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巴黎之行
1900年3月21日，是奥拉西奥·基罗加起程前往巴黎的日子。天下着雨。蒙得维的亚码头上，聚集着为亲朋送行的人们。旅客们都已上了船，恋恋不舍地望着前来送别的亲人。汽笛声突然传来，乘客们挥着手或摇着手帕，有的人还流下难过的泪水。
基罗加站在蒙得维的亚号客轮的甲板上，通过灰蒙蒙的雾气望着蒙得维的亚。大海开始翻滚，波浪拍打着船舷。基罗加在码头上的人群中看见了母亲，她在静静地哭泣。他听见母亲对他说：“上帝保佑你，我的儿子！”这时，一阵凉风吹来，基罗加不由自主地竖起大衣的翻领。又一阵笛声响起，客轮开始移动了。码头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城市、房屋、码头……也变得越来越远，模糊不清，最后消失在他的视野中。这仿佛在梦里，梦中的景象交织在一起，远去了，消失了。
基罗加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在朋友们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种恋恋不舍的目光。那目光从岸上投来，仿佛这是见我最后一面似的。”
客轮向远方驶去，开始了它的冒险航行。它颠簸着，奋力地前进。天上堆积着乌云，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基罗加走遍了全船。对他那双习惯长途跋涉的灵活的腿脚来说，它似乎太小了，太窄了。他走进了餐厅，那里有几张桌子，几条长凳。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架钢琴。他觉得那里的环境太寒酸了。他不由得点上一支烟，在他的旅行日记里信手写道：“我甚至相信，站满了码头的人那么全神贯注地望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命定升天的人。”在遥远的地方，在另一条道路上，安德烈·纪德
正构思送别和旅行的颂歌：“我希望在你心中唤醒起程的渴望，奔向何方并不重要；起程，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庭，你的卧室。”基罗加似乎听到了这些话，这些话燃烧着热情的年轻人的心。他离开了城市，把一个女人的照片丢在一个房间里，离开了他的家——那个发生过一个个悲剧的地方。他躲进了船舱，想到了巴黎。
船上的生活是单调的，令人厌倦的。他只能望着大海，听着螺旋桨拨动海水的哗啦声，或者哼唱那支忧伤的华尔兹乐曲，这使他回想起一个女人，她在她的房间里孤独而恐惧地为我们哭泣。一个夜晚，他谈到了雷伊莱斯的《外来人》。他在他的旅行日记里写道：“总之，这是一个好作品，不多见。”在一个雾蒙蒙的日子，船上出现了骚动，因为船只发生了什么情况。船长对他的工作人员下了命令，旅客们集合在甲板上。有那么一会儿，基罗加似乎享受到了遇见意外事件的快感。但是船只顺利穿过了海雾，又平稳地前进了，又恢复了那种始终如一的行驶节奏。但是，巴黎，他向往的巴黎，还在远方。在旅途上，基罗加遇到几个要好的伙伴：一个英国青年，一个说话带意大利口音的智利人，一个德国小伙子，还有一位画家。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人是旅行的主要人物，他们都很持重、精力旺盛、自命不凡。”当然也有临时的女友，和他跳华尔兹、玛祖卡和波尔卡的姑娘。跳完舞后，基罗加走到船尾甲板上，观看波光闪闪的海水。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头脑中产生了对一个浪头、一个火红的浪头的幻觉。它变成了一团在水面上闪光的萤火虫，它们在螺旋桨的疯狂拨击下死去，落在了水面。”他望了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一次觉得一种异样的目光在注视他。他心里想，有人在注意他的活动。一个无形的旁观者在专注地望着这个命定升天的人……他要离去……成为强者……忘记一切……永远不回来……
在船尾甲板上，基罗加向着陌生的地方，把目光投向黑夜和大海。
和我在一张桌上吃饭的共10个人，看上去他们的境遇很不幸。他们全是或胖或瘦的热那亚人，个个食不果腹，一副卖油或卖菜人的模样。他们一定和这样的人相差不远。有一个女人长得很胖，身着黑衣，肤色偏黑，她斜眼望着别人正在吃的饭。当服务员给她送来饭菜的时候，她急着要吃，在开始吃之前先斜眼望了望周围。后来，有一位斜眼的、45岁金发大妈打赌说，她是卖菜的，她有一个16岁的女儿，长得很漂亮，非常纯真、胆怯，几乎时不时地受惊吓，完全缺乏教养。这两个妇人的音色因其低沉而尖细，特别引人注意，就像被包在棉花里的声音发出的振动声……
……昨天，我终于读完了《繁殖》。我认为这是左拉最完美的作品。他舍弃了许多没完没了的描写(并非都优美)，并以语言表达取胜。多么美的表达方式啊！尽管他已习惯语言的推动作用，但是你总是对他那种能言善辩的本领感到惊讶。这一点在此作中比在其他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有力，千百倍的有力。作品中的形象和语句，是不可超越的。
九点半，我们到甲板上去跳舞。寒冷的夜晚硬是让我患了严重的哮喘。一共有九对舞伴。一位妇人跟我跳舞时对我说：抱紧我，跳快一点，这样我可以继续跳……
四月二十日。过去的这些天，我一直患哮喘，可恨的哮喘，残忍的哮喘！
基罗加在船舱里写他旅行的印象。他用的是一个小记事本，用他那小小的文字把它写满。在他描述朋友们的文字旁边(这些描述不乏幽默的笔调)，他还写了在横渡大西洋时读的作品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热心、专注、不满足、能够进行尖锐批评或热情赞美的读者。在小记事本里，基罗加描写了两个很长的梦境。一个梦可以概括为当他看到地陷时的恐惧心情；另一个梦讲述了他对未婚妻的堕落行为的担心。这两个梦给旅行中的基罗加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轮船驶过达喀尔、特纳利夫岛、圣维森特……向旧大陆、向以其远方的光芒吸引着新大陆的青年的大都市前进……驶过拉斯帕尔马斯……驶过在海边的斜坡上建造的一幢幢白房子。基罗加对伸展在城市和港口之间的沙地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他用铅笔描绘了那幅景致的轮廓。他还在海面上看见一个人的形象。热带的夕阳坠向大海。在五颜六色的风景中，出现了一座约200米高的山峰。山上有一条路，基罗加把它比作一条没有血色的细蛇。在郁闷、思乡和哮喘严重的时候，他阅读萨福和普雷沃斯特的作品。雪山、橄榄树、村镇……乘船旅行感到疲惫的基罗加，遥望着等待他到来的海岸。一种既害怕陌生的地方又渴望到达的复杂心情占据着这个站在甲板上的瘦弱的人的思想。意大利、热那亚到了。跳板铺好了。基罗加夹在旅客中间下船。他这个年轻人的妄自尊大，他那身摩登的公子哥儿的衣着，赋予他一定的信心，同时也赋予他一种自命不凡的男子汉的外表。人声嘈杂……办手续……过海关……然后……街道，城市，基罗加渴望征服的新世界。
热那亚。在这个城市，基罗加骑着自行车逛了逛，记下了他的印象。他喜欢这个建在海上的城市。他停在一幢房子前，房子周围有花园、热带花卉、被折断的洋常春藤、西洋丁香。“给人一种特别懒散和诗的感觉”，他自语道。他看到一些车辆和一些头上插着黑羽毛的马匹，他顶着有利于健康的烈日经过一条又一条大街……他感到很愉快，在巴尔比大街一家餐厅吃了饭。然后，他便动身去巴黎。到了边境上的一个现代化车站，他上了火车。二等车厢，十分拥挤，他感到沮丧、厌烦……阿尔卑斯山……一座座雪山……火车使他渐渐接近巴黎，火车把他带向爱情和诗歌之都，一个让他热切盼望到达的地方。巴黎。人们还在筹备世界博览会——那个世纪的伟大成就和艺术的展览会。
1900年。巴黎将一切文明国家的冒险家、诗人和间谍聚集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策划着阴谋诡计、文学运动、殖民战争……他们崇拜着某些词语：进步、未来、能量、科学……
1900年……鲁文·达里奥像一个外来的黑发上帝一样，受到一群发现了现代主义的诗人的赞赏。巴黎竖起了又打倒了它的神灵。不久前，魏尔兰还是文学聚会上的核心人物，还有奥斯卡·王尔德，他用他那行贿者的传说和他那习惯撒谎的大嘴巴讲述故事和诗歌。巴黎，一个既美丽又残忍的城市，它是患病的魏尔兰的敌人，它是受监禁的王尔德的控告者……火车在前进……矩形的、黄色的、红色的、紫色的土地……一座座昏暗的城市、一块块农田、一幢幢房子……机车发出一声胜利的呼啸：巴黎到了！
比利安宅第，恩特雷波特街13号。基罗加留下了他的名片。他要找的人不在家。他跑了几家客栈，在一家客栈要了一个房间。他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进入了巴黎的夜晚。他在一条条大街上行走，街上布满了灯光、奔跑的人、交谈的人、土耳其人、自行车，令人眼花缭乱。巴黎向他展示着它的欢乐、市民的混乱不堪和各种群魔乱舞般的活动。这就是世界会议的中心。他在世界博览会上徜徉，参观了瑞典馆、匈牙利馆、德国馆。他在埃菲尔铁塔下写作……巴黎和女人们……有一个女人管他叫“阿拉伯小帅哥儿”……巴黎和拉丁区的文学茶会……鲁文·达里奥(身体很胖，戴着草帽)问他是否认识罗多。在巴黎的夜晚，基罗加既高兴又厌倦。他厌恶巴黎的诗人、巴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巴黎的妓女。他梦中的天堂显露着它的裂痕和它的糜烂。但是并非一切都完蛋了，还可以参观卢浮宫或观看自行车赛……
奥德翁广场旅馆，基罗加的新寓所。基罗加考虑问题依然带着悲观情绪。晚上，他上街闲逛：蒙得马特雷街、意大利街、旱金莲街、玛德雷纳街，他都逛过。他买了一辆自行车，参观了卢浮宫，观看画家们、复制大师们的作品，停在海景画展部分欣赏。他在巴黎街头漫步，游荡，观察行人。“戴礼帽的人多得数不胜数，从游手好闲的人到大人物。”他在旅馆里做笔记，三个留辫子、穿东方服装的中国人走进来。据基罗加说，那是一个晴天，美洲的一天……他等待着去王子公园的时刻，那里将举行一次大型自行车赛。几天前他去过布洛涅林园，那里飘荡着军乐队的奏乐声。基罗加穿着他那件萨尔托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的汗衫观看了自行车赛……“此时此刻，有来自各阶层的七八千人。我这件印着CCS的汗衫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这是在巴黎啊！”基罗加记录着自行车运动员们的时间，进行着对三轮摩托车的赞美和若干关于泰勒、博赫斯、鲍格和沃尔特斯的富有诗意的运动姿势的描写。另一天，他参观了圣母院。巴黎的纪念性建筑物以墙壁的又暗又脏的色调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巴黎回国后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巴黎的房子都是黑色的。”在圣母院里，基罗加看到滴水嘴兽、稀有动物颈状的水落管时，惊讶不已。他再次参观卢浮宫，再一次光顾王子公园，观看自行车赛。他在记事本里记下了自行车运动员们的时间。在笔记中间有一首诗——《米洛的维纳斯》。
在西拉诺咖啡馆里，一些作家在那里聚会。基罗加去了这家咖啡馆，但是他对那种像法国人的拉丁美洲人的聚会感到厌恶，漠然置之。他给亲朋好友写的信中说：“我觉得在所有那些人中，除了达里奥有影响和相当富有外，其他的人都太自命不凡了。”西拉诺是一家下等咖啡馆，位于克利奇大街蒙特玛特莱广场上。他与恩里克·戈麦斯·卡里约、鲁文·达里奥、曼努埃尔·马查多和1900年他在巴黎时的诗人、纪实作家、翻译家和审美家们在那里相遇。基罗加对咖啡馆里的某些老主顾感到并表现得反感。这位蒙得维的亚的颓废诗人在巴黎觉得自己是民族主义者、流亡者和斗士。一天晚上，他问卡里约：
“卡里约，请告诉我，你讲瓜拉尼语吗？”
“什么？”
“我问你，你是不是讲瓜拉尼语。”
