。他写道：“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致（置）疑的事。”接着，他提出了如何实行合作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1）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的方略；（2）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备革命精神的分子；（3）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信中还指出：“日下的事，如在欧党的势力的扩充，党员的训练，刊物的印行，革命工作的策略，均宜着手进行。”“后二事你此番归国宜和党中干部及总理孙先生多多商榷。”周恩来这些中肯而极有针对性的意见，既表明了共产党人对合作的诚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国民党旅欧组织当时工作之要旨，也充分体现了同王京岐协力办党的心愿。王京岐回国后，都向孙中山作了报告。孙中山对周恩来的各项意见十分重视，倍加赞许。王京岐在国内滞留“未浃旬，仍奉令返法”。9月3日，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又颁发委任状，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为表示合作诚意，并借重周恩来协同王京岐办党，同时委任“周恩来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员”。周恩来接受了委任，积极筹组巴黎通讯处（后改为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并和王京岐协力开展旅欧国民党的组织领导工作。
自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组织所属成员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旅法支部的组织发展工作立即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成员迅速扩及德国、比利时等国。于是将原定的国民党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统一领导欧洲党务。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演说，热情赞扬了旅欧国民党党员的斗争精神。他说，当示威的时候，面对警察的枪和棍棒，敢于走在行列的前头，不怕挨打流血的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国民党的同志。他在演说中，还指出并批评了国民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些人“用着党时，便自称为老同志，不用党时便竟一反党议，甚或从人做落井下石之举，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这就明确警告人们，要注意防备以党营私的人的阴谋诡计。他的讲演体现了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时，他对国民党提出了殷切的希望：“1．今后在政治活动上，应该永远不和任何军阀、任何帝国主义合作；2．国民党从前集全力于军事行动，是很失计于国民运动的，今后宜努力向民众做政治宣传，特别不宜忽略了一支可靠的劳动力量；3．国民党在国际间活动，宜时时注意弱小民族间的联系，而劳农国的苏联更宜特别与接近。”周恩来的演说，特别是关于党建方向的深刻阐述，对大会和王京岐本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会选举王京岐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执行部宣传科主任。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旅欧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国内的国共合作在1924年1月底，因此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功预演。这一历史性的合作，如果从正式达成协议的六月算起，则经过了半年时间的准备，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实践经验，于后来促进国内国共合作，无疑是很可贵的。1946年9月，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中，追忆这一段经历时说：“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
1924年1月27日，周恩来主持成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即巴黎区分部）。他以筹备员身份报告了筹备经过，李富春以通讯处临时主任的身份报告巴黎党务的发展情况，会议讨论了通讯处的规约，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长。该处当时有国民党人30多人，不久发展到80多人。次日，周恩来将此情况报告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其中写道：“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中山先生及其总部的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形势，周恩来于2月将旅欧党团机关刊物《少年》改名《赤光》；同月，国民党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国民》半月刊也随之创办。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和王京岐等经常发表文章；两刊互相呼应，宣传和维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路线，驳斥有害国共合作言论，成为统一战线的喉舌。
1924年2月，王京岐复回国报告党务发展情形，并在上海参加会议。王京岐回国期间，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职，全面主持和领导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王京岐趁回国之便，曾“归家省亲，数日反棹”，临别时“伊父勉之曰：‘尔如此劳动与精力何？’对曰：‘死即成功。’遂含泪而别”。王京岐返法心切，给家里留下“死即成功”条幅，抛子别妻辞离双亲，毅然踏上了征途。王京岐在事业上深得父亲的理解和支持，他在法国进行革命工作的“经费不敷，屡由伊父筹输”，“家中供给不支，至于变卖以输”。王京岐途经广州时，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廖仲恺又研究了旅欧国民党的工作，是年6月6日回到巴黎。这时，旅欧国民党的工作，由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努力开拓，局面日新月异，又在欧洲好几个国家建立了国民党组织，而在英、俄两国已建立了国民党的总支部。根据这一情况，建立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统理全欧大陆党务，王京岐担任总支部主席。总支部下属十几个支部，支部下设分部，分部下设区分部，此外还有几个通讯处，它们分布于法国、瑞士、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国。在总支部、支部任领导的共产党人有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邓小平、柳圃青等人，朱德任柏林支部主任。是年7月20日，王京岐、周恩来共同主持召开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宣布驻法总支部是旅欧华人在“欧洲大陆上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机关”，要求全体党员“首先应经常想到我们是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因使命重大，须加强在欧洲的锻炼，待回国后准备承担革命重担。你们任何时候都应为我国的独立坚持战斗，冲锋在前”。同日，周恩来、王京岐邀集旅欧华人联合会38个团体的代表聚会，徐特立、许德衍也是到会代表，这是继6月7日之后，为统一旅欧团体奋斗目标并协同行动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以“打倒军阀，抵制列强”为联合会的宗旨。
3．三十三年后，照片寄送周恩来。1924年，国内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有才干、有威信的干部到斗争的第一线去加强领导。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应国共两党中央召唤，在7月下旬，通过海员中党员的帮助，搭货轮回国，结束了在法国历四年之久的战斗生涯。所以，7月20日周恩来出席并一起主持的两个大会，既是他临别前对驻法总支部和华人联合会最后的直接贡献，也是总支部和联合会对这位为之呕心沥血的重要创建人的隆重欢送会。
周恩来要走了，王京岐心潮起伏，感情激荡。他为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周恩来行将投身大革命的前线而兴奋不已，但情感上实在不忍他离去。回顾协同办党两年来，在异国他乡，在复杂的内外斗争环境中，国民党旅欧、驻法组织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几十个华人团体所以能够联合起来，都同周恩来的才干、真诚和献身精神分不开的。周恩来是良师益友，开拓事业的主心骨，克服困难的靠山和力量。于情于事都舍不得他离开，所以，王京岐此时此刻的内心真有与“别家出来时同一说不出的痛苦”。周恩来起程前夕，王京岐和总支部的同志为他送行，合影留别。照片中13人，前排坐的3人，周恩来居中，左为王京岐，后排有李富春、林蔚等10人。周恩来回国已经两个月了，王京岐对周恩来的钦慕怀念之情却愈益浓烈。于是在9月22日夜，王京岐在照片背面写了附言，即将照片寄给父亲，以倾诉心怀。
三十三年之后，1957年3月3日，嵊县文化馆将王京岐长子王雪艇（王京岐客死时8岁，其弟雪璋4岁）珍藏的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寄送周恩来。3月12日，总理办公室遵周恩来之嘱专函致谢，并对王京岐表示追念之意。
4．邓小平说，让我们“永远怀念我们敬爱的王京岐同志”。周恩来回国后，王京岐虽然有“单身出马，应付乏术”之感，但不改初衷，仍坚持合作奋斗。1924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党团的领导工作，是负责人中年纪最轻的。王京岐牢记周恩来的临别赠言，一如既往地和李富春、傅钟、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真诚团结合作，在“大团结旗帜下”并肩战斗。他在《我们要怎样才能当一个国民党人？》—文中，批评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他指出：“近来我时或听到有些同志说，要由非共产主义团体加入的才是真正的国民党人或纯粹的国民党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错的。”他为了确保国共亲密合作，将几个违背孙中山遗训、破坏团结合作的分子开除出党。他强烈要求国民党员担起国民革命责任，争取“从早归国，奔上革命前线”。他主编的半月刊《国民》和《被压迫人民报》，继续与《赤光》互相支持，协调呼应。1924年9月21日，旅法50个团体联合召开“通电国内讨曹，资助中山革命”的华人大会，王京岐被推为大会主席。1925年，以巴黎为中心开展的反帝斗争活动连续进行。“五卅惨案”发生后，即成立了以王京岐为主要领导的“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行动委员会”（即“行委”）。此时王京岐已积劳成疾，但仍坚持领导“行委”，部署斗争，协调各方，“号召同志振臂奋呼，举行示威爱国运动，遥为国内声援”。6月3日起，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6月21日，几百名旅法华人在巴黎社会厅集会，举行了“临时紧急大会”后，即打起旗帜、标语分乘二三十辆汽车浩浩荡荡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其中四辆车子在中共巴黎支部书记卓宣指挥下冲进馆内，迫使公使陈篆在他们“预先拟好的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电报、通知、通牒等文件上一一签字，并交‘保证信’给旅法华人大会和各华人报纸，信中承认‘过去保护侨民不周之过’等罪状，担保示威者之安全”。这次斗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中国人民的正气，是海外华人反帝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王京岐一时也成了巴黎的名人。
法国当局对华人斗争的胜利惊恐万状，悍然出动了军警大肆搜捕3天，100多名中国革命者被拘捕、驱逐或监禁。被视为“要犯”的王京岐，于6月23日被捕监禁。在王京岐看来，“被拘，被囚，被驱逐，实是革命党人的家常便饭”，虽挫折频至，斗志仍旺盛不衰。但他终因“历受逮捕监禁，备尝艰辛，病益危笃”，肺病严重侵蚀，哮喘厉害，颈部已呈黑色。国共两党组织本拟安排他休养治病，但以“人权”、“人道主义”为标榜的法国当局，竟然于7月27日下令驱逐王京岐出境。王京岐壮志未酬，怀着一腔愤慨离开马赛。8月18日，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召开第四次执委会议，仍然决定王京岐为总支部书记，其职务暂由副主席施益生（中共党员）代理，同时选举邓小平为总支部监察委员。此时，王京岐正在回国途中。10月19日，乘轮正驶向红海求婆地海口时，王京岐因备受折磨，病情恶化，溘然长辞，时年31岁。
王京岐客死红海口的噩耗传到法国，在华人社会中引起无限悲思。11月15日，旅法国、共两党组织发起，在巴黎伯利维尔大厅举行悼念王京岐大会。到会者有各团体代表47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并亲自做了记录。与会人员一致赞扬王京岐为革命而献身，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斗到最后一息的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继续王京岐反帝爱国斗争的事业，战斗到最后胜利。悼念活动进行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在总结时说：“我们号召与会者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永远怀念我们敬爱的王京岐同志！”
王京岐是一位执着而又富于战斗精神的爱国者，早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忠诚战士，但周恩来对他思想上、政治上的启迪引导，事业上的支持帮助，是他短暂一生能够放射出时代之光的重要条件，而王京岐的人生之光也辉映着周恩来统战工作的丰碑。
（二）赠诗勉励李愚如、李锡锦，为共产花开努力去耕耘播种
李愚如又名锡志（智），清末著名的绍兴文史学家、《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的侄孙女，邓颖超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和好友，五四时期周恩来领导的天津爱国学生进步组织“觉悟社”成员，“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并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天津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1月底，周恩来因领导天津学运被捕，其时已在天津河北第四小学教书的李愚如，仍去狱中探望周恩来。是年6月，李愚如冲破家庭与社会的种种偏见和阻挠，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临行前她特地去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向还被囚禁着的周恩来告别，周恩来在狱中用了两个小时特地给她写了信和诗《别李愚如并述弟》一首。信中说：“愚如：你走了（赴法），不能送你，我做首诗送你吧！”李愚如毅然决定赴法，既是冲决外部压力的胜利，也是思想斗争的胜利，所以诗一开头就热情地说：“三个月没见你，进步的这般快了。”接着勉励她此去不要只为了谋个人的生计、出路，而是要以“兴勃勃的向上”精神，在“浪卷涛涌”中勇敢地去学习新思想，磨炼才干，“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推翻旧伦理”，探索出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这时，周恩来也有了赴欧求学的想法，所以诗中有：“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把你看。”是年12月中旬，周恩来乘法轮波尔多号抵达马赛港，第二天到巴黎时李愚如等热情地迎接他。
周恩来诗题中的“述弟”即潘述庵（又名潘世纶），绍兴人，是周恩来南开学校同学和知友，后与李愚如结婚，当时就读南京金陵大学，所以诗中有“过南京，见着述弟，想象中下关车站……”等句。1919年6月，周恩来应天津学联邀请主办《天津学生会联合报》，不久潘述庵回津度假，帮助周恩来一起办报。关于这一经历，潘述庵后来回忆时感慨地谈道：“那时参加学联的人很复杂，爱出风头的，锋芒毕露的，争权夺利的有的是。周恩来却不是这样。他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他搞什么活都专心致志，非常热心，几乎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办报是个苦差事，编排、撰稿等杂七杂八的事都由他一个人管，往往从深夜干到清晨，饿了吃个烧饼、烤山芋，从没有下过馆吃饭。他写文章又快又好。当大家没主意时，他会出新主意。所以，许多人尊重他，有事愿找他。”
李锡锦，觉悟社社员，社内代号31，故谐音“衫逸”。1922年初，陶念强逝于巴黎；觉悟社社友黄正昌因领导长沙纱厂工人罢工被赵恒锡杀害。由此，觉悟社社员通信中“论到生别死离”的问题。1922年3月，周恩来给在国内的李锡锦、郑季清（江苏如皋人）写了信和38行的“生死离别”白话诗一首。诗和信明确地表明了共产党人的生死观，鞭挞了“苟且的生、贪生怕死”，倾心讴歌了“壮烈的死”的革命者，说明自己“现时的志趣”是认定的“共产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说自己这个“意念的决定”过程中，衫逸也给了积极的启发。诗表示了他自己的“心志”，也期望李锡锦“会意”，要为“共产花开”，“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
（三）“争里大”抗争激烈，孙福熙拍案而起
孙福熙和周恩来同庚，同是绍兴城内人。他出身店员家庭，1918年与乃兄伏园到北京，经鲁迅介绍，到北大图书馆任职，同时旁听文史哲各系的一些课程。兄弟俩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到鲁迅家中将参加情况向鲁迅汇报。他在北大半工半读期间，由于直接得到李大钊和鲁迅的指导与帮助，进步很快，因而得到蔡校长的赞赏。1920年经蔡元培先生的推荐，孙福熙赴法勤工俭学。在法结识了周恩来、陈毅、何长工诸同志，与周恩来过从更密，从中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懂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同许多勤工俭学同学在思想感情上声息相通。1921年9月，勤工俭学学生开展“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时，他正在“里大”任校秘书。9月21日早晨，勤工俭学学生进占“里大”的120多名先发队员抵达学校时，校方拒绝他们进入教室，当与学校秘书长诸民谊（华法教育会发起人之一，后来当了汉奸）交涉时，他态度十分恶劣，还引来军警将学校包围起来，不让勤工俭学学生进出，并隔绝了先发队员与后续人员的联系，收缴了先发队员的居留证，第二天又将他们送去兵营监禁。孙福熙虽已有学校秘书之美差，但因目睹这一迫害现状，大为震怒，“他持同情支持立场，为此与官方代表诸民谊拍案大吵，旋即愤而辞职，以抗议反动当局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其后，他考入里昂国立美专，学习绘画和雕塑艺术。周恩来1939年到绍时，孙福熙正在绍兴稽山中学任校长，周恩来到学校视察并同他讲了话。新中国成立后，孙福熙曾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教育研究会主席等，旋又在教育部等处任职，一生创作、著述颇丰。孙福熙在“里大”拍案而起，此后又稳健地走过了41个年头的人生之路。
二、抗日前哨访故乡拨动心弦齐抗战
1939年3月，周恩来“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回到了这个“儿时常去的地方”。周恩来3月28日凌晨3时半抵绍，31日上午8时半出绍兴城偏门，看了在山阴道旁的书法圣地兰亭，经枫桥去诸暨，是夜1时乘火车赴金华。从当时记载和当事人后来回忆的材料看，他在故乡的四天三夜中，总共只睡了六七个小时。他为故乡的抗日救亡大业，夜以继日地劳思费神、宣传奔走着。
周恩来在绍兴期间，广泛联系各界人士，探望亲戚族人，与儿时伙伴倾谈，对地方当权人士作了坦诚耐心而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龙山越王殿的大型座谈会上，先由贺扬灵专员致欢迎词，接着各方人士讲话、提问，而后，周恩来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演讲。地方政要、各界代表、抗日政工队员以及抗日青年营、妇女营战士等200多人到会聆听。他热情地赞扬了绍兴的抗日青年，“政治工作队二队与妇女营、少年营、青年营等，多为知识分子所组成，一起渡过钱塘江，袭击敌人，此一种牺牲精神，至可慰佩”。
周恩来在周家同辈中列序第七，绍兴人惯于亲昵地称他为“阿七”、“七哥”。他的许多传奇式故事，特别是调处“西安事变”的业绩早为人所传颂。所以他到故乡的消息不胫而走，古城一时热闹起来。为了听听他的救时良方和抗战大计，各方人等纷纷去下榻处会见，但这里门禁森严，来客登记，隔墙有耳，有的为之却步，晤谈的也难尽其言。于是周恩来改为：一是郊游谈心，和一些爱国人先后去瞻仰大禹陵、秦始皇在绍驻跸地东湖参观，到陆游故地快阁共同怀念爱国诗人，上龙山风雨亭悼念秋瑾。二是同族人、亲友下乡扫先祖墓地，趁此随途谈心，了解农村农民。三是在姑夫王子余家会见各界人士。王子余为了打破当局对周恩来会见客人的种种限制，以请客吃饭、邀请座谈以及个别约会等方式，让一批爱国人士以及五位工人到王家来，让周恩来与他们会面畅谈并给他们题词。王家的前门、后门都通街道。特务发现周恩来在王家会客后，即在前门把守，但穷凶而愚蠢的敌人不知还有后门，由此会客照常进行，反而更为保险。
周恩来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要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指出：大敌当前，民族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对敌，其他的路线都是为人民所不许，也是行不通的。他说，“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这个口号很有积极意义，但只有在精诚团结中才能实现。绍兴有团结战斗，以弱胜强的许多故事，在抗战中“大禹王与越王勾践之耐苦奋斗意志，均足以资模仿”。他一再希望家乡人民发扬“卧薪尝胆”精神，以保卫此后家乡。
4月1日，周恩来到金华后，向省委书记刘英提出：绍兴党组织的基础差，要加强工作。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当月中旬就成立了统战工作三人小组；5月，又先后选派了50余位党员骨干到绍兴工作，加强了绍兴党的领导和抗日统一战线。
周恩来在绍期间统战工作的具体内容很丰富，以下概述三个方面的事例。
（一）“鼓吹中兴道不孤，扑地战旗敢再举”
“鼓吹中兴道不孤，扑地战旗敢再举”，是曹天风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和谈话后写的诗句，反映了周恩来宣传的团结抗战主张（即“道”）深得人心，表达了绍兴人民和爱国人士继续高举抗日“战旗”与敌决战到底的决心。
1．曹天风不做“哑鹃”，越王台语惊四座。曹天风本名国材，天台人，早年就读上海大学，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也接触过马列主义，是一位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四·一二”事变后，改名天疯，意谓暗无天日，天亦为之气疯了，后经友人劝将“疯”改为“风”。1939年任三区（绍兴地区）政工指导室主任、《战旗》杂志社社长。《战旗》的抗日旗帜比较鲜明，他撰写的文章在抗日青年中很有影响。1939年3月27日，他以绍兴各界总代表身份，去当时萧山、绍兴之交的临浦迎接周恩来。曹天风健谈，好论时政，喜诗。他内心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悉朱德率八路军上前线抗日喜讯，即写诗讴歌：“天赐吾华一飞将，沿江预筑受降城。”他仰慕周恩来，对周恩来解决西安事变的宽宏气度和雄才大略十分佩服。此番，他乘快艇去临浦迎接久已心慕的周恩来，深感此乃平生大幸，在见面后，曹问：“你哪一天从首都动身？”周和气地说：“你说首都不就是重庆吗？”曹说：“首都，是全国人心所最归向的地方。”周笑着说：“你这话未免圆滑些，但也是再公道不过的了。”接着曹又说：“你自五四运动起，就是一位启蒙导师，今天我是以后进的身份来向你致敬的！”周说：“启蒙导师能有几个？能做个战士就蛮不错了。”一见面，周恩来这种热情、坦率、谦和的风度，使曹天风更加感佩。临浦到绍兴水路几十里，沿途在同周恩来的交谈中他受益很深。他很想请周恩来就“两党能否长期合作，统一战线如何建立等问题多作开导和指点”，但顾及有特务跟随，未得畅谈，所以，他在《酬周恩来氏》一诗中，有“相逢不作惊人语，我亦江南一哑鹃”之句。
周恩来到绍兴后，曹天风有幸继续陪同参观视察。周恩来上东湖、禹陵，下乡扫墓，去快阁、小云栖，登临龙山，曹天风都陪同在侧，从而获得倾谈机会。周恩来向他指出：“现在民族矛盾是第一位，国内分歧应该尽力缩小，有些矛盾可以放到打退了民族敌人以后再说。”还指出：真心抗战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在工作中不能滥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不能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抗战就是投降派，要十分用心地做中间派的工作，团结他们参加抗战”，要“努力把抗战的阵营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势力缩至‘小无内’”。在谈到有人非议共产党争权时，周恩来说：“我们是重视权力的，为被压迫阶级争权决不让步，但个人不要权，不争权。”“真理越辩越明确，真理总是要战胜谬误，马克思主义是驳不倒的。”当谈及道家思想时，曹说，它于个人修养有帮助，可以帮助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人关”。周问：“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答不上，周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周恩来点出道家“三不”的话，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罪行的批判。在瞻仰大禹庙时，周恩来说：“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没有学好大禹治水这一课，都只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反抗。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东湖，周恩来又谈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在抗日宣传方面，周恩来指出，要宣传绍兴历史上对敌斗争的光荣传统，要有自己的特色。曹天风同周恩来谈得很融洽。周恩来说，听了曹天风的“谠论，极感奋”。曹天风感到周恩来“为了团结抗战，独具匠心的思想工作”，如春风化雨扑入心田，自己从中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曹天风有一首以游东湖为背景与周恩来“谈并肩作战”的诗，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情：“走马湖堤不少留，柳腰未折意先柔”；“笑谈却敌倚岩廓，一杖居然横渡江”。前两句，说明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心悦诚服；后两句，是对周恩来抗战乐观精神和英勇气概的歌颂，也表达了他自己的兴奋心情。
曹天风初见周恩来时，自称“哑鹃”，但在越王殿大型座谈会上，当听到一些人以向周恩来提问、请教为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作故意责难和挑衅性讲话时，他不忍再“哑”了，觉得应该表明自己团结抗战的立场，支持周恩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于是挺身而起，作了要团结抗战，反对戡乱，要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为主题的即席讲话，讲话一开场就说：“地球向东转，世界向左倾，乃是两种不可抗拒之伟力。”曹天风语惊四座，令人目瞪口呆。
周恩来在临别前题赠曹天风中轴一幅。曹写诗送行：“逆风雁啸五云门，何处重逢招国魂？”“据鞍忍论今天下，蜀魄犹号古帝乡；万里危途独归去，青山影压帽檐斜。”
2．周文炳改名“守白”，沈校长战时办学。周恩来会见沈复生、张天汉、任志英和抗日文化人士乐培文、书法家李生翁等时指出，绍兴历史上有过几次大难，但出过许多英雄人物；在抗战中“要有民族气节，发扬民族意识”。沈复生原是光复会、同盟会成员，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徐、秋皖浙举事失败后，他赴南洋鼓吹革命，后任过浙江省教育司司长、省议会第三届议长，对绍兴文化及公益事业很有建树。当时，他的近作《七律·与客谈明季浙东山寨遗事有感》六首，深得周恩来赞赏。其中第六首，有主张国共合作抗战的“颁诏何须辨鲁唐”，有预见抗战前途的“中华终竟属炎黄”等句，使周恩来特别喜欢，于是用以题写中轴一幅，赠曹天风。族人周文炳以教书为业，忠贞爱国。笔者于1978年冬造访时，他说：“总理三九年同我们讲，抗战时期尤其要重民族气节。绍兴沦陷后，我益发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就改名‘守白’，自励恪守气节，绝不给敌伪做事。”
周恩来回故乡时，沈金相任省立第五中学（绍兴中学的前身）校长，参加越王殿大型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的演讲有四个部分，第四部分讲了教育、军事等问题。关于教育，他指出：战时教育，应广为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我中华民族的野心及其奸掠焚夺的暴行，激发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之心，群策群力，抗战到底。隔日，沈校长作为教育界代表又受到周恩来接见，并同进晚餐，从中，他“倍受鼓舞，自此更加强战时教育观念，深知长期抗战，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可中断，决心在炮火下坚持办学”。周恩来离绍不久，常有日机来绍狂轰滥炸，学校中弹两枚，部分房舍被毁。沈校长牢记周恩来指示，坚持战时教育，将班级疏散到郊外东湖、禹陵、快阁，后又到兰亭、漓渚等地，实行野外教育。绍兴沦陷后，敌人入侵四乡，学校难以在绍存身。沈校长将有几百名师生的学校辗转迁至嵊县、诸暨、东阳山区，乃至浙西缙云等地，坚持办学。
3．何燮侯策杖迎送，诸乡贤矢志抗日。周恩来途经枫桥并将在大庙演讲的消息一传出，附近一批爱国人士纷纷赶来，其中有何燮侯，有曾任甘肃省长的陈季侃，有老教育家周子豪，有留比国医学博士骆雨农，有战时中学校长赵君芳等。何燮侯早年同鲁迅留学日本，民国初曾任矿政司司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已年逾花甲，须发斑白。他策杖10多里赶到枫桥，随之又提前到三里店迎候。在去枫桥途中，何边走边谈起他与周恩来的祖父早就熟悉的事。周恩来说：“你是老前辈了，我对何老先生也是闻名已久的。”两人犹如他乡遇故知，谈得很亲热。何燮侯素有爱国忧民之心，但教育救国受挫，搞实业救国又屡遭失败，更兼国步艰难，日寇入侵，心情十分苦恼。此番，他陪坐台上听周恩来演讲，会后在餐桌上又听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耳目一新，感到自己不应伏枥彷徨，应奋起效力。自此，他配合中共地下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对国民党地方官员进行统战工作，还与陈季侃等一起，组织抗日自卫委员会（动员抗日力量，团结抗日自卫的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创办战时中学；购置和筹集武器弹药，组织地方抗日武装；热情支持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他曾两次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但在狱中仍大义凛然，公开宣称“释放不释放听便，从此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后经陈季侃、周子豪等奋力营救出狱。1949年何燮侯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在京又与周恩来幸会。
4．绍兴粮荒心中急，三访表叔鲁觉侯。1939年春，绍兴粮荒严重。绍兴原是个缺粮地区，抗战前，仰求于江西上饶和浙北米市场。杭嘉湖沦陷后，粮食奇缺，粮价猛涨，民不聊生。周恩来目见这一严重情况，十分忧虑，在问及粮食筹措情况时，知道成立了民食调配委员会在进行这项工作，且他祖母的一个内侄鲁觉侯就是该会成员之一。鲁家住皋埠西鲁村。他决定找表叔共商“民食”问题，在离绍前一天赶去西鲁。到西鲁一见鲁家，周恩来说：房子还是老样子不变。鲁觉侯的夫人和妹妹接待了他，告诉说鲁觉侯已去永康办粮。周恩来同她们谈了一阵，还问及几位儿时认识的伙伴现在在什么地方。
周恩来到金华后，于4月5日傍晚去永康找鲁觉侯，经向永康粮食委员会了解，知鲁觉侯转江西上饶办粮食去了。周恩来在永康夜膳，10时许返金华，车至岭下朱附近抛锚，周恩来即带警卫步行80里，回金华时已6日凌晨。
周恩来离金华到上饶后，再次打听表叔行踪，最后获知他去上饶乡下办粮。至此，周恩来再没有时间继续寻访了，只得给表叔留下了手书字条一张，托当时在上饶长官公署接洽运粮车辆的王子余先生的内侄陶康侯转递表叔，随即旋返重庆。
周恩来三访鲁觉侯，虽均未晤面，但就中足见他对绍兴粮荒之关怀，对同胞乡亲之深情。
（二）题词留别寄厚望，“中华终竟属炎黄”
周恩来到故乡的第三天，即3月30日下午，一连接到两份电报，一为重庆来电：请速返；一为项英来电：请速往。这两份电报，使他决定31日就起回程。30日晚，他参加了地方要员的饯别酒席，又向他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8时半后，去姑夫家与爱国人士座谈，接着又同大明电厂的五位工人座谈。连日来，他应请给人题词多幅，但要求的人还很多。时近午夜，他又挥毫题词（这些题词，事后由表弟贶甫分送）。他此次来故乡期间，究竟题过多少幅词，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经过50余年的历史变迁，至今仍保存着13件手迹，从中足见当年题词之多，更见故乡人民对题词之珍视。在13件手迹中，题赠爱国民主人士的主要有：
（1）给当时任三区（绍兴地区）政工指导主任、《战旗》杂志社社长的曹天风的题词：
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辨鲁唐。此日甲兵栖越纽，相期铙吹渡钱塘。
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
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承曹先生远迎，复得聆谠论，极感奋，爰录吾绍沈复生先生近作应天风先生雅属呈留纪念。
（2）给姻叔王缁尘的题词：
生聚教训廿年，犹未为晚，愿吾叔老当益壮！
（3）给表弟王贶甫的题词：
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
（4）给表弟王同甫的题词：
从孤岛生涯中认识故国才是真认识！
（说明，王同甫原在嘉兴工作，该地沦陷后避居上海租界，周恩来嘱贶甫务必将题词带给同甫）
（5）给时任绍兴县妇女协会会长、县立第三小学校长的任志英的题词：
妇女解放须从民族解放中得来！
周恩来的题词，对各受词人士在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很久很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77年初春，曹天风回忆当年情景时，深情地说，周恩来给我的“至理名言，几十年心碑未泐”。他的话代表和反映了各受词人的心情。
（三）大敌当前晓大义，团结争取当权人
周恩来在绍期间，对三区专员贺扬灵、绍兴县长沈涛、诸暨县长夏高阳等以及宣铁吾等人，都晓以民族大义，坦诚而又耐心地劝导他们一定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充分发动和依靠民众，坚持抗战，制胜敌人。周恩来向他们指出：“抗日战争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高原则，一切离开或超过这个最高原则的口号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严格遵守这原则，我希望贵党也这样做，要对中华民族负责。”同时还指出，一旦敌人来犯，城市陷入敌手，就要充分利用水乡山区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发动民众，打人民战争，打游击战争。周恩来的劝告对有爱国心的各级当权者起了积极作用。
1．循循善诱感化人，祝更生走向光明。周恩来途经枫桥时，祝更生是该区区长。是日，他在诸绍交界处迎接，而后又护送至诸暨，两人有说有笑步行近百里路程，中间又听演讲，共进午餐。在相处的一整天中，周恩来启发诱导、情理交融的思想工作，不同凡响的风范感召，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和教育，他说：“从而使我从内心对中国共产党万分敬仰，亦即为我靠拢党，终于在1949年3月在松阳率部武装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祝更生迎接周恩来，带了一辆人力车（黄包车）。祝请他上车，周恩来坚辞，不肯坐；替他背沉沉的行囊，周恩来说，不用，你跑路也很吃力嘛。途中，周恩来知道祝是河南卢氏县人，便问，鲁迅文集里有篇文章，写的是卢氏一位教育家曹老先生，你知道吗？祝说，那位曹培元先生是曹靖华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周恩来亲切地说：曹靖华我晓得，鲁迅先生很赏识他。他的译作《铁流》有鲁迅写的序言，大家看了《铁流》很受教育。随之，两人谈了鲁迅，周恩来殷切希望祝更生发扬鲁迅精神，努力做好抗日救亡工作。
周恩来到枫桥区署休息时，发现没有挂孙中山的像，就向祝指出，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家，你们应该把他的遗像挂起来。祝陪同周恩来在大庙演讲后，就一起到庙左商会内吃午饭、休息。当谈及枫桥大庙来历时，在座有人说，古时候这里很荒凉，猛兽出没害人，一位姓杨的猎人在打猛兽时，也被害死，后人为纪念他就建这庙奉祀。周恩来听了后向大家说，只要确实为人民办了好事，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好报。在周恩来同何燮侯等民主人士亲切交谈时，茶场工人陈香珍走来，他就热情地同她谈话。陈香珍丈夫才34岁，已被地主逼租逼死，她每天做工得二角钱，只可买2升米，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十分艰难。周恩来很同情她的处境，走前托人将20元钱转送给她。接着又同祝更生等人，从诸绍一带上年大旱，群众生活困难，谈到农民的春耕，在吃了几颗香榧之后说：香榧很好，应该广为播植，不要老是做枫桥的特产。在谈到战时经济时，周恩来说：前线单帮客很多，他们成百上千，熙来攘往，就输送物资满足后方来说，那是采花酿蜜，积少成多，大有好处的，他们冒着一定的风险，赚钱不易，不要歧视。在即将起身去诸暨前，祝更生请求留词，周恩来欣然命笔题了“一切为了抗战”六个大字。
周恩来伟大、高尚的形象，爱国爱民、艰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对人循循善诱的态度，使祝更生很受感动。后来，祝更生做了诸暨的抗战县长，能够团结民众抗日，积极掩护将遭迫害的共产党员，与接受周恩来的启发、引导是分不开的。1957年2月，祝更生列席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时，又见到了周恩来。谈到当年在枫桥的情景，周恩来仍记忆犹新，还问了绍兴到诸暨的公路修筑了没有，人民的生活状况等问题。
2．周老师疏导学生，宣铁吾若有所悟。宣铁吾，诸暨人，时任19路军军长、浙江保安处处长，驻军诸暨城郊。他就读黄埔军校第一期，其时周恩来先是该校政治教官，不久接任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到诸暨时，宣同县长夏高阳一起迎送，他一见周恩来就行脱帽礼，称呼“周老师”。周说，宣铁吾同学，抗战了，我们又走到一块儿来了。宣答，你行程数千里，十分辛苦！周说，看看军心民气，很受鼓舞。接着说，国共已是第二次合作了，我们希望长期合作下去，抗日胜利之后，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任重而道远。又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内部矛盾应化大为小，因为任何把矛盾扩大化的做法，只对日寇有利，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当宣提出关于团结抗日与军令、政令统一的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团结好比捏紧头，目的是为了一致抗日。—个拳头五个指头，长短不一，只有捏紧才有力量。片面强调统一，甚至借口统一，制造分裂，等于把五个长短不一的指头一刀切齐，这样行吗？其实只有团结，才能统一。周恩来继续指出，平型关在山西，如果军令要统一到阎锡山那里去，就不会有平型关大捷了。娘子关为什么失守了？周说：“这是阎锡山硬要‘统一军令’所造成的败局，还是八路军讲团结，真正服从抗日的统一行动，出兵解围，才救了当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的驾，他现在调来浙江当省主席了。我这次来，互相见面时，他一再表示感谢八路军的出兵援助，说愿意同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宣铁吾听着周恩来一番诚意的谈话，不时点头，有所领悟，明确赞成关于坚持抗战要有实际行动，不要做表面工作的意见。而后，他对当时在场的县府特秘郑重地说：“周部长讲的话是有道理的。”宣铁吾早年曾在绍兴印刷局当过排字工人。该局是周恩来姑夫王子余创办的。当周恩来谈到绍兴有自己的祖宅，还有表亲，这次互相见了面，真是“一表三千里”时，宣被逗笑了，气氛显得轻松活跃。周恩来由夏高阳、宣铁吾陪同吃夜饭，四菜一汤。宣铁吾表示怠慢时，周恩来说：“这种便饭很好，很合我胃口。”饭后，周付夏高阳10元饭费。夏不肯收，周恩来说，战时县长辛苦，我是知道的，我沿途都付钱，你一定得收下。
周恩来的劝导，对宣铁吾启发不少。在抗战期间，他能顾全大局，治军较严，坚持抗战，与诸暨爱国抗日民主人士何燮侯、周子豪、李士豪等人过从甚密，支持、掩护他们开展抗日斗争活动。1949年初，他拒任衢州绥靖副主任，不辞而赴香港闲居，后蒋经国等虽再三邀请去台任职，并赠送巨款，宣均予正色谢绝。
三、灿灿明灯照神州指引乡贤为中华
周恩来对绍兴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在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贯穿始终，上述一、二部分只反映了两个局部，在其他更漫长、更广阔的时空中，有更大量、更重要、更丰富的事迹与内容。
（一）敬重乡贤蔡元培，挽联深情颂功绩
1．聆谠论一瞻风采，涉重洋排除误解。蔡元培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教育家，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十分敬重他。1917年1月，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年5月，应邀到天津南开学校讲演两次。第一次讲演，强调“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劝告学生“熟悉外国语言，以备研究各种科学”，并对中国“积数千年思想之钳制，国中思想之不自由”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第二次演讲中，强调指出：“一己之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说，亦不得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当时，周恩来正在校读书，认真笔录了这位同乡前辈的讲演词，又在记录稿前写了说明：“蔡先生取思想自由为题名言谠论，娓娓动人。记者于六年前，即获读先生著作，今日始得一瞻风采，私幸之余，用是不揣谫陋，随笔录之，……以谉同好。”从这段说明可见，一是周恩来在十三岁时就获读蔡先生著作，二是少年周恩来十分仰慕乡贤蔡先生。
1920年秋，周恩来为赴法勤工俭学，在北京华法教育会办理了一切必要手续。蔡先生是该会的主要首创人和中方会长，为周恩来去法提供了方便。12月中旬，他到了法国巴黎。同年，蔡先生为赴美欧考察教育也乘船赴欧，12月底抵达巴黎。其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已激增至2000人以上，他们的境况正如周恩来致严修的信中说的“留法界最大问题即勤工生不易寻找工作，饥饿之人日围绕于华法教育会办事处。”蔡先生此行原也想协助留法勤工俭学事宜，1月上旬，他为“受纳各方意见”，邀集有关方面人员和学生代表，两次在巴黎西郊华法教育会会谈。会上，学生一意于维持费之发给，而蔡说无力继续负担经济责任，于是双方失欢。对此，周恩来在天津《益世报》发表的长篇通讯中指出：“华法教育会既无基金来源，何从致此多金，以救学生之急，而所以犹能维持两三年之久者，亦唯赖首创诸先生由各方募集而来，以济穷困。”所以，他在上述信中说：蔡校长“于此事亦苦无相当办法”。面对这种难堪的局面，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华法教育会的情况，说明了经费困难的实情，排除误解，公正地肯定了教育会及其创始人蔡先生等的功绩。
2．撰挽联沉痛悼念，对先生公正评价。周恩来成为中央领导人之后，对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和民主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蔡先生仍然非常尊敬，蔡先生对周恩来也很钦佩。1939年5月，陈翰笙途经香港去看望蔡先生，蔡先生一见面，就紧握着陈的双手，很激动地说：“周恩来了不起！”这是指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绩。同年9月，高平叔途经香港，蔡谈起国共合作抗日时也说过：“周恩来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1940年3月5日，蔡先生逝世。4月，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时，周恩来敬撰挽蔡先生一联：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这既是对蔡先生的深切悼念，又高度概括和公正评价了蔡先生的一生，热情肯定了蔡先生在拯救中国于危亡的进步事业中所作的贡献。
抗战期间，重庆《新华日报》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报纸的重要文章和消息，都经他审阅，有的就是他自己写的。1940年3月蔡先生逝世以后至1945年1月，《新华日报》发表了有关蔡的追悼会、纪念会等消息31则，还有社论、专论5篇，这也表达了周恩来对蔡先生的怀念。
（二）崇敬中国文坛主将，倡导学习鲁迅先生
1．绍兴“二周”心相连，“洛恩”一信慰晚年。周恩来和鲁迅这两位同乡同宗的伟人，虽然鲁迅长周恩来一辈，但他们相互引为同志和战友；虽然他们未曾谋面，但彼此之间却是那么熟识，心灵是如此相通。
鲁迅敬佩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讴歌他们领导的并为之奋斗的事业。1935年，鲁迅获知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就写下了“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诗句。同时，向党中央发出了热情洋溢的祝捷电报：“在你们身上，寄托了中国与人类的希望。”1936年上半年，鲁迅因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陕北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食盐更是奇缺，就托人担两只火腿带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达了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周恩来对鲁迅信任、敬重之心和深切思念之情，在署名“洛恩”的信中是体现得很充分的。1935年7月6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以“洛恩”署名，给当年4月由他俩直接派往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化名李允生）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要冯雪峰转告鲁迅的文字：
“你的老师与沈兄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这封信，不仅体现了张闻天、周恩来对鲁迅的真诚热情和关心爱护，也充分体现了党同鲁迅的亲密关系。
信中，还就“同一切关门主义做坚决斗争”的问题作了指示：“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就是在一些左倾的刊物中也还是时常表现的，望严密注意。”“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起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这里指的关门主义的极端表现，正是对赞成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鲁迅的“关门”，所以，信中要冯雪峰严密注意关门主义倾向并与之做斗争，实际上就是对鲁迅的高度理解、肯定与支持。
鲁迅逝世前几个月，精神上快乐、开朗，充满信心，不时涌出高昂的情绪，其直接的原动力就是这封信，所以它对于鲁迅最后的生活与战斗在精神上的积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2．深情讴歌鲁迅精神，大力倡导学习鲁迅。鲁迅逝世以后，周恩来以巨大的热情和心力赞颂鲁迅，倡导学习鲁迅。他指出：鲁迅是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这个“过渡时代的伟大桥梁”，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鲁迅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的立场”。周恩来又指出：“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个大的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鲁迅的（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及（四）疾恶如仇。”周恩来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不断研究、阐发鲁迅精神，以学习、宣传和发扬鲁迅精神为己任。鲁迅的方向、立场，鲁迅的“四大特点”，在他身上反映得最充分，体现得最完美。
1938年10月19日凌晨，日寇的入侵已迫近武汉郊外，炮声隆隆，市民正在撤离。为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周恩来此时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奋笔疾书：“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他写了这篇《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题词》之后，就出席了在汉口青年会举行的纪念会，在会上作了深刻而又鼓舞人心的讲话：“在血统上我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所以并不如主席所说以来宾资格讲话。然而我却不愿意……说吾家树人先生，我只能如古诗所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似的来怀念鲁迅先生。”他联系当时抗战面临艰苦困难的局势，指出：“纪念鲁迅先生，更应学习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鲁迅……只有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于克服现实的困难，而艰苦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要素，也正是鲁迅精神之所代表。”他说：“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为人道德上，都需要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和作风，发扬鲁迅先生精神。”周恩来很重视鲁迅逝世纪念日，仅解放前先后参加了五次并都讲了话。
周恩来很重视宣传鲁迅的工作。1938年夏，大力支持《鲁迅全集》的出版和发行。1946年，热情赞扬越剧《祥林嫂》的演出。1950年，支持建成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并亲笔题写了馆名。1960年，为摄制好电影《鲁迅传》，他亲自过问，向创作人员作了六点指示，其中强调指出：必须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作为指导思想。1971年，他领导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把重印《鲁迅全集》，出版《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鲁迅译文》、鲁迅整理的古籍等定为全国重点出版项目。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他对鲁迅的怀念和崇敬。
（三）四十年求同存异，邵力子“应予保护”
邵力子和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虽然不能同日而语，但邵力子毕竟是一位执着的爱国者，长期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致力国共合作，被誉为“和平老人”。同时，旧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也给了他俩种种“缘分”，或将他们联系起来，或把他们推向同一个场合。他们同是中共创建时期的党员，同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同是力主团结抗战的人，同是国共合作的当事人与和谈代表。这些“同”，是周恩来团结促进邵力子的条件，也是邵力子不断接受周恩来影响、帮助的机遇和基础，这两方面的结合，表现为邵力子最终从旧营垒中自拔出来，投入了欢呼新中国诞生的行列，同周恩来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1．“黄埔”合作奠基础，上海欢送寄厚望。黄埔军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军校政治部主任中，第二任邵元冲、第三任周恩来、第四任邵力子都是绍兴人。周恩来任主任的第二年夏天，邵力子到校工作，先是任校秘书处长，不久改任军校秘书长，两人和谐相处，工作配合默契。邵力子很钦佩周恩来的才干，称颂他所作的《军队中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重要讲演，他说：“讲演中对军队的来源、阶级性以及革命军队和反革命军队根本区别的分析非常精辟，讲演中所说的‘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军队中的士兵都是被压迫的农工’的论述也极为正确。‘军队要为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的见解很重要。”他希望在师生中贯彻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努力把军校办成培育革命军人的摇篮。1925年秋，周恩来离开军校，邵力子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与邵力子的交往、共事和友谊，在黄埔军校奠定了基础，一直延续四十几年。
邵力子在中共一大召开时参与组织筹备，担任联络和总务工作。1933年2月26日下午，邵力子夫妇由学生朱仲华陪同自沪乘火车来绍。途经嘉兴时，他远眺南湖，即景生情，就对朱仲华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也是会议接受了我提出的建议！”1926年8月，邵力子以纯粹国民党党员身份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在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开会欢送。对此，后来邵力子回忆说：“会上瞿秋白讲话，愿我以纯粹国民党员身份代表国民党去苏联开会，欢送我出共产党。”他们还说：“我过去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今后相信我虽然在党外，也照样可以为党为革命效力。”当时，共产国际邀请国共两党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共产党的代表是谭平山。邵力子这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共产党员身份已公开，因他是跨国、共两党的党员，派他作代表双方易接受，又便于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所以让他退党，以纯粹国民党党员身份与会。邵力子在莫斯科期间，受到斯大林的亲切接见。次年5月，邵力子回国，目睹“四·一二”大屠杀后的现状，他经历了一个“心绪十分混乱、矛盾”的时期。1928年起，他先后任国民党甘、陕省政府主席和中宣部长等要职。刘斐、屈武在1982年写道：邵力子“在国民党领导集团中，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二十余年，能够涅而不缁，有所不为，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说，邵力子在出党后的头20余年中，按照周恩来等上海欢送会上的要求，于“为党为革命效力”方面，还是做了一定工作的。
2．谈判对手有呼应，机场送行见真情。1936年9月，毛泽东致函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劝他重振“觉悟”旗帜，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共同团结抗日，为国家与民族添欢喜。三个月后，在西安事变中，邵力子受拘禁，妻傅学文受枪伤，家遭搜查，办公室被捣毁。但他不计个人得失，明确表示：张、杨动机在救国，目前最重要的是劝蒋接受抗日的要求。当获知周恩来已到西安时，他深感宽慰，认为这预示着事情会有一个好的结局。面对严重的局面，邵力子不消极旁观，而是积极拥护中共和平解决、促蒋抗日的调处方针，主动配合周恩来工作，在劝导蒋介石、协调各方关系上都起了极好的作用。26日晚，周恩来、叶剑英又去看望邵力子，在深谈西安事变解决过程以及事变结束后的期待时，也对邵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这使他很受鼓舞和教育。
1937年2月，邵出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不久，他接到许广平的信和胡愈之送来的《鲁迅全集》的全部底稿，要求审定出版。他认为鲁迅“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也是故乡人民的骄傲”，全集应该出版。为排除顽固派的干扰和阻拦，第二天一早，亲自和“编审会”的总干事朱子爽一起审阅，他一边翻阅一边说：“这又有什么呢？鲁去世前，他的著作我都读过。”意谓无须细看，过个目就行了。就这样，他以部长身份，亲自作走过场式的审阅，批准出版，办好手续，只用了一天时间，创造了一个纪录。尔后，他又出洋1000元，预订10套，表示支持。此后，他又“准予发表”斯诺的《毛泽东自传》，它的发表轰动全国；批准在南京创办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为国统区人民直接获知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声音创造了条件。这些都是邵力子有所不为中之有所为的好事。
1938年2月至9月，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7月的庐山谈判是关键，其时邵力子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也上山参加，成了周恩来的谈判对手之一。在谈判中，他支持周恩来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沟通双方意见，劝蒋介石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庐山谈判奠定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基础，邵力子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周、邵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政务委员会成员，邵任秘书长，两人多有协调合作，邵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39年4月，周恩来从故乡返回重庆后，邵即去拜访周并询谈家乡情况。邵力子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后，常与周恩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邀请周恩来到会作报告，自己也发表批评国民党误国政策，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加强抗战的意见。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周、邵又都是各方代表。在谈判中，邵力子抱着抗战以后“和平建国必须国共合作”的诚意，与周恩来频频联系、交谈，和张治中“在两党谈判的大小会议上，时常折冲樽俎，求同存异，努力促成谈判的成功”。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促成了政协会议的召开。这些谈判成果的取得，邵力子的协调配合起了良好的作用。在1946年春，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团结问题时，周恩来当众说：“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却因为促成团结（西安事变）而失去了自由，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学良）先生。”此时，四座惊愕，国民党代表个个噤若寒蝉，唯有邵力子昂然起立道：“正像周先生所说，汉卿先生是我们大家的朋友，在促进团结问题上，汉卿先生确有很大贡献。”
邵力子在一生中营救过许多人，廖承志、章汉夫在学生时代，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也是邵老营救的。1946年，新四军战士李觉等3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二人已被非法判处死刑，另一人也将同样被判为死罪，8月27日周恩来急函邵力子设法营救，在邵力子的奋力营救下，三位战士才幸免于难。
1946年11月中，国民党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宣布于15日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邵力子面对这一局面，不胜愤慨恼怒，断然拒绝参加“国大”选举和担任“国大”秘书长的职务。周恩来为了对国民党破坏和谈、单方召开“国大”的行径表示抗议，19日离开南京回延安。在一片反共内战的紧张气氛中，邵力子怀着真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冒着危险单独去机场为周恩来送行。
1949年春，华北解放区粮食极为困难，董必武为了给伤病员、保育院的孩子搞点粮食，便派人给邵力子送信，请他解决“一万斤不少、十万斤不多”的粮食。邵力子接信后，冒着极大的风险，立即竭尽全力设法给解放区转运去粮食8万斤，充分表明了他的心意。
3．和谈不成不返宁，家乡教育共关怀。1949年春，邵力子为国共和谈奔波。开初，他以私人身份前往石家庄与周恩来会谈。继而，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资格，随团到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谈判。在南京方面的六个代表中，邵对和谈的态度最明朗、积极，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作为和谈基础是合情合理的，他不但自己持这种正义的立场，而且还对同行的其他代表做工作。在和谈期间，他通过叶剑英将随南京代表团来的一名特务情况告知周恩来，还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和安排，动用代表团专机将中共掌握的几百亿金圆券送南京地下党，以配合军事行动开展经济斗争，邵力子为保证完成任务，亲自随机押送到点。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谈最终失败。邵力子本来就打定了“和谈不成功不返南京”的主意，此时他坚决表示不回南京留北平，毅然决然站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方面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夫人傅学文，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南京解放前一天顺利到达北平。
邵老在出席新中国开国大典时，已年高68岁了，但他深感国家新生了，自己也新生了，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中国的事业。
这里讲一个邵力子出计用“濂溪”代称周恩来的故事。邵力子和于右任原本情同手足，亲同家人。大军渡江之际，于被迫去台，自此天各一方。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转述了于右任给一位港人的信，于在信中说：“今年是我老伴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一点，我十分伤心。”章在信末说：于的“这种心情，请总理给予注意”。周恩来看了信后即让屈武以女婿名义，去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事后，想把周恩来关怀经过，告知岳丈于老，但又不知怎么写为好，后来与邵老相商。邵说：“可用‘濂溪’二字代称，因为‘濂溪’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别号，于先生一看就知道。”果然于收到信后，心领神会，对濂溪先生即周恩来表示感谢。这不仅说明邵老对于右任心情的理解，也是对周恩来心情的理解和工作上的支持。
周恩来、邵力子共同关怀家乡教育的事迹，至今传为佳话。邵力子早年为培植桑梓后学，在绍兴乡下先后创办了明强、运川、棠阳三所小学。1932年，又为首创立稽山中学，任设立人主任委员。校歌以“卧薪尝胆”为主题。1941年4月17日，绍兴城被日寇侵占时，稽中师生向南郊突围中，四人牺牲，十余人被俘。这一消息到重庆，误传伤亡师生二三百人。周恩来惊闻后殊为关切，专向稽山中学创办人、当时同在重庆的邵力子询问，并由邵致函学校慰问。稽中经费原来主要靠箔业愿捐维持，但1950年愿捐停止，学校经费困难。当时校董朱仲华向邵力子呼吁，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这种有历史性的学校一定要支持，直到转入公立。不久，邵又以学校设立人主任委员名义，请求周恩来任校董会名誉会长，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聘书，并说经费问题仍可由箔业愿捐解决。事后，经政务院主管财经有关领导关心指示，逐级下文至绍兴税务机关，由他们代征箔捐以资学校开支。自此，稽山中学经费得转宽裕，学校日益发展。（以上内容见《绍兴市稽山中学1932—1992校庆纪念册》，傅学文《周总理名誉董事长的一段回忆》和朱仲华《周总理关注故乡教育——追念总理担任稽山中学名誉董事长的史实》两文。）
（四）最得人心的党员，马寅初的救命人
寒冷的1976年1月，马寅初家里，周恩来像的镜框四周披上了黑纱，缀满了小白花。马老坐在轮椅上，面对周恩来像默默流泪，反复说着一句话：“我要去向总理告别！”他已94岁了，患直肠癌动过大手术，下肢瘫痪，近日又患新病，频尿。儿女们认为让他去那种场合实在不合适，劝他不要去。但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固执地坚持：“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死了也要去！”为了去向总理“告别”，而又少添麻烦，他头天晚上起就不喝水，早上也一改喝粥的惯例。他一进吊唁大厅，潸然泪下，想行礼但自己动弹不了，硬是要孙儿们扶起他，用手压低他的头，一下、两下、三下。这是世界上最难得的鞠躬。马老早就说过：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党员”，“我的救命恩人”。他坐在轮椅上绕“恩人”的遗体转了一圈，要求再转一圈，久久不肯离去。
1．患难之际伸援手，为国利益跟党走。马老是一位富于爱国精神，敢于仗义执言的进步教授，抗战初期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为了拯救民族经济，充实抗战力量，他针对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拥资亿万的“四大家族”，竭力主张实行“战时过分所得税”，并发表文章，作讲演，接着提出了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由此，引起了国民党“四大家族”对他的刻骨仇恨。蒋介石在对马老威胁、利诱均告无效的情况下恼羞成怒，于1940年12月，将马老秘密逮捕，投入息烽集中营囚禁。周恩来得悉反动派的这一罪恶行径后，立即在《新华日报》、延安《新中华报》披露这一消息，揭露当局阴谋，还指示南方局通过种种方式和关系，大力开展营救工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42年夏马老获释，但仍被软禁家中，没有言论和行动自由。反动派又密令重大将马老解聘，不准其他学校延聘，不准报刊刊登马老的文章，企图把他困住饿死。由此，马老先后投向几个报社的《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文稿，都被一一退回，内心无比苦闷和愤慨。周恩来知道马老这一处境后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于是派《新华日报》记者专访马老，取来文稿，并以整版篇幅全文发表。文章一发表，山城轰动，马老感动。此后，只要是马老送去的稿件，总是力求发表，即或不采用也付给稿酬，以缓解他的生活困难。马老从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真正理解自己，于是同共产党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每遇《新华日报》邀请的座谈会，他都积极参加并发表爱国言论，他说：“只要为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2．寿幛寿联壮声威，化装厨师避香港。1941年的农历五月初九，是马老六十寿诞。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为了营救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马老早日出狱，提前在农历三月初十日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国民党反动派明令禁止这个大会，并采取了种种破坏阻挠手段，但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声援、支持下，祝寿大会如期举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给大会送寿幛一幅，上书：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送的寿联上书：
不屈不淫征气性，
敢怒敢言见精神。
寿幛控诉了反动派迫害马老的罪行，体现了对这位德高望重、坚持进步的学者的无限关怀与崇敬，寿联高度赞扬马老大义不屈的气概和为国为民无所畏惧的精神。
寿幛寿联挂在寿堂上方，大大增添了祝寿大会的热烈、庄重气氛，给身锁铁窗的寿翁和营救马老的民主人士、重大师生均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1948年底，马老的处境十分危险，在周恩来的关心和安排下，经过精心考虑，特意给他弄来一张香港轮上大菜师傅的身份证，化装成船上厨师赴港暂居。
3．再三保护渡难关，马老活到一百又一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马老随同第三批在港民主人士进入东北解放区，后来参加了共和国的开国大典。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5年起，马老就控制人口问题，从调查研究入手，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送议案，在北大讲演，在报上发表文章。1957年，《人民日报》批判马老的人口论，有人主张把他定为右派。中央统战部领导许涤新将此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是“新人口理论的知音”，明确指示许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出面制止，马老才未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文革”初期，当地派出所所长到马老家说：“根据周总理指示，你这个地方受到我们的保护，有什么事，可以来派出所找我们。”就这样，他家没有受到“文革”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