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和西方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从这两件事开始讲起吧。
印度教圣城瓦拉纳西有个焚尸场，就建在恒河边上。一天下午我来到此处，正赶上一家人送别亲人。死者是位老人，赤裸着身体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他的儿子正在给老人全身涂油，亲戚朋友们则站在一旁聊天，表情平静，好似正在野餐。一头牛慢慢走过来，偷吃花圈上的小黄花，几只野狗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摇尾乞食。
距离此地几米远的地方，一堆柴火正在熊熊燃烧，空气中充满了怪异的味道。死者的衣服早就烧光了，露出的两条小腿被大火烤得通红。突然，一条小腿从膝盖处断开，垂到了地上，焚尸工人见状立即走过去，用一根长木杆把那条腿掀起来，重新放到火上烧，那动作就像是在烤鸡腿。
印度教徒对待死亡的态度极为奇特，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例。当年特蕾莎修女正是对这种态度非常不满，下决心要改变它。而披头士乐队则正相反，被印度人对待死亡的态度迷住了，专程前来朝拜。
印度人和西方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从这两件事开始讲起吧。
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特蕾莎修女的故事必须从加尔各答开始讲起。
如果说新德里的地位相当于北京，孟买相当于上海的话，那么加尔各答就相当于广州，当年英国人就是从这里进入印度的。打头阵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打破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垄断地位，英国人选择了西孟加拉邦作为突破口，加尔各答是印度内陆通往孟加拉湾的重要港口，东印度公司以此为基地，开始和印度人做生意。1757年，一次偶然事件引爆了“普拉西战役”，这场战役就像鸦片战争一样，打开了大英帝国进入印度的大门，从此印度正式成为了英属殖民地，定都加尔各答。可惜这里的气候和广州一样炎热潮湿，导致蚊虫肆虐，传染病频发，最后把英国人折腾得实在受不了了，这才迁都德里。
在普通印度人心目中，加尔各答是印度的文化中心，盛产哲学家和电影导演，印度仅有的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家泰戈尔、物理学家拉曼和特蕾莎修女)也都住在加尔各答。但是对于欧洲游客来说，加尔各答是贫穷的形象代言人，来加尔各答旅游就是为了参观贫民窟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特蕾莎修女，这位197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加尔各答开办的“垂死者收容所”等一系列慈善机构吸引了众多西方媒体的关注。
这家收容所位于加尔各答最大的印度教寺庙“加里神庙”的旁边，非常好找，但是进来参观的绝大多数都是外国游客，印度人极少。收容所门前有很多乞丐在讨饭，其中不乏残疾人士。还有几个人裹着毯子睡在收容所的大门外，不知道他们是流浪汉还是前来等待被收容的病人。
我跟随几个外国游客走进了收容所的大门，立刻感觉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先是鼻子里闻到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道，然后眼前出现了一间大病房，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里面整齐地摆满了病床，床单是塑料的，显然是为了便于清洗。几十位身穿蓝色病号服的病人躺在床上发呆，还有几个在病房里踱步，所有人都面无表情。和他们的呆滞迟缓相对应的是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年轻人为主，男女都有。
我环顾四周，发现这里除了特蕾莎修女的画像之外没有任何装饰物，厚厚的墙壁挡住了外面的喧闹，整间病房的气氛肃静得有些压抑。靠门的桌子上放着特蕾莎修女当年的日记，上面记录了很多数据。我发现来这里的病人基本上有一半都死去了，还有一半活下来的人要么出院，要么转到了其他慈善机构。
此时正好到了午饭时间，几位男性志愿者从厨房端出一大锅米饭和几盆咖喱蔬菜，一位修女负责给每个人盛饭。一部分病人还能走路，自己拿着饭碗过来盛饭，但更多的病人已经无法自己照顾自己，需要志愿者挨个喂饭。我看到一位亚洲人也在喂饭，便走过去搭讪，对方竟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志愿者，而且已经在这里做了三个星期的义工了。“我腾出一年时间周游世界，加尔各答是其中的一站。”这位来自广东的小伙子对我说，“我很想体会一下帮助人的感觉，就来这里做义工。”
他告诉我，这里有二十多名志愿者，照顾80个病人。收容所不提供食宿，志愿者们每天一早来帮忙，晚上回各自的旅馆睡觉。收容所对志愿者有严格的要求，每人都要填一张极为详细的申请表，并接受严格的背景调查。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人基本上就是来等死的。”他一边喂饭一边对我说，“来这里的大都是患有绝症的人，收容所只提供基本的护理，比如打个点滴什么的，不负责治病。”
“为什么不送医院呢？”我问。
“谁出钱？来这里的基本上都是无家可归的穷人，收容所只是让他们死得有尊严罢了。”
“我听说这里不给病人吃止痛药，有这回事吗？”我接着问。
“确实是这样。不过这是天主教会的规矩，我就不评论了。”
突然，一位修女走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们这里只能简单看一看，不能和志愿者说话，你已经待了20分钟了，请你离开。”
“我是记者，能采访一下你们吗？”我问。
“请你去‘特蕾莎修女之家’申请，没有总部的批准我们不能接待记者。”
第二天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去“特蕾莎修女之家”(Mother Teresa·s House)，这是当年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住所，如今变成了特蕾莎博物馆，兼做“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的总部。这地方位于加尔各答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上，马路两边有好多殖民时期留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从外表看富丽堂皇，保存得非常完好。但是马路两边却住着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平时占用宝贵的道路资源摆地摊维持生活，晚上就在路边席地而卧，吃喝拉撒甚至洗澡也在马路上解决。
车子开到目的地，我刚一下车，一位中年汉子就跑过来主动要求给我带路，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也围过来问我要钱。等我终于摆脱了孩子们的纠缠走到大门口时，那位汉子突然伸出手掌，原来他也是来讨钱的。
特蕾莎的棺材
“特蕾莎修女之家”位于一条小巷的深处，大门旁边的墙上贴着用各种文字写的警告语，告诉大家这里是神圣的地方，不准随地吐痰，不准大声喧哗。可惜印度人根本不理，这条巷子和任何一条印度街道没什么两样。
我走进接待室说明来意，结果碰了钉子。“前些年媒体报道得太多了，有很多负面新闻，我们决定今后不再接待记者了。”一位负责人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你可以去博物馆参观，特蕾莎修女的生平都写着呢。”
我走进那间小小的博物馆，屋子一侧安放着特蕾莎修女的棺材，几位游客跪在地上静默不语。另一侧是展览馆，里面有不少特蕾莎修女用过的器物，以及她的生平简介。她的本名是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 1910年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科索沃省斯科普里(前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的一个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家庭。她从小就特别虔诚，12岁时便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18岁时她远渡重洋来到印度传教，亲眼目睹了印度人民的艰难生活。她在一篇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心情：
游廊里挤满了病人，
到处都是苦难和折磨。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我，
眼神里充满渴望。
我的心因为喜悦而狂跳不止，
我终于可以模仿我最敬爱的耶稣基督，
像他那样给这个世界带来安慰。
1947年东巴基斯坦(后改名孟加拉国)脱离印度独立，加尔各答一夜之间涌入了数以万计的印度教难民，他们为了躲避穆斯林的迫害而仓皇出走，满大街都是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的穷苦人，其中不少人已经病入膏肓，却又无人照料。为了让这些病重的人能够有尊严地死去，特蕾莎修女于1952年成立了“垂死者收容所”。这是西方人的叫法，孟加拉文原文为Nirmal Hriday，意为“仁爱的心”。由此可见，这个地方从一开始就不是医院，而是一个展示上帝仁爱之心的特殊的教堂。
为了更好地传教，特蕾莎修女甚至加入了印度国籍，此后她一直住在加尔各答，直到1997年因病去世。但是，她开创的“仁爱传教修女会”依然在正常运作着，在距离总部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修女会开办的孤儿院，我过去参观，正好看到一对夫妇从一辆希尔顿饭店专用出租车上下来，原来他俩是志愿者，他们的任务就是来这里陪孩子们玩。
这座孤儿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专收残疾儿童，大部分都是脑瘫儿，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随时照顾。另一个部分是被遗弃的健康孤儿，他们大都活泼可爱，不怕生，很喜欢和志愿者们一起玩。果然，这对夫妇很快就和孩子们打成一片，院子里笑声不断，其乐融融。
这时又有一对白人夫妇进来参观，陪同他们的是一位印度中年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看上去像是个导游。他看见我在照相，主动走过来问我从哪里来，得知我来自中国后，他立刻打开了话匣子：“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跟印度过不去呢？我们印度人从来没把你们当敌人，我们的敌人是巴基斯坦。”
他自称阿奴布·萨哈(Anub Saha)，是印度旅游局的一名官员，这次是陪外国同行前来视察加尔各答旅游资源的。他指着院子里正在玩耍的孩子继续说道：“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印度教家庭的孤儿，父母们生了孩子却又养不起，便丢在大街上。穆斯林就不同了，他们有一套体系，保证每个穆斯林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萨哈告诉我，穆斯林孩子可以上一种专门的伊斯兰学校(Mandrasa)，这种学校不但不收学费，连生活费也是全免的，所以98%的穆斯林孩子都有学上。伊斯兰学校的经费大都来自海湾国家，但是因为印度法律不允许政府干涉宗教事务，因此印度政府拿它没办法。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今平均每个穆斯林家庭生育七个孩子，印度教家庭只生两个，大城市甚至更少，其结果就是穆斯林的人口增长率远高于印度教徒。1947年印度独立时全国一共只有2000万穆斯林，现在是2.3亿，增长了11倍，而当年印度教徒总人数约为2.7亿，现在是7亿，只增加了不到3倍。”萨哈忧心忡忡地说，“再加上穆斯林比印度教徒更团结，投票结果更一致，我打赌过不了多久印度就会选出首位穆斯林总统，到那时印度就不再是一个世俗国家了，这是很危险的。”
“印度还有一件更危险的事情，那就是人口爆炸。”萨哈接着说道，“如今印度平均每天新出生7万个婴儿，其中2万死亡，活下5万。总的来说，印度每年新增1400万人口，很快就将超过你们中国，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将成为印度最大的负担。”
我注意到孤儿院的墙壁上贴满了宣传画，用英语和印地语写满了“上帝爱孩子”、“孩子是上帝的礼物”等口号。英国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认为，特蕾莎修女之所以办孤儿院，最根本的目的不是帮助孤儿，而是为了打击计划生育政策。希钦斯写过一本名为《教士姿势》(The Missionary Position)的书，指责特蕾莎隐瞒了捐款数字，而且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不惜为独裁者和犯罪分子站台。
加尔各答“垂死者收容所”门外常常可见露宿的穷人
如果说这个罪名还可以被原谅的话，那么阿鲁普·查特杰(Aroup Chatterj ee)撰写的《特蕾莎修女：终极裁决》(Mother Teresa: The Final Verdict)这本书中揭露的很多事实就不那么好解释了。查特杰是土生土长的加尔各答人，后来去英国读书，毕业后留在英国当了一名医生。他早年非常尊敬特蕾莎修女，但他来英国后发现特蕾莎为了宣传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惜把加尔各答妖魔化成贫民窟的化身，严重扭曲了他家乡的真实形象，从此他对待特蕾莎修女的态度发生了180°大转弯，开始调查她的历史。书中他举了很多案例，证明特蕾莎的行动目的只是为了传教，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换句话说，印度只是特蕾莎修女传教的工具而已，她并不真的爱这个国家。比如1995年～1996年西孟加拉邦发生了几次严重的洪涝灾害，上百万人无家可归，就连加尔各答的妓女都走上街头为灾民募捐，但是特蕾莎修女却没有为自己的城市做任何事情，而是坐着私人飞机周游世界，和大人物们会面，宣传自己是多么地爱加尔各答人民。
更重要的是，查特杰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分析了特蕾莎修女控制的慈善机构的所作所为，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很多做法都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对被救助者造成了伤害。我后来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位资深志愿者，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个说法。这位志愿者名叫矢崎京子(Kyoko Yazaki)，在“仁爱传教修女会”做了半年义工，甚至为此专门学会了印地语，能够和当地人进行日常交流。她告诉我，特蕾莎相信只有经历痛苦才能体会到耶稣的爱，所以无论病人多么疼，她都不给病人服用止痛药。她还崇尚简约，不喜欢高科技的东西，这就是孤儿院一直没装空调、只有电风扇的原因，结果有一天加尔各答出奇地热，一位脑瘫孩子被活活地热死了。
“我向她们提过多次建议，但一直没有被采纳。”她告诉我，“我当然知道她们的目的是为了传教，我对这个没有意见，其实我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没有私心，事实上我也想通过做义工学习与人沟通的技巧，而且这个工作让我的自我感觉更好了。但是，如果因为这个给病人带来伤害就不好了。”
“抛开这个个案不说，你觉得你的所作所为能否给印度带来长久的改变呢？”
“这也正是我困惑的地方。我曾经在海地做过义工，结果那个国家养成了对外国援助的依赖症，至今无法自力更生。收容所也有这个问题，很多病人其实都是乞讨者，身体状况越糟糕就越容易讨到饭。于是我见过很多病重的人还没等身体完全康复就急着出去，因为如果病完全好了讨饭就没有优势了。这样的社会状况如果不改变的话，慈善机构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收到效果。”
路透社驻加尔各答记者苏乔·杜哈觉得问题不在特蕾莎修女：“她只是个普通人，不是神，我们不能把她当做神来要求，指望她解决印度所有的问题。”杜哈对我说：“我觉得特蕾莎修女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这一点对于向来是一盘散沙的印度教徒来说尤其重要。她用自己的行动为解决印度的贫困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他人也可以照她的样子来，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者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离开孤儿院，我来到了加尔各答的老城区。这里和印度其他城市一样，路边也有不少残疾的乞丐和衣衫褴褛的无家可归者，大街上同样充满了各种噪音和垃圾。但是当我离开主干道，钻进一条小胡同，立刻发现这里同样也不缺秩序和快乐。我看到厨子们在和面，裁缝们踩着缝纫机，家庭妇女在晾衣服，孩子们聚在一起玩着板球，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只有野狗和神牛们无所事事，躺在太阳底下发呆。
在我看来，特蕾莎修女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印度人拥有全世界最古老的信仰，无论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还是对待死亡的态度都和世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披头士乐队当年正是被印度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哲学理念所吸引，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国家寻找灵感。
披头士的故事
恒河是印度教的圣河，河水冲出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印度平原的那个节点是恒河上仅次于瓦拉纳西的第二大朝圣之地。印度人专门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城市哈瑞迪瓦(Haridwar)，接待来此地沐浴的朝圣者，信徒们最喜欢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下河沐浴，12月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凉，早晚温度都接近零度，但这不妨碍虔诚的印度人脱得只剩内衣内裤，勇敢地跳进水中接受恒河的洗礼。
从这里顺流而上，半小时之后就到达了小镇瑞诗凯诗(Rishikesh)。小镇周围全是原始森林，本是老虎和大象的游乐场。四十多年前，一位名叫马哈里什·马赫什·尤基(Maharishi Mahesh Yogi)的印度灵修大师看中了恒河边上的一处林地，把它买了下来，建起一处灵修中心(Ashram)。此后围绕着这个灵修中心又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灵修中心，瑞诗凯诗成了公认的“印度瑜伽之都”。
我到达时正值中午，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奔腾的恒河水呈现出迷人的浅绿色，和两岸郁郁葱葱的森林相映成趣。大部分灵修中心都设在恒河东岸，走过一座吊桥即可到达。虽然街道上人头攒动，但是按照印度的标准来衡量，这里的人气算是很低的了，尤其是外国游客更是少得可怜，和传说中的全世界瑜伽爱好者集中地很不相符。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原因，这里纬度和海拔都很高，12月时白天气温也就10℃左右，坐久了需要穿棉衣，而瑜伽发源于炎热的印度平原，是个夏天特有的修行方式，穿着棉衣是没办法练的，所以大部分爱好者都离开了。
这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灵修中心，房间条件简陋，但价格极为便宜，还可以免费上灵修课。我随便挑了个灵修中心住下，然后去上课。我参加的这个班只有十人左右，老师很年轻，留着长发，看上去挺帅的。但他的课基本上就是打坐，一个姿势静坐十分钟，再换一个姿势静坐十分钟，有时再辅以一句经文。大部分动作都很简单，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大冬天一群人穿着羽绒服坐在地毯上一动不动，无论是样子还是感觉都有些滑稽。
这种灵修方式的鼻祖正是那位马哈里什，此人据说出生于1918年，但印度大师们经常修改自己的出生日期，所以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几岁。马哈里什是个有文化的大师，早年学的是物理学，拿到过学士学位。不过他毕业后没有从事物理研究，而是师从一位瑜伽大师学习灵修术，并自创了一套理论，取名为“超脱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就是说你只要一边静坐，一边心里默念经文，就能到达极乐世界。马哈里什这个名字其实是他自封的，在印地语里是“圣人”的意思。
马哈里什的学说在当时曾经遭到不少印度灵修大师的指责，认为他宣扬一个人不需要苦修或者禁欲就可以达到涅槃的境界，是一种投机行为，违背了印度教教义。但是这一理论却受到了很多西方人士的欢迎，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正在经历一次信仰危机，不少内心苦闷的年轻人希望从东方哲学中寻找出路，而当时中国尚未开放，印度是他们的首选。马哈里什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一点为他加分不少，再加上他的这套理论相当简单，很符合西方年轻人速成的要求，因此得以从众多印度灵修大师中脱颖而出。他从1958年开始，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在欧美各国开坛讲道，积累了一定的人气，但始终没能大红大紫，原因就在于缺少一位知名度高的大腕替他站台。
1967年的某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马哈里什要在伦敦开课传道，披头士乐队的吉他手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的妻子帕蒂闻讯后一定要丈夫同去。哈里森早年曾经跟随印度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Ravi Shankar)学习印度音乐，并将其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他是披头士乐队中对东方文化最感兴趣的一位。哈里森说服乐队其他三人一同去听讲，结果那天当他们一行人来到演讲厅时发现马哈里什在第一排给他们预留了显眼的位置。
演讲开始后，披头士惊讶地发现这位大师个头矮小，声音尖细，不知为何经常无缘无故地傻笑，满脸络腮胡子一颤一颤的，样子有点滑稽。他整晚上都在劝说听众们放弃迷幻药，改用他发明的“超脱静坐”的办法来到达极乐世界。他会给每个信徒一个神秘的咒语，只要在静坐时不断默念这个就会很快达到效果。为了演示一下静坐的力量，马哈里什当场进入状态，一动不动长达十分钟，把观众们看得目瞪口呆。其中最惊讶的当属约翰·列侬(John Lennon)，他当时吸毒成瘾，正在寻找替代之法，很自然地被马哈里什吸引住了。
瑞诗凯诗的披头士故居
散会后马哈里什特别邀请披头士去贵宾休息室单独传道，并邀请他们去威尔士参加一个传道法会，披头士立刻就答应了，并一致决定不坐专车，而是搭乘普通火车自行前往。第二天，马哈里什的新闻发言人把披头士要去参加法会的消息透露给了英国媒体，结果出发那天无数小报记者把火车站堵了个水泄不通，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披头士去听马哈里什传道了。
有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列侬的妻子辛西娅(Cynthia)被人潮挤得掉了队，没赶上火车，眼睁睁地看着丈夫离她而去。当时两人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辛西娅后来回忆说，当时她就预感到列侬将离她而去，后来果然应验了，列侬和辛西娅离婚，娶了小野洋子。
第二天，披头士正在法会上听讲，他们的恩人——乐队前经纪人布赖恩·爱坡斯坦(Brian Epstein)因服毒过量死在家中。消息传来后，大家都去问马哈里什该怎么办，他从园子里采来一些花，给每个人发一朵，然后让他们把花在手心里捻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