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主义”为例论五四时期词语多样性和复杂性[1]
杨亚贤[2]
摘要：五四时期汉语词汇处于古今中外交汇时期，不仅受近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影响，也受外来语的冲击。本文以“主义”一词为例来窥探五四时期词语使用的特点。此期的“主义”既可以作为名词单独使用，也可以作为构词成分使用，而在当代汉语中，“主义”单独使用的用法较为少见。文章以《东方杂志》为主要语料来源，从“主义”的这两种用法入手，对《东方杂志》中的“主义”进行穷尽式研究，辅以量化分析，并与当代汉语中的用法进行对比，进而论证此期用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五四时期；主义；词汇多样性；用词复杂性
引言
刁晏斌先生将现代汉语史分为四个阶段。[1]（P22）本文研究的五四时期便是刁先生提出的第一阶段，即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此期语言在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早期现代汉语的状态。本文以“主义”一词为例，探讨此期词语及其使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文中语料源于历经整个五四时期的《东方杂志》。这一期刊创立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最初为月刊，曾改为半月刊，后恢复为月刊。1948年，《东方杂志》终刊。[3]它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发刊时间长，内容覆盖广。其15个栏目集各家报刊时事新闻、各类消息，辟有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实业、小说等，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诸方面的最新信息。
五四时期发行的《王云五大辞典》中“主义”有两个义项，都是名词，其一是指一定的方针，其二是指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的联合结果。《汉语大词典》“主义”有六个义项：其一是谨守仁义，动词，例如“主义行德曰元”（《逸周书·谥法解》）；其二是对事情的主张，名词，例如“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三是主旨、主体，名词，例如“启超谓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其四是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或思想体系，名词，例如“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其五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或政治经济体系，名词，例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六是思想作风，名词，例如“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主义”有三个义项，都是名词，其一是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例如“现实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二是思想作风，例如“自由主义”“主观主义”；其三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或政治经济体系，例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现代汉语词典》只有《汉语大词典》的后三个义项，且都是名词，动词的用法已经退隐。
一 “主义”单独使用的情况
作为一个名词，“主义”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后附于其他词语组合成一个新的语言单位。单独使用的“主义”在五四时期与现在的用法、意义都有一定的差异。
（一）“主义”的意义
对《东方杂志》单独使用的“主义”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它们的意义似乎比当代汉语中的释义更加丰富多样。
《汉语大词典》中“主义”义项之四“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或思想体系”是该词最重要的意思，直到现在也非常多见。由所列书证看，此义的“主义”都是作为构词成分而使用的。《现代汉语词典》“主义”也有“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之义，由所举用例看，也都是作为构词成分使用的。
在这一方面，《东方杂志》中“主义”的使用与之有相同之处，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的“主义”在独立使用时也有“思想或主张”的含义，而且其内涵有一定程度的扩大，并不都是“形成系统的”，这与《汉语大词典》另一义项吻合，即“对事情的主张”。
他受有国民党的政治训练，他是懂得——可惜不克实行——国民党的主义和它的对外政策的宗旨，以及革命外交的精神和策略。（梁鋆立《国民政府外交史的一页》，《东方杂志》1934年31卷第3期）
上例中“主义”之义大致可以理解为“形成系统的思想”。也有一些用于描述小团体或个人的还不能构成系统的思想。例如：
皇后林试验失败后，涡文底年纪已是很大了，但他并不因失败和年老而把热忱销沉；他仍苦劝世人采用他底主义。果然，他底理想又在罗虚戴尔实现。——近代的合作运动，就从此开场了。（孙锡麒《消费者之希望（续）》，《东方杂志》1922年19卷第5期）
从原文中了解到，合作运动发生后才逐渐形成合作主义，所以，在这个时候，涡文的主义还没有形成系统，仍属“个人主张或意见”。这一例中，“主义”便是个人的一种思想，不能归入“系统”之类。又如：
若大学教员，既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1934年31卷第1期）
这个“主义”也属“个人意见”之类，原文中出现与其格式相似的用例：“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可以发现两个例句中的“主义”与“意见”所处位置相同，都作为“发表”的宾语出现，而且原文作者所表达的意思是大学教员不应随意发表不当言论。
由上述例句可以证明，五四时期“主义”单独使用时，有“非系统的、个人的思想与意见”之义，即“对事情的主张”，这一用法只在五四时期出现，之后便逐渐退隐了。以“的主义”为关键词在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BCC）中进行检索，共有284个结果，但经过筛查，没有发现“主义”的这个用法。
“主义”单独使用的情况还有“主体、主旨”一义，一般这一含义多出现于“（在）主义+上”这个组合中。
故我之抗战，在主义上言，实为民族战争，在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言亦即为革命战争。（渚涧《抗战现阶段》，《东方杂志》1938年35卷第23期）
各该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之请求，主义上一致赞成，至详细办法，极愿讨论。（张忠绂《民六中国参战之外交》，《东方杂志》1936年33卷第1期）
《抗战现阶段》中的含义是指抗战并不是两个国家的争霸战争，实际上是某国意图灭亡我民族的战争，所以其中的“主义上”意为“主旨上”。《民六中国参战之外交》中“主义上”与后面“详细办法”对应，意为“主体上”。笔者在BCC语料库中检索“主义上”，得到125例结果，其中“主义”单独使用的只有3例，而且都是早期现代汉语时期的用例。这也表明五四时期“主义”单独使用时内涵更加丰富，用法更为复杂。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由于此期用词灵活性较强，词语间的分工较为模糊，有一些“主义”在单独使用时与“主意”之义相同，即“主见、主张”之义，现在一般用“主意”来表示。上文提到《汉语大词典》中“主义”有“对事情的主张”之义，而《汉语大词典》“主意”共有八个义项：一是君主的心意，二是主旨，三是主见、主张，四是决定，五是用意、用心，六是办法，七是创议，八是起意。“主义”和“主意”都有“主见、主张”一义，所以五四时期二者在这一义项上的用法有一些重合。例如：
然而老妈妈见他大笑，就误会了儿子的意思，以为他一定也十分快乐而愿意了，于是她急急地接着说下去，唐家的小曼如何出众，如何白净，如何娇养……说了一大篇，唯恐儿子会变了主义。（李同愈《大時代的小角色》，《东方杂志》1938年35卷第18期）
不要笑！你要赶快打主义！这边田，已经给别人种了，不久就要上庄。（吴蕴经《两条牛》，《东方杂志》1929年26卷第8期）
胆小没有主义的人，吓成这个样子。（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续）》，《东方杂志》1924年21卷第3期）
当然，更多的还是与后来的形式一样，即使用“主意”来表达相同的意思，例如：
在厨房里，他把面粉交给我，吩咐我做起來。但忽然又变主意了。（傅东华《饿》，《东方杂志》1928年25卷第2期）
我自从发现了我这两个大错误之后，觉得我那种时局收拾策是不行，于是又想另打主意。（彭一湖《我之无识的自白与对于今后时局的真觉悟》，《东方杂志》1922年19卷第2期）
如今的人，一面舍不得故乡，一面爱惜他乡，所以又是烦闷，又没有主意，弄得莫明其妙为止，可是无论他们的心游到什么幻境，始终还是要回想到他们故乡的景况。（欧阳予倩《回家以后》，《东方杂志》1924年21卷第20期）
由上述例句可以看出，在“变（了）主义/主意”、“打主义/主意”和“没有主义/主意”三种组合形成中，“主义”和“主意”是可以互换的。笔者就这三种组合统计了《东方杂志》所使用的“主义”与“主意”，数据如下：
总体来看，虽然有一些例句中“主义”表示“主见、主张”之义，但是它还不能完全取代“主意”，在表示这一含义时，仍以“主意”为主。
《现代汉语词典》中二者分工明确。上文提到“主义”有三个义项，没有了“主张”之义，“主意”用来表示“主见和办法”。在BCC语料库中检索上面三种组合，“变了主义”和“打主义”都没有用例，“没有主义”16例，但都不是“主张”之义。由此可见，当代汉语中“主义”和“主意”各司其职，不再混用。
（二）“主义”的用法
“主义”在五四时期使用范围更广，组配形式更多，可以从组合情况、句法功能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组合情况
“主义”做名词性结构的中心语，句法作用与一般的名词性结构相当，大多出现在“……底/的/之+主义”这一结构中。这是“主义”单独使用时最常见的组合。如：
我恨杜大心底主义，它把我底静妹夺去了。（《新生》，1933年30卷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的“……底/的/之+主义”这一结构中，“底、的、之”有时不出现。如：
德国对华之政策，系主张开放门户主义。（《六记湘鄂路线商借外款情形》，1909年6卷第9期）
大概特别注意于英国在华之商业，而普通论及于中国开放门户之主义。谓英政府对于此二者之新发达。（《续记锦爱铁路问题》，1910年7卷第3期）
“主义”在当时作为词来独立使用的情况比后来要多，一些固定组合中间可以插入结构助词，如“法西斯主义”中间插入结构助词即为“法西斯底主义”，这样“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类比为独立使用的形式。
在当代汉语中，“主义”逐渐失去了独立性，这些组合逐渐变成一个“黏着”的词，不能插入结构助词，例如“帝国主义”。这里的“主义”往往作为后缀或类后缀[4]出现，对应英语中的“-ism”。笔者在《人民日报》语料中检索“帝国主义”，共有89908条结果，但“帝国的主义”只有11例，其中只有1例“主义”是作为名词单独出现的。
2.句法功能
“主义”单独使用时一般用为名词，充当宾语、主语和定语。以宾语最为常见，占比58%，如：
凡建立学说，创设主义，如果没有坚强而有力之证据，“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素封社会本论》，1946年42卷第6期）
本文以“V主义”为关键词在BCC语料库中检索，共得到8870个结果，仅有20例左右的“主义”单独作为宾语使用，其余都是作为构词成分出现的。
“主义”做主语（包括施事主语和受事主语）占比30%。如：
这主义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着重对外的，是保护自身在经济殖民地上的利益的集团经济；一是着重国内市场的……（《统制输入与限制进口制度》，1934年31卷第15期）
《东方杂志》的“主义”作为主语一般是以“的主义v”、“。主义v”和“这个主义v”形式出现。在BCC语料库中检索这三种形式，“主义”作为主语的分别只有23例、11例和6例。
“主义”作为定语时，一般后面会有“的”作为标志，占比12%。如：
民国以后，这种情形有了新的转变……又在许多学术思想上，蒙上了“主义”的外衣，涂上了“党”的色彩。（《论学术复员与学术建国》，1946年42卷第5期）
当“主义”做定语时，也有“的”不出现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只是偶然发生，在检索的结果中仅发现以下一种：
我们总觉得“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国界都没有，当然不应该有“主义界”、“党界”。（《论学术复员与学术建国》，1946年42卷第5期）
以“这个主义的”“的主义的”“主义的”为关键词在BCC语料库中检索，得到22例，其中只有10例“主义”作为定语出现。
《东方杂志》中单独使用的“主义”有千余例，参与构成的组合有2700余例，“主义”单独使用的频率约计37%。当代汉语中，“主义”单独用作主、宾、定语的都很少。
二 “主义”在组合中使用的情况
“主义”最早作为构词成分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出现在1904年，即：
世界万国虽纷纷宣布中立，要其各挟一个帝国主义，从而伺其后。（《满洲善后策》，1904年1卷第2期）
“主义”作为构词成分一般指“理论主张”、“思想作风”或“政治经济体系”。《汉语大词典》中，这三项之外的其他义项一般是“主义”单独使用的古代汉语中的词义。从使用频率来看，五四时期“-主义”构成的组合数量较多，种类也多，单单《东方杂志》中由其参与构成的组合就有2792例。以“马克思主义”为例，BCC语料库有66394例，这一语料库共有130亿字，其词频为0.0052%。《东方杂志》共有1亿字的语料，“马克思主义”有120余例，其词频为0.00012%。由此可见，当代汉语中“马克思主义”的使用频率大大高于五四时期。
（一）“-主义”组合的音节长度
“-主义”组合的最长音节出现在五四时期，即“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主义”，最短音节在五四时期和当代汉语中都出现过，如五四时期的“马主义”、当代汉语中的“毛主义”。以下从《东方杂志》和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CCL）中各选取500例来统计其平均音节，这些组合中减去“主义”二字，五四时期的平均音节为2.84，当代汉语的平均音节为2.51，五四时期的音节较长。另外，五四时期“-主义”对于不同音节的组合倾向也与当代汉语不同，不管是哪个时期，“-主义”与一个音节组合的情况极少，仅1例，所以暂不讨论单音节的。
从表中可见，在当代汉语中，“-主义”主要与双音节词组合，而五四时期，双音节词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和四音节及四音节以上的成分发展势头不相上下。
（二）“-主义”组合的构成成分
五四时期参与“-主义”组合的成分与当代汉语也有所不同。当代汉语中体词的比例最高，而五四时期谓词的比例最高，音译外来词和短语的参与度也比当代汉语要高，这也能体现出五四时期构词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由于音译外来词比较特殊，单独列为一类。
（三）“-主义”组合的特点
一是数量众多，大多数的“-主义”构成方式相同，可以说是按一个“词语模”构造出来的。布龙菲尔德认为“规则的类推可以使说话的人说出他没有听到过的语言”[3]（P29）。五四时期之所以产生类推造词，王玲认为传统的复合构词法运用一次只能创造一个新词，对新事物指称的需要和旧有手段造词的有限性产生了矛盾，所以，快速的类推造词法就受到了青睐。[4]杨霞也指出在早期现代汉语阶段，加缀的派生词是比较能产的形式，构成了2712个新词语，占新词语总数的21%，由“主义”为后缀构成的词数量最多，共有457个。[5]
除了类推造词之外，造成“-主义”数量众多的原因还有以下几种。第一，一实多名现象较为常见。如“三民主义”“孙文主义”“中山主义”“孙逸仙主义”“中山先生主义”指的是同一种“主义”，一实有五名。第二，连带造词现象比较普遍。在已有组合的基础上加减音节构成一个新的组合，如“社会主义”出现于1904年，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非社会主义”（1911）、“反社会主义”（1919）。除了加减音节，也可替换组合中的词，如“官局万能主义”出现于1910年，与之对应陆续出现了“个人万能主义”（1911）、“武力万能主义”（1920）。第三，这一时期“主义”的前加成分中有很多是同素异序形式并存。如果与后来的使用情况对比，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此期AB并用，后来只用其一，如《东方杂志》也同时使用“领土扩张主义”和“扩张领土主义”，现在只用前者了，后者退隐；其二，此期AB并存，后来均退出使用，如“国族主义”和“族国主义”同时通行于早期现代汉语，但现在二者都已退隐；其三，此期用A，后来用B，如此期只有“保护贸易主义”这一组合（在《东方杂志》有25例），而“贸易保护主义”却没有出现，但现在一般使用后者（经过对BCC语料库的检索，“保护贸易主义”现在只有1例，而“贸易保护主义”则有1279例）。
二是形式复杂多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构成成分形式多样，体词、谓词、短语等呈平均发展态势。体词如“机械主义”，谓词如“报复主义”，短语如“机会均等主义”。第二，音节形式多样。五四时期并不像当代汉语以某一音节为主，而是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齐头并进。二音节如“爱国主义”，三音节如“反浪漫主义”，四音节如“分类课税主义”。第三，一实多名现象普遍。除了上文提到的“孙中山主义”，再如“马克思主义”有“马克司主义”“马氏主义”等六个不同的名称。第四，偶发组合多。为表达作者的思想形成的临时搭配，只在一篇文章中出现，这类组合本文称为“偶发组合”。《东方杂志》中偶发组合占比20%以上，如“私产主义”，其中包括一些过长的组合，不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后来逐渐退隐，如“个人经济独立主义”。第五，词族化倾向，如上文提到的“-万能主义”已经接近于一个准固定形式，前边可以添加不同成分。第六，同音替代形式多。如“唯理主义”和“惟理主义”这两种形式在《东方杂志》的同一篇文章中出现。本文在《东方杂志》发现了40组左右同词异形形式。
三是外来成分参与构成组合。统计得出，《东方杂志》外来成分参与构成的组合有140余例，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音译外来词参与构成组合。五四时期大量外来词采用音译，而之后的外来词能意译的尽量意译。这些音译外来词构成的组合也只出现在五四时期，之后便退隐了，如“布尔扎维克主义”，此外还有一些以外国人名命名的“主义”，如“杜赫主义”。第二，此期有许多音译外来词以不同形式构成不同的组合，单单“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有“布尔希维主义”“波尔什维主义”等17种不同的写法，现在只用第一种。第三，字母词参与构成组合，如“IWW主义”。这些字母词的组合数量较少，《东方杂志》不足10例，有纯字母与“主义”的组合，也有少数字母加上汉字与“主义”的组合，如“三K主义”。
三 由“主义”看现代汉语词汇
（一）由“主义”看五四时期汉语词汇
“-主义”组合可以作为研究早期现代汉语词汇的一个出发点，“-主义”的结构和它的使用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五四时期词汇的特点，即多样性和复杂性。
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带来外来词和字母词的同时更带来了外来语素，王力也指出“五四以后，由于西洋语言的影响，现代汉语有了一些新兴的名词词尾……真正新兴的名词词尾是‘品’、‘性’、‘度’等”[6]（P230）。它们对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构词方面来看，外来语素不仅参与汉语构词，在其影响下，汉语固有语素也出现了词缀化的倾向，如“超-”“-手”等。它们扩大了原有的词义，产生了新的用法，这些类词缀具有很高的能产性，是新词产生的主要途径之一。
从词形方面来看，五四时期出现了许多异形词，其中包括外来异形词，此期外来词音译、意译并存，而且一个外来词也有不同的音译，如“门罗主义”“孟罗主义”等。除此之外，同素异序词和异素同义词也是五四时期词汇的一大特点，前者如“阶段”“段阶”，后者如“人才”“人材”，每一组词在词性、词义等方面是完全相同的，这也体现了五四时期词汇的多样性，但是用法完全相同的一组词是不能长时间并存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它们或慢慢分化，或优胜劣汰。
此期词语的构词成分也体现了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当代汉语中这一组合的构词成分呈现出“一边倒”的特点，主要以体词为主，而五四时期则不然，这一时期没有某一个强势的构词成分，谓词稍多，但各个成分都有发展，相对平均。
“-主义”组合在音节上的特点折射出了五四时期多音节词发展的趋势。汉语双音节词较多，双音节词加上“主义”“反”等类词缀构成的词势必组成多音节词，所以类词缀类推造词是五四时期多音节词发展的一大原因。《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一书中指出：“如果说汉语中双音节词的开始大量产生是戊戌-辛亥时期的事，那么三音节词的开始大量产生就是五四以后的事了。”[7]（P116）
（二）由“主义”看整个现代汉语词汇
《汉语大词典》“主义”有六个义项，《现代汉语词典》“主义”有三个义项。《汉语大词典》前三个义项大多用于古代汉语，后三个义项与《现代汉语词典》相同，属于外来的，对应英语词缀“-ism”。“-ism”在英语中无论作为名词单独出现还是作为后缀，都有“主义”“论”“制度”等含义，如“realism（现实主义）”。《东方杂志》1918年15卷第5期《乌克兰问题之开展》有“国民主义（Nationalism）”与“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这是英汉对应形式第一次共现，证明了“主义”作为“理论主张”、“思想作风”和“政治经济体系”等词义与英语中的“-ism”对应，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三个义项属于外来的。
外来形式在汉语中的盛行，特别是像“主义”这样具有类词缀功能的构词成分具有强大的能产性，它单单在《东方杂志》中就构成了2792例组合，类似的还有“反-”（Anti-）、“超-”（Super-）等。外来形式与本土固有形式之间有比较复杂的关系，因为人们往往是用本土固有形式来对译外来形式，这就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造成了二者的纠缠不清，比如《汉语大词典》中“主义”的前三个义项是本土固有的，后三个义项是来外来的，《汉语大词典》将这六个义项全部收入，如果不对其进行研究，很难发现这六个义项之间的关系；二是借由这些外来形式，本土固有的一些具有类词缀功能的词也重新活跃起来，例如“-者”“-家”等。
外来词的“意译”对汉语词汇产生巨大的影响，五四时期的外来词大都采用音译。受“主义”的启发，可以重新考虑外来形式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一是在词的层面，新造大量用汉语构词材料构成的词，如“爱国主义”；二是在词的内部，这些成分作为构词语素，构成了不少新词族群，并且有的还有相当的能产性——如上文提到的“万能主义”，“主义”在这一新词族群中充当构词语素，前边可以添加不同成分，构成不同的组合，如“市场万能主义”，还可以在词族群中间添加成分构成不同的组合，如“极端主义”可以构成“极端官治主义”。
余论
刁晏斌认为“主义”呈现出由盛到衰的发展趋势。[8]它在五四时期表现出明显的词缀化倾向和很强的构词能力，但使用频率较低。在1949年之后“主义”类新词产生的数量锐减，但个别像“社会主义”等政治色彩浓重的词使用频率很高。改革开放之后，“主义”类新词不仅数量少且使用频率低。魏伟将其发展过程进一步总结为“词多频低—词少频高—词少频低”三个阶段，形成了一条明显的由盛到衰的发展线路。[9]这也反映了五四时期词语使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总体来看，五四时期的“主义”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充当构词成分，临时搭配多，复杂多样且位置自由；而当代汉语中的“主义”只能充当构词成分，位置趋于固定，功能也比较单一，即只能作为与“-ism”相对应的词缀或类词缀。原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把这一现象称为“词缀化倾向”[7]（P107），这是指“主义”作为一个词素原有的意义逐渐弱化，在构词中只产生一种附加意义的倾向。这一倾向是五四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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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纂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僧无著道忠中国禅籍语言研究论考”（项目编号：17BYY023）的阶段性成果。
[2]作者简介：杨亚贤（1990～），女，河北高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5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汉语史。
[3]《东方杂志》发行期间曾因1911年辛亥革命、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三次重大的社会动荡而短暂休刊。
[4]吕叔湘认为“有不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然而还是差点，只可以称为类前缀或类后缀”。见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